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观点

关于1933年至1945年间统治德国的元首、屠杀600万犹太人的始作俑者阿道夫·希特勒的宗教信仰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他对宗教事务的看法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希特勒一开始的政治生涯中，曾公开表达了对基督教的好感，但后来他的表现让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反基督教情绪”。此外他也曾批评了无神论。

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希特勒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并接受过罗马天主教堂的受洗仪式；他的父亲则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并对天主教会持怀疑态度。1904年，他在和家人所在地奥地利林茨之罗马主教座堂经过坚振礼。根据约翰·威拉德·托兰德的说法，有目击者表示希特勒的坚信礼发起人不得不“从他嘴里扯出这些话……仿佛整个坚振礼对他来言都很令人反感似的”。里斯曼指出，据几位与希特勒一起住在维也纳男子之家的目击者表示，他在18岁离家后便再也没有参加过弥撒或接受圣礼。克里格声称希特勒已然放弃了天主教会，而希特勒的最后一位秘书则声称他不是所有任何教会的成员。奥托·施特拉塞尔对此声称“希特勒是一名无神论者”。

在其执政初期之时，希特勒宣称自己“不是天主教徒，而乃德意志基督徒”──一支持纳粹意识形态的新教团体。希特勒与纳粹党特别提倡了“无宗派”之积极基督徒，旨在拒绝大多数传统基督教教义，如耶稣的神性，以及旧约等犹太元素。在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评论中，他将耶稣描述为“雅利安战士”，并与“腐败法利赛人的权力和自负”和犹太唯物主义相抗争。希特勒表现出对新教和路德教的偏爱，他说，“透过我，福音派新教教会可以像英国一样成为公认的教会”，而“伟大的改革者”马丁·路德“有反抗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功劳”。

希特勒政权开始努力将德国新教徒协调成一个联合的新教帝国教会（但这遭到了认信教会的抵制），并提前采取行动消除政治性天主教。尽管这位纳粹领导人因此被天主教会开除教籍，但希特勒同意了与梵蒂冈的政教协定，但随后经常无视它，并允许对天主教会进行迫害。一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希特勒和他的核心圈子受到其他宗教的影响：在给朋友的悼词中，希特勒呼吁他进入瓦尔哈拉，但随后他表示，在日耳曼多神教中重新建立对奥丁（或沃坦）的崇拜是愚蠢的；此外，希特勒采用了印度教的神圣符号卍字符，并认为伊斯兰教可能与德国人民兼容。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出于政治原因，他打算推迟冲突，并旨在最终彻底消灭德国基督教，或者至少对其进行改革并适应纳粹的观点。

历史研究

希特勒与教廷大使切萨雷·奥森尼戈

艾伦·布洛克写道，希特勒从小就信奉天主教，并对其组织力量印象深刻，但他以他认为合理和道德的理由否定了基督教。布洛克还写道，希特勒“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良心”，但在自己与黑格尔相呼应的观点中找到了“正当性和赦免”，即英雄高于传统道德，以及“世界历史的个人”作为“世界精神意志”代理人的角色，使上帝的计划得以实施。在他早期的军事成功之后，希特勒“完全遗忘了自己的妄自尊大”和“傲慢之罪”，这种夸张的自负使他相信自己不仅仅是一个男人。战后，布洛克写道，希特勒想要根除并摧毁教会的影响力，但在那之前他会出于政治原因而谨慎对待之：

在希特勒眼中，基督教是只适合奴隶的宗教；他尤其相当厌恶它的道德规范。他宣称该教义是对透过斗争与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之反叛。
— 《希特勒：暴政研究》，by艾伦·布洛克

在世纪之交，著名的希特勒研究专家伊恩·克肖撰写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希特勒传记，并使用新的资料来阐述希特勒的宗教观。他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是相信神灵的，但仍对基督教会持批评态度：

⋯⋯使德国军队‘成为世界第一军队，无论是在训练、部队组建、军备方面，尤其是在精神教育方面（in der geistigen Erziehung）’，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德国将会陷入迷失。”希特勒如此宣称道。

⋯⋯

尽管希特勒在某些场合声称想要在（与教会的）冲突中得到喘息的机会，他自己的煽动性言论给了他的下属们在“教会斗争”上升温所需的一切许可，并相信他们正在为元首而努力⋯⋯希特勒对教会的不耐烦促使敌意频繁爆发。1937年初，他宣布“基督教毁灭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教会必须屈服于“至高无上的国家”，并抨击“可以想像的最可怕的机构”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主要撰写关于纳粹德国和二战的文章，他指出，希特勒声称纳粹主义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的：“他声称，科学，很容易摧毁最后剩下的迷信痕迹‘德国不能容忍外国势力的干预，如教皇’；而‘牧师’，他称之为‘黑虫’，‘披着黑袍的堕胎’。”

希特勒传记作者兼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奧弗里认为希特勒一直是宗教怀疑论者：“斯大林和希特勒都想要一种中性的宗教，屈从于国家，而缓慢的科学启示计划摧毁了宗教神话的基础。”奧弗里写道，希特勒对所有宗教信仰持怀疑态度，但在政治上保持谨慎，并不会“公开宣扬他的科学观点”，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持他自己的观点与苏联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之间产生区别。他在2004年写道：

他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却出乎意料地，成功地向数百万德国选民掩盖了他自己的宗教怀疑态度。尽管希特勒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新异教徒，或者由他扮演神性的政治宗教核心人物，但他的观点与布尔什维克敌人的革命偶像破坏有更多共同之处。此外他私下对基督教的几番发表，显现了一种深刻的蔑视和冷漠⋯⋯希特勒认为现在所有的宗教都是“颓废的”；在欧洲，这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基督教之崩溃”，而主要的危机来源便是科学。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对宗教和科学解释的不相容性采取了非常现代的观点。

历史学家珀西·恩斯特·施拉姆将希特勒拒绝年轻时所信仰的基督教后的个人信仰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当普遍的的一元论之变种”：据他表示，这些观念曾间接受到恩斯特·海克尔与其徒弟威廉·博尔舍的影响。他还引用了希特勒的私人医生之一汉斯·卡尔·冯·哈塞尔巴赫的话说表示，希特勒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者说至少他是一位为了宗教的清晰而奋斗的人”。据冯·哈塞尔巴赫表示，希特勒考量到群众对宗教的需求，他并不认同马丁·鲍曼关于将纳粹的仪式取代教堂仪式的概念，“他们又讨论了几个小时后，综合出可以弥补德国人民的宗教分裂的可能性，并帮助他们找到适合他们性格与现代人对世界的理解之宗教。”

希特勒对于上帝的个人观念为“天意”，比如说，当他最终在1944年7月20日的未遂谋杀幸存下来时，他把这个部分归功于是天意拯救了他，使他得以继续完成其使命。事实上，希特勒对天意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把它不可能会判断失误的信念逐渐绑在一起。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在纽伦堡审判曾说，希特勒“对于自己作为国家和战争的领导者的无误性有一种近乎神秘的信念”。他的另一位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表示希特勒把自己当作是“天意的工具。他......被给予德国人民一切并帮助他们走出困境的愿望所吞噬。他认为这是他的任务，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到。”

BBC历史学家劳伦斯·里斯将希特勒与宗教的关系描述为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他在公开场合上与基督教的关系（实际上为他与一般宗教的关系）是机会主义的表现。目前没有证据表明他在个人生活中曾有过对基督教会的基本教义表示过任何个人的信仰表现。”考量到《我的奋斗》中存在宗教典故，里斯写道，对于该书“最连贯的解读”为，希特勒准备相信一个最初的创造者上帝，但“并不接受传统基督教的天堂与地狱的观点，也不接受个人‘灵魂’的存续。”

马克斯·多马鲁斯写道，希特勒用对一个独特的的德国“上帝”的信仰来取代对犹太-基督上帝的信仰。他宣称这个神乃德国的创造者，但他“并非公认意义上的基督徒”。多马鲁斯表示希特勒既不相信有组织的宗教，亦不认为自己是宗教改革者。他写说希特勒在1937年就已经完全摒弃了对犹太-基督上帝概念的信仰，但他仍继续在公开演讲上使用“上帝”一词（并非传统概念上的上帝，而是全新的、独特的，使德国“如铁一般生长”的上帝）。是以，希特勒曾在1937年告诉英国记者乔治·沃德·普莱斯道：“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他不会抛弃6700万德国人民，他们将为其在世界的合法地位付出巨大的努力。”虽然希特勒并没有“遵守其戒律”，但多马鲁斯认为他甚至在刚开始执政的头几年保留其成长过程中的天主教思想元素：他直到1933年以前仍然对外称自己是天主教徒。不过随着权力的欲望及自我偶像崇拜的毒药不断地蔓延，最终把他童年信仰的记忆挤掉，到1937年，他抛弃了自己最后的宗教信仰，并向其同志们宣称：“现在我感觉自己宛如牧场上的小马一样新鲜”。

作家康拉德·海登曾引用希特勒的话表示：“除了德国本身，我们不想要其他任何的上帝。我们必须对德国有狂热的信仰、希望与爱”。德瑞克·黑斯廷斯认为，希特勒在1924年受审时还是一个有信仰的天主教徒，这是“非常合理的”，但他写道“毫无疑问地，希特勒在第三帝国的整个时期都是基督教的坚定反对者”。

传记作家约翰·托兰记述说，在1939年的一场未遂暗杀后，希特勒对晚餐的客人说，教皇庇护十二世宁愿看到“阴谋得逞”，“也不是我的朋友”，但托兰也写说，1941年的希特勒仍然是“罗马教会的良好成员，尽管他很讨厌那里的阶级制度”。根据根特·路易表示，希特勒一直到死前都未被天主教会逐出。然而，这些作者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希特勒在1931年就与其他所有纳粹领导人被逐出教会。虽然他在婴儿时期就接受过受洗，到了青年还接受过坚振，然而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他认为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就受过教会的教导，无论他声称的文化归属为何，绝罚对他来说并无任何意义。

迪肯大学的塞缪尔·科恩于2012年写说：“希特勒是无神论者吗？答案是可能不是。但要确定他的个人宗教信仰仍然相当困难，而且至今仍争论不止。”虽然按照传统或正统的观念，希特勒显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确实谈到了一个神，其工作为自然与自然法则，“将上帝与自然混为一谈，以至于让他们为同一事物”，而基于此，“最近一些研究认为希特勒是自然神论”。肯尼斯·伯克在他关于希特勒反复出现的宗教形象和符号的著作中得出一结论：“希特勒的思想模式不过是宗教思想的曲解化、夸张化版本”。

