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條格
《至正條格》是繼《大元通制》之後元朝政府頒佈的第三部法律，內容包括了元惠宗至正四年（1344年）之前元朝歷代帝王發佈的關於法律方面的一系列聖旨條畫、律令格例以及司法部門所判案例的匯編。
《至正條格》在明初已經只有殘本23卷，到了清朝中期之後已經徹底失傳，2002年在韓國發現元刊殘本《至正條格》兩冊，包括「條格」、「斷例」各一冊，一共25卷。《至正條格》重現於世。
現存殘本《至正條格》內容包括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年）[2]到元惠宗至正四年（1344年）80多年間元朝官方頒佈的關於法律方面的聖旨條畫、律令格例以及司法部門所判案例的匯編，史實多為《元史》所不載。
編修經過
[編輯]元惠宗至元四年（1338年）三月，命中書平章政事阿吉剌根據《大元通制》編定條格，[3]至元六年（1340年）七月，命翰林學士承旨腆哈、奎章閣學士崾崾等刪修《大元通制》，至正五年（1345年）十一月書成，右丞相阿魯圖等入奏，請元惠宗賜名《至正條格》。這部法典共有2909條，其中包括制詔150條、條格1700條、斷例1059條。
至正六年農曆四月五日（1346年4月26日），《至正條格》中的條格、斷例兩部分（2759條）頒行天下。[4]
《至正條格》一共在全國範圍內使用22年，至正二十八年農曆八月二日（1368年9月14日），明軍攻克元大都，元朝退回北方草原後，《至正條格》逐漸失傳。
明朝《永樂大典》中的殘本內容簡介
[編輯]明初修《永樂大典》，將《至正條格》收入，但只是殘本，原書卷數已不可考究，根據《永樂大典》記載，殘本共23卷，分祭祀、戶令、學令、選舉、倉庫、捕亡、賦役、獄官等27目。
清朝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根據《四庫總目提要》記載，《永樂大典》收錄的23卷殘本《至正條格》相關內容介紹如下：
「凡分目二十七：曰《祭祀》，曰《戶令》，曰《學令》，曰《選舉》，曰《宮衛》，曰《軍防》，曰《儀制》，曰《衣服》，曰《公式》，曰《祿令》，曰《倉庫》，曰《廄牧》，曰《田令》，曰《賦役》，曰《關市》，曰《捕亡》，曰《賞令》，曰《醫藥》，曰《假寧》，曰《獄官》，曰《雜令》，曰《僧道》，曰《營繕》，曰《河防》，曰《服制》，曰《跕赤》，曰《榷貨》。
案《元史·刑法志》載，元初平宋，簡除繁苛，始定新律。至元二十一年，中書省咨各衙門，將原降聖旨條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仁宗時，又以格例條畫，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英宗時復加損益，書成，號曰《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制》。自仁宗以後，率遵用之，而不及此書。
據歐陽元序，則此書乃順帝至元四年中書省言，《大元通制》，纂集於延祐乙卯，頒行於至治之癸亥，距今二十餘年。朝廷續降詔條，法司續議格例，簡牘滋繁，因革靡常。前後衡決，有司無所質正。往復稽留，吏或舞文。請擇老成耆舊、文學法理之臣，重新刪定。上乃敕中書專官，典治其事。遴選樞府憲台、大宗正、翰林集賢等官，編閱新舊條格，參酌增損。書成，為制詔百有五十條，格千有七百，斷例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書成，丞相阿魯圖等入奏，請賜名曰《至正條格》。其編纂始末，厘然可考。《元史》遺之，亦疏漏之一證矣。原本卷數不可考，今載於《永樂大典》者，凡二十三卷。」
清朝中期後逐漸失傳
[編輯]清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得23卷的殘本。乾隆帝曾翻閱此書，題詩一首；四庫館臣曾引用過殘本的《至正條格》對所收《元史》進行考證。但是，《四庫全書》只把殘本的《至正條格》列入存目，導致此書後來在中國最終失傳。
長期以來，國內國際元史研究者均認為《至正條格》已經失傳。
2002年元刊殘本《至正條格》重現於世
