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產國際協定

反共產國際協定

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与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簽署反共產國際協定時的照片
類型	公約
起草完成日	1936年10月23日
簽署日	1936年11月25日
簽署地點	德國柏林
簽署者	最初簽署國 德國（1936） 日本（1936） 二戰前加入協定（但非最初簽署國）的國家 意大利（1937） 匈牙利（1939） 滿洲國（1939） 西班牙（1939） 二戰中加入協定的國家 芬兰（1941） 羅馬尼亞（1941） 保加利亞（1941） 斯洛伐克（1941） 中國（汪精衛政權）（1941） 丹麥保護國（1941） 克羅埃西亞（1941）
締約方	納粹德國、大日本帝國

《反共產國際協定》（又稱防共協定，德語：Antikominternpakt，日语：防共協定）是德國與日本在1936年11月25日簽訂的反對共產國際及蘇聯的協定，由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和日本驻德国大使武者小路公共签署。此協定後來陸續有其他國家加入。在1937年至1940年間簽署國只有義大利、匈牙利、滿洲國和西班牙國。1941年時，這個協定的簽署國包括了保加利亞、汪精衛國民政府、克羅地亞、丹麥保護国、芬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

協定包括3條正文、附屬議定書和秘密附屬檔案。主要內容有：締約國相約互通關於共產國際活動的情報，並緊密合作，協定和採取必要的防止措施；對“受共產國際威脅的第三國”採取防止措施，或共同邀請其加入本協定；設定常設委員會，協定反共事宜。秘密附屬檔案規定：當締約國一方遭到蘇聯進攻或進攻威脅時，另一方不得採取任何有利於蘇聯的行動並立即商討“保護共同利益”的措施；未經雙方同意，不得與蘇聯締結違背本協定精神的任何政治條約。該協定的簽訂是德、日、意法西斯為擴大對外侵略相互借重力量的產物，標誌著軸心國的初步形成。

日本签署国曾希望《反共产国际公约》能有效地成为一个反对苏联的联盟，这是苏联人的看法。还有一项秘密附加议定书，其中规定了专门针对苏联的德日联合政策。  然而，在法西斯意大利加入该条约，特别是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后德苏和解后，它也获得了越来越反西方和反英国的身份。

1939年8月后，由于《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日本与德国拉开了距离。《反共产国际公约》之后是1940年9月的《三方公约》，该公约将美国而不是苏联确定为主要威胁，但到1941年12月，这也几乎无效。《反共产国际公约》随后于1941年11月续签，并有几个新成员加入该公约。纳粹政权将签署《反共产国际公约》视为“忠诚的试金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共产国际公约》不复存在。

背景

德国

“反共产主义者”（GDAV）

反共产主义者，官方名称为（简称GDAV，“德国反共联合会总协会”），是约瑟夫·戈培尔于1933年成立的德国机构。 其活动涵盖了一系列旨在谴责共产主义，特别是苏联的行动推动反犹太主义宣传，争取国内外对纳粹政策的支持。它被置于阿道夫·埃尔特博士的领导之下。在埃尔特的领导下，共产国际被谴责为无神论的“无神”。从1936年7月开始，西班牙内战成为反共产主义者出版物的主要焦点。

《反共产主义者》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1936年国际发行的《世界报》，该片将各种反共和反犹太主义阴谋论联系起来，供国际观众消费。这本书没有在德国发行，以避免书中的各种描述与德国国家宣传之间的冲突。

英德海军协定

1935年6月18日，英国和德国签署了《英德海军协定》，这让日本人感到意外。 这标志着阿道夫·希特勒为改善两国关系而进行的一系列尝试的开始。在希特勒看来，与英国的积极关系将削弱英国的盟友法国和意大利（当时仍是德国的竞争对手），并遏制苏联。希特勒后来还派遣里宾特洛甫前往伦敦，具体任务是在1936年至1938年担任德国驻英国大使期间，确保英国加入《反共产国际公约》，并宣布英国加入该公约是他的“最大愿望”。

在日本，人们对该条约持怀疑态度。1935年7月4日，Mushanokōji在一次大使馆会议上表示，日本匆忙与德国结盟是不明智的，因为他（正确地）将英德海军协议解释为德国试图与英国结盟。自1931年穆克登事件以来，美国和英国一直对日本怀有敌意，Mushanokōji担心，如果德国最终选择与英国合作而不是与日本合作，日本可能会孤立自己。

