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社会主义/精选语录
Usage
- Add a new selected quote to the next available subpage.
- Update "max=" to new total for its {{Random portal component}} on the main page.
Basic rules
- The quote must be sourced to the author.
- The quote must not be too short to change its meaning in the original context.
精选语录 1
| “ | 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和福利国家已经成为可互换的术语，在一些人的口中则被视为叱责的术语。如果你从一个严格的个人主义竞争社会的角度来看待一切，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就不难理解了。免费的医疗服务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因此它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享乐主义。称其为不劳而获是荒谬的，因为任何事物都必须以某种方式来付出代价。 | ” |
| — 安奈林·贝文，第16任英国卫生大臣, 《代替恐惧》, 1952年 | ||
精选语录 2
| “ | 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一个庞大的工商业界，它的成员彼此在不断地拼命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果实，这种剥夺不是通过暴力，整个来说，而是严格按照法定的条例去进行的。在这方面，重要的在于认识到生产手段——那就是生产消费资料以及附加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合法地是，而且大部分已经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简便起见，我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产手段的人统统叫做“工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于这名词的习惯用法。生产手段的占有者有条件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使用生产手段生产新商品，而这些商品就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在工人所生产的东西同他所得的报酬（两者都用实际的价值来计量）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合同是“自由”的情况下，决定工人的收入的，不是他所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就业竞争的工人数目的关系。甚至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他的产品的价值来决定的；了解到这一点，是很关紧要的。 |
” |
| —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1949年5月 | ||
精选语录 3
| “ | 我相信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并且我确信它将会在某一天统治世界。然后我们就会达到千禧年……这就是我们正在进入的状态。接着人们就会满足于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并与邻居们分享他们的财富。 | ” |
| — 安德鲁·卡内基, 纽约时报 (1885年1月2日) 《一个百万富翁社会主义者》 | ||
精选语录 4
| “ |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发展到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使垄断代替了竞争，创造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所以，在西欧和美国，现在摆在日程上的是无产阶级为打倒资本主义政府、为剥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斗争。帝国主义把群众推向这种斗争，因为它使阶级矛盾大大加剧，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政治方面都使群众的处境日趋恶化。在经济方面，是托拉斯和物价昂贵；在政治方面，是军国主义的增长、战争的频繁、反动势力的加强以及民族压迫和对殖民地掠夺的加强和扩大。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必须实行完全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现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也就是政治上的自由分离权。无论在目前、在革命时期或革命胜利以后，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用自己的全部行动来证明自己一定要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并且在自由联盟——没有分离自由，自由联盟便是骗人的鬼话——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关系，那就是背叛社会主义。
当然，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必然会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但是，这只有在最终胜利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过渡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才能实现。 |
