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基百科:維基百科惡作劇列表/俄羅斯混亂時期
![本頁使用了標題或全文手工轉換](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c/cd/Zh_conversion_icon_m.svg/35px-Zh_conversion_icon_m.svg.png)
![]() | 本專案頁為惡作劇考證題材,並僅因此目的而存檔自俄羅斯混亂時期,原始貢獻者為User:折毛。 請勿將本頁內容用於創建惡作劇,原因見此。 |
![Painting of Kuzma Minin addressing a large crowd](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thumb/8/8a/Appeal_of_Minin.jpg/220px-Appeal_of_Minin.jpg)
俄羅斯歷史 |
---|
![]() |
混亂時期(俄語: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拉丁化:Smutnoye Vremya)或動亂時代、空位時期、大動亂時代,是俄羅斯沙皇國留里克王朝與羅曼諾夫王朝交替期間的空位期。狹義由1598年留里克王朝絕嗣至1613年羅曼諾夫王朝成立,廣義由1583-1584年立窩尼亞戰爭失敗[1]後伊凡四世離世至1618年俄波戰爭結束。因沙皇伊凡四世駕崩後,其數子亦相繼亡故,引發繼承危機。俄羅斯沙皇國內部政局動盪、貴族起兵、農民起義,波蘭立陶宛聯邦及瑞典帝國相繼入侵,導致莫斯科中心權位處於無政府狀態,在南部和中部還引發傷亡與動盪[2]。在15年間(1598-1613年),沙皇皇位轉移了6次,因為動亂造成近100至120萬人死亡,俄羅斯一些地區的人口甚至減少超過一半[3],還差點成為波蘭的一個省份[1][4]。
戈東諾夫王朝晚期開始戰事不斷,自鮑里斯·費奧多羅維奇·戈東諾夫去世後,俄國政局完全失控,俄國內部裂解為數個陣營互相交戰,1610年波蘭短暫平定俄國內亂,並扶持了親波蘭的七波雅爾政權,以波蘭儲君瓦迪斯瓦夫為沙皇。但因為波蘭國王齊格蒙特三世欲征服俄國而陷入了全面戰爭。波蘭雖然起初連戰連勝,因為波蘭瑟姆制度的牽制和後勤的限制,以及俄國內部各軍的堅決抵抗,無法對廣大的占領地進行有效統治,俄國依靠廣大國土縱深和大量的人力物資成功摧毀波蘭立陶宛駐軍。1612年9月4日,俄軍在莫斯科保衛戰中收復首都莫斯科。但戰爭並未因此而停止,當年冬天齊格蒙特三世再次出兵入侵,在沃洛科拉姆斯克保衛戰被打敗,及後雙方互有攻守。在1615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登陸利沃尼亞入侵普斯科夫,最終被擊退,1618年,波蘭儲君瓦迪斯瓦夫發動宣稱戰爭失敗後,雙方和談,結束了戰爭。
概要
[編輯]混亂時期前,一系列事件已造成了俄羅斯的不穩定。1598年,留里克王朝的最後繼承人,沙皇費奧多爾一世去世。皇后伊琳娜·戈東諾娃自稱攝政,但9天後即交權給兄長鮑里斯·戈東諾夫,自己退隱到修道院。鮑里斯繼位,成為俄羅斯沙皇[2]。鮑里斯面臨饑荒 (1601-1603年)、波雅爾的反對,以及波蘭人支持的皇位覬覦者挑戰[2]。
1591年,俄羅斯沙皇費奧多爾一世的同父異母兄弟、有王位繼承權的德米特里·伊萬諾維奇離奇身亡。1604年,一個自稱是德米特里的人出現,並且得到了波蘭國王齊格蒙特三世的支持。
戈東諾夫在世時得以維持其政權[2]。但1605年4月,戈東諾夫去世,其子費奧多爾二世繼位,但支持偽德米特里的暴徒殺死費奧多爾二世,並於1605年6月,立德米特里為沙皇,史稱「偽德米特里一世」[2]。
由於採取親波蘭的政策,德米特里觸怒了俄羅斯大貴族。在權勢貴族瓦西里·叔伊斯基的率領下,德米特里被殺,叔伊斯基即位,號稱瓦西里四世(1606-1610年在位)[2]。
1607年,另一個偽德米特里出現,再次得到波蘭的支持。1610年,波蘭軍隊攻占莫斯科,瓦西里四世被俘同時瑞典軍隊自瑞屬芬蘭開始入侵北邊,1611年諾夫哥羅德城被瑞典攻佔,隔年瑞典已佔領了俄羅斯所有波羅的海出海口,其後俄羅斯正式割給瑞典。而由於齊格蒙特三世想讓自己的兒子瓦迪斯拉夫繼承俄羅斯皇位,後來又改變主意想自己兼任俄羅斯沙皇。但是波蘭入侵者在1612年被俄羅斯貴族們召集的軍隊驅逐。
1613年,全俄羅斯縉紳會議宣布立17歲的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為沙皇,羅曼諾夫王朝開始。
1617年,瑞典和俄羅斯議和,簽訂《斯托爾波沃條約》。1619年波蘭獲得了斯摩棱斯克和切爾尼戈夫。
相關研究
[編輯]「混亂時期」本身不是一個歷史名詞,在19世紀之前的俄羅斯,這段時期被稱為「動亂」(Смута)。「動亂」一詞由17世紀外交衙門書記官格里戈里·科托希欣所命名[5]。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一術語逐漸在俄語中固定下來。一般來說,「動亂」專指17世紀初「莫斯科國家生活中充滿危機的時刻」。而後「動亂」這一概念也被引入律法中,「引發動亂」屬於國事罪,指「本質上破壞國家安定的來自內部或是外部的罪行」[6]。19世紀的俄國史學家開始全面研究留里克王朝和羅曼諾夫王朝之間的這一時期,著名學者如謝爾蓋·費奧多羅維奇·普拉托諾夫和瓦西里·奧西普維奇·克柳切夫斯基對「混亂時期」的歷史進程有深刻分析。克柳切夫斯基本人就是「混亂時期」(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一詞的命名者,在《俄國史教程》第三卷中,他以此時期作分界線,稱為俄國歷史第四時期的開端[7]。普拉托諾夫將混亂時期按性質劃分為三個階段: 爭奪莫斯科王位的「王朝階段」、破壞國家秩序的「社會階段」和嘗試重建國家秩序的「民族階段」[8]。
20世紀俄國史學界對混亂時期更進一步的解讀是「革命敘事」。「革命」( революция) 是一個外來詞,較晚才在俄國辭典中出現。1909年,彼得·司徒盧威在《路標》中寫道: 「17世紀初的暴動揭示了一種原始的特徵: 在這場革命中,如同在這類革命中和在民眾運動中一樣,除去反動勢力,占據上方的屬於社會結構中的是健全的國家成分。對於下層平民來說,動亂的社會效應不僅毫無意義,它們甚至還具有消極的內容。」[9]「革命實際上是為消滅俄羅斯社會上的沉痾提供了機遇,如同我們這個時代的革命,對民眾而言動亂的結果是負面的,但革命的結果對整個社會都有益處。[10]」蘇聯史學界自1920年代中期起普遍不稱為「混亂時期」或是「動亂」,而是稱為「革命」或「農民戰爭」,其闡釋的理論體系來自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德意志農民戰爭》,而史實依據則是「動亂」中的波洛特尼科夫起義是農奴帶領的,而偽德米特里們也是出身貧賤,造沙皇的反。此說由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波克羅夫斯基為主導,他在1933年發表《歷史科學與階級鬥爭》一文定調蘇聯史學界近三十年內對混亂時期的研究方向[11]。1960年代,赫魯曉夫解凍後,時任古俄研究計劃組組長的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波諾馬廖夫提出新的質疑,他認為混亂時期不只是農民戰爭,因為起義軍中不只農民,也有貴族,甚至貴族多於農民。第一民兵和第二民兵,主要指揮都是貴族,很難說這是一場純粹的階級鬥爭。 1961年,波諾馬廖夫在1961年蘇聯《史學年鑑》中正式推翻波克羅夫斯基的理論,他認為混亂時期不只階級矛盾,也牽涉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起義軍未必是為了從暴政下解放,不能一概而論。他同時為一些用詞正名,因為古代史書通稱為叛亂(Мятеж),他認為只要是進步的、反抗暴政的行動應改為革命或起義(Восстание)[12] 。1986-1991年,蘇聯的學術與言論審查系統逐步崩潰,亞歷山大·拉扎列維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魯斯蘭·格里戈里耶維奇·斯科林尼科夫是最早嘗試推翻「革命敘事」的兩位史家,他們認為混亂時期不是革命,恰恰相反,是一場為了維護沙皇政權而進行的內戰。而且因為內戰導致外國介入,使人民遭受更多苦難的無政府狀態[13][14]。二人的觀點在當時的史學界備受挑戰,其中之一是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維奇·米洛夫,他指出,17世紀初期的戰爭和內亂,有其革命性質存在,至少在軍事和社會上,進行了可以說是全方位的變革。不能忽略羅曼諾夫王朝早期的軍事和土地改革,恰恰源自混亂時期的內外部的衝擊[15]。
