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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奧古斯特·尼爾森
尼爾森，約1908年
原文名Carl August Nielsen
出生(1865-06-09)1865年6月9日
 丹麥索特倫（英語：Sortelung）
逝世1931年10月3日(1931歲—10—03)（66歲）
 丹麥哥本哈根
簽名

卡爾·奧古斯特·尼爾森（丹麥語：Carl August Nielsen，丹麥語發音：[ˈkʰɑˀl ˈne̝lsn̩]，1865年6月9日—1931年10月3日），丹麥作曲家、指揮家、小提琴家，被廣泛認為是該國最傑出的作曲家。

尼爾森出生於菲英島的一個貧困但有音樂天賦的家庭，從小就展現出音樂才華。他最初在軍樂隊中演奏，然後從1884年到1886年12月就讀於哥本哈根的丹麥皇家音樂學院。1888年，他在23歲時首演了他的作品1《弦樂組曲（英語：Suite for String Orchestra (Nielsen)）》。次年，尼爾森開始了長達16年在約翰·斯文森指揮下的皇家丹麥樂團（英語：Royal Danish Orchestra）擔任第二小提琴手的生涯，在此期間，他參與了朱塞佩·威爾第的《法斯塔夫》和《奧泰羅》的丹麥首演。1916年，他開始在丹麥皇家音樂學院任教，並一直工作到去世。

儘管他的交響曲、協奏曲和合唱音樂現在享有國際聲譽，尼爾森的職業生涯和個人生活卻充滿了許多困難，這些困難往往在他的音樂中有所反映。他在1897年至1904年間創作的作品有時被歸為他的「心理」時期，主要是因為他與雕塑家安妮·瑪麗·布羅澤森（英語：Anne Marie Carl-Nielsen）的動盪婚姻。尼爾森特別以他的六部交響曲、管樂五重奏（英語：Wind Quintet (Nielsen)）以及小提琴（英語：Violin Concerto (Nielsen)）、長笛（英語：Flute Concerto (Nielsen)）和單簧管協奏曲（英語：Clarinet Concerto (Nielsen)）而聞名。在丹麥，他的歌劇《假面舞會（英語：Maskarade）》和許多歌曲已成為國家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他早期的音樂受到勃拉姆斯和格里格等作曲家的啟發，但他很快發展出自己的風格，首先嘗試進展式調性（英語：Progressive tonality），後來更是大膽地偏離當時常見的作曲標準。尼爾森的第六部也是最後一部交響曲《簡單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6 (Nielsen)）》創作於1924至1925年。他在六年後因心臟病發作去世，安葬在哥本哈根的西墓（英語：Vestre Cemetery (Copenhagen)）。

尼爾森生前在國內外都一直被視為音樂界的局外人。直到後來，他的作品才正式在國際範圍進入核心曲目，並在1960年代通過倫納德·伯恩斯坦等人的推動下加速流行。在丹麥，尼爾森的聲譽在2006年得到了鞏固，當時丹麥文化部將他的四部作品列為（英語：丹麦文化典籍）丹麥古典音樂的最偉大作品之一。他曾多年出現在丹麥的百克朗紙幣上。位於歐登塞的卡爾·尼爾森博物館（英語：Carl Nielsen Museum）記錄了他和他妻子的生平。在1994年至2009年間，丹麥皇家圖書館完成了卡爾·尼爾森全集（英語：Carl Nielsen Edition），可以在網上免費獲取，其中包含所有尼爾森作品的背景信息和樂譜，許多作品以前未曾出版過。

生平[編輯]

早年[編輯]

一幢鄉村茅屋
尼爾森兒時的家，位於北林納瑟（英語：Nørre Lyndelse）附近的索特倫（英語：Sortelung）

尼爾森於1865年6月9日出生在菲英島歐登塞南部北林納瑟附近的索特倫（英語：Sortelung）的一個貧困農民家庭，家中排行第七，共有十二個兄弟姐妹。[1]他的父親尼爾斯·約恩森（Niels Jørgensen）是房屋油漆工和民俗音樂家（英語：Danish traditional music），擅長演奏小提琴和短號，常參與當地慶祝活動。尼爾森在自傳《我在菲英的童年（英語：Min Fynske Barndom）》中描述了他的童年。他的母親則來自一個富裕的船長家庭，他曾回憶她在他小時候常演唱民歌[2]，而他的一個半舅漢斯·安諾生（1837–1881）也是一名才華橫溢的音樂家。[3][4]

尼爾森這樣描述他與音樂的初次接觸：「我以前聽過音樂，聽過父親拉小提琴、吹短號，聽過母親唱歌，當我患麻疹臥床時，我曾試着拉那把小提琴。」[5]那是他六歲時母親送給他的樂器。[6]他小時候學習了小提琴和鋼琴，並在八九歲時寫了他的最早的作品：一首搖籃曲（現已失傳）和一首波爾卡，他在自傳中提到過這首波爾卡。由於父母認為他作為音樂家沒有前途，在他十四歲時便將他送到附近村莊的一位店主那裏做學徒。那位店主在仲夏時節破產，尼爾森不得不回家。在學會演奏銅管樂器後，1879年11月1日，尼爾森成為了駐歐登塞的軍隊第16營的號兵和中音長號（英語：Alto trombone）手。[7]

在軍營期間，尼爾森並沒有放棄小提琴，每當回家時，他會與父親一起在舞會上演奏。[7]軍隊每五天支付給他三克朗四十五歐爾和一塊麵包，這樣持續了兩年半，之後他的薪水略有提高，他得以購買在穀倉舞會上演出所需的便裝。[6]

學習和早期職業生涯[編輯]

年輕的尼爾森，身着樂隊隊服，拿着兩件銅管樂器
約14歲的尼爾森，1879年於歐登塞

1881年，尼爾森開始更認真地對待小提琴演奏，私下在聖克努特大教堂（英語：St. Canute's Cathedral）的司事（英語：Sexton (office)）卡爾·拉森（Carl Larsen）的指導下學習。雖然不清楚尼爾森在這一時期創作了多少作品，但從他的自傳中可以推斷，他寫了一些銅管樂器的三重奏和四重奏，並且在不同銅管樂器的調音方面遇到了困難。丹麥皇家音樂學院院長尼爾斯·加德對尼爾森很滿意，他通過加徳的引薦很快獲准離開軍樂隊[7]，從1884年初開始在音樂學院學習。[8]

