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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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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后，对当时世界格局产生影响

一边倒，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政策[1]，這並非單單與苏联建立盟友關係，而是意指坚定地支持共產國家陣營一边，反对帝国主义[2]和以美國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陣營[1]；視资本主义陣營為敵人[3]，並聯合共產陣營對抗他們[4]。此政策奠定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格局[5]，日後社會主義體制的選用、蘇聯支援打下兩彈一星基礎、引發韓戰的膠著等，對中國乃至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6]，不過也因為中蘇兩國之間利益的對抗與特殊性，關係在1950年代后期破裂而告結束。

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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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直是中外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学者对“一边倒”政策形成的原因的看法并不一致[7]。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国际关系新格局分為两极，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8]。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斯大林惟恐中國會和美國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陣營建交，破壞苏联的外交戰略，因此向中國表示善意[9]；而且，苏联在中共建國前已有提供支援和協助，更是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10]；中國經過数年的内战後，国力也非常虚弱，需要外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和援助[11]，才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12]，也沒可能与两极的其中任何一个陣營抗衡[8]，更不能置身局外[13]。再者，美国实行扶持中华民国政府的政策，拒绝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14]，又向中共实行经济制裁[15]，毛泽东想盡快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重振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並向列强采取强硬的姿态[16]。

於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於1949年6月30日公佈「一边倒」的方針[17]，和“另起炉灶”及“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构成了建国初期的三大外交政策[18]。他指中國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革命勝利離不開苏联的援助，所以中國應站在苏联一方，與苏联站在同一戰線上[19]，倒向苏联实现国家富强的发展模式[12]，聯合全球所有民主的勢力[3]；他又指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就是倒向社会主义，绝无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12]，中國要一边倒才能打倒舊世界[3]，防範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犯[3]。

及後因為毛泽东推行人民公社，希望把中国带到比苏联更高的意识形态层面上，超越苏联[16]，中國意識形態逐漸與蘇聯相左，對於國際戰略的基礎目標亦起分歧[20]；而且，中國人本來就對俄國人沒有好感[11]，斯大林亦對毛澤東及中共有怀疑[21]。最後，中苏交惡[20]，中國因此放棄「一边倒」的方針，改為採取「兩條線」方針，同時反美及反蘇，1972年尼克松访华後改為與美國聯合反蘇[22]。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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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到1957年間蘇聯援助建設的武漢長江大橋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紀念郵票

實施「一边倒」方針後，毛澤東決定一切均要仿傚苏联的模式，例如仿傚苏联的教育政策（如外語教育只教授俄語）[23]、采纳苏联的经济发展制度[16]、採取蘇聯的城市建設理念[24]等。「一边倒」方針又令當時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樂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斷絕與當時由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的關係[21]，亦与苏联和其东欧卫星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6]，但也令中國被美國和西方资本主义陣營孤立[21]。中國一边倒支持共產國家陣營，也是後來在朝鮮戰爭中援助朝鮮勞動黨的原因之一[10]。

實施「一边倒」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關係更紧密，此關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重要的力量来源[16]。於1949年12月，毛泽东實施「一边倒」後不久，便到苏联外訪，祝贺斯大林的七十周岁寿辰，並寻求苏联簽署一项友好同盟条约[16]；斯大林原本对毛泽东不予理睬，但毛泽東威胁要回国，斯大林於是答應和中國締結军事同盟的關係，又给予毛泽东三亿美元的贷款，並派遣大量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军事顾问來到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工业化及军事现代化[16]；在1953年，苏联把在中东铁路的联合所有歸权予给中国，1955年又宣布废除苏联在旅顺港的权利及在新疆企业中的联合股份，1957年更表示同意援助中国开发核技术，一年后赠送一个重水反应堆予中国[16]；於1952年，毛泽东指中蘇關係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战无不胜的」，刘少奇又指中苏同盟「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固有的情形不同，在我们之间没有尔虞我诈，也不存在一国对另一国的压迫和掠夺」[16]。實施「一边倒」也令當時的美國放棄左右中共的政策[25]。

「一边倒」方針的影響並不只是與政治有關。此方針亦大大影響當時中國的文化，例如「列寧裝」和「布拉吉」等的俄式服裝愈益流行、人們見面時稱呼對方為「達瓦力士」（意為「同志」）、採用一些音譯的俄文名字（英语：Russian names）、青年轉為崇尚俄國的歷史人物和文學[9]、報章和雜誌上頻頻出現「蘇聯老大哥」、「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等宣傳口號[26]。1953年斯大林逝世，中國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全國下半旗致哀，北京天安门临时改为悬挂斯大林像，所有人同時為斯大林默哀[9]。

然而，“一边倒”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并不完全是正面的。例如仿傚苏联管理高等院校的政策令院校失去辦學的自主性和靈活性，只教授俄語令外語教學失去了多語種的傳統[23]；採取蘇聯的城市建設理念，沿用苏联难以对付大流量的来水的排水设施设计（特别是在气候湿润的南方地区），被指[來源請求]是近年一些雨災發生的原因之一[27][24]。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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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国以来，众多学者对「一边倒」政策的利弊作出一定的论述[28]。

