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慰安妇制度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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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些慰安妇招募方式相当于诈骗或者逼良为娼：一开始经常以一般工作的名义掩饰，如招聘护士、工厂女工、军中女清洁队员，直到该等女性签约赴工，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军妓。日本兵败太平洋战争后，中国大陆、台湾、朝鲜半岛的慰安妇向继任的新日本政府展开了漫长的司法诉讼，并要求道歉，纠纷甚起，纷纷成为各政府的政治角力场。日本数十家教材出版社和辞书对慰安妇的本质并无一致的定义，韩国学校教材多强调慰安妇的性质为“性奴”，台湾的历史教材中此事也引致争议。

各国政府反应[编辑]

 中华民国（台湾）
  • 中华民国立法院2008年11月11日院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道歉和赔偿。[1]
  • 2015年6月3日，时任总统马英九宣布，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将于2015年10月25日在台湾成立第一座慰安妇纪念馆[2]。
 南韩
  • 韩国国会2012年9月3日通过议案，要求日本道歉。[3][4]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2013年10月表示，韩国人民对日本拒绝道歉表示不满。[5][6]
  • 2015年12月28日，就慰安妇问题当成共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重新表达道歉与反省之意，并挹注10亿日圆作为支援前慰安妇的基金，双方表示不再重提此争议。[7]但日本共同社2015年12月30日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若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象征受害“慰安妇”的少女塑像不被搬离，日本政府将不会向韩国支付此前约定的10亿日元补偿。[8]
 中华人民共和国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多次对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的态度作出批评。
    • 2014年2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称“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严重反人道罪行”。[9]
    • 2014年3月13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58届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上，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谴责了日本军队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罪行。[10]
    • 2015年10月3日－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计划国际咨询委员会在阿布扎比召开会议，对中国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慰安妇相关资料进行审核[11]。
 菲律宾
  • 菲律宾国会议员2007年提出议案，要求日本道歉。
 美国
  • 美国众议院2007年7月30日通过了121号议案（英语：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ouse Resolution 121），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亚洲其他国家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12][13]美国参议院2014年1月16日（美东时间）表决通过包括慰安妇问题决议案的美国政府2014财政年度预算法案；该决议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亚洲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要求日本就慰安妇问题负起历史及政治责任、作出正式道歉；该决议案不具法律效力，却是美国参众两院首次通过的涉及慰安妇问题的法案[14]。
 荷兰
  • 荷兰议会下院2007年11月20日全票通过一项动议，要求日本就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一事道歉，并对幸存者进行赔偿。[15]
 加拿大
 欧洲联盟
  • 欧洲议会2007年12月13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讨论并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并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给予经济赔偿。[18]
 日本
  • 日本政界对于慰安妇这一历史的取态一直惹起中国和韩国的外交部不满。日本不少保守派在承认日军对待慰安妇的错误的同时，以女性主义角度一并批判韩国军人在越战强奸越南妇女[19]并抛弃越战混血儿，形容两件史事对受害女性而言并无本质不同，讽刺韩国外交部至2015年一直没有对该事发表过任何声明，主张日韩两国该同时向受害女性致歉。[20][21]

吉田证言[编辑]

原日军军人吉田清治（日语：吉田清治_(文筆家)）1977年写了《朝鲜慰安妇和日本人》[22]，1983年写了《我的戦争犯罪》[23]，说是上级命令在朝鲜强拉慰安妇，第一次引发了大众对慰安妇的争论，之后又多次在法庭上如此证言[24]和对外国媒体作出证言[25][26]。许荣善和秦郁彦查出部分内容是编造之后，吉田承认了[27][28]。济州岛出身的史学家金奉玉经过长期查证，证明吉田说的绑架事例是编造的；认为这本书“是一个浅薄的日本人的金钱欲作怪”[29][30]。联合国人权委员会1996年1月的慰安妇调查报告引用了吉田的书[31]。1998年秦郁彦劝他发布声明说是一部小说，吉田虽然说“是我不好，不该被人权职业者利用的”，但是说他已八十五岁了，不能承受这种羞辱。2007年美国众议院的慰安妇报告通过2006年的调查报告间接地把吉田的书当了来源[32][33]。猪濑直树说“虽然只是一个骗子，但是能让日韩关系恶性循环化、让教科书改写、让联合国报告跟着受骗，（吉田）难道不是另一个麻原彰晃吗”[34]。2014年8月5日，朝日新闻认定吉田的证词是错误的。撤回文章[35]。

吉林省档案馆证据[编辑]

2014年4月25日，吉林省档案馆公布了新发掘的证据，这些证据再次证实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有侵略和（或）占领目的的非法进入中国领土（第二次中日战争）、并带有官方性质的要求女性从事其不愿的性行为。

本次公布的证据，关于日本军国主义以侵略和（或）占领为目的之非法进入中国领土的武装部队（以下称日军）；其中，25件档案中记载了20余个地方建有专为日军使用的要求女性自愿或非自愿从事性行为的场所（慰安所），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女性从事其不愿的性行为（女性性奴隶）。[36]

其中名为《南京宪兵队辖区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中详细地记载两处慰安所，分别是1938年2月1日至10日以及1938年2月11日至20日在南京及周边地区的日军建立的设施状况。

档案上所记载的，日军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为其有比例地配备女性性奴隶。仅仅以下关为例，1938年2月初下关驻扎1200人日军，而女性性奴隶的人数为6人，因此女性性奴隶与日军人数的比例为1:200；而后2月20日增加11名，比例变为1:71。

另外档案还提到，芜湖的女性性奴隶人数在短短十天内增加84人；其中约109名女性性奴隶之中，中国的女性性奴隶为25人、朝鲜的女性性奴隶为36人，以上就占芜湖地区以自愿或非自愿从事性行为的女性（这两类统称“慰安妇”）之总数的近。在丹阳，2月10日至20日期间，女性性奴隶中的一人就应满足日军士兵数达到267人；之后因女性性奴隶的人数不够，便要在当地招募“慰安妇”。

在档案中还发现关于日军以公共财政的方式采购“慰安妇”之资金使用方面的档案。其中在“满洲国中央银行资金部外资课关于‘慰安妇’采购资金电话记录”中可得知，在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总共4次用于采购“慰安妇”的资金为53.2万日元。而满洲中央银行称谓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东北实施非法占据和非法拥有的工具，从满洲中央银行转账“慰安妇”购买资金，并持关东军第四课证明办理，是“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为当时日本的国家行为之重要证据”[37]。

自愿说[编辑]

2000年，日本漫画家小林善纪于小学馆出版的漫画《台湾论：新傲骨精神宣言》，引述奇美实业董事长许文龙和伟诠科技董事长蔡焜灿说辞，指慰安妇均为自愿参加，根本不可能强迫前往，而且有稳定的收入，加上有严格的卫生管理，对她们再好不过；甚至还说，能成为慰安妇，对这些妇女而言反而是出人头地。

