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东亚)
钟是一种东亚传统打击乐器,形状呈倒碗形,上窄下宽,起源于中国商朝。多为金属制。若由多个大小、音色不同的钟编成一组,称为“编钟”。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钟也成为佛教法器之一,称为“梵钟”。原本叫“犍稚”,也称“信鼓”,是寺院为报时、集众而敲击之用。
钟在古代东亚也用作突发事件发生时示警之用。
在早期台湾,庙里举办热闹活动(例如:迎妈祖、进香)会请专人敲钟擂鼓,目前敲钟擂鼓已电动化。
字源
[编辑]广义的钟,可以指代全部青铜乐器,是中国古代乐器分类中八音之一。《周礼·春官》中:“大师……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
狭义的钟,在《古今乐录》中单指甬钟和钮钟,并与镈、𬭚、镯等乐器并列[1]。
乐钟是钟形打击乐器的统称。学者多将其分为镈(钟)、钮钟、甬钟三种[2]。
镈和钟都是流传年代长,流传地域广,青铜乐器的代表。常常被一并进行讨论。而且他们形制有相似之处,到战国末期,镈渐渐被钮钟同化了[1]。
这里的钟即指的是,乐钟,包括镈,钮钟和甬钟(即銿钟),以及之后的春秋战国之后以圆形钟为主的,东亚各种钟类打击乐器。
起源
[编辑]神话传说
[编辑]中国古籍中有很多有关钟起源的传说。
《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锺,为乐风。”
《世本·作篇》:“垂作钟。”
此外,《吕氏春秋·古乐》、《礼记·明堂位》、《说文》中,均有垂创造了钟的传说。
文字学角度
[编辑]钟可能源于竹筒(即竹筒)。在小篆中,“筒”(即竹筒)和“銿”(即銿钟/甬钟,钟的一种)的本字都是“甬”[3]。而且,如果钟类乐器源于竹筒,或中空之木,直接而自然,它们外表相似,不需要其他过度[4] 。另外,竹筒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器物。而从生活器物发出声响,是乐器产生的第一个阶段[2]。
而镈(钟)的来源有可能是镈抚(一种囊形器,可能是农具或者乐器)[5][6]。
考古推测
[编辑]铃
[编辑]铃与钟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考古学资料证明,钟类乐器的原始形态很可能出于远古的陶铃或陶钟(此处的陶钟,指的是一种陶制打击乐器,亦称陶铙)[2]。
古人在解释钟属乐器时,多以铃作比喻。如,《广雅·释器》中,记载:“銮、镯、铎、钲、铙、钟、鑮,铃也。”
同时,现存古钟亦不乏以“铃”自铭的例子。如,1978年河南沂川下寺1号墓出土的9件钮钟,即铭有“自作咏铃”等语;传世的许子镈、楚王颔钟均铭“自作铃钟”[2]。
铃与钟腔体在形制上基本相同,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舌,这决定了两者演奏方式的不同。当早期形制较小的铃,随著青铜冶铸技术和音乐艺术的发展,被越做越大的时候,再用铃舌撞击铃腔的发音方式,由于铃体太重而变得难以实施了。把铃悬挂起来改以槌击,则顺理成章地省去铃舌,铃也就成了钟[2]。
最早的铜铃,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296号墓(公元前2085年左右)。但由于器体过小,不便直接与原始铃,钟相联系[2]。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公元前1780年 - 公元前1521年)发现了数十个铜铃。其与铜钟相似[7]。
铙
[编辑]铙形态与钟相似。考古学资料表明,钟可能直接脱胎于商代的铙。铙体型与钟相似,基本形制为合瓦形,于口弧曲。使用时口朝上,用槌敲击。
南方出土的铙,大而厚重,不成编列,称之为大铙。铙是中国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大型青铜乐器[2]。南方的大铙,不断发展,没有中断,很有可能演变成了后来的钟[8]。而且有的大铙上边有乳钉或者繁复的饰文,这个也许形成了钟枚的结构[5]。然而大铙虽声音宏达,但是音质一般比较嘈杂,独立性弱,音高不明确。他们一般是祭祀用的重器,而非定音乐器[2]。