儘管尼爾森作為學生並不出色，且作曲不多，但在瓦爾德馬爾·托夫特（英語：Valdemar Tofte）的指導下，他的小提琴技術進展順利，並從約翰·彼得·埃米琉斯·哈特曼以及奧拉·羅森霍夫（英語：Orla Rosenhoff）那裏得到了紮實的樂理基礎，後者在尼爾森早期作為職業作曲家的歲月里一直是他寶貴的顧問。[8]他還在加德的指導下學習作曲，雖然他喜歡加德這個朋友，但對加德的音樂並不感興趣。與其他學生和哥本哈根文化家庭的接觸同樣重要，這些人中有些人成為他一生的朋友。尼爾森鄉村背景造成的教育缺陷使他對藝術、哲學和美學產生了難以滿足的好奇心。但在音樂學家大衛·范寧（英語：David Fanning (musicologist)）看來，這也使他對這些學科有着高度個人化、平民化的視角。[9]尼爾森在1886年底離開音樂學院，畢業時各科成績良好但並不出眾。隨後，他住在退休的歐登塞商人延斯·喬治·尼爾森（1820–1901）和他妻子的斯萊厄爾斯加德公寓裏，因為他還沒有能力自立。[10]在那裏，他愛上了他們14歲的女兒艾米莉·德曼[11]，這段戀情持續了三年。[12]

1887年9月17日，尼爾森在趣伏里音樂廳（英語：Tivoli Concert Hall）演奏小提琴，並首演了他的《弦樂安達寧靜與諧謔曲》。不久之後的1888年1月25日，他的F大調弦樂四重奏在私人室內音樂協會（Privat Kammermusikforening）的一場私人演出中演奏。[13]儘管尼爾森認為這部F大調四重奏是他作為職業作曲家的正式首秀，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弦樂組曲》。這部作品於1888年9月8日在哥本哈根的趣伏里公園演出，並被尼爾森指定為他的作品1。[14]

到1889年9月，尼爾森的小提琴技術已經進步到足以在著名的皇家丹麥管弦樂團擔任第二小提琴的位置，該樂團在約翰·斯文森指揮下於哥本哈根皇家劇院演出。在這個職位上，他見證了朱塞佩·威爾第的《法爾斯塔夫》和《奧賽羅》在丹麥的首演。儘管這份工作有時讓尼爾森感到非常沮喪，但他一直在那裏演奏到1905年。斯文森在1906年退休後，尼爾森逐漸擔任指揮（1910年正式被任命為助理指揮）。[11][15]在畢業到獲得這個職位之間，他通過私人小提琴課獲得了一些收入，同時享受着資助人的持續支持，不僅包括延斯·喬治·尼爾森，還包括阿爾伯特·薩克斯（生於1846年）和漢斯·德曼特（1827–1897），他們都在歐登塞經營工廠。[16]尼爾森在皇家劇院工作不到一年後，贏得了1800克朗的獎學金，使他得以在歐洲旅行幾個月。[14]

婚姻和子女[編輯]

旅行期間，尼爾森發現並最終反對了理查德·瓦格納的樂劇（英語：Musikdrama），他聆聽了歐洲許多頂尖的管弦樂團和獨奏家的演奏，並在音樂和視覺藝術方面加深了自己的見解。儘管他崇敬巴赫和莫扎特的音樂，但對許多19世紀的音樂仍然持矛盾態度。1891年，他在萊比錫遇見了作曲家兼鋼琴家費盧西奧·布索尼，他們保持了超過三十年的通信。[17]不久後，尼爾森於1891年3月初到達巴黎，並在此遇見了同樣持獎學金旅行的丹麥雕塑家安妮·瑪麗·布羅澤森（英語：Anne Marie Carl-Nielsen）。他們一起遊歷了意大利，並於1891年5月10日在佛羅倫薩聖馬可英格蘭教堂（英語：St Mark's English Church, Florence）結婚，然後返回丹麥。[18]據范寧所述，他們的關係不僅是「愛情結合」，更是「思想的碰撞」；安妮·瑪麗是一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也是一個意志堅強且現代思維的女性，決心開創自己的事業。[19]正是這種決心給尼爾森夫婦的婚姻帶來了壓力，因為在1890年代和1900年代，安妮·瑪麗會花數月時間離家，使得卡爾不得不在她缺席時既要撫養他們的三個年幼的孩子，又要作曲並履行他在皇家劇院的職責，而他在此期間還與其他女性有婚外情。[20]

尼爾森將對婚姻的憤怒和沮喪轉化為多部音樂作品，尤其是在1897年至1904年間，他稱這段時期為他的「心理」時期。[19]范寧寫道：「在這段時間裏，他對人類個性驅動力的興趣在歌劇《掃羅與大衛（英語：Saul og David）》和第二交響曲「四種氣質」（英語：Symphony No. 2 (Nielsen)）以及清唱劇《愛之頌（英語：Hymnus amoris）》和《睡眠（英語：Søvnen）》中得到了結晶。」[19]卡爾在1905年3月提出離婚，並考慮過搬到德國重新開始[21]，但儘管經歷了多次長期分離，尼爾森夫婦在作曲家的餘生中仍然保持婚姻關係。[20]

尼爾森有五個孩子，其中兩個是非婚生子女。在遇見安妮·瑪麗之前，他在1888年1月已經有了一個兒子卡爾·奧古斯特·尼爾森。1912年，他的一個非婚生女兒瑞秋·西格曼出生，安妮·瑪麗對此一直不知情。[20]他與妻子安妮·瑪麗有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大女兒伊爾梅琳隨父親學習音樂理論，並於1919年12月與醫學博士埃格特·默勒（Eggert Møller，1893–1978）結婚，後者成為哥本哈根大學的教授和丹麥國家醫院（英語：Rigshospitalet）聯合診所的主任。小女兒安妮·瑪麗畢業於丹麥皇家美術學院，1918年與匈牙利小提琴家埃米爾·泰爾曼尼（英語：Emil Telmányi）結婚；泰爾曼尼作為小提琴家和指揮家，為推廣尼爾森的音樂作出了貢獻。尼爾森的兒子漢斯·伯厄（Hans Børge）因腦膜炎而致殘，大部分時間遠離家庭生活，1956年在科靈附近去世。[22]

