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大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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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大饑荒
An Gorta Mór/Drochshaol
Skibbereen by James Mahony, 1847.JPG
愛爾蘭大饑荒中的斯基柏林英語Skibbereen,由倫敦新聞畫報委託英國科克郡畫家詹姆士·馬奧尼 (1810–1879)製作而成,1847年。
國家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王國
地點愛爾蘭
時間1845–1849或1845–1852
總死亡一百萬
起因政策失誤、馬鈴薯晚疫病英語Phytophthora infestans
理論穀物法救貧法修正案威廉姆·亨利·格雷戈里條款英語William Henry Gregory抵押土地法庭英語Encumbered Estates' Court1847年犯罪與暴行法案英語Crime and Outrage Bill (Ireland) 18471848年青年愛爾蘭叛亂英語Young Irelander Rebellion of 18483F英語Three Fs
物資詳細資料請見列表下方
人口影響總人口因死亡和移民下降了20-25%
後果愛爾蘭人口總數的長期性改變,政治和文化面貌的改觀
網站詳見大饑荒紀念碑列表英語List of memorials to the Great Famine
上一次愛爾蘭大饑荒 (1740–41)Bliain an Áir
下一次1879年愛爾蘭大饑荒英語Irish Famine (1879)An Gorta Beag

愛爾蘭大饑荒愛爾蘭語an Gorta Mór [anˠ ˈɡɔɾˠt̪ˠə ˈmˠoːɾˠ][1],又稱大飢餓愛爾蘭馬鈴薯饑荒,是一場發生於1845年至1852年間的饑荒[2][fn 1]。愛爾蘭語占主導地位的愛爾蘭西部和南部受饑荒的影響最為嚴重,在這些地方,愛爾蘭大饑荒又被稱作An Drochshaol[4],意為壞時光(又可譯作「艱難時刻」)。而災情最嚴重的的1847年則被稱為「黑色47年」[5][6]。在大饑荒的影響下,約有一百萬人死於飢餓,另有超過一百萬人被迫離開愛爾蘭[7],使得愛爾蘭的總人口減少了20%至25%[8]

感染晚疫病馬鈴薯所展現出的典型病徵

雖然在實際上,大多數受災區域都位於愛爾蘭以外,但這次饑荒有時仍被稱為愛爾蘭馬鈴薯饑荒[9][10]馬鈴薯晚疫病英語Phytophthora infestans[11]所引發的自然災害是造成這次饑荒的最直接的原因[12]。晚疫病的爆發使歐洲的馬鈴薯產量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減產,繼而導致除愛爾蘭以外的地區共計約100,000人的死亡,並加劇了歐洲1848年革命的動盪[13]輝格黨政府在1846年所奉行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使馬鈴薯晚疫病的不良影響更加惡化[14][15][16]。而造成愛爾蘭大饑荒的長期原因則包括在外地主制英語absentee landlordism[fn 2][17][18]和農作物種類單一[19][20]

愛爾蘭大饑荒是愛爾蘭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3],愛爾蘭曾在1801年1922年期間作為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的一部分而受到西敏的直接管轄。大饑荒及其影響永久性地改變了愛爾蘭的人口、政治和文化面貌,產生了約200萬難民並促使該國長達一個世紀的人口負增長英語Irish population analysis[21][22][23][24]。饑荒也成為了愛爾蘭人和那些被迫移居國外的愛爾蘭僑民們的民間共同記憶英語folk memory[25]。大饑荒使許多愛爾蘭人與英國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更加惡化,加劇了其與英國人在種族、宗教上的緊張局面,並強化了愛爾蘭人和在美國及其他地區中的愛爾蘭移民的愛爾蘭民族主義共和主義意識。

然而,當馬鈴薯晚疫病於1879在歐洲再次爆發時,歐洲十九世紀最大的農業主義運動土地戰爭英語Land War已經在愛爾蘭開始了[26]。由土地聯盟英語Land League所組織的這場運動仍堅持早先由佃農權利聯盟英語Tenant Right League在大饑荒時的政治運動中的訴求3F[fn 3]。當馬鈴薯晚疫病於1879年愛爾蘭饑荒英語Irish Famine (1879)中再次出現時,土地聯盟宣稱抵制「臭名昭著的地主」並用行動阻止其對農民的驅逐。在他們的努力下,流浪者和因焦土政策而被摧毀房屋英語House demolition的人數得到了減少,受饑荒影響致死的人數也因此得以減少[27][28][自述來源][29]

聯合王國成立後[編輯]

1801年1月《聯合法案》實行後,愛爾蘭正式成為了聯合王國的一部分,但是其行政機關的權利卻被由英國政府任命的愛爾蘭總督愛爾蘭布政司英語Chief Secretary for Ireland共同掌握。根據相關法律,愛爾蘭需選舉出105名下議院議員,並由愛爾蘭貴族組成的貴族代表英語representative peer從自己的成員中選舉出28人作為英國上議院議員。在1832年至1859年期間,約有70%的上議院議員是地主或地主的兒子[30]

在對待愛爾蘭佃農問題上,英國的法律缺乏對佃農權益的保護,反過來卻維護了地主的尋租特權,而地主出於追求土地利潤的最大化,隨時隨地向租用土地的佃農提高租金[31]

在聯合王國成立後的40年中,歷屆英國政府都苦於解決正如班傑明·迪斯雷利在1844年所指出的「飢餓的民眾、貴族階層的缺少、恍若隔世般的愛爾蘭教會和世界上最無能的管理者」的治理問題[32]。曾有一位歷史學家統計出在1801年至1845年期間,共有114個委員會和61個專門委員會對愛爾蘭進行了調查,而這些結果都無一例外地預示了愛爾蘭即將面臨的災難,「愛爾蘭處於飢餓的邊緣∶人口迅速增加、約有四分之三的工人失業、人民住房條件惡劣,愛爾蘭人的生活水平低得令人無法置信」[33]

地主與佃農[編輯]

在18世紀,用於管理地產的「中間人制度」被引入至愛爾蘭。而收取地租的工作則交由代理人或中間人完成。這種制度保證了地主的收益並免除了他們的直接責任,但卻也為中間人剝削佃戶提供了機會[34]

天主教徒約占當時愛爾蘭總人口數的80%。雖然英國在1829年進行了天主教解放,但大多數天主教徒仍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位於社會上層的則是被稱為「新教優勢階層英語Protestant Ascendancy」的英國家庭和盎格魯愛爾蘭人家庭,他們擁有大多數土地,並或多或少地對其佃戶擁有不受約束的權利。他們中的一些人擁有龐大的莊園:例如盧肯伯爵英語Earl of Lucan的莊園面積就超過了60,000 acre(240 km2)。許多這樣的在外地主英語absentee landlord都住在英格蘭。他們以地租的形式從佃農處獲得收益。而「貧窮的佃農們」則需要通過種植穀物和餵養牲畜以供其出口(它們中的大多數都將銷往英格蘭)的形式來支付地租[17]。在這種制度下,佃農受到了最低的待遇[18]

英國政府在1843年意識到土地問題是導致愛爾蘭民眾不滿的根本原因,並因此成立了一個以德文郡伯爵英語William Courtenay, 10th Earl of Devon為首的皇家委員會來負責調查與土地占用有關的法律。丹尼爾·歐康諾形容這個委員會是「一邊倒的」:全部由地主組成而沒有一個代表是佃農[35]。德文郡爵伯於1845年二月報告稱:

很難充分地描述愛爾蘭勞工和他們的家人所習慣和緘默的物資匱乏,在很多地區,他們唯一的食物和飲料是馬鈴薯和水,他們的小木屋幾乎不能抵禦天氣的侵襲,一張床或毯子對他們來說是罕見的奢侈品。而豬和糞堆則是他們唯一的財產。[36]

經過調查,委員們做出了如下結論:「愛爾蘭的勞工們承受了比歐洲其他國家的勞動階級更重的苦難,我們相信他們所展現出的忍耐力比其他的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人們都要強[36]。」

委員會指出地主與佃農之間的不良關係是造成佃農生活條件惡劣的主要原因。愛爾蘭沒有和英格蘭一樣的忠誠、封建制度以及緩和式的家長制克萊爾伯爵英語John FitzGibbon, 2nd Earl of Clare對地主們稱:「兼併土地是你們共同的本職」[37]。根據歷史學家塞西爾·伍德姆·史密斯英語Cecil Woodham-Smith的觀點,地主將土地視為自己的收入來源,並儘可能多地榨取更多的收入。正如克萊爾伯爵所說,隨著愛爾蘭農民「以沉鬱的憤懣表示出自己的不滿」,大多數地主也將這些農村視為是充滿敵意的地方。除非必要,有些地主甚至在一生中僅去過一到兩次他們在愛爾蘭的土地[37]。而這些來自愛爾蘭的租金常常被用在愛爾蘭之外的其他地方,據估計1842年一共從愛爾蘭轉出6,000,000英鎊[37][a]

然而,中間人的能力正是由他們可以從佃農那裡獲得的地租的多少來衡量的[34]。在委員會所收集的證據中,他們被描述成了「土地鯊魚」、「吸血鬼」和「有史以來促使一個國家毀滅的的最具有壓迫性的殘暴生物」[34]。中間人以一定租金從地主手中長期租賃下大片土地,並以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將其轉租。為了獲取更高的收益,他們還會將所持有的土地分割成越來越小的土地塊。佃農們也可能因為付不出租金(當土地租金過高時)或地主決定養羊來取代種植穀物等原因而被逐出土地。而科特式佃農英語Cotter (farmer)[fn 4]則通過為地主工作的方式來支付地租[39]

由於在租約到期或終止時,佃農對持有的土地所做的任何改進都最終會地主的財產,他們對土地進行改良的動力也因此受到了限制。大多數佃農對土地的使用權也並未受到保障;佃農被視為是「隨意的」,他們隨時都有可能被地主驅逐出去。而唯一的例外則是阿爾斯特省,根據阿爾斯特的傳統英語Custom of Ulster,一位佃農對其所租賃的土地所做的任何改良都會得到一定的補償。