德国外交政策中相互竞争的权威和意识形态

德国外交政策的执行名义上由康斯坦丁·冯·诺伊拉斯的外交部负责，但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领导了1934年末创建的半自治的迪恩斯特斯特勒·里宾特洛普。在那里，他可以独立于外交部同意执行希特勒的个人外交政策请求。这造成了两个军种之间的竞争。虽然希特勒青睐里宾特洛甫作为其个人外交政策的拥护者，但他至少在最初保留了诺伊拉特的职业外交官队伍，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政府在国外的外交合法性。日本驻柏林武官岛宏是反共产国际条约谈判中日本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人，他将德国的外交服务结构解释为“只有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决定外交政策，因此与他们的下属交谈毫无用处”。因此，岛试图将谈判的任何重要步骤直接送到里宾特洛甫或希特勒的办公桌上。

里宾特洛甫是希特勒选择的个人外交官，但他个人对地缘战略外交的看法与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末截然不同。希特勒主张对英国采取友好政策以消灭苏联，里宾特洛甫将西方盟国视为德国的主要敌人，并设计了德国的大部分外交政策，包括《反共产国际公约》，目的是遏制大英帝国。当谈到日本时，里宾特洛甫认为，日本对苏联作为其主要对手的关注可以转向英国，从而使日本成为里宾特洛普反英联盟的合作伙伴。

1933年底，德国开始与日本结盟，违背了传统上亲华的德国外交部门和广大德国公众的意愿。

德苏战争间条约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重要条约，包括1922年的《拉帕洛条约》和1926年的《柏林条约》。

在1936年11月25日签署《反共产国际公约》当天的一份照会中，里宾特洛甫通知穆沙努克，根据秘密附加议定书，德国政府认为这两项条约的条款无效。Mushanokōji在同一天回复说，日本政府对德国的立场表示“真诚的满意”。这是日本政府坚持的结果，尤其是在1936年7月24日的一次请求中，澄清该条约对任何一方与苏联之间过去双边条约的影响。

日本

1919年种族平等提案，1922年华盛顿海军会议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站在获胜的协约国一边。然而，作为1922年华盛顿海军会议的一部分，美国和英国成功地通过条约限制了日本的海军力量，并迫使日本交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取得的成果。尽管东京在会议期间获得了一些优势——它在太平洋上与美国和英国平分秋色，有权建立一支超过法国和意大利海军的海军，并被公认为世界上唯一的非西方殖民大国——但该条约在日本不受欢迎。日本民族主义者和日本帝国海军谴责了该条约的限制性方面。

在文化上，1922年的《华盛顿条约》被视为西方列强的又一次背叛，此前日本在国际联盟下保障种族平等的提议在1919年被拒绝。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的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国耻感，1927年日本金融恐慌（Shōwa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就是例证，这场危机也造成了政治不稳定和若泽一郎第一届内阁的倒台。德国历史学家Bernd Martin将华盛顿海军会议称为“日本的‘凡尔赛’”。

日本社会军事化与侵华

1931年9月18日的奉天事变开始了1931年至1945年间日本在亚洲的侵略时期，有时被称为十五年战争。

欧洲列强对日本进攻中国的外交反应不足以阻止日本的前进，尽管中国继续向国际联盟发出呼吁。这次袭击之前没有东京的中央命令，而是关东军领导层的自主决定。被日本指挥官限制在中国东北部，希望这足以让欧洲的反应保持冷淡，从而进一步推进日本的进攻。事实证明，这一估计是准确的，尤其是英国非常乐意让日本在满洲继续前进，只要英国在中国南部和中部的利益不受干扰。即使在1932年1月28日的上海事变之后，英国人对日本的事业总体上仍然是友好的，对中国的援助也漠不关心。为数不多的例外是英国为实现上海市本身的和平所做的努力，英国在上海拥有直接的经济利益。

另一方面，日本对满洲国的绥靖在英国被视为一个积极的发展，最终将有助于驱散土匪活动。1932年2月，日本在中国东北部建立了一个傀儡国家，满洲国帝国，名义上由被废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领导。

《利顿报告》将满洲冲突的责任牢牢地归咎于日本人之后，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在1932年12月7日的演讲中没有谴责日本，随后赢得了日本政治家的青睐，如松冈洋介，他认为英国方面的冷淡反应进一步鼓励了日本人在中国的发展。1933年2月，由于利顿报告，日本退出了国际联盟。