成熟的作曲家[編輯]

卡爾·尼爾森及其四位家人
尼爾森和他的家人在福爾桑莊園（英語：Fuglsang Manor），約1915年

起初，尼爾森的作品並未獲得足夠的認可，使他無法自給自足。1894年3月14日，在斯文森指揮的音樂會上，尼爾森的第一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1 (Nielsen)）首演時，他在二提琴組演奏。該交響曲在1896年於柏林演出時取得了巨大成功，大大提升了他的聲譽。他越來越多地被要求為劇院寫伴奏音樂（英語：Incidental music）以及為特殊場合創作清唱劇，這些都為他提供了額外的收入來源。范寧評論了他的編曲作品和交響樂作品之間的發展關係：「有時他會在所謂的純粹管弦樂作品中找到適合舞台的創意；有時一個文本或場景迫使他發明出生動的音樂形象，這些形象後來可以用於更抽象的創作。」[19]

尼爾森的清唱套曲《愛之頌》為獨唱、合唱和管弦樂隊而作，首次演出於1897年4月27日在哥本哈根的音樂協會（英語：Musikforeningen）。這部作品的靈感來自尼爾森在1891年蜜月期間在意大利看到的提香的畫作《嫉妒丈夫的神跡》。在其中一份副本上，他寫道：「獻給我的瑪麗！這些讚美愛的音調比起真正的愛來說什麼也不算。」[23][24]

從1901年開始，尼爾森開始領取一份微薄的國家養老金——最初是每年800克朗，到1927年增至7500克朗——以補充他的提琴手工資。這使他可以停止招收私人學生，騰出更多時間來作曲。從1903年起，他還從他的主要出版商威廉·漢森出版得了年金。從1905年到1914年，他在皇家劇院擔任副指揮。為他的女婿埃米爾·泰爾曼尼，尼爾森創作了他的《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3，1911年）。從1914年到1926年，他指揮了音樂協會的管弦樂隊。1916年，他在哥本哈根的皇家丹麥音樂學院任教，並一直工作到去世。[24]

Carl Nielsen, seated, facing right, smartly dressed in a suit and waistcoat
Nielsen in 1917

雙重職業的壓力和與妻子長期分離導致了他們婚姻的嚴重破裂。1916年，這對夫婦開始了分居程序，並在1919年獲得了雙方同意的分居許可。在1916年至1922年期間，尼爾森經常住在菲英島上，也經常退隱到達姆高和福爾桑莊園（英語：Fuglsang Manor），或者在哥德堡擔任指揮。[20]這一時期對尼爾森來說是一個創作危機時期，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對他的第四（英語：Symphony No. 4 (Nielsen)）（1914–16年）和第五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5 (Nielsen)）（1921–22年）產生了強烈的影響，這兩部作品被范寧認為是他最偉大的作品。[25]1920年代，尼爾森尤其感到沮喪，因為他長期合作的丹麥出版商威廉·漢森無法出版他許多重要的作品，包括《阿拉丁》和《潘與塞任克斯》。[26]

第六部也是最後一部交響曲《簡單交響曲》創作於1924至1925年。1925年，尼爾森遭受了嚴重的心臟病發作，被迫大幅減少活動，儘管他繼續創作直到去世。1925年他60歲生日時，收到了許多祝賀，瑞典政府授予他勳章，在哥本哈根還舉辦了慶祝音樂會和招待會。然而，作曲家的心情卻十分沮喪；他在1925年11月9日的《政治報（英語：Politiken）》上寫道：

如果我能重新生活一次，我會把任何關於藝術的想法從腦海中趕走，去做一個商人的學徒或者從事一些其他有用的行業，其結果最終是可以看見的……全世界都承認我，但急匆匆地離開，讓我獨自面對我的作品，直到一切都崩潰，我發現自己可恥地活得像個愚蠢的夢想家，認為我在藝術上工作和努力得越多，我的地位就會越好。不，作為一名藝術家，這並不是一個值得羨慕的命運。[27]

最終歲月和死亡[編輯]

尼爾森最後的大型管弦樂作品是《長笛協奏曲》（1926年）和《單簧管協奏曲》（1928年），關於這些作品，羅伯特·萊頓（英語：Robert Layton (musicologist)）寫道：「如果說有來自另一個星球的音樂，那這肯定是其中之一。它的音色稀疏而單調，空氣稀薄而清新。」 [15]尼爾森的最後一部音樂作品，管風琴曲《運動（英語：Commotio (Nielsen)）》，在他去世後於1931年在呂貝克的聖馬利亞教堂首演。[28]

在他最後的幾年中，尼爾森寫了一本短篇論文集《活着的音樂》（1925年），並於1927年出版了他的回憶錄《我在菲英的童年》。1926年，他在日記中寫道：「我的故土越來越像一個長長的吸吻般吸引着我。這是否意味着我最終將回到菲英島的土地上安息？那麼那必須是在我出生的地方：索特倫，弗里登蘭教區。」[29]

然而，事情並非如此。1931年10月1日，尼爾森因一系列心肌梗死被送入哥本哈根國家醫院。他於10月3日凌晨零點十分在家人的陪伴下去世。他對家人的最後一句話是：「你們站在這裏，好像在等待什麼。」[30]

他被安葬在哥本哈根的西墓園；葬禮上的所有音樂，包括讚美詩，都是他的作品。[31]在他去世後，他的妻子被委託雕刻一座紀念碑，立於哥本哈根市中心。她寫道：「我想用帶翼的馬，這個永恆的詩歌象徵，並將一個音樂家放在馬背上。他將坐在那裏，在飛速的翅膀間吹奏蘆笛，吹響整個哥本哈根。」關於她設計的爭議和資金不足導致了紀念碑的延遲豎立，安妮·瑪麗最終自己資助了部分費用。卡爾·尼爾森紀念碑（英語：Carl Nielsen Monument）最終在1939年揭幕。[32]

音樂[編輯]

更多資訊：卡爾·尼爾森作品列表（英語：List of compositions by Carl Nielsen）

尼爾森的作品有時會使用CNW編號，這基於2015年丹麥皇家圖書館在線發佈的卡爾·尼爾森作品目錄（英語：Catalogue of Carl Nielsen's Works, CNW）。該目錄旨在取代1965年由丹·福（英語：Dan Fog）和托本·斯考斯堡（英語：Torben Schousboe）編制的目錄（FS編號）。[33]