蘇聯解體後,史學家阿隆·雅科夫列維奇·古列維奇在1993年出版的《歷史綜合和年鑑學派》一書中解釋他對混亂時期的看法。他認為混亂時期是17世紀大危機的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當時小冰河期對俄羅斯的影響巨大,包括糧食欠收,港口長期結冰,影響對外貿易。從稅冊中也可以看到俄羅斯在混亂時期的稅收是逐年減少,甚至在1598-1603年,四年間稅收減少高達40%。在1599年的稅收要到1630年,31年後才返回相同水平,物質大量減少不足以供養大量人口,人口開始逃荒至波蘭和南俄地區成為哥薩克,然而糧食危機仍然引發社會動亂,並且引發一連串叛亂和鎮壓的暴力連鎖效應[16]。他指出必須引入數據分析和微觀敘述,他批判傳統俄國史書的宏大敘事完全忽略了社會面的影響,且建基於狹窄的東正教道德觀,專注於正統皇權。結果陷入了沙皇之間彼此殺害,採用東正教道德觀的雙方互相屠殺的悖論中無法自圓其說。他同時批判了馬克思主義史家經濟決定論的錯誤,因為要是根據經濟決定論,則無法解釋為何混亂時期俄國不會永久分裂,他指出當時的俄羅斯有28-30%的人口不是俄羅斯人,民族矛盾相當明顯。歐亞大草原、伏爾加河流域和白海貿易圈的經濟分歧顯而易見。尤其還是在上層建築普遍崩解的時候,為何完全不同的經濟區域需要維持對各方都有害的生產關係?且如何解釋混亂時期的地方軍閥們恰恰才是抵抗外國軍隊的主力?為何不是由物質多得多的官軍主導?他認為由文化社會建構的歷史,既為建構的,就不是永恆不變的,也不會只被社會經濟所決定的,需要考慮多方因素[17]。
古列維奇的研究方法獲得俄國史學家們的普遍認同,俄羅斯科學院歷史所院士鮑里斯·尼古拉耶維奇·弗洛里亞甚至稱之為「敲響新時代的鐘聲」。在古列維奇於2006年逝世後,弗洛里亞與另外兩位史家時任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的安德烈·尤里耶維奇·德沃爾尼琴科、時任莫斯科國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弗拉基米爾·阿列克謝耶維奇·沃爾科夫,引領了21世紀早期的混亂時代研究。三人的學派學風都不相同,弗洛里亞屬於年鑑學派,偏好從長時間的社會與政治變遷角度探討問題;德沃爾尼琴科屬於弗羅亞諾夫學派,偏好從制度、整體社會結構和經濟生產探討問題。沃爾科夫自成一派,他稱自己更喜歡寫人民的歷史,從微觀角度觀察當時社會生活,他認為無論是戰爭還是科技,都可以在社會文化史的框架內聯繫起來。沃爾科夫甚至會求助於樹木學者,從樹木的年輪中推斷當時俄羅斯的氣候。沃爾科夫的弟子帕維爾·彼得羅維奇·馬爾切尼亞(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Марченя)以沃爾科夫研究為基礎更進一步,命名了動亂學(Смутоведение),奠定了混亂時期作為俄羅斯史主要研究課題之一的地位[18] 。
德沃爾尼琴科在2018年的論文《動亂是俄羅斯歷史上的一個因素》動亂往往開始於一系列不成功的改革。他指出16世紀50年代中期的重臣拉達改革和伊凡雷帝實行的特轄制決定了動亂的發生[19] 。與改革同時發生的立窩尼亞戰爭,波魯哈經濟危機、自然災害和大饑荒,更是加劇了動亂。混亂時期沙皇皇權嚴重的「非神聖化」,俄國民眾執着地傾向支持「真正的」沙皇,以至於先後迎接了三個偽德米特里。德沃爾尼琴科引用格奧爾基·瓦西里耶維奇·弗洛羅夫斯基的評語:「(混亂時期)不僅是政治危機和社會災難,它還是精神震盪或道德斷裂」[20]。德沃爾尼琴科認為,混亂時期呈現出這樣一種進程: 動亂始於最上層,從最高政權的危機開始,然後擴展至「中間」階層和下層民眾。國家政權無力恢復秩序,於是出現了外州和郊區(Пригород,泛指非城鎮地區)力量組成的民軍。國內戰爭又與外國干涉緊密地交織在一起。這時全俄縉紳會議的傳統發揮了積極作用,拯救了俄羅斯國家[21] 。
德米特里·弗拉基米羅維奇·里謝伊采夫(Дмит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Лисейцев)提出另一類的看法,他認為16世紀和17世紀俄羅斯國家的內部政治組織機構並沒有原則性的差別,因此傾向於否定「動亂年代」對莫斯科國家未來發展的整體影響;但他表示在社會層面這種影響確實存在,需要找出其中的差別,認為這些差別就是17世紀初危機的後果[22]。他強調,雖然在考察動亂前後莫斯科的國家機構體系時,並未發現專制君主制的國家政治體制存在明顯改變,但的確存在王朝和社會經濟危機。他認同沃爾科夫所言,至少混亂時期改變了俄羅斯的社會結構,波雅爾的大量死傷令波雅爾對皇權的制約變得不再可能,被大規模削弱的波雅爾階層謀叛反抗皇室引起內戰已經變得不可行。社會流動性大量增加,財富的流動也加快了,貧富差距急速減少,大量的人口消失也使得資源壓力減輕,從糧食產量與人口增速就可以觀察到,混亂時期後短期內平民的生活變得之前更好[23][24] 。德沃爾尼琴科則認為,在混亂時期期間及動亂後,不僅專制君主製得到鞏固,而且長遠來看形成了形成了俄國特有的「國家農奴制」(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 -крепостн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25]。
背景
[編輯]俄羅斯混亂時期處於16、17世紀之交的時間,當時歐洲正處於從中世紀到現代的過渡時期,民族與君主專制這些概念當時才剛剛成型[26]。俄羅斯當時的體制是屬於宗主制,是一種等級君主制。由沙皇、波雅爾杜馬、衙門官僚和地方維徹共同治理的一個宗主制封建社會[27]。沙皇是俄羅斯最大的宗主,沙皇的波雅爾臣子就是他們僕人的宗主,即便經過伊凡四世以來俄羅斯當局對波雅爾一再的政治清洗,波雅爾門第在俄羅斯政治上仍然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28]。當時各家波雅爾聯姻締結政治同盟,對皇權產生相當大的制衡作用,而當時歐洲君主之間也會進行王朝聯姻以建立政治同盟[29]。
現代國家的觀念在當時並不存在,人們效忠的對象是宗主權而非國家或個人,因此在當時只要有合理理由和足夠武力,篡弒宗主,更換上級領主或侵奪其領地也會被世人接受。在1606年後因為中央政權失能,陷入無政府狀態後,全俄遍地烽火,形成幾十個大小不一的勢力彼此攻伐,他們或效忠莫斯科中央政府、效忠偽德米特里二世或其他冒名頂替者、效忠外國人如瑞典或波立聯邦,甚至都不效忠自己割據一方。謝爾蓋·庫巴索夫描述道:「舉目所見,遍地殺戮,貴族攻打貴族,平民攻打平民……處處有魔鬼,用人血和屍體構築人世間的地獄」。全俄羅斯除了北極圈地區外全國幾乎都被捲入戰爭和仇殺之中。史學家沃爾科夫評論這是一場幾百萬人參加的混戰,擁有俄羅斯史上空前的殺戮規模的混戰。他用了17年時間深研混亂時期,他總結出三點導致混亂時期的直接原因:傳統留里克國家架構的瓦解、極端氣侯引發的經濟危機和族群宗教衝突[30]。
留里克王朝絕嗣
[編輯]維持了統治地位長達八世紀的留里克王朝絕嗣是引起混亂時期的重要原因之一。留里克王朝最後一位沙皇費奧多爾一世的去世令俄羅斯政局失去最後的緩衝因素,大波雅爾家族間的鬥爭越演越烈,民眾的土地被地主豪強大規模兼併,使整個國家走向崩潰的邊緣。留里克王朝絕嗣後,戈東諾夫憑藉自身威望和對射擊軍和騎兵軍的控制,仍然能保有一定的權力,這是因為社會慣性的作用令戈東諾夫的統治保有一定程度的穩定[31]。但是當聲稱自己是合法皇子的偽德米特里出現後,戈東諾夫立即失去繼續執政的合法性。俄羅斯當時的司法制度不足以應對這種挑戰,缺乏判斷皇位誰屬和權力交接的手段,只能通過東正教道德觀爭權奪利。在東正教君權神授的背景下,人民希望有真正的留里克沙皇為他們主持公道。真正的沙皇擁有高於一切,由主耶穌基督賦予的能力,其權力直接來自上帝,超過凡人所能理解的神秘,帶有濃厚的宗教意涵。而波雅爾沙皇不具備這種人世間的無上權威,人民不會像服從留里克沙皇般無條件服從波雅爾沙皇。當道德觀和皇權一同崩潰之時,沙皇政府無法阻止整個政權的崩塌[32]。