” |
| — 弗拉基米尔·列宁,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1916 | ||
精选语录 5
| “ | 马克思主义道德也同样起源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在每一句话中都揭示了使其产生的思想过程是神学的而非政治的。它的经济学理论是基本道德态度的产物，而唯物主义历史观只不过是植根于英国革命的哲学中的最后一个篇章，后者的圣经情绪在英国的思想中仍然占主导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的基本概念被认为是道德上的选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个词是这个非宗教的宗教里描述善与恶的术语。“资产阶级”是魔鬼，工薪阶层是新神话中的天使，而人们只需要尝试一下《共产党宣言》的庸俗道路，就能认出文学面具背后的独立派基督教。社会进化是“上帝的旨意”。“最终目标”，在早期阶段，是永恒的救赎；所谓的“资产阶级文明的崩溃”曾被称为“最后的审判”。 |
” |
| —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 《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 1919年 | ||
精选语录 6
| “ | 在这场冲突中，这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世俗国家与普世的教会国家之间对立的问题；无论我们在哪里遇到普世主义，反民族主义和反个人主义都是其必然的对应物。它也不需要是有意识的普世主义，只要有一个想法指向的是绝对的、无限的目标就足够了。所以，举个例子，所有一贯有理性的社会主义都会导致绝对国家。直截了当地称社会主义者为“对国家危险的政党”，正如通常所做的那样，只会引起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如此受爱慕的混乱之一。当然，社会主义对个别民族国家意味着危险，就整体而言，它对个人主义原则也意味着危险，但它对国家的观念并不构成危险。它诚实地承认其国际主义；然而，它的特征并不是在一个分散的，而是在一个极其发达的组织中显现出来，可以说是如同从机器中复制而来的。在这两点上它都暴露了它与罗马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它代表了与教会所相同的天主教理念，尽管它从另一个端掌握了这一理念。也正因为如此，它的体系中没有个人自由和多样性、个人原创性的空间。
是什么团结起了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是对自由的憎恨，…正如福楼拜所说。 * 拆除外在障碍的人，就会竖起内在的障碍。社会主义是伪装起来的帝国主义； 如果没有等级制度和优先权，它便很难实现；在天主教会中，它找到了一种社会主义的、反个人主义的组织模式。 |
” |
| — 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 《十九世纪的基础》, 1899年 | ||
精选语录 7
| “ | 如果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 ——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
” |
| — 弗拉基米尔·列宁,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 ||
精选语录 8
| “ | 绝对公开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交换经验就只限于新政府的官员的排他的圈子之内。腐化不可避免。（列宁语，见《通报》第36期）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在几个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下已经退化的群众在精神上彻底转变。社会本能代替自私本能；群众首创性代替惰性；把一切苦难置于度外的理想主义，等等，等等。对于这一点，没有人比列宁知道得更清楚，描绘得更透彻，也没有人曾象他那样坚持不懈地反复强调，只不过他采取的手段完全错了。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这一切都是治标的办法。达到再生的唯一途径：公共生活本身的学校，不受限制的、最广泛的民主，公共舆论。恐怖统治恰恰是败坏道德的。 | ” |
| — 罗莎·卢森堡, 《俄国革命。批判的评价》, 1918年 | ||
精选语录 9
| “ | 有许多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虽然他们关心的只是第一个意义，热烈地信仰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但他们既不关心也不理解这些目标何以才能实现，他们确信的仅仅是这些目标一定会实现，无论其代价如何。但对几乎所有那些把社会主义不仅当做一个希望也当做实际政治中的一个目标的人来说，现代社会主义特有的方法与目标本身同样重要。另一方面，许多和社会主义者一样重视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的人们，由于看到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方法对其它价值的危害，而拒绝支持社会主义。因此，有关社会主义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成为有关手段而不是有关目标的争论——尽管社会主义的不同目标能否同时实现这个问题也被提到。
这已足以造成混乱了。而这种混乱，又由于通常的习惯否定那些反对其手段的人会重视其目标而进一步增大。但这还不是全部。使这种情况更加复杂的是这个事实，即作为社会主义改造首要工具的同一种手段“经济计划”，也可以用于许多其它目的。我们如果想使收入的分配符合流行的社会正义观念，就必须对经济活动进行集中管理。因而，所有要求以“为使用而生产”代替为利润而生产的那些人，都需要“计划”。但是，如果收入的分配以一种在我们看来违背正义的方式进行调节的话，这样的计划就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了。世界上的好东西大部分应归于某个高贵的种族，如北欧日耳曼人，还是应归于某一党派的成员或一个贵族阶级，对此我们必须采取的方法，是和那些能确保一种平均分配的方法相同的。 |
