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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安達種族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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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安達種族滅絕
Nyamata Memorial Site 13.jpg
盧安達雅瑪塔大屠殺紀念館
位置 盧安達
日期1994年
目標圖西族反對黨
類型種族滅絕屠殺歧視
死亡500,000–1,000,000人[1]
主謀讓·坎班達英語Jean Kambanda巴戈索拉英語Theoneste Bagosora領導的胡圖族政府

盧安達種族滅絕發生在位於東非盧安達,是胡圖族人對圖西族人進行的盧安達大屠殺,從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2]的100天裡,盧安達700多萬人口中約有50萬到100萬人被殺。

在1994年4月份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總統疑似被圖西族暗殺,在盧安達國內引發暴力衝突。胡圖族人開始大規模屠殺圖西族人(其中也包括支持和平的胡圖族人作為叛徒被殺)。這次種族大屠殺由胡圖族組織阿卡祖(Akazu)策劃,這個組織中的許多成員是政府高級領導人。盧安達政府、軍隊、官員和當地媒體都支持屠殺。除了軍隊,對大屠殺負主要責任的還有兩個胡圖族民兵組織:聯攻派(Interahamwe)和同一目標派(Impuzamugambi),大量的胡圖族平民也參與到了大屠殺中來。停火協議隨之終止,北部的圖西族盧安達愛國陣線重新開始了進攻,最終擊敗政府軍,控制了盧安達。兩百萬胡圖族人因為害怕圖西族人的報復而逃離盧安達,成為難民。

背景[編輯]

盧安達在1890年到1918年期間為德意志帝國殖民地,1918年到1962年為比利時殖民帝國的殖民地。少數民族圖西族(約18%)始終統治著佔約80%左右人口的胡圖族。在比利時人離開後,政權交還給佔多數人口的胡圖族。在1962年盧安達獨立後,政府也未妥善處理民族之間的對立問題。在20多年的時間裡,盧安達政府一直對圖西族實行種族歧視政策。

胡圖族的政府軍與圖西族的盧安達愛國陣線之間的盧安達內戰也是盧安達大屠殺的起因之一。在1990年由圖西族難民組成的反政府集團盧安達愛國陣線從烏干達攻打盧安達北部,旨在推翻由胡圖族領導的政府。在盧安達內戰期間,非洲法語國家和法國支持胡圖族,烏干達支持圖西族。這加劇了盧安達國內種族之間的緊張氣氛。在盧安達政府控制的媒體鼓吹下,許多胡圖族人開始著迷於名為「胡圖人權力」(Hutu Power)的意識形態。該意識形態宣稱圖西族希望奴役胡圖族人,因此胡圖族人應當不惜任何代價來平定圖西族的騷亂。內戰中圖西族軍隊佔領了盧安達北方,驅逐北方的大量胡圖族人離開家園。而在胡圖族控制的南方,胡圖族定期屠殺圖西族人。由胡圖族人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領導的盧安達政府迫於國際壓力,在1993年簽訂了停火協議,這個協議也叫作《阿魯沙協議》(Arusha Accords)。在大屠殺前的三年裡,國家控制的媒體甚至把圖西族人視同為國家的敵人,大力加以撻伐和煽動,引起對圖西族人的恐懼和仇恨。一家受到黨政軍多名要人支持的RTLM廣播電台在大屠殺前九個月,宣傳對圖西族人的仇恨,甚至公開宣布須被處決的名單。

導火線[編輯]

1994年4月6日,載著盧安達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蒲隆地總統西普里安·恩塔里亞米拉的飛機在盧安達首都吉佳利附近被擊殺,兩位胡圖族總統均罹難,有傳聞指出是圖西族游擊隊計劃了這件暗殺事件,後來在內戰的4年後,法國針對墜機事件展開調查,2006年當時的承案法官布魯吉爾英語Jean-Louis Bruguière指控圖西族領導人保羅·卡加梅是元兇,並下令逮捕了他身邊的數名助手,案情似有進展。

