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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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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努人
分布地区
 日本11,450(2023年北海道政府调查对象)[1]
 俄罗斯约300(2020年全俄人口普查)[2]
语言
阿伊努语(传统语言;极度濒危)[3]
日语、俄语
宗教信仰
泛灵论(熊崇拜);另有佛教、神道及俄罗斯正教等
日语写法
日语原文アイヌ
平文式罗马字Ainu

阿伊努人(阿伊努语:Aynu,日语:アイヌ,俄语:Айны),又译爱努、爱奴,是日本列岛北部周边的原住民族。其传统居住地域包括北海道、本州北部、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并曾透过广泛的贸易网络与黑龙江下游、鄂霍次克海沿岸及堪察加半岛等地的人群保持长期交流。[4][5]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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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伊努语中,“阿伊努”(aynu/ainu)意为“人”或“人类”,同时也是该民族的自称。“乌塔里”(utari)意为“同胞”。1946年成立的北海道阿伊努协会于1961年改称“北海道ウタリ协会”(北海道乌塔里协会),2009年又恢复“北海道アイヌ协会”(北海道阿伊努协会)之名。[6]

北海道政府于2023年10月1日实施的“北海道阿伊努生活实态调查”中,各市町村能够掌握并列为调查对象的阿伊努人为5,322户、11,450人,分布于60个市町村。北海道政府同时指出,这一数字并非居住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的全部人数。[1]

2008年6月6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及参议院分别一致通过《要求将阿伊努民族认定为先住民族的决议》,要求政府承认阿伊努人为日本列岛北部周边、尤其北海道的先住民族,并进一步推进综合性的阿伊努政策。[7]日本政府同日发表内阁官房长官谈话,表示将在阿伊努人为日本列岛北部周边、尤其北海道的先住民族这一认识下推进相关政策。[8]

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世界濒危语言地图集》将阿伊努语列为“极度濒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的语言。[3]

族群形成与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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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努民族及阿伊努文化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不能简单视为某一单一古代族群未经变化的直接延续。考古学研究一般认为,北海道的续绳文文化之后发展出擦文文化,同时北海道北部及东部亦受到源自萨哈林岛及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的鄂霍次克文化影响。在北海道、日本本州、萨哈林及东北亚之间长期的人口移动、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之下,大约至13至14世纪,具有后来阿伊努文化特征的文化体系逐渐形成。[9]

与古代虾夷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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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古代文献中的“虾夷”(Emishi)主要用以称呼位于本州东北部等地、尚未完全纳入古代日本中央政权统治的人群,其所指范围和性质随时代而有所变化。近代以来,学界曾长期争论古代虾夷是否即为后来的阿伊努人。

考古学研究显示,古代东北北部一方面存在稻作农业,并与古代日本中央政权有密切的政治与物质交流;另一方面,东北北部与北海道自绳文时代以来亦存在一定的文化连续性,部分地区曾属于续绳文文化圈,东北地方也存在被认为源自阿伊努语的地名。因此,将古代虾夷简单区分为“阿伊努人”或“和人”的二元问题,并不足以反映当时东北与北海道人口及文化的复杂关系。古代虾夷与后来形成阿伊努民族的人群之间可能存在人口及文化上的历史连续与交流,但不宜将古代文献所称的所有虾夷一概等同于近世以后的阿伊努民族。[10]

遗传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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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全基因组研究显示,阿伊努人与日本列岛史前的绳文人具有较强的遗传连续性。2012年对阿伊努人、琉球人与日本本土和人的全基因组单核苷酸多态性研究发现,在该研究所比较的日本列岛群体中,阿伊努人与琉球人的遗传关系较为接近,其次为日本本土和人;研究同时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试阿伊努个体具有较近期与日本本土和人的基因交流。[11]

对绳文时代古代基因组的研究亦支持阿伊努人与绳文人之间存在较强的遗传关联。2020年发表的一项古代基因组研究发现,绳文时代个体所代表的遗传成分在现代北海道阿伊努人中所占比例尤其突出,进一步支持阿伊努人保存有大量绳文相关祖源。[12]

