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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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失調(英語:Cognitive dissonance)在心理學中形容人產生矛盾認知,觀察到對立的訊息。這些訊息包括人的行為情緒想法信念價值觀信仰,外界環境中的事物等。認知失調通常體現爲因進行與自己的思想、價值或自我概念相悖的行爲而產生的心理壓力或焦慮。根據利昂·費斯廷格提出的認知失調的理論,爲了緩解認知失調的壓力與不適,人會努力更改矛盾的認知,使自己的認知調和一致。[1][2]

以正在減肥與食用蛋糕的認知失調爲例,調和認知的方法包括更改對自己行爲的認知(「我並沒有吃很多」)、增加一致的認知(「蛋糕很有營養」)、降低矛盾的重要性(「人生苦短,我其實並不在意超重什麼的啦」)、否定兩種認知間的關聯(「沒有實驗證明那塊蛋糕會導致肥胖」)、降低對於自身控制的認知(「是他媽逼我吃那塊蛋糕的,拒絕那塊蛋糕等同於侮辱他媽的廚藝」)與更改自己的思想與態度(「我不需要也不想減肥」)。最後一種,更改自己的思想與態度最常見。

認知失調的理論最早由社會心理學家費斯廷格、Henry Riecken英语Henry RieckenStanley Schachter英语Stanley Schachter在他們1956年的著作《當預言失靈英语When Prophecy Fails》中提出。這三位心理學家秘密加入並觀察了一個名為「探索者英语The Seekers (rapturists)」的小型幽浮末日宗教。該宗教認爲世界會在1954年12月21日毀滅,只有信徒會被外星人救走。12月21日晚上信徒都聚在領袖的房屋裏等待世界毀滅、外星人拯救他們。接近凌晨,所有人都很焦慮,想著等到十二點,21日結束,或許外星人就會到來。到了凌晨十二點,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屋子裏非常安靜,沒有人說任何話。過了五至十分鐘,終於有人說話了,不過是試圖解釋,或許我們這個房間裏的時鐘錯了,我們應該再等等。又過了十幾分鐘,有人確認了屋子裏的所有時鐘的時間都是一致的,過了12月21日凌晨十二點,外星人還是沒有來。於是又有人解釋,可能外星人使用了另一個時區,我們應該再等等。終於到了早上,外星人還是沒有來。信徒誰都不說話,該宗教的領袖Thedra姊妹終於決定到她的房間裏去接受外星人的啟示。出來後,她告訴所以信徒,因為你們的虔誠,世界被拯救了,外星人決定寬恕世人的罪孽,不再毀滅地球。大部分信徒都相信了這個牽強的解釋。在地球滅亡的預言失敗後,預期落空英语Disconfirmed expectancy增加了認知間的失調,結果使大多數沒有心理準備的信徒,爲了減緩认知失調带来的心理壓力與不適,轉而接受新的預言。[3]

認知失調的其他作用案例包括時薪過低勞累而相信自己熱愛工作,被眾人指責是因為自己的錯誤,內心感到愧疚不願承認而故作輕鬆,對遭嚴酷考驗而進入的團體更有歸屬感等。

認知失調的實證研究[编辑]

已有一些實驗方法被用來證明認知失調,其為:

  • 誘導性的服從的研究,之中的研究對象被要求做出和其看法相背的行為(利昂·費斯廷格, Carlsmith, 1959; Harmon-Jones, Brehm, Greenberg, Simon, Nelson, 1996);
  • 決策後的研究,研究在決策後對反對的另一種選擇的看法(Brehm, 1956; Harmon-Jones, Harmon-Jones, 2002);
  • 研究人類如何以其自身的觀點來找尋協和的資訊,而不是不協和的資訊,以防止認知失調的發生(Frey, 1986);
  • 研究人類對與其堅信的信仰、看法等不協和的資訊是如何反應的(利昂·費斯廷格, Riecken, Schachter, 1956; Batson, 1975; Burris, Harmon-Jones, Tarpley, 1997)。

誘導性的服從的研究[编辑]

起源和第一個測試理論的實驗[编辑]

在費斯廷格與美瑞爾·卡爾史密斯1959年的一個經典實驗中,學生們被要求進行繁瑣且無意義的工作,包括把書翻轉四分之一圈,以及另一個,把湯匙放在盤子上,清空盤子,再把盤子放滿湯匙,如此不斷地重複。參加這個實驗的人都很消極地反覆這些工作。過了一段時間後,學生們會被告知實驗已經結束,他們可以離開了。這是誘導性的服從的研究的一個例子。

不過,實驗者隨後向實驗對象做了一個小小的請求。即他們被告知某位必要的研究助理無法進行這個實驗,而這位參加者被要求去代為說服另一位接受實驗者(此人實際上是知情者)這項剛剛才被完成的單調的,無聊的工作其實是有趣的且吸引人的。某些參加者受雇以20元的代價,另一組則是1元,而對照組不能被要求去執行此任務。