這個指控造成法烏兩國關係惡化,領導圖西族人攻克首都的卡加米繼任總統,反過來指稱法國法庭的聲明帶有政治意圖,並表示支持胡圖族人的法國政府是大屠殺的幫兇。

2018年10月,由於證據不足,負責的檢察官建議撤回起訴,遭到哈比亞利馬那遺孀阿嘉絲(Agathe)的律師團強烈反對,不過最後法院仍決定在12月21日撤回所有的指控。

律師梅哈克(Philippe Meilhac)指出,律師團將此舉解讀為法國檢察官能力不足,同時譴責盧安達現任政府對於調查沒有盡力協助。

種族滅絕[編輯]

規劃與組織[編輯]

穆拉比技術學校中保存的遇難者頭骨

屠殺從首都吉佳利開始擴散到全國每個角落;從4月6日到7月初的百餘天,共約有100萬人被屠殺,其中大部份是圖西人,另外還有200萬人流離失所。

在7月時,盧安達愛國陣線(RPF)與鄰國烏干達的軍隊反攻進入盧安達首都吉佳利,擊敗胡圖人政府。共200多萬的胡圖人由於害怕遭到報復​​,便逃到鄰國蒲隆地坦尚尼亞、烏干達和薩伊(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數千人由於霍亂痢疾死於難民營

據BBC報導,在大屠殺期間,RTLM電台「幾乎每天都播出號召令,要人們尋找和殺死被誣稱為蟑螂的圖西族人」。[3]

在圖西人和胡圖人並肩生活且家人彼此了解的農村地區,胡圖人很容易識別和瞄準他們的圖西人鄰居。在居民更為匿名的城市地區,使用由軍方和聯隊人員操縱的路障促進了身份識別;每個經過路障的人都必須出示國民身份證,其中包括種族,任何持有圖西人身份證的人都應立即被屠殺。許多胡圖族人也因各種原因而被殺,包括據稱對溫和的反對黨表示同情,是一名新聞工作者或只是有「圖西族的露面」。[4]

殺人方式[編輯]

在恩特拉瑪教堂祭壇求避難的5千圖西人被殺死於手榴彈,彎刀,步槍,或被活活燒死。教堂的牆壁上還有打死嬰兒的血跡。

Akazu胡圖族極端分子的組織心臟地帶的軍事領導人最初是組織最嚴密的,召集了聯攻派和胡圖平民的聚會。指揮官責怪盧安達愛國陣線(RPF),宣布了總統的去世,然後命令群眾「開始工作」,並「不留任何人」,包括嬰兒。[5]

民兵通常用砍刀殺死受害者,儘管有些部隊使用步槍。胡圖族團伙搜查了躲在教堂和學校建築物中的受害者,並對其進行了屠殺。[6]

盧安達的總統衛隊得到了聯攻派和同一目標派的協助在首都設立了路障;每個經過路障的人都必須出示國民身份證,其中包括種族,任何持有圖西人身份證的人都應立即被屠殺。民兵還開始搜查城市中的房屋,屠殺圖西人並搶劫他們的財產。[6]RTLM的電台DJ也通過廣播來煽動和鼓勵他們的胡圖族聽眾們去殺圖西族人。[7]一項研究發現,盧安達種族滅絕期間發生的全部暴力事件中約有10%可歸因於這個新電台。然而,最近的一篇論文質疑了這項研究的結果。[8]在1993年期間,強硬派進口砍刀的規模遠大於農業所需的規模,以及其他可以用作武器的工具,如剃須刀,鋸子和剪刀。這些工具表面上是作為民防網絡的一部分分布在全國各地的。[5]

在農村地區,在大多數情況下,地方政府的等級制度也是執行種族滅絕的指揮系統。[9]每個縣的州長都按照吉佳利的命令行事,向公社領導人(布爾梅斯特人)分發了指示,而公社領導人又向其公社內各部門,牢房和鄉村的領導人發出了指示。在領導人的命令下,農村地區的大多數實際屠殺是由普通平民實施的。[10]圖西族和胡圖族並肩生活在他們的村莊中,家庭彼此了解,這使胡圖族很容易識別和瞄準他們的圖西族鄰居。[11]傑拉德·普魯尼爾(Gerard Prunier)將這種人口的同謀歸因於「民主多數」意識形態的結合,在其中,胡圖人被教導將圖西人視為危險的敵人,不服從權威的文化,脅迫因素-拒絕執行殺戮命令的村民經常被貼上圖西同情者的標籤,他們本人也被殺害。[10]