” |
| —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通往奴役之路, 1944年 | ||
精选语录 10
| “ | 柏林最近的这个“斯巴达克周”是什么？它带来了什么？它教给了我们什么？还在斗争中间，在反革命的胜利喧嚣声中，革命的无产阶级就应该就已经发生的事对自己作出解释，用伟大的历史尺度来衡量事情的过程和结果。革命要抓紧时间，它要继续冲击，越过还没有掩盖的坟墓，把“胜利”和“失败”撇开不管，朝着它的伟大目标前进。自觉地遵循革命的路线，走革命的道路，是为国际社会主义奋斗的战士的首要任务。
在这场斗争中能期待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吗？能期待推翻艾伯特—谢德曼和建立社会主义专政吗？当然不能，如果充分地考虑到所有决定这个问题的各种因素的话。单是目前革命事业的弱点，即广大士兵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还经常被军官滥用于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目的的这一情况，就已经证明，在这次冲突中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持久胜利的。另一方面，军队不成熟这一情况本身只是德国革命普遍不成熟的一个象征。 大多数士兵来自平原地区，这个地区一如既往，还几乎没有被革命触动。至今柏林仍差不多同全国完全隔绝。落后地区的革命中心——在莱因地区、沿海地区、在不伦瑞克、在萨克森，在符腾堡——固然全心全意站在柏林无产阶级一边，但毕竟首先还没有做到在前进时完全步调一致，还缺乏行动上直接的共同性，这种一致性和共同性是会使柏林工人阶级的时攻和战斗力无与伦比地更为有效的。其次，火山爆发的真正根源、为革命的阶级斗争不断提供力量的经济斗争刚刚处于开始阶段，而这只不过是革命在政治上不成熟这一情况的更深刻的表现。 |
” |
| — 罗莎·卢森堡, 《柏林秩序井然》, 1919年 | ||
精选语录 11
| “ | 在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在任务的急迫性和缺乏解决该问题的前提之间存在着矛盾，因此一些个别斗争在形式上以失败告终。但是革命是一种独特的“斗争”形式——这也是革命的特殊生存规律——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能通过一系列的“失败”为最后的胜利作好准备。
现代革命的全部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全部历史向我们揭示了什么？欧洲爆发的第一次阶级斗争，即1831年里昂丝绸纺织工人的暴动，是以严重的失败告终的；英国的宪章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是惨重的失败告终的。巴黎公社是以可怕的失败告终的。社会主义的整个道路上——仅就革命斗争而言，铺满了纯粹的失败。但是这同一个历史一步一步地以不可阻挡这势走向最后的胜利！我们从历次“失败”中吸取历史经验、知识、力量、理想主义，要是没有这些失败，我们今天会停留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已直接地逼近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后战役，今天我们正是立足于我们必不可少的那些失败之上的，每次失败都是我们的力量和目标明确性的一个部分。 在这里，与革命斗争截然对立的是议会斗争。在德国四十年内 ，我们只有议会斗争的“胜利”，我们简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然而结果是，在1914年8月4日伟大的历史考验面前，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遭到一次致命的失败，空前的崩溃，史无前例的破产。迄今革命给我们带来的完全是失败，但是这些不可避免的失败积累起来恰恰是未来的最后胜利的保障。 |
” |
| — 罗莎·卢森堡, 《柏林秩序井然》, 1919年 | ||
精选语录 12
| “ | 当然要有一个条件！问题在于，各次的失败是什么情况下遭到的，是因为群众的一往直前的战斗力由于一切不够成熟的历史先决条件的限制而受到挫折，还是因为革命行动本身由于不彻底、不坚决和内在的弱点而陷于瘫痪。
上述两种情况都有典型的实例，一个是法国的二月革命，另一个是德国的三月革命。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英雄行动已成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源泉。德国三月革命的悲剧象一个拴在现代德国的发展的脚上的铅球。它的后续影响通过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特殊的历史一直涉及德国革命的最近的进程，涉及刚刚经历的戏剧性的危机。 从上述问题的角度来看，这个所谓的“斯巴达克周”的失败是怎样的呢？“斯巴达克周”的失败是由于采取猛烈冲击的革命力量和形势不够成熟造成的，还是由于行动的软弱和动摇而造成的？ 两种原因都存在。这次危机的互相矛盾的特点，即柏林群众的强有力的、坚决的、进攻的态度同柏林领袖的不坚定、退缩的动摇态度的矛盾是最近这次插曲的特殊标志。 领导失灵了。但是领导可以而且必须由群众并且从群众中重新推选。群众是决定性的，群众是磐石，革命将依靠这块磐石取得最后胜利。群众站得高，他们使这次“失败”成为国际社会主义引以为骄傲并从中吸取力量的那些历史失败的一个部分。未来的胜利因此将从这一“失败”中茁壮成长。 “柏林秩序井然！” 你们这帮愚蠢的奴才！你们的“秩序”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明天革命将在“磨刀擦枪声中再次兴起”，吹响令你们惊惶失措的号角，宣告： 我来过，我又来到，我还将重临！ |
” |
| — 罗莎·卢森堡, 《柏林秩序井然》, 1919年 | ||
精选语录 13