理查德·施泰格曼-加尔则认为希特勒就是基督徒。他在2003年写道，即使在希特勒与基督教机构断绝关系之后（其时间大概在1937年左右），他看到有证据显示他仍然继续高度地尊重耶稣，他也从未将矛头指向耶稣本尊。在二十世纪20年代的纳粹纲领中使用的“积极的基督教”一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战术措施，但施泰格曼-加尔则认为他可能是一种“内在逻辑”，而“不仅仅是政治操作”。他认为希特勒至少在30年代初之前就是基督徒，那时候他把耶稣看作是雅利安人对抗犹太人的对象。

希特勒的同时代人谈其宗教观

阿尔贝特·施佩尔论希特勒的宗教观

希特勒的密友、建筑师兼装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在柏林的政治伙伴中，希特勒对教会发表了严厉声明”，然而“他把教会设想成一个可能对他有用的工具”：

大约1937年左右，当希特勒听说了在党和党卫军的鼓励下，他的大量追随者纷纷离开教会，原因是教会顽固地反对其计划时，他仍然命令他的主要同志，尤其是戈林和戈培尔等人继续留在教会中，并表示他自己会一直留在教会之中，哪怕他压根就没对天主教会有什么感情。而事实上，希特勒一直到死前都未曾离开教会。
— 摘录自施佩尔的回忆录《第三帝国内幕》

戈培尔日记中同样也提到了这个部分。他在1941年4月29日写道，尽管希特勒是教廷与基督教的“激烈反对者”，但“他出于战术原因，禁止我离开教会”。

据施佩尔说，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乐于纪录希特勒对教会的任何严厉声明，对此其认为鲍曼是该政权反对教会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施佩尔认为希特勒确实赞同其做法，但是他更加务实，希望“把这个问题推迟到更有利的时机”：

“一旦我解决了我其他的问题，”希特勒偶尔宣称，“我将会对教会进行清算。我会让他们在绳索上摇摇欲坠。”然而，鲍曼不希望这份清算被推迟，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文件，并开始宣读挑衅意味浓厚的布道或牧师信中的段落。希特勒经常因此变得激动...并发誓最终要惩罚那些神职人员......偏偏他又无法立刻展开报复，这使得他陷入了白热化......
— 摘录自施佩尔的回忆录《第三帝国内幕》

施佩尔写道，希特勒认为基督教是个不适合“日耳曼人气质”的宗教：他写说希特勒表示“你看，拥有错误的宗教是我们的不幸。我们为什么不是信仰日本人的宗教呢？他们可是将为祖国的牺牲视作最高荣誉。穆罕默德的宗教似乎也比基督教更适合我们啊。为什么我们非得选择既温顺又软弱的基督教呢？”施佩尔还写说其在希特勒身上观察到“相当多的案例”，好比他对希姆莱和罗森堡的神秘主义观念持否定态度之部分。

马丁·鲍曼论希特勒的宗教观

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曾说服之，让他允许自己可以特别挑选一队军官以速记的方式来记录希特勒说过的任何私人谈话，以供后人参考。从1941-44年间，希特勒的话都被记录到现在被称之为希特勒餐桌谈话的纪录本中。这些纪录不仅涉及希特勒对战争与文化的看法，还涉及到宗教、文化、哲学、个人愿望及他对敌人或朋友的感情之特有态度。施佩尔曾在其回忆录中指出鲍曼很乐于纪录希特勒对教会的任何严厉声明：“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比对教会的贬低性评论更热衷的写下来了”。在该纪录中，希特勒把基督教说成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荒谬”与“虚伪”，他“从未接受之过”。

历史学家的普遍共识为休·特雷弗-罗珀所翻译出来的《餐桌谈话》所表达的观点是可靠、可信的。被认为是可靠的《餐桌谈话》的言论包括以下引文：“基督教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原形：犹太人将动员大量的奴隶，目的是为破坏社会”。艾伦·布洛克的开创性传记《希特勒：暴政研究》引用希特勒的话说：“当你走到逻辑的极端，基督教将意味着系统地培养人类的失败”；这句话也出现在《餐桌谈话》，许多观点也同样重复在该本子上面，比如：基督教教义是对背叛了透过斗争选择和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迈克尔·伯利将希特勒对基督教的公开宣称与《餐桌谈话》的言论进行对比后，他认为希特勒真正的宗教观点是“唯物主义生物学的混合体，对核心的、有别于次要的基督教价值观的假尼采式蔑视，及一种内敛的反教权主义”。理查德·J·埃文斯在其关于纳粹德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中也重申了纳粹主义是世俗的、科学的反宗教观点：“希特勒对基督教的敌意在战期间达到新的高度，或者说是深度”；该观点来源自1953年的《餐桌谈话》之英译版本。在《餐桌谈话》中，希特勒经常对基督教发表强烈的负面看法，比如“有史以来对人类最沉重的打击就是基督教的到来，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基督教的私生子；这两者都是犹太人的发明。宗教问题上的许多蓄意谎言都是从基督教带入这个世界的。”

根据《餐桌谈话》的纪录来看，希特勒对科学的青睐更胜于基督教。1941年10月14日，希特勒在一篇关于基督教命运的文章中表示：“科学不能说谎，因为他总是根据一时的知识情况，努力推导出最真实的东西，所以当他犯错时，他是出于善意。基督教裁示说谎者，他与自己永远都处于冲突之中。”希特勒还说宗教将在与时俱进的科学的面前崩溃：“基督教的教条会在进步我们这样有人居住的世界之时，那么，基督教教义就会被判定是荒谬的存在。”

此外，希特勒担心人们与教会的契约崩溃后，他们会改信无神论，他把此状况视同于“动物的状态”：“我很信，与教会的契约都只能提供暂时的好处，因为科学精神迟早都会揭示这个妥协的有害物质。因此，国家将把他的存在建立在一个总有一天会崩溃的基础上。受过教育的人保留了对自然界的神秘感，并在补未知的事物面前鞠躬；另一方面，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一旦发现国家在宗教问题上运用错误的观念，而在其他领域则以纯粹的科学为基础的话，他们就会转向无神论（这就是回到了动物的状态）。这就是为何我一直让党远离宗教问题的原因。”

根据《餐桌谈话》，希特勒认为，耶稣真正的基督教教义早被使徒圣保罗腐蚀了，他把这些教义变成了一种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认为这种教义宣扬“众生平等，及对唯一的神的服从。这就成了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

在《餐桌谈话》中，希特勒在1941年10月21日的页面中赞赏了使徒尤利安的《反加利利人》，一本来自公元362年的反基督教作品。他说“当人们想到一百、两百年前我们最优秀的人对基督教的看法时，就会惭愧地意识到我们后来的发展有多么缓慢。我不知道使徒尤利安曾以如此清晰的眼光对基督教与基督徒做出如此判断......最初，基督教只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化身，是破坏者。然而，这个后来自称基督的加利利人的意图却完全不同。他必须被视为一个受欢迎的领袖，他采取了反犹立场...，可以肯定的是，耶稣不是犹太人──顺带说一句，犹太人认为他是妓女与罗马士兵生出来的儿子。对耶稣的教义进行决定性的伪造是圣保罗的工作。他以微妙的方式，为了个人利益之目的而从事这项工作，因为这个加利利人的目标把他的国家从犹太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他以自己的名义反抗犹太资本主义，这就是为何犹太人清算他的原因。大数的保罗（其名在去大马士革前为扫罗）是那些最野蛮地迫害耶稣之人之一。”

理查德·开利对《餐桌谈话》的德语、英语、法语版本的一些段落进行单独比较，发现在每种情况下，特雷弗-罗珀的英语版都是从弗朗索瓦·热努的法语版翻译过来的，而非原文德语版；并且法语版包括重大的歪曲，导致其加深了希特勒对基督教的仇恨印象。对此开利的结论为：“特雷弗-罗珀的版本应被视为毫无价值而可扔弃的版本。”然而，开利发现有三个德语版本“有个共同的来源，而他应该就是实际着地堡笔记本身”，并因此建议学者们直接与德语版本进行研究。格哈德·赖因伯格在为2013年的特雷弗-罗珀《餐桌谈话》所做的介绍中也同意，特雷弗-罗珀的英语版“来源自弗朗索瓦·热努的法语版，而非现在任何一个德语版”。在研究过特雷弗-罗珀的个人信件与文件后，米卡尔·尼尔森得出结论道，特雷弗-罗珀完全知道他的这个版本来源自法语版，但却从未在公开场合揭示此问题。

约瑟夫·戈培尔论希特勒的宗教观

由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所撰写的《戈培尔日记》为希特勒的思想与行动提供重要启示。在1939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戈培尔写道：“元首强烈反对建立任何宗教的想法。他不打算成为一名牧师，他唯一的专属角色是政治家。”在1941年4月8日的一篇文章中，戈培尔写道：“他赠恨基督教，因为他让人类中所有高尚的东西全部残缺不全。”

1937年，戈培尔指出，希特勒对教会的不耐烦“促使其经常爆发敌意”。1937年初，他宣称“基督教的毁灭时机已经成熟”，教会必须屈服于“国家的首要地位”，抨击与“可以想像出来的最可怕的机构”的任何妥协。在1941年4月29日的记录中，戈培尔注意到关于教廷与基督教的长时间讨论并写道：“元首是所有这些虚伪行为的强烈反对者”。

1939年，戈培尔写道，元首知道他将“不得不绕开政教冲突”，但在此期间，“对付教会最好的办法就是声称自己是一位‘积极的基督徒’”。

在另一条纪录中，戈培尔写道，希特勒“有很深的宗教信仰，但完全反基督教”。戈培尔在1939年12月29日写道：

元首有很深的宗教信仰，尽管他事实上反对基督教。他认为基督教是腐朽的症状，这是很正确的。他是犹太民族的一个分支，这可以从他们宗教仪式的相似性看出。两者（基督教与犹太教）都没有与动物元素的接触点，因此他们最终将会被摧毁。元首原则上是一个坚定的素食主义者。
— 《戈培尔日记》，1939年12月29日

戈培尔在1939年的一篇日记中表示，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表达了他对基督教的反感。他希望时机可以成熟到让他可以公开表达这一点。基督教已经败坏病感染了整个古代世界。”戈培尔写道，希特勒把前基督教时期的奥古斯都看作历史的高潮，而未与哥特式思想与“忧郁的神秘主义”联系起来。

日记上还写说，希特勒认为耶稣“也想采取行动反对犹太人的世界统治，所以犹太人就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保罗则伪造了他的教义，并破坏了古罗马”。