許多報告已被詳細記錄。其他人指出,許多受害者是用彎刀,獵槍和頭等熟悉的工具殺死的,很容易在倖存者的日常生活中造成PTSD

根據盧安達政府的官方統計和調查,盧安達大屠殺的受害者中37.9%是被開山刀殺,16.8%是被打死。[12]

強姦[編輯]

吉佳利紀念中心的滅絕種族死者的照片

強姦被主要犯罪者聯攻派用作工具,以分離有意識的異類人口並徹底耗盡對方。在種族滅絕和針對性別的暴力中,宣傳的使用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胡圖族的宣傳把圖西族婦女描繪成「與胡圖族的敵人同居的性誘人的'第五縱隊'」。性暴力異常殘暴,以及胡圖族婦女參與襲擊,這表明利用宣傳有效地利用了性別需求,動員了男女參與。[13]大多數圖西族婦女,均被盧安達解放軍和盧安達國防軍的士兵(包括總統衛隊)以及胡圖族平民強姦。[14]

圖西族婦女也遭到破壞其生殖能力的襲擊。強姦後有時會發生性切割,包括用砍刀,刀子,尖銳的棍棒,沸水和酸液切割陰道。[15]

與胡圖族溫和派一樣,與圖西族結婚或藏身的胡圖族婦女也成為目標。聯合國特別報告員雷內·德格尼·塞吉指出:「強姦是系統性的,被用作武器。」出於這種想法並使用武力和威脅手段,種族滅絕迫使其他人在強姦期間待命。一位名叫瑪麗·路易斯·尼耶布洪格羅(Marie Louise Niyobuhungiro)的婦女的證詞回憶說,當地人民,將領和其他的胡圖族男子一起看她每天約5次被強姦。即使當她受到婦女監視時,她也不會給予任何同情或幫助,而且迫使她在強姦之間耕種土地。[16]

強姦導致很多活著的圖西族女人患上愛滋病。胡圖族極端分子從醫院釋放了數百名患有愛滋病的患者,並將他們組成「強姦小隊」。目的是感染並造成其未來的圖西強姦受害者受到「緩慢,堅不可摧的死亡」[17]

研究表明,幾乎所有12歲以上的女性倖存者都是強奸的受害者。聯合國特別報告員雷內·德格尼·塞吉說:「強姦是規則,但沒有例外。」[18]

學者德格尼·塞吉估計,被強奸的婦女和女孩人數在25萬至50萬之間。德格尼·塞吉的估計是在他評估了已記錄的強奸案和由此產生的戰俘數量之後得出的。德格尼·塞吉認為,盧安達家庭和保護婦女部報告的15700起強姦事件很可能被低估了,因為受害者要報告強奸案的時間(如果有的話)。他還發現,醫務人員對每100次強姦中有一胎的估計不包括被謀殺的婦女。[19]

學者Bijleveld,Morssinkhof和Smeulers估計有354,440名婦女被強姦。他們檢查了受害者的證詞以及被強行浸漬的人數;然後將它們添加到已知數量的被強姦但被殺害的人中。他們說:「幾乎所有倖存的圖西族婦女都被強奸了。[20]

溫和派領導人遭到殺害[編輯]

聯盧援助團派出十名比利時士兵護送女總理烏維林吉伊馬納到盧安達電台辦公室,但結果不得不取消,因為總統衛隊接管電台不久之後,表示不允許烏維林吉伊馬納放送發言。後來在早上,一些士兵和一群平民迫使烏維林吉伊馬納他們交出武器,然後殺害了烏維林吉伊馬納和她丈夫,而他們的兒女和塞內加爾聯盧援助團人員姆巴耶迪亞涅則因躲在家具中而得以存活和獲救。十個比利時人被帶到吉佳利軍事基地,在那裡他們被折磨和殺害。進行謀殺的總統衛隊指揮官伯納德恩突亞哈加,在2007年被比利時法院判處20年監禁。

法國扮演的角色[編輯]