北方的铙,体型小,常三个一组,称之为编铙。编铙中国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有一定音律关系的定音编组乐器[2]。北方的编铙在形制、组合、音列结构等方面,都与钟具有一定的承袭关系[1]。
综合
[编辑]钟的来源并不是单一的,它是多种因素的组合。有可能陶铃、陶钟是种类乐器的最基本的形态。而后甬钟与镈(钟)分别起源于原始的竹木筒与镈抚。随时文化的不断交融,出现了之后甬钟与镈。而钮钟则是甬钟吸收了铜铃环纽的特点而形成的[5]。
类别
[编辑]合瓦形钟
[编辑]合瓦形钟,横截面为合瓦形。
合瓦形钟的音乐性非常好。敲击后,声音迅速衰减。它可以避免圆形钟嗡声过长的缺点,演奏出旋律性更强的音乐。同时一钟可以产生两个音高(敲击侧鼓、正鼓,两音高多为大三度或小三度)[2]。
合瓦形钟起于西周,兴盛于战国,没落于汉代。
文字记载
[编辑]《周礼·冬官考工记·凫氏》对钟的形制有详细的描述[9]:钟身象两爿瓦片对合的形状(合瓦形),两侧形成的锐角名为“铣”,亦名“栾”;两铣之间,下缘名为“于”;于上名为“鼓”,鼓的中部用来打击之处名为“隧”;鼓上名“钲”,钲由钟带纵三横四分为十二格,每格有三个钟乳突起,名为“枚”或“景”,钟带名为“篆”;钲上是椭圆的钟顶,名叫“舞”;舞上是悬挂钟的柄,名“甬”;甬端平正,谓之“衡”。甬近下部有半环固定件,称为“斡”,或铸成兽状,称为“旋虫”。半环中贯一正环,用来悬在钟架(“虡”)上,称为“旋”[10]。
同时,《周礼·冬官考工记·凫氏》中,还有对钟各部分比例的记载。比如,铣间、鼓间、舞修、舞广、铣长[11]的比例为0.8、0.64、0.64、0.512、1。人们对出土编钟的测量,证实了当时的编钟可能是参考了《周礼·冬官考工记·凫氏》制作的[12]。
乐钟类别
[编辑]狭义的钟有两类:有柄者称为甬钟,悬挂时钟体倾斜;无柄,舞上有钮者称钮钟,悬挂时钟体正。
甬钟是西周乐悬的主体,产生于西周初期。
钮钟出现于西周末期。
钮钟由甬钟的钟体和铜铃的纽相结合而派生出来。钮钟体型比甬钟小得多,可以演奏更高的音。它的出现,是为了满足钟类乐器旋律性能的需要[2]。
广义的乐钟,还包括镈(钟)。
镈最早出现于殷商,在中国南方的湘水流域及附近区域[2]。
镈的形态与其他乐钟类似,但是是下部为平口。它们较甬钟体型更大,声音宏大低沉。春秋早期与中期,征部有很多纹饰,两侧有鸟云形、虎形、夔形的“翼”。但是后来,由于音乐性的需求,它们逐渐与其他乐钟趋同,直至战国末期以后被钮钟融合了[13]。
技术失传
[编辑]自西汉早中期,双音技术逐渐流失。由于合瓦形钟的功能不被世人所理解,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即使有合瓦形钟,大多徒有其表,不具备“双音”的音乐功能[14]。
自三国之后,难见到两铣折角的合瓦形钟,取而代之的是圆形构造的钟的兴起。
宋徽宗赵佶,于崇宁年间,以当时出土的周代乐器宋公成钟为标本,制作出来一批“大晟钟”[2]。随后,清康熙、乾隆时期也铸造了大批仿古钟。但是它们也都不具有合瓦形钟的音乐功能。
圆形钟
[编辑]横截面为圆形,底端开口的钟形乐器。
东汉以后,钟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报时作用[14]。
随著佛教的传入,自六朝始,有在佛寺中报时作用的圆形“梵钟”开始流行[14]。
《百丈清规·法器》中记载:“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即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
梵钟可能收到了古印度铜铃的影响,但是古印度并没有发现过梵钟类器物[15]。
南方的梵钟圆筒形平直口,可能与先秦合瓦形钟关系紧密。北方的梵钟圆筒形波曲口,可能是仿照自莲瓣图案[16]。
自宋代至清代,大量梵钟涌现。
中国的钟
[编辑]钟(合瓦形青铜钟)作为乐器及礼器起于西周,兴盛于战国,没落于西汉。它不仅是古代的打击乐器,也是象征拥有者权位的礼器。常以编钟的形式组合成套,少则三枚,多则十数枚。
