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 (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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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也叫“陈仓石碣”、“岐阳石鼓”,是十座刻有文字的石墩,刻于先秦时期,627年发现于今陕西省宝鸡市的荒野,现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位于珍宝馆内)。由于鼓身上刻凿的文字珍贵,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历代都极受重视。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師、馬薦、吾水、吴人、吾車、汧沔、田車、鑾車、霝雨。
文字
[编辑]石鼓的刻凿年代一直没有定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欧阳修的《石鼓跋尾》也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罗振玉的《石鼓文考释》认为是秦文公时物,又一說是公元6世纪的南北朝[1],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唐兰考定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年)刻[2]。现在比较认可得说法是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文秦刻石考》中认定石鼓刻于先秦时期,但具体年代说法不一。
十座石鼓上都刻有文字,数字不等,共700多个,现在仅存不到500个,每个字有两寸见方,当时的金石学家没有见过这种字体,后来认定这个是介于甲骨文和小篆之间的大篆,被称为石鼓文。
由于石鼓上的文字,使石鼓身价倍增,被当时得文人墨客大为赞颂。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当时的书法家,如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都十分推崇石鼓,并亲自临摹做拓。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頫藏本。许多当时的文学家,如杜甫、苏轼、韩愈等,都为石鼓作诗。
-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做石鼓歌——韩愈
这些文字记录着秦统一前的历史。据唐兰的考证,石鼓上的文字是十首一组的史诗,记述了周王太史来秦宫与王出游的故事。
出土与收藏
[编辑]唐627年,石鼓于陕西宝鸡岐山北坡的荒郊发现,此地曾是秦國旧地。它们是花岗岩质地,每个直径约1米,重约一吨。十座石鼓外形相似,上狭下宽,形似鼓,因此得名石鼓。唐朝人按它得出土地点,命名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
石鼓被发现后一直置于荒郊,许多人去观看并临摹作拓。806年,韩愈为保护石鼓,上书朝廷请求把石鼓搬到太学府,但是没有被采纳,直到814年,郑余庆任国子祭酒(负责主管国家学术教育、文化事业)才采纳了他的建议,将石鼓移到了凤翔文庙,让它们不再遭受风雨得侵蚀。然而,石鼓“乍原”已于814年不知去向,只有九只保存在凤翔文庙。
北宋仁宗時,知鳳翔府司馬池,將石鼓置於府學門廊下,以木櫺圍起來保護。皇祐四年(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从太氏拓片见到乍原的拓片,证明此人曾收藏过乍原石鼓。但向传师赶到关中太氏的老家时,太氏全家已于一年前死于瘟疫,房屋财产全部为避瘟疫传播而烧光。向传师在关中继续查访,居然在他居住的屠户家中发现了石鼓,此时乍原石鼓已经是屠户的磨刀石[3],被切去了上半部分,鼓身上的字也只剩下四个。大观年间,向传师将乍原交给朝廷,运至汴梁。此時全部石鼓上可以辨认的文字只剩下432个[4]。宋徽宗还下令用黄金填注石鼓文,以防磨损。1125年,金兵进军中原,靖康之变后,石鼓被金人运至燕京,剔去石鼓上的黄金,弃之荒野。
1300年,元朝国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发现石鼓,后迁往文廟大成门内保存,平安经历了元明清三代。 1790年,乾隆帝作七律《再題石鼓》一首並附文,其詩文加刻於舊時鑿爲石臼的乍邍(作原)鼓口沿之上。
1936年,石鼓随第四批故宫文物南迁至上海,安置在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库房的底层。三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迁往南京。一年后,石鼓随故宫文物再次起运。南迁途中,在天津和湖南酉阳两次翻车,幸好包装严密,石鼓完好无损。装箱包装前,为保护石皮不脱落,用浸湿的高丽纸敷在石鼓面上,由于高丽纸纤维长,韧性好,湿的时候摁进字口,干后固定在字口。装箱的时候包有两层棉被,四周用稻草塞紧。这都让石鼓在南迁中得到良好的保护。抗日战争胜利后石鼓迁回南京,1950年运回北京,現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寧壽宮石鼓館中。
各地文廟的石鼓
[编辑]在中國各地的文廟中,一般皆擺放仿石鼓而做成的十只石鼓。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曾經將當時先秦石鼓尚存的三百餘字重新編排成十首詩,複製兩套石鼓(各十枚),通稱「乾隆石鼓」。一套藏於北京孔廟,一套藏於熱河文廟(今藏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館)。
注釋
[编辑]參見
[编辑]参考资料
[编辑]- 国宝档案 2004年第6-10集 石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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