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藤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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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藤新平
Shimpei Gotō.jpg
第3任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
任期
1898年3月2日-1906年11月13日
前任 曾根靜夫
繼任 祝辰巳
個人資料
出生 1857年7月24日
 日本陸奧國膽澤郡鹽釜村
逝世 1929年4月13日(1929-04-13)(71歲)
 日本京都
專業 醫師文官政治家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後藤 新平
假名 ごとう しんぺい
平文式羅馬字 Gotō Shinpei

後藤新平(1857年7月24日-1929年4月13日)為大日本帝國時期的政治家醫師陸奧塩釜(今岩手縣奧州市)人,曾任東京市第七屆市長東京放送局(今日本放送協會)第一任總裁、拓殖大學第三屆校長、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南滿鐵道會社首任社長、內務大臣外務大臣帝都復興院總裁,1906年封男爵,1922年升為子爵,1928年晉封伯爵。後藤熱衷於童軍活動,也是日本童軍總會的首任會長,是童軍運動推廣者。

後藤是極為稱職的技術官僚,在臺灣民政長官(1898年-1906年)任內,因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軍務繁忙,後藤實際掌握臺灣政治,後出任南滿鐵道會社首任社長,在長春大連等地致力建設,奠定了日本在滿洲的殖民基礎,並在關東大地震後出任帝都復興院總裁,重建了帝都東京。後藤在各地的治績,至今皆為人所稱道。

後藤新平著童軍服裝的照片

早年[編輯]

1857年7月24日,後藤新平出生於日本陸奧國膽澤郡塩釜村(今岩手縣奧州市水澤區)一武士之家,父親十右衛門,在仙台藩水澤館主伊達將監門下當侍衛長,明治維新後歸家務農。後藤新平年幼時給瞻澤縣大參事安場保和當書童,工作之餘,勤學不倦。

1871年,後藤到東京去求學,不得志而歸。1874年,安場保和福島縣縣長時,進入福島縣須賀川醫學校學習後取得醫師資格,行醫數年後留學德國得到醫學博士學位。

青年時期[編輯]

1876年,適逢安場保和愛知縣縣長,邀請他去名古屋一學校當教師,隨後到愛知縣醫院出任三等醫師。西南戰爭時任陸軍臨時醫院醫師,到大阪去護理傷病兵員。1882年,25歲的後藤出任愛知醫學校校長及病院院長。

根據有關資料描述,當時西醫雖然是奇缺,但後藤的提升速度也着實地讓人吃驚。其原因有兩點:一是他醫術高明精湛,有讓人敬佩之處;二是他善於投機專營,處世狡黠,為人左右逢源[1] 。比如,1882年4月,自由黨總理板垣退助在岐阜縣遇刺,根據電邀,他想前去診治,當和愛知縣方面商榷時,縣方不同意,於是他決心犧牲自己的前途,立即前往岐阜醫治,板垣退助看他言語行動與眾不同,對旁人說:「新平是個非凡人物,不當政治家實屬可惜。」正是基於這一點,1883年1月,安場保和將女兒嫁給了後藤。

後藤鑒於當時社會一般衛生知識思想幼稚,感到有設立衛生局的必要,在1889年發表了《國家衛生原理》,主題思想除了談論衛生工作,但字裏行間中已顯露出治國的韜略。此後不久內務省設立衛生局時,受局長長興専齋推薦任內務部技師。1890年被派往德國學習 2 年。

1892年11月,任內務部衛生局局長,他就在其躊躇滿志之時卻因「相馬家內訌」案的牽連,不僅被迫丟掉了局長的位子,而且還被關進了監獄 ,半年後,真相大白而出獄。

後藤新平並未因此次挫折和打擊而沉淪。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軍醫總監黑石忠憨推薦他到明治天皇所在的廣島大本營工作,直到戰後簽訂和約,後藤建議檢疫是當前的緊急任務,於1895年4月任陸軍檢疫事務官長。時任陸軍次官的兒玉源太郎看到他非常勤奮努力工作,把他記在心中,同年9月重任衛生局長,再任2年半,致力於內務行政及衛生設備的革新改善,與北裏柴三郎共同創立了預防傳染病研究所。

台灣民政長官[編輯]

1898年2月26日,首相伊藤博文任命兒玉源太郎為第4任台灣總督,並給兒玉配備了一位能幹的助手,原日本衛生局的一個技術官僚後藤新平,後藤為民政長官,兩人於該日正式走馬上任。

台灣舊習慣調查會[編輯]