音樂風格[編輯]

1922年，音樂協會音樂廳音樂會節目單廣告海報，包括貝多芬、巴赫以及尼爾森第五交響曲的曲目
卡爾-尼爾森第五交響曲首演海報，1922年

音樂評論家哈羅德·C·勛伯格在他的《偉大作曲家的生活》一書中強調了尼爾森作品的廣度、充滿活力的節奏、慷慨的編曲和他獨特的個性。在將他與讓·西貝柳斯比較時，勛伯格認為尼爾森「同樣具有廣度，甚至更有力量，且擁有更為普遍的信息」。[34]牛津大學音樂教授丹尼爾·M·格里姆利稱尼爾森為「20世紀音樂中最具玩樂性、生命力和尷尬聲音之一」，這要歸功於他作品中的「旋律豐富性和和聲活力」。[35]《卡爾·尼爾森的聲音：他的歌曲背景》一書的作者安妮-瑪麗·雷諾茲引用羅伯特·辛普森的觀點，認為「他所有的音樂都起源於聲樂」，並堅持認為歌曲創作對尼爾森作為作曲家的發展有着強烈的影響。[36]

丹麥社會學家貝內迪克特·布林克爾指出，尼爾森及其音樂在丹麥國內的認知與其國際聲譽有所不同。他對民間音樂的興趣和背景在丹麥人中產生了特殊的共鳴，尤其是在1930年代的民族主義運動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歌唱是丹麥人與德國敵人區分開來的重要基礎。[37]尼爾森的歌曲在丹麥文化和教育中仍佔有重要地位。音樂學家尼爾斯·克拉貝形容尼爾森在丹麥的形象就像「醜小鴨綜合症」——這是對丹麥作家漢斯·安徒生的故事的引用——即「一個貧窮的男孩……經歷逆境和節儉……進入哥本哈根並……最終成為未加冕的國王」。

在丹麥之外，尼爾森主要被認為是管弦樂作曲家和歌劇《假面舞會》的作曲家，而在丹麥國內，他更像是一個民族象徵。2006年，丹麥文化部發佈了一份包含12部最偉大的丹麥音樂作品的名單，其中包括尼爾森的歌劇《假面舞會》、他的《第四交響曲》和幾首丹麥民歌，這將這兩種形象正式結合在一起。[38]克拉貝提出了一個修辭性的問題：「在尼爾森的音樂中，『民族性』能否以特定的主題、和聲、音響、形式等形式展示出來，還是純粹是接受歷史的構造？」[39]

尼爾森對晚期浪漫主義德國音樂和音樂中的民族主義的態度本身是模稜兩可的。1909年，他寫信給荷蘭作曲家尤利烏斯·倫特根說：「我對當今德國人的技術技巧感到驚訝，我不禁認為這種對複雜性的喜愛終將耗盡。我預見到一種完全嶄新的藝術，具有純粹的古代美德。你怎麼看待純一度的歌曲？我們必須回到……純粹和清晰。」[40]另一方面，他在1925年寫道：「沒有什麼比民族主義更能摧毀音樂……而且按要求創作民族音樂是不可能的。」[37]

尼爾森仔細研究了文藝復興時期的複音音樂，這解釋了他音樂中的一些旋律和和聲內容。這種興趣在他的《三首經文歌（英語：Tre Motetter）》（作品55）中有所體現。[41]在非丹麥的評論家看來，尼爾森的音樂最初帶有新古典主義的聲音，但隨着他發展出自己對所謂「進展式調性（英語：Progressive tonality）」的理解，音樂變得越來越現代。作家和作曲家羅伯特·辛普森（英語：Robert Simpson (composer)）稱這種進展式調性為從一個調轉移到另一個調。典型情況下，尼爾森的音樂可能在不同的調上結束，而不是開始的調，有時是作為一種鬥爭的結果，如在他的交響曲中。[42]這種元素在多大程度上歸功於他的民間音樂活動存在爭議。有些評論家認為他的節奏、他對碎音或倚音的使用，或他在作品中頻繁使用的下主音和小三度，是典型的丹麥風格。[43][44]作曲家自己寫道：「在我看來，音程是首先引起對音樂深層興趣的元素……每次聽到春天的布穀鳥叫聲，它的吸引力都會因為音程的變化而重新激起我們的驚喜。如果它的叫聲全是一個音符，吸引力就會減弱。」[45]

尼爾森的音樂風格哲學可能在他1907年寫給挪威作曲家克努特·哈德爾的信中得到總結：「你有……流暢性，這很好；但我一次又一次地建議你，親愛的哈德爾先生；調性，清晰，力量。」[46]

交響曲[編輯]

帶鐵欄杆的三層大宅第
哥本哈根怪人宮（英語：Odd Fellows Mansion, Copenhagen），尼爾森的許多作品在此首演

尼爾森在丹麥以外的地方，或許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在1892年至1925年間創作的六部交響曲。這些作品有很多共同點：它們都略超過30分鐘，銅管樂器是編曲中的關鍵成分，並且都表現出不同尋常的調性變化，從而增加了戲劇張力。[47]從第一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1 (Nielsen)）（作品7，1890–92年）的開頭部分來看，儘管反映了格里格和勃拉姆斯的影響，但尼爾森的獨特性顯而易見。在第二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2 (Nielsen)）（作品16，1901–02年）中，尼爾森開始探索人類性格的發展。靈感來自於一家旅館裏描繪四種氣質（膽汁質、多血質、抑鬱質和黏液質）的畫作。[48]

第3號交響曲 (尼爾森)（英語：Symphony No. 3 (Nielsen)）（作品27，1910–11年）的標題被英國作曲家羅伯特·辛普森理解為「心靈範圍的外延增長」。它充分利用了尼爾森同時對抗兩個調性的技術，並包括一段用女高音和男中音唱無詞曲的平靜部分。[47]第四交響曲」不滅「（英語：Symphony No. 4 (Nielsen)）（作品29，1914–16）是尼爾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創作的，是最常演奏的交響曲之一。在最後一個樂章中，兩組定音鼓被放置在舞台的兩側，進行一種音樂上的對決。尼爾森將這部交響曲描述為「生命力，不可熄滅的生存意志」。[49]