伍德姆·史密斯英語Cecil Woodham-Smith稱,委員會曾表示:「與愛爾蘭的其他地區相比,佃農法案保障了烏爾斯特的繁榮和安寧」[34]

在愛爾蘭,地主們時常毫無顧忌地使用他們的權力,而佃農們則生活對地主在恐懼之中。伍德姆·史密斯寫道,在這種情況下,「愛爾蘭的工業和企業都被迫相繼滅亡,並產生了歐洲最貧困的農民」[36]

佃農、土地細分與破產[編輯]

在1845年,約有24%的佃農租有面積為0.4–2公頃(1–5英畝)的土地,40% 的佃農租有面積為2–6公頃 (5–15英畝)的土地。他們所租賃的耕地面積很小,除土豆外,種植其他作物均難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在大饑荒發生前不久,英國政府曾聲稱貧困現象在愛爾蘭十分普遍,有三分之一的佃農在支付了地租之後無法養活自己的家庭,這些家庭只得依靠在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季節性勞工來維持生活[40]

17世紀至19世紀上半葉愛爾蘭人口增長數字[41]
1600年 1718年 1781年 1821年 1841年
140.0萬人 289.4萬人 404.8萬人 680.2萬人 817.5萬人

表格中的數字告訴我們,自1600年至1841年的241年間愛爾蘭的人口幾乎增加了6倍,1841年愛爾蘭的810萬人口當中,他們中三分之二都依賴土地為生,但卻很少得到工資。為了維持生計,他們不得不為地主工作以換取為自己的家庭種植足夠的糧食所需的土地。在19世紀早期的愛爾蘭,一塊土地可能意味並決定著一個家庭的生死[17]。不斷增長的人口加大了對農地的需求,這為地主不斷提高土地租金創造了有利條件。它迫使越來越多的佃農只能減少租用的耕地面積,以緩解租金承受力。反過來地主可以將耕地不斷細分,以便從中獲取更多的利潤[42]。正是這種制度迫使愛爾蘭農民採取了單一作物制,因為只有馬鈴薯才能在這種環境下足量生長。 而這種惡性循環的土地制度構成了大饑荒爆發的經濟基礎。大饑荒後,作為補救政策,英國政府進行了改革,規定細分土地使用權是違法行為[43]

單一食品結構及疫病[編輯]

對馬鈴薯的依賴[編輯]

馬鈴薯最早是作為貴族們的花園作物而被引進愛爾蘭的。它起初在愛爾蘭並不受歡迎;然而,在經過一場不同尋常的推廣運動之後,馬鈴薯得到了地主和王室成員的支持,他們希望他們的佃農可以種植並食用這種作物,在此之後,馬鈴薯開始逐漸受到歡迎[44]。到17世紀後期,馬鈴薯作為一種替代食品而廣受傳播,但它仍然不是主食;當時的主食仍是黃油、牛奶和穀物製品。

在愛爾蘭所種植的馬鈴薯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單一品種的馬鈴薯,即愛爾蘭白馬鈴薯英語Irish Lumper[45]。隨著1760年至1815年經濟的擴張,馬鈴薯逐漸被更多的人所接納,並成為了農民全年的主食[46]。三餐都吃富含維生素的馬鈴薯,使得廣大窮人能以極低的成本來獲取每日的基本營養。

馬鈴薯對維持科特式佃農英語Cotter (farmer)的生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據估計,在一英畝半土地上種植馬鈴薯可以為五六口之家提供一年的食物,而種植同等數量的其他穀物需要面積是種植馬鈴薯面積的四到六倍,而且種植馬鈴薯的土地不需要進行土壤改良,可以種植在山邊或潮濕等較為貧瘠的土地上[47]。17世紀以來的一個半世紀期間,人口之所以能夠不斷增長,馬鈴薯的作用功不可沒。佃農們以馬鈴薯為主食維持著最低生活水準為代價,並為地主和中間商提供了極其廉價的勞動力。對於體力勞動者來說,「土豆工資」塑造了不斷發展的農業經濟[46]

凱爾特人的放牧地.....愛爾蘭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被用來放牧牛群。英國人的殖民統治使愛爾蘭人將他們的大部分農村變成了一片廣闊的牧場,並為英國國內飢餓的消費市場蓄養牛。英國人對牛肉的喜好對貧窮和被剝奪了權利的愛爾蘭人產生了毀滅性的影響。愛爾蘭人被趕出了最好的牧場,被迫耕種較小的、貧瘠的土地,並轉而種植馬鈴薯;這種作物可以在較差的土壤中大量種植。最終,奶牛擠占了愛爾蘭的大部分地區,迫使當地居民不得不幾乎依賴馬鈴薯維持生計[48]

在大饑荒之前,馬鈴薯還被廣泛用作牲畜的飼料作物。通常約有33%的產量,即5,000,000短噸(4,500,000公噸)的馬鈴薯被用作牲畜飼料[49]

雖然馬鈴薯的引進和擴大種植為增加人口以及解決人們的溫飽發揮了重大作用,然而這種單一飲食結構的風險因為1845年馬鈴薯的歉收,終於爆發了。

「馬鈴薯霍亂」[編輯]

致病疫霉品系HERB-1和US-1的傳播路線

對馬鈴薯的廣泛依賴和在愛爾蘭和歐洲的馬鈴薯植株(單一種類栽培)中缺乏遺傳變異,是致病疫霉在愛爾蘭和歐洲類似地區爆發並產生破壞性影響的兩個原因[50]。 在被通稱為「馬鈴薯晚疫病」的致病疫霉出現在愛爾蘭之前,僅有兩種主要的馬鈴薯疾病被證實[51]。一種是「干腐症」,又稱「污點病」,另一種則是被通稱為「捲曲症」的病毒[51][52]。致病疫霉是一種卵菌(一種寄生菌,是與褐藻相似的一種非光合生物,並非真菌)[53]

愛爾蘭人口普查專員於1851年共調查了24起不同程度的馬鈴薯歉收,其調查的最早時間可追溯至1728年。據記錄,由於霜凍和病害導致的主糧歉收發生於1739年、1740年、1770年、1800年和1807年。馬鈴薯亦於1821年至1822年在明斯特康諾特省歉收。在1830年和1831年,梅奧郡多尼戈爾郡戈爾韋郡也遭受了同樣的損失。1832年、1833年、1834年和1836年,干腐症和捲曲症使馬鈴薯嚴重減產;1835年,阿爾斯特的馬鈴薯歉收。愛爾蘭各地在1836年、1837年、1837年、1839年、1841年和1844年之間普遍發生了馬鈴薯歉收。據伍德姆·史密斯稱,「在愛爾蘭,馬鈴薯並不可靠是一個公認的事實」[54]

雖然導致馬鈴薯晚疫病的致病疫霉是在何時通過何種方式傳播至歐洲至今尚不明確,但可以肯定的是致病疫霉在1842年之前在歐洲並不存在,且可能於1844年傳播至歐洲[55]

病原體起源於墨西哥的托盧卡山谷英語Toluca Valley[56],其最初在北美傳播,隨後在歐洲傳播[55]。1845–46年的土豆晚疫病則是由晚疫病菌株HERB-1所引起的[57][58]

愛爾蘭大饑荒時期的土豆產量[59]註:1844年、1845年、1846年和1848年的土豆產量為推測出的產量

愛爾蘭的報紙曾於1844年刊載了關於兩年內在美國馬鈴薯受到疾病侵襲的報導[60]。晚疫病曾在1843至1844年期間摧毀了美國東部的大多數馬鈴薯。來自巴爾的摩費城、或紐約的船隻可能從這些地區將患病的馬鈴薯運往歐洲的港口[61]。美國植物病理學家William C.Paddock[62]推測,晚疫病是通過運輸傳播的,患晚疫病的馬鈴薯被曾作為從美國到愛爾蘭的飛剪式帆船上的乘客的食物[53]晚疫病傳入歐洲和愛爾蘭後,便迅速蔓延開來。截止至1845年8月中旬,它已經傳播至北歐和中歐的大部分地區,比利時、荷蘭、法國北部與英國南部都受到了影響[63]

1845年8月16日,園丁紀事和園藝報報導了懷特島郡上的「不尋常的枯萎病」。在一周之後的8月23日,它又報導稱「馬鈴薯作物中爆發了一種可怕的病害……據稱,比利時的馬鈴薯田已經完全荒蕪。很難在科文特花園中找到一個完好無損的馬鈴薯。對於這種『瘟疫』,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64]。」這篇報導在愛爾蘭的報紙上受到了廣泛的報導[65]。9月11日,《自由人雜誌英語Freeman's Journal》報導稱「在愛爾蘭,尤其是愛爾蘭北部,出現了被稱為「馬鈴薯霍亂」的病害[66]13日[fn 5],雜誌園丁新聞宣稱:「我們懷著非常遺憾的心情停止報導並明確地宣布馬鈴薯感染病已於愛爾蘭出現[64]。」

在自己的商店中發現馬鈴薯晚疫病的愛爾蘭家庭 ,丹尼爾·麥克唐納,約1847年

然而,由於所收到的報告相互矛盾,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英國政府仍保持著樂觀的態度。只有在十月收割作物時,馬鈴薯晚疫病破壞的規模才得以顯現[67]。英國首相羅伯特·皮爾曾於同年十月寫信給詹姆士·格拉哈姆男爵英語Sir James Graham, 2nd Baronet稱他發現這些關於馬鈴薯有關的報導「非常令人震驚」。但據伍德姆·史密斯稱,首相又同時提醒男爵說,「愛爾蘭的新聞中總有言過其實之嫌」[68]

據估計,1845年的農作物歉收耕地所占總耕地面積的比率從三分之一[11]上漲至一半[65]。位於都柏林的豪宅委員會曾於1845年11月19日收到數百封來自愛爾蘭全國各地的信件。委員會聲稱可以毫無疑問地確定「愛爾蘭三分之一以上的馬鈴薯作物都已被病害摧毀」[63]