後藤新平上任後,檢討以前日本的統治政策,發現有一些缺失。首先他認為台灣一直被清朝政府視為化外之地,自治非常發達。這種自治的習慣是一種民法,然而日本統治者卻輕易破壞這個自治制度,想要引進新的文明、新的法令,這是失敗的根源。今後的方針,應該恢復舊習慣,總督府只站在監督者的立場,只有發現弊害時,才逐漸改善,這樣的行政就事半功倍。當時大多數日本人認為日本文明而台灣野蠻,後藤新平這樣肯尊重台灣舊習慣的想法實在難能可貴。

後藤新平為了徹底尊重台灣舊習慣,首先他展開大規模調查。1900年,後藤新平聘請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於1901年成立臨時台灣舊習慣調查會,後藤新平自己擔任會長。1903年,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織田萬加入調查會。途中,織田萬對調查的對象太龐大、複雜,而有些氣餒,後藤新平勉勵他說:「這是為了世界文化,而且只有日本人能做。」

廢除「三段警備法」[編輯]

後藤新平面臨的最大問題還是抗日游擊隊。在乃木希典時代,對抗日游擊隊採取的策略是「三段警備法」,在抗日游擊隊出沒的地區,由軍隊與憲兵管轄。在平地與市街地,由警察管轄。介於中間的地區,則由警察與憲兵協力管轄。

這個「三段警備法」表面上看起來很合理,其實非常不合理。因為軍隊與警察,不但指揮系統不同,想法也南轅北轍,甚至經常感情不合。對滲透到住民之中的游擊隊,正規軍根本無用武之地。軍隊一聽到游擊隊出現,趕過去時,游擊隊早已消失。於是軍隊開始懷疑當地住民,而難免施行暴力,反而遭來民眾恨意。

後藤新平與兒玉源太郎看出其中缺點,決定廢除「三段警備法」,他們決定讓警察負起治安全責,後藤新平對軍隊演講說:「你們的職務是在治理台灣,不是在征討台灣!」

從此,後藤新平的策略是讓警察深入民眾,孤立游擊隊,並且對游擊隊招降後藤鑑於台灣義民抗日活動頻繁,便把乃木希典總督試行的「土匪招降策」在全台各地推行,但卻在招降抗日分子後進行槍決,最著名的是1902年(明治三十五)4月25日,在斗六、林圯埔、崁頭厝、西螺、他里霧、內林等「歸順式場」中,將被誘降而來的「歸順匪徒」全部當場屠殺。在儀式會場上「臨機處置」或其他方式「斷然處置」的台灣人,據後藤新平在所著的《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自承,屠殺的「叛徒多達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人」。到了1902年,幾乎已經看不到抗日游擊隊的蹤影。

鴉片問題[編輯]

除了抗日游擊隊的問題之外,鴉片也是一大問題。日本國內很多人主張應該嚴禁,可是後藤新平認為應該逐漸禁止。原因在於:

  1. 認為日本人不易染上鴉片,只會危害台灣人,不會危害日本人。
  2. 當時沒有低痛苦的戒癮療法,怕成癮者受不了。
  3. 鴉片專賣收入很高,幫助台灣財政獨立。或投入到軍隊花費,減少抗日人士及匪徒的實力。

他的鴉片漸禁政策是:

  1. 鴉片由政府專賣,政府在各地指定專門藥店,只有在這裏才能買到藥用鴉片。
  2. 由醫生診斷確定為鴉片中毒者,發給証明,持此証明可以買到鴉片。
  3. 鴉片課以高稅。

或有論者以為,在後藤新平的政策下,1900年台灣的鴉片中毒者為16萬9千人,17年後,減少到6萬2千人,1928年,減少到2萬6千人,是後藤新平的漸禁策略獲得成功。實際上,後藤新平的鴉片漸禁政策以獲得鴉片暴利為優先考量,用簡單可行的方式管理吸食鴉片的人口為次,幾十年後鴉片吸食人口的大量減少,和鴉片漸禁政策其實關係不大。鴉片人口的減少原因如下:

  1. 杜聰明等人發明新的戒癮方法,戒癮時低痛苦;在此之前,鴉片成癮者的自然死亡是使用率下降的主因。
  2. 日本人教育成功,讓臺灣人知道鴉片之害,且臺灣人現代意識覺醒(殖民初期,日方一直強調會允許以成癮者繼續使用,以減少抗日情緒;但也在學校向臺灣人宣傳鴉片危害,因而受到國際肯定)。
  3. 台灣上流社會及知識份子態度丕變:本來吸鴉片是台灣高級社交場所的日常景象,反而是日本警察經常在這種社交場所找麻煩、阻止未成癮者進入這種場所;但在1929年左右,台灣知識份子及上流社會突然轉向、要求總督府加強戒癮輔導。
  4. 醫學進步,鴉片可以提煉藥用嗎啡,而且日本在二戰時需要大量藥用嗎啡。
  5. 鴉片收入佔總督府收入銳減,停售鴉片也不會造成財政問題。