恩斯特·汉夫斯坦格尔与奥托·施特拉塞尔论希特勒的宗教观

德国政治家兼纳粹党早期成员之一的奥托·施特拉塞尔

奥托·施特拉塞尔是德国政治家，亦为纳粹党早期成员之一。他与他的兄弟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一同为该党的左翼领导成员。“希特勒在1933年夺权之前或之后大概两个用内，他从未放弃过他的天主教徒身份，”魏卡特如此写道，那时候施特拉塞尔正于1920年跟他的兄弟谈话说，他对希特勒感到失望，因为：

我们是基督徒。欧洲没有基督教的话早就没了。希特勒是无神论者。

——奥托·施特拉塞尔

恩斯特·汉夫斯坦格尔是一位德裔美国商人，也是希特勒的密友。然而，他最终与希特勒绝交，并从纳粹德国叛逃至美国。他后来把希特勒说成一个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神论者：

从那时起他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了。

——恩斯特·汉夫斯坦格尔

其他

1938年初，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在此之前，当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舒施尼格曾前往德国会见希特勒，而根据舒施尼格后来的证词，希特勒对于德国在德国历史上的作用感到愤怒，他说：“在整个历史中，每一种民族思想都被奥地利破坏掉了；事实上，所有这些破坏都是哈布斯堡家族与天主教会一手造成的。”最后希特勒以最后通牒结束了奥地利的独立主权，并将整个国家交给纳粹党告终。

在1944年的7月20日暗杀未遂后，希特勒在隔天的广播中将他的幸存归功于命运使然。德国副新闻主管赫尔穆特·辛德曼对此宣称：“德国人民必须把希特勒的暗杀未遂视同希特勒将在神圣力量的保护下完成其任务的标志”。

克肖指出，红衣主教米歇尔·冯·福尔哈伯（一位曾“敢于批评纳粹党对天主教会进行攻击的人”）在离开时确信“希特勒有很深的宗教信仰”。1936年11月，这位罗马天主教教士在贝格霍夫与希特勒进行三个小时的交谈。他在会议结束后写道：“帝国总理无疑是生活在对上帝的信仰中。他也承认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建设者”。克肖将此案例作为希特勒有能力“蒙蔽顽固的批评者的眼睛”的例子之一，表明希勒“有明显的能力来模拟，甚至于对可能持批评态度的教会领袖模拟出一个热衷于维护、保护基督教的领袖形象”。

希特勒信仰的公开与私人演变

希特勒幼年

希特勒在1913年画的《圣母玛利亚与圣婴耶稣基督》

希特勒出生于哈布斯堡奥地利的一家罗马天主教家庭中，然而关于他的童年可靠历史细节却寥寥可数。根据希特勒历史学家伊恩·克肖的说法，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对自己生活的反映“在细节上并不准确，解释上多有色彩”，而在纳粹时期提供的讯息“多有疑点”，战后其家人与熟人的回忆亦然。

在希特勒出生的同一年，即1889年接受了天主教会的受洗。他爸爸阿洛伊斯·希特勒名义上是天主教徒，但他实际上有点怀疑，甚至反基督教。他妈妈克拉拉·希特勒则是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A·N·威尔逊写道：“有时人们对希特勒的天主教教养做了很多解释......这是希特勒本人经常影射的事情，他几乎总是激烈地敌视：‘是四角帽！我仅仅看到这些穿着长袍的堕胎者，我就觉得很愤怒！’”希特勒也常吹嘘自己在神职学校中对神职人员-教师表示怀疑。其后他上过几所小学。有六个月的时间，他们家住在兰巴赫的本笃会对面，在某些时候的下午，希特勒会在那里的唱诗班上课。希特勒后来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在那个时候，他的梦想是有天能接受圣职。

希特勒在1904年5月22日接受了坚振礼。据里斯曼说，希特勒在少年时期就受到了泛日耳曼主义的熏陶，开始排斥天主教会，并不情愿地接受了坚振礼。传记作家约翰·托兰在谈到1904年在林茨大教堂举行的仪式时写道，希特勒的坚信礼发起人不得不“从他嘴里扯出这些话……仿佛整个坚振礼对他来言都很令人反感似的”。里斯曼指出，据几位与希特勒一起住在维也纳男子之家的目击者表示，他在18岁离家后便再也没有参加过弥撒或接受圣礼。

1909年，希特勒搬到了维也纳，据艾伦·布洛克表示，他在那里的兴趣摇摆不定，他阅读的书籍包括“古罗马、东方宗教、瑜珈、神秘学、催眠、占星术、新教，每一种都能让他一时感到兴趣......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不平衡的。他对犹太人、牧师、社会民主党人与哈布斯堡王朝的仇恨会毫无限制的发泄出来”。

在珀西·恩斯特·施拉姆根据对《餐桌谈话》录音纪录的分析所编写的《一个独裁者的解析》中，引用了希特勒的话说，“经过艰苦的内心斗争”后，他已经从年轻时候的宗教信仰中解放出来，所以他感觉自己“像是牧场中的小马一样新鲜”。

成年与政治生涯

希特勒对于宗教的公开言词与著作

尽管希特勒个人是持怀疑态度，但是他与宗教的公开关系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实用案例。在宗教事务中，他很容易采取“适合其直接政治目的”的策略。他通常会根据听众的感觉来订制他给出的讯息。克肖认为应该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称自己“了解”希特勒，他是一个“非常私密、甚至说是隐密的人”，使得他能够在自己的真实信仰方面欺骗“甚至称得上是顽固的批评者”。希特勒私底下很蔑视基督教，但他在竞选期间，表明了支持基督教的声明。

希特勒的公开演讲中大量提及了“上帝”与“精神”。在《希特勒和斯大林：平行生活》中，布洛克写道希特勒跟他之前的拿破仑一样，经常使用“神的旨意”来给自己的个人神话掩护，但最终他会跟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共享“同样的唯物主义观点，他是基于19世纪理性主义的确信，即科学的进步终将摧毁所有神话，并以证明基督教的教义很荒谬”：

希特勒的个人神话必须被保护，这样就他就能跟拿破仑一样，可经常谈论天意，以作为他的使命感之必要投射，哪怕这是无意识的，借此给他提供了理由与赦免。‘他们俄国人，’希特勒在一个场合中表示，‘有权去攻击他们的牧师，但是他们无权攻击一个最高力量的想法。无庸置疑的，我们是个拥有一种创造性力量的弱小生物。’
— 摘录自艾伦·布洛克的著作《希特勒和斯大林：平行生活》

克肖写道，希特勒有一种“模拟的能力，甚至于对可能持批评态度的教会领袖来说，他也是一个热衷于维护、保护基督教（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的领袖形象”，这有助于转移教会对他的直接批评，反而会把谴责重点放在已知的“反基督激进分子”身上。

在《我的奋斗》中的宗教信仰

更多信息：我的奋斗

“政治领袖不应该透过考虑一个宗教的一些缺点来估计其价值，但他应该问问自己，在一个明显更好的观点中是否有任何实际的替代方案。再有替代方案出现之前废除现有宗教者只有傻瓜与罪犯而已......在这场冲突中，胜利几乎都是站在科学这一边，哪怕这个斗争相当痛苦。而那些不能穿透科学的表面之下的人眼中，宗教将受到重创。” —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

《我的奋斗》是希特勒在啤酒馆政变失败被捕后在监狱中所写的，其中多次提到了“上帝”、“造物主”、“天意”、“主”。

劳伦斯·里斯将这部著作的主旨描述为“黯淡的虚无主义”，他揭示了一个冰冷的宇宙，除了不同人之间为了争夺霸权之斗争外，没有任何道德结构可言：“《我的奋斗》中究竟缺了什么，”里斯道，“这是一个没有得到应有承认的事实，即对基督教的任何强调”──里斯指出德国已经有一千年的基督教历史，是以里斯表示“我对《我的奋斗》最连贯的解释为，虽然希特勒准备相信一个最初的创造者上帝，但他并不接受基督教的天堂与地狱的观点，也不接受个人“灵魂”的存续......我们是动物，就跟其他动物一样，我们都面临着毁灭者与被毁灭者的抉择。”

保罗·伯本写道，就基督教派系而言，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宣称自己为中立──但是他主张政教分离，教会不要关心人民的世俗生活，因为这必须是国家的领域。根据威廉·劳伦斯·夏伊勒说，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抨击政治性的天主教，并攻击了两个主要基督教会，原因是他们没有认识到种族问题”，同时还警告说，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成功“产生一场宗教革命”。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耶稣“毫不掩饰他对犹太人的态度，必要时他甚至会拿起鞭子把这个一如既往的想把宗教当成为商业而存在的工具的，全人类的公敌赶出上帝的圣殿。作为报复，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希特勒在研究如何建立一个全新秩序时认为，一个强大的组织依赖于对所有其他组织的不容忍，是以基督教的伟大来自于“对其自身教义的不屈不挠和狂热的宣扬与捍卫”。然而，希特勒反对基督教给日耳曼带来文明之观点：“因此，把基督教时代之前的德国人说成是没有文明的野蛮人是非常不公正的，他们从来都不是。”希特勒预言他与天主教会将在纳粹德国的安乐死问题上发生冲突，他写道教会应该应该放弃在非洲的传教工作，并集中精力说服欧洲人，当他们收养了一个孤儿，能比“给一个病泱泱的孩子生命，并成为所有人痛苦、不快乐的原因”更令上帝高兴。他宣称各教会应该放下他们之间的分歧，而是专注于“种族污染”的问题。

这两个基督教教派之间相互冷眼旁观，眼睁睁看着高贵而独特的生物被亵渎、毁灭，何况这个生物还是作为上帝的恩典寺给这个世界的。然而对于这个世界的未来来说，天主教与新教究竟哪一个成为赢家并不重要，但是雅利安人是否能够生存与否确实重要。
—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

希特勒声称当他作为一位年轻人来到维也纳后，他仍不是反犹主义者：“我那时在犹太人身上，我只是看到了一个信仰不同宗教的人群，因此我基于人类的宽容之理由，我反对因为他与我们不同的信仰而对他进行攻击”。他认为基于宗教而非种族的反犹主义是错误的：“基督教社会党的反犹主义是因为宗教原则，而非种族原则”。相反地，希特勒认为应该要根据犹太人的“种族”来痛斥之。

为了证明纳粹侵略的合理性，希特勒将好战主义与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之官方宗教而崛起的过程相提并论：

“今天，敝人可以痛苦地确定，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第一种精神上的恐怖进入了远为自由的古代世界，但他无法反驳的一个事实是：世界从那时候起就被这种压迫所折磨、支配，而压迫只能透过压迫方可打破，恐惧只能透过恐惧方可打破。只有这样才能建设性地创造出一种新状态来。政党是倾向妥协，而哲学从来不是；政党甚至会考虑到反对者的存在，哲学则宣称自己无懈可击。”