在1846年,有四分之三的農作物因晚疫病影響而無法收穫[69]。截止至12月,約有三分之一百萬赤貧人口受僱於公共工程[70]。據愛爾蘭歷史經濟學家科馬克·格拉達英語Cormac Ó Gráda稱,馬鈴薯晚疫病的第一次爆發給愛爾蘭農村造成了極大的困難。而第一批因饑荒而死的人也在1846年秋天被記錄下來[71]。預留給1847年馬鈴薯種子很少,並幾乎沒有播種,而1848年全年的產量只有正常時的三分之二。因為當時有超過300萬愛爾蘭人完全依靠馬鈴薯為生,饑荒的現象仍然持續不斷[69]

愛爾蘭各界的反應[編輯]

約翰·米歇爾英語John Mitchel,愛爾蘭民族主義活動家、政治記者和作家,愛爾蘭大饑荒時期英國政府的主要反對者之一

都柏林公司英語Corporation of Dublin向女王發送了一份備忘錄,並「祈求女王」儘早召集議會(此時議會正在休會),並建議徵用一些公共資金用於公共工程,尤其是愛爾蘭的鐵路。貝爾法斯特市政委員會召開會議並做出了相同的建議,但據反對派英語Liberal Repealer的領導者約翰·米歇爾稱,這兩個組織都並未請求救濟。

米歇爾聲稱,「他們要求,如果愛爾蘭確實是英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麼這兩座島(指英國和愛爾蘭)上的共有財產應當被用於—不是救濟與施捨,而是用在一般公共工程的僱傭上……然而,如果英格蘭的約克郡蘭開夏郡遭受了同樣的災難,毫無疑問的是,這些措施將會被迅速、充分地採取[72]

在1845年11月初,由倫斯特公爵英語Augustus FitzGerald, 3rd Duke of Leinster克朗卡勳爵英語Valentine Lawless, 2nd Baron Cloncurry、丹尼爾·歐康諾和都柏林市長英語Lord Mayor of Dublin等人所組成的都柏林市民代表向愛爾蘭中尉勳爵海特里斯勳爵英語William à Court, 1st Baron Heytesbury提出建議,如開放港口以供外國輸入玉米、停止穀物蒸餾、禁止糧食出口和通過公共工程提供就業等[73]。而海特斯伯里勳爵卻勸他們不要驚慌,並認為他們的建議「為時過早」。勳爵告訴他們,科學家們正在調查所有的這些事情,萊昂·普萊費爾約翰·林德利被從英國派來調查,並得到了愛爾蘭本土化學家羅伯特·凱恩英語Robert Kane (chemist)的協助[74]。海特里斯勳爵亦下令所屬的女王陛下警務督察英語Inspectors of Constabulary有給治安判事英語Stipendiary Magistrate從他們所管轄的地區不間斷地的報告情況;此舉並未立刻對市場產生影響[72]

在大饑荒時期 (1849年)的Bridget O'Donnell和她的兩個孩子

廢止會英語Repeal Association的領導人丹尼爾·歐康諾在1845年12月8日提出了幾項補救措施,以試圖解決這場災難。他提出的第一條建議是引入佃農法案英語Tenant-Right,和烏爾斯特的做法類似,一方面給地主以合理的土地租金,而另一方面則給予租戶一定補償,以補償其在土地上所花費的任何資金,以用於長期改善土地[75]。歐康諾還注意到比利時的立法機構在同一季節採取的行動(比利時也受到晚疫病的影響):關閉港口、禁止糧食出口以及開放進口商品。他建議稱,如果愛爾蘭有 一個國內議會,它的港口將會開放,並會和都柏林議會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糧食短缺期間的做法一致,將愛爾蘭的豐收的農作物留給愛爾蘭人民。歐康諾主張只有愛爾蘭議會才能為愛爾蘭民眾提供糧食和就業機會。他表示廢除1800年聯合法令是必要的,它將是愛爾蘭唯一的希望[75]

約翰·米歇爾早在1844年就於「民族報英語The Nation (Irish newspaper)」雜誌上提出了愛爾蘭的「馬鈴薯病」問題,並指出飢餓將會是愛爾蘭革命的巨大推手[76]。他於1846年2月14日寫到:「對目前正在發生的饑荒的輕視是可悲的」,並質問政府是否仍是對可能即將面對的「數百萬愛爾蘭人沒有食物」的狀況沒有任何見解[77]

米歇爾後來寫了最早期的關於大饑荒的小冊子《對愛爾蘭的最後一次征服(或許是)》,於1861年出版。這本書建立了一種廣為流傳的觀點,即英國人在饑荒期間的舉措和其在大饑荒時期對愛爾蘭人的待遇是對愛爾蘭人的蓄意謀殺。本書中的一句話在後來也成為了名言,「的確,萬能的上帝為愛爾蘭派來了馬鈴薯晚疫病,但製造饑荒的卻是英國人[78]。」米歇爾本人亦因為自己的書而被指控煽動叛亂,但該指控後被撤銷。他被陪審團以新制定的重罪叛國法案英語Treason Felony Act 1848定罪,並被判處流放百慕達14年。

威廉姆·史密斯·奧布萊恩英語William Smith O'Brien,青年愛爾蘭黨的領導人之一,曾在1848年幫助組織反英叛亂

查爾斯·蓋文·達菲英語Charles Gavan Duffy稱,《民族報》堅持認為唯一的補救辦法是採用其他歐洲國家已採用的方法,甚至是帕萊地區諸國議會在困難時期所採用的方法,即保留國內的糧食直至本國人民不再飢餓為止[79]

同時,從這一時期的信件中,尤其是後來的口述回憶中發現,愛爾蘭大饑荒被稱作愛爾蘭語An Drochshaol,然而在早期的拼寫時代,它則被發現被用蓋爾語字體英語Gaelic type寫作Droċ-Ṡaoġa.[80][81]。在現代,這一名稱被粗略地譯為英文"the hard-time"(意為艱難時刻),但為了表示其特定含義,它經常以大寫字母的形式表示[82][83][84][85][86]

自1845年至1851年愛爾蘭的馬鈴薯晚疫病時期是一個充滿政治對立的時期[87]。一個更為激進的青年愛爾蘭英語Young Ireland團體從廢止運動中分離出來,並試圖於1848年發動一場武裝叛亂英語Young Irelander Rebellion of 1848。這場叛亂最終以失敗告終[88]

在1847年,青年愛爾蘭黨的領導人威廉姆·史密斯·奧布萊恩英語William Smith O'Brien成為了要求廢除聯合法令的愛爾蘭聯邦英語Irish Confederation的創始成員[89],並呼籲停止糧食出口和關閉港口[90]。次年,奧萊布恩幫助組織了發生在蒂珀雷里郡的短暫的青年愛爾蘭叛亂[91]

政府回應[編輯]

政府對先前食物短缺的應對[編輯]

據記載,即便是在饑荒最為嚴重的年份,愛爾蘭仍在出口糧食。在1782年至1783年的愛爾蘭饑荒時期,港口被關閉以使愛爾蘭的糧食用於滿足愛爾蘭的國內需求。本地食品價格也迅速下降。商人們遊說反對出口禁令,但在18世紀八十年代的政府壓制了他們的抗議[92]。然而,19世紀四十年代並未出現類似的出口禁令[93]

保守黨政府[編輯]

歷史學家弗朗西斯·斯圖爾特·萊蘭·萊昂英語F. S. L. Lyons將英國政府在大饑荒初期較不嚴重階段的初步反應描述為「迅速且相對成功」。面對1845年11月的大面積的農作物歉收,首相羅伯特·皮爾從美國秘密購買了價值10萬英鎊的玉米和玉米粉[94],並在初期由霸菱銀行作為他的代理人。皮爾政府希望他們不會「扼殺私人企業」,並希望他們的舉動不會對當地的救援工作產生抑制。然而,由於惡劣的天氣,第一批貨物直至1846年2月初才抵達愛爾蘭[95]。這批最初裝運至愛爾蘭的物資是未經研磨的干玉米粒,但當時愛爾蘭為數不多的研磨廠並沒有研磨干玉米粒的設備,而且在分發玉米粉之前亦必須經過漫長而複雜的碾磨過程[96]。此外,在食用玉米粉之前必須先將其充分煮熟後才可食用,否則可能會導致嚴重的腸道不適[95]。由於干玉米粒的黃色,加之最初在愛爾蘭的不受歡迎,它被冠以了「皮爾的硫磺」的綽號[97]

皮爾曾於1845年十月提議廢除穀物法關稅使得穀物的價格高居不下,但他的這一議題造成了他所在黨派的內部分歧,他並未從同僚們那裡得到足夠的支持來推動這項措施的通過。皮爾本人亦於十二月辭去了首相職務,但反對黨無法重組內閣,他又被重新任命為首相[98]。次年三月,皮爾在愛爾蘭制定了一項公共計劃[99],但大饑荒的情況在1846年更加惡化,加之同年廢除的穀物法並未大幅改善愛爾蘭人受災挨餓的局面;這項措施使保守黨內部分裂,並導致皮爾內閣下台[100]。6月25日,皮爾政府的愛爾蘭脅迫法案英語Protection of Person and Property Act 1881在下議院三讀時被輝格黨激進黨英語Radicals (UK)、愛爾蘭廢止派和貿易保護主義保守黨人所組成的聯盟以73票的優勢否決。皮爾被迫辭去首相職務,由輝格黨領袖約翰·羅素擔任首相[101]

輝格黨政府[編輯]

隨著危機的加深,皮爾的繼任者,約翰·羅素首相所採取的補救措施被認為是不充分的。新的輝格黨內閣成員受到自由放任理論的影響[14],並相信市場將會提供愛爾蘭民眾所需的食物。他們拒絕用行動干預將愛爾蘭的糧食運往英國的活動,然後終止了皮爾政府的糧食援助與救濟工程。這一舉措使數十萬人失去了工作、食物和錢[102]。羅素的部署推出了一項新的公共工程計劃,該計劃計劃在截止至1846年12月月底時僱傭約50萬名勞工。但事實證明,這一計劃是不可行的[103]