2001年2月21日，小林善纪说，《台湾论》书中出现的人物包括李登辉、陈水扁、蔡焜灿、许文龙等的谈话内容大多有录音记录，而且他大都是与小学馆的编辑以及自己的秘书、助理同行，至少均留有笔记，因此内容均存真无误；他一贯主张慰安妇是民间的商业行为，“从军慰安妇”这个名称“是有人在小说中用过的名词，历史上并不存在这种名词”[38]。

2001年2月23日，律师王清峰批评，小林善纪自称调查了几个慰安妇，就说“慰安妇不可能被逼迫”、“日本最重视人权”，但日本人自己都说日本是“人权落后国”；所谓的“慰安妇自愿说”，日本右翼人士讲这种话不稀奇，台湾人讲这种话是可悲到了极点、可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有谁家的女儿、姊妹可以忍受这种集体式的强暴？”[39]

2001年2月23日，前白团日籍教官翻译吴德其说，他了解的慰安妇及慰安所，是他在白团担任日籍教官翻译时从这些日籍教官嘴里听来的。吴德其说，白团后勤课程课余之暇，后勤课程二位日籍教官岩坪博秀、大桥策郎曾亲口告诉他，在中国战区、南洋、韩国、菲律宾等地设慰安所，就是出自他们二人之手：慰安妇是以“随军看护妇”名义征调占领区里的妇女担任，受骗上当的各地妇女送到战区后就沦为军妓，专门供日本兵泄欲。吴德其说，他认识的一位慰安妇，被骗到南洋之后，立刻被迫动了结扎手术，以免她在服务日本兵时不慎怀孕；她从此不能生育，孤寂而终。吴德其说，在白团服务期间，他就被告知，湖口台地的营房后及桃园农校旁在当年都设有慰安所，现今已裁撤的军中乐园也是岩坪博秀与大桥策郎当年提的建议。吴德其说，小林善纪用《台湾论》“睁着眼睛说瞎话”否认这段历史，没想到台湾会有人昧著良心说出这种谄媚日本人的话，“我在白团跟日本人共事十七年半，连日本人都亲口承认有慰安所、慰安妇这种事情，为什么国内会有人说出如此悖离史实及如此媚日的话？”[40]

2001年2月24日，小林善纪说，《台湾论》书中所写妇女成为慰安妇是“出人头地”的事并非许文龙所说、而是日本一般的常识，因为慰安妇中有六成是日本人，并非全是被抓去的，这是贫穷时代环境下的悲剧，值得同情；对于《台湾论》有些部分遭政治利用，给许文龙、蔡焜灿等人带来困扰，他十分抱歉及遗憾，希望台湾读者能更全面看此书、不要任凭断章取义；对于各国均有的慰安妇运动，他认为这是一种反日运动，“日本国内有一些左翼人士发起，然后到亚洲各地展开此一运动”，“中国大陆、韩国原本即相当反日，其他地区则有基本经济的动机参与的：像印尼，经媒体宣传，结果一下子出现数万人表示自己曾被抓去当慰安妇，其人数还比军队的人数多，可见已经与事实乖离”；一提起慰安妇问题，便很可能出现“停止思考”的现象，万事皆为之停摆，所以台湾最好不要拿慰安妇问题等来反日[41]。

2001年2月24日，文史工作者徐宗懋说：“怀念军国主义的右翼，在日本社会中当然有其土壤，可是在国际社会中却是声名狼藉，几乎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针对慰安妇问题每年都通过决议，谴责日本政府违反人权；右翼可说年年都要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骂一次，其形象之差可想而知。至于许文龙和蔡焜灿，尽管因为世代背景对战前日本有浓厚的感情，但根据纪录，他们过去始终是很投机的，本能上会对政治强者讲好话；他们的‘不回应’显示出他们根本没有‘日本精神’的，因为真正的日本人在这种情况是一定会站出来回应的。对日本人来说，躲避是丢人现眼的事情，也不符合其摆出来的大男人的姿态。因此，根本原因在于：许蔡两人搞不清楚状况，对国际现状太陌生，才会不知所以然地站到年年被联合国骂的那一边去。”[42]

2001年2月25日，中华民国副总统吕秀莲说，就事实而言，过去她所认知的慰安妇绝对不是出于自愿，因为这些慰安妇到现在都还满怀愁恨；虽然在调查中也了解并不是每一个慰安妇都是强制去的，但慰安妇绝对是历史的错误与不幸，台湾民众对慰安妇要继续给予关心，不能因为《台湾论》争议事件而有影响，立场一定要前后一致；慰安妇议题并不是许文龙的专长，许文龙也不是在接受正式访问时作此答复，他应该是一时失言；如果发现许文龙的认知有问题，就应就这个部分作单纯化处理，而不是任由事件继续扩大[43]。同日，许文龙说，慰安妇的形成有特殊社会背景，“全然是贫穷时代环境下的悲剧，已经是六十年前的事，和现在时代不能相提并论”；他要强调的是，“慰安妇固然不幸、值得同情，但没有大举抓人、强迫情事，这是特殊社会背景下悲剧；反观台湾军中乐园，尽管目前已取消，但其从业女子大都被强迫的，主事者罔顾人道作法，值得非议”[44]。

2001年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批评，《台湾论》中有关台籍慰安妇的描述是只有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才会出现的“汉奸论调”，他不明白为何现在台湾还有这种论调，即使是欧美国家的极右派或纳粹主义政党也不会将战争罪恶合理化[45]。同日，许文龙发表声明，他既未表示慰安妇是为了“出人头地”、也未使用“自愿”字眼叙述慰安妇，小林善纪已在受访时公开表达此事；关于他曾经提到慰安妇“不是被强迫的”一事，他是在指出当时日本政府并不是对慰安妇公开用捉的、而是经过一定程序办理的，他并未否认有些人是在被劝诱或欺骗下才成为慰安妇的；慰安妇的发生是历史的悲剧，与战争一样都是不人道的，他对此深表遗憾也深感同情、并将致力提高女权，“受到有限经验的限制，个人恐有以偏概全、不尽周延之处，但是对于当事人绝无污蔑之意，希望各界能够以理性的态度面对此事”[46]。

2001年3月7日，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罗福全说，慰安妇是由日本军部于二次大战期间在幕后主导，他不同意小林善纪在《台湾论》中所表述的看法；中华民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向台籍慰安妇正式道歉并给予补偿，反对日本政府以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来解决慰安妇问题。同日，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林宏宗说，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造成两种人，一种是受害者、一种是受益者，罗福全与金美龄等人是受益者，可怜的慰安妇则是受害者；罗福全不敢谴责小林善纪，“当年搞台独的骨气到哪里去了”，他质疑罗福全是否真的站在第一线捍卫台籍慰安妇。同日，罗福全回应，日本在野三党曾于2000年10月30日分别提出“促进解决原慰安妇问题”法案，但在审议时间有限及意见分歧下，目前已成废案；如何透过日本国会议员支持此案立法解决，是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往后努力方向[47]。

