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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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 / 中国历史年表
世纪 18世纪中国 / 19世纪中国 / 20世纪中国
年代 1870年代中国 / 1880年代中国 / 1890年代中国 / 1900年代中国 / 1910年代中国 / 1920年代中国 / 1930年代中国
年份 1896年中国 / 1897年中国 / 1898年中国 / 1899年中国 / 1900年中国 / 1901年中国 / 1902年中国 / 1903年中国 / 1904年中国
纪年 庚子鼠年
各年份中国 1900年1901年1902年1903年1904年1905年1906年1907年1908年1909年1910年

1900年代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十年,中国大陆由清朝执政,同时中国同盟会及后续组织先后活动。此外,沙俄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列强各有势力范围。

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中国出现人口过剩、自然资源相对稀缺;19、20世纪又长期处于忧患,因此推行现代化是以解决国家民族所面临之危机为依归,目的功利[1]:10。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现代化急需政府参与、主导及推动;又因政府长期面临严峻局势,故当权者无一例外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集体可以指国家、民族、政党、阶级、群众等,使集体价值观始终压倒个人价值;现代化大方向、目标、策略等,总是取决于政治领袖之主观意志,即现代化要为政治服务,尽管知识分子、社会改革家之自觉性理念对现代化进程起某些作用[1]:10

政事[编辑]

清廷于1901年开始推行改革,是全方位、多层面、空前之变革[1]:13。1901年4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以奕劻李鸿章(李死后,由袁世凯补任)、荣禄为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赞,作为推行“新政”之主持机关[2]:380。行政制度之改革,包括精简官僚机构、裁汰冗员、创设新官署;军事制度之改革,包括废武科、创设武备学堂及建立练兵处[1]:13。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之名义下,陆续颁布法令,如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及准许满汉通婚、劝止妇女缠足[2]:380。教育之改革,包括以时事策论取代“八股文”、设新式大学堂、中等学堂、初等学堂及废除科举考试,又挑选学生出国留学(1901年不足300人,赴日留学生从1901年274人增至1908年3万人,赴欧学生1908年1.2万人),培养一批现代知识分子[1]:14

1901年10月,慈禧挟光绪,带“行李车”3,000辆,离开西安,出潼关经河南、直隶回北京,沿途修跸路,设行宫,仅洛阳城中一处“行宫”修缮费达3万两,1902年1月回到北京[2]:373

以上海为中心之维新分子,受到梁启超在清议报鼓吹民权影响,开始立宪救国[3]:11。袁世凯想藉立宪来扩张政治势力[3]:11。袁世凯练成北洋新军六镇(师),并从盛宣怀强行接收轮船招商局、电报局、铁路总公司等企业控制权,成为主要支柱[2]:380。1905年7月,清政府派遣以满洲亲贵载泽为首之五大臣(余为端方、绍英、徐世昌、戴鸿慈)出国考察宪政,革命份子吴樾最恨立宪,遂于北京车站以炸弹炸五大臣,未能阻挡考察立宪一行[3]:11

1906年,载泽等归国密陈:实行君主立宪可以缓和国民革命之情绪,削弱革命党对人民之影响,延长君统;建议先改革官制,次把地方财政、军政大权收归朝廷,削减督抚权力,1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3]:11。袁世凯率先反对,其他督抚也都明阻暗抗[3]:11。清政府暂时放开地方事务,先行议定中央官制,中央增至11部,新任命各部大臣,满7、汉5、蒙1[3]:11

1907年,清政府开始改革地方官制,由陆军部直接委派督练公所军事参议官,企图收回各省督抚军权;由度支部直持委派财政监督官,意欲收回各省督抚财权[3]:11-12。慈禧太后把袁世凯、张之洞调升为军机大臣,就近看管,压制地方督抚反对[3]:12。秋,清政府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在各省筹设咨议局,作为将来改设国会和地方议会之基础;立宪派计划合谋上书,刋印书籍,宣传立宪,组织国会请愿团;保皇党在海外先将名称改为“帝国宪政会”[3]:12。7月,梁启超在东京组织政闻社,政闻社员得在上海运动旧官僚及地方绅商上书都察院,要求早开国会;清政府严厉打击政闻社,扣上扰害治安,图谋不轨罪名,下令各省查禁,严捉社伙[3]:12张謇汤寿潜主持预备立宪公会,汤化龙主持宪政预备会,杨度主持宪政公会,丘逢甲主持自治会,都到北京呈递请愿书;清廷称九年后实行立宪,并颁布钦定宪法二十三条,规定“君上神圣不可侵犯”[3]:12

1908年,光绪与慈禧太后相继过世,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摄政监国[3]:12。立宪派在1910年1月、6月、10日三次向清政府请愿,要求立即召开国会、准备立宪[1]:17-18。清政府回绝[3]:12。立宪派利用咨议局筹备立宪,揭露满清政府黑暗与财政腐烂,影响人心背向[3]:12-13

1909年,全国各省举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选举——第一次咨议局选举,成立咨议局[1]:13

1910年10月资政院开幕,清廷只答应把预备立宪日期由9年缩短到6年,使许多立宪派人士决定虽不会主动参与革命,但一旦革命爆发,态度将保持中立[1]:18

国民革命[编辑]

孙中山创造一个革命传统,大概是中国第一个人用带有现代意义之“革命(revolution)”来形容自己之政治活动,成立第一个反清革命组织兴中会,策动第一次反清革命广州起义;1905年,创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带有现代性质之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同年10月20日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是一套革命理论和现代化发展之策略[1]:14-16

立宪派与革命派都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先驱,都致力于革新中国政治组织,并认为代议政治适合中国,要求民主,主张民权,提高政府效率和中国国际地位,不应被视为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之对立关系;主要分歧为:㈠中国现代政治应采取君主立宪还是共和政体,㈡以改革还是革命来达成现代政府[1]:16