Doolough Tragedy英語Doolough Tragedy死難者紀念碑 (1849年3月30日)。為了繼續接受救濟,數百人被迫受命在惡劣的天氣里走了好幾英里的路。很多人也因此而喪生。

查爾斯·特里維廉男爵英語Sir Charles Trevelyan, 1st Baronet受命負責管理政府的救濟工作,但由于堅信自由放任理論,他限制了政府的糧食援助計劃[104]

在1874年1月,輝格黨政府意識到了原先政策的失敗,並將其放棄,轉而採用一種混合了「室內」與「室外」的直接救濟方式。其中,前者通過愛爾蘭救貧法案英語Irish Poor Laws濟貧院中實施救濟,後者則在粥廠中施行。救貧法案中的費用主要由本地地主所支付,而有些地主則試圖以驅逐佃農的方式來減輕自己的負擔[103]

英國於1847年6月通過了貧民法修正案。新修訂的貧民法體現了愛爾蘭的財產必須用於減少愛爾蘭國內貧困的原則,這一點在英國很受歡迎。愛爾蘭的英國外在地主是導致大饑荒的因素[105][106]。然而也有人宣稱,自1800年聯合法令以來的英國議會都應承擔部分責任[105]。這一觀點由倫敦新聞畫報在1847年2月13日提出,倫敦新聞畫報稱,「沒有一項法律不是根據他們(指議會)的要求而通過的,但法律將不會為他們辯護,除非濫用。」泰晤士報在3月24日報導稱,「在英國的准許下,愛爾蘭產生了世界其他地區不可比擬的貧窮、不滿與墮落。英國允許地主們吸食這個不幸的種族的血[105]。」

救貧法中的「格雷戈里條款」是以威廉姆·亨利·格雷戈里英語William Henry Gregory的名字所命名的[fn 6],格雷戈里條款禁止任何擁有超過14英畝(0.1公頃)土地的人獲得救濟[103]。事實上,這一條款意味著如果一位農民在賣掉了他所有的農產品以支付地租和稅金之後,他必須減少自己所持有的土地的數量,和成千上萬的農民們一樣,他只有在將自己耕種的全部土地悉數交予地主後才能獲得公共救濟。關於這一法律,米歇爾寫到,「只有體格健全的閒人才會得到救濟—如果他試圖去耕種一塊面積為1路得英語Rood (unit)的土地,他將會死亡」。這種簡單的模式被稱為「通過濟貧院的窮人」進去時還是普通人,但出來後就成了窮人[108]。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成千上萬的人都失去了自己所耕種的土地(1849年有九萬人失去土地,1850年有十萬四千人失去土地)[103]

抵押土地法庭英語Encumbered Estates' Court於1849年允許在債務人的申訴下對地主的莊園進行拍賣。這些負債的莊園被以低價拍賣。富裕的英國投機商購買這些土地並對繼續交租的佃農採取「嚴苛的態度」。他們提高土地租金、驅逐佃農並開闢大型肉牛畜牧場。在1849年至1854年期間,約有五萬戶家庭被驅逐[109][110][28][自述來源]

大饑荒時期的愛爾蘭糧食出口[編輯]

鄧加文的騷亂者們試圖闖入一家糕點店。在大饑荒時期,窮人缺少購買食物所需的金錢 (The Pictorial Times, 1846)。

愛爾蘭在發生大饑荒之前,對外出口的糧食穀物一直保持穩定增長,儘管愛爾蘭本地的農民是以馬鈴薯為主食,但是其他穀物卻一直向英格蘭出口。這個出口勢頭並未因大饑荒停緩下來。

19世紀上半葉愛爾蘭出口英格蘭穀物(夸脫[111]
1802年 1815年 1825年 1835年 1845年 1846年
461,371 821,192 2,203,962 2,679,438 3,251,907 3,266,193

據估計,在1840年代期間,愛爾蘭生產的糧食足以養活1,800萬人,然而這些充裕的糧食卻很少留在愛爾蘭境內。愛爾蘭的悖論情況是,儘管生產了大量的食物,在馬鈴薯疫病期間,數百萬人卻在挨餓[112]。研究愛爾蘭大饑荒的學者、德魯大學教授克里斯汀·基尼利英語Christine Kinealy做了如下論述:在1847年曾有大約4000艘船將糧食從愛爾蘭運往布里斯托格拉斯哥利物浦倫敦等港口。然而,當時愛爾蘭有約40萬愛爾蘭男人、婦女和兒童死於飢餓及其相關疾病。她還寫道,在大饑荒時期,愛爾蘭的小牛、牲畜(除了豬)、培根和火腿的出口量事實上有所增加。而這些食物都是從受愛爾蘭大饑荒影響最大的地區—巴利納巴利香農英語Ballyshannon班特里丁格爾基拉拉英語Killala基爾拉什英語Kilrush利默里克斯萊戈特拉利韋斯特波特英語Westport, County Mayo運來的。1847年從愛爾蘭本土運出的貨物種類繁多,包括豌豆、豆類、洋蔥、兔子、三文魚、牡蠣、鯡魚、豬油、蜂蜜、舌頭、動物皮、破布、鞋子、肥皂、膠水和種子等物品[113]

其中,一個最令人震驚的出口數據與黃油有關。黃油是由小木桶所裝運的,每個小木桶中裝有9加侖(約合41升)黃油。在1847年的前9個月中,有56,557 firkin(509,010英制加侖;2,314,000公升)黃油被從愛爾蘭出口至布里斯托,822,681英制加侖(3,739,980公升)黃油被從愛爾蘭運至利物浦;而在大饑荒最為嚴重的9個月中,共有822,681英制加侖(3,739,980公升)黃油被從愛爾蘭出口至英格蘭[114]。愛爾蘭的問題不在於缺少食物,食物很豐富,但其高昂的價格卻令窮人們望洋興嘆[115]

英國詩人、改革家埃比尼澤·瓊斯英語Ebenezer Jones在1849年寫道,「1846年,除了麵粉、豆類、豌豆和黑麥之外,愛爾蘭共出口了3,266,193夸脫的小麥(見表格)、大麥和燕麥,186,483頭牛、6,363頭小牛、259,257隻羊、180,827頭豬(這些穀物和肉類大約可以滿足愛爾蘭一半人口的需求);而1846年正是大饑荒最嚴重的一年[116]。」

人們不禁會問,為何這麼多糧食不留下來自己消費反而提供出口?答案是:佃農們別無選擇。這是因為在現有的土地權益制度以及英國土地法框架下,佃農們只能將穀物出口用來支付高昂的地租,而佃農在租用的小塊土地上所支付高達80%至100%的租金水準遠遠高於英格蘭本土的水準。如果生產出來的其他穀物沒有出口而留作佃農自己消費,那麼就會因為欠租而遭到地主驅逐。[117]

歷史學家塞西爾·伍德海姆·史密斯在大飢餓:1845-1849年的愛爾蘭英語The Great Hunger: Ireland 1845–1849一書中寫道,「沒有任何一個問題會引起愛爾蘭和英國之間產生如此之大的憤怒和苦澀的關係。不容置疑的是,在愛爾蘭人民即將餓死時,仍有大量食物被從愛爾蘭運往英國[118]。」約翰·拉內拉格英語John Ranelagh寫道,愛爾蘭在五年饑荒的大部分時間中仍是糧食淨出口國[119]。然而,伍德海姆·史密斯和科馬克·格拉達英語Cormac Ó Gráda都提到,除了進口玉米之外,在大饑荒最嚴重的時期,愛爾蘭的小麥進口量是其出口量的四倍。而這些小麥則主要被用作牲畜的飼料[120][121]

伍德海姆·史密斯又補充說,根據1838年法令英語Irish Poor Law Act of 1838聯合濟貧會英語Poor law union的救濟院的支出必須由本地地主通過繳納差餉的方式承擔。然而,在那些受大饑荒影響最為嚴重的地區,佃農無法支付足夠的地租以確保地主能夠繳納差餉(只有在地主繳納的差餉足夠多時,救濟院才可能正常運作)。只有透過出售糧食(它們中的一些將不可避免的被出口至愛爾蘭以外的地區)這種方式,才能形成地租和差餉的「良性循環英語Virtuous circle and vicious circle」,從而使救濟院得以正常運作。大饑荒的規模之巨大和持續時間之長使得通過救濟院進行救濟的制度不堪重負[122]

援助[編輯]

在救濟院門前等待救濟的人們,約1846年

威廉姆·史密斯·奧布萊恩曾在1845年2月於自己在廢止會上的演講中談及對愛爾蘭的援助問題,並贊同愛爾蘭民眾普遍不願接受英國援助的這一事實。奧布萊恩表示,愛爾蘭的物資仍足以維持愛爾蘭人的生活,並希望在這些物資消耗完之前,「沒有一個愛爾蘭人會自甘墮落到乞求英國人的援助」[72]

米歇爾在他的書《對愛爾蘭的最後一次征服(或許是)》中談論同一問題時稱,在大饑荒時期,沒有一個愛爾蘭人向外界請求援助,援助是英格蘭設法以愛爾蘭的身份所做的。英格蘭不僅接受了這些援助,並負責管理得到的援助。他提議稱,英國媒體一直在細心地灌輸「一旦愛爾蘭陷入困境,她就成為英國門前的赤裸裸的乞丐,甚至會渴求全人類的施捨」的觀念。他確信,在愛爾蘭,從來沒有人會向英國或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要求任何形式的施捨或恩惠。相反,是英國她自己要為愛爾蘭乞求施捨。他表示,英國「把『這頂帽子』傳遞至世界各地,以『為了上帝之愛,以救濟可憐的愛爾蘭人』為名索要一便士」,並將自己視為所有慈善事業的代理人,拿走了其中的全部利潤[75]