2001年3月10日，曾任台湾抗日运动人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秘书的林宪说，在台湾日治时代，台湾平民百姓受到日本高压统治而普遍对日本人怀有敌意，当时连酒家女都厌恶日本人，接日本客人的酒家女都被骂是“狗”，所以“慰安妇自愿说”与事实不符；多数台湾慰安妇都是被欺骗或压迫去的，日本政府说要她们去当护士、杂役，最后却是她们为日本军人做性服务[48]。

2014年4月17日，台湾团结联盟立法委员赖振昌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高中课纲公听会发言，强调不支持高中课纲微调，包括历史课纲中将关于慰安妇的论述增加“被迫”二字；他说，慰安妇是否全部都是被迫的，学界还有争议，“教育部有什么证据说慰安妇百分之百都是被迫的？”赖振昌说，在没有定论前，直接陈述慰安妇的历史事实就好；如果硬要加上“被迫”，也该以同样标准检视金门八三一。此言当场引发中国国民党立法委员潘维刚与林郁方不满，批评赖振昌不尊重台湾妇女[49]；担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集委员的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何欣纯则说，“历史是大家的”，不希望慰安妇议题模糊高中课纲微调的讨论[50]；同日，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康淑华表示，本日已接到民众投书表示不满赖振昌说词，她认为赖振昌过度简化“被迫”二字的含意，课纲将慰安妇加上“被迫”二字是符合实情的[51]。

2014年4月18日，抗独史阵线发布新闻稿抨击赖振昌，抗独史阵线共同发起人林明正说，日本殖民者蹂躏、侵害台湾慰安妇，这是超脱国家认同、超脱统独意识的大是大非，一些以台湾团结联盟为代表的台独分子却为了讨好日本军国主义而违背去殖民化的普世价值[52]。

2014年5月，针对第2次安倍内阁宣布调查河野谈话一事，前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说，“且不说前韩国慰安妇的证言可信与否，（日军强征韩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当时的强制性可想像，并非是事实就一定有记载，那样的事不可能有纪录”[53]。

2015年7月31日，台湾反课纲运动中部分学生不满新版高中课纲中对慰安妇加上“被迫”一词，捍卫教育联盟总召集人林致宇痛斥，新版课纲中“被迫成为慰安妇”的“被迫”一词是硬加上去的，“是否有史料证据指出所有慰安妇都是被迫的？”[54]

2015年8月1日，女权运动者吴馨恩在反课纲现场手持“反男性史观，我要女性史观、多元性别史观”的标语，上台发言表示支持反课纲运动，但不认同自愿说[55]，并在隔日投书想想论坛，指出慰安妇自愿说是男性本位史观，忽视女性的不利处境[56]，并于8月6日投书风传媒，表示根本不该去纠结是否自愿，只需要知道慰安妇制度是侵犯人权。[57]

2015年8月4日，民主进步党台北市议员梁文杰批评：“‘亲日独派’或许觉得慰安妇本来就是自愿，也或许觉得日本根本就不是‘殖民政府’；但这会让长期关注慰安妇议题的妇女救援基金会、女权运动者和（台湾）原住民运动者们感到愤怒，也会让台湾在国际上处于无法和人对话的窘态。毕竟，出了台湾，没有哪个国家胆敢为‘慰安妇自愿说’辩护，也没有哪个国家敢说日本在二战前的东亚不是一个殖民帝国。”[58]

201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201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参选人洪秀柱说，高中课纲微调只是把慰安妇加了“被迫”二字就被反课纲运动抗议，“如果到韩国说‘慰安妇是自愿’，会被打死”[59]。

2015年8月22日，《美丽岛电子报》副董事长郭正亮批评：“包括李登辉在内的战后台湾亲日派，常因为反对国民党外来政权、反对‘大中国史观’，故意夸大‘日本皇民’史观以偏概全。这种‘亲日史观’，不但和大中国史观一样唯我独尊，而且在处理二次大战的历史正义问题常陷入不知反省、连美国也无法接受的日本右翼观点，让台湾沦为‘被殖民者同情殖民统治’、‘罹患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国际笑柄而不自知。……连日裔美国众议员都认为‘慰安妇形同性奴隶’，诉诸提案要求认错；台湾本身就是日本殖民的慰安妇受害者，竟然还为‘慰安妇是否被强迫’陷入历史课纲之争！这种‘被殖民者同情殖民统治’的荒唐行径，看在美国人和亚洲人眼里，岂是‘国际笑话’可以形容！”[60]

2015年9月2日，针对反课纲运动学生质问“说慰安妇全被强迫，有证据吗”，康淑华说：

2015年12月30日，前妇女救援基金会董事长叶毓兰说，绿营反对高中历史课纲中有关慰安妇的论述增加“被迫”二字，这是绿营完全附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行为，令人愤怒[62]。2016年2月24日，叶毓兰批评，民主进步党在钓鱼台列屿主权问题与慰安妇议题上态度软弱，却对孙文、蒋中正与中国国民党表示敌意，把转型正义视为自己的遁词，亵渎了“正义”二字[63]。

2021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马克·拉姆塞耶预定2021年3月在国际法律经济学评论发表一篇论文“太平洋战争中的性契约（Contracting for Sex in the Pacific War）”[64]，评论的同行评审过程受到质疑。[65][66]在该篇文章中，作者从不存在的合同中提出了反对意见，声称日本帝国时代被迫沦为性奴隶的慰安妇是出于自愿卖淫。[67][68][69][70][67][71]


诉讼案大事记要[编辑]

 中华民国[编辑]

1992年2月8日，妇女救援基金会透过发掘史料证明台湾慰安妇之存在。2月22日，妇女救援基金会设立全国申诉专线。2月26日，首位台籍慰安妇出面申诉。8月9日，三名台籍慰安妇举行半公开记者会控诉日本政府，要求道歉及赔偿。妇女救援基金会发表系列文章，召开记者会声援慰安妇向日本求偿，并开始要求中华民国内政部对慰安妇展开生活补助、医疗救助、关怀辅导等服务。

1992年3月12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领衔，结合内政部、台湾省政府社会处、台北市政府社会局、高雄市政府社会局、中央研究院、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妇女救援基金会等，成立跨部会之“台籍慰安妇专案小组”。3月13日，中华民国内政部设置台籍慰安妇问题申诉专用邮政信箱，收件地址为“台北邮政13之166号信箱”，开放民众申诉台籍慰安妇问题相关资讯[72]。7月5日，妇女救援基金会公布台籍慰安妇问题第一次调查报告[73]。