但现代研究并不支持将阿伊努人视为自绳文时代以来完全没有发生人口交流的孤立群体。对北海道各地94名江户时代阿伊努人遗骨的线粒体DNA研究显示,其中既保存有北海道绳文人的母系谱系,也存在来自西伯利亚及日本本土人群的遗传影响;研究者因此认为,以阿伊努人为未经明显混合的绳文人直接后裔的简单模型需要修正。[13]

北海道北部及东部的鄂霍次克文化人群亦可能参与了后来阿伊努人口的形成。2021年对北海道出土的一名约900年前鄂霍次克文化个体进行全基因组分析,发现其基因组具有与黑龙江流域、堪察加及绳文相关人群的遗传联系。研究所测试的模型中,将阿伊努人解释为绳文相关、鄂霍次克相关及日本本土相关祖源混合的模型得到良好拟合,但研究者亦指出,当时的数据尚不能完全排除不包含鄂霍次克人直接基因流的其他模型。[14]

2025年发表的另一项早期鄂霍次克文化个体全基因组研究则显示,该个体的祖源可由堪察加相关祖源与绳文相关祖源的混合加以解释,为史前时期北海道与俄罗斯远东之间复杂的人口交流提供了新的直接古DNA证据。[15]

综合考古学、现代全基因组及古DNA研究,目前较稳妥的理解是:阿伊努人口保存了显著的绳文相关祖源,同时在其形成及后续历史中又与鄂霍次克海沿岸、东北亚及日本本土等邻近人群发生不同程度的人口交流。各来源祖源的具体比例及交流时间仍会因研究样本与分析模型不同而有所差异。[13][14]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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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努民族及阿伊努文化的形成过程,参见上文“族群形成与遗传学”。中世以后,阿伊努社会逐渐成为连结日本本州、北海道、萨哈林岛、黑龙江下游及鄂霍次克海沿岸地区的重要贸易参与者。

中世的贸易网络与北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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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自13世纪起,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向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活动和迁移,并建立起跨越鄂霍次克海周边的贸易网络。其交易范围向西延伸至黑龙江下游,向东北则与堪察加地区相连;毛皮、鹰羽等北方物产,与来自日本本州的漆器、铁器以及来自东北亚和欧亚大陆的丝织品、玻璃珠等商品在这一网络中流通。[5]

阿伊努人向萨哈林岛扩展后,与当地尼夫赫人之间曾因资源与活动范围发生冲突。1264年,控制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元朝派兵支援尼夫赫人,此后约四十年间与萨哈林阿伊努人发生断续战争。1308年双方达成和解,此后萨哈林阿伊努人向元朝输送毛皮等物品,阿伊努人与尼夫赫人之间亦逐渐形成贸易关系。[16]

山丹服(虾夷锦、山丹锦),摄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

17至19世纪,萨哈林及黑龙江下游的跨地域贸易持续发展。阿伊努人与被称为“山丹人”的乌尔奇人、尼夫赫人、赫哲族等黑龙江下游民族进行交易,以毛皮、日本铁器等换取中国丝织品、玻璃珠、铜钱和鹰羽等物品。经萨哈林传入的中国丝织官服及织物又通过阿伊努人与和人的交易进入日本,被称为“虾夷锦”。阿伊努人因而长期参与连结日本列岛、萨哈林与黑龙江下游的跨地域贸易网络。[17]

与和人的贸易及松前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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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研究绘制的17世纪阿伊努地域集团示意图,呈现沙牟奢允之战前后北海道各地阿伊努集团的大致分布。

约自14世纪起,来自本州的和人逐渐在北海道南部沿岸建立定居和贸易据点。1457年,以胡奢麻尹为首的阿伊努势力与道南和人势力爆发胡奢麻尹之战。1550年前后,蛎崎氏与道南阿伊努首领就和人居住地与贸易规则达成协议。1593年,蛎崎庆广获丰臣秀吉承认其在虾夷地的地位;1604年又获德川家康授予对阿伊努贸易的独占权,其后形成松前藩对北海道南部及阿伊努—和人贸易的控制体系。[18]

随著松前藩对交易的控制加强,阿伊努人自由从事贸易的空间逐渐缩小。1669年,日高地区首领沙牟奢允领导的阿伊努势力与松前藩爆发沙牟奢允之战。18世纪以后,松前藩逐渐将各地交易场所的经营交由和人商人承包,形成场所请负制;不少阿伊努人被纳入渔场等场所的劳动体系。1789年,国后岛及根室一带因承包商人的剥削和恶劣待遇爆发国后目梨之战,起事遭镇压后有37名主要参与者被处决。[18]