慈善機構為大饑荒捐贈了大量資金,加爾各答所捐獻的一萬四千英鎊被認為是對愛爾蘭大饑荒的第一筆捐款[b]。這筆錢是由那些在印度服役的愛爾蘭士兵和東印度公司的愛爾蘭雇員們所募集[123]教宗庇護九世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向愛爾蘭送去匯款,維多利亞女王也捐獻了兩千英鎊[c]。相傳[124][125][126]鄂圖曼帝國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本來決定向愛爾蘭捐贈一萬英鎊但被英國外交官英語Turkey–United Kingdom relations和他的大臣以不能比女王捐贈的更多為由削減至一千英鎊[127]。美國總統詹姆斯·諾克斯·波爾克捐贈了50美元,時任國會議員的亞伯拉罕·林肯捐贈了10美元(相當於2019年的307美元[128][129]

此外,國際募捐活動也獲得了來自委內瑞拉、澳大利亞、南非、墨西哥、俄羅斯和義大利等地區的捐款[130]。除宗教團體外,非宗教團體也為大饑荒的受害者們提供了相應的援助,如英國救濟協會英語British Relief Association等。救濟協會在1847年1月1日由萊昂內爾·內森·德·羅斯柴爾德 (1808年)亞伯·史密斯英語Abel Smith (1788-1859)和其他著名的銀行家及貴族成立,協會從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募集資金;他們的籌資活動得益於一封「女王的信」,這封信是維多利亞女王為呼籲人們向處於災難中的愛爾蘭捐款而寫的[131]。通過這封信,協會募集到了171,533英鎊[d]。女王的(有些不太成功的)第二封則於1847年年末時發表[131] 。英國救濟協會一共為救濟愛爾蘭募集了約三十九萬英鎊[132][e]

一些包括貴格會在內的組織在私下採取舉措以試圖填補因政府終止救濟而造成的空缺,雖然政府最終恢復了救濟工程,但官僚主義妨礙了救濟食品的發放[133]。數以千計的美元也被從美國所募集,這其中包括由美國原住民族群喬克托族在1847年所捐贈的170美元(其價值與2019年的5,218美元相當[134][135]俄克拉荷馬州喬克托民族英語Choctaw Nation of Oklahoma報紙Biskinik的編輯朱迪·艾倫寫道,「此時離喬克托人經歷眼淚之路僅間隔16年的時間,他們不得不面對飢餓……向愛爾蘭人募捐是了不起的舉動。」為了紀念喬克托人援助愛爾蘭一百五十周年,有8名愛爾蘭人重走了「眼淚之路[136]」,時任愛爾蘭總統的瑪麗·羅賓遜也公開紀念了這一活動。

時任美國參議院議員的亨利·克萊強調了美國對愛爾蘭大饑荒時期所做的貢獻的作用,並稱:「愛爾蘭每天所呈現出的恐怖景象是無法想像、無法言表、無法描繪的」。他向美國人呼籲以提醒他們行善是他們所能做的最偉大的人類行為。在大饑荒時期,共有118艘船從美國駛往愛爾蘭,這些船上做攜帶的救濟物資共計價值545,145美元[137][f]。向愛爾蘭提供援助的州包括南卡羅來納州和賓夕法尼亞州。賓夕法尼亞州是美國參與饑荒救濟的第二大州,也是援助愛爾蘭的第二大航運港口。愛爾蘭救濟委員會的駐地亦設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在賓夕法尼亞,羅馬天主教徒、衛理公會、貴格會、長老會、聖公會、路德會、摩拉維亞教派和猶太教團體以人道之名放下分歧,共同幫助愛爾蘭人。[138]在南卡羅來納州,人們集中精力以幫助那些正在經歷饑荒的愛爾蘭人。他們籌集資金、食物和衣物以幫助大饑荒中的受害者[fn 7]。這兩個州在幫助愛爾蘭時忽視了在種族、宗教和政治上的分歧[139]

對佃農的驅逐[編輯]

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的亨利·坦普爾,他在愛爾蘭大饑荒時期驅逐了約兩千名自己的佃農

根據救貧法,地主有義務為每以個每年需支付4英鎊或更少的地租的佃農繳納差餉。因而,這些在自己的土地上擁有大量佃農的地主們需要面對差餉所帶來的巨大開銷。為了減少債務,很多地主開始將貧苦的佃戶從他們所耕種的小塊土地上逐出,並以高於4英鎊的價格將更大塊的土地出租[140]。雖然有些對佃農的驅逐發生在1845年,但大多數驅逐行動都發生於1847年[140]。據小詹姆士·S.·唐納利英語James S. Donnelly, Jr.稱,確定在大饑荒時期共有多少人被驅逐和它的直接後果是不可行的。直至1849年,英國警方才開始統計被驅逐者的人數。根據他們的記錄,在1849至1854年期間,共計約有25萬人被正式驅逐[141]

唐納利認為警方所給出的統計數據低估了被驅逐者的數量,並表示如果把那些在整個時期(1846-1854年)中被迫交「自願」交出土地的人包括在內的話,這一數據將很有可能會超過五十萬人[142]。海倫·立頓稱,雖然有數以千計的人「自願」交出土地,但同時她也指出「自願的情況在佃農中很罕見」。在某些情況下,佃農們被說服並原意為了一小筆錢而離開自己的家,「他們受到欺騙並認為救濟院會收留他們」[140]

西克萊爾是驅逐情況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在西克萊爾,地主們將數以千計的佃農從他們所耕作的土地上驅逐出去,並拆除了他們居住的簡陋的小木屋。甘迺迪上尉在1848年4月估計,自1847年11月以來,有一千棟房屋(平均每棟可居住6人)被毀[143]。此外,住在Strokestown Park英語Strokestown Park的馬洪家族在1847年驅逐了三千名佃農[144]

除了克萊爾,梅奧郡對佃農的驅逐情況最為嚴重,在梅奧郡所被驅逐的佃農的人數占愛爾蘭1849年至1954年所被驅逐的佃農總人數的的10%。其中,擁有超過60,000 acre(240 km2)土地的喬治·賓漢頓英語George Bingham, 3rd Earl of Lucan是驅逐佃農的地主之一。有人引用他的話稱,「他不會飼養窮人以支付牧師的工資」。賓漢頓在巴林羅布教區找出了約兩千名佃戶,他將他們從土地上驅逐出去,並將這些土地改用作牧場[145]。1848年,斯萊戈侯爵曾虧欠西港聯盟一千六百五十英鎊;斯萊戈侯爵本人也曾驅逐過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佃農。不過,侯爵聲稱他是有選擇的,他只驅逐那些閒散和不誠實的佃農。斯萊戈侯爵共驅逐了約25%的佃農[146]

米斯主教英語Bishop of Meath托馬斯·納爾蒂英語Thomas Nulty曾在他於1847年寫給他的神職人員的牧函英語pastoral letter中,描述了自己對於驅逐佃農事件的回憶:

為了滿足一個人的任性,在一天之內,有七百人被從自己的家中驅逐並被迫開始在這個世界上漂泊……在上帝和人類面前,這些人們可能比他們中最後和最不值得考慮的人還要布置的考慮。我必須銘記我曾看到的那些令人不安的場景。女人們的痛苦聲、孩子們的尖叫聲、懼怕和驚恐以及誠實勤懇的男人們的無聲的痛楚—令所有看到這一幕的人們都留下了悲傷的眼淚。我還看見那些不得不參加驅逐活動的警官和他們的警員們,當他們看到這些人正在承受的殘酷的痛苦時,他們像孩子似的哭了起來。然而,如果這些人稍作抵抗,他們就會被殺害。附近方圓數英里的地主們以威脅採取直接報復的方式來警告他們的佃農,不要向被驅逐的佃農中的任何一個人提供一個夜晚的庇護所。在之後的三年多的時間裡,他們中有近四分之一的人都安靜地躺在了墳墓里[147]

根據利頓的觀點,如果不是出於對秘密社團的恐懼,對佃農的驅逐行動將可能會提前進行。然而,他們現在已經被饑荒大大地削弱了。儘管如此,但復仇行動仍有發生。在1847年秋冬之際,有7名地主被槍擊,其中6人不治身亡,另有十名土地的占有者被謀殺[148][fn 8]

西羅斯康芒曾發生過一起相同的針對地主的報復事件。臭名昭著的地主馬伊·丹尼斯·馬洪曾在1847年年底前強制驅逐了數千名佃農,據估計,一些教區的人口因此減少了60%。而馬洪也於同年被人槍殺.[149]。然而,據估計,在情況較好的東羅斯康芒,人口下降了不到10%[149]

克拉倫登勳爵英語George Villiers, 4th Earl of Clarendon對被槍殺的地主數量深感憂慮,並認為這將有可能意味著叛亂,因此要求獲得特別權力。約翰·羅素勳爵並不贊成這一呼籲。克拉倫登勳爵確信地主們自己應當對這場悲劇負最主要的責任,他表示,「英國地主確實不應當像野兔和鷓鴣一樣被槍殺……但任何一個英國地主也不應當一次出動五十人將他們(指佃農)房子燒得面目全非,並不向他們的未來提供任何保障。」作為妥協,英國議會通過了針對愛爾蘭的1847年犯罪與暴行法案英語Crime and Outrage Bill (Ireland) 1847,並向愛爾蘭增派軍隊[150]

唐納利描述格雷戈里條款是「對愛爾蘭救貧法的惡性修正」。它曾是保守黨對在1847年6月初成為法律的輝格黨的濟貧法案的一次成功的修正,並作為一種潛在的財產清算手段而在議會中受到廣泛認可[107]。起初,救貧法委員和檢查委員將格雷戈里條款視為一種提高公共救濟管理成本效益的寶貴工具,但條款的不足之處很快就顯露了出來,甚至從行政角度來看也是如此。他們很快認為,從人道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條款可以被視作是對佃農的謀殺。據唐納利稱,格雷戈里條款顯然是「一種間接的分發死亡的工具」[151]

移民[編輯]

科克郡皇后鎮等候登船前往紐約的愛爾蘭移民

大饑荒促使了愛爾蘭向海外大量移民,根據郡和年份的不同,移民人數占總人口數的比率從45%至近80%不等,但饑荒並非造成移民潮的唯一原因。愛爾蘭大規模的移民浪潮可以追溯至十八世紀中期,當時約有25萬人在五十年內離開愛爾蘭並前往新大陸定居。據愛爾蘭經濟歷史學家科馬克·格拉達英語Cormac Ó Gráda估計,自1815年(拿破崙滑鐵盧戰役中被反法聯盟擊敗)到1845年(大饑荒開始)的30年之間,有一百至一百五十萬人從愛爾蘭移民至其他地區[152]。然而,在大饑荒最為嚴重的時期,僅一年就有約25萬人從愛爾蘭移民;其中,西愛爾蘭的移民最多[153]