1996年2月6日，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日本政府接受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建议，对慰安妇提出一次给付的个人赔偿。8月10日及8月16日，妇女救援基金会举行“要尊严，不要施舍”记者会，揭穿亚洲妇女基金会所散播之不实讯息“日方将赔偿各国慰安妇五百万日元日币，其中二百万日元由国民基金支付、三百万日元由政府支付”，并发起国内募款活动。12月11日，正式递交150位立法委员致日本首相及日本参议院、众议院之连署函，请日本政府尽速制定特别法以解决台籍慰安妇问题。

1997年5月23日，放映前任中华民国法务部部长马英九、立法委员葛雨琴及律师王清峰合力拍摄的台湾首支慰安妇公益广告。8月25日，作家李敖说，由于台湾慰安妇不愿意露脸，“慰安妇”一词对台湾社会大众而言始终是个抽象名词，社会大众看不见慰安妇受苦沧桑的脸，不容易感动社会凝结力量；另一方面，台湾慰安妇没有露脸，使她们难以廓清“娼妓”这个印象，也使妇女救援基金会的主张常被认为不能代表她们，因此她们与妇女救援基金会都不容易获得支持与资源[74]。8月31日，李敖与妇女救援基金会在国立国父纪念馆合办“义助慰安妇：李敖百件珍藏义卖会”，由蔡琴、马英九、张雅琴与金惟纯主持，义卖所得与各界捐款总额为新台币三千八百多万元，李敖全数捐出这笔钱作为台籍慰安妇救援基金，希望台籍慰安妇在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以前拒绝来自日本民间的补偿[75]。

1997年7月26日，台湾原住民排湾族诗人莫那能发表声明抨击《认识台湾》教科书：“目前在台湾幸存的台籍慰安妇当中，已出面登记而经查属实者有二十七名，其中有十名台湾原住民女性。教科书中无一字提及慰安妇的历史事实，是对民族母体、特别是对台湾原住民族母体的严重忽视。”[76]

1998年2月，慰安妇记录片田野调查作业开始。9月，由杨家云导演的纪录片《阿嬷的秘密：台籍慰安妇的故事》首映记者会，该片入围日本山形纪录片双年展，并获得第35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12月，“对日诉讼开步走”，台籍慰安妇日本义务律师团来台。

1999年，赴韩国汉城参加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女性国際戦犯法廷）筹备会议。8月17日，在东京地方裁判所递诉状，正式控告日本政府。7月，妇女救援基金会授权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台湾慰安妇报告》。9月14日，于台北中央研究院举行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最后一次筹备会议，会集各国学者专家共同讨论诉状、受害者证词，为审判做准备。

2000年12月8至12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于日本东京都举行，目的为对日本政府施压，使其承认罪行，对受害者道歉与赔偿[77]。

2001年1月，李碧华所著《烟花三月》一书举行义卖，该书记录中国慰安妇袁竹林的故事。9月25日，东京地方裁判所开庭诘问四位代表台湾出庭的慰安妇，过程中阿嬷详细应答某些较为个人的问题，令阿嬷及众人哽咽鼻酸；日本国内支援团体为阿嬷加油打气。12月4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作成确定判决[78]。

2001年2月21日台湾企业人士许文龙于谈论相关话题时:当慰安妇是为了“出人头地”自愿参加...等等。此说法遭致妇女救援基金会及舆论许多批评扭曲史实。2001年2月26日许文龙发表书面声明致歉。但台湾慰安妇相关团体要求许文龙应当面道歉。

2002年2月9日，一位台湾慰安妇过世。4月29日，台湾慰安妇前往日本交流协会递交抗议信，抗议台湾慰安妇求偿运动十年，日本政府迄今仍不愿面对慰安妇问题。12月5日，“日军慰安妇口述历史”计划开始。12月13日，赴东京参加日军慰安妇人权运动者松井耶依（日语：松井やより）告别式。

2003年3月11至13日，东京高等裁判所第一次开庭。

2004年1月25日，台湾慰安妇纪念馆筹备小组第一次预备会议。2月9日，东京高等裁判所宣判台湾慰安妇对日诉讼。

2005年，妇女救援基金会出版《阿嬷的脸：台湾慰安妇幸存者影像纪录》，妇女救援基金会授权天下文化出版《铁盒里的青春：台籍慰安妇的故事》，妇女救援基金会授权商周出版出版《沉默的伤痕：日军慰安妇历史影像书》，妇女救援基金会授权张老师文化出版《阿嬷的故事袋：老年、创伤、身心疗愈》。2007年，妇女救援基金会出版台湾慰安妇笔记书《爱无境》。

2011年9月1日，第一位公开控诉日军暴行的台湾慰安妇刘黄阿桃逝世[79]。

2013年7月6日，妇女救援基金会与日本战争与和平女性博物馆（日语：女たちの戦争と平和資料館）合办的特展“台湾·‘慰安妇’的证言：被变成日本人的阿嬷”（台湾・「慰安婦」の証言 日本人にされた阿媽たち）[80]开幕，妇女救援基金会与台湾慰安妇郑陈桃出席开幕记者会及研讨会，听众包括日本大学生在内超过100人[81]。

2015年8月15日，马英九在国史馆“从战争到和平：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七十周年纪念特展”开幕典礼致词中说，他相信日本愿意反省检讨，但更希望日本未来应该做得更多更好，尤其是针对所谓“慰安妇”的部分[82]。

2018年8月14日，台湾首座慰安妇铜像在中国国民党协助下，于台南林百货前竖立，前总统马英九出席揭幕。妇女救援基金会也前往日本交流协会抗议，要向日本讨公道。蔡英文政府与台南市政府则表示没有参与此事，定调此为国民党的政治活动。马英九表示在民进党执政之后，从没公开提过慰安妇的事，民进党标榜要转型正义，更应该要为这个议题发声来平抚此历史伤痛。日台交协过官方网站对此事发表正式说明，对于国民党台南市党部有关人员于众多日本观光客造访的台南市闹区设置慰安妇铜像，与日本政府的立场及过去作法相违背，协会至感遗憾[83]。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辑]

1996年2月，山西省的慰安妇侯巧莲和郭喜翠向东京地方裁判所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

2002年3月，东京地方裁判所认定她们遭到性虐待的事实，但作出了驳回原告诉求的判决。4月，原告继续向东京高等裁判所提出上诉。

2005年3月，东京高等裁判所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原告的索赔诉求。随后，原告和原告律师团向日本最高裁判所提出上诉。

2007年4月27日，最高裁判所作出终审判决[84]，认定原告二战时被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但作为《中日联合声明》第五条所述的放弃请求权对象，她们不具有法律上的赔偿请求权。[85]

 南韩[编辑]