幕府直辖与近代国境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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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以后,俄罗斯在北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增加。为加强对北方的控制,江户幕府于1799年将东虾夷地改为幕府直辖,1807年进一步直辖西虾夷地;1821年又将虾夷地交还松前藩。[18]

现存人口统计显示,19世纪前半阿伊努人口出现显著下降;涵盖北海道及千岛群岛部分地区的统计中,阿伊努人口由1822年的21,678人降至1854年的14,429人。[19]研究指出,和人渔场经营的扩张及阿伊努人被纳入渔场劳动体系对传统社会造成冲击,与和人接触增加所带来的天花、麻疹等传染病亦是人口减少的重要因素。[20]

1855年签订的《日俄和亲通好条约》以择捉岛与得抚岛之间作为日俄在千岛群岛的国界,而萨哈林岛则未划定国界。这些近代国家边界的形成逐渐将原本跨越北海道、萨哈林和千岛群岛活动的阿伊努社群分隔于不同国家统治之下。1869年,明治政府设置开拓使,将“虾夷地”改称“北海道”,并废除场所请负制度。1875年日本与俄罗斯签订《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后,日本政府将居住于萨哈林南部阿尼瓦湾一带的841名阿伊努人迁往北海道宗谷,翌年又将其中多人迁至石狩国对雁。[18]

明治时期与同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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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政府在北海道推行近代土地制度和开拓政策。1871年《户籍法》公布后,阿伊努人被编入近代日本户籍制度;同年,开拓使禁止女性纹面等部分传统习俗,并推动日语学习。其后,土地制度及对传统狩猎、渔业活动的限制,使阿伊努人的传统生计受到显著影响。1878年,开拓使在行政上统一以“旧土人”称呼阿伊努人。[18]

1899年,日本政府制定《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该法规定可向从事或准备从事农业的阿伊努家庭无偿下付土地,并设有农具及种子给付、医疗与生活救济、教育以及共有财产管理等措施。[21]这些政策以农业定居和教育改善生活状况为名,但土地数量与品质、农业条件等存在多项问题,未能充分改善阿伊努人的经济状况;以和人社会为基准的教育和同化政策也进一步削弱阿伊努语及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1901年公布的旧土人儿童教育规程,更将阿伊努儿童与和人儿童分开,以日语实施较为简化的教育。[18]

近代日本社会中亦存在针对阿伊努人的歧视,一部分人因此隐瞒自己的阿伊努出身。20世纪初的博览会中,阿伊努人还曾与日本殖民地及其他地区的人群一同成为所谓“人间展示”的对象;1903年大阪第五届内国劝业博览会期间设置的“学术人类馆”即为其中之一。[22]

战后民族运动与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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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北海道阿伊努协会成立。1961年,协会为降低会员加入时对“阿伊努”名称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改称“北海道ウタリ协会”。1980年代以后,阿伊努民族运动进一步要求以新的法律取代《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1984年,北海道ウタリ协会通过《阿伊努民族相关法律(案)》。1986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有关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的言论引起阿伊努团体抗议;1987年,阿伊努代表首次参加联合国先住民工作组会议,此后持续参与国际先住民族权利相关活动。[18]

1991年,日本政府在依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提交的第三次定期报告中,首次明确表示阿伊努人因具有独自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可以视为该公约第27条所称的少数民族,但当时仍未承认阿伊努人的先住民族地位。[23]

1992年12月10日,时任北海道乌塔里协会理事长野村义一受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世界先住民国际年”开幕式上代表阿伊努民族发表纪念演说。野村在演说中批评近代日本的同化政策、土地与传统生业的丧失及持续存在的歧视,并要求日本政府与阿伊努人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及透过对话保障包括民族自决在内的先住民族权利。[24]

1997年3月,札幌地方裁判所在二风谷水坝诉讼判决中承认阿伊努民族享有其固有文化的权利,并在判决中将阿伊努人视为先住民族。[25]同年,日本制定《阿伊努文化振兴法》,《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同时废止。[26]