在《我的奋斗》的其他地方，希特谈到了“宇宙的创世者”与“永恒的主”。他还指出雅利安人是上帝创造出来的，透过种族混杂来稀释他是一种罪过：

“特别是有本土运动思想的人来说，在自己的教派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神圣的责任在，使人们不再肤浅的谈论上帝的旨意，而是真正履行上帝的旨意，不让上帝的一言一行因而被亵渎。因为神的旨意给了他们人的形式、本质与能力。任何破坏他工作的人都是在向主的创造与神圣的意志宣战。”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认为耶素是反犹太人的，而非他们中的一员：“基督教的创始人确实毫不掩饰他对犹太民族的评价。当他发现有必要时，他就将那些人类公敌赶出上帝的圣殿”。

德里克·黑斯廷斯写道，根据希特勒得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的说法，强烈反犹的希罗尼派天主教牧师伯恩哈德·施登弗勒在20世纪20年代就是希特勒的核心圈子成员之一，其有许多宗教问题经常都找他请教，他还帮助希特勒写过《我的奋斗》。后来他在1934年的大清洗中被党卫军暗杀。

希特勒论基督教与“积极基督教”

更多信息：积极基督教

1927年正在排练他的演讲的希特勒。由海因里希·霍夫曼拍摄，现存于德国联邦档案馆。

希特勒在1920年的国家社会主义纲领的第24条赞同其所谓的“积极基督教”，前提是该叫将置于党的意识形态下，并额外增加一个警告，即他不得冒犯“德国种族的道德感”。该术语不分教派且可以有多种解释，但他缓解了德国基督教多数派对纳粹运动中大部分人经常表达的反基督信念之担忧。他进一步的提出一个“积极的基督徒”之定义：即他可以打击“犹太物质主义精神”。

1922年，也就是希特勒上台前十年，巴伐利亚前总理冯·莱切菲尔德·科弗林伯爵在巴伐利亚州议会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他“作为一个人类与基督徒”之信仰使他无法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或推行反犹主义的公共政策。希特勒随后便在慕尼黑对着一群听众颠覆了莱切菲尔德对耶稣的看法：

“敝人想在这里向一位比我更伟大的人，即莱切菲尔德伯爵呼吁：他在州议会上的最后一次演讲中曾说，他“作为一个人类与基督徒”之信仰使他无法成为一个反犹主义者。我表示：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感觉是我的主与救主是一个战神，他曾经在孤独之中，身边只有几个追随者，他们认识到犹太人的真面目，并召集人们与他们作战。而且，上帝的真理啊！他不是作为一个受难者，而是作为一个，最伟大的战士。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介人类，我怀着无限的爱读完了这一句话，这段话告物我们，主最后是如何以他的力量站起来，拿起鞭子把毒蛇与毒虫的窝赶出圣殿。他跟犹太人的毒药进行了多么可怕的斗争啊。在两千年后的今天，我怀着最深切的情感，比以往的任何时刻都更深刻地认识到，他正是为了这么做才不得不在十字架上流血。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没有责任使自己被蒙骗，但我有责任成为真理与正义的斗士。”

在1928年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说：“我们的队伍中不能容忍任何人工及基督教的思想......事实上，我们就是基督徒运动。”

鉴于后来的发展，里斯指出：“对（希特勒）言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希特勒作为一个政治家，只是认识到他所居住的世界的实际状况......。如果希特勒将自己与他的运动与基督教拉开过多的距离，那么我们就几乎不可能看到他能在这场选举中取得成功。是以他在公开场合与基督教的关系（事实上是他与一般宗教的关系）乃机会主义表现。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希特勒本人曾在其私人生活中，对基督教会的基本教义表达过任何个人信仰”。理查德·埃文斯认为，希特勒的公开声明与私人声明之间之所以有落差，是因为他不想引起与教会之间的纷争，继而破坏到国家的统一。

1932年，希特勒为新教内部的亲纳粹团体想出了一个叫做德意志基督徒的名称。“希特勒是从政治角度上看待此问题。他并非一个信仰基督教的人，但却以某种方式成功在数百万德国选民面其掩盖其宗教怀疑论。”理查德·奥弗瑞如此写道，他认为希特勒发现这种安排在一段时间内是有用的，但他最终期望的是基督教在“进步的科学”面前枯萎、死亡。在其早期阶段，“德意志基督教”运动试图使德国的新教教会成为纳粹政策的工具；这些崇拜者提倡种族优越和种族命运的概念。希特在1932年支持建立“德意志基督教”，他们存在着民族主义与反犹主义，一些激进份子还要求否定《旧约》（希伯来圣经）与《新约》中的保罗书信──因为它们的作者都是犹太人。

希特勒的运动在宗教上并不团结。历史学家的共识是，纳粹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他要码与基督教无关，要码就是反对基督教。在20世纪20年代的纳粹党纲中使用“积极的基督徒”一词，一般被认为是一种战略措施，他主要根植于政治而非宗教。作者理查德·史泰格曼-盖尔提出了一种少数人认同的解释，即积极基督教有个“内在逻辑”，“而不仅是一个政治策略”。他认为希特勒将耶稣视为犹太人乃雅利安人的对手。尽管后来反基督徒后来“为纳粹主义清除基督教的影响”而斗争，而且该运动变得“越来越敌视教会”，但史泰格曼-盖尔写道，即使到了最后他们也不是“一致地反基督”。

迪肯大学的研究员塞缪尔·科恩研究宗教观点，他如此回答“希特勒是基督徒吗？”之问题：“如果考虑到传统或正规形式的基督教的话，显然不是：耶稣是上帝之子，为赎回全人类的罪孽而死。说希特勒（或者任何一个纳粹顽固份子）会信奉这种宗教简直是无稽之谈......。然而同样真实的是，一些领先的纳粹分子一直坚持着一种已经‘亚利安化’的基督教形式。”那么“希特勒是无神论者吗？可能不是。”

纳粹夺得政权

20世纪30年代，希勒在德国与路德派主教路德维希·穆勒握手

在德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了授权法之前，希特勒获得“临时”的独裁权力，并因此让魏玛共和国永远地瓦解。希特勒曾向国会承诺过他不会干涉教会的权力，但是随着其政权逐渐的稳固，他很快就打破了这个承诺。

在1933年到34年期间，纳粹领导人需要得到德国保守派和天主教中央党等团体，以及保守派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的一定程度之支持，以便其可以用“合法的外表”实现其对权力的接管。在1933年2月1日的公告中，希特勒说：“国民政府把在民族中恢复团结与合作的精神来作为其首要职责。他将维护、捍卫我们国家赖以建立的那些基本原则。他认为基督教为我们民族道德的基础，家庭是民族生活的基础。”

1933年3月21日，帝国议会在波兹坦加里森教堂集会，以显示纳粹主义与冯·兴登堡总统的旧保守德国的“团结”。两天后，纳粹党等到了《授权法》的通过，该法授予希特勒独裁权力。不到三个月后，所有非纳粹派和组织，包括天主教中央党皆不复存在。

希特勒试图透过恐吓、谈判与和解等手段，为《授权法》获得来自天主教中央党与德国保守派的选票。1933年3月23日，在《授权法》开始投票前，他将基督教信仰描述为“保障德国人民灵魂的基本要素”，“我们认为基督教的精神力量是提高大多数德国人民道德水平的不可或缺之要素”。希勒写道：“他着眼于天主教中央党的选票”，他还补充说希特勒希望改善与教廷的关系。

中央党曾要求保证教会的权力，希特勒对此承诺，魏玛共和国的机构与教会将得到保护，并说他的政府会将教会视为“维护我们国家地位的最重要因素”。在威胁与谈论内战的情况下，中央党投票赞成该法案。然而，希特勒对保护教会与共和国机构的虚假承诺从未实现过。

1934年1月，希特勒任命新异教徒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为纳粹的官方思想家，从而激怒了各教会。是以元首发起一项努力，旨在将德国新教徒协调在一个统一的新教帝国教会之下，并由德意志基督教带领，但这个尝试后来失败了，因为他受到认信教会的抵制。在《雅利安人的耶稣》中，苏珊娜·赫舍尔在《纳粹德国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圣经》中指出，德意志基督教与传统基督教不同，他们拒绝接受基督教的希伯来起源。在其统治期间的公开声明中，希特勒继续积极地谈论纳粹对德国基督教文化的看法，以及他对亚利安基督的信仰。希特勒还说，圣保罗作为一个犹太人，伪造了耶稣的讯息──希特勒在其私人谈话时重复了这个主题，包括在1941年10月，当他决定做出屠杀犹太人的决定之时。

伊恩·克肖说，从1934年左右，希特勒对支持德意志基督教失去了兴趣。然而在1934年6月26日的一次演讲中，希特勒表示：

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宣誓他将效忠于积极基督教。他将诚实地努力保护伟大的基督教派系的权利，确保其教义不受干扰，并在其职责中与当今国家的观点和紧急状况中保持和谐。

1937年，希特勒的教会事务部部长汉斯·克尔解释道，“积极基督教”并不“依赖于使徒信经”，也不依赖于传统基督教所依赖的“对作为上帝之子的基督之信仰”，而是由纳粹党所代表。他表示：“元首是新启示的预言家”。

在促使和教廷签定政教协定之谈判中，希特勒表示：“世俗学校永远无法被容忍，因为这种学校没有宗教教育，而没有宗教基础上的一般道德是建立在空气上的；是以所有的品德训练和宗教都必须来自于信仰”。然而，随着希特勒权力得到巩固后，学校成为纳粹教会斗争的主要战场之一。1937年，希特勒禁止希特勒青年团的任何成员同时属于一个宗教运动成员。希特勒青年团被被允许进行宗教教育。到了1939后，德国国内几乎所有的学校的神职教师都被撤掉。希特勒有时候会允许小孩的父母施加压力，让其离开宗教课程，改上意识形态课程；而在纳粹的菁英学校中，基督教被日耳曼多神教与太阳神取代。到了1939年，所有天主教学校都被解散或转变成公共设施。

纳粹党的宣传积极推动希特勒成为基督教的救世主，其支持德意志基督徒形成一个可以控制、操控的单一国家教会。

如果积极的基督教意味着要爱自己的邻居，比如照顾病人、给穷人穿衣服、给饥饿的人食物、给口渴的人饮料，那么我们才是更积极的基督徒。因为在这些领域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人民团体已经完成了一项惊人的工作