小冰河期與經濟崩潰
[編輯]俄羅斯混亂時期時人已經觀察到饑荒與小冰河期造成的寒冷的聯繫,阿夫拉米·帕利岑修士也寫道:「天降大雪,連5月都降雪,上帝憐憫我們的罪行……早霜取代了無盡的降雨,農作物不見了,大饑荒開始了……」目前已知米哈伊爾·阿布拉莫維奇·巴格是現代史學家中最早系統性探究氣候與混亂時期關聯的史學家。之前已經有1600年瓦伊納普蒂納火山爆發導致全球溫度下降1.2攝氏度的猜測,但是沒有充足的證據。1982年,巴格請莫斯科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實驗室檢驗不同穀物在低溫環境下發芽的狀況,結果得出只是1.2度攝氏度之間的差距,有近四成的種子無法發芽。另外巴格還考慮到降雪的影響,因此故意在室外實驗中晚兩個月播種,且分成幾個對照組,一種是有防雪棚(Снежные сетки,一種由紗布、玻璃或其他可透光物件構成的棚子,用以抵擋強降雪對作物的傷害),另一種則是單純的露天農地。就算是受過現代農業改造的種子,在面對俄羅斯北方厚厚的冬雪仍然無法存活。有防雪棚的可以種出作物,產量平均下降20%,且有一個問題,需要經常除雪,生產成本大為增加,會因此推高糧價。他也嘗試考證小冰河期對食物鏈的衝擊,指出當時的野生動物實際上大規模減少。當時農奴禁止狩獵,但是自由民和貴族可以通過狩獵獲得食物,巴格考察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戈利岑的狩獵紀錄,他發現當時的獵物如馬鹿、狍和野豬,都日漸消瘦,幾乎沒有什麼大的獵物。他也引用同時期其他人的記載,如費奧多爾二世的記載中也表明,天侯寒冷,運河和河流經常凍得很深,人們甚至可以徒步橫越莫斯科河,在冰面上遊玩。河流凍住了,人們必須鑽開冰層,才可以通過冰釣釣到河裡的魚[33]。
與巴格同時期,時任美國東北大學教授的美國史學家約翰·德克斯特·波斯特(John Dexter Post)也在美國對小冰期的歷史影響進行研究。他指出長時間的寒冷乾燥給許多歐洲社區帶來了乾旱,導致農作物生長不良,牲畜存活率低,病原體和病媒的活動增加。疾病往往會在失業和經濟困難同時出現下加劇:長時間的寒冷乾燥季節更促進的疾病和失業的發生,並產生致命的惡性循環[34]。儘管社會上內有一些應急計劃,例如組合不同的農作物種植、動用緊急糧食儲備和進行跨國食品貿易,但它們並不總是有效解決饑荒問題[35]。根據阿夫拉米·帕利岑修士的記載,僅在莫斯科就直接或間接地在短短2年內至少有12.7萬人死於飢餓[36]。疾病和瘟疫開始流行,曾發生食人事件,也有餓死的人吃糞[37]。
聖彼得堡大學教授葉夫根尼·弗蘭謝維奇·什穆洛認為混亂時期最主要因素為經濟崩潰,他指出伊凡四世發動的立窩尼亞戰爭消耗了俄羅斯大量物資。士兵被迫流離失所和諾夫哥羅德大屠殺對俄國經濟產生了負面影響。1601-1603年的大饑荒更是使情況雪上加霜,數以千計的大小農場遭到破壞。什穆洛認為經歷波魯哈經濟危機後沙皇俄國的農業結構相當脆弱,農民通常向貴族或富農借種子播種,待收穫後再償還農作物,1顆種子通常可以結成40-60粒的麥穗,也就是40-60倍的回報率,麥子的特性是戈東諾夫賴以解決波魯哈經濟危機的主要基礎。但連年不斷的饑荒迫得農民要拿播種的糧種都拿來果腹。加上現行制度引起了廣大逃亡農民、農奴、貧困市民、哥薩克自由人、城市哥薩克以及很大一部分服役貴族的排斥,人們四處逃荒,勞動力大量減少。整個社會的信貸系統崩潰,經濟危機變得不可避免[38]。
民族與宗教矛盾
[編輯]混亂時期俄羅斯的民族與宗教矛盾相當尖銳,根本原因是俄羅斯屬於一個多民族鬆散君主政體。即便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思潮,俄羅斯的民族構成也令俄羅斯陷入分化,雖然羅斯人占總人口約66-72%,但全俄仍有超過四分之一人口並非俄裔[39]。在留里克王朝時期,尚且可以通過臣屬關係和沙皇賞賜維持民族關係的穩定。混亂時期一系列事件令整個分封制度逐步瓦解,俄羅斯人基督徒與韃靼穆斯林之間的衝突是當中最大規模的衝突,當時韃靼人占俄羅斯六分之一人口,因為喀山總督府對韃靼人的歧視性政策和俄羅斯官方對伊斯蘭教的壓制,限制韃靼人出任基層官僚和強迫改信等政策令韃靼人不滿,俄羅斯和韃靼人幾乎是比鄰而居,在土地利用、水源分配、城鎮居住權等等問題上衝突不斷[40]。俄羅斯人對韃靼人的歧視、數度強拆清真寺、波魯哈時代使定居韃靼人陷入普遍貧困,在韃靼人社群中累積仇恨。雖然在費奧多爾一世沙皇和戈東諾夫沙皇在位時期已經大規模轉為寬容的政策,累積的仇恨並沒有足夠的時間消解[41]。自馬魯沙·納菲基耶夫、瓦修克·尼基庫羅夫、彼得·蒂莫耶夫、伊凡·費奧多羅夫在俄羅斯引進印刷術近半世紀以來,印刷成本大大降低。因此衝突方印刷具有煽動性的文章反對他人,當時雖然識字率低,擁有閱讀能力的人仍然在10%左右徘徊,但是當中少數識字者可以將這些宣揚仇恨、民族歧視和宗教極端思想等等的文章通過口耳相傳告知同族鄰里,並因為惡意謠言的傳播和世俗利益的捆綁,最終引致大規模的族群衝突[42]。
布列斯特聯合
[編輯]1596年,在布列斯特召開了東正教和天主教會聯合的宗教會議,史稱「 布列斯特教會合併會議」。這是基督教歷史上的一次重要會議,對東正教和天主教關係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一影響至今在雙方關係中仍然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43]。布列斯特聯合產生了天主教共融派和正教堅信派的鬥爭,在波立聯邦主導下的羅斯聯合教會主導下俄羅斯東正教會分裂成兩派,這為波蘭勢力介入俄國內政給予了空間[44]。在混亂時期開始時,以波切伊大主教為首的共融派發起波蘭立陶宛教理辯論,討論神學和聖經學,以及東儀天主教的合法性。堅信派由約翰·維申斯基領導,並由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諾維奇·奧斯特羅日斯基王公提供資助及庇護予正教徒。雙方的論爭拓展到是否應該讓莫斯科教會併入聯合教會的問題,在當時雖然聯邦官方立場不傾向吸收莫斯科教會,但瑟姆中不缺支持這種想法的人。包括斯坦尼斯瓦夫·若烏凱夫斯基、米科瓦伊·拉齊維烏等人[45]。在混亂時期,波立聯邦主要將領的立場並非在俄羅斯強行推行天主教,反而是盡力令莫斯科教會與聯合教會共融。反而是在華沙的齊格蒙特三世國王不贊成這種妥協,他獲得了天主教諸侯的支持。所以聯邦對俄羅斯宗教政策主要分成三派,一是主張俄國改宗天主教的國王派;二是主張融合的融合派;三是主張維持俄國東正教的堅信派。哈佛大學歷史系烏克蘭歷史教授謝爾蓋·尼古拉耶維奇·普洛基認為(合併的)選擇影響了此後數年混亂時期時的宗教政策,聯邦占領軍中大規模任用本地正教徒,但在華沙的國王來看是不可接受的。於是出現了前線與國王宮廷不協調的狀況,引起俄羅斯正教徒的抵制,並最終導致(俄羅斯)瓦薩政府的倒台[46]。
歷史
[編輯]戈東諾夫王朝的瓦解
[編輯]1598年全俄縉紳會議選出鮑里斯·戈東諾夫任沙皇,1598年9月1日戈東諾夫正式加冕,開創戈東諾夫王朝。新王朝一開始沿襲留里克王朝制度和人事安排,儘量不作更改。戈東諾夫曾經在登位前發誓不任意處決他人,儘量減少發生流血事件[47]。然而戈東諾夫王朝的體制是建基於戈東諾夫本人對軍隊的控制上,在新王朝成立的頭兩年,還未引起明顯的內部矛盾。當1600年的大雪開始導致大規模欠收,以及隨之而來的三年饑荒,使得社會各階層的關係立刻變得緊張。傳統波雅爾統治階級認為戈東諾夫王朝只是由弒君者[註 1]、暴發戶和少數波雅爾叛徒組成的非法政府[48]。戈東諾夫自從1601年起便傾向以武力壓制反對派,採用軍事獨裁的形式統治。連其前盟友費奧多爾·尼基季奇·羅曼諾夫也差點被戈東諾夫族誅,家族男性成員中僅一子米哈伊爾一弟伊凡·羅曼諾夫倖存,費奧多爾本人也被迫出家為僧[49]。赫洛波克叛亂和達吉斯坦叛亂先後爆發,耗損了戈東諾夫政府的穩定性[50]。
