劉孟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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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孟純(1904年—1982年11月6日),字粹文廣東惠州(今惠城區)人,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1][2]

生平[編輯]

學習生活[編輯]

1904年,劉孟純生於廣東惠州城一個書香門第。祖父劉濟霖是清朝的貢生,做過清朝小官,辛亥革命後以「前清遺老」自居。三歲起,劉孟純隨祖父母生活。七歲,祖父延請私塾先生來家中教劉孟純讀書。1918年,劉孟純考入惠州中學。1922年春,劉孟純的祖父病逝,家中經濟發生困難。劉孟純在學校領導罷課,還起草了一篇告社會的白話文宣言書討伐學校,結果學習成績很好的劉孟純被學校以「品學特劣」為由開除。祖母將他送到廣州,補習了中學最後兩三個月的課程,以同等學力資格考入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文史部。[2]

1923年夏,祖母病逝。家中將房子變賣籌集葬費,全家生活限入困頓。料理完祖母喪事後,劉孟純帶著母親及弟妹等人,本來想回廣州,但陳炯明叛軍已包圍惠州城,劉孟純只好帶家人到鄉下,在大湖洋的一所小學教書幾個月。1923年冬,惠州解圍後,劉孟純回廣州繼續學業。[2]

投筆從戎[編輯]

1925年春,東征軍在驅逐陳炯明叛軍後,又攻打入廣東的滇桂軍,在廣州城附近不斷發生戰鬥,學校被迫停課。劉孟純家中來信稱,一位親戚在邱鴻鈞部隊替他找到一份工作。因父親一直失業,劉孟純只好中斷學業從軍。[2]

該部隊原來是陳炯明叛軍,由潮梅軍第三路司令邱鴻鈞收編。劉孟純是該部隊唯一的讀書人。後來,劉孟純因為平息了一次叛亂,使邱鴻鈞脫險,受到邱鴻鈞賞識,被邱鴻鈞任命為自己的秘書。1925年秋,劉孟純等人集體加入中國國民黨。1926年1月,劉孟純所在部隊參加完第二次東征後,被編入程潛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劉孟純離開部隊,重回廣東高等師範學校學習。課餘為維持生計,夜間兼職負責軍委會政治訓練部宣傳處刊物《政治工作》(後更名為《軍人日報》)的印刷及校對工作。1926年7月,為開展北伐,成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邱鴻鈞任總司令部一個徵募處處長,要劉孟純來徵募處總務科當文書股長。1926年9月,北伐軍進攻漢口時,劉孟純隨邱鴻鈞北上,到武漢設立辦事機構,學業再度中斷。[2]

留學夢碎[編輯]

1928年秋,在將奉系張作霖驅逐出北平後,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在北平決定裁軍,成立編遣委員會。編遣委員會規定,凡為北伐而放棄學業的一定級別以上的軍官(包括在軍事機關工作的文職幹部),可按原文化程度申請出國留學,留學期間,編遣委員會可照顧其家庭生活。劉孟純隨即向編遣委員會申請出國留學。1929年1月,劉孟純留下辭呈,到上海補習英文。不久,邱鴻鈞來上海,要劉孟純回去繼續幫助他。幾天後,邱鴻鈞同意為劉孟純出國幫忙,劉孟純同意在留學未獲批准前,只要邱鴻鈞需要,就要去幫忙。1929年春,蔣桂戰爭後,蔣介石重新控制武漢,邱鴻鈞任武漢市公安局局長,要劉孟純任總務科長。劉孟純乃按照約定就職。兩個月後,劉孟純請病假回到上海,繼續準備留學。但中原大戰使編遣委員會解體,劉孟純的留學夢未能實現。[2]

1930年1月,劉孟純利用與南京市市長劉紀文的私交,到南京市土地局任秘書半年,後到南京市政府擔任科長,管編輯事務。1930年9月,隨劉紀文到上海江海關監督公署任總務科長。1931年5月,廣州方面宣布獨立,劉紀文參與,劉孟純隨其去廣州。未及停留,又隨邱鴻鈞回上海,準備赴武漢策動軍隊反對蔣介石,後因廣州政府的軍隊未積極北上而作罷。[2]

中央軍校[編輯]