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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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觀點學者認為「一边倒」方針在当时是合理的选择[10][13]，也是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29]，又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得到蘇聯的保障[30]。而且，「一边倒」方針不是盲從或心血來潮，是根據當時的國際環境而作的決定[21]。又認為，「一边倒」方针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经济封锁，而不是机械地投向苏联，又成功地建立中国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巩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权[28]，立足於國際社會[31]。而且，美国孤立及经济封锁中共政权，中共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和经济，除了“一边倒”以外别无选择[15]。「一边倒」方針也為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经济恢复及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援助和强而有力的支持，又为中国於打擊美国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更壮大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13]。

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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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對觀點學者則从“一边倒”对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的角度分析，指出此政策帶來一些消极影响：他們指「一边倒」方針造成中国几乎与世隔绝，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了解的很少，一切以意识形态划线，无穷无尽地與资本主义世界斗争，使国家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13]；「一边倒」方針同时也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冻结程度，限制了中国外交的发展[13]；一些學者認為「一边倒」方針令中國過分依賴苏联[13][10]；當苏联領導赫魯雪夫宣佈撤回對華援助後，中國便無力發展經濟[10]。其實早於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已期待避免完全依附于苏联[1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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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萧诗美. 4.2 “一边倒”. 劝学网. [2014-07-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03）. 
  2. ^ 刘美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439–440. ISBN 9787302081722. 
  3. ^ 3.0 3.1 3.2 3.3 Odd Arne Westa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ser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ISBN 9780804734851. 
  4. ^ Sino-Soviet Relations. A Country Study: China. Country Studies.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Customized Research and Analytical Services, Library of Congress). 2013 [2014-07-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5-23）. 
  5. ^ 关锦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政策研究综述.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9. 
  6. ^ 王亞杰. 毛澤東“一邊倒”外交政策評析. 東北師範大學. 2008. 
  7. ^ 孙其明. 试论建国前后“一边倒”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 党史研究与教学 (同济大学). 1996, (2). 
  8. ^ 8.0 8.1 再谈“一边倒”对外政策. 党史研究与教学 (中国金融学院理论部). 1996, (6). 
  9. ^ 9.0 9.1 9.2 太子黨海外避禍. 新史記. 2014, (18). 
  10. ^ 10.0 10.1 10.2 10.3 10.4 最後一分鐘中國歷史. Original Press(Asia) Ltd. 
  11. ^ 11.0 11.1 China Learns from the Soviet Union, 1949–Present. The Harvard Cold War Studies Book Series. Rowman & Littlefield. 2010. ISBN 9780739142240. 
  12. ^ 12.0 12.1 12.2 许文鸿. 中共“一边倒”政策的形成.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ISBN 978-7-80247-491-8. 
  13. ^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关锦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政策研究综述. 人民网. 2009-10-29 [2014-07-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14. ^ 王惠英. 建国初期毛泽东“一边倒”战略的选择. 纪念建党8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纪念建党8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 中国江苏南京: 徐州教育学院. 2006. 
  15. ^ 15.0 15.1 美国对华政策与新中国“一边倒”决策. 中国网. 2009-08-22 [2014-07-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5-04）. 
  16. ^ 16.00 16.01 16.02 16.03 16.04 16.05 16.06 16.07 16.08 16.09 徐中约. 中國近代史: 1600-2000中国的奋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8. ISBN 9787506287128. 
  17. ^ 曹應旺. 毛澤東同志與建國初期外交工作的三大決策. 中直黨建網. 2011-01-06 [2014-07-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4-02）. 
  18. ^ “一边倒”外交方针的产生和转变. 中共党史研究. 1991 [2014-07-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6）. 
  19. ^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2: 16. ISBN 9789571129136. 
  20. ^ 20.0 20.1 尤臺蓉.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形成與發展. 淡江大學. 2006 [2014-07-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03）. 
  21. ^ 21.0 21.1 21.2 21.3 耿向東. 圖解當代中國外交. 香港: 中華書局. 2010. ISBN 9789628931460. 
  22. ^ 許晉銘. 中共外交戰略的演變：結構與個人決策分析. 政治大學. 2013 [2014-07-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5）. 
  23. ^ 23.0 23.1 陈学飞. 高等敎育国际化: 跨世纪的大趋势.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2. ISBN 9787533432874. 
  24. ^ 24.0 24.1 南方五省逾120萬人受雨災 深圳網民調侃要滴滴打船. 南華早報. 2014-05-12 [2014-07-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8）. 
  25. ^ Suisheng Zhao.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M.E. Sharpe. 2004. ISBN 9780765612847. 
  26. ^ 昌言. 家族記憶: 百年家族的文革歷史實錄. 秀威出版. 2011: 134. ISBN 9789862217955. 
  27. ^ 麦燕庭. 粤百年雨灾十省逾百人死亡或失踪. [2014-07-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6-20）. 
  28. ^ 28.0 28.1 周慧杰; 林乐香. “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实质和成效新论. 北方论丛. 1995 [2014-07-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3）. 
  29. ^ 陶文钊. 试论新中国“一边倒”方针的历史必然性. 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建所4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建所40周年学术讨论会. 中国北京. 
  30. ^ 当代中国史硏究 (1-6). 当代中国史硏究杂志社. 2005. 
  31. ^ 曹達安. 中共十二次之研究-對外政策. 文化大學大陸問題研究所. [2014-07-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05）.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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