| “ | 在1月2日，《莱比锡人民报》发表了其比利时记者的一篇题为《混乱中的团结》的文章，文中作者表达了他对社会民主主义者们针对劳动群众的策略的看法，这些劳动群众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却正在建立各种独立于资产阶级的组织。他认为，在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将所有这样的组织联合为同一个劳工党是最实际的，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不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民主党，而是与普通的工党打成一片。如果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因此必须牺牲原则的明确性，那么，这可以通过动员群众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来弥补。他们通过这种行动所获得的经验将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
在《前进报》中，M.贝尔同志在与我们的英国同志阿斯丘的讨论中（1908年12月30日，《英国工党与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如下：“在我看来，工人阶级的联合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所依赖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如果我必须在一个小规模而高效的社会主义政党和一个庞大的、非社会主义的、但在政治和经济上均独立的工人阶级之间做出选择，我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这位比利时同志预言道，任何除他所举荐之外的其他道路都一定会导致正统宗派的形成。贝尔同志也同意这个观点；尽管他委婉地形容该宗派为“小规模却高效的社会民主党”，但在他看来，其效率肯定只存在于理论原则上，显然会是纸上谈兵胜于行动。 |
” |
| — 卡尔·拉狄克, 《工人阶级的联合》, 1909年 | ||
精选语录 14
| “ | 显然，在最后提到的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的迅速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生计为其进行煽动提供了素材，使其普遍观点为群众所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党始终从同一个角度阐明其所有事件，如果它让自己的旗帜公开地在空中飘扬，那么每一次经济斗争，即便是最小的，都会成为培养阶级斗争的学校。然后更多的群众将无日不聚集在社会民主主义周围，它就成为资产阶级和政府必须考虑到的公众生活中的一个政治因素。但这种增长并不能一下子摆脱之前发展的影响。如果在新型运动正在觉醒的国家中迄今为止还存在以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工人运动，那么它肯定不会一下子消失。每一个植根于生活的社会组织，即使在它获取力量的条件发生了对其不利的变化之后，仍然能够持续存在很长时间。而且（我们将回到这一点）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是通过持久的而非短暂的条件而产生的。始终如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存在对这场运动有何影响？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动作，其对资产阶级和政府及其在工人阶级当中的盟友的批评，一方面构成瓦解资产阶级工人运动的一个因素；另一方面，它在反对资本的斗争道路上驱使后者，但必须看到，斗争仍然是犹豫不决、充满矛盾的。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加强资产阶级工运中的阶级战争因素成为可能，并将其部分体现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话，那就是针对该运动的无休无止的战争。这不仅适用于资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各种组织——例如在德国适用于基督教工会和希尔施-敦克尔工会——不仅适用于那些像英格兰的工会的独立组织，而且适用于所有这些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但根源却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这项政策虽然暂时分裂了无产阶级，却为无产阶级随后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唯一恒久组织的旗帜下的联合做好了准备。 | ” |
| — 卡尔·拉狄克, 《工人阶级的联合》, 1909年 | ||
精选语录 15
| “ | 哥本尼克上尉在实际欺诈行为这一领域中对军国主义所起的作用，和18世纪末那位宝贵的格斯泰夫·图赫在论说方面对它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图赫在其“论一个扩大的德意志军事国家的社会意义”这一巨著中，设计了一个未来社会，他把军国主义描述为这个社会的温暧的、照耀一切和指导一切的中心太阳，是这个社会的心脏和灵魂，这个社会是唯一真正的“民族的和文明的社会主义”，整个社会变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兵营，这些兵营是初级学校，也是高等学校，是产生爱国精神的工厂，而军队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破坏罢工者的组织。这种对军国主义黄金理想国所抱的使人狂喜的幻想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有系统的狂想，但正因为它是一种有系统的狂想，它脱离开一切实际障碍去幻想军国主界的目的和方法，并把它们引申到其最终结论，这就给予其本身以一种象征性的意义。