[編輯]2002年在韓國東南部的慶州發現元刊殘本《至正條格》兩冊[5]，包括「條格」、「斷例」各一冊。由於年代久遠，書籍破損嚴重，經過數年的修復整理，慶州殘本《至正條格》在2007年8月由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正式整理出版，分影印本和校注本兩冊。
現存殘本《至正條格》簡介
[編輯]韓國發現的元刊殘本《至正條格》包括條格12卷、斷例近13卷，以及斷例全部30卷的目錄。據統計，條格存374條，斷例存426條，總數共計為800條，占《至正條格》頒行總條數(條格加斷例一共2759條)的29％。其中現存條格占原條格總數約22％，現存斷例占原斷例總數約40％。
殘本《至正條格》沒有全部條格的目錄，但通過《四庫全書總目》為《至正條格》撰寫的提要，可知其條格篇目分別為：祭祀、戶令、學令、選舉、宮衛、軍防、儀制、衣服、公式、祿令、倉庫、廄牧、田令、賦役、關市、捕亡、賞令、醫藥、假寧、獄官、雜令、僧道、營繕、河防、服制、站赤、榷貨，共27門，與現在的唐令、金令篇目大多相同。
殘本《至正條格》的條格部分依次為第二十三卷《倉庫》，第二十四卷《廄牧》，第二十五卷、第二十六卷《田令》，第二十七卷《賦役》，第二十八卷《關市》，第二十九卷《捕亡》，第三十卷《賞令》，第三十一卷《醫藥》，第三十二卷《假寧》，第三十三卷、第三十四卷《獄官》。據此推斷，其條格的總卷數應有40卷到50卷。
殘本《至正條格》所存斷例目錄，包括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律、捕亡、斷獄11門，除缺少唐律、金律的第一門「名例」外，其餘的篇目、次序皆與唐律和金律完全相同。
《至正條格》的斷例共30卷，現存其前半部分，依次為第一卷《衛禁》，第二卷至第六卷《職制》，第七卷、第八卷《戶婚》，第九卷至第十二卷《廄庫》，第十三卷(後半闕)《擅興》。[6]
現存殘本《至正條格》的重要史料價值
[編輯]在元朝法律中，斷例基本相當於唐朝和金朝的律，條格基本相當於唐朝和金朝的令。這個在斷例和條格的篇目上反映的很明顯。
新發現的殘本《至正條格》，是研究元朝歷史和中國古代法制史極為重要的史料。
殘本《至正條格》收錄了大量元朝後期的法令文書，是研究元朝後期歷史的重要史料。[7]
殘本《至正條格》所收錄至治二年（1322年）以前的元朝文書，雖然時間上和《元典章》重合，所收錄延祐三年（1316年）以前的元朝文書，雖然時間上和《通制條格》重合，但是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是這二書以及其他史籍所沒有記載的。還有的文書則是這二書以及其他史籍雖有但記載不詳，或者記載有誤。[8]
《至正條格》很多內容對《大明律》有明顯的影響[9]，有助於填補中國古代法律演進過程中的缺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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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編輯]- ^ 孔齊《至正直記》卷1「國朝文典」條提到，「大元國朝文典，有《和林志》、《至元新格》、《國朝典章》、《大元通制》、《至正條格》、《皇朝經世大典》、《大一統志》、《平宋錄》、《大元一統紀略》、《元真使交錄》、《國朝文類》、《皇元風雅》、《國初國信使交通書》、《后妃名臣錄》、《名臣事略》、《錢唐遺事》、《十八史略》、《後至元事》、《風憲宏綱》、《成憲綱要》」。
- ^ 根據韓國學中央研究院2007年8月正式整理出版的殘本《至正條格》校注本，書中的《至正條格》條文年代索引，殘本《至正條格》中收錄的官方文件，最早的頒佈於元世祖中統元年（庚申年，1260年），最晚頒佈於元惠宗至正四年（1344年）。
- ^ 根據歐陽玄《至正條格序》（《圭齋集》卷7， 四部叢刊初編本）記載，「至元四年(公元l338年)戊寅三月二十六日，中書省臣言：『《大元通制》為書，纘集於延韋占之乙卯，頒行於至治之癸未(亥)。距今二十餘年。朝廷續降詔條，法司續議格例，歲月既久，簡牘滋繁，因革靡常，前後衡決，有司無所質正。往復稽留，奸吏舞文。台臣屢以為言，請擇老成耆舊文學法理之臣，重新刪定為宜。』」……「台臣屢以為言。」
