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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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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
དམག་དཔུང་བོད་
存在时期1912年-1959年
国家或地区 西藏
效忠于 西藏噶厦
种类陆军
驻军/总部拉萨
参与战役白朗之乱
康藏边界纠纷
昌都战役
1959年藏区骚乱
指挥官
著名指挥官擦绒·达桑占堆

藏军藏语དམག་དཔུང་བོད་)字面上主要是指西藏历来建立的军队,这里主要是指由1912年到1959年间存在于藏区的陆军,受西藏噶厦政府领导。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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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时期就有藏军,归属甘丹颇章政权的噶厦管理,清廷委派驻藏大臣指挥节制。从1912年因汉地发生辛亥革命,各地军阀陷入连年混战,西藏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趁机完全控制了藏军,1913年成立了藏军司令部,同时发表《告民众书》宣布西藏独立,西藏政府驱逐了清军(主要是川军)。[1]:62

清军被逐出藏后,藏军初期沿用中式训练,同时试用日式、俄式与英式训练。青木文教吴语青木文教将日军的歩兵操典译为藏文,从陆军户山学校毕业的矢岛保治郎负责日式训练,并由他设计建造了能容纳2000人的日式营房。布里亚特蒙古军官丹巴坚赞(Tenpai Gyaltsen)负责俄式训练。藏人用英语进行英属印度式的训练。1916年夏,甘丹颇章政府举行了历时四天的阅兵式,由达赖喇嘛本人主持,检阅了俄式、英式、日式和中蒙混合式藏军,结果政府决定此后藏军仿效英军,在英国人的帮助下,西藏军队的管理、训练、装备、服装全为英式,连操练口令都用英语。1919年,达赖喇嘛请求英国人在江孜成立了军官训练学校,由驻江孜商务委员的英籍军官担任教官,藏军各部队的甲本、定本等轮流到军校受训,每次50名,为期半年左右,然后返回自己的部队训练士兵。藏军军官来此训练一直到1924年。[2][3][4]

除了卫藏外,康区格鲁派大寺大金寺的僧军按照藏军编制,组成一个代本的兵力,接受甘丹颇章政府的指挥,政府授与青狮白象军旗一面,发给英制步枪500支,子弹250,000发。该部队参与了康藏战争。[5][6]

1914年白朗部下从甘肃进入藏区骚扰时,藏军将其赶回甘肃。[7][8]

康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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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政府计划收回所有历史上藏族居住的领土,包括被中国划归四川省青海省藏区[9]藏军在西藏地区的军事实力占主导地位[10]。当时四川与云南军阀之间因为争夺辖区开战,川军的军事力量有限,因此藏军进攻时,四川军阀的辖区逐渐被西藏噶厦政府控制[11]。1918年在第二次康藏纠纷中,川边地区昌都被藏军攻占之后,朵麦基巧移驻昌都[12][10]。在英国代表台克满英语Eric Teichman(Eric Teichman)的调解下,中方代表刘赞廷与藏方代表朵麦基巧强巴旦达双方于8月19日签定《昌都停战条约》,决定停火[13][14]

藏军也多次跟中国国民党军队和西北青海军阀马家军展开边境战。在1932年之后藏军被击败,无法打败中华民国中央与西北青海军阀的军队,因此也失去整个康区昌都以外的地区,使得长江北部成为事实边境。[15]

昌都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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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6日,解放军先头部队渡过澜沧江,与昌都地区的藏军战斗接触。南路解放军第53师第157团在师副政委苗丕一的指挥下于10月8日由牛古渡、角登、竹巴笼渡口强渡金沙江,10月9日击溃竹巴笼藏军第九团守军第一连(20余人)后,沿空子顶、莽岭,经古树村向宁静县城逼近。 1950年10月11日下午15时许,藏军第9团代本德格·格桑旺堆带着心腹等人,在宁静城外古雪村迎接解放军157团先遣小分队,表示率部放下武器,打开县城城门。当天下午,格桑旺堆见到157团政委冉宪生,格桑旺堆提出:

  1. 保证属下全体官兵的人身安全,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
  2. 保送我的3个子女到内地学习,并关照他们未来的前途;
  3. 允许我做一个普通百姓。

53师政委苗丕一建议18军用起义方式处理,结果由张克宇股长协助格桑旺堆写成起义电报,发给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藏军第9代本投共人员共343人,其中有代本一人,如本二人,甲本三人,定本十余人,医生两人。编制为两个营四个连,每连三个排,直属的警卫排、后勤排、号排。[16][17][18]

解放军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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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政府代表在北京举行了签字仪式,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第八条规定:“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西藏军区尚存的11个藏军团约9,300人进行了精减,遣散6,000余人的老弱病残者,保留了比较精良的藏军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第四团、第五团、第六团、第九团,共计七个团约3,300余人。藏军的驻防地不变。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达赖喇嘛商议:为执行协议中的军队条款,西藏噶厦军队必须易旗和换装,达赖同意了这个决定。1952年2月11日上午在拉萨正式换装授予军旗。1955年9月27日中央军委授予西藏军区第一副司令阿沛·阿旺晋美、第二副司令朵噶·彭措绕杰中将军衔。1956年4月15日西藏军区举行授衔仪式,藏军司令凯墨·索南旺堆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西藏军区则代表国防部授予:

  • 藏军第一团团长彭措扎西上校军衔
  • 藏军第二团团长扎白·多杰才旦、桑颇·登增顿珠中校军衔
  • 藏军第三团团长奴马·敏久多吉中校军衔
  • 藏军第四团团长朵噶·索朗多杰中校军衔
  • 藏军第六团团长俊巴·才仁多吉中校军衔。
  • 藏军第九团团长德格·格桑旺堆兼任昌都警备区副司令被授予大校军衔。