2007年,日本投票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2008年6月6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一致通过《要求将阿伊努民族认定为先住民族的决议》,日本政府同日表示,将在阿伊努人是日本列岛北部周边、尤其北海道的先住民族这一认识下推动相关政策。[26]

2019年,日本国会通过《阿伊努施策推进法》,并于同年5月施行。该法首次在日本国家法律中明文将阿伊努人定位为先住民族,并将文化振兴、地方振兴、产业及观光等纳入综合政策框架。[26]2020年7月,位于北海道白老町的ウポポイ(民族共生象征空间)正式开业,作为阿伊努文化复兴、传承及研究的国家级据点。[26]

另一方面,部分阿伊努团体及相关人士认为2019年法律较著重文化振兴、行政支援与观光,对土地权、自然资源利用及自决等先住民族集体权利处理不足。“コタンの会”代表清水裕二等人亦曾公开反对将阿伊努人及阿伊努文化单纯作为观光资源。[27]

2020年,北海道浦幌町的阿伊努团体 Raporo Ainu Nation(ラポロアイヌネイション)起诉日本政府及北海道,要求确认其在浦幌十胜川传统水域捕捞鲑鱼的权利。札幌地方裁判所于2024年驳回其请求;2026年7月,札幌高等裁判所维持原判。法院承认作为先住民族的阿伊努人享有其固有文化的文化享有权,但认为原告所主张的鲑鱼渔业权具有较强的财产权性质,不能因此认定为文化享有权的一部分。原告其后决定不上诉。[28][29]

人口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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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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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努人的传统居住地域主要包括北海道、本州北部、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17至19世纪的历史资料显示,阿伊努社群在北海道各地以及萨哈林、千岛等地广泛分布,各地之间亦存在人口移动和与其他民族的接触。[30]

北海道政府2023年实施的“北海道阿伊努生活实态调查”中,各市町村能够掌握并列为调查对象的阿伊努人为5,322户、11,450人,分布于60个市町村。北海道政府明确指出,这一数字并不是居住于北海道的全部阿伊努人口。[1]

阿伊努人亦居住于东京等北海道以外地区,日本政府曾专门实施“北海道外阿伊努生活实态调查”。由于现行调查并非以民族身分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加上历史同化、自我认同及调查方式等因素,日本全国具有阿伊努身分或祖源的人口没有统一而完整的统计数字。[26]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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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两名萨哈林阿伊努男性,布罗尼斯瓦夫·毕苏斯基摄。

历史上,阿伊努人亦曾居住于萨哈林岛南部、千岛群岛以及与堪察加半岛相邻的北太平洋地区。20世纪中叶以后,俄罗斯境内的阿伊努人口大幅减少,但人口普查中仍有人申报阿伊努民族身分。

1897年俄罗斯帝国人口普查中,共有1,446人将阿伊努语申报为母语,其中男性763人、女性683人。由于该次普查以母语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自我认同进行分类,这一数字不能直接与现代俄罗斯的阿伊努人口统计相比。[31]

2010年俄罗斯人口普查中有109人申报为阿伊努人;在俄罗斯官方称为“2020年全俄人口普查”、主要于2021年实施的下一次人口普查中,申报阿伊努民族身分者增至约300人。[2]俄罗斯境内阿伊努人的民族认同、人口统计和法律地位仍存在争议,因此不宜把人口普查中的自我申报人数直接视为传统阿伊努语或文化实践者的人数。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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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前阿伊努语及其主要方言的历史分布示意图。

阿伊努语是阿伊努民族的传统语言,其与其他语言之间的系属关系迄今尚未得到学界普遍确认。阿伊努语与日语在长期接触过程中彼此吸收了一部分词汇,但两者在基本词汇、语法结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32]

历史上的阿伊努语并不是单一而完全统一的语言形式,而存在显著的地域方言差异。传统上可大致分为北海道、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等地域的语言变体;北海道内部又存在沙流、千岁、旭川、十胜、钏路等不同地方方言。各方言之间的词汇、语音和部分语法存在差异,历史上亦没有由单一权威制定的标准阿伊努语。阿伊努语原本主要依靠口头传承,近现代的记录则多使用片假名或拉丁字母。[32]