當之後被要求去評價拔釘子工作時,那些在1元組的人比起其他在20元組以及對照組之評價顯得更加地肯定。這被Festinger和Carlsmith解釋成為認知失調的證明。實驗者理論化了人們在感受到介於矛盾認知的不一致「我告訴某人這項工作是有趣的,而實際上我卻發現它是無聊的」。 當只被給予1元時,學生們被強迫內在化他們被誘導表現而產生的態度,因為他們沒有其他正當的理由。那些在20元組的情況中,这种认知失调是有争议的,因为此行為有著一個外在正當的理由。行為內在化是唯一一個方式去解釋受試者對於此任務的評價。這項研究已經在之后被重新试验过。現今相信的理论是有一個衝突介於認知當中即「我不是一個說謊者,但我卻說了謊」。 因此,這事實已經被帶向靠近謊言一步了,更可以說,即此任務評價往上升了。

研究者更進一步地推測只有1元組的受測者面臨“没有足够动机解释这种行为”以致於產生“認知失調”的境况,所以當他們被要求對於這些任務而說謊,他們藉由改變他們的態度以尋求抒發“认知失调”带来的紧张不适感。這種過程讓受測者真正地相信這些工作是有趣的。

此理論的應用[编辑]

此理論多用於心理學領域,來解釋個人態度改變與否。如果個人的態度和行爲兩者協調時,態度不會改變;兩者失調時,態度就可能會改變。 例如:

  1. 那些反對禁菸的人,他們在情感上喜歡吸菸,在認知上又認爲吸菸利少害多,那麼要他們改變態度支持禁菸是辦不到的。
  2. 在某會議上,一個人對某議案本來持反對意見(態度),可是迫於大多數輿論壓力,在最後表決時,卻舉手贊成(行爲)。如此,態度和行爲失去了一致。但私下問他時,他可能真的改變了原來所持的態度。因爲如果不改變原來所持的態度,他將對自己的舉手行爲無法自圓其說,而感到尷尬。

顯然,人在很多社會場合中,其態度改變與否與個人維持面子與自尊有關。而且,當個人態度改變或維持不變時,爲了保持心理上認知一致,個人常對自己的作爲提出辯解。

假設[编辑]

此理論對於人類的認知有三個基本假設:

  1. 人們都有追求認知三元素(自我、他人、某元素或事物)一致性的需求。[4][5]
  2. 當出現認知失調時,人們會在心理上感到不適。
  3. 心理上的不適感會驅動人們解決認知的矛盾,以恢復認知的調和一致。

認知失諧的強弱程度取決於所有涉及的失諧認知的數量,與協調認知元素的數量之比率,以及這些認知元素對個人的重要性。對個人越重要,而且失諧認知元素的數量越大,認知失諧程度也越大。[6]

參見[编辑]

參考資料[编辑]

  1. ^ 利昂·費斯廷格. 認知失調. Scientific American. 1962, 207 (4): 93–107. Bibcode:1962SciAm.207d..93F. PMID 13892642. doi:10.1038/scientificamerican1062-93 (英语). 
  2. ^ 利昂·費斯廷格. 認知失調論. 美國加利福尼亚州: 史丹福大學出版社. 1957 (英语). 
  3. ^ 利昂·費斯廷格; Riecken, Henry W.; Schachter Stanley. When Prophecy Fails: A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tudy of a Modern Group that Predicte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5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03-10). 
  4. ^ The Marketing of Global Warming: A Repeated Measures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Endorsement, and Information on Beliefs in a Social Cause. Proquest Digital Dissertations: https://pqdtopen.proquest.com/doc/1906281562.html?FMT=ABS
  5. ^ Heider, F. The Gestalt Theory of Motivation. Jones, Marshall R. (编).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8.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0: 145–172. ISBN 978-0-8032-0601-4. OCLC 10678550 (英语). 
  6. ^ 郭貞. 傳播理論. 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6-05: 551. ISBN 978-986-298-224-2. 

來源[编辑]

  • Aronson, E.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A current perspective. Berkowitz, L. (编).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69: 1–34. 
  • Bem, D. J.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self-persua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5, 1: 199–218. 
  • Bem, D. J. Self-perception: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phenomena. Psychological Review. 1967, 74: 183–200. 
  • Brehm, J. Post-decision changes in desirability of alternativ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6, 52: 384–389. 
  • Burris, C. T.; Harmon-Jones, E.; Tarpley, W. R. “By faith alone”: Religious agitation and cognitive dissonance.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19: 17–31. 
  • 利昂·費斯廷格; Carlsmith, J. M. Cognitive consequences of forced complia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59, 58: 203–211. 
  • Harmon-Jones, E.; Brehm, J. W.; Greenberg, J.; Simon, L.; Nelson, D. E. Evidence that the production of aversive consequences is not necessary to create cognitive dissona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70: 5–16. 
  • Harmon-Jones, E.; Mills, J. Cognitive Dissonance: Progress on a Pivotal Theory in Social Psycholog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99. 
  • Sherman, S. J.; Gorkin, R. B. Attitude bolstering when behavior is inconsistent with central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80, 16: 388–403. 
  • Knox, R. E.; Inkster, J. A. Postdecision dissonance at post tim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8: 319–323. 
  • Tedeschi, J. T.; Schlenker, B. R.; Bonoma, T. V. Cognitive dissonance: Private ratiocination or public spectacle?.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1, 26: 685–695. 

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