1601-1603年的大饑荒促進了戈東諾夫王朝的瓦解,從稅冊中可以看到無論是實物稅還是貨幣稅都呈斷崖式下降,史學家古列維奇經計算後總結出稅收減少至少40%,糧食危機引發經濟危機,最後導致社會動亂,並且引發一連串叛亂和鎮壓的暴力連鎖效應[51]。史學家亞歷山大·尼古拉耶維奇·博漢諾夫評論道,在過去無論是沙皇或大公,都相當依賴貴族精英的支持來獲得權力,鮑里斯一世並不需要,他是用一種近乎軍事獨裁的方式在統治這個國家,整個國家像是高壓鍋,鍋內有大量被壓制的各種矛盾。鮑里斯一世用一種俄國式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操弄着政治,煽動民粹瓦解波雅爾反對派,用小而頻密的恩惠籠絡民眾,當遭到反抗時毫不猶豫地血腥鎮壓[52]。博漢諾夫認為,要維持這種政治環境需要相當的政治手腕,不具有可持續性。戈東諾夫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類似一種龐氏騙局,意圖通過建房子、城市和堡壘等等加大基建投入。令社會上的金錢和勞動力得以周轉應用,但是基建產生的利潤分成主要來自社會上的新錢投入。建築物本身質量也參差不齊,反而令人乘機套利,低價收購以公款建造的建築物整修後轉售圖利。只有一開始出資參與建造的人和沙皇政權賺錢,最後加入的人虧得血本無歸[53]。
鮑里斯一世為防止貴族起來推翻他,組織了一個嚴密的告密網,大貴族家的奴僕和監獄中放出來的小偷發揮了作用,他們偷聽人們有關沙皇的談話,把說話不小心的抓起來,告密和誣陷成為了「一種可怕的社會瘟疫」[54]。隨着告密而來的是罷官貶職、刑訊拷問、判處死刑、毀家蕩產,時人評論「任何國君統治下都不曾有這樣的災難」。鮑里斯一世向全國各地頒發了一篇特別祈禱文,家家戶戶進餐時都要為沙皇及其家人祝福,宣讀這篇祈禱文。史學家克柳切夫斯基評價道:「當你讀到這篇虛偽和自我吹噓的祈禱文時,你會深深地感到婉惜;一個人即使是沙皇,會神經質到這種地步」。鮑里斯一世用所有這些手段使自己落入到令人憎恨的境地。克柳切夫斯基引用荷蘭外交官艾薩克·馬薩的評語:「鮑里斯的表現就像是一個擔心隨時會被抓住的小偷一樣,害怕所有的人。」[55]。
偽德米特里
[編輯]對於該時期被俄羅斯官方史視作「冒名頂替者」(Самозванцы)的幾個沙皇,根據學者博漢諾夫的觀點,稱王者的成敗取決於幾個因素。一是上層階級願意接受他,或至少願意扶植對抗在位君主;二是「好國王情結」和「解放」的思想情結,出於某種原因與稱王者相關;三是該稱王者擁有集結和控制武裝部隊的能力,武裝部隊隨時準備支持對王位的宣稱行動。對偽德米特里一世而言,至少在他宣稱王位行動的起始階段,這些因素無疑都存在[56]。
政治
[編輯]經濟
[編輯]文化
[編輯]俄羅斯混亂時期儘管兵災不斷,但文化方面達到一輪新的興盛,交戰各方首次使用印刷品宣傳自身合法性,最有名的是赫爾莫根牧首呼籲對抗波蘭人的宣言被印刷至全俄各地。 1610年,梅萊蒂烏斯主教也寫出了羅斯文學巨作《哀歌》。旅行家瓦西里·雅科夫列維奇·加加拉甚至在為韃靼叛軍變賣戰利品同時,寫下《伏爾加河遊記》。托博爾斯克督軍府書記官謝爾蓋·庫巴索夫寫下了討論西伯利亞動亂的《西伯利亞動亂記》、私修編年史《歷史故事集》。斯特羅加諾夫聖像畫派祖師普羅科比·伊凡諾維奇·奇林亦開始了新的聖像畫風格的嘗試。鐵匠尼基塔·達維多夫鑄造了大量鑲嵌黃金和寶石的華麗盔甲。
司法
[編輯]在混亂時代習慣法繼續發揮重要作用。社會傳統有很大的權威,混亂時期的君主並沒有違背社會傳統的意思,而是逐漸改變它。君主在個別情況下逐漸引入並試行新的法令,直到新的法令奠定法律基礎才正式立法。君主的意志作為一種法律的創造性力量變得越來越重要,根據《1497年法典》,君主是俄羅斯法律的泉源,因此君主本人在理論上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混亂時代的俄羅斯法律基於《德維納敕令》、《1488年別洛焦爾斯基敕令》、《1497年法典》等法規訂立,分為正典、敕令、民俗三種。正典即《伊凡四世法典》和《1497年法典》兩本法典;敕令則是君主的命令,皇廷隨時會因為社會變遷推出新的敕令。一般而言會出現敕令之間的矛盾,因此會經常撤銷舊的敕令以更新敕令集,要是君主或皇廷忘記撤銷舊敕令,而敕令之間互相矛盾,那以最近的敕令為準,混亂時期通行的敕令,包括《德維納敕令》、《斯托格拉夫敕令》等等;民俗則是不同地方的民俗,因為俄羅斯很大,人民之間差異很明顯,皇權往往不能兼顧。因此皇廷或地方政府會默許人民自行制訂法律,當時在俄羅斯沒有私刑這個概念,因為地方上人民自己立法和自己執法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57][58]。
軍事
[編輯]混亂時期主要繼承之前留里克王朝的軍制,但因為地方官員和貴族軍閥化,加上瑞典、波蘭入侵以及韃靼叛軍的出現,俄羅斯各地的軍制不盡相同。但可以確定的是當時火槍手是主流部隊,雖然當時已經發明燧發槍,但並未普及,各軍主要用的都是滑膛火繩槍,因此下雨時無法使用火槍作戰。除波蘭翼騎兵外,所有的火槍部隊都是定點射擊,就算是俄國的火槍騎兵,都是騎馬到指定地點後,下馬排成陣列開槍。火槍手除瑞典軍火槍手,大部分裝藥到擊發都是在同一地點完成,且一分鐘最多射出3發。瑞典人採用一種叫三段射擊的技術,可以由三列步兵不斷輪換,且瑞典人有火槍操典長期訓練,火槍手可以一分鐘射出4發,部分優秀者甚至可以5發。 2014年在瑞典哥德堡,一項以動態攝影機測試17世紀初的火槍實驗中,使用槍管維氏硬度HV300的仿製火繩槍(原本文物硬度為HV293,為了方便計算請工匠精確至HV300),黑火藥裝藥量1.5克,鉛彈10克。槍口初速為405米/秒,槍口動能為489焦耳,子彈飛行100米後動能會下降至200焦耳以下,飛行213米後落地。之後又增加裝藥量進行了更多測試,得出以下結論:如裝藥1.5-2克,最大有效殺傷距離為120-160米;如裝藥提升至2-3克,最大有效殺傷距離為160-240米;3克以上的裝藥量可能導致火槍腔室炸膛,且火藥量太多難以燃燒完全,容易造成殘渣堵塞腔室。阿列克謝耶夫同年也請圖拉兵工廠協助進行類似實驗,仿製一支1612年在雅羅斯拉夫爾生產的第二民兵火槍進行實驗。事前對文物的分析發現俄軍當時火槍工藝技術尚未成熟,因此裝藥量只有2克,最大有效殺傷距離為110-140米[59]。
俄羅斯境內有眾多河流和水道交錯,因此使用船舶運送兵員和補給非常常見。除非是遭遇戰,否則極少在河上主動進行水戰,因為當時守方優勢遠大於攻方,只要守方在河岸或河上設立據點,或在河上串聯船舶。則攻方必定沒有足夠空間和時間布置火力,加上船舶掉頭迂迴主要依靠人力划槳,就算是在伏爾加河或頓河這些大河流也空間有限,無法作出有效機動躲避敵方火力。而霍登卡戰役的戰例表明,只需要20門火炮就可以有效抵擋40艘敵船的進攻,就算直接衝撞也沒有辦法攻破。當時在俄羅斯主要有以下兩種類型的船:斯特魯格船和俄羅斯平底船,這兩種船的桅杆都是可以拆卸的,帆型有方型和三角型帆兩種,方型帆主要用於風季順風航行,逆風主要掛三角帆,而且通常為了自衛原因,在船上會放置火炮。俄羅斯當時不存在專業水軍。在利沃尼亞戰爭的雷瓦爾戰役中,俄羅斯艦隊被瑞典海軍撃潰後一直沒有重建,因此船更多是成為商人和哥薩克的交通運輸工具,或是富裕貴族用以旅遊之用。混亂時期因為戰事需要,船舶最常用以運送士兵、糧餉、火藥等等,運送牲畜或戰馬通常會連成船橋讓牲畜直接渡河。因為混亂時期很少會有單一勢力掌控河道,因此在使用船運運送士兵時,旁邊會有斥侯先行偵察前方是否有敵人設置的防禦工事或是前往中立方城鎮詢問是否容許武裝人員通過其轄地,過路費的數量等等。如果前方河道被敵軍封鎖,此時船隊指揮官需要研判是否可以攻下,或偽裝身份矇混過關,還有就是回頭離開該處水域。倘若決定攻關也會先下船,依靠陸戰取下敵方據點。如矇混過關通常有兩種做法,一是偽裝成武器商人,二是偽裝成敵軍,波扎爾斯基和扎魯茨基分別嘗試過這兩種方法,都可以在不引起戰鬥的情況下通過敵方據點。
混亂時期軍事還有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參戰士兵族裔過多,使用的語言高達26種,就算是主流的羅斯語、波蘭語、瑞典語、韃靼語、芬蘭語,立陶宛語也不是很容易同時掌握,而且羅斯語內部還是有互相聽不懂的方言。目前已知能同時掌握最多語言的軍事指揮官為斯坦尼斯瓦夫·若烏凱夫斯基,他能以波蘭語、立陶宛語、韃靼語、古烏克蘭語、法語、日耳曼語,摩爾多瓦語溝通。按他個人的說法是,他喜歡到一個地方,就學習別人的語言,與他人拉近距離[60]
人口