参见“釜山从军慰安妇请求诉讼案（日语：釜山従軍慰安婦・女子勤労挺身隊公式謝罪等請求訴訟）”，通称“关釜裁判”（日语：関釜裁判，かんぷさいばん；韩语：관부재판）或“关釜原慰安妇诉讼”（日语：関釜元慰安婦訴訟）

1992年，韩国慰安妇幸存者于日本法院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1998年，山口地方法院裁判，宣告原告胜诉。但是，2003年3月25日，日本最高裁判所判决，原告败诉确定。2016年韩国电影《鬼乡》、2017年《I can say》、2018年《她的故事（朝鲜语：허스토리）》分别参考此事件而拍摄。

2021年1月8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日本政府向12名韩国慰安妇受害人每人赔偿1亿韩元[86]。

2021年4月21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驳回慰安妇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该诉讼遭遇闭门羹[87]。

2023年11月23日，韩国一家上诉法院就二战期间16名慰安妇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赔偿一案作出裁决，要求日本政府对她们作出赔偿。日本外相表示，韩国上诉法院的裁决违反了国际法和日韩两国达成的协议，所以判决极其令人遗憾，绝对不可接受[88]，并召见韩国驻日本大使表示抗议。[89]12月9日，韩国外交部表示，因日本并未上诉，韩国首尔高等法院裁定日本政府应赔偿二战期间16名慰安妇受害者一案已判决确定[90]。

道歉与赔偿之路[编辑]

近期发展[编辑]

韩国[编辑]

2015年12月28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重新表达道歉与反省之意，日方并将挹注10亿日圆，提供韩国政府设立支援前慰安妇的基金，双方同意慰安妇问题就此了结，不再重提[91]；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抚慰慰安妇受害者创伤的措施若得以落实，将不再议论此问题”，“希望这次协议能成为让日韩关系稳定发展的历史契机，明年起建立未来导向的日韩关系。”至于韩国慰安妇则在28日在光州“分享之家”强调受害人要的是日本政府“依法赔偿”，而不是向所谓“从军赚钱者”略施小惠的“补偿”；她们不是因为缺钱才抗争，（日本）既然犯了罪，就该对罪行正式赔偿至于二战期间同样也发生慰安妇悲剧的中国大陆与台湾，日方并无表示[92]。

台湾[编辑]

日本对于台湾政府提出的慰安妇要求仅表示愿意考虑，从未有过官方道歉。截至目前每年台湾仍然存在慰安妇游行

1992年[编辑]

1992年2月，日本社会党众议员伊东秀子（日语：伊東秀子）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找到三通战时电报，明确载明日本政府征召台湾慰安妇并请军方核发渡航证，证实台湾也有慰安妇。[93]

1993年[编辑]

1993年8月4日，由于有日本记者发现一份日军文件显示日军曾经直接参与营运慰安所，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未经国会批准，即承认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史称“河野内阁官房长官有关慰安妇相关调查结果发表的谈话”（慰安婦関係調査結果発表に関する河野内閣官房長官談話），简称“河野谈话”。

1994年[编辑]

1994年8月31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村山首相有关‘和平友好交流计划’的谈话”（『平和友好交流計画』に関する村山内閣総理大臣の談話），表示自己对慰安妇问题抱持“由衷的深刻反省与歉意”（心からの深い反省とお詫びの気持ち），并宣示将实施“和平友好交流计划”（平和友好交流計画）[94]。

1994年11月，国际法律家委员会发表慰安妇报告书，认定日本的慰安妇制度构成战争犯罪并违反禁止贩卖妇孺的国际法，日本应赔偿慰安妇每人至少四万美元。

1995年[编辑]

1995年7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倡议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通过民间募款和政府资助的形式，向慰安妇支付约500万日元的赔偿金。但是在该基金会的赔偿计划公布后，由于赔偿条款规定慰安妇“若接受赔偿，则放弃控告日本政府的权利”，因此遭到各国慰安妇的强烈抗议；也遭到韩国、中国大陆、台湾等地舆论与政府的猛烈抨击，称这是日本政府回避国家赔偿的措施，目的是让日本摆脱国家赔偿问题，从而有利于日本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大多数慰安妇拒绝领取赔偿金。韩国的众多民间团体发起募捐活动，向每位拒领赔偿金的慰安妇支付相同数目的金额。由于遭到各国的抵制，亚洲妇女基金会于2002年5月停止运作，一共只有266人申请补偿。

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发表“村山谈话”。

1996年[编辑]

1996年1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表慰安妇调查报告，建议日本应就慰安妇问题负起法律责任。[95]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调查员库玛拉丝瓦蜜（Radhika Coomaraswamy）在慰安妇调查报告中指出，慰安妇应明确被视为一种性奴隶制度，她认为“军中性奴隶”一词能更贴切反映那些在战争期间每天遭受轮奸和残酷虐待的女性受害者[96]。

2001年[编辑]

2001年10月15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表示“对于慰安妇所遭受的难以估计的痛苦，感到悔恨及自责”。

2007年[编辑]

2007年2月18日，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对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讨论中，由日裔美国众议员迈克·本田与台裔美国众议员吴振伟等六人提案，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二战期间强迫各国女子当慰安妇、并向受难者致歉的《第121号简单决议案（英语：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ouse Resolution 121）》[97]感到可惜，并表示当中部分内容并不准确[98]。

3月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当年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之说缺乏证据”[99]；同日，迈克·本田称“日本不应再玷污自己的名誉，而应尽快、义不容辞地就历史事实道歉，以进一步确立日本的自由民主国家形象”。3月5日，安倍晋三在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备询时重申“遵循河野洋平向慰安妇道歉和反省的立场，但美国国会决议案未根据客观事实，因此即使通过决议，我们也不会道歉”；同日，民主党参议院党团干事长小川敏夫（日语：小川敏夫）斥“安倍晋三的言论会破坏日本支持人权的形象，并损害日本国际信用。”3月6日，针对安倍晋三表示不再为慰安妇问题道歉一事，中华民国外交部抗议表示“深感遗憾”，呼吁日本政府“应以诚意对受害人正式道歉及赔偿。”3月8日，安倍晋三宣布有意让自民党重新调查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将慰安妇议题受到瞩目的原因归咎于美国媒体的炒作。[来源请求]

3月11日，安倍晋三在日本放送协会电视节目中说，日本政府继承河野谈话的立场，他由衷向心灵受到创伤的慰安妇表示道歉。 [100]

3月12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盐崎恭久表示，日本政府不会就慰安妇问题进行展开重新调查。[101]3月13日，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说，自民党没有计划对慰安妇问题进行新的研究。3月14日，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问题议员联盟会（日语：日本の前途と歴史教育を考える議員の会）决定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102]3月16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一份答辩书，称从政府发现的资料中找不到能够直接证明军方或官方曾强征慰安妇。[103]3月26日，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日本共产党议员吉川春子质询安倍晋三是否会正式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安倍回答，他作为首相，在此表示道歉，并重申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继承河野谈话的立场。[104]