1902年,章炳麟在东京留学界倡议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纪念明朝覆亡[3]:13-15。1903年,章回到上海,在《苏报》发表〈驳康有为书〉,斥责康有为“中国只能立宪,不能革命”,称:革命之宣告,已为全国之所公认,如铁案之不可移,明确表现民主革命之主张[3]:15。上海及附近地区出版宣传革命之报章杂志,不下2、30种,如《苏报》、《同文沪报》、《大陆报》、《国民日日报》、《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等,舆论界顿呈蓬勃[3]:15。清政府勾结英美等租界,查封《苏报》,监禁章炳麟,造成苏报案[3]:15-16

邹容写《革命军》,“书出后,举世为之轰动,风行海内外,销售逾百十万册,占清季革命群书销场第一位”[4],以文字宣传革命排满,鼓吹天赋人权,高唱自由平等[3]:15。蒋介石在日本“见邹容《革命军》一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寝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虏”;胡适在上海“到了晚上,等舍监查过夜过去以后,偷偷起来点着蜡烛,抄了一本《革命军》”[3]:16

1905年,革命党组成中国同盟会,结合中国留学生与革命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等,宗旨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发行机关报《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结果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3]:16

立宪派“容满”,认为汉满两族很多方面已融为一体,主张合法争取政权开放,并确信清廷诚心预备立宪,认为建立共和政府要人民达到某种程度教育水准,有实际参政经验,恐怕革命会导致外力干涉;革命派“排满”,认为满清歧视及压迫汉人,以“假立宪”欺瞒人民,不可能建立妥善政府,必须消灭满清政府才能改革,强调快速变革、急速现代化,批评立宪派低估中国人实力,想争取列强同情及支持[1]:17

萍浏醴起义,1906年12月,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爆发起义,号召“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清政府调派湖南、江西、湖北、安徽大军包围革命军,也向列强求援;日本、德国、英国、美国派舰加入战局,起义军分成三路战斗24役后,被各个击破[3]:23

黄冈起义,1907年4月初,许雪秋联络洪门会党余丑、陈勇波等700余人,约定中旬发难,向黄冈进攻,清军调派人马会合镇压,清政府残杀200余人[3]:23-24

安庆之役徐锡麟在绍兴创设大通师范学校,准备起义,和陶成章等商议,经荐引到安徽巡抚恩铭下掌管巡警学校[3]:24-25。1906年,秋瑾接掌大通学堂,在绍兴联络浙江会党[3]:25。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等利用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省府官员应邀参观,毅然举事,击毙恩铭,徐锡麟、秋瑾先后赴死[3]:25

惠州七女湖起义,广东七女湖距惠州城20里,邓子瑜联合会党陈纯、林旺共谋起事,清军镇压,革命军散入附近村落[3]:25

防城之役,广东钦廉地区百姓不满清政府糖捐,要求减少;清政府囚禁人民代表,捍然拒绝[3]:26。钦州百姓组织万人会,扩大请求;清政府指是土匪作乱,大肆焚掠[3]:26。人民派代表到越南河内乞援革命党,革命党员王和顺衔命至钦州,联合万人会发难,清军派郭人漳、赵声围捕[3]:26。王和顺率领党众数百人进攻防城,不到两天即占防城;王湖率领数千固守钦廉,革命军终因弹尽退却[3]:26

镇南关之役,黄兴与王和顺入安南,谋图再举,孙中山亲往督导,率胡汉民及池亨吉前往,守将陆荣廷诈降;清政府从两广调来12,000人包围,革命军且战且退[3]:26

钦廉上思之役,1908年3月,黄兴率领革命军与会党进攻钦州,冯自由受命在香港购子弹接济,守将率兵围攻,清军调派大军围杀,郭人漳投靠清廷,革命军弹药耗尽,暂时解散[3]:27

河口起义,主要由胡汉民负责,1908年4月联合黄明堂、王和顺在河口起事,不出两小时,占领河口;清军督办王镇邦密向法国防营求救,法国同情革命,王只好诈降,革命军派老将黄华庭往探被杀;革命军杀王猛攻,占领河口,获枪千余,子弹10数万发,急电黄兴来云南就任“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力催黄明堂进攻昆明;革命军兵少弹缺,采守势,清军包围革命军,革命军失败[3]:27

安庆起义,1908年11月清军举行太湖秋练,江宁炮兵学堂熊成基约定范传甲、田激扬等率马炮营1千余人起事,作战密令13条;对清兵不究既往,投降立即收抚;不任意残杀官员[3]:27-28。革命军照计划攻击安庆城,熊成基收买薛哲开城内应,巡抚朱家实笼络城内守兵,薛哲背约退缩;革命军解散,熊成基亡命日本,1909年密谋炸载洵被密告,赴死[3]:28

刺杀摄政王载沣,汪精卫认为“不有剧烈举动,何以振起人心”,遂决心搏杀载沣,联合黄复生、黎仲实、陈璧君,先至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研制炸药;十杀海甘水桥是载沣必经之路,汪精卫等决定在桥下埋置炸药,三次因故失败,清军警破获,汪、黄被捕招认;民政部尚书善耆告载沣:如杀汪黄,恐怕党祸日夕相寻,不如从轻量刑,解仇示好;汪、黄被判永远监禁[3]:28

广州新军之役,1909年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1910年2月朱执信胡毅生等俟机响应,徐忠仆、林直勉等纵火接应,由新军先反正,李福林、谭义等率四乡会党攻击广州府[3]:28-29。初夕新军与警察冲突,军警互殴,清军闭紧城门固守;倪映典率领全军进攻,清军包围革命军,倪映典率一军突围横枝冈,倪映典被清军管带开冷枪伤,赴死[3]:29

从1907年到1910年,中国各地爆发武装起义340余次[3]:26-27

外交[编辑]