一些說法指出,法國在盧安達大屠殺發生前,一直支持盧安達的胡圖人政府,之後更在1994年默許、放任、甚至力挺胡圖族政府發動盧安達大屠殺,因此法國需要為盧安達大屠殺的發生負起一定責任;但沒有證據顯示法國直接參與屠殺。[21]

紀念[編輯]

紀念日[編輯]

盧安達每年有兩個假日來紀念盧安達大屠殺受難者。2019年,盧安達政府為紀念種族滅絕25週年而哀悼100天,在吉佳利種族滅絕紀念館點燃了火焰。[22][23]

紀念館[編輯]

盧安達滅絕種族受害者的木乃伊和灰白色屍體在穆拉比技術學校

自1995年以來,盧安達的許多地方都有種族滅絕的紀念碑和紀念館。在全國紀念週(4月的一周)中,設立了新的紀念場所,現有紀念場所用於集體哀悼和紀念活動。盧安達國家將其工作集中在七個這樣的機構上。在外國夥伴的幫助下,它們被擴大和培養為哀悼,記憶,反思,交流,學習和預防的場所[24]

這種類型的中央博物館,即吉佳利種族滅絕紀念館,於2004年在盧安達首都開幕。該設施的社區墳墓容納約25萬人的遺體。該設施的一部分是全國種族滅絕文獻中心。大約有200個區域性和地方性地點被添加到了七個中央紀念館,其中包括穆拉比種族滅絕紀念館。他們位於種族滅絕期間大批人被謀殺的地方[24]

紀念館的設計具有政治和辯論目的。在許多情況下,故意顯示數百根骨頭。它們是暴力行為廣泛的實質證據。以這種方式使種族滅絕的否認和瑣事化變得更加困難[24]。盧安達總有六個種族滅絕紀念館。[25]

國際反應[編輯]

由於美國此前在索馬利亞的干涉行動因當地勢力的頑強抵抗而失敗,還遭到了歐洲第三世界國家的譴責[26],因此不想派軍介入此次衝突。英國則一向與美國共同進退。後來聯合國遊說說服其他國家伸援,法國基伏湖附近建立了野戰醫院,嘗試收容難民加拿大以色列荷蘭愛爾蘭也陸續提供援助。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在大屠殺發生前呼籲相關各方盡一切努力阻止大屠殺發生,並在大屠殺發生期間力求保持中立色彩,設立醫院,運送物資,減少平民傷亡。據估計,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請求下,總共有7萬人獲救[27]。屠殺過去後,數萬名流離失所者得到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救助,並通過「重建家庭聯繫」項目澄清在盧安達屠殺中失蹤人員的命運,在1994年到1998年期間,約有48,000名兒童與家人重聚[28]

2021年5月27日,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盧安達時承認法國在盧安達種族滅絕中負有責任[29]

審判[編輯]

聯合國在坦尚尼亞阿魯沙成立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審判高級政府官員或軍人,盧安達政府則自行負責審判​​較低層級的領導人或平民。根據盧安達政府通過的法案,2004年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法國在大屠殺事件當中所扮演的角色。2006年11月,法國國防部同意解密一百多份與大屠殺有關的機密文件[30]

相關作品[編輯]

在「玻璃製成的地球」首演中,從左站的是導演珍娜·戴溫,盧安達總統保羅·卡加梅,紀實題材的電影導演,和執行製片人查尼·泰坦

參考文獻[編輯]

  1. ^ See, eg, Rwanda: How the genocide happened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BBC, April 1, 2004, which gives an estimate of 800,000, and OAU sets inquiry into Rwanda genocide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Africa Recovery, Vol. 12 1#1 (August 1998), p. 4, which estimates the number at between 500,000 and 1,000,000. Seven out of every 10 Tutsis were killed.
  2. ^ 盧安達大屠殺事件19週年紀念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亞太日報,2013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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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6.0 6.1 Prunier, Gérard (1995). The Rwanda Crisis, 1959–1994: History of a Genocide (1st ed.). London: C. Hurst & Co. Publishers. ISBN 978-185065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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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引用錯誤:沒有為名為K的參考文獻提供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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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Paris, Francesca. Rwanda's Genocide Victims Remembered 25 Years Later. National Public Radio. 2019-04-07 [2019-04-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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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編輯]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