——希特勒在1939年2月24日于慕尼黑对手教派们进行演讲之片段

希特勒论神秘主义与神秘学

主条目：纳粹主义中的神秘主义

根据布洛克的说法，希特勒在维也纳期间就曾广泛地阅览众多书籍，包括神秘学、催眠、占星术等等书籍。然而他对这些主题的兴趣稍纵即逝，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他曾认同照些思想流派中的任何一个。此外，布洛克发现“没有证据可以支持说希特勒曾经求助于占星术”，并写说希特勒还嘲笑自己党内像希姆莱这样想重建异教神话，及相信占星术的汉斯等人。阿尔贝特·施佩尔写道，希特勒对希姆莱与罗森堡的神秘主义观点持否定态度，施佩尔引用希特勒的话表示希姆莱想把党卫军神话化这档事：

真是一派胡言！现在我们终于进入了把所有神秘主义抛诸脑后的时代，而现在（希姆莱）想重新开始。我们还不如待在教堂里面，起码他还有传统。我一想到有天我会被变成党卫军的圣人！你能想像吗？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
— 阿尔贝特·施佩尔引用希特勒在《第三地国内幕》的话

1938年9月6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的一次演讲中说，基督教神秘主义创造了黑暗势力，没有礼拜场所，而是国歌场所；没有邪教场所，而是民族场所。此外，他也拒绝神秘主义与神秘学：

我想在这里区分一下人民：即忠于人民健康的，有充分血缘关系的德国群众，和颓废的所谓的上流社会。他们并不可靠，他只是有条件地的血缘关系而已。他有时被随意地称为“上流社会”，但实际上不过是社会变异产生的败类，因为他们的血液和思维受到了世界政治主义的感染而变得不正常。在这个最内向的时期，基督教神秘主义要求用一种方法解决结构问题，因此建筑的设计不仅与当时的精神相悖，而且还有助于产生这些神秘的黑暗力量，使人们越来越愿意服从于世界政治主义......这种哲学并不提倡神秘邪教，而是为了培养和领导一个由其血统决定的人民。（–）因此我们并没有邪教殿堂，而是人民殿堂。我们也没有崇拜场所，而是集会场所与游行广场。我们没有邪教场所，但有运动场与游戏场。正因如此，我们的集会厅没有沐浴在邪教场所的神秘暮色中，而是成为光明的，具有美丽和实用性质的场所。在这些大厅里，没有邪教仪式，她们完全是我们在斗争年代进行的那种人民集会的场所，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集会，并且我们将以这种方式保留这个集会。我们不会允许那些热衷于探索外面世界秘密的神秘主义者偷渡到我们的运动当中。这种人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而是其他东西──无论如何都是与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我们的计划中，没有秘密的臆测，只有明确的认识与直接了当的信仰。但是，由于我们把维护一个由上帝创造的生命并因此保障他的未来，作为这种认知与信仰的中心点，因此我们为维护一项神圣的工作，与实现一个神圣的意愿而服务──不是在新的礼拜堂的秘密黄昏里，而是在主的面前公开进行。

在同年同月同天中，希特勒在纽伦堡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了他对教堂建筑的看法。据希特勒说，这种看法是受到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启发，并产生了“黑暗的力量”，此外希特勒也与戈培尔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即比起“阴暗的大教堂”，他更喜欢古希腊与古罗马的神庙。据希特勒说，他更偏向于“光明的空气”，而非“阴暗的”哥德大教堂。同样重要的是，希特勒在德军入侵希腊时，便明令禁止轰炸雅典，这是因为希特勒本人看中古希腊的建筑/神庙，反之，考文垂座堂则在考文垂大轰炸被德国空军精准轰炸：

（元首）赠恨基督教，因为他削弱了所有高尚的东西，根据阿图尔·叔本华的说法，基督教与梅毒使人类变得不快乐、不自由。仁慈的、微笑的宙斯与痛苦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之间有多大的区别啊。......阴暗的大教堂与明亮的神庙之间有多大的区别啊。......元首无法与哥特式思想联系起来。他讨厌阴暗与忧郁的神秘主义，他要的是清澈、光明与美丽：这些都是我们的生活理想。

根据罗恩·罗森鲍姆的说法，一些学者认为年轻的希勒受到了大量关于德国神秘优越性的神秘主义作品的强烈影响，比如神秘主义与反犹主义杂志《奥斯塔拉杂志》，并相信其出版商约尔格·兰茨·冯·利本费尔斯的说法：希特勒曾在1909年拜访他并赞赏之。约翰·托兰写道，有证据表明希特勒是《奥斯塔拉杂志》的长期读者。托兰还有着一首据说是希特勒在1915年在德国西线打仗时写的诗。

尼古拉斯·古德里克-克拉克撰写的关于阿利奥斯哲学的开创性作品《纳粹主义的神秘根源》在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关于阿利奥斯哲学与希特勒的话题。历史学家在阿利奥斯哲学对希特勒的宗教观点的重要性存在分歧，至少不是因为取证资料来源的困难。正如罗汉·巴特勒在《纳粹主义的神秘根源》的前言所指出的，古德里克-克拉克在评估兰茨·利本费尔斯对希特勒的影响比约阿希姆·费斯特撰写希特勒传记时更加谨慎。

费斯特将希特勒与埃里希·鲁登道夫进行比较后，他写道：“希特勒早就脱离了这份感情，在这份感情中他又遇见了早期的蒙昧主义，兰茨·利本费尔斯与极乐协会。他在《我的奋斗》中对那种本土运动的浪漫主义提出严厉的蔑视，然而在他自己脑海中，这种浪费主义仍然被粗略地保留下来。”在此，费斯特指的是《我的奋斗》中的以下段落：

这些“现代早期日耳曼宗教的追随者”的特点是，他们大肆宣扬古老的日耳曼英雄主义，宣扬昏暗的史前史、石斧、矛与盾牌，但实际上这是可以想像出来的最大的懦夫行为。因为那些挥舞著学术上的仿制德国旧锡剑，在头上穿戴着熊皮与牛角的人，目前只宣扬使用精神武器来进行斗争，藉以尽快逃离每一个共产党人的黑手。

希特勒在1934年8月7日的一次演讲中说，一殉职的指挥官将能进入瓦尔哈拉：

近二十年前的今天，钟声在这里响起，并首次在整个德国回荡，藉以纪念元帅的名字。今天在这些钟声中，全国人民将伴随着他可敬的已逝英雄，回到他那无与伦比的伟大战场。城堡的塔楼将成为他在东方最后的伟大总部的蔑视性守卫。所有标准和旗帜都会向他致敬，而德国人民将来到他死去的英雄身边，在需要的时候位生活收集新力量，因为即使这个身体最终会被抹去，但是他的名字将永垂不朽。那些殉职的指挥官将会进入瓦尔哈拉！

目前还不清楚这一声明是否是针对某一特定人员的攻击，也许这是针对查理·哈勒与施特拉塞尔主义。古德里克-克拉克认为“无论如何，这番话清楚地暗示了希特勒对阴谋家与神秘主义-种族主义研究的蔑视，以及他对直接行动主义的偏爱”。希特勒在一些公开演讲中也说过类似的话。

早期文献指出，希特勒与其他一些纳粹官员相反的是，他无意建立对日耳曼诸神的崇拜。在希特勒《餐桌谈话》中可以找到以下这一段落：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重新建立对奥丁的崇拜更愚蠢的了。当基督教融入我们的旧神话中，我们的旧神话就已经不可行了。除了你奄奄一息，没有任何东西会死。

在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发表了一篇文章中，杰克逊·J·斯皮尔沃格尔和大卫·雷德尔斯断言，神智学协会创始人海伦娜·布拉瓦茨基的各部分教义，以及其追随者透过阿利奥斯哲学、日耳曼社团与极乐协会对其思想的改编，都导致希特勒的思想发展构建了普遍但不被承认但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学者们表示，希特勒本人可能要对扭转历史学家对其神秘主义影响的调查负责。虽然他公开谴责，甚至迫害神秘主义者、共济会与占星家，但他每晚的私下谈话都透露出他对这些竞争性神秘主义团体的思想之信仰──这表现在他对转世、亚特兰提斯、世界皆是冰论的理论，以及他认为很深奥的神话与大灾难的传说，及神与巨人之间的斗争是早期不朽事件的模糊集体记忆。

在童年时期，希特勒就很欣赏天主教仪式的华丽与神职人员的阶级组织。后来他借鉴了这些元素，按照阶级制度组织他的政党，将礼仪形式纳入活动中，或使用从赞美诗中提取的短语。基于这些礼仪元素，戴姆宣称希特勒具有弥赛亚般的地位，及该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性质，纳粹运动与其他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样，有时会被称为一种反教会与反宗教的“政治宗教”。

尽管希特勒在私下里对他的一些纳粹高级下属的神秘主义观念表示否定，但他还是任命海因里希·希姆莱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担任纳粹运动的高级职务。威廉·劳伦斯·夏伊勒写道，“在罗森伯格、鲍曼与希姆莱的领导下（及希特勒的支持下），纳粹政权打算在德国摧毁基督教，并在情况可以的话，用纳粹极端分子的新异教来取代古代日耳曼多神教的旧异教”。该政权发起了一个统一的新教帝国教会下协调德国新教徒的努力（但很快就被认信教会抵制），并很早就着手消除政治天主教。布莱尼写道：“纳粹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一种异教徒的宗教，而希特勒就是该教的大祭司......他的大忌谈（是）德国本身与德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土壤、森民、语言和传统”。

1924年，在希特勒被囚禁期间，他曾选择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作为其驱邪期间领导纳粹运动。罗森堡在其1930年的开创性作品《二十世纪的神话》中写道：“我们现在认识到，罗马与新教教会的核心最高价值......他阻碍了尤其北欧种族决定的人民有机力量......他们将不得不被重塑”。希特勒曾称他的书是“衍生的、模仿的、不合逻辑的垃圾！”但在1934年1月，希特勒任命罗森堡为帝国文化与教育领袖（即纳粹官方哲学家与思想家），同时是臭名昭彰的反基督教者。教会官员对希特勒任命罗森堡为纳粹哲学家的举动感到不安，因为这显然是认可罗森堡的反教会与新异教哲学。教廷在1934年2月禁止了《二十世纪的神话》。战期间，罗森堡概述他对德国的宗教所设想的未来。其中包括：德意志民族帝国教会将声称对所有教堂拥有独家控制权；同时停止出版《圣经》，将十字架与《圣经》与圣徒从祭坛上移除，并将《我的奋斗》放在祭坛中，作为“对德意志民族，因此对上帝来说最神圣的书”；同时基督教教堂上的十字架全被移除，改以卐符号取代。然而罗森堡中就是希特勒政权中被边缘化的人物。