今天，军国主义最少在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内，已经成为由阶级立法、官僚政治、警察统治、阶级司法审判，和各种派别的教权主义组成的这样一个太阳系的太阳。关于这一点，在下文还要作进一步的说明。对于一切阶级统治、一切阶级斗争策略来说，它是一种时而公开时而隐秘的最后调节器，这不仅对资本家阶级来说，而且对无产阶级来说也是如此，同时不仅对于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来说，而且对于它的政治组织来说也是如此。 |
” |
| — 卡尔·李卜克内西, 《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 1907年 | ||
精选语录 16
| “ | 然而，摧毁国际的世界大战必须被看作是一次强有力的布道，它明确声明了一个新的国际，一个不同类型的国际的迫切需要，其力量将不同于资本主义列强在1914年8月4日如此轻而易举便分散了的力量。
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只有万国劳动群众的合作才有可能拯救人类。群众根本不期盼这场战争。他们从不希望如此。那么，在将对战争的憎恨深藏于心的同时，他们又何必互相残杀到底呢？据说，任何一个民族发起和平提议都将是懦弱的表现；好吧，那就让大家一起来提议吧。首先发言的国家表现出的将不会是软弱，而是实力。它将会赢得后世的荣耀和感激。成为国际间兄弟情谊的先知，认识到他为支持社会主义与和平所说的每句话，他为这些理想所做的每个行动都会在其他国家激起类似的言论和行动是当前每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责任，直到期盼和平的焰火在整个欧洲熊熊燃烧。你和我们的俄罗斯和塞尔维亚同志为世界树立的榜样将在社会主义者陷入统治阶级阴谋的任何地方产生效仿效应，并且我相信英国的工人群众很快就会团结起来支持国际工党。德国工人中的反战情绪已经比一般假想的要强烈得多，而其他国家要求和平呼声的回响越响亮，他们就越会更加激烈和积极地为这里的和平而努力。这样，所有交战国的工人阶级就会意识到为有着社会主义原则的和平而奋斗的必要性，一种没有征服、没有屈辱的和平，一种不是基于仇恨而是基于博爱，不是基于武力而是基于自由的和平，一种因其正义性而可以永恒的和平。这样，即使在战争期间，国际也可以复活并能弥补以前的错误。因此，一个全新的国际必将复兴，不仅在实力的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革命热情上、在远见卓识上以及在克服专制主义、秘密外交与反对和平的资本主义阴谋的危险方面都做好了准备。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团结起来，以战反战！ |
” |
| — 卡尔·李卜克内西, 《致英格兰的一篇新年问候》, 1914年 | ||
精选语录 17
| “ | 但是，如果认为，由于这种对空想主义的批判，由于这种关于对历史发展不再持空想主义态度在客观上已经成为可能的历史认识，空想主义对无产阶级解放斗争说来实际上就已经被克服，那可就是一种幻想了。只有当阶级意识达到那样的阶段，即马克思描写的理论和实践的真正统一，阶级意识真正和实际的介入历史进程，以及因而实际洞察到物化，这一切实际上都已实现了的时候，空想主义才能算是被克服了。但这一切决不会一致地一下子发生的。这不仅因为存在着民族的或“社会的”层次，而且在同一工人阶层的阶级意识内也有着不同的层次。经济和政治的分离是这方面最突出，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例子。事实表明，存在着这样的无产阶级的阶层，它们对于它们的经济斗争有着完全正确的阶级本能，它们甚至能把这种本能提高为阶级意识。这不是什么机械的双重性问题乃是不言自明的。关于政治的功能的空想主义观点必然会辩证地反过来影响到关于经济发展的观点，特别是影响到关于整个经济的观点（例如工联主义的革命理论）。因为反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斗争和整个经济的改组，如果没有对政治和经济相互作用的正确认识，就是不可能的。
像巴洛德或行会社会主义那样完全空想主义的理论，就是在今天也还拥有它们的影响，这就说明了，即使在无产阶级直接生活利益受到关注，眼前的危机已经使人能够从历史的进程中看到什么是正确的行动这样的阶段，空想主义思想仍没有被完全克服。 |
” |
| — 卢卡奇·格奥尔格, 《历史与阶级意识》, 1920年 | ||
精选语录 18
| “ |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
” |
| — 毛泽东,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1949年 | ||
精选语录 19
| “ | 照美国发达资本的门径，第一是铁路，第二是工业，第三是矿产。要发达这三种大实业，照我们中国现在的资本、学问和经验都是做不来的，便不能不靠外国已成的资本。我们要拿外国已成的资本，来造成中国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如果要等待我们自己有了资本之后才去发展实业，那便是很迂缓了。中国现在没有机器，交通上不过是六七千英里的铁路，要能够敷用，应该要十倍现在的长度，至少要有六七万英里才能敷用。所以，不能不借助外资来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又不能不借用外国有学问经验的人材来经营这些实业。至于说到矿产，我们尚未开辟。中国的人民比美国多，土地比美国大，美国每年产煤有六万万吨、钢铁有九千万吨，中国每年所产的煤铁不及美国千分之一。所以要赶快开采矿产，也应该借用外资。其他建造轮船、发展航业和建设种种工业的大规模工厂，都是非借助外国资本不可。如果交通、矿产和工业的三种大实业都是很发达，这三种收入每年都是很大的。假若是由国家经营，所得的利益归大家共享，那么全国人民便得享资本的利，不致受资本的害，像外国现在的情形一样。外国因为大资本是归私人所有，便受资本的害，大多数人民都是很痛苦，所以发生阶级战争来解除这种痛苦。
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
” |
| — 孙文,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第二讲》, 1924年 | ||
精选语录 20