- ^ 根據歐陽玄《至正條格序》（《圭齋集》卷7， 四部叢刊初編本）記載，「上乃敕中書專官典治其事，遴選樞府、憲台、大宗正、翰林集賢等官明章程習典故者，遍閱故府所藏新舊條格，雜議而圜聽之，參酌比校，增損去存，務當其可。書成，為《制詔》百有五十，《條格》千有七百，《斷例》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冬十一月十有四日，右丞相阿魯圖……等入奏，請賜其名曰：《至正條格》。上曰：『可。』既而群臣複議曰：『《制詔》，國之典常，尊而閣之，禮也……《條格》、《斷例》，有司奉行之事也……請以《制詔》三本，一置宣文閣，以備聖覽，一留中書，一藏國史院。《條格》、《斷例》，申命鋟梓示萬方。』上是其議。」
- ^ 2009年11月27日下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舉行了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至正條格》與元代法制研究」開題研討會，裏面提到，《至正條格》是2002年在韓國慶州新發現的一部非常重要的元代史料。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基地重大項目「《至正條格》與元代法制研究」開題研討會綜述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 殘本《至正條格》簡介內容，參考北京大學歷史系 張帆教授的論文：《重現於世的元代法律典籍 ——殘本<至正條格>》
- ^ 以下內容節選自北京大學歷史系 張帆教授的論文：《重現於世的元代法律典籍 ——殘本<至正條格>》: 「現存元代法令文書匯編中，《通制條格》和《元典章》以收錄文書數量多、範圍廣著稱，但兩書收載下限分別只到仁宗延祐三年(1316)和英宗至治二年(1322)。至治二年以後的文書，雖在《憲台通紀》、《南台備要》、《經世大典》殘卷(見於《永樂大典》)中有一些收載，但局限於監察、驛站、漕運等主題，內容不夠廣泛，數量也比較有限。而《至正條格》選錄的文書，下限一直收到順帝至正四年(1344)，其中有近40％在至治二年以後，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法律、軍事、文化等不同方面，絕大部分都是我們以前不知道的新材料。 例如條格《捕亡》門「防盜」第二條，記載順帝至元三年(1337)刑部根據監察御史意見擬定的「防禦盜賊事理」四款，間接反映了當時江南地區的動盪形勢。斷例《衛禁》門「肅嚴宮禁」第二條，記載泰定四年(1327)上都留守司向泰定帝的奏事，述及上都的商業狀況，頗足珍視。斷例《戶婚》門「僧道不許置買民田」條，是殘本《至正條格》年代最晚的文書之一，記載元廷針對寺觀經濟惡性膨脹的背景，於至正四年發佈禁止寺觀購買民間土地的禁令，為以往任何史料所未言及。斷例《廄庫》門所載文宗至順元年(1330)頒行的「檢閘昏鈔」條(三款)、順帝至元四年頒行的「關防漕運」條(十一款)、至正三年頒行的「漕運罪賞」條(二十四款)，也都是以前沒有見到的重要史料。 還有一些史實，過去僅知大略而不得其詳，也可以通過殘本《至正條格》得到重要的補充。例如《元史》卷34《文宗紀三》記載：至順元年十一月「辛丑，征河南行省民間自實田土糧稅，不通舟楫之處得以鈔代輸」。這是針對仁宗延祐年間在河南清查出的隱漏土地徵稅的舉措。有關命令詳見於殘本《至正條格》條格《田令》門「河南自實田糧」第二條，其中提到在河南查出已經確認的隱漏土地共有435815餘頃，可耕而未耕的土地共有151690餘頃，這兩個數字是我們以往不了解的。又如《元史》卷29《泰定帝紀一》記載：泰定二年(1325)十二月「丁亥，……申禁圖讖，私藏不獻者罪之」。但所禁「圖讖」包括哪些書，並未明言。、殘本《至正條格》斷例《職制》門「隱藏玄象圖讖」第一條，則詳細開列了此次「申禁圖讖」的圖書清單，共達五十餘種，為研究元代文化史提供了重要信息。」