1901年9月7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西、比、荷11个国家协迫清朝政府签订《辛丑条约》,除正约外,还有19个附件:㈠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以关余、盐余和常关三项税收作为担保,分39年还清,本利共9亿8千多万两,还有各省地方赔款2千多万两,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大一次赔款,从此中国主要税收关税和盐税都由列强控制;㈡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民不准在内居住,列强可以驻兵;㈢大沽炮台至北京沿路炮台“一律削平”,准许列强驻守北京到山海关12个战略要地;㈣惩办在义和团运动中和列强作对之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列强组织,“违者皆斩”,地方如有此事“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以办理今后对列强事宜[2]:372-373

1902年至1903年,英国、美国、日本先后强迫清政府订立新的《通商航行条约》:㈠增开长沙、万县、安庆、惠州、江门、沈阳、大东沟等地为商埠;㈡整顿内河水道以利外国轮船、军舰航行;㈢洋商可加入中国股份公司,华商也可加入外国股份公司;㈣凡有外国进口货之工业品,如华商设厂制造,都要和洋商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一样,由海关征收加倍于洋货进口税之“出厂税”[2]:380-381

军事[编辑]

1905年,日俄因东三省利益而展开战争,美国要求战争局部化,清政府声明日、俄都是友邦,宣布严守中立,划辽河以东为战场[3]:9。战争结束,日胜俄败,在美国调停下,签订朴资茅斯条约,俄国出让旅顺、大连租借权、南满铁路等,退到东三省北部[3]:9

经济[编辑]

清朝以商业税维持运作,地方税金交给中央后剩下是地方使用,战争等费用须由皇帝个人财富支付;但末期各地不向中央纳税,因为中央政府没有财源建设铁路,所以铁路权利全都归外国所有[5]:96-97

1900年,民族资本经营之近代工矿企业大约有156家,资本共5千余万元;1901年至1911年间,中国新设立厂矿有340家,资本达1亿零1百余元,十年新设厂矿和新增资本超过前20多年两倍以上[2]:436。1900年以前,商办厂矿121家,约占资本总额40%;1901年至1911年间,商办厂矿277家,约占资本总额60%[2]:436

文化[编辑]

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中国基督教中国天主教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与中国百姓经济、政治及文化冲突,酿成许多教案。此外,俄国支持中国东正教发展。中国佛教道教民间信仰遭到庙产兴学等运动打击,依然有很大影响力。中国伊斯兰教仍在各地广泛存在,一些学者开始“回儒对话”、“回耶对话”;同治陕甘回变后,中国西北地区逐步回复元气。新兴宗教不断兴起,一贯道等开始发展,日后广泛流传。宗教发展为中国知识分子及下层民众提供许多思想支持。

影响[编辑]

1911年,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内阁大臣13人,满8、汉4、蒙1,民政、财政、军事等重要职位,都在皇族[3]:13。内阁有5人是皇亲国戚[1]:18。由于许多立宪派绅商在四川、广东、湖南、湖北投资铁路,而清政府却于1911年5月宣告将铁路国有化,直接打击投资者经济利益,使立宪派不满[1]:18保路风潮一起,革命党推翻满清,立宪派几乎都投入[3]:13。1911年12月,14个省咨议局宣布独立,孤立清政府;1912年12月清帝退位,一半由于地方独立,一半由于袁世凯中央政变[1]:18

大事记[编辑]

1905年[编辑]

  •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在孙中山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开正式成立会,到百余人,通过会章,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同盟会设本部于东京,国内外设支部,各省设分会[6]:1
  • 9月——秋瑾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旋被推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6]:6
  • 9月1日——胡汉民廖仲恺在东京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清廷谕各省多派学生游学欧美,并令各出使大臣认真监督考察[6]:3
  • 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清廷诏准废科举,自丙午(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6]:3
  • 9月8日——孙中山派冯自由李自重2人到香港、广州、澳门一带组织同盟分会,并为当地主盟人[6]:4
  • 9月17日——清廷为变法振兴,于7月16日特简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钦差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分赴东西洋考求一切政治,是日载泽等五大臣请训陛辞;清廷谕开办热河围场屯垦,派袁世凯督办[6]:5
  • 9月18日——清廷命出使各国大臣会同考察政治载泽等5大臣博采各国政情,悉心考证,以资详密[6]:5
  • 9月24日——清廷出使各国考察政治载泽等五大臣自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乘车出洋,革命党人吴樾携预制炸弹登车行刺,炸弹遇撞引爆,伤绍英、载泽,吴樾当场死难,五大臣出洋改期[6]:5
  • 9月25日——清廷谕内阁责成步军统领衙门等严拿谋炸五大臣之革命党人[6]:5
  • 10月6日——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召开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到会者逾千人;中国同盟会会员胡汉民在演说康梁保皇及立宪之谬误时,指斥自立军起义,与黄兴等两湖革命党人当场发生争论[6]:7
  • 10月7日——孙中山自横滨乘法邮船赴西贡筹款,中国同盟会东京本部会务由黄兴代理[6]:7
  • 10月中旬——孙中山乘船往安南,船过香港,为冯自由、陈少白等加入中国同盟会主盟[6]:7
  • 10月11日——孙中山船泊吴淞口,会见来访之法国情报官布加卑上尉,商定派员陪同法国军官视察南方各省革命力量,以争取法方援助事[6]:7
  • 10月16日——冯自由在香港与陈少白成立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陈少白任会长[6]:7
  • 10月27日——蔡元培在上海由黄兴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并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6]:8
  • 10月下旬——孙中山抵西贡,联络堤岸侨商李晓初、李卓峰、刘易初、黄景南等,组成中国同盟会分会[6]:8
  • 11月14日——因谋炸出国考察政治五大臣案被捕之革命党人张榕被处永久监禁[6]:9
  • 11月17日——《日韩保护协约》在汉城签订,日在韩设置统监府,12月3日清廷令撤回驻韩使臣改置总领事[6]:10
  • 11月25日——清廷命各省严禁革命排满说,严拿革命党人[6]:10
  • 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撰写发刊词,阐述同盟会纲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中国留学生就读之日本东京各校是日一律贴出告示,限令中国学生本月29日前呈报原籍、住址、年龄、学历等项,“若逾期不报,则对该生不利”[6]:10-11
  • 12月——黄兴自日本经香港抵桂林,在随营学堂发展革命组织,次年春成立兴汉会,郭人漳、蔡锷林虎赵声等80余人加入[6]:14
  • 12月22日——《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在北京签字,俄国按照《日俄和约》让与日本之东三省一切特权,清政府概行允诺[6]:13-14
  • 12月24日——维持留学界同志会设立会所,公布会章,提议劝告学生一体上课;该会代表理事多为立宪派,同盟会员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蒋尊簋等亦与之合作;随后联合会归国后与维持会复课派展开激烈辩论[6]:14