商
[编辑]在殷商末期,形制复杂,装饰华丽的镈钟已经出现在南方古越族的活动区域。
最早的镈,是江西新干线大洋洲商墓出土的涡纹兽面镈。年代大约是殷墟中期后段(约公元前1100年左右)[2]。
西周
[编辑]西周的钟多为五音缺商(比如,晋侯苏编钟的16个一套,不出宫角徵羽)[2]。因为周取代了商,所以音律中没有商音。
甬钟出现于西周初期。
年代不可考,最早的甬钟,是晋侯苏Ⅰ式编钟,年代至少应在康王世以前的西周初期(约公元前1040年以前)[2]。
年代可考,最早的甬钟,是陕西宝鸡竹园沟𢐗伯格墓出土的编钟。时代大约是西周早期,康昭之际(约公元前1027年左右)。
叶家山编钟曾被认为是最早的编钟。但是近年来,人们认为它的时代大约是西周昭王之世(约公元前1027年 - 公元前977年)[17]。不会早于陕西宝鸡竹园沟𢐗伯格墓出土的编钟[18]。
稍后,有西周穆王时期,长安普渡村长甶墓出土的3件甬钟;西周康昭时期,大英博物馆东方部藏细线云纹甬钟,不一而足。
西周镈大多为传世品,能确认年代的非常少。
比较典型的有克镈和陕西眉县窖藏镈[2]。
钮钟在西周末期出现,在春秋之后才盛行。
西周唯一的钮钟是山西闻喜上郭村210号墓钮编钟(9件)[2]。
春秋战国
[编辑]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很多诸侯铸造并享用超越自己爵位等级规定的乐悬规模。这是中国青铜时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巅峰,出现大量音乐文物[2]。
最为有名曾侯乙编钟。它规模大,音色丰富优美,音域宽广,音律较准确。
秦汉
[编辑]编钟文化衰落,铸造和调音技术失传。大多编钟没有了双音的功能性。
最为有名的,是西汉初期山东章丘洛庄编钟。它具有双音,但是技术与先秦有别[12]。这改写了秦汉双音失传的时间。
宋元明清
[编辑]较为有名的是大晟钟,它是宋徽宗赵佶,于崇宁年间,以当时出土的周代乐器宋公成钟为标本制作出来的[2]。随后,清康熙、乾隆时期也铸造了大批仿古钟。除此之外,梵钟在大江南北大为流行。
梵钟
[编辑]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寺钟有报时作用的梵钟开始流行。最早的梵钟出现于南北朝[14]。
比较古老的梵钟记载,是公元6世纪初,梁昭明太子为母造慈觉寺与东宫,掘得古钟以施寺[16]。
北魏的壁画中,也有钟的描绘。如,北魏孝昌二年骆道明造像碑(公元526年),北魏正光四年翟兴祖造像碑(公元523年)[16]。
目前所知中国最古老的梵钟实物,是现存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的一口南朝陈太建七年(公元575年) 的铜钟[16]。
中国国内所藏有明确纪念最早的梵钟,是宝室寺铜钟,铸造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
比较古老的梵钟,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所藏,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所铸铜钟。
中国现存最大的青铜钟,是明朝|永乐年间铸制的永乐大钟(公元1403~1424年),钟面上、下、内、外合共刻有近23万字,是中国现时已发现最大型的青铜梵钟,有“钟王”之美誉,亦为世界最大的佛钟以及世界上铸有最多文字的大钟,现时存放在北京市西北郊北三环路的大钟寺。
-
中国战国时代钮钟
-
永乐大钟
-
明代的钟
-
北京中华世纪钟
其他东亚国家的钟
[编辑]日本
[编辑]日本的钟常见于佛寺,也有小型的半钟设于人口集中的地区,用作火警警示之用。编钟则是从室町时代中期由中国宋朝传入。
日本的梵钟有钟乳,可能发明于中国南方,最迟在南朝传播至朝鲜和日本[16]。
日本现存最早的梵钟是奈良时代的妙心寺钟,位于京都妙心寺内,为公元698年铸造,是日本现存最古的钟。
-
金龙山浅草寺的钟
-
平等院(宇治)的钟(复制)
朝鲜半岛
