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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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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系年》中国历史学家钱穆的重要作品之一,主要考证先秦时期诸子的生卒年份及相关重要史事的发生时间。该书考证细密,在史学方法上继承了清朝诸儒的考辩方法,又不拘于前人旧说习见及琐屑而无关宏旨之论,从整个学术发展史著眼,从小处入手,乃得先秦学术脉络之真谛。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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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钱穆称:[1]

吾尝沉沉以思,昧昧以求,潜精于诸子之故籍,神游于百家之散记,而深疑夫旧说之有误,而习见之不可以为定也。积疑有年,一朝开豁,而后知先秦学术,惟两派。墨启于儒,儒原于故史。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要而言之,原于儒,而启于墨。农家为墨道作介,阴阳于儒道通囿。名家乃墨之支裔,小说又名之别派。而诸家之学,交互融洽,又莫不有其旁通,有其曲达。分家而寻,不如别世而观。寻宗为说,不如分区为论。反复颠倒,纵横杂出,皆有以通其源流,得其旨趣,万变纷纭而不失其宗。然后反以求之先秦之史实,并世学者师友交游之渊源,与夫帝王贤豪号召罗致之盛衰兴替,而风会之变,潮流之趋,如合符节,如对契印。证之实者有以融之虚,丈而量者重以寸而比,乃然后自信吾说而确乎其不自惑也。

“先秦学术,惟儒墨两派”乃该书对先秦学术史之梗概。“分家而寻,不如别世而观。寻宗为说,不如分区为论。”此乃该书所用历史方法之要旨。

此种别世分区的方法,在《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钱穆亦有详述。要之:[2]

尝试论之,晚周先秦之际,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为一变。徐州相王五国继之,为再变。齐秦分帝,逮乎一统,为三变。此言夫其世局也。学术之盛衰,不能不归于时君世主之提抑。魏文西河为一起,转而之于齐威稷下为再起,散而之于秦赵,平原养贤,不韦招客为三起。此言夫其学风也。

本此,该书《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部分分为四卷,分别对应先秦学术发展的四个时期,其内容如下:[2]

首卷尽于孔门,相宰之禄,悬为士志,故史之记,流为儒业,则先秦学术之萌茁期也。次卷当三家分晋田氏篡齐,起墨子、终吴起。儒墨已分,九流未判,养士之风初开,游谈之习日起,魏文一朝主其枢纽,此先秦学术之酝酿期也。三卷起商君入秦,迄屈子沉湘。大梁之霸焰方熄,海滨之文运踵起。学者盛于齐魏,禄势握于游仕。于是有白圭惠施之相业,有淳于田骈之优游,有孟轲宋钘之历驾,有张仪犀首之纵横,有之抗节,有庄周之高隐,风发云涌,得时而驾,乃先秦学术之磅礴期也。四卷始春申平原,迄不韦稷下既散,公子养客,时君之禄,入于卿相之手,中原之化,遍于远裔之邦。赵秦崛起,楚燕扶翼。然而烂漫之馀,渐归老谢,纷披已甚,主于斩伐。荀卿为之倡,韩非为之应。在野有老聃之书,在朝有李斯之政。而邹衍之颉顽,吕韦之收揽,皆有汗漫兼容之势,森罗并蓄之象,然犹不敌夫老荀非斯之严毅而肃杀。此亦时运为之,则先秦学术之归宿期也。

钱穆在该书中认为《孙子兵法》即当时已失传的《孙膑兵法》,《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膑。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不同,证明了《孙子兵法》的作者并非孙膑。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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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系年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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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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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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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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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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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系年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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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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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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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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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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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蒙文通批阅《先秦诸子系年》稿,称“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3]
  • 陈寅恪曾言《先秦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4]
  • 顾颉刚在日记中称钱著“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5]
  • 钱穆于本书大量引用雷学淇《竹书纪年》、林春溥《战国纪年》、黄式三《周季编略》等人的研究成果,却无引文出处。以至于白寿彝在1961年撰文指责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抄袭《竹书纪年义证》。[6]
  • 余英时又认为郭沫若所著《十批判书》抄袭《先秦诸子系年》。[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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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自序页23
  2. ^ 2.0 2.1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自序页24
  3. ^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51)》,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页一四七
  4. ^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页八二
  5. ^ 余英时《顾颉刚与胡适》引,《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页34
  6. ^ 《钱穆和考据学》:“钱穆只有在很个别不同意《义证》的细节上提出了《义证》的书名,但对于这五个牵涉很大的问题就绝口不说到《义证》了。他在《义证》以外,还剽窃别的书。友人中曾有以林春溥《战国纪年》和黄式三《周季编略》跟他的书对勘的,也发现了相当多的剽窃的东西。”(《学步集》,三联书店1978年5月版第291页)
  7. ^ 《〈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