1906年[编辑]

  • 秋冬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包括《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军队之编制》、《战士赏恤》、《军律》、《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布告》、《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11项文件[6]:55
  • 1月1日——孙中山以总理名义签名之中华革命政府公债券开始在南洋发行;清廷饬商部编纂全国铁路矿产表[6]:15
  • 1月2日——中英藏约会议,以英人增索矿权暂行停议[6]:15
  • 1月9日——清廷补授徐世昌铁良军机大臣[6]:16
  • 1月20日——中国同盟会秋瑾由日本乘“长江号”轮抵上海[6]:17
  • 1月29日——出使英、法、德、美各国大臣声明,五年内中国必能改行立宪制度[6]:17
  • 5月9日——清廷命铁良充督办税务大臣,唐绍仪充会办税务大臣,海关华洋人员统归节制[6]:27
  • 7月17日——孙中山自日本赴南洋,是日抵芙蓉埠,召集同志谈革命形势:近一二年,革命“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清廷始为保子孙帝业,下诏维新,继则宣在立宪,“为笼络人心之手段,实假立宪之美名,以实行中央集权”;又谓,惟有革命可以不招瓜分[6]:32-33
  • 7月中旬——孙中山赴南洋,船过上海,约熊克武秋瑾等相见,请秋代筹1,000元款;孙中山船过香港,约见中国同盟会会员,调解《有所谓报》与《中国日报》关于参加拒约运动、争路运动与否之争论;孙中山抵新加坡,寓晚晴园,凡往来南洋各埠,均以星洲为基地,旋改组中国同盟会分会机构,以张永福为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6]:33
  • 8月1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在上海分电各总督,商定立宪期限;日本政府公布“关东都督府官制”,改“关东总督府”为“关东都督府”,9月1日任命大岛义昌大将关东都督[6]:34
  • 8月29日——清廷帝后再召见诸大臣,诸大臣请求朝廷颁行宪政,实行立宪就此决定[6]:37-38
  • 8月30日——清廷诸大臣在外务部公所会商预备立宪谕旨稿,交庆亲王奕劻定稿;外务部复照英公使萨道义片马国界事[6]:38
  • 9月1日——清廷宣布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命先将官制议定,详慎厘定各项法律,广兴教育,清厘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以预备立宪基础;“着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6]:38日本外务省照会各国,称自是日起将中国大连港开放为各国通商自由港[6]:38
  • 10月22日——新建陆军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大典,袁世凯、铁良为总校阅官,10月25日举行阅兵仪式[6]:44
  • 10月23日——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进呈《欧美政治要义》一书,为清廷预备立宪参考[6]:44
  • 11月30日——浏阳捕获洪江会坐探,供称姜守旦等已约期劫狱起事[6]:49
  • 12月16日——东南各省绅商在上海设立“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是为国内立宪派第一个团体[6]:52
  • 12月17日——黄兴在东京晤宋教仁,宋问及湖南暴动事,黄告以“已派多人往各省经营”[6]:53
  • 12月19日——梁启超在神户须磨策划组党,夏历本月初致书康有为,报告与杨度、蒋观云、徐佛苏熊希龄等联络外界筹组政党事,拟以“尊崇皇室,扩张民权”,“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为宗旨,载沣、载泽为正副总裁,袁世凯、端方、赵尔巽为赞助人,并请康退居幕后,是日再致书报告进展[6]:53
  • 12月20日——姜守旦、龚春台率残部400人退至平江沙铺,为清军追及,伤亡惨重,姜守旦、龚春台越岭逃出,萍浏醴会党起义失败[6]:53

1907年[编辑]