[編輯]俄羅斯人口統計在1719年彼得大帝引入西歐式統計法前,一直沿用金帳汗國時代的戶籍制,即算戶數而不算人口,且戶數只限定在定居民,游牧民族、哥薩克和其他西伯利亞部落不包括在內。為了逃稅,百姓會隱匿人口,故意不列入戶籍簿中以避免繳稅。儘管16世紀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變革,人口總體是迅速增長的,從1500年的約600萬,到1598年戈東諾夫即位時已經達到約750多萬。儘管當時的人們沒有衡量人口變化的確切數據,但人們在日常生活肯定注意到並評論了它的影響。最重要的是,他們感覺到人口增長最明顯的影響是通貨膨脹,因為供應不足,特別是基本食品的供應不足,未能跟上人口增長的需求,在混亂時期前幾年,這種評論出現的次數非常頻繁。《俄羅斯人口史》的作者德米特里·伊格納季耶維奇·瓦倫泰提出,混亂時期的人口峰值應該在1598-1599年,上限約為780萬,下限不會低於760萬,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是莫斯科,其次是特維爾和普斯科夫地區。2017年,俄羅斯科學院人口社會經濟問題研究所所長維亞切斯拉夫·維尼亞米諾維奇·洛科索夫(Вячеслав Вениаминович Локосов)對此說表示認同,並進一步分析了當時的戶口流動狀況,他指出,歐俄地區占有絕大多數人口,接近700萬,西伯利亞只有60-80萬人口。俄羅斯人口的分布呈現大聚居地和零散分布的小聚居地。目前俄羅斯史學界已經基本確定混亂時期人口數峰值就是剛開始的時候。在整段混亂時期,人口數呈環比減少,因為長期的戰亂、天災,人口總體呈現急速下降的勢頭。史學家尤里·格奧爾基耶維奇·阿列克謝耶夫在2017年總結當時的俄羅斯如同17世紀的阿爾捷米神甫所言,混亂時期視人命如草芥,動輒屠殺、放火燒村,無故強制遷移人民或將人賣為奴。戰爭造成的破壞和徵兵征餉的嚴苛勞役使數以萬計人民餓死或逃荒。官方對人口減少反映在政策中,尤其通過法令、皇家公告和調解書中,可以看見禁止農奴甚至是自由民逃走的法令屢見不鮮。目前俄羅斯史學界基本確定混亂時期俄羅斯人口減少不低於100萬人,阿列克謝耶夫認為上限在120萬人,中間誤差在20萬人這個區間。是繼俄國內戰後,俄羅斯歷史上第二大規模的內戰。按人口比例的減少來說,甚至是第一大規模的內戰[61]。
混亂時期各陣營
[編輯]在位皇室
[編輯]皇號 | 姓名 | 生卒 | 即位 | 退位 | 備註 |
---|---|---|---|---|---|
戈東諾夫王朝 1598年-1605年 | |||||
鮑里斯一世 | 鮑里斯·費奧多羅維奇·戈東諾夫 | 1552年8月12日- 1605年4月23日 |
1598年2月27日(波雅爾選為沙皇) 1598年8月1日(接受1598年全俄縉紳會議選為沙皇) 1598年9月1日(正式加冕) |
1605年4月23日 (病逝) |
留里克王朝絕嗣後繼任沙皇 前沙皇費奧多爾一世之妻舅 首位韃靼人沙皇 首位波雅爾沙皇 |
費奧多爾二世 | 費奧多爾·鮑里索維奇·戈東諾夫 | 1589年- 1605年6月20日 |
1605年4月23日(父逝自動繼位,未正式加冕) | 1605年6月20日 (六月十日宮廷政變,被弒) |
在位最短時間的在位沙皇 第二位韃靼人沙皇 |
偽德米特里一世朝 1605年-1606年 (宣稱留里克王朝) | |||||
德米特里一世 | 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留里克(自稱) 格里戈里·博格達諾維奇·奧特列皮耶夫(可能的原名) |
1582年10月19日(自稱)- 1606年5月27日 |
1605年6月10日(次日正式加冕) | 1606年5月27日 (五月二十七日宮廷政變,被弒) |
自稱是伊凡四世的幼子烏格里奇的德米特里 在波蘭立陶宛貴族的支持下爭位 皇后姆尼舍克是天主教徒 |
叔伊斯基王朝 1606年-1610年 (宣稱留里克王朝) | |||||
瓦西里四世 | 瓦西里·伊凡諾維奇·叔伊斯基 | 1552年- 1612年9月22日 |
1606年5月29日(當選沙皇) 1606年6月11日(正式加冕) |
1610年7月29日 (七月十九日宮廷政變,被廢) |
第二位波雅爾沙皇 成為沙皇前是俄國最大地主 門第制中的首席名門 成為皇室時俄國國土分裂,地方勢力軍閥化 1598年-1605年作為戈東諾夫王朝封臣 1605年-1606年作為偽德米特里一世朝封臣 |
瓦薩王朝(七波雅爾)1610年-1612年 | |||||
弗拉季斯拉夫一世 | 弗拉季斯拉夫·齊格蒙托維奇·瓦薩 (由皇父波蘭立陶宛聯邦國王齊格蒙特三世代為攝政) |
1595年6月9日- 1648年5月20日 |
1610年7月19日(當選沙皇) 1610年8月27日(貴族擁戴下宣誓加冕,未正式加冕) |
1612年10月(七波雅爾政權崩潰) 1612年12月16日(縉紳會議議決廢位) 1613年2月21日(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當選沙皇) |
首位波蘭人沙皇 首位瑞典人沙皇 首位天主教沙皇 首位非俄羅斯土地出生沙皇 伊凡三世外來孫,因祖母卡塔齊娜·雅蓋隆卡之權 在位早期幾乎統一俄國 在位期間與俄國反抗勢力進行全面戰爭 維持對沙皇皇位宣稱至1634年 |
1613年2月21日,羅曼諾夫王朝成立,1614年統一俄羅斯全國,混亂時期結束 |
陣營概覽
[編輯]本表收錄標準以混亂時期曾經獨立於莫斯科皇室的各方勢力為主。
各主要起兵勢力
[編輯]勢力 | 領袖 | 頭銜 | 始於 | 終於 | 備註 |
---|---|---|---|---|---|
圖希諾政權 | 偽德米特里二世(圖希諾賊) | 俄羅斯沙皇國沙皇皇位覬覦者 | 1607年6月22日 | 1610年12月21日 (被臣下弒殺) |
宣稱自己是偽德米特里一世 與叔伊斯基家族爭奪沙皇皇位 科羅緬斯克戰役戰敗後名存實亡 |
伊凡·德米特里耶維奇(小賊) (卡盧加戰役後成為伊凡·扎魯茨基的傀儡君主) |
1610年12月21日 (自動繼父位,未加冕) |
1614年7月16日 (領袖被羅曼諾夫王朝處以絞刑) |
領袖從未實際掌權 在位僅兩個多月,圖希諾政權即告崩潰 | ||
扎魯茨基軍 | 伊凡·馬爾蒂諾維奇·扎魯茨基 (1611年2月後奉伊凡·德米特里耶維奇為合法沙皇) |
頓河哥薩克阿塔曼 | 1604年3月 (獲選阿塔曼) |
1614年5月17日 (根據地阿斯特拉罕陷落,兵敗被俘) 1614年7月16日 (領袖被羅曼諾夫王朝處以刺刑) |
該時期內起兵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支勢力 最後一支擁有根據地 1607年-1611年作為圖希諾政權臣下 1611年加入第一民兵 餘部加入米哈伊爾·伊凡諾維奇·巴羅夫涅夫的部隊,在俄國境內繼續游擊反叛 |
波洛特尼科夫起義軍 | 伊凡·伊薩耶維奇·波洛特尼科夫 (奉偽德米德里為合法沙皇) |
起義軍總督 | 1606年6月 | 1607年10月10日 (根據地圖拉陷落,兵敗被俘) 1608年10月18日 (領袖被叔伊斯基王朝處以剜雙目後淹死) |
該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支農民起義軍 |
土爾扈特人 | 和鄂爾勒克 | 土爾扈特汗 | 1606年7月 | 1609年2月3日 (接受招撫方案) |
偽德米特里一世去世後,叔伊斯基王朝終止互市和俄兵侵占鄂木斯克牧地,因此起兵 最終叔伊斯基王朝讓步,答應土爾扈特人要求 |
諾蓋軍 | 沙·塔拉克-米爾扎(Шай Тарак-мирза) | 努拉丁 | 1608年7月14日 (俄羅斯喀山軍團與本地韃靼王公合作擊潰叛亂) |
諾蓋人乘波洛特尼科夫起義,打算趁機擺脫俄羅斯人統治 在韃靼王公幫助下,俄羅斯人鎮壓了這次叛亂 | |
韃靼軍隊 | 沒有明顯領袖,各自為戰 | 各大米爾扎 | 1606年8月 | 韃靼人第一次起兵 是為響應波洛特尼科夫和諾蓋人的戰鬥 由韃靼王公托揚·埃爾馬舍托夫和伊凡·沃羅滕斯基合力鎮壓 | |
阿卜杜勒·阿里汗 (起兵時年僅12歲,起義軍傀儡君主) |
起義軍自稱韃靼大汗 | 1610年7月 | 1612年5月12日 (領袖兵敗被米爾扎巴約什·拉茲吉爾德耶夫俘殺) |
領袖從未實際掌權 第二次韃靼叛亂 乘俄羅斯中央政權瓦解而獨立 目標為從俄羅斯獨立,恢復韃靼人的汗國 被第二民兵聯合親俄韃靼王公鎮壓 | |
埃納萊·埃馬梅特維奇·舒古羅夫 | 自稱喀山貝伊 | 1607年11月4日 (獲圖希諾政權封為貝伊一起兵) 1610年7月 (再起) 1615年2月17日 (再三起) |