雖然愛爾蘭家庭不會「集體移民」,但家庭中的年輕成員卻會移民至其他地域,其數量之多以至於移民幾乎變成了一種成人禮。有證據表明,這些移民與世界史上類似的移民不同,女性移民的頻率、時間與人數都與男性相同。移民們會將匯款(截止至1851累計共有一百四十萬零四千英鎊)寄回自己的愛爾蘭家庭,而這筆錢又會促使他們家庭中的另一個成員離開愛爾蘭。

在大饑荒時期(1845-1850),愛爾蘭移民主要流向英格蘭、蘇格蘭、南威爾斯、北美和澳大利亞;其中,利物浦是愛爾蘭移民大幅湧入的城市之一,到1851年,愛爾蘭人占到了該市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154]。許多愛爾蘭人都通過麥科克爾線英語McCorkell Line逃往至美洲[155]

據估計,在1847年駛往加拿大的10多萬愛爾蘭人中,有五分之一的人死於疾病和營養不良,其中有五千人死於魁北克格羅斯島英語Grosse Isle, Quebec。格羅斯島是聖勞倫斯河上的一座島嶼,它曾被用於隔離魁北克市附近的船隻[156]。前往美洲的愛爾蘭移民乘坐的是一種被稱為「棺材船」,這些從愛爾蘭西部不受管制的小港口駛出的船隻擁擠不堪、維護不善、相關設施配置不足,違反英國的安全要求;此外,船上的死亡率也很高[157]。根據1851年的人口普查報告,愛爾蘭居民占到了多倫多人口的一半以上。僅在1847年,就有三萬八千名愛爾蘭人移民至這座擁有不到兩萬名市民的城市。除此之外,包括魁北克市蒙特婁渥太華金斯頓漢米爾頓聖約翰在內的其他加拿大城市也接受了大量來自愛爾蘭的移民。截止至1871年,有55%的聖約翰居民是愛爾蘭人或是愛爾蘭人的子女.[158]。與美國不同,由於加拿大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fn 9],加拿大並不能關閉其對愛爾蘭船隻的港口,因此移民可以在歸還剩餘的木材時獲得廉價的前往加拿大的通行證(被驅逐的佃農可以獲得免費的通行證)。然而,出於對民族主義叛亂的恐懼,英國政府在1847年後對愛爾蘭人移民加拿大作出了嚴厲的限制,這項舉措導致更多的人從愛爾蘭移民至美國。

大饑荒期間愛爾蘭移民海外人數[159]
英屬北美 美國地區 澳新地區 其他地區 總計
1845年
31,803
58,538
830
2,330
93,501
1846年
43,439
82,239
2,347
1,826
129,851
1847年
109,680
142,154
4,949
1,487
258,270
1848年
31,065
188,233
23,904
4,887
248,089
1849年
41,367
219,450
32,091
6,590
299,498
五年總計
257,354
690,614
64,121
17,120
1,029,209
各國比例
25.01%
67.10%
6.23%
1.66%

大多數移民至美國的愛爾蘭人成為了城市居民。由於手頭拮据,他們中的許多人都不得不在他們所乘坐的船登陸的城市定居。到1850年,愛爾蘭人口約占波士頓紐約市費城巴爾的摩人口的四分之一。除此之外,愛爾蘭裔在美國的一些採礦社區英語mining community中也很普遍。由於天主教信仰等原因,愛爾蘭移民融入美國的過程並不容易。美國東海岸城市的清教徒們對愛爾蘭人大多帶有敵意。「缺少教養」、「酗酒」、「賣淫」、「犯罪」是貼在愛爾蘭移民身上的標籤。房東會對愛爾蘭人敲詐勒索,僱主會對愛爾蘭人百般辱罵,在波士頓費城聖路易斯紐奧良等大城市,都發生過反愛爾蘭和反天主教的暴力衝突。在這種環境中,貧窮的愛爾蘭人只能生活在各大城市的貧民窟里,以最底層的苦工和保姆身份謀生。但即便如此,與餓殍遍野的愛爾蘭相比,美國的生活條件無疑改善了許多。1850年的時候,愛爾蘭人在美國(紐約)工作一天的平均工資至少是88美分,而在愛爾蘭農民的收入是12.5美分以下[160],前者是後者的7倍。他們省吃儉用,將多餘的錢財全部寄回國內,資助家人朋友。當更多的愛爾蘭人得知美國的情況後,為了尋求新生活,他們跨海移民來到美國。截止1855年,共有約150萬愛爾蘭人來到了美國[161]。從1820年至1930年期間,來到美國的愛爾蘭移民人數超過了450萬[162]

大饑荒標誌著十九世紀愛爾蘭人口減少的開始。在十九世紀的前三十年間,愛爾蘭人口增長了13%-14%;在1831至1841年期間,人口增長了5%。應用托馬斯·馬爾薩斯的關於人口以幾何級數形式增長的理論(即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在1817年至1822年的愛爾蘭饑荒期間很受歡迎。但到了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這些觀點被認為是將愛爾蘭的實際情況過於簡單化;愛爾蘭的問題「與其說是人口過多,不如說是投資的匱乏」[163]。愛爾蘭同時期的人口增長速度並沒有英格蘭高,但後者卻並未遭受同等的災難。到1854年,有150萬至200萬愛爾蘭人因被驅逐、飢餓和惡劣的生活條件而離開了愛爾蘭。

死亡人數[編輯]

愛爾蘭人口減少圖(1841-1851)

據稱,在愛爾蘭大饑荒時期死於疾病的人數比死於饑荒的人數更多,但至今尚不明確在大饑荒時期共有多少人死亡[164]。有關出生、結婚和死亡的國家登記制度並未在當時的愛爾蘭施行,羅馬天主教教會所保存的資料也並不完整[fn 10]。通過對愛爾蘭人口的預期數量和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的最終的人口數向比較,研究人員得出了一個可能的估計結果。1841年的人口普查共記錄了8,175,124人,而在1851年饑荒結束後的人口普查只記錄了6,552,385人,在1841-1851這十年間,愛爾蘭人口累計減少了一百五十餘萬。據人口普查專員估計,如果沒有發生大饑荒,按照正常的人口增長率計算,愛爾蘭人口將在1851年達到九百萬[166]

然而,據由科克大學製作並正在發展的「愛爾蘭大饑荒在線」中的愛爾蘭人口部分指出,饑荒前的人口普查數字被認為較實際值低,而現在普遍認為愛爾蘭人口在大饑荒發生前就已超過875萬[167]

人口普查專員們曾於1851年收集了自1841年以來的每個家庭的死亡人數,以及有關其死亡原因、季節和年份的信息。根據他們的記錄,在1841年至1851年期間,共有21,770人死於飢餓、400,720死於疾病。被列出的致死疾病有發燒、白喉痢疾霍亂天花流感;其中,發燒和白喉是導致愛爾蘭人死亡的主要元兇(前者與後者分別導致222,021人和93,232人死亡)。專員們承認他們的調查數據並不完整,真實的死亡人數可能會更高:

貧困人口死亡的越多……通過任何一種家庭形式記錄的死亡人數就越少—因為不僅僅是整個家庭被疾病奪去生命……而且整個村子也會被疾病從大地上抹去。

此外,後來的歷史學家們也認為1851年的死亡數據表是「有缺陷的並有可能低估了死亡率」[168][169]。人口普查專員們將收集到的機構和個人提供的數字結合起來,對大饑荒時期的死亡人數進行了「不完整且有偏見的統計」。

科馬克·格拉達英語Cormac Ó Gráda在提及W. A. MacArthur的工作時寫到:[170]專家們很早就知道愛爾蘭的死亡統計表是不準確的[171],死亡統計表低估了大饑荒時期的死者人數[172]

S.H.Cousens對大饑荒死難者人數的估計為八十萬,這些數據主要依賴於對1851年的人口普查和其他地方資料的追溯[173],這些資料現在被認為嚴重低估了愛爾蘭大饑荒的死亡人數[174][175]。現代歷史學家約瑟夫·李英語John Joseph Lee表示「死亡人數至少有八十萬」[176],而R.F.福斯特英語R. F. Foster (historian)估計「至少有77.5萬人死亡,且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死於包括在大屠殺後期的霍亂在內的疾病」。他進一步指出,「據最近的一次精密計算估計,從1846年至185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在100萬到150萬之間;在對該數據進行了細緻的批判後,其他統計學家得出的死亡人數是100萬[fn 11]。」

喬爾·莫基爾英語Joel Mokyr對1846年至1851年期間的郡一級行政區總死亡人數的估計範圍在110萬至150萬期間。莫基爾做了兩套數據,這些數據包括有關死亡人數上限與下限的估計,這兩套數據在區域樣本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178][174]。死亡人數的真實值很可能在50萬至150萬之間,而最廣泛接受的估計結果為100萬[179][180]

1841–51年人口減少率表(%) (Lee 1973,p.2)
倫斯特省 芒斯特省 阿爾斯特省 康諾特省 愛爾蘭
15.3 22.5 15.7 28.8 20
註:可以在愛爾蘭人口分析英語Irish population analysis網站上查閱自1841年以來的愛爾蘭人口相關的詳細統計數據

此外,據信,至少有一百萬人因大饑荒而移民[7]。在1846年至1851年期間,愛爾蘭共有約一百萬遠距移民,這些移民將主要流向北美。然而,1851年人口普查中給出的總數為967,908人[181]。大饑荒時期的短距移民主要流向英國,短距移民的數量可能在20萬或20萬以上[182]

創作於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政治漫畫:「四十年來,由於沒有自然法則的作用,我已失去了三百多萬我的年輕的、強壯的兒女,留下了那些年老的、體弱多病的人們在哭泣和死亡。這一切將在什麼時候結束呢?」