明治时期以后,日语教育、社会同化及人口流动使阿伊努语的日常使用急剧衰退,家庭内的代际传承受到严重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阿伊努语列为“极度濒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的语言,日本文化厅亦将其危机程度列为“极めて深刻”。[3]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阿伊努个人、地方团体、研究者和文化机构持续进行语言复兴,包括开设阿伊努语教室、编纂辞典、整理录音资料和口承文学、培养新的使用者等。国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馆亦建立阿伊努语数位档案,保存不同地区母语使用者留下的录音与语言资料;文化厅则持续资助阿伊努语的档案化与使用者培育工作。[3][33]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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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努文化具有显著的地域和时代差异。北海道、萨哈林岛与千岛群岛的阿伊努社群在语言、服饰、生业、仪礼及与周边民族的交流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地域传统。萨哈林阿伊努与尼夫赫人及乌伊尔塔人等民族历史上关系密切,在物质文化和纹样等方面可见长期交流。[34]千岛阿伊努的生业中海兽狩猎所占比重较高,部分服饰和纹样亦呈现不同于北海道的地域特征;18至19世纪以后,特别是北千岛社群又日益受到俄罗斯势力及俄罗斯正教会的影响。[35][36]

现代阿伊努文化也并非仅指近代以前的传统生活,而包含战后以来持续进行的文化传承、复兴与新的文化创作。国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馆的常设展即从阿伊努自身的视角,以“语言”、“世界”、“生活”、“历史”、“工作”和“交流”六个主题介绍阿伊努文化。[37]


宗教与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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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870年日本绘画所描绘的阿伊努送熊仪式(iomante)。

传统阿伊努世界观认为人类所处的世界与各种“神威”(kamuy)密切相连。动物、植物、火、水和其他自然现象,以及某些对人类生活具有重要作用的事物,均可能被理解为神威在人类世界所呈现的形态。人们通过祈祷、供酒、祭祀和其他仪礼与神威维持互惠关系。[38]

在阿伊努语的传统世界观中,人类生活的世界可称为“aynu mosir”,与神威所属的“kamuy mosir”(神之国)相对;aynu mosir亦可指“阿伊努之国”,在部分语境中主要指北海道。[39]

阿伊努仪礼中常使用称为inaw的削花木币作为祈祷与祭祀用品,也有向神威奉酒的kamuy-nomi等仪式。最广为人知的仪礼之一是iomante,即把在动物形体中来到人类世界的神威送回其世界的“送灵”仪式,其中以熊的送灵仪式最为著名。将这一信仰简单称为“熊崇拜”并不足以概括阿伊努宗教,因为其宗教世界包含多种自然、动物、祖先和生活相关的神威。[38]

聚落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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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道二风谷复原的阿伊努传统住宅“cise”。

传统阿伊努聚落称为kotan(コタン),该词在阿伊努语中可指村落、聚居地或人们居住的地域。[40]kotan通常由若干家庭构成,多位于河流、海岸或其他便于捕鱼、狩猎和交通的地方。住宅称为cise,一般为木构架的一室建筑,屋顶及墙壁使用茅草、芦苇、树皮或不同地区可以取得的植物材料覆盖。[41]

住宅中央设有炉火,用于取暖、烹调和熏制食物,同时具有宗教意义。房屋通常设有数个窗户,其中面向祭坛方向的一扇窗具有特殊的仪礼地位;屋外可设置放置inaw等祭具的祭坛。聚落周围另有仓库、鱼肉干燥架等生活设施。住宅形态及聚落规模依地区和时代而有所差异。[41]


生计与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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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阿伊努生计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纯粹的狩猎采集经济。阿伊努人亦种植粟、稗、豆类、芜菁等作物,并长期参与北海道、本州、萨哈林和东北亚之间的贸易。[42]

不同地区的食物来源随自然环境而异。北海道许多河流的鲑鱼是重要食物和交易物资,此外亦捕捞鳟鱼等鱼类,狩猎鹿、熊、兔等动物,并采集山菜、坚果、浆果及百合根等植物。食物可通过干燥、熏制、冷冻等方法保存,以供冬季及贸易使用。[42]

阿伊努传统料理包括以肉类、鱼类和野菜煮成的汤食ohaw,以及使用谷物或淀粉制作的食物。食材取得和料理方式具有显著地域及季节差异,近现代以后也受到日本及其他邻近饮食文化的影响。