綜上所述,後藤新平在鴉片政策上的成功乃是對於台灣財政獨立的扶持之功,並以之支持日軍鎮壓抗日分子的費用,如何幫助鴉片成癮的台灣人戒除毒品並非後藤新平考量的要點。

土地調查[編輯]

在解決完抗日游擊隊和鴉片兩個問題後,後藤新平接着進行土地調查。台灣的土地所有權非常複雜,有大租戶(墾首)、小租戶、(墾戶)、佃農(佃戶),而且有許多隱田。1885年,清朝新任巡撫劉銘傳曾經想要測量全島農田,卻遭至全台灣住民的反抗,甚至引起暴亂,結果失敗。

1898年,後藤新平設立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自己擔任局長。後藤新平對手下再三交代,進行土地測量時要尊重當地人的感情,要尊重他們的祖墳。1904年,土地調查告一段落,台灣總督府以公債向大租戶買農田。而且經過這番土地調查,發現許多隱田,結果實際農田是以往的1.7倍。

1904年,基督徒竹越與三郎(1865-1950)目睹後藤新平的詳細土地調查,讚嘆說:「與這個相比,日本在明治七年實施的地租改革簡直是兒戲!」

道路、鐵路、港灣[編輯]

接下來,後藤新平着力的是道路、鐵路、港灣等交通建設。日本接收台灣的時候,幾乎沒有像樣的道路。村落與村落之間,村落與市街之間,只有30公分寬的小路。在後藤新平主持下,台灣建築了1.8公尺寬的道路5千5百公里,超過1.8公尺寬的道路2千9百公里,超過5.4公尺寬的道路8百公里,超過7.2公尺寬的道路80公里。

接着是鐵路。在清朝統治期間,從1887年花了7年鋪設從基隆到新竹約100公里的鐵路。但是品質不佳,橋是木造,稍為有些轉彎的地方,旅客必須下車一起推火車。日本接收台灣後,民間成立台灣鐵路公司,計劃興建台灣縱貫鐵路。後藤新平上任後,主張鐵路國有,並且認為台灣鐵路的1千萬日圓興建計劃不夠,應該追加到3千萬日圓。後藤新平成立台灣鐵路部,自己擔任部長。1909年,台灣縱貫鐵路完成,比當初預定的還要提早兩年。

接着,後藤新平實施的是建設基隆港與充實衛生設備。尤其是後者,是後藤新平非常重視的項目。台灣當時有許多傳染病,甚至曾經因鼠疫而死了4500人。充實衛生設備最大的重點是建設上下水道。日本剛開始統治台灣時,軍用水道只有基隆與淡水兩處,後來在後藤新平積極推動下,台灣的上下水道比日本國內還要早完成。竹越與三郎於1904年第一次訪問台灣時,驚訝地說:「我所看到的台灣首府,純然是歐洲風的清潔宏闊市街,道路好像東京的道路,甚至比東京的道路還漂亮,步道與車道之間,鋪有水泥,下面有下水道,讓雨水和污水可以排放。」

製糖產業[編輯]

後藤新平並且從美國聘請新渡戶稻造擔任台灣的殖產局長。新渡戶稻造一上任,就前往爪哇考察砂糖產業,回來之後,他對後藤新平說,先讓他了解一下台灣的現況再寫報告書。後藤新平說:「不必先了解一下台灣的現況,在你還未了解台灣的現況之前,寫報告書。要是等你了解台灣的現況,說不定你就寫不出來。不如就你在爪哇所看到的寫心得就好。」不久,新渡戶稻造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根據這份意見書,後藤新平開始改良甘蔗品種、改善耕作方法(特別是獎勵施肥)。在一般傳統社會,要農民採取新方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後藤新平便用補助金方式來「利誘」。新品種和新耕作方法不久就普及開來,甘蔗的生產量大增。接着是製糖工廠的現代化與大規模化。1900年砂糖產量為3萬噸,到兒玉、後藤時代終期為6萬噸,到1937年為100萬噸,二次大戰期間最多為160萬噸,台灣已經不是日本的負擔,而是日本的金雞母。

與孫中山之關係[編輯]

1900年,中國革命家孫中山計劃在廣東惠州起事,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贊同孫中山的計劃,於是兒玉總督命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協助孫中山起事。後因日本內閣改組,第4次伊藤內閣反對介入中國革命,導致惠州起義失敗。1900年11月10日,孫中山化名「吳仲」,與後藤新平同行乘「橫濱丸」自基隆啟航返回日本。