1932年,劉孟純到南京投靠邱鴻鈞,但因當時邱鴻鈞遭蔣介石冷落而失業,故未果。一·二八事變期間,劉孟純碰到老同事容宇,容宇邀劉孟純到國民革命軍第五軍第87師特別黨部接替自己擔任書記長。當時,張治中任第五軍軍長兼第87師師長,部隊正要開往上海同日軍作戰。1932年3月初,張治中率部從上海撤到蘇州,劉孟純首次見到張治中。《淞滬停戰協定》簽訂之後,張治中辭去第五軍軍長兼第87師師長職務,回南京任中央軍校教育長,劉孟純留在第87師從事抗日宣傳。1932年秋,張治中讓劉孟純到中央軍校政訓處當政治教官,享受中校待遇。劉孟純任該職5年,直到1937年八·一三事變[2]

1933年秋,劉孟純調到中央軍校洛陽分校任政治主任教官。赴洛陽前夕,加入復興社。劉孟純多次與南京中央軍校政訓處處長滕傑衝突。1934年暑假,劉孟純回南京,於1934年冬在《黃埔月刊》發表一篇文章,涉及「民族固有道德」,稱如今提「忠君」為擁護專制,並認為道德的基礎是經濟。這違背了蔣介石發動的「新生活運動」的說法,招致政訓處斥責。[2]

1935年4月,蔣介石舉辦了第一次全國學生集訓,劉孟純奉派至江蘇集訓總隊任政治教官。在江蘇,劉孟純召集受訓學生舉辦一次集會,在會上斥責國民政府日本妥協,號召學生抗日,認為中國絕不適用法西斯制(當時蔣介石鼓吹在中國實行法西斯制),稱墨索里尼希特勒「一個是流氓、一個是惡棍」,認為《塘沽協定》乃賣國條約。他的言行被江蘇的「復興社」告發到蔣介石處。集訓結束回到南京時,劉孟純發現自己已被政訓處除名。中央軍校對政治教官採取定期聘用制,由政訓處提名,報教育長審批。中央軍校教育長張治中將名單打回,讓政訓處重新考慮。劉孟純被留下,但遭當面警告,教務科也奉指示不再安排劉孟純上課,僅安排他編寫教材。[2]

1936年3月,為準備對日本作戰,國民政府將全中國劃分為多個國防區,張治中負責京滬分區。為完成該秘密工作,在中央軍校成立了秘密機構,對外稱「高級教官室」,遷往蘇州後對外稱「中央軍校野營辦事處」,真名為「京滬警備司令部」。該機構僅有兩個處室,劉孟純任秘書處第一科科長,負責「抗敵後援」,工作是督促壯丁訓練、組織人民團體、編組展示服務隊。機構內部發行「完全鼓吹抗日」的秘密刊物《抗戰》。在張治中領導下,劉孟純協助張治中起草許多文告。八一三事變爆發後,張治中發表對日抗戰聲明,指出此戰是對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侵略罪行的總清算,還提到戰後日本要歸還中國領土。這篇聲明即出自劉孟純。[2]

從湖南到重慶[編輯]

1937年11月,由於張治中被任命為湖南省政府主席,劉孟純隨張治中湖南省赴任,任湖南省政府秘書處第一科科長。當時,劉孟純在一個文件上簽署了一項辦法,建議張治中致電報給蔣介石,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給中國共產黨在各地公開開展抗戰宣傳等活動的權利,以加強國共合作。電報被蔣介石交給CC系復興社研究。他們大罵張治中,還調查是誰的主意。劉孟純說:「聯共是已訂的國策,我的主張沒有錯。」[2][1]

1938年11月長沙大火後,張治中的湖南省主席職務被免去,由薛岳接任。薛岳要劉孟純暫留湖南,待張治中有需要再離開。其間,劉孟純歷任長沙行署辦公廳副主任、長沙行署戰地政務處處長、湖南軍管區政治部主任(同少將級)等職務。1940年秋,已調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的張治中致電報給薛岳,要劉孟純來重慶協助他。薛岳不同意,張治中乃以政治部部長名義下調令。1940年10月初,劉孟純自湖南經廣西貴州,於1940年11月到重慶,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辦公廳副主任。從1940年到1945年,在政治部的職務多次變動,但仍一直負責張治中的秘書工作。1942年,劉孟純重病,張治中徵得蔣介石批准,派飛機請成都的一位名醫來重慶診治,挽救了劉孟純的生命。[2][1]