第五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5 (Nielsen)）（作品50，1921–22年）也是經常演奏的作品，呈現了秩序與混亂力量之間的另一場戰鬥。小軍鼓手的任務是打斷樂隊，隨意演奏且不合節拍，仿佛要摧毀音樂。這部交響曲在1950年愛丁堡國際藝術節上由埃里克·圖克森（英語：Erik Tuxen）指揮的丹麥廣播交響樂團演奏時，引起了轟動，激發了斯堪的納維亞以外地區對尼爾森音樂的興趣。[47][50]第六交響曲（英語：Symphony No. 6 (Nielsen)）（沒有作品編號）創作於1924–25年，副標題為「簡單交響曲」（意大利語：Sinfonia semplice），其調性語言似乎與尼爾森的其他交響曲相似，但交響曲發展成一系列的小品，有些悲傷，有些怪誕，有些幽默。[51][47]

歌劇和清唱套曲[編輯]

身着西裝的卡爾·尼爾森與《掃羅與大衛》卡司中身着戲服的成員手挽手
尼爾森與《掃羅與大衛》卡司，斯德哥爾摩，1931年

尼爾森的兩部歌劇在風格上截然不同。四幕歌劇《掃羅與大衛（英語：Saul og David）》，創作於1902年，由埃納爾·克里斯蒂安森（英語：Einar Christiansen）撰寫劇本，講述了聖經中掃羅對年輕大衛的嫉妒故事。而《假面舞會》（Maskarade）是一部三幕的喜歌劇，創作於1906年，由威廉·安諾生（英語：Vilhelm Andersen）根據路維·郝爾拜的喜劇改編成丹麥語劇本。1902年11月《掃羅與大衛》首演時，評論界反響不佳，1904年復演時情況也沒有好轉。相比之下，《假面舞會》在1906年11月首演時獲得了巨大成功，首四個月內進行了25場傑出的演出。[52][53]通常被認為是丹麥的國民歌劇，在丹麥國內享有持久的成功和人氣，這歸功於其眾多一部曲式歌曲、舞蹈以及其「老哥本哈根」氛圍的基礎。[54]

尼爾森創作了大量合唱作品，但大多數都是為特定場合而作，很少再次上演。然而，有三部完整的為獨唱者、樂隊和合唱團而作的康塔塔已進入了曲目。尼爾森在研究早期復調合唱風格後，於1897年創作了《愛之頌》（作品12）。娜娜·利布曼（Nanna Liebmann）在《丹麥旗報》（丹麥語：Dannebrog）上稱這部作品是尼爾森的「決定性勝利」，而《國家時報（英語：Nationaltidende）》的安古爾·哈默里奇（Angul Hammerich）則歡迎其改進的清晰度和純淨度。但《貝林時報（英語：Berlingske）》的評論家H. W. 舒特（H. W. Schytte）認為尼爾森將歌詞用拉丁文而不是丹麥文呈現顯得自命不凡。[55]尼爾森的第二部主要合唱作品《睡眠（英語：Søvnen）》（作品18）表現了睡眠的各個階段，包括在中央樂章中對噩夢恐怖的描繪，其不尋常的不和諧音令1905年3月首演時的評論家感到震驚。[56]創作於1922年的《菲英的春天（英語：Fynsk Foraar）》（作品42）被認為是尼爾森最具丹麥特色的作品之一，因為它頌揚了菲英島鄉村的美麗。[57]

協奏曲[編輯]

尼爾森創作了三部協奏曲：小提琴協奏曲（作品33）是他1911年的中期作品，屬於歐洲古典主義傳統，而1926年的長笛協奏曲（無作品編號）和1928年的單簧管協奏曲（作品57）則是後期作品，受到了1920年代現代主義的影響。根據丹麥音樂學家赫伯特·羅森伯格（Herbert Rosenberg）的說法，這些作品是「一位非常有經驗的作曲家的產物，懂得如何避免非本質的東西。」 [58]與尼爾森的後期作品不同，小提琴協奏曲有着明顯的、以旋律為導向的新古典結構。長笛協奏曲分為兩樂章，為長笛演奏家霍爾格·吉爾伯特-耶斯佩森（英語：Holger Gilbert-Jespersen）而作，他是哥本哈根管樂五重奏的成員，該五重奏曾於1922年首演了尼爾森的《管樂五重奏》。[59]與小提琴協奏曲的傳統風格相反，長笛協奏曲反映了那個時期的現代主義潮流。比如，第一樂章在d小調、降e小調和F大調之間切換，直到長笛以E大調的如歌（英語：Cantabile）主題突顯出來。[60]單簧管協奏曲也是為哥本哈根管樂五重奏的成員奧格·奧克森瓦（英語：Aage Oxenvad）而作。尼爾森將樂器和演奏者的能力發揮到了極限；協奏曲只有一個連續的樂章，包含了獨奏者與樂隊之間以及兩個主要對立調（F大調和E大調）之間的鬥爭。[61]

管樂協奏曲展現了許多尼爾森所謂的「客體化」（丹麥語：objektivering）的例子。他指的是在樂譜設定的範圍內，給予演奏家自由的詮釋和演奏空間。[62]

管弦樂[編輯]

尼爾森最早專門為管弦樂隊創作的作品是《弦樂組曲（英語：Suite for String Orchestra (Nielsen)）》（作品1，1888年），這部作品立即取得了成功，表現了格里格和斯文森所表達的斯堪的納維亞浪漫主義。[63]該作品標誌着尼爾森職業生涯的重要里程碑，因為這不僅是他第一個真正的成功作品，也是他首次親自指揮的作品，一個月後在歐登塞演出時由他親自執棒。[64]

《赫利俄斯序曲（英語：Helios Overture）》（作品17，1903年）源自尼爾森在雅典的居住經歷，這激發了他創作一部描繪太陽在愛琴海上升落的作品。[65]這部作品展示了管弦樂隊的技巧，是尼爾森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66]《薩迦之夢（英語：Saga-Drøm）》（作品39，1907-08年），是一首基於冰島《尼亞爾薩迦》的管弦樂音詩。尼爾森這樣描述這部作品：[67]