塘沽停战结束了满洲的敌对状态，但日本在中国的野心尚未得到满足。1933年至1936年间，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奉行“广田的友好外交”——广田和友外交。根据1934年的阿毛主义，日本将自己视为整个东亚的保护力量，反映了1823年门罗主义下美国在美洲的作用。这种姿态再次得到了欧洲列强的允许，内维尔·张伯伦甚至试图在1934年谈判一项英日互不侵犯条约，以改善英国与日本的关系。广田的外交政策领导层秘密地为日本外交设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标。这包括满洲国的工业建设，通过征服从华北获得资源，征服西太平洋和东南亚，以及为对抗苏联的战争做准备。

1934年10月，日本军队出版了一本名为《国防的本质和加强国防的建议》的小册子，直接反对东京文官政府同时（至少是半心半意）试图进行的外交和解（以前首相志原的名字命名为“志原外交”）。这本小册子要求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各个方面完全服从于“国防”和国家为全面战争做准备的包罗万象的问题。它进一步谴责“合作外交”，赞扬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决定，并呼吁日本接受自己的命运，制定未来100年的伟大计划。

军方随后继续在没有事先与文官政府协调的情况下出版带有公开政治内容的小册子。1936年11月，大约在《反共产国际公约》缔结的时候，陆军小册子《完善军队的准备和所需的精神》主张加强军队，并公开呼吁改革文官政府和日本国家，以更好地适应军队的目标。

关于日本外交政策的国内权力斗争

日本历史学家石田健将日本帝国的制度称为“没有顶点的圆锥体”。日本帝国陆军（IJA）、日本帝国海军（IJN）和日本外务省都有自己的议程，关于日本应如何调整其外交政策。日本的制度是高度传统的，以裕仁天皇的精神和社会文化价值为基础，它也涉及到朝廷，作为这三个敌对团体与天皇之间的缓冲，这使裕仁能够逃避对该制度可能产生的任何失败和挫折的直接政治责任。

日苏渔业条约谈判与边界争端

在谈判《反共产国际公约》时，日本政府也在与苏联政府就日本海捕鱼权进行谈判。由于《反共产国际公约》在德国和日本之间针对苏联的秘密附加议定书是禁止任何一个国家在未经《反共产主义公约》另一方明确同意的情况下与苏联签订政治条约，日本大使木沙努吉担心该公约是否会对日苏谈判产生影响。他在11月25日条约签署后给里宾特洛甫的一封信中询问了这一问题，还提到了日本控制的满洲国与苏联之间的边界问题。里宾特洛甫证实了德国政府的同意，即日本是自治的，可以自由处理穆沙努克在同一天的答复中提到的问题。

纳粹德国与日本帝国的思想异同

《反共产国际公约》与其说是一项实际的政治承诺，不如说是一份声明，该声明是一种相互的意识形态结盟和外交依恋。这两个国家都有非常具有政治意义的种族意识形态的例子，德国的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和日本的川希美成为了主要的种族主义理论家。1933年纳粹掌权后，罗森伯格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成为党内的核心人物，而川的听众则更为有限。Ōkawa的主要支持者是年轻的民族主义军官，尤其是1931年煽动日本首次入侵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军官。1936年末，二宫武夫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小册子《指导日本外交的独特原则》，进一步推动了川的工作。在这本小册子中，武夫围绕基于传统日本精神价值观而非西方帝国主义的种族正当扩张主义政策，阐述了日本外交的长期方向。Nimiya的小册子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即将进入日本国家政治的年轻官僚和学生中尤其受欢迎。

德国和日本媒体广泛报道了共产主义，并将其视为德国和日本政治精英颠覆的真正威胁。由于日本对彻底的军事同盟持保留态度，《反共产国际公约》被概念化为反共协议，而不是彻底的军事联盟。然而，日本军事机构担心苏联军事实力的增长，早在1929年，日本驻欧洲武官就专门召开了关于苏联潜在威胁的会议，讨论潜在的对策。1936年8月8日，日本政府发布了一份内部文件，明确证明德日同盟是对苏联在亚洲构成的日益严重的威胁以及日本和德国在苏联问题上的利益密切相似的回应。这份文件还透露了将其他欧洲、伊斯兰和亚洲国家纳入反苏公约的意图，并特别指出波兰是加入该公约的潜在候选国。