兒玉源太郎重用後藤新平,後藤新平也對兒玉源太郎畢恭畢敬,所以兩人合作非常融洽。兒玉源太郎有好幾次因為要擔任其他職位,要推薦後藤新平擔任台灣總督,但是因為按照日本政府規定台灣總督必須是軍人出身,兒玉源太郎甚至想要建議日本政府取消這個規定,可是都被後藤新平婉辭了。

今天的縱貫鐵路,絕大部分就是在後藤新平的任內所完成的。在台灣林業史上曾經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里山森林鐵路,也是後藤新平主導興建的。到了1904年,台灣財政已可完全自主,無須日本中央在行補貼,甚至一些公共建設還比日本內地還要先進,例如當時的台北地下水道覆蓋率是亞洲第一。

歷任:

譜系[編輯]

後藤實仁
 
坂野長安
 
 
安場源右衛門
 
 
 
 
 
 
 
 
 
 
 
 
 
 
後藤實崇
 
坂野利惠
長女
 
 
安場保和
 
 
 
 
 
 
 
 
 
 
 
 
 
 
 
 
 
後藤新平
 
 
 
 
安場和子
次女
 
 
 
 
 
 
 
 
 
 
 
 
 
 
 
 
 
 
 
 
 
 
 
 
 
 
 
 
 
 
 
 
 
 
 
 
 
 
 
 
 
 
 
 
 
 
 
 
 
 
 
 
 
 
 
 
 
 
 
後藤一藏
 
春子 鶴見祐輔
 
後藤愛 佐野彪太
 
後藤靜
 
 
 
 
 
 

[2]

治理臺灣[編輯]

後藤新平在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任內,進行土地調查、戶口普查及風俗習慣調查,推展生物學的殖民政策,促進科學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與治安警察發展,並招撫抗日份子,攏絡臺灣的門閥士紳,奠定日本在台灣往後的統治基礎。

後藤對臺灣的建設始於醫療衛生的改善。1895年,他受聘擔任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時,着手規劃關於鴉片政策、衛生、自來水下水道等建設。接任民政長官之後,後藤秉持「生物學原則」,開始大規模地進行的調查與建設。後藤曾說:「殖民地行政計劃,在目前科學進步之下,必須根據生物學的原則,也就是要發展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項能夠完成,我們就可以在生存競爭中獲得保全及勝利。」

舊慣調查為臺灣的文化、風俗、民情和律法留下重要的紀錄;而土地及戶口調查的全面與精確,不但成為日本殖民統治與建設的重要基礎,其影響甚至延續到戰後國民政府在臺的施政。

東京青山公墓的後藤新平墓
國立臺灣博物館內的後藤新平銅像。

在產業上,後藤新平選定了在臺灣原本就有基礎的業,引進新式製糖技術、經營模式及大量資本,促使臺灣糖業蓬勃發展。並大力推動鐵路海港公路等交通建設,現今的縱貫鐵路絕大部分就是在其任內所完成,在臺灣林業史上曾經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里山森林鐵路亦是由後藤新平主導興建。到了1904年(明治37年),臺灣財政已可完全自主,無須日本中央補貼,一些公共建設甚至比日本內地還要先進,例如當時臺北市下水道覆蓋率已是亞洲第一高。

國立臺灣博物館入口大廳右邊一龕位原置放其銅雕像,目前已移除改放於頂樓展覽廳與兒玉源太郎銅像一起展示[3]

著作[編輯]

  • 《海水功用論 附海濱療法》(1882年)
  • 《國家衛生原理》(1889年)
  • 《日本膨脹論》(通俗大學會1916年2月出版)
  • 《日本殖民政策一斑》(拓殖新報社1921年初版)
  • 《帝都復興與建築資料》(東京放送局放送講演集,1923年)[4]
  • 《政治的倫理化》(1926年)

評論[編輯]

與共濟會的關係[編輯]

根據文化人類學者綾部恆雄所言,後藤應該是共濟會會員[5]。後藤重用的新渡戶稻造為共濟會會員的可能性也相當高。[6]

黃旺成評論[編輯]

1927年2月20日,臺灣社會運動者黃旺成(菊仙)在《臺灣民報》上認為後藤新平提出了「治台三策」:第一,臺灣人貪財愛錢,可用利益誘惑」;其次,臺灣人貪生怕死,得用高壓手段威脅;第三,臺灣人非常愛面子,可用虛名攏絡。[7]後來這種說法衍生為評斷台灣人民性的知名論點,即:貪財、怕死、愛作官(又稱愛錢、怕死、愛面子)。此論點認為,後藤新平採用了「糖飴與鞭」的兩手策略,一方面以嚴刑峻法對待異議人士,另一方面積極致力於建設臺灣經濟。