| “ | 我为什么要提这个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来讲呢？因为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凭空的盲目的去相信他，乃是社会之历史的进化程序令我们不能不相信。我们改造社会，并不是将原有的社会完全不要，白地里另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来给我们居住。我们改造社会，绝对没有这么一回事。仍然是在旧社会里造出一新社会来，所以我们要从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社会，便不得不先要明白社会之历史的进化是怎么一回事。
社会组织进化的历程，是从渔猎时代酋长时代，进而为农业时代封建时代，由农业手工业时代进而为机器工业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再由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进而为社会主义的工业时代。这个进化历程的变迁，纯是客观的境界，不是主观的要求。为什么由渔猎社会进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社会主义的社会？研究社会主义的人，对于这些客观的境界，是非常要紧的。如果不懂得客观的境界，但凭主观的要求，在不曾开步走的时候，尽可由你胡思乱想，若当真开步走，第一步便发生困难，第二步便绝对不能前进了。到了走不进的时候，便要走到很危险的路上去，更或者走投无路，索性走到了向后转的路上去；所以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注意客观的境界，就是这个缘故。 我们要想把中国现在不好的社会改造过来，一定不可忽视了客观的境界。不然，必至弄到主张社会革命简直和张勋复辟是同样的价值。张勋复辟也说现社会不好，非把他改造不可。这完全是他主观的要求，并不是客观的境界。所以离开客观的境界，单由主观的要求，只是不满足现社会来谋改造，在主观上，无异于张勋。在事实上，这种不懂得又不注意客观的进化之人，不满足现社会，而又走途无路，会竟至和张勋走到一条路上去。 |
” |
| — 陈独秀, 《我们为什么相信社会主义》, 1923年 | ||
精选语录 21
| “ | 因此，如果说，从社会前提的角度看，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决不会“过早”发生，那么，另一方面，从政治效果即从政权的保持的角度看，它必然是“过早”发生的。使伯恩施坦睡不着觉的过早的革命，像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悬挂在我们头顶上，对于这把剑，任何请求和祈祷，忧虑和恐惧都无济于事。这里有两点很简单的理由：
第一，要想一下子通过无产阶级的一次胜利的打击来完成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巨大变革，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果设想这是可能实现的，那就意味着再次暴露了真正的布朗基的观点。社会主义变革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在这个斗争中，根据各种可能的情况看来，无产阶级会不止一次地被击退，因此，从整个斗争的最后结局的观点来看，第一次必然是“过早地”掌握政权。 但是，第二，这种“过早地”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伴随着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政治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的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因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地”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来源于对社会发展的机械的理解，假定阶级斗争胜利的一定时机产生于阶级斗争之外，不依赖于阶级斗争。 但是，既然无产阶级这样一来除了“过早地”夺取政权外，没有别的办法，换句话说，既然它必须一次或数次夺取它，以便最后持久地掌握它，那么，反对“过早”夺取政权的反对派不是别的，正是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为夺取国家政权而斗争的反对派。 由此可见，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从〔伯恩施坦理论的〕这一方面也会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修正主义的放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方针，也就是放弃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方针。 |
” |
| — 罗莎·卢森堡,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 》, 1900年 | ||
精选语录 22
| “ | 社会党人一向谴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暴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必要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是，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别地研究每次战争。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任何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却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由于帮助破坏了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了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而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因此，对目前这场战争，必须研究它的历史特点。 | ” |