- ^ 以下內容節選自北京大學歷史系 張帆教授的論文：《重現於世的元代法律典籍 ——殘本<至正條格>》: 「 例如條格《獄官》門「恤刑」條，系成宗大德八年(1304)中書省批准的刑部呈文，長達約2900字，詳細記載了當時監獄管理中種種觸目驚心的嚴重弊端，提出整頓措施10條，是研究元朝法制史的重要資料。條格《賦役》門「雲南差發」條，為仁宗延祐四年(1317)中書省奏事，述及雲南行省動用軍隊徵收民間科差的舉措，應當引起雲南地方史研究者的關注。斷例《職制》門「和雇和買違法」條，則是延祐二年中書省根據御史台呈文擬定的判決通例，針對大都路地方官在和雇和買活動中的各類徇私舞弊、虧官害民行為制定了具體的懲罰標準，對於了解元朝的和雇和買制度和吏治狀況很有幫助。這些資料，《元典章》和《通制條格》均未收載，其他書裏也沒有看到。 雖見於他書而記載不詳的材料，如斷例《廄庫》門「鹽課」、「鐵課(第一條)」和「茶課」三條文書，實際上就是元廷在所頒發鹽引、鐵引和茶引上印刷的文字，鹽引文字共分9款，鐵引7款，茶引6款。《元史》卷104《刑法志三食貨》雖有其節略內容，《元典章》亦載有其中一些單獨的款項，但完整的鹽引、鐵引和茶引文字，畢竟只有在《至正條格》中才能看到。又如《元史》卷103《刑法志二職制下》云：「諸鞫獄不能正其心，和其氣，感之以誠，動之以情，推之以理，輒施以大披掛及王侍郎繩索，並法外慘酷之刑者，悉禁止之。」提到的兩種酷刑，「王侍郎繩索」的解釋已見於《元典章》卷40《刑部二刑獄獄具禁斷王侍郎繩索》，「大披掛」則一向不得其解。殘本《至正條格》條格《獄官》門「非理鞠囚」第一條所載世祖至元九年(1372)文書，則明確記載了「大披掛」的含義，即「將犯人枷立」，「上至頭髻，下至兩膝，繩索拴縛，四下用磚吊墜，沉苦難任」。《元史》卷18《成宗紀一》記載：至元三十一年(1294)十一月「壬子，詔以軍民不相統壹，罷湖廣、江西行樞密院，併入行省」。殘本《至正條格》條格《捕亡》門「捕草賊不差民官」條，則記述了這一措施出台的背景，即江西行省、行院在鎮壓抗元活動時互相推諉的情況。凡此種種，有裨於治史甚多。 即使是全文已見於他書收錄的文書，也仍然有校勘的價值。例如條格《關市》門「和雇和買」第六條： 至大四年三月，詔書內一款節該：「諸王、駙馬經過州郡，從行人員多有非理需索，官吏夤緣為奸，用一鳩百，重困吾民。自今各體朝廷節用愛民之意，一切懲約，毋蹈前非。其和雇和買，驗有物之家隨即給價，克減欺落者，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體察究治。」 這條文件幾乎一字不差地出現在《通制條格》卷18《關市》門「和雇和買」第七條，惟獨年代作「至元四年」。哪一個正確呢?可以在《元史》中找到旁證。卷34《仁宗紀一》：「(至大四年三月)庚寅，即皇帝位於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詔曰：『……諸王、駙馬經過州郡，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買，隨即給價，毋困吾民。』」這顯然就是上面所引「詔書內一款節該」，無疑《至正條格》是正確的，《通制條格》本條的「至元」應校改為「至大」。」
- ^ 以下內容節選自北京大學歷史系 張帆教授的論文：《重現於世的元代法律典籍 ——殘本<至正條格>》: 「《唐律》是中國中古時代法典的集大成之作，影響十分深遠。宋朝除宋初照抄《唐律》的《重詳定刑統》(今稱《宋刑統》)外，沒有頒佈過正規的刑律。金朝頒行《泰和律》，篇目一遵唐舊，條文則有少量變動，惜已亡佚，無法進行具體的對比。再下面一部刑律，就要數到《大明律》了。與《唐律》相比，《大明律》的結構發生了變化，由十二篇變為七篇三十門，條文也進行了比較多的增刪分並，可以說面目大異。唐、明律的比較研究，自晚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編》、沈家本《明律目箋》以來，成為中國古代法制史研究的重要課題。而殘本《至正條格》的「斷例」部分，可以在這方面提供重要的幫助。儘管斷例的文字表述形式與律不同，但篇目、條目仍與前後朝代的律典有明顯聯繫。可以注意到一個有趣現象，《至正條格》斷例的篇目仍沿《唐律》之舊，但在各篇的條目上卻往往與《大明律》更加接近。茲舉有關婚姻的條文為例。《唐律》「戶婚」門有關婚姻的條文共21條，《大明律》「戶律」的「婚姻」門共18條。後者條數雖少，但基本囊括了前者21條的內容，同時卻有6條內容為《唐律》所無。這6條分別是：典雇妻女、逐婿嫁女、強佔良家妻妾、娶樂人為妻妾、僧道娶妻、蒙古色目人婚姻。6條之中，典雇妻女、逐婿嫁女、娶樂人為妻妾、僧道娶妻4條，《至正條格》斷例的「戶婚」門均已專設條目，而「蒙古色目人婚姻」一條，顯然也與元朝背景有關。從這個角度看，《至正條格》對《大明律》有比較明顯的影響。相信在這方面，學者還大有深入探討的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