服饰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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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白老阿伊努民族博物馆中身穿传统服装的阿伊努人。

阿伊努传统服饰所使用的材料因地域、时代和贸易条件而不同。代表性的服装之一为attus,以榆科等树木的内树皮纤维制成线后织成布料,再以布条、刺绣等方式装饰。自与和人及其他地区的贸易扩大后,棉布、丝织品等外来材料也被广泛使用。[43]

刺绣和布条缝制形成的几何纹样是近现代最具辨识度的阿伊努工艺之一,但不同地区及个人的图案、名称和技法均有差异。木雕亦广泛用于制作祭具、器皿、烟具、刀鞘及其他生活用品。近现代阿伊努工艺人在传承传统技术的同时,也发展出新的艺术和设计形式。

经山丹交易取得的物品也进入阿伊努的物质文化之中。玻璃珠被广泛用作女性的首饰及仪礼用品,铜钱亦可加工为装饰品;相较之下,虾夷锦本身在阿伊努社会中的使用较少,更多成为与和人交易的重要商品。[44]

身体装饰与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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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的北海道阿伊努夫妇,女性可见传统嘴部纹面。

传统上,阿伊努女性具有在嘴部周围施行纹面的习俗,部分地域亦在手背至前臂施行纹面。纹面通常自少女进入青春期后逐步施行,与成年、婚姻、审美及宗教观念等相联系,其具体形式和施行方式因地域而有所差异。[45][46]

1871年,明治政府将禁止阿伊努女性纹面作为同化措施之一。官方资料记载,禁令颁布后仍有一些女性继续施行纹面,因为这一习俗与婚姻以及死后世界的观念密切相关。[47]

口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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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阿伊努语历史上主要依靠口头传承,阿伊努社会发展出丰富的口承文学。不同地方对文类的称呼有所差异,其中包括以英雄故事为主的yukar、以卡姆伊为叙事主体并常带有反复句的kamuy yukar,以及叙述人间故事和传说的uwepeker等。[48]

20世纪以后,研究者和阿伊努语传承者大量录音、记录这些口承作品。知里幸惠于1923年出版的《爱努神谣集》将阿伊努神谣以阿伊努语罗马字转写和日文翻译的形式出版,成为近代阿伊努口承文学记录的重要作品。其后,萱野茂、知里真志保等阿伊努人士和研究者亦对语言及口承文化的保存留下大量资料。

音乐与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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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白老阿伊努民族博物馆中表演阿伊努传统舞蹈的男性。

阿伊努传统音乐包括歌唱、舞蹈以及乐器演奏。代表性乐器包括口簧琴mukkuri和主要流传于萨哈林等北方地区的五弦拨弦乐器tonkori。歌唱形式既包括与口承文学结合的叙事歌唱,也包括即兴歌、劳动歌、摇篮曲及仪式中的歌唱。

阿伊努古式舞踊包含仪礼性舞蹈、模仿动物动作的舞蹈以及娱乐性舞蹈等多种形式,并与宗教仪礼和社群生活密切相关。2009年,“阿伊努古式舞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收录。[49]

现代社会与文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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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的同化政策和社会歧视使部分阿伊努人选择隐藏其民族背景,也造成阿伊努语和部分文化传统的传承中断。战后阿伊努民族运动在争取法律地位的同时,也逐渐将语言、仪礼、舞蹈、工艺和口承文学的复兴作为重要活动。

北海道政府2023年“北海道阿伊努生活实态调查”的问卷结果显示,29.0%的受访者回答自己曾因为是阿伊努人而遭受歧视,38.1%回答曾直接见闻身边的人因阿伊努身分受到歧视。[1]

2019年的《阿伊努施策推进法》除首次在国家法律中明文将阿伊努人定位为先住民族外,也规定国家及地方政府推进文化、教育、产业及地方振兴等相关措施,并要求避免以阿伊努身分为由的不当歧视。[26]2026年1月,日本政府公布该法施行五年后的检讨结果,继续以文化复兴、地区发展、教育和社会理解等作为政策课题。[50]