1608年6月18日 (第一次被招降) 1612年6月4日 (第二次被招降) 1616年8月5日 (領袖兵敗被羅曼諾夫王朝處斬) |
韃靼人第三次起兵 舒古羅夫兩降三叛,參加了混亂時期韃靼地區的主要戰事 曾多次在起義軍和俄國政權間轉換陣營 1607年-1608年作為圖希諾政權臣下 1610年-1612年作為阿卜杜勒·阿里政權臣下 被羅曼諾夫王朝鎮壓 | |
托木斯克軍/ 托揚軍/ 秋明軍 |
托揚·埃爾馬舍托夫 | 尤什塔王公(世襲頭銜) 托博爾斯克督軍府參贊官(官方職銜) 托揚汗(部下擁戴作為成吉思汗後裔稱汗,本人推辭) |
1604年1月20日 (繼承父位) 1610年9月 (不承認七波雅爾政權而獨立) |
1612年3月12日 (撤去編制,加盟第二民兵) |
混亂時期最大親俄韃靼軍閥 混亂時期最大穆斯林軍閥 最盛期占有近半俄屬西伯利亞 1604年-1605年作為戈東諾夫王朝封臣 1605年-1606年作為偽德米特里一世朝封臣 1608年-1610年作為名義上的叔伊斯基王朝封臣,實際私下兼併土地,莫斯科皇廷無法約束 |
利亞普諾夫家族 | 普羅科皮·彼得羅維奇·利亞普諾夫 | 波雅爾 | 1606年9月18日 (起兵叛離叔伊斯基王朝) |
1606年11月15日 (戰敗向叔伊斯基王朝投降) |
響應波洛特尼科夫起義軍 |
第一民兵/ 第一屆全俄縉紳會議 |
第一民兵領袖及第一屆全俄縉紳會議政府領袖 | 1611年1月 (普羅科皮·利亞普諾夫起兵叛離七波雅爾政權) |
1611年7月22日 (利亞普諾夫被部下弒殺) |
響應格爾莫根牧首號召起兵 宣稱作為俄國合法政權,反對七波雅爾政府 內部派系林立,各自為戰 軍政合一,政府首腦兼任總司令 主要掌權者為俄羅斯貴族,忽視其他出身者利益 | |
伊凡·扎魯茨基 | 第一屆全俄縉紳會議政府哥薩克代表 | ||||
德米特里·特魯別茨科伊 | 第一屆全俄縉紳會議貴族代表 | 1611年6月30日 (脫離第一民兵,召開第二屆全俄縉紳會議) | |||
第二民兵/ 第二屆全俄縉紳會議 |
第二屆全俄縉紳會議政府領袖 主掌御印官(Лорд печати) |
1611年6月30日 (第二屆全俄縉紳會議召開) 1611年9月 (庫茲馬·米寧在下諾夫哥羅德號召成立第二民兵) |
1612年12月20日 (第二民兵撤銷編制) 1613年2月21日 (縉紳會議選出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為沙皇,第二民兵原部成為羅曼諾夫王朝皇家軍隊) |
宣稱作為俄國合法政權,反對七波雅爾政府 軍政分離 不重階級出身重能力,用人唯才 主要由俄國東北部小貴族和平民組成,階級差異不大,相當團結 實際控制地域比第一民兵更廣闊 收復首都莫斯科,攻滅七波雅爾政權,成功復國 核心成員與其後代成為羅曼諾夫王朝權貴,影響力一直持續至尼康宗教改革時期 | |
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維奇·波扎爾斯基 | 第二民兵總司令官 扎賴斯克督軍(官方職銜) 蘇茲達爾地主(基於封賞和血統繼承) 波扎爾斯克地主(基於血統繼承) | ||||
庫茲馬·米寧 | 第二民兵司令官 下諾夫哥羅德行政首長(自稱,縉紳會議追認) |
其他勢力
[編輯]- 本表僅收錄混亂時期事實上至少掌控一州或一領地之地方勢力
- 有專用名詞之勢力以專用名詞命名
- 世襲家族勢力,以家族名命名
- 如領袖非世襲領主或根據地並非在領袖自己的世襲地,以(根據地+軍)命名
- 如該勢力領袖無領地有官職,則以(官職+軍)命名
- 如該勢力領袖無領地無官職,則以(領袖姓氏+軍)命名
- 橫跨數個地區的勢力以根據地首府定位所屬地區
- 州長(Губернатор)與督軍(Воевода)分別是一地方之行政首長與軍事指揮官,但因為混亂時期政治混亂之故,部份督軍依靠武力實控州權,部分州長也可以依靠自身權力或財力實控地方軍隊。本表所列領袖判斷標準為實際發布命令者為主。
勢力 | 領袖 | 頭銜 | 始於 | 終於 | 備註 |
---|---|---|---|---|---|
俄羅斯中部地區地方勢力 | |||||
扎賴斯克軍 | 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維奇·波扎爾斯基 | 扎賴斯克州長兼督軍 | 1609年6月14日 (作為叔伊斯基王朝官員就職) |
1611年2月16日 (扎賴斯克被波蘭將領揚·卡羅爾·霍德凱維奇攻陷,殘餘部隊逃到梁贊加入第一民兵) |
|
格列波夫家族 | 謝苗·馬特維耶維奇·格列波夫 | 波雅爾 科洛姆納、姆岑斯克和下諾夫哥羅德州長 利佩茨克、諾沃西利等地地主(基於血統繼承) |
1608年8月16日 (作為叔伊斯基王朝官員據三州獨立) |
1611年4月7日 (姆岑斯克被第一民兵攻陷,投降後加入第一民兵) |
|
庫拉金家族 | 伊凡·謝苗諾維奇·庫拉金 | 波雅爾 斯摩棱斯克州長 沃羅涅日、謝爾多布斯克等地地主(基於血統繼承) |
1611年5月11日 (因為不滿齊格蒙特三世的政策從七波雅爾獨立) |
1611年5月16日 (反叛被鎮壓,被俘押往華沙) |
起兵五日即被若烏凱夫斯基率軍擊潰 |
列普寧家族 | 亞歷山大·安德烈耶維奇·列普寧 | 波雅爾 下諾夫哥羅德州長 卡盧加、佩列梅什利等地地主(基於血統繼承) |
1611年1月 (響應第一民兵,從七波雅爾獨立) |
1612年1月3日 (兵敗被殺或自盡) |
|
沃爾孔斯基家族 | 米哈伊爾·康斯坦丁諾維奇·沃爾孔斯基 | 博羅夫斯克督軍 雷利斯克、奧廖爾等地地主(基於血統繼承) |
1610年2月6日 (作為叔伊斯基王朝官員就職) |
1610年8月10日 (博羅夫斯克被圖希諾陣營攻陷,領袖戰死) |
在叔伊斯基王朝滅亡後,孤軍在博羅夫斯克圍城戰面對偽德米特里二世與波蘭僱傭兵圍城時兵敗戰死 |
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諾維奇·沃爾孔斯基 | 布良斯克州長(1606-1608) 博洛霍沃州長(1608-1614) 雷利斯克、奧廖爾等地地主(基於血統繼承) |
1610年8月10日 (兄長戰死無嗣,基於血統繼承) |
1611年12月3日 (加盟第二民兵) |
1610年-1611年4月作為七波雅爾政權臣下,但事實上不進貢不服役 | |
雅羅斯拉夫爾軍 | 博格丹·伊凡諾維奇·蘇圖波夫 | 雅羅斯拉夫爾州長 | 1608年10月 (作為圖希諾陣營官員就職) |
1609年4月7日 (被叔伊斯基王朝將領尼基塔·維舍斯拉夫采夫攻滅,兵敗被俘) |
|
尼基塔·維舍斯拉夫采夫 | 1609年4月7日 (作為叔伊斯基王朝官員就職) |
1610年5月11日 (加入扎賴斯克軍,讓位於督軍伊凡·沃倫斯基) |
|||
佩列斯拉夫爾-扎列斯基軍 | 達維德·瓦西里耶維奇·熱列布佐夫 | 佩列斯拉夫爾-扎列斯基督軍 | 1610年4月30日 (獨立) |
1611年5月2日 (兵敗被波蘭僱傭兵亞歷山大·尤澤夫·利索夫斯基所殺) |
|
圖拉軍 | 菲利波·伊凡諾維奇·帕什科夫 | 圖拉督軍 | 1606年10月 (響應波洛特尼科夫起義,叛離叔伊斯基王朝) |
1607年6月6日 (領袖兵敗戰死) |
|
布圖林軍 | 米哈伊爾·馬特維耶維奇·布圖林 | 無 | 1611年7月22日 (第一民兵瓦解而獨立) |
1611年11月 (加盟第二民兵,取消獨立) |
|
伊茲梅洛夫軍 | 阿爾特米·瓦西里耶維奇·伊茲梅洛夫 | 無 | 1610年7月30日 (逃出首都莫斯科募兵) |
1611年4月26日 (領袖兵敗被波蘭將領揚·卡羅爾·霍德凱維奇所俘) |
|
捷利亞特夫斯基軍 | 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捷利亞特夫斯基 | 無 | 1607年2月 (叛離叔伊斯基王朝) |
1612年初 (被七波雅爾政府擊敗,領兵者後續情況有爭議) |
|
塞夫留克人 | 無統一領袖 | 具體領袖未知 | 1606年10月 (響應波洛特尼科夫起義叛亂) |
1607年中 (被米哈伊爾·瓦西里耶維奇·斯科平-叔伊斯基率軍平定,民族瓦解) |
東斯拉夫人的一支民族,過着如羅姆人一樣的遷居生活,除了信仰正教也祟拜異教,受到莫斯科人歧視。 |
俄羅斯北部地區地方勢力 | |||||
莫羅佐夫家族 | 德米特里·伊凡諾維奇·莫羅佐夫 (宗家家主,患有精神病) 瓦西里·彼得羅維奇·莫羅佐夫 (格多夫支系家主,攝政宗家) |
波雅爾 普斯科夫、格多夫等地地主 |