4月17日，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日语：日本の戦争責任資料センター）（日本の戦争責任資料センター）、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日语：日本外国特派員協会）（日本外国特派員協会）、战争与和平女性博物馆馆长西野瑠美子（日语：西野瑠美子）共同召开记者会，抨击安倍晋三否定美国众议院《第121号简单决议案》。4月20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一份答辩书表示，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桂林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的判决，对此没有异议。[105]

6月14日，椙山浩一、屋山太郎（日语：屋山太郎）、樱井良子、花冈信昭（日语：花岡信昭）与西村幸祐（日语：西村幸祐）合组的历史事实普及协会（日语：歴史事実普及協会）（旧称“历史事实委员会”）在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整版广告〈THE FACTS（日语：THE FACTS）〉，主张二战期间日军从未强征亚洲女性担任慰安妇，“没有证据证明强征慰安妇”[106]。〈事实〉主张，随军慰安妇并不是一般报导所称的性奴隶，而是在有执照卖淫体制下的工作者，其中许多人收入比战场上的军官高、甚至高过将军，这种卖春行为普遍存在当时世界各地；但〈事实〉也承认，有些“破坏纪律”的例子，如印尼曾发生荷兰年轻女性被迫在慰安所工作的事。但迈克·本田的律师表示，〈事实〉的主张全是数十年来反复的不正确之说，已知这些主张错误、无说服力，毫无评论价值[107]。

6月26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39票赞成、2票反对的票数通过《第121号简单决议案》，敦促日本政府为二次大战期间强征20万慰安妇的行为道歉；该案没有法律约束力，美国政府也不会因为“日本政府不道歉”而祭出任何制裁措施。[108] 对此，盐崎恭久强调：美日两国关系稳固，不会因为美国众议院《第121号简单决议案》这个“不友善决议”而动摇；日本政府不会因为这个决议，而再度为这段历史提出正式的道歉。[109]

2012年[编辑]

2012年1月29日上午，美国纽约州参议院全数通过《日军慰安妇决议案304号》，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于同年1月16日发起本案的参议员托尼·艾维乐（Tony Avella）表示，接到了许多来自日本的电子邮件宣称“日军将韩国女性当作性奴来剥削，是个天大的谎言”，这些邮件的内容几乎全部出自日本极右派团体“抚子行动（なでしこアクション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日语））”网页上的范本文章[110][111]。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听取简报时，纠正国务院官员“慰安妇”的称呼，说应该称“被强迫的性奴”。[112]

2013年[编辑]

5月13日，属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公开建议美军司令允许美国军人进入日本的性服务场所发泄，并且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慰安妇制度为维持军队纪律的必要措施[113]。日本民主党主席海江田万里、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市田忠义（日语：市田忠義）和日本行政改革大臣稻田朋美等有识之士对桥下彻的发言表达强烈不满，认为慰安妇为对女权的严重侵害、是一项错误。5月14日，桥下彻在推特上自辩：“美国（军人）使用法律许可的日本风俗业的服务，不存在任何问题。”就美国国防部官员称桥下的发言“愚蠢”，桥下反驳：“美国很狡猾，美国一贯否定公娼制度，然而美军基地周围风俗业繁荣是历史事实。”桥下还称：“否定受法律承认的日本风俗业，这是对那些出于自愿选择这一职业的女性的歧视。”[114][115]

5月16日，《日本经济新闻》发出社评《桥下彻遭受严厉审视》[116]，称“希望桥下彻认真思考一下，自身的言论为何会产生巨大消极影响”；同日，右派大报《读卖新闻》发表社论，称桥下彻的发言践踏了女性尊严[117]。在5月15日《朝日新闻》采访中，桥下彻表示“（我）完全没有说（慰安妇制度）现在是必要的”，并且解释“（只是）作为一个意见，让（美军）思考这些问题”；《朝日新闻》称为“桥下彻急于灭火 但不收回发言”[118][119]。5月16日，在富士电视台节目中的桥下彻对其随军慰安妇问题的言论解释：“我想说的是，当时是必需的，但现在绝对不能容忍。[120]”“如果有人因误解而遭受伤害，我感到非常抱歉。”

5月19日，桥下彻在电视节目中说：“（慰安妇）一直被描述为举国施以暴行、胁迫、绑架等手段，强行使反感的女性成为‘性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桥下在节目中首先铺垫称“对前慰安妇是负有责任的”，但随后表示：“是不是性奴，将影响在国际社会上的评价。世界各国的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以同样方式利用了女性，仅批评日本是不公平的。”同时桥下彻还就美军冲绳施暴事件等指出：“美国现在闭口不提越南战争期间利用当地女性的过往。”就提议美军利用色情行业的言论，他说：“我对色情行业的从业人员表示歉意，但绝没有侮辱全体女性的意思。”[121]

5月22日，日本维新会代理党魁平沼赳夫在东京发表演讲时再度放炮，直言“那些被称为随军慰安妇的人是‘战地卖淫女’”。根据共同社报导，平沼赳夫于此次演说中谈到日本政府的调查中没有发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史料，还强调“政府并未参与，(当时)也没有随军慰安妇这个词”；同时更力挺桥下彻，称没有证据显示日军胁迫绑架妇女当泄欲对象的发言，“这话没错，并不存在什么性奴。”对于前慰安妇向日本政府索赔的诉讼案件，平沼赳夫也认为，“过去存在公娼制度，曾作为战地卖淫女的女性提起了诉讼。”事实上，有关日本维新会近来的一些涉及慰安妇问题的言论，已经引起联合国人权组织高度关注。日本新闻网指出，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已在21、22日连续两天对日本的人权问题进行审议，表示不能接受桥下彻的主张，将向日本政府提出一份质询书，要求作出正式表态。”[122]

5月23日，91岁的前二战日本兵松本正义表示，他在战争期间担任卫生兵，负责发放保险套给日军，及检查韩国慰安妇是否染上性病。他说：“当时日军经常袭击村落‘猎捕妇女’，之后拉到部队里轮奸。那些排队等著泄欲的日本兵会迫不期待地拉下裤子‘待命’，就像是等著上厕所一样。”在1946年战败遣送回国后成为基督教牧师的松本正义，目前投入反对日本政界人士参拜靖国神社，又挺身而出对日军犯下的罪行公开作证。[123]

2014年[编辑]