1945年六、七月間,張治中召集劉孟純等人就戰後時局座談。他們決定成立「社會科學研究社」,進行和平宣傳。他們還決定,抗戰結束後,將政治部機關報《掃蕩報》改成《和平日報》。張治中還準備將劉孟純等人派到地方,經營地方報社。1945年8月初,劉孟純被張治中調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秘書長。他們計劃調動三民主義青年團人事,以傾向和平的人士取代主張內戰的人士。[2]

內戰與新疆[編輯]

1945年11月初,蔣介石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召集全國政工會議,但又打電報給正在新疆三區革命代表進行和平談判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要其留在新疆不必回來。蔣介石在此次會議說出了要打內戰的意圖,並布置開展政治動員等工作。幾天後,蔣介石電召在新疆的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赴重慶參加軍事會議,仍未讓張治中參加。張治中認為此次軍事會議是決定和戰的關鍵會議,乃委託劉孟純起草了一封信讓朱紹良轉交蔣介石,此即張治中上蔣介石「萬言書」,信中認為不宜內戰。後來,張治中又委託劉孟純起草了多封給蔣介石的信函,內容仍是期望和平、不要內戰。[2]

1944年11月,新疆伊寧事變爆發,三區革命開始,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1945年七八月間,三區方面向迪化進軍,駐新疆的國軍陷入危局。1945年9月13日,為處理新疆問題,張治中攜劉孟純等人抵達新疆。9月14日,張治中會見蘇聯駐迪化代理總領事,表示國民政府希望事件和平解決,請其報告蘇聯政府出面調停。等待蘇聯答覆期間,張治中一行人飛返重慶,組成一個研究新疆問題的小組,由劉孟純收集新疆資料,準備和平解決方案。很快,蘇聯發出願意調停的通知。國民政府外交部答覆蘇聯駐中國大使稱,已派張治中代表國民政府與三區方面和談。[2]

1945年10月14日,劉孟純等人隨張治中二度飛赴迪化,同三區代表和談。1946年1月2日,雙方簽訂和平協定和第一個附件,另外達成兩個口頭協議。此後張治中飛返重慶,劉孟純留下與三區代表聯繫,2月10日前後回到重慶。3月19日,張治中作為國民政府主席西北行營主任(後來改稱西北行轅)兼新疆省政府主席,攜劉孟純等人從重慶飛赴迪化,開展第二階段和談。6月6日,達成第二個附件。至此,伊寧事變和平解決。此後按照和平協議實行新疆省政府改組。新政府為民族聯合性質的政府,人員分別由中央政府指派、三區推薦、七區(除三區之外的新疆其他七區)推薦。7月1日,新政府改組成立,劉孟純任新政府的委員兼秘書長。[2]

1946年張治中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後,周恩來請張治中清查當年盛世才1942年扣押在新疆的中國共產黨方面人員。經劉孟純具體操作下,130多名被押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士兵護送下,分期分批繞過閻錫山警戒區回到延安[2]

1947年6月,麥斯武德接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劉孟純被免去新疆省政府秘書長的兼職,但仍為新疆省政府委員,同時還兼任新疆省政府宣傳委員會主任。此外,他仍任西北行轅秘書長。劉孟純對新疆省政府一些不利於新疆和平的政策採取了嚴厲限制,招致不少人攻擊。1947年11月、1948年3月,張治中同劉孟純、屈武劉澤榮三人先後兩次對新疆及全中國問題進行檢討,決定全力要求蔣介石停止內戰。他們商定,若蔣介石不同意,就只好脫離政治逃到國外。他們在新疆問題上認為首先應撤換宋希濂(時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參謀長,新疆警備總司令),第二步撤換麥斯武德,消除和三區方面合作的障礙。[2]

新疆和平解放[編輯]

1947年11月初,張治中、劉孟純等人返回南京。12月底,蔣介石接受了改組新疆省政府的建議,由包爾漢任新疆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3日,劉孟純從南京回到新疆,兼任改組之後的新疆省政府秘書長,促使新疆和平解放。他首先通過個人活動爭取新疆軍政上層主和派。當時新疆軍事負責人為陶峙岳,政治負責人為包爾漢,兩人對新疆和平解放並不十分反對。但陶峙岳不掌握軍隊實權,新疆的軍隊一部屬馬步芳(整編騎一師),大部屬胡宗南(整編78師、整編42師)。整編騎一師師長馬呈祥,整編78師師長葉成,整編78師所屬179旅旅長羅恕人等人,對新疆和平解放的立場多次動搖。1949年2月,李宗仁命陶峙岳除留一個旅在新疆駐防外,其他部隊悉數調進關內參加第二次國共內戰。陶峙岳反對進關,而馬呈祥、羅恕人主張進關,葉成態度不明。南京隨後來電要陶峙岳親赴南京。經與劉孟純等人商議,陶峙岳乃拖延不去南京,也不將軍隊調進關內。[2]