除死亡人數外,另一個不確定之處在於佃農們對導致其親屬死亡的病因的描述[174]。雖然1851年人口普查因其低估了死亡人數 而被批評,但它確實為大饑荒醫療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框架。那些曾對愛爾蘭人口產生嚴重影響的疾病被分成了兩類[183]:因饑荒引起的疾病和與營養不良有關的疾病。在與營養不良有關的疾病中,最常見的是飢餓和消瘦症[fn 12],以及一種在當時被稱為浮腫的疾病。浮腫(水腫)是對多疾病症狀的俗稱,而浮腫中的夸休可爾症與飢餓有關[183]

然而,造成愛爾蘭人大量死亡的最大元兇並非營養素缺乏症,而是由饑荒引起的疾病[183][184]。營養不良者極易受到感染;因此,這些疾病在發生時會變得更加嚴重。麻疹白喉腹瀉結核病、大多數呼吸道感染症百日咳、許多腸道寄生蟲和霍亂都會受到營養狀況的強烈影響。而一些潛在疾病,如天花和流感,它們的致死性很強以至於其傳播過程不受營養影響。有關這種現象的最好的例子是發燒,發燒是造成愛爾蘭人大量死亡的最主要的疾病。在大多數人心目中以及從醫學觀點來看,發燒和饑荒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185]。社會失衡—飢餓的人們聚集在施粥所、食品倉庫和擁擠的救濟院裡—為傳播斑疹傷寒傷寒回歸熱等疾病創造了理想的條件[184][183]

腹瀉病是衛生情況惡劣、衛生設備不完善和飲食結構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亞洲霍亂曾於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短暫的造訪」了愛爾蘭,並對那些受饑荒影響而喪失生存能力的人做出最後一擊。在隨後的幾十年中,霍亂不受控制地向亞洲、歐洲和英國蔓延,並於1849年再次傳播至愛爾蘭[183]。有學者估計,愛爾蘭人口在大饑荒時期減少了20-25%[8]

後果[編輯]

在1830年,愛爾蘭時的平均結婚年齡為女性23.8歲、男性27.5歲,而此前女性和男性的平均結婚年齡分別為21歲和25歲,且有10%的人終身不婚[186];在1849年,他們分別升至24.4歲和27.7歲[187][188]。在大饑荒後的幾十年間,女性的結婚年齡升至28-29歲,男子升至33歲,多達三分之一的愛爾蘭男性和四分之一的愛爾蘭女性終身不婚;工資收入低和長期的經濟問題被認為是阻礙早婚和普遍結婚的原因[189]

當愛爾蘭於1879年再次爆發馬鈴薯晚疫病時,由麥可·達維特英語Michael Davitt領導的土地聯盟鼓勵人們大規模抵制「臭名昭著」的地主,還有一些土地聯盟的成員用身體阻止地主們對佃農的驅逐。麥可·達維特在大饑荒時期出生,他和他的家人曾在他四歲時被驅逐。然而,他們的這項舉措很快就遭到取締英語Plan of Campaign。儘管根據1881年脅迫法英語Protection of Persons and Property Act 1881,有近1000人因涉嫌參加土地戰爭而被逮捕;但隨著無家可歸者的比率下降和不斷增長的物質、政治網絡對地主制英語landlordism的侵蝕下,隨後的較短的饑荒英語Irish Famine (1879)(即1879年饑荒)的嚴重性亦受到限制[27][28][29]

據語言學家Erick Falc'her-Poyroux稱,令人驚訝的是,對於愛爾蘭這樣一個以豐富的音樂遺產著稱的國家來說,只有少數民歌可以被追溯到大饑荒帶來的人口和文化災難;他由此推斷,幾十年來,這個話題普遍在窮人中被迴避,因為它給人們帶來了太多的悲傷回憶。由於大饑荒,愛爾蘭大片地區變得無人居住,而十八、十九世紀的民歌收藏家們並未收集他們聽到的愛爾蘭語歌曲。

對政府職責的分析[編輯]

同時期[編輯]

現代輿論對羅素政府的危機處理對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從一開始,就有指控稱其未能掌握災難的嚴重性。詹姆斯·格雷厄姆曾在羅伯特·皮爾後期的政府中擔任內政大臣,他曾給皮爾寫信稱,他認為「政府低估了愛爾蘭正在面臨的危機的真正的程度和規模,並且不能用嚴格的經濟學規則內的措施來解決這一問題」[190]

這些批評並不只局限於外界,愛爾蘭中尉克拉倫登勳爵曾於1849年4月26日致信羅素,以敦促政府提出更多的救濟措施:「我不認為歐洲還有其他的立法機構會無視愛爾蘭西部現在存在的這種痛苦,或冷酷地堅持滅絕政策[191]。」同年,救貧法首席委員愛德華·特威斯爾頓因抗議「差餉援助法案」而辭職,該法案通過向愛爾蘭所有應稅財產徵收6便士的稅款,為貧民法提供了額外資金[192]。土伊斯勒頓作證說,「英國需要相對微不足道的金額,以免去她允許自己悲慘的同胞死於飢餓的恥辱」。根據彼得·格雷英語Peter Gray (historian)在其著作《愛爾蘭大饑荒》中的記載,1845年至1850年期間,英國政府為愛爾蘭的救濟支出了700萬英鎊,「還未占到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王國五年內GDP英語Measures of national income and output的0.5%,同時代的人還注意到,這與19世紀30年代英國向西印度奴隸主所給予2000萬英鎊的補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63]。」

其他批評者認為,即使在政府認識到危機的範圍後,也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來解決這個問題。青年愛爾蘭運動的領導人之一約翰·米歇爾在1860年時寫道:

我已經將它(愛爾蘭大饑荒)稱為人造饑荒,也就是說,這場饑荒使一個富饒而肥沃的島嶼變得荒蕪,而這座島嶼(愛爾蘭島)每年都會生產豐裕和過剩的糧食,足以養活她所有的人民和更多的人。但、事實上,英國人真的把這場饑荒稱為 「上天的安排」;並將它完全歸咎於馬鈴薯晚疫病。 但是,馬鈴薯在整個歐洲都以同樣的方式歉收;然而,除愛爾蘭之外地其他地區卻並沒有發生饑荒。英國人對大饑荒一事的敘述,首先是一種欺詐;其次則是一種褻瀆。全能的上帝確實給愛爾蘭帶來了馬鈴薯晚疫病,但製造饑荒的卻是英國人[193]

此外,還有一些批評者認為,政府的反應反映出了其對「愛爾蘭問題」的態度。牛津大學經濟學教授納騷·威·西尼爾寫道,大饑荒「不會造成一百多萬人死亡,而這幾乎不足以對解決愛爾蘭問題起到任何作用」[193]。Denis Shine Lawlor曾在1848年間接表明,羅素是伊莉莎白時代的詩人埃德蒙·斯賓塞的學生,斯賓塞曾計算過「英國的殖民和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通過愛爾蘭人的飢餓來最有效地實施」[194]。查爾斯·特里維廉是對英國政府處理大饑荒有關事項負有最直接責任的公務員,他曾於1848年將大饑荒描述為「英明且仁慈的上帝對愛爾蘭的一次直接打擊」,它揭露了「社會罪惡的深層且頑固的根源」;他斷言,饑荒「很可能是一種雖然迅速、劇烈但卻有效的療法。願上帝保佑得到這一機會的這代人可以正確地履行他們的職責……」[195]

後大饑荒時期[編輯]

克里斯汀·基尼利曾寫道:「1845-52年的愛爾蘭大饑荒這一重大悲劇標誌著愛爾蘭現代史的分水嶺。然而,它的發生既不是不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3]」。導致饑荒的因素因政府應對不充分而加劇,正如基尼利所指出的:

政府不得不一些措施以幫助減輕苦難,而其實際舉措的特殊性,尤其是在1846年後,暗示了其更為隱蔽的議程和動機。隨著大饑荒的進展,很明顯,政府不僅在利用信息以幫助其制定救災政策,更以此為契機,以促進愛爾蘭境內長期渴望的變革。這些舉措包括人口控制和包括移民在內的多種手段鞏固財產……儘管有大量數據表明連續多年的馬鈴薯晚疫病造成了愛爾蘭長期的苦難,但救濟制度的基本理念卻是應將救濟工作保持在最低限度的水平;實際上,隨著大饑荒的進展,相應的救濟工作反而減少[196]

幾位作家指出,政府仍允許愛爾蘭繼續出口糧食的決定表明了決策者的態度。利昂·烏里斯英語Leon Uris暗示「愛爾蘭有充足的糧食」,然而所有被愛爾蘭飼養的肉牛都被運送至英格蘭[197]。在蕭伯納的戲劇人與超人英語Man and Superman中的第四幕也有類似的場景:

馬龍:他將會克服這一切。男人們在金錢上的失望比在愛情上的失望更難過。我敢肯定你會認為這很卑鄙;但我知道我在說什麼。或許你聽說過,我父親在黑色47年時死於飢餓。
薇奧萊特:是饑荒?
馬龍(克制著情緒):不,是飢餓。當一個國家食物充裕,還有出口時,就不會發生饑荒。我父親是餓死的;我是在母親的懷抱中、在瀕臨餓死的狀況下到達美國的。英國人的統治把我和我的家人趕出了愛爾蘭。好吧,你可以留著愛爾蘭。而我和像我這樣的人要回來買下英格蘭,並且還要買下它最好的部分。我不想要中產階級的財產,也不想讓赫克托娶中產階級的女人。我說起話來和你一樣直率,不是嗎?[198]

一些人還指出,大英帝國的體系是愛爾蘭大饑荒的一個促成因素。詹姆斯·安東尼·弗魯德英語James Anthony Froude寫道,英格蘭是為了她自己認為的利益而管理愛爾蘭的,她根據自己的貿易帳單的總結餘進行計算,而將道德義務棄之不顧,仿佛正確與錯誤都已經從宇宙的法令全書書中抹去了一般[199]愛爾蘭裔美國人、帝國的批評者丹尼斯·克拉克聲稱:「大饑荒是幾代人冷漠、不當統治和壓迫的頂點以及描述英國殖民主義的殘酷和低劣的史詩。對於無地的、住在小木屋的居民們來說,它意味著移民和滅絕……[200]

