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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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2006年裴松之注版三国志

三国志注》,是南朝宋的历史学家裴松之西晋陳壽所编著的史书《三國志》作的注,也称裴注,或与原文并称寿志裴注

概述[编辑]

南朝宋文帝認為晉代陳壽撰修的《三國志》,內容精潔,但太過簡略,故詔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彌補《三國志》記載之不足,他的注釋方法有四大原則:“一曰補闕、二曰備異、三曰懲妄,四曰辯論。”清代四庫提要》將其所用方法,分析為六類:“一是引諸家之論,以辯是非;二是參諸家之說,以核偽異;三是傳所有之事,詳其委屈;四是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五是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六是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

裴松之作注所根據的史料,可考者多達二百一十餘種[1]。宋文帝歎為“不朽”之業。例如:《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記载文帝〈与吴质书〉一文,近二百字,而裴注详引《魏略》所载此书,竟多达八百余字。裴松之解释说:“臣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三国志》在许多关键处多语焉不详。如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创立,《陈群传》中只有一句:“制九品官人法,群所建也。”這必須靠裴松之的注加以補充。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2]清人钱大昕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3]“(裴松之所引用書)凡百四十餘種,其餘史家無涉者,不在數內。”[4]李慈铭说:“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5]趙翼說:“今按松之所引用書多凡百五十餘種,……皆注出書名,可見其採輯之博矣!”[6]

唐代開始,有學者對裴松之《三國志注》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主要針對裴注資料龐雜繁蕪和體例不純[7]劉知幾說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觀其成書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矣!”[8]陈振孙认为裴注“鸠集传记,增广异文。大抵本书固率略,而注又繁芜”[9]章學誠也說:“裴松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10]葉適則認為“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余”[11]。近代學人陳寅恪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

現今中國大陸學者對《三國志》正文及注文的字數進行了認真的統計,依據中華書局的三國志點校本作計算,發現陳壽正文有36萬餘字,裴松之注文為32萬餘字[12][13][14][15]宋代晁公武所謂的《三國志注》文多出《三國志》全文數倍之說[16],不攻自破[17]

《三國志注》中收錄了不少的知名文章,至今在後朝已失佚的當朝文學,在《三國志注》都能一窺原貌。如建安七子的文章、曹丕的《典論》和《與吳質書》、曹植的《洛神賦》、《銅雀臺賦》、諸葛亮的《出師表》、曹操的《短歌行》、李密的《陳情表》等在《三國志注》皆有收錄。日後如鍾嶸的《詩品》和以後的《古文觀止》皆有引用《三國志注》裡的文章。

註解所引文獻[编辑]

(依筆畫排列)

注釋[编辑]

  1. ^ 沈家本《三国志注所引书目》:“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
  2. ^ 侯康:《三国志补注续》自叙
  3. ^ 《三国志辨疑·序》
  4. ^ 《廿二史考異》
  5. ^ 《越缦堂日记》咸丰己未二月初三日
  6. ^ 《廿二史箚記》
  7.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
  8. ^ 《史通·补注》
  9. ^ 《直斋书录解题》卷四“三国志”条
  10. ^ 章学诚:《文史通义·言公》
  11. ^ 文獻通考》卷一九一“经籍考 三国志”条
  12. ^ 吳金華據百衲本統計,陳壽本書為368,039字,裴注為322,171字(《三國志校詁附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
  13. ^ 崔曙庭根據金陵活字本統計,《三國志》為367,327宇,裴注為320,805字(《〈三國志〉本文確實多於裴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
  14. ^ 王廷洽根據中華書局陳乃乾校點本統計出《三國志》為366,657字,裴注為320,799字(《略談〈三國志〉與裴注的數量問題》,《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5年第3期)。
  15. ^ 黃大受據台北藝文館影印本統計,陳壽本書正文為350,833字,裴注為322,648字(《三國志選注》,正中書局,1972年)。
  16. ^ 《郡齋讀書志》卷二:“博采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李龍官更具體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
  17. ^ 張子俠則認為:“《三國志》的版本和流傳的經過極為複雜,既有文字脫漏問題,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現象,因而正文與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輕下結論。”(《〈三國志〉裴注研究三題》,《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參考[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