日本和德国运动都厌恶国际联盟，两国都在1933年退出了国际联盟。这两个国家的外交对手名单相似：英国、美国和苏联。

虽然德国和日本关于雅利安人和大和人优越性的种族意识形态分别显示出相似之处，但从逻辑上讲，这些相似之处应该会降低结盟的可能性，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法西斯主义者认为彼此在种族上处于劣势。事实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特别将日本人列为三个文化层次中第二个种族群体的例子，这是从最高的雅利安人种族中退出来的。为了防止德国种族主义思想导致外交复杂化，德国在国家控制的媒体上的种族主义宣传偏离了日本人民的话题，以免激怒日本。

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

1935年7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根据季米特洛夫1934年在法国和奥地利的经历向苏联政府提出的建议，共产主义国际彻底改变了共产党在民主制度中的路线。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将民主和法西斯政党视为政治联盟（社会法西斯主义），而是被鼓励与左翼和中间派势力结盟（人民阵线的政策），以防止右翼势力得势。

在外交上，第七届世界大会还提出了苏联的“集体安全”政策，苏联将试图与西方民主国家结盟，以对抗法西斯政权。第七届世界大会特别宣布法西斯德国和仅次于波兰的日本是世界上主要的战争煽动者之一。

这一宣言加速了里宾特洛甫争取德日联盟对抗苏联的努力，或者至少承诺在其中一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不支持苏联。共产国际政策的这种变化也使欧洲法西斯分子迫切需要阻止左翼民众阵线的加强。

中国在德日关系中的作用

中华民国是德国的重要伙伴，但也是日本帝国的死敌，因为日本在1931年入侵了满洲。尽管里宾特洛甫希望让中国和日本都参与他的反共集团，但持续的敌对行动和最终爆发的战争使德国的矛盾立场，包括中德军事合作以及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和其他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地位，成为两个亚洲国家的严重关切。此外，中国是德国企业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受到德国军事机构和军火工业的青睐，因为中国军队是德国军火制造商和重工业的重要客户。中国对德国的出口，包括锡和钨的出口，也被视为至关重要。

在担任日本驻德国大使期间，穆沙努克将破坏德中经济和外交关系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在德国的外交事务中，里宾特洛甫倾向于与日本合作，而诺伊拉斯则倾向于与中国结盟。

关于德国在中日之间的外交矛盾，德国外交部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承认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在满洲国建立的日伪国家。德国驻东京大使Herbert von Dirksen从1934年初开始建议承认满洲国，这将清楚地表明德国支持日本扩张主义，并会扰乱德国的中国伙伴。由于中国政府可能会感到愤怒，而苏联政府可能会对德日协约试图包围的潜在看法感到担忧，这种对满洲国的承认最初遭到了诺伊拉特和外交部的反对。作为对承认满洲国最初请求的回应，德克森被指示避免“与日本建立任何可能使德国被怀疑希望对俄罗斯提供援助的密切关系”。德国对任何针对苏联的进攻都持谨慎态度，这源于柏林的印象，即1934年日本受到外交和军事包围的严重威胁。具体而言，德克森还被指示密切关注日本和苏联之间潜在战争的任何迹象，德国人认为，如果战争爆发，苏联可能会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援助，尽管这场潜在的战争并没有立即到来。无论如何，德国外交部门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卷入这样的冲突。

就日本而言，到1934年，日本的政治和军事机构也不太确定希特勒新政府在德国的作用，东京认为希特勒新政府将试图与苏联保持和平关系，避免与莫斯科的敌人公开结盟。日本感到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德国和中国之间的密切关系造成的，而德国和中国又被视为苏联对抗日本的盟友。

1938年，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尔肯豪森违背自己的意愿被召回德国。1941年12月9日，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和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最终以德国和意大利支持日本侵略为由，向德国和意大利以及日本宣战。

法国的不稳定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国内局势不稳定。这为法国的竞争对手，尤其是德国，提供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同时削弱了法国的欧洲伙伴，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在法国人民阵线的支持下，莱昂·布鲁姆的内阁于1936年6月掌权。法国国内的社会不稳定和政治暴力使得法国政府在运用法国广泛的外交和军事权力时小心翼翼，效率低下。希特勒预计法国的人民阵线会导致类似西班牙内战的局面，他于1936年10月6日向法国大使公开宣布，德国不会将共产主义接管法国视为国内事务。

在法国的外交政策中，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引起了人们对法国在东欧联盟体系稳定性的担忧，导致法国对苏联的重新调整，最终形成了1936年的《法苏互助条约》。

參見

• 鋼鐵條約
• 三國同盟條約
• 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 德国-日本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