  • 1月4日——光复会会员陶成章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留日会员浙江分会会长[6]:57
  • 1月5日——孙中山在东京访晤日本作家池亨吉日语池亨吉,告以萍浏醴起义后,“风云忽急,全国震荡”,吾党决乘此时机,“即将传檄十八省会党,联络声气,立刻举事”,占据广东省城,黄兴将先期前往,并邀池亨吉参加举事活动;黄兴香港筹划革命,宋教仁代理中国同盟会本部庶务干事[6]:57
  • 1月10日——孙中山以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名义照会各地同志会党,速举义师,并严禁侵犯奸淫及妨害外国人之情事;宋教仁在东京访徐佛苏,徐代梁启超向宋疏通,愿与革命派和平发言,不相攻击[6]:58
  • 1月11日——孙中山在东京晤宋教仁、胡汉民等,商讨梁启超所提《民报》与《新民丛报》双方“互不相攻击”之要求,孙反对调和,坚持将论战进行到底[6]:59
  • 1月14日——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月刊,发行两期,3月停刊;宽城子、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满洲里开为商埠[6]:59
  • 1月18日——清廷在保定设通国武备学堂,附属陆军部,学生由各省保送,每省限定百名[6]:60
  • 1月31日——俄兵自哈尔滨撤退[6]:61
  • 2月1日——中国同盟会会员秋瑾抵达浙江金华、兰溪联络会党,访龙华会首蒋乐山,谋浙江举义[6]:61
  • 2月3日——东京革命党人举行刘道一追悼会,孙中山作七律一首以挽之[6]:62
  • 2月13日——清庆亲王奕劻遵西太后谕旨,致函日本韩国总监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伊藤博文与内田良平计议,决定劝孙中山自行离开日本;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帝国宪政会”,对外国称“中华帝国宪政会”[6]:62
  • 2月28日——黄兴在东京因国旗图式之设计,与孙中山争论激烈,并欲退出中国同盟会,旋为顾全大局,勉从孙意[6]:64
  • 3月1日——俄兵自北满洲全部撤退,同日南满洲日兵撤去第十五、第十六两师团;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设本社于大连,支社于东京[6]:64
  • 3月3日——清廷谕云贵总督岑春煊与四川总督锡良互调;道清铁路通车,全长183公里[6]:64
  • 3月4日——日政府允清政府所请,馈金劝孙中山离境,是日孙中山偕胡汉民启程取道新加坡至河内,中国同盟会总理职务由黄兴代理;清廷命闽浙总督丁振铎开缺,以察哈尔都统松寿为闽浙总督;以广州将军诚勋为察哈尔都统;镶蓝旗汉军都统景沣为广州将军[6]:64
  • 3月上旬——秋瑾至浙江诸暨、义乌、金华,4月中旬赴东阳、永康、缙云等地,函召金华、处州各会党首领入绍兴谋浙省举义事,前后来会者百余人[6]:65
  • 3月下旬——孙中山在河内设立领导广东、广西、云南武装起义之总机关,河内、海防等地相继成立中国同盟分会[6]:68
  • 4月——秋瑾手订光复军制,与徐锡麟、竺绍康、王金发、马宗汉等开会商讨通过,将嵊县、武义、永康等地会党编为八军,行军路线及起义日期亦有部署[6]:70
  • 4月——陶成章章太炎张继苏曼殊等在日本东京发起“亚洲和亲会”,宗旨“在反对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该会由中国印度两国志士日语志士发起,设总部于东京、中国、孟买朝鲜菲律宾安南美国等处,参加者有中国、印度、缅甸、菲律宾、马来亚、朝鲜、日本等国志士[6]:70
  • 4月2日——《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刊,中国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为社长[6]:68
  • 4月3日——宋教仁为联络东三省马侠举义,建立中国同盟会辽东支部,是日偕白逾桓自日本抵达安东县[6]:68
  • 4月20日——清廷谕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徐世昌补授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由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分任之[6]:69-70
  • 5月22日——中国同盟会黄冈之役,革命党人余丑、陈涌波奉孙中山命率会党700余人发动潮州黄冈起义,是晚9时攻城,血战一夜,次晨攻占黄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准东三省官制,奉、吉、黑三省各建行省公署,以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设二厅、七司[6]:72
  • 5月23日——黄冈起义军在旧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举陈涌波、余丑为正副司令,并以“大明都督府孙”或“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等名义发布文告及颁布纪律十余款;西藏江孜开埠,英公使朱尔典请予藏民以划押全权,俾与印员直接交涉,外务部却之[6]:73
  • 5月25日——黄冈起义军由陈涌波率一部向潮州、汫洲进发,清将黄金福率兵驻守,陈部进击不胜,黄冈余丑闻报披发誓师,攻汫仍不取胜,次日清援兵大集,起义军与敌激战数小时,死伤甚众,乃退回黄冈[6]:73
  • 5月27日——余丑、陈涌波等会议决定解散黄冈起义军,余等由海道往香港,陈等藏匿于黄冈附近南岭山,黄冈起义失败,是役死难者94人,事后被捕牺牲者60余人;清廷谕两广总督周馥闽浙总督松寿,迅速会剿黄冈起义军[6]:73
  • 5月28日——清军进入黄冈,搜获余丑等遗落之党人名册,按名逮捕,惨杀200余人,次日广东水师提督李淮率部赶至黄冈,又捕杀起义军多人;清廷开缺两广总督周馥,补授邮传部尚书岑春煊为两广总督,次日以陈璧为邮传部尚书[6]:73
  • 6月——杨度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国宪政讲习会,该会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选举熊范舆为会长[6]:77
  • 6月2日——惠州七女湖之役,中国同盟会会员邓子瑜奉孙中山命派陈纯率会党百数十人在惠州府归善县七女湖起义,夺取清兵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兵多人[6]:74
  • 6月4日——周馥电外务部,告以孙中山、邓子瑜住香港,“招引香港匪徒,入内地勾引乱民滋乱”,请求密商英公使转电英政府,饬港督速将孙、邓逐出,以保中外治安[6]:74
  • 6月5日——孙中山函张永福,告以广东全省风动,粤事机局宏远,大有可为,请其“力任义务,以相协助”;惠州七女湖起义军进攻泰尾,越二日克杨村;外务部照会日公使林权助,东三省日兵业已撤退,其铁路界外之军线电局,请一律撤去[6]:74
