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學主義

臺灣一名中學生的書包，裝滿了教科書與參考書

升學主義是指將「考上好的學校」視為人生出路的思考重心。在這種理念下，中學生和小學生的主要目標就被侷限在唸書準備考試和課業上，造成其他人格發展(如體育和藝術)、自我探索、合作能力和創造力容易遭到漠視。在台灣、香港、中國大陸、南韓、日本等亞洲國家及地區，升學主義的競爭十分常見。為了在激烈競爭嶄露頭角，許多學生將大量課餘時間拿來著重學校體制下的學業，與此同時，在升學競爭中表現不佳者，失去自信，有的甚至要靠反社會的行為來肯定自己。

中國大陸升學主義情況與應對措施

自1977年高考恢復以後，在當時高考是唯一可以改變學生命運的橋梁，而且又由於學生考試分數極其具有可比性，根據高考成績可以精確知道學校的教學水平，故而升學主義（中國大陸稱作「應試教育」）在中國大陸開始蔓延。學生負擔明顯加重，相反學生動手能力、思考能力卻逐步下降，為此，中國大陸各地政府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並且採取各種可能的措施來解決學生學習負擔過重的問題。以北京市為例，市教委禁止教師到私立教育機構有償補課，禁止各個學校在寒暑假、休息日補課，同時對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作業也提出了相應的時間限制規定。但是，由於升學主義根深蒂固，而且學生的考試成績與教師的工作業績直接相關，因而這項措施直到今天仍然不能很好地落實。例如，在學校不再給學生補課之後，家長通過校外輔導機構仍然給學生補課。此外，各級教委下達嚴格規定，禁止在各種考試中為學生排名，學校的應對措施則是給教授中高考科目的教師排名，而且在每周一次的教師例會上公布。在中國大陸升學主義不僅僅影響到教學與考試本身，而且滲透到其他領域。在中國大陸高考加分問題同樣受到關注並且為人所詬病，然而事實上加分政策也是升學主義的產物，因為如果諸如科技、藝術、體育在高考中如果不能加分，參與的學生數量就會大幅度下降。

消極情況

即使教育局已經作出對學生應試壓力和作業之減負政策，仍然有一定數量的學校尚存在佈置超量作業；佔用部分課程（如體育課、美術課、音樂課等）來教授主課（通常指國文課、數學課、英語課）；違法佔用法定節假日上課等情況。
這主要是因爲大多數家長和老師存在一種認知——即反覆的刷題目及苦讀可以使學生成績提高，才導致了很多學校和家長都堅持讓學生在課外時間仍然選擇繼續學習學校所教授之知識。 每逢升學考試前，很多學生和家長出現了考前焦慮、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情況，心理門診患者大增。

在中國，以升學率和上線率（達到某一錄取分數線，按照分數線由高至低被某些學校所錄取）來衡量學校的質量。偏科生，某些課程學得很好，某些學得不好，因而影響升學考試的總成績。在升學考試前，學校怕影響本校的升學率和上線率勸成績差的學生和偏科生不要參加升學考試，貶損成績差的學生和偏科生的人格，對學生造成心理陰影。1999年中國實行大學擴招後，學校減少對偏科生參加高考的阻撓。參加高考的偏科生為了達到最優化的效果（例如考上本科或就讀排名前一點的大學）必須調整自己的專業方向，放棄他們擅長的課程。無論偏科生是否參加高考，他們的才華都被扼殺。

學校教育課程非常多，為了使學生集中精力學習這些課程，為了不影響升學考試，老師不鼓勵課外學習非學校教育規定要學的東西，有些學生根據自己的需要學習教程以外的東西學得非常好，因而影響了在學校的學習成績，而被老師和同學看不起，因為學校，不鼓勵課外學習非學校教育要學的東西，因而埋沒了課外學習成才的可能，也埋沒了人才。

在升學主義的指導思想下，人們千方百計都要進入重點大學就讀，導致了中國重點大學就讀的學生並非都是全國最頂尖的學生，一、重點大學為維護本地利益，錄取本地考生的比例比其他地區的高。二、保送生制度，文革時期類似保送制的推薦制，推薦工農兵上清華北大等大學，文革結束後，中學為追求升學率和上線率，保良不保優。還有些人通過搞關係，獲得保送生的名額。三、高幹子弟、富豪的子女、頂級運動員就讀重點大學。

一些中學為了上線率，重金收買優等生，吸引這些優等生在高三或者在臨近高考時，轉校到他們的中學，參加高考，待高考放榜後，紛紛通過媒體宣傳他們的學校在高考中取得的輝煌成績，以提高這些中學在社會上的排名，這些做法造成了，破壞教育公平，擾亂正常的教育秩序，扭曲學生價值觀等不良影響

為了升學，獲得更高學位，有學生購買假文憑，來申請報讀更高的學位

評論

• 台北市補教協會總幹事張浩然：「升學主義、菁英政策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這社會告訴我們：好學校才代表出路。」（〈教改永遠打不死南陽街〉，台灣《蘋果日報》2007年1月31日〈名人異語〉。）

參見

• 應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