其中有四段由雙簧管、單簧管、巴松管和長笛演奏的華彩樂段，它們各自自由地演奏，沒有和聲連接，也沒有我標記的節拍。它們就像四股思緒的流動，各自沿着不同的路徑隨機流淌——每次演出都不同——直到它們在一個休止點匯合，就像流入一個水閘，在那裏它們匯聚在一起。

《在一位年輕藝術家的靈柩旁（英語：At the Bier of a Young Artist）》是為弦樂團創作的作品，寫於1910年1月，為丹麥畫家奧盧夫·哈特曼（英語：Oluf Hartmann）的葬禮而作，也在尼爾森自己的葬禮上演奏過。[68]靈感來源於奧維德《變形記》的九分鐘交響詩《潘和西林克斯（英語：Pan and Syrinx）》，於1911年首演。[69]狂想序曲《幻想的法羅群島之旅（英語：An Imaginary Trip to the Faroe Islands）》取材於法羅群島的民間曲調，但也包含自由創作的部分。[70]

尼爾森為舞台創作的管弦樂作品包括《阿拉丁（英語：Aladdin (Nielsen)）》（作品34，1919年）和《母親（英語：Moderen）》（作品41，1920年）。《阿拉丁》是為配合哥本哈根皇家劇院上演的亞當·歐倫施萊厄的童話而作的配樂。完整的配樂時長超過80分鐘，是尼爾森除歌劇外最長的作品，但通常演出的管弦樂組曲僅包括《東方進行曲》、《印度舞》和《黑人舞》。[71]為慶祝南日德蘭（英語：Southern Jutland）重新併入丹麥而作的《母親》於1921年首演，這是一首為該場合而寫的愛國詩篇的配樂。[72]

室內樂[編輯]

尼爾森創作了幾部室內樂作品，其中一些仍在國際曲目中佔據重要地位。風樂五重奏是他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1922年專為哥本哈根風樂五重奏創作。辛普森解釋說，尼爾森對風樂器的喜愛與他對自然的熱愛密切相關，他寫道：「他對人類性格也非常感興趣，在風樂五重奏中專門為五位朋友創作，每個部分都巧妙地適應每個演奏者的個性。」[73]

木管五重奏，作品43
1. 適度的快板
2. 小步舞曲
3. 前奏曲：慢板；主題與變奏：略小行板
由詹姆斯·高威和卡永五重奏組（Carion Quintet）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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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森創作了四首弦樂四重奏。g小調第一號（英語：String Quartet No. 1 (Nielsen)）（作品13，1889年，1900年修訂）在終曲中包含一個「總結」（法語：résumé）部分，將第一、第三和第四樂章的主題結合在一起。[74]f小調第二號（英語：String Quartet No. 2 (Nielsen)）（作品5）於1890年問世，降E大調第三號（英語：String Quartet No. 3 (Nielsen)）（作品14）於1898年完成。音樂歷史學家簡·斯馬茨尼認為這部作品「在處理音樂紋理方面自信且不再像早期作品那樣模仿他人……這部四重奏讓人最遺憾的是尼爾森沒有進一步發展這個類型，以平行於他後來的交響樂發展。」[75]F大調第四號（英語：String Quartet No. 4 (Nielsen)）（1904年）最初的評價不一，評論家對其保守風格感到不確定。尼爾森多次修訂，最終版本於1919年完成，列為他的作品44號。[76]

小提琴是尼爾森自己的樂器，他為其創作了四部大型室內樂作品。第一小提琴奏鳴曲（作品9，1895年）在首次演出時因其突然的轉調和簡潔的主題材料而讓丹麥評論家感到不安。第二小提琴奏鳴曲（作品35，1912年）為小提琴家彼澤·默勒（英語：Peder Møller (violinist)）而作，默勒在同年早些時候首演了尼爾森的小提琴協奏曲。這部作品是作曲家漸進調性法的一個例子，因為雖然被標記為G小調，但第一和最後的樂章卻以不同的調性結束。評論家埃米利烏斯·班厄特（英語：Emilius Bangert）在首演（由阿克塞爾·加德（英語：Axel Gade）演奏）後寫道：「整體印象是一條美麗的、不間斷的線——音符的流動，特別是第一部分的一個美妙的副主題和最後部分純淨的高音區域令人着迷。」另外兩部作品是為小提琴獨奏而作。《前奏、主題與變奏》（作品48，1923年）為泰爾馬尼創作，與尼爾森的鋼琴《恰空（英語：Chaconne (Nielsen)）》（作品32）一樣，受到了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音樂的啟發。《前奏曲與急板》（作品52，1928年）是為作曲家菲尼·亨里克斯（英語：Fini Henriques）六十歲生日的獻禮。[77]

鍵盤作品[編輯]

儘管尼爾森後來主要在鋼琴上作曲，但他在長達40年的時間裏，只有偶爾會直接為鋼琴作曲，這些作品常常具有獨特的風格，這使得它們在國際上的接受度較慢。[78]尼爾森自己的鋼琴技巧，大概可以在奧胡斯國家檔案館保存的三個標有「Carl Nielsen」的留聲機圓筒中找到一些回聲，似乎並不出色。[79]評論家約翰·霍頓在評論1969年鋼琴家約翰·奧格登演奏的尼爾森作品錄音時提到早期作品：「尼爾森的技術資源幾乎無法與他宏偉的設計相匹配」，而他將後期作品描述為「可以與他的交響音樂相媲美的重大作品」。[80]一位後來的評論家將交響套曲（作品8，1894年）的反浪漫色調描述為「無異於一拳打在所有既定音樂慣例的臉上」。[81]尼爾森自己形容恰空舞曲（作品32，1917年）是「一部真正的大作品，我認為非常有效」。[82]它不僅受到了巴赫作品的啟發，特別是巴赫的獨奏小提琴恰空舞曲（英語：Partita for Violin No. 2 (Bach)），還受到了羅伯特·舒曼、約翰內斯·勃拉姆斯和費盧西奧·布索尼等作曲家對巴赫音樂的鋼琴改編的啟發。[83]同樣規模宏大，並且也是在同一年創作的《主題與變奏》（作品40），評論家在其中看到了勃拉姆斯和馬克斯·雷格的影響。尼爾森曾經寫信給朋友說「我認為公眾完全無法理解雷格的作品，但我對他的努力比對理查德·施特勞斯要同情得多。」[84]