  • 6月7日——孙中山电日人平山周,两广义师已分道并起,盼资助械款,并指示汇款运械之联络办法[6]:74
  • 6月8日——惠州七女湖起义军进至柏塘,各乡会党纷纷来会,声势大振;周馥电外务部,告以孙中山已到河内,要求“迅商法使,饬查驱逐”[6]:74
  • 6月12日——惠州七女湖起义军林旺所部于八子爷截击清军管带洪兆麟,所部死伤甚众,旋因广东水师提督李准部增援,起义军寡不敌众,被迫于梁化墟附近宣布解散;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官督商办,资本300万两,后改名“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6]:75
  • 6月14日——孙中山电日本同志平山周订购械弹[6]:75
  • 6月17日——端方电瑞澂,告以孙中山“在外洋私购军械,拟欲偷运回国”,“意图五六月起事”,要求严密搜查到上海各轮,发现形迹可疑者,立即捕获,从严惩办,并密电公共租界会审公堂谳员至江宁,会商查拿革命党;清廷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徇私溺职”命开缺回籍,朝野为之震动,是为清末“丁未政潮[6]:75-76
  • 6月18日——外务部电云贵总督广西巡抚,严防孙中山由河内云南;清廷以吕海寰为外务部尚书,善耆为民政部尚书[6]:76
  • 6月21日——清廷命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协办大学士;民政部奏请由修律大臣厘定民律,颁布施行[6]:76
  • 6月22日——光复会会员陈伯平偕马宗汉由安庆抵上海购买武器,不几日,秋瑾从杭州抵达上海,告知陈伯平浙江会党有败露迹象,约定7月6日同时起事;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周刊)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至1910年5月21日停刊,共出版121号;清廷命商约大臣盛宣怀在上海与各国续议商约[6]:76
  • 6月25日——云贵总督锡良电告外务部,“查孙(中山)已潜往新加坡,自未入滇,惟早遣党分赴广东等处,自应严密查拿,以消隐患”[6]:76
  • 7月1日——浙江武义党案发,秋瑾自绍兴发布五月二十六日起义命令,事泄,知县急报浙抚求援,清兵搜出会党名册,牵连大通学堂及金华等地会党,党人聂李唐等死难;光复会会员叶仰高在上海被捕,供出该会部分会员别名或暗号[6]:77
  • 7月5日——光复会会员陈伯平马宗汉由上海抵达安庆,即与徐锡麟密议,言秋瑾定二十六日起事,请践约同举,遂决定于翌日安庆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起义,当夜徐锡麟、陈伯平分别草拟起义文告,陈草拟《光复军告示》,以“光复汉族,翦灭满夷”相号召[6]:78
  • 7月6日——徐锡麟安庆之役,上午安庆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安徽巡抚恩铭等到堂,典礼开始徐锡麟拔枪击毙恩铭,随即喝令学生整队出校,进攻军械所,旋与清军激战数小时,陈伯平牺牲,徐锡麟、马宗汉等被捕,徐锡麟当晚遇害,起义即告失败;安徽藩、臬两司电告端方,将徐锡麟立予正法,剖心致祭[6]:78
  • 7月7日——绍兴知府贵福得劣绅胡道南密告秋瑾、竺绍康等私藏军火,是日赴杭州面告浙江巡抚张曾敭请兵往大通学堂掩捕;清廷为实行宪政之预备,谕内阁变更外省官制,改各省按察使提法使,增设巡警、劝业道缺,裁撤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择地试办,其余各省分年分地请旨办理,统限15年内一律通行;御史赵炳麟奏请遵祖训,以消党祸而延国运,令京朝各部院及直隶总督书之匾额,竖于衙署,俾触目惊心,预防流弊[6]:78
  • 7月8日——清廷就徐锡麟安庆举义事谕令两江总督端方妥为布置,散胁擒渠,电寄沿江各省督抚严密防范,以弭隐患[6]:78-79。清廷以冯煦为安徽巡抚;中俄两国在北京互换《北满洲税关试办章程》[6]:79
  • 7月9日——浙江巡抚张曾敭饬属缉拿徐锡麟父母家属,查抄其家产,并将大通学校及明道女学校一律封禁拿人,教员学生被杀者二人,逮捕者13人[6]:79
  • 7月11日——徐锡麟之弟徐伟在九江被捕,安徽省司道即派“南琛”兵轮迎归案讯办[6]:79
  • 7月12日——秋瑾指挥大通学堂学生掩藏枪弹,焚毁名册,疏散学生及办事人员,待王金发嵊县兵到,再图举事;清廷命李家驹充出使日本大臣兼留学生监督;御史赵炳麟奏劾袁世凯权重势高,并引年羹尧为比[6]:79
  • 7月13日——王金发从嵊县抵达绍兴,同秋瑾商定于7月18日统军袭绍城,下午清兵进入绍兴,贵福率兵包围大通,秋瑾被捕[6]:79
  • 7月15日——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6]:80
  • 7月23日——清廷授协办大学士张之洞为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任,以鹿传霖为协办大学士;张之洞奏准于湖北省城设立存古学堂,以保国粹而息乱源[6]:80
  • 7月27日——清廷以孙家鼐为武英殿大学士,世续为文渊阁大学士,那桐为东阁大学士,张之洞为体仁阁大学士[6]:80
  • 7月28日——袁世凯奏请赶紧实行预备立宪,条陈管见十事,其要旨为:建政府、设资政院、办地方自治、普及教育、融化满汉界限;袁世凯奏请简派明达治体之大臣,分赴德国日本会同出使大臣考察宪法,并请简择王公近支聪颖特出者遣赴英国德国学习政治兵备,助预备立宪之施行[6]:81
  • 7月29日——张静江至香港,晤胡汉民、冯自由,补行入中国同盟会手续[6]:81
  • 8月——张百祥焦达峰等在东京成立革命团体“共进会”,张百祥任会长[6]:84-85
  • 8月6日——军机处以安徽巡抚被戕事,电湖广总督张之洞,严防“沿江各省匪徒”,以弭隐患[6]:81
  • 8月7日——湖广总督张之洞以革命党各处横行,人心惶扰,奏请特颁谕旨,化除满汉畛域,令内外各衙门详议切实办法,迅速奏请核定施行,以靖人心,而伐逆谋[6]:81。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与驻奉天美总领事司戴德签订备忘录,由哈利曼投资修建新(民屯)法(库)铁路,旋因美金融恐慌,改请英商投资,8月12日日代公使阿部守太郎日语阿部守太郎就此事照会外务部,提出抗议[6]:82
  • 8月13日——清廷谕内阁,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所有军机大臣大学士参预政务大臣会议事宜,改由内阁办理[6]:82
  • 9月3日——中国同盟会防城之役,中国同盟会会员王和顺奉孙中山命率革命军二三百人于广东钦州府属之王光山起义,以“中华民国南军都督”名义发表《告粤省同胞书》、《招降满洲将士布告》[6]:85
  • 9月4日——清廷命外务部尚书吕海寰开缺,充会办税务大臣,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外务部尚书;任大学士张之洞、外务部尚书袁世凯为军机大臣[6]:85