就調入關內的問題,新疆軍隊內部形成「主戰派」和「主和派」。因陶峙岳一再拖延,至1949年八、九月間,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占蘭州西寧後,「主戰派」的馬呈祥、羅恕人、葉成對陶峙岳起了疑心,認為陶峙岳受劉孟純、屈武、劉澤榮三人「包圍」和「挑唆」,決定將劉孟純、屈武、劉澤榮扣押並幹掉。[2]

此前,1949年6月,在新疆軍校舉辦的一次校慶紀念活動上,羅恕人等人唆使部下一個團長上台痛罵劉孟純是中國共產黨說客。另外他們還在各種場合向劉孟純等「主和派」示威。9月19日夜,馬呈祥、羅恕人、葉成決定除掉劉孟純等人。在行動前,他們徵求警備司令陶峙岳的意見。經過陶峙岳勸說,馬呈祥、羅恕人、葉成打消了扣押劉孟純等人的想法。[2]

1949年9月8日,毛澤東約見在北平的張治中,告訴他已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蘭州青海分兩路進軍新疆,希望張治中致電新疆軍政負責人,實現新疆和平解放。毛澤東還告訴張治中,據情報稱,只要張治中去電,新疆方面一定照辦。張治中答應。9月下旬,張治中致電報給陶峙岳,要其和包爾漢、劉孟純、屈武等人準備和平起義。[2]

1949年9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甘肅酒泉,並繼續西進,在新疆的國民黨特務及主戰軍官表示願將部隊交出,自己逃往印度。9月24日,胡宗南打電報給其部隊,要求除掉劉孟純等人後將部隊帶往南疆。但該命令已來不及執行。9月25日、26日,陶峙岳和包爾漢先後通電宣布同國民政府斷絕關係,接受和平條款,聽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新疆和平解放實現。[2]

共和國時期[編輯]

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人民政府第十一次政務會議通過的新疆省人民政府組成人員名單,劉孟純被發表為新疆省新政府委員兼秘書長。1950年初,中共中央派出專機將劉孟純全家從新疆接到北京。行前,王震司令員親到劉孟純家送行。到北京機場時,政務院總理周恩來親自迎接。不久,毛澤東主席接見並共進午餐,臨別握手時送給劉孟純三句話:一、「你為新疆和平解放盡了最大的努力,我代表全國人民感謝你。」二、「你拯救了十萬生靈。」三、「我們今後還要重用於你。」周恩來對劉孟純說:「你先在政務院熟悉熟悉情況,以後還有許多工作要借重你。」[1][2]

1950年至1953年,劉孟純任政務院參事。其間,多次開展社會調查研究,為國家建設提出意見及建議,多次承辦黨和國家領導人交辦的任務。1952年6月初,按照李維漢秘書長的指示,劉孟純和其他幾位政務院參事參加了研究政府機關會議制度、報告制度、檢查制度、總結制度的工作。7月5日,劉孟純到西北開展政府工作制度的調查研究。1953年10月5日,劉孟純作為政務院參事參加了抗美援朝慰問團赴朝鮮,祭掃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墓。[1][2]

1952年,劉孟純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同年,調任全國政協專職副秘書長。此後歷任全國政協第二、三、四屆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秘書長、民革第三至五屆中央常委兼秘書長、民革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務。[1][2]

文化大革命期間,劉孟純遭受迫害。「四人幫」被粉碎後,劉孟純擁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並希望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台灣早日回歸祖國。[2]

1976年,劉孟純患心肌梗阻症。1982年11月6日,劉孟純因急性心臟病發作逝世。在劉孟純的追悼會上,鄧小平王震、屈武、包爾漢等人或親往、或送花圈。[2]

著作[編輯]

  • 《回憶新疆和平解放》[1]
  • 《劉孟純自傳》(未刊稿)[2]

參考文獻[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