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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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奉行中立政策。二战爆发後，瑞典凭借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地缘政治位置、面对不可预知的事件时的现实政治操作以及1942年后的军事集结，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了官方的中立地位。自1814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和反挪威战役以来，瑞典在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关系中一直保持中立，也长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立國。[1]
瑞典政府也做出过一些让步，有时为了支持德国和后来的同盟国而破坏了国家的中立。对于轴心国，在德国入侵苏联期间，瑞典曾允许德国国防军使用瑞典铁路将德国第163步兵师与重型武器从挪威运至芬兰。直到1943年，在挪威和德国之间休假的德国士兵都可以经由瑞典。整个战争期间，铁矿都被出售给德国，战前德国便已经在瑞典拥有一些矿场。而对于同盟国来说，瑞典分享了军事情报，并帮助训练来自丹麦和挪威的难民士兵，用于解放他们的祖国。[2]在二战末期，瑞典还向同盟国开放空军基地。
瑞典的中立性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支持者认为，在二战期间，瑞典宽松了难民接受政策，接纳了数千名来自挪威和丹麦的犹太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相反，温斯顿·丘吉尔等反对者则认为，瑞典 "忽视了战争中更大的道德问题，为了利益而两头赚钱"。[3]
背景[编辑]
政治[编辑]
自1554年到1809年，瑞典与俄罗斯两国之间有67年处于战争状态，俄罗斯被瑞典视为历史宿敌。1809年芬兰战争战後，整个芬兰被割让给俄罗斯，瑞典的领土面积缩减至原来的三分之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存在大量的罢工，仅1908年，瑞典就发生了约300次罢工。[4]从这些骚乱中可以看出，瑞典需要一个新的政治体制。1917年，瑞典改变了民主规则，选民人数增加；1921年，妇女也被允许投票。但即使是这些改革，在一些保守派看来也过于激进，希望有强有力的领导而非民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瑞典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对抗仍在继续。同时，俄国内战导致俄罗斯帝国变成了苏联，许多瑞典共产党人与这个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合作，寻求实现世界革命，认为妥协和议会制度阻碍他们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公正的社会。
军事[编辑]
战间期，瑞典的坦克数量很少，有时整个装甲部队只有10辆Stridsvagn mf/21s坦克。1936年的《国防法案》决定组建两个坦克营，相关"军队采购"负责人法勒·布尔曼表示：
... Härför krävdes total nyanskaffning av deras viktigaste innehåll, stridsvagnarna. Redan på ett tidigt stadium fick vi dock klart för oss att om vi enbart valde kanonutrustade vagnar skulle de högst komma upp till ett antal av 15–20.
（这就需要购买主要军事装备——坦克。在早期我们就很清楚，如果只选择配备大炮的坦克，我们最多只能拥有15-20 辆。）——Försvarsbeslut
于是，瑞典还购买了装备机枪的坦克。到1939年，瑞典已拥有48辆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装备机枪的坦克和约20辆装备有20毫米主炮的 Stridsvagn L-60坦克。[5]
战前准备[编辑]
1936年，随着国际形势的恶化，瑞典政府开始加强军事准备。瑞典的军费开支从1936年的3700万美元一路增加到1937年的5000万美元，1938年的5860万美元，1939年的达到3.223亿美元。军费开支在1942年达到顶峰，为5.276亿美元。
瑞典政府不仅购买物资以加强国防，还开始实施征兵制。1938年5月6日，政府征召所有15岁以下的士兵进行短期训练。除此之外，瑞典内阁还下令保留1938年征召士兵的四分之一进行进一步训练。
1940年，瑞典成立了瑞典乡土防卫队，由一小群退役士兵组成，配备有步枪、机关枪、弹药、药品和制服，可以选择购买滑雪板、毛衣和行军靴等额外物资。
在武装自己时，瑞典认为有必要明确和执行其中立政策。
战时[编辑]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同一天，时任瑞典首相佩尔·阿尔宾·汉森在广播中向人民发表讲话，确立了瑞典在整个二战期间的首要目标：不惜一切代价让瑞典远离战争，並宣布中立，但二战期间多次向轴心国和同盟国提供援助，一再偏离中立。在冬季战争中，瑞典正式宣布自己不是中立国，而是“非交战国”。
外贸[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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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战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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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悉演习行动[编辑]
1940年4月9日，德国发动威悉演习行动，目的是同时占领丹麦和挪威，并在挪威发动政变。这一举动对瑞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瑞典与西方世界的贸易往来实际上被切断了，外贸上更依赖德国[6]，但它也降低了瑞典成为正面战场的直接风险。
由于卡尔斯塔德谈判，挪威-瑞典边境线上不得设立任何防御工事。德国入侵时，对瑞典的要求之一是瑞典不得动员，但瑞典重新组织了动员系统，以信函形式亲自下达命令来替代官方公告，在几周内“组织”起32万人，并开始在挪威边境和斯科内线海岸修建防御工事。
德国入侵挪威期间，德国要求使用瑞典架设在德国和挪威之间的电话和电报线路。瑞典同意了，但进行了窃听，到1940年更是由瑞典数学家阿尔内·贝乌尔林成功破译，得以提前知晓德军行动[7]。
仲夏危机[编辑]
1941年初夏，德国实施“巴巴罗萨行动”入侵苏联。德国要求瑞典允许德国国防军使用瑞典铁路将德国第163步兵师与重型武器从挪威运至芬兰。瑞典政府在经过两天的内部辩论后批准了这一许可。在瑞典，围绕此事的政治审议被称为“仲夏危机”(瑞典語：Midsommarkrisen)。由于在冬季战争中，瑞典正式宣布自己不是中立国，而是“非交战国”，因而此行为是否违反中立存在争议。[8]
1943年以后[编辑]