戴國煇評論[編輯]

1983年7月2日,臺灣歷史學家戴國煇美國中西部夏令營的演講,舉了一個例子來直言臺灣獨立運動歌頌日本殖民統治政績的危險:

家叔唸了後藤新平所創立的臺北醫學校(後昇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成為開業醫生並賺了大錢。在個人的情面上,家叔一家人或許該感謝後藤新平也說不定;但站在社會科學的立場、民族的尊嚴來言,絕沒有感謝後藤的道理。因為後藤在臺灣開辦醫學校的目的,不是在搞慈善事業,更不是為了臺灣島民的真正健康、福利來辦的;它的真正目的在於,為日本資本家準備健康的投資地,為資本家提供既健康又高效率的勞動力等,卻非靠臺灣人醫生不可。所以日本人治臺不久就開辦醫學校培養臺灣人的醫學人才,模仿諸國在它的殖民地所行一樣。諸位若不相信我的話,請你們想像一下:「瘴癘之地」有何資本家肯前來投資?若殖民地的基層勞動力統統是病弱不堪者,要從何種人的勞動來榨取剩餘價值呢?我們有良知的臺灣人,不至於感謝日本人的統治,更不會再度邀請日本人來當統治民族重新光臨臺灣的。……
我盡力排除後藤新平治臺的神話。我說,難道後藤新平是「孫悟空」嗎?好!就讓你一萬步,我也來個肯定吧!那麼,為何日本政府不學後藤新平的一套在朝鮮半島來試一試?明治政府對外一直是相當團結、相當有其高效能的政府,為何日本人在朝鮮半島得不到你們所肯定的「成果」?我主張:殖民地是由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合為一個整體的。每一個殖民地不但有其前史,另外還都具有其當為被殖民的「客體」的條件。我們臺灣島民雖被逼當了「客體」、飽嚐了不少的苦頭,但我們的父祖輩早在日本侵臺之前已在臺灣樹立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基礎;不然,如何做合情合理的解釋,為何腐朽不堪的清朝會在「邊陲之地」的臺灣敷設鐵路、搞了劉銘傳的新政?我向學界,我向我自己的同胞、尤其被日本人的價值觀念體系迷了心靈的臺灣知識界,提出了問題、投了一個小小的「炸彈」。[8][9]

相關項目[編輯]

備註[編輯]

  1. ^ 王勝利等主編:《大連近百年史人物》,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 後藤新平記念館-後藤家 家系図
  3. ^ 建築瑰寶. 國立臺灣博物館. [2011-09-27] (中文(台灣)‎). 
  4. ^ 《帝都復興與建築資料》
  5. ^ 綾部恆雄《秘密結社》(講談社、2010年)193頁。
  6. ^ 吉田祐二「日本初・國際「超」高級官僚としての新渡戸稲造」(副島+SNSI副島國家戦略研究所『フリーメイソン=ユニテリアン教會が明治日本を動かした』)231頁。
  7. ^ 菊仙(黃旺成),〈後藤新平氏的「治台三策」〉,《台灣民報》第145號(1927年2月20日)第14版。菊仙在該文中說:「後藤新平氏在臺灣做民政長官的時候,從臺灣人的性質上發見了三條的弱點,因為要利用這弱點,所以定了治臺的三策:一、臺灣人怕死--要用高壓的手段威嚇的。二、臺灣人愛錢--可以用小利誘惑的。三、臺灣人重面子--可以用虛名籠絡的。」但實際上未有記錄顯示後藤新平曾提出過這三點。
  8. ^ 戴國煇,〈研究台灣史的經驗談(2)〉夏潮聯合會
  9. ^ 戴國煇,〈研究台灣史的經驗談(3)〉,夏潮聯合會。

相關資料[編輯]

任職順序[編輯]

前任:
曾根靜夫
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
1898年3月2日—1906年11月13日
繼任:
祝辰巳
前任:
堀田正養
遞信省大臣
1908年—1911年
繼任:
林董
前任:
一木喜德郎
內務省大臣(首次)
1916年—1918年
繼任:
水野鍊太郎
前任:
本野一郎
外務大臣
1918年
繼任:
內田康哉
前任:
田尻稻次郎
東京市長
1920年—1923年
繼任:
永田秀次郎
前任:
水野鍊太郎
內務省大臣(再次)
1923年—1924年
繼任:
水野鍊太郎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