[编辑]朝鲜半岛的钟有钟乳,还有被称为“甬”的圆筒。朝鲜半岛的钟自朝鲜三国时代(至迟中国南朝时期[16])传入,现存的多为佛寺的梵钟。而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的雅乐也有使用编钟。现存的钟大多数是统一新罗和高丽时代的文物。其中统一新罗时代的圣德王钟被视为朝鲜钟的杰作。
越南
[编辑]越南也由中国传入钟,现存最古的钟是越南北部青威县青梅社出土的青梅社钟,是越南第三次北属时期文物。
琉球
[编辑]参见
[编辑]注释
[编辑]- ^ 1.0 1.1 1.2 李, 宏锋. 艺术突破与音响本体的自觉——论春秋器乐艺术的独立发展. 乐史披沙:音乐学术论文选(2005—2014).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 24. ISBN 9787569913668.
- ^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王, 子初. 中國音樂考古學.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ISBN 7-5334-3553-2.
- ^ 唐, 兰. 古樂器小記. 紫禁城出版社. 1995: 347.
- ^ 郭, 沫若. 兩周金文辭大係圖錄釋考. 科学出版社. 1957: 237.
- ^ 5.0 5.1 5.2 陈双新. 青铜钟镈起源研究. 中国音乐学. 2002, (2).
- ^ 冯卓慧. 試論青銅鎛的起源. 中国音乐学(季刊). 2018, (3): 52.
- ^ 蔡杰. 二里头文化铜铃的类型与铸造分析. 中华文物. 2014, (4): 53 [2019-06-15]. doi:10.14113/j.cnki.cn11-1316/j.2015.01.0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7-01).
- ^ 高至喜. 論中國南方商周時期銅鐃的型式、演變與年代. 南方文物. 1993, (2).
- ^ 原文:两栾谓之铣,铣间谓之于,于上谓之鼓,鼓上谓之钲,钲上谓之舞,舞上谓之甬,甬上谓之衡。钟县谓之旋,旋虫谓之斡。钟带谓之篆,篆间谓之枚,枚谓之景。于上之攠之遂。
- ^ 图示结构见中研院:http://museum.sinica.edu.tw/_upload/image/resources/large/8035b1636e957af9.jpg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铣间:两铣之间距离。 鼓间:两鼓之间距离。 舞修、舞广:舞为椭圆形,椭圆长轴为修,短轴为广。 铣长:合瓦结合棱的长度。
- ^ 12.0 12.1 王清雷. 章丘洛莊編鐘的音樂學研究. 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11, (4).
- ^ 李, 宏锋. 乐史披沙. 北京: 中国时代华文书局. 2017: 24. ISBN 9787569913668.
- ^ 14.0 14.1 14.2 14.3 朱国伟. 中国圆形钟源流探略. 音乐研究. 2018, (4): 45.
- ^ 林, 谦三. 東亞樂器考. 音乐出版社. 1962: 54.
- ^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秘密. 也谈梵钟起源. 四川文物. 2014, (6): 60.
- ^ 黄凤春. 说西周金文钟的“南公”——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 江汉考古. 2016, (8).
- ^ 方建军. 论叶家山曾国编钟及有关问题. 中国音乐学. 2015, (1): 49.
- ^ 制作者の㈱老子制作所 会长の记事より (北日本新闻〔平成21年5月4日 9页〕)
参考
[编辑]- 钱玄. 《三礼通论》.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ISBN 7-81047-0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