尼爾森所有的管風琴作品都是晚期創作。丹麥管風琴家芬·維澤勒（英語：Finn Viderø）認為，他的興趣是受到管風琴改革運動（英語：Organ reform movement）和1928年至1930年間漢堡聖雅各教堂施尼特格爾管風琴（英語：Schnitger organ (Hamburg)）前管的更新的影響。[85]尼爾森最後一部重要作品——《運動（英語：Commotio (Nielsen)）》（作品58）一部時長22分鐘的管風琴作品，是在1930年6月至1931年2月之間創作的，僅在他去世前幾個月完成。[86]

歌曲和讚美詩[編輯]

參見：卡爾·尼爾森所作歌曲列表（英語：List of songs composed by Carl Nielsen）
《說來奇妙》（丹麥語：Forunderligt at sige）
聖誕頌歌，鋼琴獨奏版，原詞作者為格龍維
《綠色的春籬》（丹麥語：Grøn er Vaarens Hæk）
鋼琴獨奏版，原詞作者為波爾·馬丁·默勒（英語：Poul Martin Møller）
《如同夏日》（丹麥語：Se dig ud en Sommerdag）
鋼琴獨奏版，原詞作者為耶珀·奧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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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尼爾森為超過290首歌曲和讚美詩（英語：List of songs composed by Carl Nielsen）創作了音樂，其中大多數是為丹麥著名作家的詩句和詩歌配樂，如N.F.S.格倫特維、英厄曼（英語：Bernhard Severin Ingemann）、波爾·馬丁·默勒（英語：Poul Martin Møller）、亞當·歐倫施萊厄和耶珀·奧凱。[87]在丹麥，這些歌曲今天仍在成人和兒童中廣受歡迎。[88]它們被認為是「國家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創作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89]1906年，尼爾森向同胞們解釋了這些歌曲的重要性：

通過某些旋律的起伏，我們丹麥人不可避免地會想到例如英厄曼、克里斯蒂安·溫特（英語：Christian Winther）或德拉克曼（英語：Holger Drachmann）的詩歌，我們經常覺得在我們的歌曲和音樂中聞到了丹麥景觀和鄉村圖景的味道。但顯然，外國人既不了解我們的鄉村，也不了解我們的畫家、詩人或我們的歷史，無法像我們自己那樣親密地理解這些東西，將完全無法理解是什麼使我們聽到並在同情中顫抖。[90]

尼爾森對1922年出版的《人民高中旋律書》（丹麥語：Folkehøjskolens Melodibog）的貢獻具有重要意義，他與托馬斯·勞布（英語：Thomas Laub）、奧魯夫·林（英語：Oluf Ring）和托瓦爾·奧高（英語：Thorvald Aagaard）共同編輯了這本書。書中包含大約600首旋律，其中約200首由編輯們創作，旨在為社區合唱（英語：Sing-along）提供曲目，這是丹麥民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書極為受歡迎，並嵌入了丹麥的教育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丹麥受佔領時期，利用這些旋律的大規模歌唱集會成為丹麥「精神重整」的一部分，戰後1945年，一位作家形容尼爾森的貢獻是「我們愛國歌曲寶庫中的閃亮珍寶」。這仍然是丹麥評估尼爾森的重要因素。[91]

全集[編輯]

1994年至2009年間，丹麥政府出資超過4000萬丹麥克朗，委託編制了尼爾森作品的完整新版《卡爾·尼爾森版》。[92]對於許多作品，包括歌劇《假面舞會》和《掃羅與大衛》，以及完整的《阿拉丁》音樂，這都是它們首次以印刷形式出版，以前的演出一直使用手稿的副本。[93]這些樂譜現在可以在丹麥皇家圖書館的網站上免費下載（該圖書館也擁有大多數尼爾森的音樂手稿）。[94]

反響[編輯]

與他的同時代人、芬蘭作曲家讓·西貝柳斯不同，尼爾森在國外的聲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開始逐漸提升。國際上的興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主要集中在他的交響曲上，而他的其他作品（其中許多在丹麥非常受歡迎）直到最近才開始進入世界曲目。[95]即使在丹麥，他的許多作品也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直到1897年《愛之頌》首次演出後，他才獲得評論家的支持[23]，並在1906年因《假面舞會》受到熱烈歡迎而得到顯著增強。[96]

1912年2月28日，第三交響曲「擴展」在哥本哈根怪人宮（英語：Odd Fellows Mansion, Copenhagen）成功首演後的兩個月內便進入了王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的曲目，並在1913年在斯圖加特、斯德哥爾摩和赫爾辛基演出。這部交響曲是尼爾森生前最受歡迎的作品，還在柏林、漢堡、倫敦和哥德堡演出。[97][98]其他作品即使在丹麥也引起了一些爭議。第五交響曲（1922）首演後，一位評論家寫道：「丹麥交響樂的寶庫和卡爾·尼爾森的作品目錄又增添了一部奇特而高度原創的作品。」然而，另一位評論家則將其形容為「對毫無戒心的勢利觀眾臉上的一記血腥拳頭」，並稱其為「來自戰壕的骯髒音樂」。[26]

在1940年代末，丹麥出現了兩本關於尼爾森的重要傳記[99]，這兩本書在幾十年內主導了人們對這位作曲家生平和作品的看法。[100]羅伯特·辛普森的書《卡爾·尼爾森，交響樂作曲家》（第一版於1952年出版）是最早的大規模英文研究著作。[101]

1962年，倫納德·伯恩斯坦與紐約愛樂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錄製了第五交響曲，這是一個國際性的突破。這次錄音幫助尼爾森的音樂在他的祖國之外獲得了認可，並被認為是該交響曲最出色的錄音之一。[102][103]1965年是尼爾森的百年誕辰，這一年他得到了廣泛的慶祝，包括演出和出版物。伯恩斯坦因錄製第三交響曲獲得了萊奧妮·桑寧音樂獎（英語：Léonie Sonning Music Prize）。[104]1988年，尼爾森的日記和他寫給安妮·瑪麗的信件出版，與1991年約根·延森使用這些新材料撰寫的傳記一起，促成了對這位作曲家個性的新評價。[105]1990年，在尼爾森125周年紀念之際，《紐約時報》的音樂評論家安德魯·平卡斯回顧說，25年前伯恩斯坦曾認為世界已經準備好接受尼爾森與西貝柳斯並駕齊驅，他談到「尼爾森的粗獷魅力、節奏感、動力、節奏上的驚喜、和聲和音調關係的奇特力量——尤其是他那種無法預測的特質」（平卡斯認為這對觀眾來說仍然是個挑戰）。[106]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英文傳記和研究[107]幫助確立了尼爾森在世界範圍內的地位[108]，以至於他的音樂已成為西方國家音樂會節目中的常客。[109]