  • 9月5日——王和顺率起义军攻占钦州府属之防城,生擒知县诛之,乡民携械从军者甚众,当日即转攻钦,冀郭人漳率部响应;清廷以山东巡抚杨士骧署直隶总督,山东布政使吴廷斌署山东巡抚,调四川总督赵尔巽为湖广总督,以江苏巡抚陈夔龙为四川总督,调浙江巡抚张曾敭为江苏巡抚,以陕西布政使冯汝骙为浙江巡抚,未到任前以浙江布政使信勤暂署[6]:85
  • 9月9日——王和顺率起义军500人抵钦州城下,郭人漳内应不成,起义军不得入城,遂改趋灵山;清廷命护理两广总督胡湘林督饬各军迅速剿办防城起义军,并着张鸣岐会商合力防剿;清廷任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学部右侍郎达寿、邮传部右侍郎于式枚分别充任出使英国、日本、德国考察宪政大臣;察哈察都统诚勋奏请改察哈尔、绥远、热河为行省,分设总督、巡抚各员,其张家口并先行自开商埠[6]:86
  • 9月12日——王和顺率起义军进攻灵山,遭清军截击,9月14日王率20余人入安南,残部退向三那;中英代表在印度西姆拉开议藏印通商章程[6]:86
  • 9月13日——孙中山致函宫崎寅藏,告以防城起义,革命军一举破城,“现时弟欲急筹妥军饷、军械、外交等事,始入内督师”,表示自此不再信任平山周、北一辉、和田等,关于日本之运动,请宫崎一人全权办理,中国同盟会本部、民报社中人,均不必与之商议,同日孙中山委任宫崎寅藏在日本全权办理筹资购械,接济革命军;留日学生总会电军机处、外务部,日俄法协约成立,将有瓜分之祸,日本强争间岛(延吉),实其先导,请万勿让步[6]:86
  • 9月17日——防城起义军在三那宣布解散,由梁建葵率数百人退入十万大山,徐图再举[6]:87
  • 9月18日——清廷以防城失守,谕军机大臣电寄两广总督张人骏查明驻防衡军为革命军内应事,并仍着督饬各军分路追剿;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请创设国会[6]:87
  • 10月1日——孙中山致函何佩琼,特派汪精卫、黄龙生、刘岐山三人来西贡、堤岸两埠,设法速筹巨款,接济军需;清廷通谕调和民教,着各省督抚迅将中国与各国所定约章内传教各条,分发所属各官,随时剀切晓谕,使民教各安本身,化除忿嫉[6]:89
  • 10月8日——孙中山致函邓泽如,告知钦州、防城起义情形,并指示筹款事宜;浙江提学使支恒荣为大通学堂秋瑾密谋起事案,札饬各府县侦拿革命党人;美国陆军部长塔虎脱抵达上海,在上海绅商欢迎大会上重申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6]:90
  • 10月12日——孙中山自日本秘密购械运粤,谋作起义之用,由日轮“幸运丸”运抵广东汕尾(海丰县属),因被清军巡逻艇侦知,未克起卸,“幸运丸”乃驶香港[6]:90-91
  • 10月13日——日轮“幸运丸”抵香港,冯自由急邀胡汉民及日人萱野长知等人开会,决定择定惠州平海卸械,与岸上党人联络图大举,旋因日驻港代理领事知悉“幸运丸”运械事,乃饬该船速离港,计划又告失败;清政府议准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先借外债千万,办理东三省新政[6]:91
  • 10月17日——政闻社在东京开成立大会,该社发起人梁启超登台演说,鼓吹君主立宪,遭中国同盟会会员张继等人殴打,会场亦遭破坏[6]:91
  • 10月19日——孙中山为防城起义事,致函日人宫崎寅藏,请接济革命军饷械[6]:92
  • 10月22日——清廷以革命党人于防城起义,命署广东提督秦炳直驰往钦、廉办理清剿事宜[6]:92
  • 10月26日——《政治官报》在北京创刊,此系清廷为预备立宪而刊行,由宪政编查馆开办;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奏劾奕劻、袁世凯贪私误国,徐世昌、杨士骧陈夔龙等夤缘比附,清廷诏以其摭拾空言,有意沽名,传旨申斥[6]:92
  • 11月1日——清廷命处分防城失事之官吏,仍着张人骏会商秦炳直妥筹剿抚钦廉革命党人,务期尽绝根株[6]:93
  • 11月12日——孙中山在河内接“日本来函必欲派一人回东,以维报局,而固人心”,乃与黄兴、胡汉民详议,决定派汪精卫赴东京处理《民报》事,是日孙致汪电,告此意图,望其于年底回东京筹款[6]:94
  • 11月18日——中国同盟会防城之役领导人王和顺自河内赴广西那模同凭祥土司李佑卿联系,订于是日率游勇夺取镇南关炮台,旋因李与王意见分歧,不听调遣,王折返河内;盛宣怀奏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归并为一大公司,名为汉冶萍煤铁有限公司,定招股2,000万元[6]:95
  • 11月20日——《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失败,是日停刊,该刊于1902年2月8日在日本横滨创刊,共出96号,创办人梁启超[6]:95
  • 12月1日——中国同盟会镇南关之役,是夜革命党人黄明堂奉孙中山命,率游勇80余人攻关,清守兵百余人略抗即降,次晨占领镇南关炮台三座,附近游勇闻风响应[6]:97
  • 12月3日——孙中山偕黄兴、胡汉民等自河内抵镇南关指挥革命军,全军鼓舞,黄明堂奏乐欢迎;美国总统罗斯福于国会咨文中要求国会授权退还庚款,作为中国发展教育之用[6]:97
  • 12月4日——清援兵开到镇南关,发起攻击,革命军反攻,孙中山、黄兴亲临阵地参战,日人池亨吉(孙中山英文秘书)同行[6]:97
  • 12月5日——清军参将陆荣廷派人持函登镇南关炮台,称愿率600人投效革命军,孙中山读函后和黄明堂等商议,决定覆函陆荣廷,使为内应,当晚孙中山、黄兴等下山回安南河内筹款购械[6]:97
  • 12月7日——清廷以广西镇南关右辅山炮台失守,命广西巡抚张鸣岐交部议处,着即督饬各路统将协力进攻,即日克复,并责成龙济光统率前敌各营奋力图功[6]:97
  • 12月8日——镇南关起义失败,革命军与清兵相持七画夜,伤亡敌兵数百名,终以军火不继,寡不敌众,于是夜弃台,退入安南;邮传部奏请设立交通银行,官商合办,股本银500万两,并派李经楚、周克昌分充银行总、协理[6]:98
  • 12月9日——孙中山在安南与一法国银行家洽谈,由该行在法代募军债2,000万元,于占领龙州之日交付第一批款项,是晚获悉炮台失守,谈判遂即中止[6]:98
  • 12月10日——清廷命广西巡抚张鸣岐仍督饬龙济光等择道分兵,相机合攻镇南关革命军,如边事逾紧,应责成广西巡抚亲赴前敌,督率防剿[6]:98
  • 12月11日——清廷以镇南关右军山炮台业经克复,传谕嘉尚张鸣岐,赏给陆荣廷“捷勇巴图鲁”名号,在事兵弁由广西藩库拨赏银2万两,以资鼓励[6]:98
  • 12月12日——孙中山发给日本友人池亨吉证明信,授予其全权执行为中国革命事业筹款事宜,并为同一目的募集粮秣和军需品[6]:98
  • 12月13日——张人骏电奏广东钦廉起义革命党人刘渊明已被拿获,党人黄世钦被击毙,余党已散[6]:98
  • 12月15日——“政闻社”在东京开会欢迎该社总务员马良(相伯),并决定将本部迁设上海[6]:98
  • 12月16日——孙中山致函邓泽如,告以派汪精卫赴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暹罗各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今汪精卫与邓子瑜同赴庇能、吉隆坡及各州府,与诸同志面商,设法速筹巨款,接济军需[6]:99
  • 12月26日——孙中山自河内为汕尾运械事件致萱野长知书慰劳,并嘱“幸运丸”军械再度运来澳门附近海面,以商议再求他举之计划[6]:99