希特勒选择了海因里希·希姆莱来领导纳粹党党卫军的安全部队。希姆莱认为，党卫军的主要任务是“充当克服基督教与恢复‘日耳曼’生活方式的先锋”，以便为即将到来的“人类与次等人类”之间的冲突做好准备：他着手使他的党卫军持为“日耳曼人的崇拜”之焦点。1937年，他写道：“党卫军的任务是在下个半世纪给德国人民提供非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领导、塑造他们的生活。这项任务并不限于社福意识形态上的对手，而是必须在每一步都有积极的推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意味着，在最广泛与最全面的意义上重建德国的遗产”。

希特勒论无神论

更多信息：对无神论者的歧视

希特勒认为无神论者没有受过教育，只有动物才会持无神论观点。随后他把无神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共产主义与“犹太唯物主义”联系起来。理查德·奧弗里将希特勒对种族生物学的信仰做为科学观点与无神论的证据，但奧弗里表示，希特勒在此意义上并非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因为他存在有神论与精神意识形态：

真理在于自然科学，这对希特勒来说，它意味着种族生物学的真理──物竞天择、种族斗争、“种族认同”。希特勒在政治上相当谨慎，他没有公开宣扬其科学观点，这不仅是因为他想保持他自己的运动和苏联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之间的区别。他也不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其公开演讲中到处可以听见“上帝”与“灵魂”。对希特勒来说，他在对种族的认知中发现的末世论真理代表了真正的“统指宇宙的永恒意志”；在种族的无限价值与维持种族的斗争中，人们发现了他们可称之为上帝的东西，一种对自然与历史的统一性和目的性的内在感受......这种观点可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神学批判发展中发现，他认为上帝应该被体验为在内在感受，而非外在道德......希特勒不能接受的是，基督教除了提供虚假“理念”外，还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来支持其对道德的笃定主张。
— 摘自理查德·奧弗里之《独裁者：希特勒德国与斯大林俄国》

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尼写道，希特勒迎合了德国基督徒对激进的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恐惧，并从中获益。他还写道：“无神论在苏联的快速传播使得许多德国基督徒对此感到震惊。”随着国家社会主义者成为德国共产主义的反对者：“（希特勒）本人临时的将基督教纳为盟友，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要码是基督徒，要码是德国人’。脚踏两条船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1933年初，希特勒公开为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否认其反基督教的指控。他对于符腾堡天主教中央党部长总理欧根·博尔兹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威胁到基督教信仰之指责，表示：

而现在部长总理博尔兹说，基督教与天主教正受到我们的威胁。对于这种指控，我可以表示：首先，现在站在德国头上的是基督徒，而非国际无神论者。我不仅仅是在谈论基督教，不，我还宣称我将永远不会破坏与基督教的政党联盟。如果今天许多人希望将受到威胁的基督教置于其保护下，那么我想问，在这14年里，当他们与无神论手拉手时，基督教对他们来说在哪里？不，在这14年里，理论上是基督徒的政党与否认上帝的人站在同一个政府里，对基督教造成的内部损害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大到哪里去。
— 引用自希特勒于1933年2月15日在斯图加特的演讲

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在一次广播谈话中表示：“在八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一场英勇的战斗，拒绝共产党对我们人民的威胁，拒绝我们文化的分解，拒绝我们艺术的颠覆，拒绝我们公共道德的毒化。我们已经结束对上帝的否定与对宗教的滥用。我们应该向天意表示谦卑与感谢，因为他没有让我们在反对失业的苦难与拯救德国农民的战斗中失败。”

1933年10月24日，希特勒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确信，人民需要并要求这种信仰。是以我们展开了反无神论运动的斗争，这不仅仅是透过一些理论上的说明：即我们已经消灭他了。”1934年8月26日，希特勒在科布伦兹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也许曾经有一段时间，即使是建立在教会基础上的政党也是一种必要。当时自由主义是反教会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反宗教的，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国家社会主义不反对教会也不反对宗教，相反地，他站在了真正的基础教的基础上。在我们与当今社会的堕落症状做斗争时；在我们与布尔什维克文化、无神论运动、犯罪行为做斗争时；在我们为我们的民族生活中的共同体意识、为征服阶级之间的仇恨与分裂、为征服内战与动乱、纷争与不和谐而进行的斗争时，教会的利益不可能不予我们相吻合。以上这些都不是反基督，这些都是基督教的原则。”

希特勒论印度教

参见：雅利安人

希特勒选择了“卍”符号作为纳粹的主要和官方标志，据说这与德国人民的亚利安文化血统的信念有关。他们认为早期的雅利安人是白人入侵者的原形，卍符号标志是雅利安人优等种族的象征。该理论主要受到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辛纳的启发，他认为古代雅利安人是一个来自德国北部的优越北欧人种，他们向欧亚大陆的大草原进发，并从那里进入印度，并在那里建立吠陀宗教。

希特勒论伊斯兰教

参见：纳粹德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没有基督教，我们就不应该有伊斯兰教。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的影响下，会朝着统治世界的方向前行，而人类也不会一举毁灭十五个世纪的文明......” — 希特勒在《希特勒的餐桌谈话》中对伊斯兰教的看法

希特勒对伊斯兰教的看法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一方面，希特勒私下把他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族群，特别是阿拉伯人贬为劣等人种，另一方面，他曾发表过公开/私人声明，表示对他所认为的伊斯兰教的军国主义性质与伊斯兰教穆罕默德的先知与使者之政治锐气表示钦佩。

希特勒于1941年12月与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明·侯赛尼会面

在东方宗教中，希特勒将比如“孔子、释迦牟尼、穆罕默德”等宗教领袖奉为“精神寄托”的提供者。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与阿明·侯赛尼的关系（他在1937年以前一直都是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包括在1941年被庇护期间）被一些人解释为尊敬的标志，另一些人则描述为出于政治权宜的关系。从1933年开始，侯赛尼发起一场将英国人赶出中东，将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与埃及的运动，他对于纳粹党在德国实施的抵制犹太人之政策感到印象深刻，他希望能利用阿哈伯地区许多人与希特勒政权共享的反犹主义观点，藉以建立一个战略军事同盟，协助其将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尽管侯赛尼试图与德国进一步联系，但希特勒回绝了，因为他那时并不想破坏与英国的关系。

在1936-3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起义失败后，侯赛尼和他的盟友为表尊敬德国，因而借机强化与德国的关系，并在巴勒斯坦的整个据点强制宣扬纳粹党的习俗、宣传。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随后也跟进。不久希特勒的影响力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地区，但纳粹政府直到1937年才同意侯赛尼与穆斯林兄弟会的财政与军事援助之要求。

希特勒在与一位阿拉伯杰出人士代表团会谈时，他了解到伊斯兰教如何激励倭马亚哈里发入侵高卢。据施佩尔说，希特勒希望哈里发在当初能够在732年对弗兰克人的图尔战役中胜利：“穆罕默德的宗教似乎也比基督教更适合我们啊。为什么我们非得选择既温顺又软弱的基督教呢？”“如果查理·马特没有在图尔战役中取得胜利──看啊，世界已经落入了犹太人的手里，基督教是多么的无胆啊！──那么我们很可能就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了，那是一种称颂英雄主义的膜拜，他只向勇敢的战士开放第七天堂。接着日耳曼人就可以征服世界了，而只有基督教阻止了我们。”据施佩尔说，希特勒确信如果伊斯兰教此时在中欧扎根，日耳曼人将成为“该宗教的继承人”，伊斯兰教“完全符合日耳曼人的气质”。希特勒还说，虽然阿拉伯人因其“种族劣等性”而无法处理该地区的恶劣气候与条件，相反地，伊斯兰化的德国人将“站在穆罕默德帝国的最顶端”。一个“透过剑来传播信仰，并使所有国家都屈服于该信仰的宗教”。

尽管希特勒表面上崇拜伊斯兰教与穆罕默德，并愿意与阿拉伯政治领导人物合作，但他仍将阿拉伯人列为种族与社会的劣等之存在。施佩尔曾承认说希特勒在私下将阿拉伯人视为劣等种族，他与各种穆斯林人物之间的关系更多是政治性而非个人。

在战争初期，希特勒还引用道：“我们将继续在远东与阿拉伯地区制造混乱。让我们像男人一样思考，让我们从这些人身上看到大致上涂了漆且渴望体验鞭刑的半兽人。”然而，希特勒同时对穆斯林文化与姜穆斯林作为潜在合作者给出积极的评价，例如说“伊斯兰教的人民永远比诸如法国这一类的更贴近我们。”

尽管希特勒对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人的看法相互矛盾，但是在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在写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信中指出，穆斯林正在提供“我们（英国）非常依赖的主要军队元素，使我们能立即投入战斗。”许多穆斯林为拯救犹太人与打击纳粹党而牺牲，包括努尔·艾娜雅特·汗、贝希克·埃尔金、阿卜杜勒·侯赛因·萨达里与巴黎大清真寺创始人阿卜杜勒卡德·本·加布里特。

希特勒论犹太教

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制定了一个种族阶级制度，将少数群体（特别是犹太人）视为次等人类。该分类为基于纳粹党的种族观念而非宗教，是以像是波兰人、斯拉夫人（大多数是基督徒）也被归类为比所谓的“雅利安人”更低劣。希特勒相信无情的“负面优生选择”之政策，认为世界历史是由种族间的生存斗争组成的，其中犹太人被认为是用阴谋破坏德国人，而斯拉夫人和德国基因库中的缺陷个体则为威胁著“正统雅利安人”。然而，希特勒在意识型态上也反对将犹太教视为一种信仰，他对于保罗基督教（相对于他的“北欧基督教”而言）的一些反感来源源自其犹太渊源，因为该基督教拥有着“不可磨灭的犹太起源与特征”，为“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原型”，“违反了物竞天择”。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在内容中写道，犹太人是所有文明的敌人，是物质的、非精神的存在：“他的生命只属于这个世界，其精神在内心深处与真正的基督教格格不入，就像两千年前他的本性与新学说的伟大创始人一样。”在该作品中，他还描述了他的反犹主义之所谓神圣使命：“因此，今天我相信，我是按照全能的造物主之意志行事，透过保护自我来反犹太人，我是在为主的工作而战”。

在1933年天主教会与德国之间的政教协定中，希特勒对威廉·伯宁主教说：“我因为对犹太人问题的处理而受到了攻击。天主教会将犹太人视为瘟疫已长达一千五百年之久，基于其承认犹太人的本质下，将他们安置在犹太人聚集区之类的地方。在自由主义时代，人们将不再受到此威胁。我正朝着实施了一千五百年传统的时代前进。我不会把种族置于宗教之上，但我意识到这个种族的代表是国家与教会的害虫，也许我们应该把他们赶出学校与公共场合：这是对基督教的一大贡献”。