種族滅絕問題[編輯]

位於貝爾法斯特Ballymurphy路的「愛爾蘭大屠殺」壁畫,上面寫著:「愛爾蘭大饑荒,英國通過飢餓進行的種族滅絕,愛爾蘭在1845-1849期間年的大屠殺,死亡人數超過一百五十萬」。

時至今日,愛爾蘭大饑荒仍是愛爾蘭歷史上的一個爭議事件。關於英國政府對愛爾蘭馬鈴薯歉收、糧食作物和牲畜出口和之後大規模饑荒的應對措施以及其是否構成種族滅絕的爭論和討論,仍然還是一個兼具歷史和政治意義的問題[201]

美國新澤西州曾於1996年將愛爾蘭大饑荒列入它的中學英語Secondary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課程「大屠殺和種族滅絕」中。[fn 13]該課程由各種不同的愛爾蘭裔美國人政治團體推動,並由圖書管理員詹姆斯·穆林起草。在課程受到批評後新澤西州大屠殺委員會要求兩位教授的聲明以證實愛爾蘭的饑荒是種族滅絕;這項聲明最終由先前並不以研究愛爾蘭史著稱的法學教授查爾斯·E.·賴斯英語Charles E. Rice佛朗西斯·A.·波義爾英語Francis A. Boyle提供。[203]。他們的結論是,英國政府蓄意推行基於種族和族裔的政策,旨在以此消滅愛爾蘭人民;根據1948年海牙公約,大規模饑荒政策等同於種族滅絕[fn 14]。」

記者彼得·達菲寫道,「英國政府的罪行將永遠地使它的名字蒙羞」,其根源在於「英國政府試圖通過地主所設計的用牧場替代耕地的方法以使愛爾蘭重獲新生」,並將此舉「優先於為它的飢餓的公民提供食物的義務」;因此,不難想像,有很多人將這項政策視為種族滅絕[205]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歷史學家小詹姆斯·S·唐納利在他的著作「十九世紀愛爾蘭的地主與佃農」中稱:

我將得出以下廣泛的結論:在愛爾蘭大饑荒的較早期階段,英國政府並未阻止甚至沒有減緩地主們對佃農的驅逐,此舉在很大程度上使英國支持種族滅絕的觀念在愛爾蘭民眾心中的根深蒂固。或許有人會說,這一主張吸引了許多受過教育的、有鑑別力的人,而非只有少數革命者支持……我的另一個論點是,雖然事實上種族滅絕並未發生,但對很多愛爾蘭人來說,驅逐佃農期間和驅逐後所發生的一切都像是種族滅絕[206]

愛爾蘭歷史經濟學家科馬克·格拉達英語Cormac Ó Gráda不認為大饑荒是種族滅絕,他辯解稱「種族滅絕包括謀殺意圖,必須承認,在當時,即使是最偏執和最支持種族主義的評論家也沒有尋求滅絕愛爾蘭人」,而白廳中的大多數人都「希望愛爾蘭變的更好」。此外,他還指出認為大饑荒是種族滅絕的主張忽視了「中央和地方、公共和私人救濟機構所面臨的巨大挑戰」[207]。格拉達認為大饑荒是一種忽視比將其視為屠殺的觀點更容易獲得支持[207]。軍事歷史學家愛德華·倫格爾英語Edward G. Lengel聲稱,在大饑荒時期和大饑荒後,尤其是通過諸如醫學時報與公報[fn 15]和泰晤士報等有影響力的出版物,使愛爾蘭人是劣等人種的觀點得到了認同,並因此對他們的境遇負有重要責任。

愛爾蘭大饑荒曾被與烏克蘭大饑荒作比較,後者發生於1932年在史達林統治下的烏克蘭[209],並一直是類似的爭論和辯論英語Holodomor genocide question的主題。

據歷史學家里安·甘迺迪英語Liam Kennedy (historian)稱,「幾乎所有的愛爾蘭歷史學家」都拒絕接受認為愛爾蘭大饑荒是種族滅絕的指控。[210]

紀念[編輯]

愛爾蘭每年都會舉辦一次國家饑荒紀念日英語National Famine Commemoration Day,紀念日通常是在五月的一個星期日[211]

愛爾蘭大饑荒也被愛爾蘭的許多地區(尤其是那些損失最大的地區)以及在愛爾蘭之外包括紐約在內的的一些擁有大量愛爾蘭移民後裔的城市所紀念[212]。為了紀念大饑荒,人們也建造了包括在都柏林都柏林碼頭英語Custom House Quays的由藝術家羅恩·希列斯彼英語Rowan Gillespie創作的瘦弱的、走向移民船的雕像和在梅奧郡克羅派屈克英語Croagh Patrick山腳下的Murrisk Millennium和平公園中的大紀念碑[213]在內的許多雕像與紀念碑。

藝術家Anex Penetek曾在2017年於愛爾蘭科克郡米德勒頓豎起了一座由九根鷹的羽毛所組成的大型不鏽鋼雕塑「心心相映英語Kindred Spirits (sculpture)」以感謝喬克托民眾在大饑荒期間所提供的援助[214][215]

在美國的眾多紀念館中,有一座位於紐約市曼哈頓海濱一角的愛爾蘭飢餓紀念館英語Irish Hunger Memorial,這裡曾是許多愛爾蘭移民登陸的地方[212]。此外,一年一度的由南非大主教戴斯蒙·屠圖和俄克拉何馬喬克托族等人帶領的從梅奧郡杜洛英語Doolough梅奧郡路易斯堡英語Louisburgh, County Mayo大饑荒徒步行英語Doolough Tragedy也於1988年起開始舉行[216][217]。徒步行活動由Afri英語Afri (organisation)組織,於每年五月的第一個或第二個星期六舉行。

在反映愛爾蘭大饑荒的歌曲中,斯基柏林英語Skibbereen (song)可能是最著名的歌曲。移民是20世紀愛爾蘭歌曲的重要的靈感來源[218]。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不少與大饑荒有關的歌曲都被創作和錄製,如Pete St. John英語Pete St. JohnThe Fields of Athenry英語The Fields of Athenry西尼德·奧康娜的饑荒和the Pogues英語the Pogues的Thousands are Sailing等。

參見[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腳註[編輯]

  1. ^ 也有觀點認為,愛爾蘭大饑荒指1845年至1849年的大規模疾病和飢餓並發的時期[3]
  2. ^ 在外地主又稱不在地主
  3. ^ 3F即英文「Free sale, fixity of tenure, and fair rent」的縮寫,意為「自由販賣、固定租期和合理地租」
  4. ^ 科特式佃農是愛爾蘭佃農中的一種。在大饑荒結束後,科特式佃農幾乎在愛爾蘭完全消失[38]
  5. ^ 基尼利將具體日期定在16日[65]
  6. ^ 威廉姆·亨利·格里戈里是格雷戈里夫人的丈夫。他於1847年繼承了戈爾韋莊園,後來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至五十年代初,他因為賭債失去了這座莊園[107]
  7. ^ 當時南卡羅來納州愛爾蘭移民占美國南部城市白人人口的39%
  8. ^ 這些死者中並沒有佃農[148]
  9. ^ 加拿大在歷史上曾是大英帝國的殖民地和自治領
  10. ^ 直至1863年,愛爾蘭的民事死亡與出生登記制度才通過相關法律確立[165]
  11. ^ 前文基於C.Ó Gráda和Phelim Hughes迄今尚未發表的著作「生育力的趨勢、超額死亡和愛爾蘭大饑荒」,另見Joel Mokyr英語Joel Mokyr和C.Ó Gráda的'New developments in Irish Population History 1700–185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xxxvii, no. 4 (November 1984), pp. 473–488."[177]
  12. ^ 消瘦症,又稱營養消瘦症,是一種因營養匱乏導致的疾病
  13. ^ 1996年9月10日,經由新澤西州大屠殺教育委員會批准,將大屠殺和種族滅絕課程列入中學階段的教育範疇內。其修訂本已於1998年11月26日提交.[202]
  14. ^ 「顯然,在1845年至1850年期間,英國政府在愛爾蘭推行大規模饑荒政策,意圖在很大程度上消滅被通稱為愛爾蘭人民的民族、族裔和種族群體……因此,英國政府於1845年至1850年期間明知故犯地在愛爾蘭推行大規模饑荒政策之行為,已構成1948年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二條(c)款意義上的對愛爾蘭人民的滅絕種族行為[204]
  15. ^ 醫學時報與公報是十九世紀英國的主流醫學期刊之一[208]
  1. ^ 約合現在的五億六千九百萬英鎊
  2. ^ 相當於2018年的£1,332,000
  3. ^ 相當於2018年的£190,000
  4. ^ 相當於2018年的£16,316,000
  5. ^ 相當於2018年的£37,097,000
  6. ^ 相當於2020年的$15,702,000

引文[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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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3.0 3.1 3.2 Kinealy 1994,第xv頁.
  4. ^ ([//web.archive.org/web/20200512043154/https://www.duchas.ie/en/tpc/cbes/4427742?con=GA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The great famine (An Drochshaol)]. Dúchas.ie
  5. ^ Éamon Ó Cuív, ([//web.archive.org/web/20200517204333/http://www.irishfamine.ie/wp-content/uploads/2015/11/2009-05-08-FINAL-speech-for-University-of-Toronto-Lecture.pdf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An Gorta Mór – the impact and legacy of the Great Irish Famine]
  6. ^ An Fháinleog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Chapter 6. "drochshaol, while it can mean a hard life, or hard times, also, with a capital letter, has a specific, historic meaning: Bliain an Drochshaoil means The Famine Year, particularly 1847; Aimsir an Drochshaoil means the time of the Great Famine (1847–52)."
  7. ^ 7.0 7.1 Ross 2002,第2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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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編輯]

延伸閱讀[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