1908年[编辑]

  • 2月2日——清廷授醇亲王载沣军机大臣[6]:104
  • 3月1日——四川中国同盟会会员谋举义于广安,由熊克武组织中国同盟会会员为突击队进攻广安州署,佘英率会党攻巡防营,秦炳集合会党、学生增援,当夜熊克武率队入城,突进州署,因佘英所部受阻,熊克武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脱险出城,起义失败[6]:106
  • 7月2日——政闻社致宪政编查馆电,请宣布于三年内召集国会[6]:120
  • 12月2日——清帝溥仪即位,以明年为宣统元年,行大赦[6]:132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香港大学历史系名誉副教授)连浩鋈博士(Dr. Alfred HY Lin). 《改革-革命-再革命-繼續革命-告別革命(改革開放)的歷程(1900-2000年)》(中國歷史科教師專業發展課程講座紀錄). 香港教育局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组. 2009. ISBN 978-988-80069-4-6.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中国近代史》编写小组. 《中國近代史》. 中华书局. 1977.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段昌国. 傅乐成主编 , 编. 《現代史》. 众文图书. 1990. ISBN 957-532-037-9. 
  4. ^ 冯自由. 〈記鄒容〉. 《革命逸史》. 
  5. ^ 宫胁淳子. 《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來自日本右翼史家的觀點》. 新北市: 八旗文化. 2015 [2011]. ISBN 978-986-5842-66-6. 
  6. ^ 6.000 6.001 6.002 6.003 6.004 6.005 6.006 6.007 6.008 6.009 6.010 6.011 6.012 6.013 6.014 6.015 6.016 6.017 6.018 6.019 6.020 6.021 6.022 6.023 6.024 6.025 6.026 6.027 6.028 6.029 6.030 6.031 6.032 6.033 6.034 6.035 6.036 6.037 6.038 6.039 6.040 6.041 6.042 6.043 6.044 6.045 6.046 6.047 6.048 6.049 6.050 6.051 6.052 6.053 6.054 6.055 6.056 6.057 6.058 6.059 6.060 6.061 6.062 6.063 6.064 6.065 6.066 6.067 6.068 6.069 6.070 6.071 6.072 6.073 6.074 6.075 6.076 6.077 6.078 6.079 6.080 6.081 6.082 6.083 6.084 6.085 6.086 6.087 6.088 6.089 6.090 6.091 6.092 6.093 6.094 6.095 6.096 6.097 6.098 6.099 6.100 6.101 6.102 6.103 6.104 6.105 6.106 6.107 6.108 6.109 6.110 6.111 6.112 6.113 6.114 6.115 6.116 6.117 6.118 6.119 6.120 6.121 6.122 6.123 6.124 6.125 6.126 6.127 6.128 6.129 6.130 6.131 6.132 6.133 6.134 6.135 6.136 6.137 6.138 6.139 6.140 韩信夫、刘明逵、郭永才、王明湘、齐福霖、范明礼、张允侯、张友坤、章伯锋、胡柏立、耿来金、刘寿林、锺碧容、锺卓安、陈崧、王好立、朱信泉、任泽全、蔡静仪、丁启予、陈永福、严如平、柏宏文、吴以群、罗文起、查建瑜、娄献阁、白吉庵、李静之、张小曼、石芳勤、徐玉珍、江绍贞、熊尚厚、刘一凡、郭光、郭大钧、王文端、李起民、李隆基、常丕军、刘敬坤、陈道真、李振民、张振德、梁星亮、董国芳、张守宪、王荣斌、陈敏、章笑明、汪朝光、卞修跃、贾维、陈民、江绍贞、朱宗震编著. 李新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韩信夫、姜克夫主编 , 编. 《中華民國史大事記》.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ISBN 978710107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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