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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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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帝国
Cent-Jours
1815年—1815年
百日王朝国旗
国旗
百日王朝国徽
国徽
首都巴黎
常用语言法语
宗教
天主教
政府波拿巴主义君主立宪制
皇帝 
• 1815年
拿破仑一世
立法机构议会
贵族院
代表院
历史时期拿破仑战争
• 拿破仑返抵巴黎
1815年3月20日
• 路易十八第二次复辟
1815年7月8日
货币法郎
前身
继承
法國波旁复辟
法國波旁复辟
《自厄尔巴岛归来(1815年3月7日)》,雅泽据施托伊本画作所作铜版画,1830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百日王朝(法語:Cent-Jours),或称百日,指1815年拿破仑厄尔巴岛返回法国、重建帝国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之间的一段时期。其起讫习惯上系于拿破仑1815年3月20日返抵巴黎路易十八7月8日重返首都之间,历时约一百一十天。这一名称本身出自塞纳省长夏布罗尔法语Gaspard de Chabrol在7月8日欢迎国王返都的致辞,起初指国王缺位的这段时间,后世才移指拿破仑复位的整段。[a]

这段时期以军事上的失败告终,但它同时是一个短暂而完整的政权。拿破仑于1815年3月1日在儒昂湾登陆,仅凭约一千一百人的部队沿阿尔卑斯山道北上,沿途派去拦截的王家军队纷纷倒戈;路易十八不战而走根特。为巩固统治,拿破仑请自由派思想家邦雅曼·康斯坦起草《帝国宪法附加法》,试图把帝国改造成一个自由的君主立宪制,并就此举行公民投票、召开新的代表院——不少史家因此称之为一次「自由帝国」的尝试,尽管这一自由化的诚意至今仍有争议。

在国内,南方与旺代保王党先后起兵反抗;在国外,维也纳会议诸国于3月13日宣布拿破仑为「世界安宁之敌」、并于25日重订同盟,组建第七次反法同盟。拿破仑抢先入侵尼德兰,于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战役中败于威灵顿布吕歇尔的英普联军。

滑铁卢之后,拿破仑于6月22日第二次退位,7月15日在罗什福尔外海主动登上英舰贝勒罗丰号英语HMS Bellerophon (1786),此后被流放圣赫勒拿岛直至去世。法国则以第二次巴黎和约退回1790年边界、承受赔款与占领,南方随即爆发白色恐怖。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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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复辟与厄尔巴岛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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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4年第六次反法同盟战胜后,拿破仑于4月退位,依《枫丹白露条约 (1814年)》保留皇帝称号,受封厄尔巴岛为其主权领地。波旁王朝路易十八复辟,法国以第一次《巴黎和约》退回1792年边界。在厄尔巴岛的十个月里,拿破仑修筑道路、发行货币、接见来客,同时密切注视法国局势与维也纳会议的进展。

英国派驻厄尔巴岛的专员尼尔·坎贝尔上校对拿破仑的意图毫无戒备。1815年2月16日,坎贝尔以健康为由乘军舰「鹧鸪号」离岛赴大陆,与舰长约定十日后回岛;拿破仑抓住这一空隙准备出逃。[1][2]

复辟王朝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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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旁王朝复辟后的施政激起了军队、资产阶级与农民的不满:大批帝国军官被裁为半薪、贵族与教士谋求恢复旧日特权、革命期间购得国有财产者担心产权不保。这些不满为拿破仑的归来预备了土壤,也是他在《告士兵书》中承诺「雄鹰将带着国旗从钟楼飞到钟楼,直抵巴黎圣母院」时所诉诸的情绪。「飞鹰之路」一名即源出于此。[3]

飞鹰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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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于儒昂湾登陆,1815年3月1日》,同代版画,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出逃与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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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2月26日(星期日),拿破仑在费拉约港望过弥撒、检阅部队后,于晚七时告别母亲与妹妹,率约一千一百人的小部队登船。[4]出逃的小舰队以双桅战船「无常号」(l'Inconstant)为首,另有快艇、三桅小帆船与费卢卡帆船数艘。[5]坎贝尔直到2月28日晨返回厄尔巴外海,才确证拿破仑已带全部法国、波兰与科西嘉部队离岛。[6]

3月1日拂晓,舰队抵昂蒂布角外海;拿破仑戴上三色帽徽现身甲板,令全军换回三色徽。下午一时,舰队在儒昂湾Golfe-Juan)抛锚登陆。[7]派往昂蒂布城的拉穆雷上尉率约二十名掷弹兵被守军第87战列团诱入要塞、身后吊桥升起而被俘,昂蒂布守军拒不倒戈;约一千一百人的帝国小部队则在儒昂湾深处涉水登陆,于橄榄林中宿营。[8]拿破仑命康布罗纳法语Pierre Cambronne率约四十名掷弹、猎兵为前卫赴戛纳,嘱咐道:「不放一枪……我要不流一滴血夺回王冠。」[9]