1956年9月1日,藏军第一至六团连、营长集体盟誓,反对改革,准备反抗,改编工作未能进行。

1959年3月21日,藏军第一至六团大部分参与了藏人武装起义。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参加反抗的藏军全部被解除武装,就地遣散。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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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设立马基康(藏语དམག་སྤྱི་ཁང威利转写dmag spyi khang),即藏军总司令部,为藏军的最高指挥机关,总揽全藏军务。下设扎康(军械局)、颇康(供给局)、洛局康(训练局)等机构,分别掌管藏军的武器装备、后勤供给及军事训练等,但出兵作战等重大事务须呈报噶厦政府、达赖喇嘛批准。马基康的“马基”即总司令,常设僧、俗职各1人,由达赖喇嘛任命,一般以三品扎萨克充任。首任总司令为擦绒·达桑占堆,副总司令为赤门·罗布旺杰[19]

藏军编制的最大单位称为“玛噶”,字意为“兵营”、“营房”,相当于团。“玛噶”最大者1500人,稍大者1000人,多数为500人。开始只有十个团,按藏文三十个字母的顺序,藏军各部分别称为:

  1. 噶当玛噶—第一团
  2. 卡当玛噶—第二团
  3. 喀当玛噶—第三团
  4. 咬当玛噶—第四团
  5. 贾当玛噶—第五团
  6. 恰当玛噶—第六团
  7. 甲当玛噶—第七团
  8. 惹当玛噶—第八团
  9. 打当玛噶—第九团
  10. 地当玛噶—第十团

1950年秋冬的昌都战役前后,扩编到16个团“玛噶”,增加了第11、13、14、15、16、17团。因为藏语里12是病的意思,不吉利,所以没有12团的编制。

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规定了藏军的编制:[20][21]

  1. 每一“代本”(藏语མདའ་དཔོན威利转写mda' dpon,也音译为“戴琫”或“代奔”)管一“玛噶”500名兵,相当于团长。“代本”意为掌箭官或弓箭长,每一代本以下设两名“如本”。代本的官衔品级,此前均为世袭制。福康安建议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挑选年轻有为者充任,并发给执照,四品官。[1]:464[22]
  2. 每一“如本”管一“如喀”(藏意为队伍,营)250名兵,每一如本以下设两名“甲本”。“如本”意为部队长(相当于营长)。
  3. 每一“甲本”管125名兵,每一甲本以下设五名定本。甲校(藏意为百人单位),长官为甲本—藏意为百伕长(相当于连长)。
  4. 每一定本管25名兵。定校、协敖(藏意为小单位),长官为定本—藏意为分队长(相当于排长)
  5. 九校(藏意为十人单位),长官为九本—藏意为十伕长(相当于班长)
  6. 阿校(藏意为五人单位),长官为阿本—藏意为五伕长(相当于小组长)

代本由噶厦提名、达赖喇嘛批准;如本则由马基提名,噶厦任免;如本以下则由马基康直接任免。如本以上军官须从贵族中选任,平民为军官者最高可任如本。[19]

武器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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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武器

藏军武器来自自制或进口。从印度进口的包括1914年5,000把李-梅特福德步枪英语Lee–Metford、50万发子弹,1921-33年10,000把李-恩菲尔德弹匣式短步枪、20挺路易士机枪、10门10磅弹山炮、20挺机枪,1934-41年10挺路易士机枪、4门山炮、5挺维克斯机枪、3挺训练用机枪,1943-50年5百万发子弹、1000发山炮炮弹、1,260把步枪、144挺布伦轻机枪(1950年可能另有150挺)、168把斯登冲锋枪、42把信号枪、2吋迫击炮、3吋迫击炮、2.75吋后膛山炮、榴弹炮[23]:1016-1017,1024

从单位标准装备来说,每一如本、甲本、定本(即指挥25名兵以上的军官)各有1挺轻机枪,九本(指挥10名兵以上的军官)各有配枪,20人的布伦轻机枪班有10挺布伦轻机枪、10把手枪,5人的机枪班有1挺机枪、1把枪,10人的3吋迫击炮班有2门3吋迫击炮、2把枪,18人的2吋迫击炮班有6门3吋迫击炮、6把枪。[23]:1025

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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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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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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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 1.1 朱丽双. 民國政府的西藏專使(1912–1949).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6-06-01 [2018-06-15]. ISBN 978-962-996-71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13). 
  2. ^ 秦永章. 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军的近代化改革. 《民族研究》. 2007年, (第5期).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3-07) –通过中国西藏网. 
  3. ^ Ryosuke Kobayashi. Zhang Yintang’s Military Reforms in 1906–1907 and their aftermath—The Introduction of Militarism in Tibet (PDF).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2020, (53): 328–331 [2022-11-21].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2-09-21). 
  4. ^ Yasuko Komoto. Japanese Visitors to Tibe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their Impact on Tibetan Military Affairs—with a Focus on Yasujirō Yajima (PDF).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2020, (53): 342,352 [2022-11-21].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2-09-21). 
  5. ^ Kobayashi Ryōsuke. Militarisation of Dargyé Monastery: Contested Borders on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 during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hiers d'Extrême-Asie. 2018年, (27): 150–152 [2023-03-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3-03-07)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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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中共昌都地委昌都地区行署 (编). 《昌都战役文献资料选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0年: 220–221页 [2019-10-30]. ISBN 978722301266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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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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