1605年 (響應偽德米特里一世起兵反戈東諾夫) |
1610年8月 (表示支持七波雅爾政府,表面上取消獨立,但不進貢不服役) 或 1611年8月6日 (被波蘭將領若烏凱夫斯基在莫斯科戰役殲滅主要部隊而投降) |
|
科爾托夫斯基軍 | 伊凡·亞歷山德羅維奇·科爾托夫斯基 | 大盧基督軍 (瓦西里四世封,因轄地淪陷未就任) |
1608年7月23日 (從叔伊斯基王朝獨立) |
1611年6月 (因為波蘭將領揚·卡羅爾·霍德凱維奇率軍北伐,加入莫羅佐夫家族) |
|
特魯別茨科伊家族 —謝爾普霍夫支系 |
德米特里·特羅菲莫維奇·特魯別茨科伊 | 波雅爾 原射擊軍軍長 |
1608年6月25日 (叛離叔伊斯基王朝) |
1611年6月30日 (組建第二屆全俄縉紳會議政府) |
與特魯別茨科伊宗家敵對 1606年-1608年作為叔伊斯基王朝臣下 1608年-1611年作為圖希諾政權臣下 1611年加入第一民兵 與第一民兵領袖普羅科皮·彼得羅維奇·利亞普諾夫不和,因此另立政府 |
西伯利亞地方勢力 | |||||
托博爾斯克督軍府 | 安德烈·瓦西里耶維奇·戈利岑 | 托博爾斯克督軍 | 1603年4月5日 (作為戈東諾夫王朝官員就職) |
1606年1月 (被召回莫斯科) |
俄羅斯政府在西伯利亞的最高代表 通常兼轄皇領秋明的督軍,行政上屬於喀山總督府轄下 1608年8月後淪為橡皮圖章,督軍府實權由托揚掌控 |
羅曼·費奧多羅維奇·特羅埃庫羅夫 | 1606年1月 (作為偽德米特里一世政府官員就職) |
1608年3月 (兵敗被阿普拉欣汗所殺) | |||
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薩爾蒂科夫 | 1608年8月 (托揚擁戴登位) |
1608年10月 (任內病逝) | |||
伊凡·米哈伊洛維奇·卡捷列夫-羅斯托夫斯基 | 1609年2月 (作為叔伊斯基王朝政府官員就職,托揚擁戴登位) |
1612年6月 (取消獨立,加盟第二屆全俄縉紳會議) | |||
科德公國/ 阿拉切夫家族 |
安娜·普蒂耶娃(Анна Пуртеева) (代幼主瓦西里·阿拉切夫攝政) |
科德公國攝政太后 | 1609年7月 (夫阿列克謝逝) |
1610年9月 (王公母子被三叔米哈伊爾弒殺) |
|
米哈伊爾·阿拉切夫 | 科德王公 | 1610年9月 (弒殺嫂姪奪位) |
1612年7月 (加盟第二屆全俄縉紳會議) |
在米哈伊爾·康定斯基敗亡前發動兵變奪取公位,其動機尚無定論 | |
奧布多爾斯克公國 | 瓦西里·奧布多爾斯基 | 奧布多爾斯克王公 | 1606年 (繼父位) |
1609年 (不服從米哈伊爾·康定斯基,兵敗被俘,斬首) |
|
利亞賓公國 | 沙特羅夫·利亞賓斯基 | 利亞賓王公 | 1605年 (繼父位) |
1607年 (科德王公阿列克謝·阿拉切夫攻陷其領地,兵敗被俘,斬首) |
|
別洛戈爾斯克公國 | 塔希爾·薩馬羅夫 | 別洛戈爾斯克王公 | 不明 | 1609年 (米哈伊爾·康定斯基下令抓捕斬首) |
|
尤格拉分督軍府 | 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康定斯基 | 尤格拉督軍 | 1606年4月 (就職) |
1610年9月 (兵敗被托揚軍俘虜,磔死) |
混亂時期西北西伯利亞主要地方勢力 叔伊斯基王朝表親 安德烈·馬特維耶維奇·沃伊科夫被瓦西里四世賜自盡後,成為西伯利亞的俄羅斯人實際領袖 據稱由於「施政苛暴不得民心」而被托揚下令以長柄刀磔死 |
康迪亞公國 | 康迪亞王公 | 1602年 (繼父位) | |||
斯蒂科 (擁戴前王公米哈伊爾·康定斯基之子瓦西里為王公) |
康迪亞米爾扎 | 1611年10月 (乘托揚西征時獨立) |
1612年5月 (兵敗被托揚軍俘虜,斬首) |
托揚因為瓦西里·康定斯基兄弟尚幼,不予追究 | |
秋明領地 | 謝苗·阿蒂亞科夫 | 秋明督軍 | 1610年8月15日 (作為七波雅爾政府官員就職) |
1610年10月 (兵敗被托揚軍俘虜,編入托揚軍) |
托揚軍奪取原為皇室領地的秋明後,發展成為新的根據地 |
西伯利亞汗國復國軍 | 阿里·伊本·庫楚姆 | 自稱西伯利亞汗 | 1600年 (起兵反抗戈東諾夫王朝,但很快被打敗) 1606年6月 (再次起兵反抗) |
1607年7月 (在第一次秋明戰役兵敗,逃亡時被官軍擒獲囚禁) |
|
喀山及周邊地區 | |||||
巴什基里亞 | 庫爾楚克·尤納耶夫 | 首席酋長 | 1606年9月 (不承認瓦西里四世為沙皇而獨立) |
1613年3月 (承認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為沙皇,取消獨立) |
土地橫跨烏拉爾山脈 庫楚汗義子,在韃靼人中有良好名聲 將孫女嫁給托揚之子,形成姻親同盟 盡力維持巴什基里亞地區的和平,並未捲入戰爭 |
阿法納西·伊凡諾維奇·弗拉謝耶夫 (Афанас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ласьев) |
烏法督軍 | 俄羅斯駐巴什基里亞軍政代表 原地方官員,1605年驅逐原督軍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納古伊登位 尊重並維持了巴什基爾世襲法 |
相關作品
[編輯]影視
[編輯]歌劇
[編輯]- 《伊凡·蘇薩寧》
參見
[編輯]注釋
[編輯]參考文獻
[編輯]- ^ 1.0 1.1 凱文·奧康納, Kevin O'Conner. 第二章 早期历史. 波罗的海三国史. 北京: 中國大百科全書. 2009: 27,33. ISBN 978-7-5000-8241-5.
- ^ 2.0 2.1 2.2 2.3 2.4 2.5 Time of Troubles | Russian history.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20-07-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20) (英語).
- ^ Алексеев Ю. Г. Во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допетров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лега Абышко. 2019: 143. ISBN 978-5-6041671-3-7.
- ^ 书页引用. [2022-05-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03).
- ^ Котошихин Г. К. О России в царствование Алексея Михайловича.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0 [2022-04-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01) (俄語).
- ^ Лисейцев Д. В.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амки понятия.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ая понорама. 2003: 317-328 [2022-04-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4-17) (俄語).
- ^ 瓦·奧·克柳切夫斯基著, 左少興、徐天新等譯. 俄国史教程. 北京: 新華書店. 1996: 1 (中文).
- ^ Платонов С.Ф.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кризиса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борьбы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XVI и XVII веков.. Москва: АИРО. 2007: 3 (俄語).