2008年，美國音樂評論家亞歷克斯·羅斯在《紐約客》雜誌中寫道，尼爾森交響曲的「原始力量」可以與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和第五交響曲相媲美，但他解釋說，美國人現在才慢慢開始欣賞這位丹麥作曲家。[110]

尼爾森沒有錄製過任何自己的作品。[111]然而，與他合作過的三位年輕的當代指揮家托馬斯·延森（英語：Thomas Jensen）、勞尼·格倫戴（英語：Launy Grøndahl）和埃里克·圖克森（英語：Erik Tuxen），在1946年至1952年間與丹麥廣播交響樂團錄製了他的交響曲和其他管弦樂作品。延森還在1954年首次錄製了第五交響曲的密紋唱片。[112]最近出版的卡爾·尼爾森全集揭示，這些錄音中使用的樂譜往往與作曲家的原意有所不同，因此這些錄音的真實性現在是有爭議的。[113]

現在有很多尼爾森主要作品的錄音，包括由科林·戴維斯、赫伯特·布隆斯泰特和薩卡里·奧拉莫等指揮的完整交響曲全集。尼爾森的《管樂五重奏》已有50多種錄音版本。[114]

遺產[編輯]

身着深色西裝、打着領帶的卡爾·尼爾森坐在皺巴巴的紙張後面，包括一封有他簽名的信
尼爾森1928年在哥德堡排演《掃羅與大衛》

從1916年起，尼爾森在皇家音樂學院任教，並於1931年成為院長，這一職務他一直擔任到去世前不久。在早期的日子裏，他還通過教授私人學生來補充收入。由於他的教學，尼爾森對丹麥的古典音樂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115]他最成功的學生中有作曲家托瓦爾·奧高（英語：Thorvald Aagaard），他特別以歌曲而聞名；哈拉爾·埃厄斯納普（英語：Harald Agersnap），他既是指揮家又是管弦樂作曲家；以及約恩·本特松（英語：Jørgen Bentzon），他主要為他的民間音樂學校（哥本哈根民間音樂學校）創作合唱和室內音樂。他的其他學生包括音樂學家克努茲·耶珀森（英語：Knud Jeppesen），鋼琴家赫爾曼·大衛·科佩爾（英語：Herman David Koppel），學院教授兼交響樂作曲家波爾·席爾貝克（英語：Poul Schierbeck），在羅斯基勒主教座堂演奏的管風琴師埃米利烏斯·班厄特（英語：Emilius Bangert），以及尼爾森的私人學生南希·徳貝爾（英語：Nancy Dalberg），她幫助完成了《阿拉丁》的配器工作。尼爾森還指導了指揮家和合唱指揮莫恩斯·沃爾賴克（英語：Mogens Wöldike），他因對巴洛克音樂的詮釋而聞名；以及魯道夫·西蒙森（英語：Rudolph Simonsen），這位鋼琴家和作曲家在尼爾森去世後成為了皇家音樂學院的院長。[116]

卡爾·尼爾森協會保持着尼爾森作品演出的列表，按地區分類（丹麥、斯堪的納維亞、歐洲（不包括斯堪的納維亞）以及歐洲以外的地區），這顯示了他的音樂在世界各地經常被演出。這些列表中經常出現協奏曲和交響曲。[117]卡爾·尼爾森國際比賽於1970年代在歐登塞交響樂團（英語：Odense Symphony Orchestra）的支持下開始。自1980年以來，每四年在這裏舉行一次小提琴比賽。後來增加了長笛和單簧管比賽，但這些比賽現在已經取消。由歐登塞市創立的國際管風琴比賽在2009年與尼爾森比賽關聯起來，但從2015年起將獨立組織，比賽地點設在歐登塞大教堂。[118]

在尼爾森的祖國丹麥，歐登塞的卡爾·尼爾森博物館專門紀念尼爾森及其妻子安妮·瑪麗。[119]從1997年到2010年，丹麥國家銀行發行的百克朗紙幣上印有這位作曲家的頭像[120]，以表彰他對丹麥音樂的貢獻，如他的歌劇《假面舞會》，他的交響曲「擴展」和他創作的許多歌曲，包括《丹麥，現在光明的夜晚沉睡了》（丹麥語：Danmark, nu blunder den lyse nat）。[121]

為了紀念尼爾森誕辰150周年，2015年6月9日或前後安排了多項特別活動。除了在丹麥的眾多演出外，還在歐洲各大城市舉辦了音樂會，包括倫敦、萊比錫、克拉科夫、哥德堡、赫爾辛基和維也納，甚至遠至日本、埃及和紐約。[122]6月9日，尼爾森生日當天，丹麥國家交響樂團在哥本哈根的丹麥廣播音樂廳舉辦了一場節目，包括《愛之頌》、單簧管協奏曲和第四交響曲，並在歐洲和美國進行了廣播。[123][124]丹麥皇家劇院編排了《假面舞會》[125]和大衛·龐特尼（英語：David Pountney）導演的新製作《掃羅與大衛》。[126]在2015年，丹麥弦樂四重奏組（英語：Danish String Quartet）計劃在丹麥、以色列、德國、挪威和英國（在切爾滕納姆音樂節（英語：Cheltenham Music Festival））演出尼爾森的弦樂四重奏。[127]在英國，BBC愛樂樂團（英語：BBC Philharmonic）計劃於6月9日在曼徹斯特開始一系列尼爾森音樂會。[128]尼爾森的《假面舞會》序曲也是2015年倫敦逍遙音樂會開幕之夜的首個曲目，他的作品在逍遙音樂季的其他五場音樂會中也有演出。[129]與尼爾森有密切聯繫的歐登塞市為紀念年開發了一系列廣泛的音樂會和文化活動。[130]

小行星6058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紀念。[131]

參考文獻[編輯]

引注[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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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編輯]

訃告[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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