北上与拉夫赖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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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开保王情绪较浓的普罗旺斯,拿破仑取道阿尔卑斯山道北上:3月5日晚宿加普,6日夜宿科尔[10]3月7日,在格勒诺布尔城南的拉夫赖Laffrey)隘口,格勒诺布尔守军第5战列团一个营奉命拦截。[11]拿破仑敞开灰色外衣独自走向该营:「你们中若有谁想打死自己的皇帝,动手吧,我就在这儿!」全营即高呼「皇帝万岁」倒戈。[12]

当日在格勒诺布尔城内,拉贝多耶尔法语Charles Huchet de La Bédoyère伯爵指挥的第7战列团亦倒戈:他拔剑高呼「第7团,跟我来!」,从口袋里掏出旧团的鹰徽示众,率全团开城门加入帝国纵队。[13]拿破仑于7日晚入格勒诺布尔,居民用撞木撞破博讷门,把城门残片抬来献给他。他后来在圣赫勒拿岛回顾:「到格勒诺布尔为止我还是冒险家,在格勒诺布尔我成了君主。」六天里他行进了约八十法里[14]

奉命堵截的米歇尔·内伊元帅曾向国王夸口要把拿破仑「装进铁笼」押回巴黎;但3月14日,他在隆勒索涅阅兵场拔剑向部队宣读:「军官、军士和士兵们,波旁王朝的事业已永远完了」,全军爆发「皇帝万岁」的欢呼,内伊就此归附。[15]3月19日午夜前,路易十八在近臣搀扶下自杜伊勒里宫出逃,先取道里尔,终抵根特[16]3月20日晚约九时,拿破仑抵达巴黎杜伊勒里宫,被拥戴的军官从马车中抬出,「从一双双手臂传到另一双」送入宫中。[17]

现代史学对这场归来的性质另有定评。伦茨认为,与其称之为「三月二十日革命」,不如说是一次「军事政变」(pronunciamiento,据现代《罗贝尔词典》即「由军队组织或促成的政变」):它虽不流血,却也非人民浪潮所推动——真正使之可能的是军队的整体倒戈,而这支军队与其说忠于拿破仑,不如说是出于对波旁政权的怨恨。[18]伦茨并指出,「人民召唤」之说经不起考证:直到格勒诺布尔为止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民众表态,拿破仑入杜伊勒里宫院内时闸门口也不过几百名看客;他因而援引瓦雷斯基耶尔之语,称这是「一场没有人民的革命,一场靠真空与坍塌、而非靠起义完成的革命」。[19]

宪制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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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帝国宪法附加法》的同代版画(约1815年),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藏。

帝国宪法附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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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深知,仅凭军队的欢呼无法长久维持统治,遂转而争取自由派与舆论。他起用曾激烈批评帝国专制的自由派思想家邦雅曼·康斯坦,由后者逐条起草一整套宪法方案;伦茨指出,此举既为加快、简化宪法委员会的工作,也是向舆论发出的一个「信号」,而康斯坦的入阁本身堪称「法国政治史上最令人瞠目的反转之一」。[20]康斯坦于1815年4月18日、19日两度与拿破仑长谈,「大量宪法构想被采纳」,其中最具特色的两项制度——选举权的组织与世袭贵族院——即在此定型;康斯坦本人于4月20日受任国务会议参事。[21][22]

这份方案实质上是一部「改良版的1814年宪章」——夏多布里昂为流亡中的路易十八评点新文本时即如此称之,伦茨认为这一评价「不无道理」,因为拿破仑力图保住帝国政体的高效之处,往往以牺牲两院与政治自由为代价。[20]其最实质的自由化改动包括:把直接选民从约一万五千人扩大到约十万人、赋予全体法国人被选举权、取消书报的事前审查、把新闻出版案交陪审团审判、废除特别军事法庭,并公开贵族院会议。[23]文本第64条明文规定:「一切公民有权署名印刷、出版其思想,不受任何事前审查」。[24]拿破仑坚持让新宪法「衔接」帝国旧制,故定名《帝国宪法附加法》(Acte additionnel aux constitutions de l'Empire)。因康斯坦执笔了文本的绝大部分,它得了「小邦雅曼」(la Benjamine)的绰号——据伦茨,这一诨名出自历史学家兼政论家蒙洛西耶。[25][20]不过,附加法的自由化程度有限:伦茨指出,皇帝始终居于制度博弈的中心,赋予立法机关的每项自由都被行政方的干预或否决权抵消,其优势更因解散权而巩固。[26]