1月9日，韩国《朝鲜日报》报导，日本政府透过日本驻法国大使馆（法语：Ambassade du Japon en France），要求法国安古兰国际漫画节主办单位禁止韩国女性家族部在漫画节举办“慰安妇问题展”，理由是“在民间漫画节提出慰安妇问题不合适”；漫画节主办单位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请求，并表示“将按计划举行慰安妇问题展活动”[124]。2月2日，日本驻法国大使铃木庸一（日语：鈴木庸一 (外交官)）说，慰安妇问题展传播“错误观点”，“将把韩国和日本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他深感遗憾；安古兰国际漫画节负责人邦多斯（Franck Bondoux）则说，日本政府没有要求取消慰安妇问题展[125]。另外，“隔壁”、“Nextdoor”等日本出版社集结日本漫画作者的抗议漫画展示，内容暗指韩国在漫画节举办慰安妇问题展的行径如同纳粹等，遭主办单位要求撤展；2月3日，“隔壁”代表藤井实彦表示，日本并非不愿承认这段历史，他们试图对话、用另一种方式补偿韩国受害者，韩国不该用这种方式“粗暴呈现单方面的声音与立场，让漫画节牵扯上政治问题”[126]。

1月25日，日本放送协会（NHK）会长籾井胜人（日语：籾井勝人）在他的就职记者会上说，日本在二战期间使用慰安妇和其他国家没有区别，法国、德国在二战期间都曾有慰安妇，国际间对日本慰安妇的愤怒令他不解。1月27日，籾井胜人为此公开道歉，表示自己的说法“极不恰当”。[127]2月6日，《东京新闻》发表的民意调查显示，57%的被访者认为籾井胜人不适任NHK会长，27%的被访者认为适任[128]。1月28日，NHK经营委员会委员长滨田健一郎（日语：浜田健一郎）批评，籾井胜人的发言看轻了作为公共广播机构最高责任人的立场；同日，籾井胜人在NHK经营委员会会议为此道歉：“结果造成了误解，我对此深刻反省并道歉。”1月31日，籾井胜人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再次道歉，并说“我对给大家带来的误会与麻烦表示由衷的歉意，我对自己的身份还非常不习惯”；同日，滨田健一郎说，已强烈要求籾井胜人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身份。

2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就“籾井胜人涉慰安妇问题发言一事”通过答辩书，指出NHK会长在公开场合发表意见时“应作出合乎会长地位的恰当言行”[129]；同日，NHK广报局向《BBC中文网》记者提出书面答复：“籾井会长正如他在就任记者会上的阐述，对有关他的个人见解不适当之处感到非常抱歉。籾井会长在记者会上对有关个人见解的部分表示取消，同时表明其言论不会反映在NHK播映中。NHK基于《广播法》，维护公平、公正、不偏政党、言论自由等原则的立场不变。有关经营委员的个人言行，广报局方面不予回答，但经营委员会事务局的评论是‘不作为经营委员，是作为个人的行动’。”[128]2月10日，日本记者会议（日语：日本ジャーナリスト会議）（JCJ）发表声明要求籾井胜人辞职，声明指出，除了慰安妇问题以外，认为“政府说‘右’的东西，我们不能说‘左’”的籾井胜人没有资格担任公共广播机构的最高责任人[130]。

2月27日，前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李·阿米蒂奇在美日研究所（U.S.-Japan Research Institute）举行的“中日关系变局对美日联盟的意涵”（Sino-Japan Dynamic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S.-Japan Alliance）研讨会说，慰安妇议题反映日本的道德观，日方应做表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交政策其实对东南亚和南亚用心极深，但在慰安妇议题上令他大感失望，安倍政府应带领日本成为21世纪国家行为的典范[131]。

3月1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三一运动95周年纪念仪式说，目前韩国有55位日军强征慰安妇还健在，她们在痛苦中过一辈子，她们受伤的心灵应该得到慰藉；日本一再否定过去的错误，只会走投无路[132]。

3月3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继承1993年“河野谈话”，认为继承河野谈话和调查谈话拟定过程的做法并不矛盾。[133]

3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上午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被自民党籍参议员有村治子问及“河野谈话”时，表示“安倍内阁不打算修改河野谈话”，但同时表示“不应将历史问题政治外交化，历史研究工作应该交给有识之士和专家”。[134][135]3月31日，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等1600余名日本学者发表联合声明抨击，安倍政府虽然表示无意修改河野谈话，但试图考证河野谈话内容的真实性，这种考证行为会使民众误以为河野谈话毫无依据，等于否认河野谈话内容[136]。

4月4日，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内阁会议报告2014年外交蓝皮书，蓝皮书指出，不应将慰安妇问题“政治化或外交问题化”[137]。4月8日，日本圣学院大学教授姜尚中表示，慰安妇问题并非仅涉及韩国，也与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有关；如果日本人仅仅把慰安妇视为韩国与日本之间的问题，可能会对慰安妇问题的本质有错误的理解[138]。

6月20日，日本针对河野谈话内容提出新诠释。6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日本的历史遮眼罩》（Japan's Historical Blinders），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企图否认历史；社论说，除了日本以外的历史学家都同意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的史实，但日本民族主义者迄今仍否认历史。[139][140]

8月29日，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CERD）呼吁日本对强征亚洲各国妇女为慰安妇一事负起完全责任，CERD副主任委员Anastasia Crickley表示，CERD要求日本政府道歉、提供足够的赔偿给现存的慰安妇及其家人；Anastasia Crickley还说，CERD另相信，否认慰安妇存在的言论无法令人接受，而且日本一直没有立法禁止种族仇恨言论[141]。

10月14日，日本外务省人权人道担当大使佐藤地（日语：佐藤地）在纽约会见联合国慰安妇问题调查报告撰写人拉迪卡·库马拉斯瓦米，以吉田证言失实为由要求库马拉斯瓦米撤除报告有关内容；库马拉斯瓦米回应，吉田证言只是报告制定过程中的证据之一，不能因此否定日本曾强征慰安妇的事实[142]。彻底拒绝佐藤地的要求。

10月2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说“河野谈话有很大问题，应予以否定，政府将为恢复日本的名誉和信任努力申诉”，这是菅义伟上任以来首次公开否定河野谈话[143]。

11月28日，日本《读卖新闻》在日文版和英文版报纸同时发表道歉内容，道歉内容表示，该报在1992年2月至2013年1月期间发行的英文版报纸上，刊载了85篇使用“sex slave”（性奴隶）一词的有关慰安妇的报导；道歉内容表示，不应该使用此词来描述慰安妇，因为“这个词容易造成外国读者的错误理解”；这次道歉被视为安倍晋三及其右派支持者的一大胜利[144]。

2015年[编辑]

2月14日，菲律宾“铭记马尼拉1945基金会”举办马尼拉战役70周年纪念活动，该会联合创始人之一的马尼拉大屠杀幸存者麦克米金·豪尔谈及菲律宾慰安妇问题时说，日本政府正在篡改历史，在菲律宾图书馆里有记载日军对当地妇女所犯暴行的书籍，“我们会把这些资料上传到互联网上，让日本政府再也难以狡辩”[145]。