2020年开业的ウポポイ(民族共生象征空间)包括国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馆、国立民族共生公园和慰灵设施,成为日本政府推动阿伊努文化展示、研究、教育和传承的重要据点。国立阿伊努民族博物馆的展示特别强调以“我们”的阿伊努视角呈现语言、信仰、生活、历史、工作与交流,而不把阿伊努文化仅视为已消失的过去文化。[37]

另一方面,阿伊努文化复兴并不只由国家机构推动。北海道各地的阿伊努协会、语言教室、古式舞踊保存团体、工艺家、音乐人及其他个人和社群亦持续进行传承和新的文化创作。当代文化复兴因而同时包含保存历史资料、恢复语言和仪礼,以及以新的艺术形式重新表现阿伊努身分等不同方向。

研究史与遗骨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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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体质人类学著作中的阿伊努男性照片。当时一些研究者曾依据外貌、颅骨和身体测量等资料尝试将阿伊努人划入不同的“人种”类型。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阿伊努人成为日本和欧美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及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当时部分研究以外貌、身体测量和人骨资料建立所谓“人种”分类,例如20世纪初一些著作曾将阿伊努人与“高加索人种”等类别相比较。这些分类产生于现代群体遗传学和研究伦理形成之前,现今已不再是解释阿伊努人口史的主要学术框架。[51]

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人类学展示中的阿伊努男性。20世纪初的博览会与人类学展示亦反映了当时将原住民族作为研究和展示对象的做法。

近代人类学研究亦伴随阿伊努墓地的发掘以及遗骨、副葬品的收集,其中部分遗骨被认为是在未充分考虑阿伊努人或相关社群意愿的情况下取得。[52]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大学及相关机构陆续建立返还程序,能确认身分或出土地区的部分遗骨已返还遗族或相关地方社群;目前无法立即返还的部分遗骨及副葬品则集中保管于UPOPOY的慰灵设施。日本政府亦持续推动日本国内及海外所藏阿伊努遗骨的调查与返还。[53]

相关问题也促使日本学术界重新检讨过往的研究实践。日本文化人类学会于2024年发表关于阿伊努民族研究的学会声明,反省该学会及其前身在过去阿伊努研究中的问题。[54]

2026年7月27日,北海道大学就其医学部过去进行的阿伊努研究正式发表总长声明并致歉。校方调查指出,1931年至1977年间医学部曾使用阿伊努遗骨进行人类学研究;1933年至1937年的“医学民族生物学”研究中,部分研究带有预设阿伊努人在身体或精神上较为“劣等”的观念,并存在缺乏充分伦理考量的身体测量、疾病与智力相关调查及分析。北海道大学承认相关研究及遗骨、副葬品收集伤害了阿伊努人的尊严,并表示将继续处理遗骨返还问题。[55]


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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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努人和阿伊努文化曾出现在日本漫画、动画、电影和电子游戏中,但仅仅使用源自阿伊努语的名称并不意味作品本身与阿伊努民族具有实质关联。因此本节仅列举以阿伊努人物、语言或文化为重要内容并具有较明确资料来源的代表性作品。

  • 《黄金神威》以20世纪初北海道为主要舞台,阿伊努少女阿席莉帕为主要角色之一,作品大量描写阿伊努饮食、狩猎、宗教、语言和其他文化内容。作者野田智在连载前曾向北海道阿伊努协会及北海道博物馆等机构谘询,语言学家中川裕长期担任作品的阿伊努语监修,动画及真人电影亦延续相关语言与文化监修。[56]
  • SNK格斗游戏《侍魂》系列中的娜可露露是日本电子游戏中较知名的阿伊努角色之一。官方人物设定将其出身地记为“アイヌモシリ・カムイコタン”,其妹妹莉姆露露亦采用相同的阿伊努文化背景。[57]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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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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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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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海道ウタリ协会アイヌ史编集委员会编:《アイヌ史》,北海道出版企画センター,1988-1994年。
  • Fitzhugh, William W.; Dubreuil, Chisato O. (编). Ainu: Spirit of a Northern People. Arctic Studies Center,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99. ISBN 9780967342900 (英语). 
  • Walker, Brett L. The Conquest of Ainu Lands: Ecology and Culture in Japanese Expansion, 1590–18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ISBN 9780520227361 (英语). 
  • Ohnuki-Tierney, Emiko. The Ainu of the Northwest Coast of Southern Sakhalin. Waveland Press. 1984 (英语).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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