世俗与宗教的影响

学者们持续研究由基督教欧洲所传承的、长期存在的文化，乃至宗教方面的反犹观念在多大的程度上促成希特勒的个人反犹主义，以及伪科学“原始版社会达尔文主义”与19世纪盛行的帝国主义观念混合为一时对其心理造成什么影响。苏然希特勒对这些部分的看法经常被认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它的对这个部分的掌握并不完整，历史学家们对于此术语意味着什么用意，或者他是如何从19世纪的科学起源转变成20世纪的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几乎没有一致的意见。

根据历史学家露西·达维多维奇说，反犹主义在基督教内部渊源流长，从路德到希特勒间的“反犹”界线“很容易就画出”。在她的《对犹太人的战争：1933-1945》一书中，她写说路德与希特勒对犹太人所居住的“妖魔宇宙”相当入迷。达维多维奇指出，路德的反犹著作与现代的反犹主义之间的相似性并非巧合，他们都源自于共同的犹太历史，都可追溯到哈曼对亚哈随鲁的建议，只不过现代的德国反犹主义多少也有德国民族主义的根基存在。包括苏珊娜·赫舍尔与约翰·托兰在内的人都把希特勒的天主教背景与其反犹主义联系到一块。天主教历史学家何塞·桑切斯忍为导致大屠杀发生的反犹主义很明确地来源自基督教：

当然，在所有的基督教会都存在着渊源流长的反犹主义。......毫无疑问地，大屠杀也起源于基督徒对犹太人长达数个世纪的敌敌意。事实上上早在中世纪就存在大屠杀了。犹太人在许多国家中一直受到法律与宗教的限制，直到20世纪皆是如此。教皇们成为教皇国的君主时也建立了所谓的“犹太区”。

劳伦斯·里斯则指出，《我的奋斗》中很少提到基督教，他提出的宇宙观也与德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基督教观念不一致，他的愿景主要为围绕着强者和弱点之间的斗争原则来展开。里斯认为希特勒的“暗淡和暴力的愿景”，及对犹太人的心理仇恨是受到基督教传统以外的影响。里斯写道，希特勒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吸取了生命的概念，他从阿蒂尔·德·戈比诺的《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中吸取了“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概念；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投降后德国夺取东欧的农业用地之事件作为殖民苏联的想法；他从阿尔弗雷德·罗森堡那里得到了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存在关联的想法。

理查德·J·埃文斯指出，希特勒“使用自己版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作为种族灭绝的话语实践之核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在纳粹变体中有助于消除所有“恐怖与灭绝”政策的一切约束，并“说服他们期所做的事情在历史、开学与自然中是合理的”。费斯特认为，希特勒简化了德·戈比诺精心设计的不同种族间进行生存斗争的想法，其中雅利安人在天意的指引下将成为闻名的火炬手。

希特勒传记作者托兰写道，“尽管希特勒厌恶罗马教会的阶级制度，但是他在1941年时都还是个有声望的成员之一”，并时常坚持表示“犹太人就是上帝的杀手，因此他可以在没有任何良心不安的情况下进行种族灭绝，因为他只是作为上帝的复仇之手来执行，只要不是以个人名义来进行，或者以残忍的方式进行即可”。

在第二次界大战结束时，一断言希特勒仍然可以活下去的苏联少校推测道：“这个人有可能希望用耶稣基督的传说来包覆自己”，并暗示这位逃脱的独裁者会模仿基督教的主要传说之一──耶稣的复活。

希特勒的宗教政策

主条目：纳粹德国宗教

宗教在纳粹政权中的作用

纳粹意识形态不允许接受一个合法性并非来自政府的自主机构，他希望教从属于国家的一部分。然而，纳粹德国并非正式的无神论国，所以除了耶和华见证人与犹太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信仰是被允许的。朱立安·巴吉尼表示希特勒的国不是一个“直接的无神论国”，而是将血缘与民族的概念“神圣化”的国家。

不过，希特勒担心公开攻击根深蒂固的德国教会的结果，毕竟有三分之二的德国人信奉新教、其余有很大一部分是罗马天主教。许多的德国保守派，如军队的军团官员也会反对纳粹的反教会之努力，所以希特勒需要表现的很谨慎。希特勒利用政治镇压与迫害，加上教育与宣传来挑战基督教教义，借此应对基督教道德的意识形态。一些像是理查德·施泰格曼-加尔的学者认为虽然纳粹分子中有反基督教的人在，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对此运动的立场。

与教会的斗争

参见：教会斗争、天主教会与纳粹德国、认信教会和纳粹对德国天主教会的迫害

德国副总理弗朗茨·冯·帕彭在罗马签属政教协定。希特勒很早就采取行动遏制教会，他认为教会会对他构成威胁。

在纳粹党与教会的冲突方面，希特勒拥有激进的本能，只不过他偶尔会表示要推迟斗争，并基于政治考量准备而设置自己的反教会主义，然克肖认为，他“自己的煽动性言论给了他的直系下属在‘教会斗争’中加大火力所需的所有许可”。

据奥维说，希特勒“想化解来自有组织宗教的任何政治威胁......。第一步是与罗马天主教达成协议，因为天主教会并不容易受到新的民族主义趋势影响”。是以希特勒派出保守派天主教徒弗朗茨·冯·帕彭与教廷谈判一项协定，即神职人员将避免介入政治，以换取维持教会权利的保证。希特勒对此感到高兴并得到德国天主教领导人的祝贺。然而违反相关协定的行为在签署后就发生了。希特勒颁布了绝育法，并开始解除天主教青年团的工作，神职人员、修女和非专业领袖开始成为目标，数以千计的人在随后几年内遭到逮捕，并往往被捏造有诸如货币走私或者“不道德”的指控。天主教出版物被查封，盖世太保开始侵犯忏悔的神圣性。

尔后当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计划逐渐显现时，天主教神父与主教们并没有进行公开抗议，反而为支持德国事业而祈祷，并试图证明他们对希特勒的支持没有丝毫动摇。

到了1937年初，最初试图与希特勒合作的德国教会高层已经显得非常失望，对此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布《极度关切》通谕，指责德国违反了协定，传扬“其对基督与他的教会的公开敌意”，并谴责异教的“血与土”神话。1939年，希特勒入侵以天主教为主的波兰，点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克宵写道希特勒在其东方德国化的计划中，“他明确表示在这个乌托邦中并没有基督教会的位置”。

1935年，希特勒任命汉斯·科尔为教会事务部长。后者拒绝以基督作为基督教的基础。

至于新教方面，希特勒提议将德国28个新教教会统一成一个帝国教会，即德国福音派教会。希特勒曾对施佩尔说：“新教透过我的作用下将会与英国一样成为既定的教会。”斯泰格曼-高尔写道，希特勒表现出对新教的偏爱，而非天主教，因为新教梗容易被重新解释和非传统的解读，更容易接受“积极基督徒”，而切一些新教的自由派分支曾经支持过相关论点。希特勒的兴趣是基于机会主义使然，克肖写道：“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教会纯粹是从控制与操纵的角度出发。”他让其朋友路德维希·穆勒担任该运动的领导人，并试图建立一个亲纳粹、反犹太的帝国教会。由马丁·尼莫拉领导的“牧师紧急联盟”的形式迅速开始抵抗，1934年该联盟共有40%的神职人员，并成立认信教会，其中一些神职人员的观点违反纳粹。

当德意志基督徒呼吁将《圣经》视为“犹太迷信”并拒绝基督教“爱你的邻居”的号召时，该运动被进一步地失去支持，以至于希特勒让科尔当选主教的行动以失败告终。最终他放弃团结新教教会的努力，并于1934年12月任命科尔为教会事务部长，并永久与所谓的“德意志基督徒”保持距离。据科尔表示，令他感到遗憾的是，“教会没有像他所希望的，支持他与他的运动”。作为一个性情相当温和的人，科尔最初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在认信教会队纳粹政策的持续抗议中，他指责持不同意见的人并不理解纳粹的“种族、血与土”的学说。科尔说纳粹的积极基督徒拒绝将使徒信经与基督神性作为基督教的基础，并将希特勒视为新启示的预言家。穆勒最终在1938年被希特勒关进集中营，并在那里待到战争结束为止。

达豪集中营有专属于牧师的营房，专门关押反对希特勒的神职人员。（图为被美军获救后的照片）

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纳粹运动越来越多是由偏激的反基督主义者领导，希特勒还任命重要职务给他们。这些激进分子如同处里“犹太人问题”一般，将教会斗争推到前线，特别是天主教区，这些地方到了1935-36年时对纳粹的不满也逐渐到达高峰。克肖写道，在1937年初，希特勒再次告诉他的核心分子，虽然他“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进行‘教会斗争’”，但他预计“几年后将会发生伟大的全面斗争”。然而，希特勒对教会的不耐烦也使他“时不时会爆发敌意”。在1937年初，他宣称“基督教毁灭的时机已经成熟”，教会必须臣服于“国家的首要地位”，并抨击任何与“可以想像出来的最可怕的机构”之妥协。牧师们经常因此被告发、逮捕并送进集中营。在达豪集中营，该政权为教会的持不同政见者设立了专门的牧师营房。之后认信教会的神学院被关闭，其领导人（比如迪特里希·潘霍华）遭到逮捕。后因卷入1944年谋杀希特勒的阴谋而被处死。

对教会的长期计划

奥维写道，基督教最终将与纳粹主义一山不容二虎，如同其与苏维埃共产主义一般，“希特勒期望，一但假话不攻自破，基督教的病征就会自行解除。他在战期间反映说，长远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与宗教将不再共同存在’。”其他历史学家写说希特勒与纳粹领导人有着更进一步的意象。克肖指出，希特勒的东欧德国化计划并无基督教的余地，戈培尔在《餐桌谈话》中写道，基督教与日耳曼英雄主义世界观之间存在不可解决的对立，并且其需要等到战后在解决。斯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教会在希特勒的新柏林将没有一席之地。布洛克写道：“希特勒曾保证自己将在战争结束后，铲除、摧毁基督教会的所有影响”。德国抵抗运动史学家安东·吉尔写道，纳粹党的计划是“在最终胜利后让德国去基督化”。迈克尔·费耶写道：“到了三十年代后期，教会官员都很清楚，希特勒与其他纳粹分子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天主教和基督教。而由于大多数德国人都是天主教徒或者新教徒，所以此目标必须是长期目标而非短期目标”。

在纽伦堡审判中关于纳粹迫害教会的证据摘要中，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编制了一份叫做《纳粹总计划》的报告，其中在审查纳粹对教会的迫害中，发现希特勒政权有一个颠覆、摧毁德国基度教的计划。调查员写道：