- ^ Струве П. Б.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 Вех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Мол. гвардия. 1991: 136 (俄語).
- ^ Струве П. Б.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и борьба классов. Москва: Мол. гвардия. 1991: 137 (俄語).
- ^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 Вех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Вып. 1. Москва: Ин-том. 1933: 216 (俄語).
- ^ Пономарёв Б. Н.; Гумилёв Л. Н.; Андриевский В. П. 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и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о изучению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Ежегодник истории. 1961, 3 (1): 128–129.
- ^ Скрынников Р. Г. Россия в начале XVII в. 《Смута》..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8: 215 (俄語).
- ^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А. Л.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 XVII в. : казачество напереломе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90: 62 (俄語).
- ^ Милов Л. В.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ён до начала XXI в./ / Том 1.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VII века. Москва: Астрель. 2010: 158 [2022-04-1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14) (俄語).
- ^ Гуревич А. 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интез и Школа «Анналов».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1993: 267 (俄語).
- ^ Гуревич А. 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интез и Школа «Анналов».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1993: 270-272 (俄語).
- ^ Марченя П. П. 《Смутоведение》как《гордиевузел》россиеведения: от империи к смуте,от смуты к. . . ?. Росс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2018, 1 (4): 48–65 [2022-05-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02).
- ^ Дворниченко А. Ю. Смута как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стория. 2018, 1: 678 [2022-05-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02).
- ^ Флоровский Г. В.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XVII века. / /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богослов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я. 2009: 82 (俄語).
- ^ Дворниченко А. Ю. Смута как фактор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естник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стория. 2018, 1: 680–682 [2022-05-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02).
- ^ Лисейцев Д. В. Приказная систем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эпоху Смуты.. Москва: Гриф и Ко. 2009: 3 [2022-05-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13) (俄語).
- ^ Лисейцев Д. В. Приказная система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эпоху Смуты.. Москва: Гриф и Ко. 2009: 584 [2022-05-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13) (俄語).
- ^ Лисейцев Д. 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власть России эпохи Смуты начала XVII в. : существовала ли альтернатива укреплению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2, (12): 3–12 [2022-05-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02).
- ^ Дворниченко А. Ю.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падения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я. 2004: 426-454 [2022-05-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14) (俄語).
- ^ Поршнев Б. Ф. Тридцатилетняя война и вступление в неё Швеции 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6: 10. ISBN 978-5-519-03225-4 (俄語).
- ^ Зайков А. В.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владение» : попытка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одного понятийного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парадокса. Научный альманах. 2002, 1 (3): 192—194 (俄語).
- ^ Зайков А. В.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владение» : попытка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одного понятийного юридического парадокса. Научный альманах. 2002, 1 (3): 197 (俄語).
- ^ Поршнев Б. Ф. Тридцатилетняя война и вступление в неё Швеции 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6: 12. ISBN 978-5-519-03225-4 (俄語).
- ^ Волков В. А. & Кузьминым А. Г.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Москва: Алгоритм. 2012: 15. ISBN 978-5-4438-0245-9 (俄語).
- ^ Морозова Л. Е. Два царя: Федор и Борис.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2001: 147 (俄語).
- ^ Морозова Л. Е. Два царя: Федор и Борис. Москва: Русское слово. 2001: 149-150 (俄語).
- ^ Барг, М. А. История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в Европе : Эпоха феодализма : в 3 т..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6: 240-272 [2022-05-0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07) (俄語).
- ^ Post, John D. Climatic Variability and the European Mortality Wave of the Early 1740s.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984, 15 (1): 1–30. JSTOR 203592. PMID 11617361. doi:10.2307/203592.
- ^ Oster, Emily. 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4, 18 (1): 215–28. CiteSeerX 10.1.1.526.7789
. JSTOR 3216882. S2CID 22483025. SSRN 522403
. doi:10.1257/089533004773563502.
- ^ 關於波蘭和立陶宛圍攻三一塞爾吉烏斯修道院以及後來在俄羅斯發生的叛亂的傳說
- ^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В. А. Голод 1601-160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ОЛМА-ПРЕСС. 2004 [2022-05-0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05) (俄語).
- ^ Шмурло Е. Ф.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IX–XX век..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05: 155 [2022-05-08]. ISBN 5-9533-0230-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5-14) (俄語).
- ^ Закиев М. З. Татары: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и языка. Казань: Сб. статей. 1999: 126. ISBN 5-201-08300-5 (俄語).
- ^ Закиев М. З. Татары: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и языка. Казань: Сб. статей. 1999: 129. ISBN 5-201-08300-5 (俄語).
- ^ Козляков В. 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Трагедия о добром царе.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1: 249. ISBN 978-5-235-03415-0 (俄語).
- ^ Плигузов, И. А. Смута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Россия начала XVII столетия в записка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осква: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989: 232-236. ISBN 5-270-01114-X (俄語).
- ^ 張百春. 布列斯特教会合并 (PDF). 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5, (5): 103 (中文).
- ^ Турилов А. А., Флоря Б. Н. Брестская уния 1596 г.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на Украине и в Белоруссии в конце XVI —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 в.. Индрик. 1999, 1 (2): 28 (俄語).
- ^ Плохий С. Н. Папство и Украина: Политика римской курии на украинских землях в XVI—XVII вв.. Київ: Выща школа. 1989: 44-45. ISBN 5-11-002298-4 (烏克蘭語).
- ^ Плохий С. Н. Папство и Украина: Политика римской курии на украинских землях в XVI—XVII вв.. Київ: Выща школа. 1989: 46. ISBN 5-11-002298-4 (烏克蘭語).
- ^ Боханов А. 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12: 279. ISBN 978-5-9533-5679-4 (俄語).
- ^ Козляков В. 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Трагедия о добром царе.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1: 229-230. ISBN 978-5-235-03415-0 (俄語).
- ^ Козляков В. 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Трагедия о добром царе.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1: 241. ISBN 978-5-235-03415-0 (俄語).
- ^ Козляков В. 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Трагедия о добром царе.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11: 247、185. ISBN 978-5-235-03415-0 (俄語).
- ^ Гуревич А. 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синтез и Школа «Анналов».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1993: 267 (俄語).
- ^ Боханов А. 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12: 280-282. ISBN 978-5-9533-5679-4 (俄語).
- ^ Боханов А. Н. 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Москва: Вече. 2012: 284-285. ISBN 978-5-9533-5679-4 (俄語).
- ^ 瓦·奧·克柳切夫斯基著, 左少興、徐天新等譯. 俄国史教程 第三卷. 北京: 新華書店. 1996: 28 (中文).
- ^ 瓦·奧·克柳切夫斯基著, 左少興、徐天新等譯. 俄国史教程 第三卷. 北京: 新華書店. 1996: 29 (中文).
- ^ Боханов А. Н., Горинов М. М. Раздел III.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осква: АТС. 1996: 608 (俄語).
- ^ Дьяконов М. А. Во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допетров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Пб: Брокгауза и Ефрона. 1890—1907 [2022-05-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2-21).
- ^ Чистякова О. И.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 Москва: МГУ. 2005 [2022-05-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11-24).
- ^ Алексеев Ю. Г. Во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допетров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лега Абышко. 2019: 144–145. ISBN 978-5-6041671-3-7.
- ^ Mirosław Nagielski. STANISŁAW ZÓŁKIEWSKI herbu Lubicz (1547–1620) hetman wielki. Hetmani Rzeczypospolitej Obojga Narodów. Wydawn. Bellona. 1995: 133 [2022-05-05]. ISBN 978-83-11-08275-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6-26) (波蘭語).
- ^ Алексеев Ю. Г. Во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допетров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Олега Абышко. 2019: 141–143. ISBN 978-5-6041671-3-7.
書籍
[編輯]- http://dlib.rsl.ru/viewer/01003814964(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Каргалов В.В,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оеводы XVI—XVII вв., М. 2002
- Кобрин В. Б..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 утрач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91. — С. 163—185.
- Солодкин Я. Г. «О двух спорных вопросах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публицистики кануна и времени Смуты»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Вопросы медиевистики. 2008. № 1 (31). С. 83-94.
- Валишевский К. Ф.,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1905.
- Флоря Б. Н. Польско-литов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в России и рус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М., 2005.
- Молочников А.М. Смоленские стрелецкие приказы и 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в Смутное время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 История военного дел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источники. — 2012. — Т. III. — С. 321-369. <http://www.milhist.info/2012/12/19/molochnikov> (19.12.2012)
- Dunning, Chester S.L. Russia's First Civil War: The Time of Trouble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Romanov Dynasty(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Penn State Press, 2001 ISBN 0-271-02074-1
外部連結
[編輯]- http://www.vostlit.info/Texts/rus11/Budilo/text3.phtml?id=205(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Инструкция благородному Самуилу Грушецкому, секретарю его королев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посланнику при светлейшем горол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спанского и обеих Индий, данная в Варшаве, в 10-й день апреля месяца, 1612 г. // Иностран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и акты относящиеся до России, собранные К. М. Оболенским. — Ч. 3. — М., 1848. — С. I—II, 1-7 (2-я паг.).
- «Беседы о Смутном времени» на радио «Голос России».
Category:俄羅斯混亂時期 Category:俄羅斯歷史 Category:1590年代俄羅斯 Category:1600年代俄羅斯 Category:1610年代俄羅斯 Category:空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