1942年末开始，德国经历了一系列的军事失败，被迫采取更加强硬的防御姿态。此时的瑞典越来越清楚德国不太可能赢得战争，开始抵制德国的要求，并在盟军的压力下软化立场。随着德国地位的削弱，盟军敦促瑞典放弃与德国的贸易，并停止所有德国军队在瑞典领土上的调动。瑞典接受了同盟国的赔偿，以补偿因与德国贸易减少而造成的收入损失，然后向纳粹德国走私钢铁和机械零件。[9]
训练挪威和丹麦军队[编辑]
战争期间，超过50,000名挪威人逃往瑞典。这些难民被送往厄雷德和谢特尔营地。1943年夏天开始，打着训练挪威警察的幌子，挪威军队开始在瑞典接受瑞典政府和挪威流亡政府合作进行的军事训练。一开始新兵只有轻武器，但后来他们能够接受炮兵训练。总共约15,000名士兵接受了训练，编入10个营。战争结束时，其中8营已做好战斗准备，于1945年5月8日进入挪威。
丹麦难民的数量远低于挪威难民，但一支约3,600名丹麦士兵的旅也接受了训练，于1945年5月5日进入丹麦。[10]
人道主义[编辑]
二战前，瑞典拒绝了数以千计的欧洲犹太人临时避难的请求。随着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1942年，瑞典改变策略，开始援助欧洲犹太人。当德国人开始迫害挪威犹太人时，瑞典政府接收了近900名犹太难民，略多于挪威犹太人口的一半。1943年，瑞典接收了丹麦几乎全部8,000名犹太人[11]，战后许多人留在了瑞典。
瑞典的中立使得瑞典能够实际接触德国，这不仅对瑞典情报部门有用，对盟军情报部门也同样有用。瑞典通用电气公司、爱立信、瑞典火柴公司等公司的员工充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波蘭抵抗運動的信使。[12]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试图利用他与德国领导人的外交关系，说服他们更人道地对待犹太人，王室的亲戚福克·伯纳多特更从纳粹集中营解救了3.1万人，其中包括约6000名犹太人。[13][14][15]:37
新闻自由[编辑]
瑞典公众的情绪在瑞典媒体上广泛传播，引起德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促使瑞典政府对部分媒体进行信息审查。瑞典政府担心，如果媒体过于直言不讳，其中立性可能会受到损害，因而瑞典政府信息委员会（Swedish Government Information Board）确定军事信息发布的范围和内容，瑞典新闻委员会作为自治团体向那些被认为滥用新闻自由的人发出警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出版物和共产主义报刊被事实上封禁。由于瑞典宪法保护报纸印刷权，因此这些报刊被禁止运输。.[16]
参考[编辑]
引注[编辑]
- ^ Andrén 1996. P.34.
- ^ Linder 2002. P. 38.
- ^ Was Sweden really neutral in World War Two?. History is Now Magazine, Podcasts, Blog and Books | Modern International and American history. 2017-12-18 [27 May 2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27） （美国英语）.
- ^ Adolfsson 2007, p. 249.
- ^ Linder 2006, p. 54.
- ^ Wangel 1982
- ^ Beckman 2002, p. 105.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檔，存档日期19 April 2023.
- ^ Harryson, Dick. Midsommarkrisen 1941: En av Sveriges största utmaningar [1941年仲夏危机：瑞典一大挑战]. 2020 （瑞典语）.
- ^ Churchill 2002
- ^ Johansson, Anders. Den glömda armén: Norge Sverige 1939–1945 [The Forgotten Army: Norway Sweden 1939–1945]. Falun: Fisher & Co Rimbo. 2005. ISBN 978-91-85183-20-3 （瑞典语）.
- ^ Yad Vashem – Request Rejected (PDF). [6 February 2020].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0-02-06）.
- ^ Neuman, Ricki. Ny bild av Sverige under krigsåren [New picture of Sweden during the war years]. Svenska Dagbladet. 25 August 20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8-28） （瑞典语）.
- ^ Persson, Sune. Folke Bernadotte and the White Buses. Journal of Holocaust Education. 2000, 9 (2): 237–268. doi:10.1080/17504902.2000.11087111.
- ^ David Cesarani; Paul A. Levine (编). Bystanders to the Holocaust: A Re-evaluation
. Routledge. 2002. ISBN 9780714682433.
- ^ Ilan, Amitzur. Bernadotte in Palestine, 1948. New York,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89. ISBN 0-312-03259-5.
- ^ Sverige. Vissa tryck- och yttrandefrihetsrättsliga frågor: internationellt rättsligt bistånd, brottskatalogen, målhandläggningsfrågor m.m. : delbetänkande. Statens offentliga utredningar, 2004:114. Stockholm: Fritzes offentliga publikationer, 2004. p. 305
参考书目[编辑]
英语[编辑]
- Ziemke, Earl F. The German Decision To Invade Norway and Denmark. Command Decisions. United States. Dept. of the Army. Office of Military History. 1960 [2024-07-13]. ISBN 978-1519745088. OCLC 15182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12-30）.
瑞典语[编辑]
- Linder, Jan. Andra Världskriget och Sverige. Stockholm: Svenskt militärhistoriskt bibliotek. 2002. ISBN 91-974056-3-9 （瑞典语）.
- Wangel, Carl-Axel. Sveriges militära beredskap 1939–1945. Stockholm: Militärhistoriska Förlaget. 1982. ISBN 978-91-85266-20-3 （瑞典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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