3月2日，美国历史学会官方期刊《历史的展望》（Perspectives on History）3月号在网站上发表了20名美国历史学家致该刊的一封联名信，第一句话是“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对日本政府最近试图压制日本和其他国家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的历史表示惊愕”；信中批评，日本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寻求更改历史叙述，现在甚至开始直接将目标放在国内外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上，例如2014年11月7日外务省指示日本驻纽约总领事馆要求美国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英语：McGraw-Hill Education）修改世界史教科书《新全球史：传统与交流》中对慰安妇的描述，“为了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安倍晋三政府口头上质疑慰安妇的既成历史事实，并试图删除教科书对这一历史的描述”；信中说，历史学家从事历史研究是为了以史为鉴，“我们反对国家或特殊利益集团为了自身政治目的，而对出版商或历史学家进行施压，试图更改他们的研究成果”[146][147]。

3月10日，日本民主党代表冈田克也在东京与德国总理梅克尔会晤，梅克尔在提及日韩关系时说，“日韩拥有共同价值，促进和解非常重要”，“妥善解决从军慰安妇问题比较好”[148][149]。3月15日，新华网刊登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孙崎享的专访，孙崎享说，日本国内某些势力企图歪曲侵略历史，特别是在慰安妇问题与南京大屠杀事件上：在慰安妇问题上，一些人转移焦点至有无“强征”慰安妇，企图以此否认慰安妇问题的存在；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一些人质疑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死亡人数，企图以此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150]。

4月29日，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演讲，只字未提慰安妇问题，也没有对慰安妇问题道歉；演讲结束后，迈克·本田批评，安倍晋三回避日军在二战时强征慰安妇的行为，演讲时“也没把道歉说出口”，让人感到震惊与可耻[151]。

5月6日，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国的187名世界著名历史学家通过韩联社和韩联社电视台发表联署声明，敦促安倍晋三在日军慰安妇问题上正视历史、承认罪行；策划联署声明的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教授阿列克斯·杜丹表示，声明旨在呼吁日本政府为过去的错误承担责任，而不是歪曲历史或将其利用于政治目的[152]。

5月21日，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接受韩国《中央日报》专访时说，“慰安妇”一词本身就是错误的表达，此词“太过委婉”，因为慰安妇实际上是日军在二战时的性奴隶；对慰安妇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日本也应承担责任[153]。

6月8日，和田春树等281名日本学者在日本参议院议员会馆发表〈日本学者有关2015年日韩历史问题的声明〉，说韩日存在的各种历史问题中最亟待解决的是日军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应负责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154]。

8月14日，安倍晋三发表二战结束70周年谈话，并未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引起国际社会批评。8月14日，韩国新世界党首席发言人金荣宇说，安倍晋三的二战结束70周年谈话在就日本侵略历史进行反省和谢罪时采用“回顾式”表述，提及慰安妇问题时也仅表示“女性名誉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同日，韩国新政治民主联合发言人金圣洙说，安倍晋三的二战结束70周年谈话把慰安妇表述为“尊严受到伤害的女性”，令人遗憾[155]。不过，12月30日，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若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象征受害慰安妇的少女塑像不被搬离，日本政府将不会向韩国支付此前约定的10亿日元（约合830万美元）补偿。[156]

2016年[编辑]

2016年8月16日，劳动人权协会执行长王娟萍说，日本政府若不愿意承认历史错误，在2015年还解禁部分集体自卫权，本年还打算全盘解禁集体自卫权，令她质疑日本军国主义会不会重蹈覆辙[157]。

2017年[编辑]

2013年，大韩民国世宗大学教授朴裕河出书《帝国的慰安妇》，内容指部分慰安妇是自愿前往，引起热论。朴裕河遭控诽谤罪，2017年初地方法院一审判她无罪，2017年10月27日首尔高等法院改判诽谤罪成立、罚金1000万韩元[158]。2016年1月，朴裕河在首尔东部地方法院民事败诉，判赔原告9名慰安妇9千万韩元[159]。

参见[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

新闻报导[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立院決議　要求日本政府對慰安婦道歉賠償. 台湾: 中央社. 2008-11-11 [2021-08-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12）. 
  2. ^ ETtoday政治. 馬總統：成立台灣首座「慰安婦紀念館」，光復節揭幕.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3-01）. 
  3. ^ 韩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撤回独岛领土主张和向慰安妇受害者道歉. 新华网. 2012年9月3日 [2021年8月19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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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ワシントン＝古森義久】米国議会下院が慰安婦問題で日本を糾弾する決議案を審議する際に資料とした同議会調査局の報告書に「日本軍による女性の強制徴用」の有力根拠として「吉田清治証言」が明記されていたことが１２日、判明した。同証言は「昭和１８年、日本の軍隊が韓国の済州島で女性２００人以上を慰安婦として強制連行した」という趣旨だが、その後、虚構だったことが立証されており、米国議会はこの虚構をもとに慰安婦決議案を審議してきたことにもなる。

    問題の報告書は今回、４月３日付で作成された報告書の前の版で、「日本軍の『慰安婦』」と題され、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０日付、１１ページから成る。同報告書は慰安婦についてまず「徴用あるいは欺瞞（ぎまん）によってシステムに入れられた女性たち」と記して強制徴用を示唆した上で、初めの「慰安婦システムの説明」という部分で「強制」の根拠をあげている。その冒頭で同報告書は「早期の詳細の暴露は『私の戦争犯罪・朝鮮人強制連行』という本を１９８３年に書いた元日本軍憲兵の吉田清治氏によってなされた。吉田氏は同書で日本軍への性のサービスを提供する『慰安婦』として韓国内で合計１０００人以上を強制徴用することに自ら加わったことを描写している」と明記している。

    つまりこの記述は吉田氏が日本軍の一員として自ら韓国人女性の強制徴用に参加したことを認めた貴重な証言として提示されているわけだ。

    吉田氏は同書の中で自分が済州島で日本軍兵士とともに地元の若い女性たち数百人を「慰安婦狩り」として無理やりに連行したという体験を述べていた。この「吉田証言」は朝日新聞などによっても大きく報道されたが、その後、歴史家の秦郁彦氏らの調査などで虚構だったことが立証された。

    しかし米国の議員用に法案や決議案の背景などを説明する資料を供する議会調査局では「吉田証言」を事実として扱い、慰安婦決議案の指針として議員たちに提供した。「吉田証言」はこの３日に作成された改訂版の慰安婦問題報告書では削除されているが、実際の決議案が１月末に提出され、２月１５日にその審議のための公聴会が開催されるというプロセスでは議員たちはみなこの「吉田証言」を中心にすえた報告書を参考資料として使ってきたことにな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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