“国家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敌视基督教与基督教教会的......冲突将无可避免......国家社会主义党的重要领导人希望透过彻底消灭基督教来应对这种状况，另用适合国家社会主义政策需要的纯粹种族宗教取代之。这种彻底的反基督立场在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二十世纪的神话》中得到最显卓的体现......他一般被认为是继《我的奋斗》后对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最权威的表述。......是以，希特勒青年团负责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1934年11月5日的一份声明中宣称‘摧毁基督教被明确定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其中一个目的’。然而，希特勒出于权宜考量，是不可能真正采取如此激进的反基督教政策。是以，实际采取政策为透过动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尽量削弱教会的影响力，而不去引起公开灭绝战争的困难。”
— 战略情报局，《纳粹总计划》附件四：对基督教会的迫害，1945年7月6日

据克肖说，戈培尔在1937年注意到希特勒在“教会问题”上变得更加激进，并表示，尽管目前的政治环境仍需静观其变，但他的长期计划为解除与卢马的政教协定，将教会完全割离于国家之外，将党的全部力量转到“消灭神职人员”，并在“世界大对决”中结束西发里亚式和平。1941年，当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盖伦主教抗议纳粹的安乐死与没收教会财产等行为时，尽管希特勒还是同情希望冯·盖伦去死，护者支持没收教会财产的激进分子，但是他掐指一算后认为这只会让天主教教区更加反对纳粹政权。克肖写道：“希特勒只有在与教会的关系上需要和平，以避免后者局势逐渐恶化，才会决定其立场”，“在瓦尔特兰帝国大区所发生的事件（该地区到1941年时，波森-格尼森教区94%的教堂与小圣堂被关闭，11%的神职人员被谋杀，其余大部分都被抓进监狱或集中营）就显示基督教会未来的面貌。”

被希特勒任命为纳粹官方思想家的新异教徒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希特勒在1941年的一系列私人谈话中解释了他对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在纳粹统治下的未来立场：

“基督教是对自然法则的违背，是对自然的抗议。如果把其推向逻辑的极限，基督教将意味着系统性地培养失败的人类......现在还不是进行教会斗争的时候，最好的方法界是让基督教自然死亡。缓慢死亡对一些令人欣慰的地方，即基督教教义将在进步的科学面前磨灭殆尽，宗教将不得不做出更多让步。渐渐地，神话崩溃了，剩下的就是证明了自然界中，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没有边界。”

——阿道夫·希特勒，出自《希特勒餐桌谈话》, pp. 33, 59，

无神论

参见：纳粹德国宗教

图为希特勒的副手马丁·鲍曼，他是纳粹运动中的主要反基督人士

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并非真正的无神论主义，其一般状况下会允许宗教信仰。朱立安·巴吉尼写道，希特勒的德国不是一个“直接性无神论国家”，而是一个将血统与民族之概念“神圣化”的国家。1933年10月13日，德国副元首鲁道夫·赫斯颁布了一项法令，上面规定“任何国家社会主义者都不得因其不信奉任何特定的信仰与宗教，或因其不从事任何宗教性职业而受到任何损害。”然而杰弗里·布莱尼写道，“苏联的无神论传播如此之快令许多德国基督徒感到震惊”，所以希特勒将基督徒作为“临时盟友”，并讨好德国基督徒，在其对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恐惧中受益。纳粹政权在同年禁止了德国大多数无神论与自由思想团体，支持纳粹的团体不再其中。

1933年2月，当希特勒被批评有反基督情绪时，他声称是纳粹而非天主教中心党采取的无神论政治。在他与天主教会进行协议期间，希特勒表示他支持学校进行宗教教育，然而在他上任之后，他就推行镇压宗教学校与教会青年团的政策，并且几乎所有神职教师都被赶出公立学校。到了1939年后，所有宗教学校都被关闭或者改造为公共设施。埃文斯指出，约有95%的德国人在那一年仍称自己为天主教徒或者新教徒，而只有3.5%的人称自己为“信神者”，1.5%的人称自己为无神论者──其中后面的几类人大多数是“深信不疑的纳粹分子，他们在党的要求下退出了他们各自的教会，而党自从1930年代后期开始就试图降低基督教在社会中的影响”。

约翰·S·康威指出，尽管罗森堡做了各种努力，约300万纳粹党员中的多数人仍继续缴纳教会税，并登记为罗马天主教或新教之基督徒。诸如戈培尔和鲍曼这样咄咄逼人的反基督激进分子，把反对教会的教会斗争视为优先关注的问题，而反教会与反教权的情绪在基层党员中也很强烈。奥维写道，“党的总理府负责人兼著名党内无神论者马丁·鲍曼从1938年起，在试图切断国家对教会的所有财政支持、限制其法律地位与活动方面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是从1939年9月起，动员教会支持战争的需要会导致教会与国家间有限的政治休战，就像1941年后的苏联一样。”施佩尔认为鲍曼是该政权反对教会运动的推动者，并认为希特勒赞成其目标，但后者“想要把这个问题推迟到更有利的时机”：

格尔奥格·摩瑟在谈及鲍曼的信仰时写道：

（他认为）上帝是真实存在的，但其作为一种世界性力量，主持着只有纳粹才能了解的生活规律。这等与北欧血统相联系的非基督教有神论，早在鲍曼写下自己对此事的想法之前就已在德国国内流行了。现在他必须恢复之，藉以避免过去几个世纪，德国家将权力交给教会手上的灾难性错误。他建议大区长官透故保持基督教会的分裂，鼓励他们之间存在特殊主义，继而征服基督教会的影响......

耶和华见证人

主条目：纳粹德国对耶和华见证人的迫害

在希特勒刚开始统治德国的时候，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数大约有三万人左右。他们由于拒绝向帝国效忠且拒绝入伍当兵，是以他们称为德国的敌人并遭受迫害，大约有六千人被因此送进集中营中。

犹太教

更多信息：纳粹大屠杀

反犹主义与反犹太种族主义是希特勒哲学的核心之一。其政权曾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并努力地消灭犹太人，导致一场大规模种族灭绝。根据历史学家估计，共有420.4万至700万犹太人被杀害。

参见

• 希特勒关于宗教的引言（英语版）
• 反犹太主义和新约
• 十九世纪的基础
• 德国无宗教
• 教会斗争
• 纳粹主义中的神秘主义
• 日耳曼多神教运动
• 耶稣种族与外表争议
• 德国总理宗教信仰
• 纳粹主义宗教方面

参考来源

文献

• Angebert, Jean-Michel, The Occult and the Third Reich, Macmillan, 1974, ISBN 978-0025021501 .
• Baynes, Norman, The Speeches of Adolf Hitler: April 1922 – August 1939 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ISBN 978-0598758934 .
• Bullock, Alan,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Abridge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1, ISBN 0060920203 
• Cameron, Norman; Stevens, R. H. Stevens; Weinberg, Gerhard L.; Trevor-Roper, H. R. Hitler's Table Talk 1941–1944: Secret Conversations.. New York: Enigma Books. 2007. ISBN 978-1936274932. 
• Carrier, Richard, 'Hitler's Table Talk': Troubling Finds, German Studies Review 26 (3) (German Studies Associ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26 (3): 561–576, JSTOR 1432747, doi:10.2307/1432747 .
• Davies, Norman, Europe: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1996, ISBN 978-0198201717  含有内容需登入查看的页面 (link).
• Dawidowicz, Lucy, The War Against the Jews: 1933–1945, Bantam, 1986, ISBN 978-0553345322 .
• De George, Richard; Scanlan, James, Marxism and religion in Eastern Europe: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Banff International Slavic Conference, September 4–7, 1974, Dordrecht: D. Reidel, 1975 .
• Fest, Joachim, Hitler: Eine Biographie, Propyläen, 1973, ISBN 978-3549073018 .
• Fest, Joachim, Hitler, Harcourt, 2002, ISBN 978-0156027540  含有内容需登入查看的页面 (link).
• Goodrick-Clarke, Nicholas, The Occult Roots of Nazism: The Ariosophists of Austria and Germany, 1890–1935, Wellingborough, England: The Aquarian Press, 19851985, ISBN 978-0850304022 .
• Gunther, John, Inside Europ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8 .
• Hart, Stephen; Hart, Russell; Hughes, Matthew, The German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Osceola, Wisconsin: MBI, 2000 .
• Hitler, Adolf, Mein Kampf 2, 1926 .
• Irving, David, The War Path: Hitler's Germany, 1933–1939,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8, ISBN 978-0670749713 .
• Kershaw, Ian, The 'Hitler Myth': Image and Reality in the Third Reic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 Kershaw, Ian, Hitler, 1889–1936: Hubris,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1999, ISBN 978-0393320350 .
• Kershaw, Ian, Hitler a Biography,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ISBN 978-0393067576 .
• Miner, Steven, Stalin's Holy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2003, ISBN 978-0807827369 .
• Rissmann, Michael, Hitlers Gott. Vorsehungsglaube und Sendungsbewußtsein des deutschen Diktators, Zürich München: Pendo: 94–96, 2001, ISBN 978-3858424211 .
• Sage, Steven, Ibsen and Hitler: the playwright, the plagiarist, and the plot for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Carroll & Graf, 20062006, ISBN 978-0786717132 
• Schramm, Percy Ernst (1978) "The Anatomy of a Dictator" in Hitler: The Man and the Military Leader. Detwiler, Donald S., ed. Malabar, Florida: Robert E. Kreiger Publishing Company. ISBN 089874962X;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he introduction to Picker, Henry (1963) Hitlers Tischgespräche im Führerhauptquarter ("Hitler's Table Talk")
• Shirer, William,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60 [2008-04-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4-30） .
• Siemon-Netto, Uwe, The Fabricated Luth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hirer Myth, 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951995, ISBN 978-0570048008 .
• Speer, Albert, Inside the Third Reich, Orion, 1997, ISBN 978-1857992182 .
• Steigmann-Gall, Richard, The Holy Reich: Nazi Conceptions of Christianity, 1919–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2003, ISBN 978-0521823715 .
• Thomsett, Michael, The German opposition to Hitler: the resistance, the underground, and assassination plots, 1938–1945, Jefferson, NC: McFarland, 19971997, ISBN 978-0786403721 .
• Toland, John, Adolf Hitler, Doubleday, 19761976, ISBN 978-0385037242 .
• Toland, John, Adolf Hitler: The Definitive Biography, New York: Anchor, 19921992, ISBN 978-0385420532 .
• Westerlund, David; Ingvar, Svanberg, Islam outside the Arab 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
• Zipfel, Friedrich, Kirchenkampf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65 .

外部链接

• Mein Kampf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by Adolf Hitler
• Mein Kampf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by Adolf Hitler (James Vincent Murphy'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Hurst and Blackett in 1939)
• Dunning, Brian. Skeptoid #814: Nazis and the Occult. Skeptoid. 11 January 2022 [14 May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