| — 弗拉基米尔·列宁, 《社会主义与战争》, 1915年 | ||
精选语录 23
| “ | 肯定有人会这么反驳我们：我们是把资本主义的规律套用在社会主义经济上了；经过计划的经济不需要通过危机手段甚至是预先降低速度来进行调节。斯大林官僚机构及其理论家们的论据储备相当贫乏，不等他们开口就能料到他们要弹哪段老调。这种语境下的反驳不过就是同义反复罢了：既然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那我们就该按“社会主义的办法”做事，也就是定一个速度越来越快的经济上升计划，然后完全依照它来调节经济。但关键在于，我们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我们还远远没有掌握好按计划进行调节的办法。我们只是在完成头一个粗略的假设，我们完成得很差，而且还是在黑灯瞎火当中摸索。我国不仅是可能发生危机，甚至是必然会发生危机。而官僚机构已经为近期将要到来的危机创造了条件。
过渡社会的规律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性大不相同，但它和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协调的经济，它基于仔细核对且得到妥善保障的动态平衡进行发展）的规律性也有很大差异。集中、统一，还有一致的领导权——社会主义在生产上的这些优越性是不可估量的。但如果应用不当，特别是如果遭到官僚的滥用，这些优越性就会转向自身的反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为反面了，因为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对此视而不见就等于是为经济的混乱力量扫清了障碍。继续用鞭打督促的办法强迫经济发展就是在加重灾祸。危机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是无法预测的。所幸，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所依靠的不只是自发盲动的力量。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即使在危机当中也依然存在，也许可以说特别是在危机当中尤其突出。资本主义国家只能被动地熬过去，坐视危机在人民当中肆虐，或者像帕彭那样搞一些财政上的把戏。而工人国家会全力以赴地应对危机。预算、信贷、生产、贸易——统率经济的一切推动力都集中在一只手上。危机的缓和与最终克服不是通过发号施令，而是通过调节经济的手段。在冒进的攻势之后，必须要尽可能深思熟虑和计划周全地进行撤退。这就是来年，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十六年需要完成的任务。Il faut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先撤退，之后前进才更有把握。 |
” |
| — 列夫·托洛茨基, 《苏联经济面临危险！》, 1932年 | ||
精选语录 24
| “ |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
” |
| — 毛泽东, 《矛盾论》, 1937年 | ||
精选语录 25
| “ | 一件艺术作品的独一无二性是与它置身于那种传统的联系相一致的。当然，这传统本身是绝对富有生气的东西，它具有极大的可变性。例如，一尊维纳斯的古雕像，在古希腊和中世纪就处于完全不同的传统联系中。希腊人把维纳斯雕像视为崇拜的对象，而中世纪的牧师则把它视作一尊淫乱的邪神像；但这两种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触及了这尊雕像的独一无二性，即它的光韵。艺术作品在传统联系中的存在方式最初体现在膜拜中。我们知道，最早的艺术品起源于某种礼仪——起初是巫术礼仪，后来是宗教礼仪。在此，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艺术作品那种具有光韵的存在方式从未完全与它的礼仪功能分开，换言之，“原真”的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价值植根于神学，艺术作品在礼仪中获得了其原始的、最初的使用价值。艺术作品的这种礼仪方面的根基不管如何辗转流传，它作为世俗化了的礼仪在对美的崇拜的最普通的形式中，依然是清晰可辨的。世俗的对美的崇拜随着文艺复兴而发展起来，并且兴盛达3世纪之久，这就使人们从礼仪在此后所遭受的第一次重大震荡那里清楚地看到了礼仪的基础，随着第一次真正革命性的复制方法的出现，即照相摄影的出现(同时也随着社会主义的兴起)，艺术感觉到了几百年后显而易见的危机正在迫近，艺术就用“为艺术而艺术”的原则，即用这种艺术神学作出了反应。由此就出现了一种以“纯”艺术观念形态表现出来的完全否定的神学，它不仅否定艺术的所有社会功能，而且也否定根据对象题材对艺术所作的任何界定(在诗歌中，马拉美是始作俑者)。
对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考察必须十分公正地对待这些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在此给我们准备了一些决定性的看法：艺术作品的可机械复制性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把艺术品从它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料。复制艺术品越来越成了着眼于对可复制性艺术品的复制。例如，人们可以月一张照相底片复制大量的相片，而要鉴别其中哪张是“真品”则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当艺术创作的原真性标准失灵之时，艺术的整个社会功能也就得到了改变。它不再建立在礼仪的根基上，而是建立在另一种实践上，即建立在政治的根基上。 |
” |
| — 瓦尔特·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1936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