新宪法既不获自由派完全认可,更遭保王党抨击。争议最大的是世袭贵族院:它经拿破仑与康斯坦反复争论,最终由康斯坦力主写入。[27]历史学者埃米尔·勒加洛指出,拿破仑与康斯坦其实一致主张把「公民权」向无知贫民关闭、留给有产阶级,故这套自由化方案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21]此外,附加法末尾的第67条(据勒加洛系拿破仑在公布前的最后一次朗读中主动补入)以法国人民名义永久禁止提议复辟波旁家族、恢复封建特权与国教,并禁止触动国有财产出售的不可逆性。[24][28]

公民投票与五月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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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五月广场大典》,库谢所作蚀刻版画,巴黎卡纳瓦莱博物馆藏。

附加法交由公民投票表决,采记名登记簿投票。首轮清点为一百二十万八千三百五十张赞成、四千二百张反对;随后公布的总数为约一百五十三万赞成对四千八百余反对。这一赞成票数仅及执政府时期(1800、1802、1804年)历次公投之半,甚至不及1793年宪法所获的票数,弃权规模「极其巨大」。[29]

结果的宣布安排在一场盛大典礼上。「五月广场」(Champ de Mai)大典原定于5月26日、后改于6月1日在战神广场前举行,出动军队约五万人,为选举团设两万个席位。[30]典礼上,康巴塞雷斯「在军乐、鼓声与炮声中」宣布附加法获人民通过,拿破仑在文本前签署公布令,继而手按《福音书》宣誓遵守宪法。[31]

立法院选举与行政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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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法一经公布,康斯坦即敦促拿破仑召集选举团,理由是让失望的法国人有了代表后会更愿接受宪法;拿破仑起初以「附加法尚未通过」推托,后被说服,5月1日即刊出召集选举团、选举代表院议员的敕令。[32][33]

1815年5月的代表院选举中,大量保王派选民弃权:多数选民拒绝参加选举团,以免以合法选举承认发布这些法令的当局。投票率极低,省级选举团约两万成员中实际投票者仅约七千七百人;南方各省几乎全体缺席,马赛仅十三名选民到场,蒙彼利埃罗德兹卡尔卡松波尔多等地亦寥寥可数;唯东部边境省份因掺入爱国情绪而投票较踊跃。[34]据伦茨的现代汇总,全国约三万三千至四万名选民(约合可用选民团的四成半)参加了代表院选举,省级选举团弃权率近七成,仅十七个省投票过半,最终选出五百九十九名议员及二十二名工商业代表;与此同时,保王派却在市镇选举中大胜,把王朝政府所任命的约八成市长与助理连选留任,被认为全体效忠皇帝的乡村法国反倒显出「保守乃至反动的倾向」。[35]选出的代表院以自由派居多,勒加洛评其代表面极窄,「从来没有一个议会如此不像这个国家」;全院对拿破仑抱有极深的戒心。[36]伦茨则不认同侯赛的一个反设——侯赛曾称,若议员改由普选而非选举团产生,「自由派」本不可能主导代表院;伦茨反驳道,届时反弹只会同样强烈,拿破仑面对的将是一个坚决敌对的保王派议会,而非喧闹却尚可周旋的反对派。[35]6月4日,自由派元老朗瑞奈法语Jean-Denis Lanjuinais以二百七十七票当选代表院议长,被巴黎自由派视为帝国专政终结、代表院独立于皇帝的象征。[37]

在行政层面,拿破仑于4月对省长进行了大规模更替,多以4月6日为集中的新任命之日;个别拒绝执行「革命式行政」的省长(如里昂省长、数学家傅立叶)被电令撤职,一些省份一度数周乃至整个百日无省长。[38]此外,政府于1815年3月29日颁布敕令废除黑奴贸易,令依赖贩奴的波尔多商界不满。[39]

国内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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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复位并非全国一致的欢腾。在信奉天主教、忠于波旁王朝的南方与西部,保王党先后起兵。据伦茨,路易十八身后留下了昂古莱姆公爵(南方)、公爵夫人(吉伦特)、维特罗尔(图卢兹一带)与波旁公爵(旺代)等抵抗据点;在长达数周里,「法国四分之一的国土公开反叛帝国复辟」,内战风险始终未被彻底消除。[40]

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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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古莱姆公爵于1815年3月5日抵达波尔多,正在商会舞会上得知拿破仑登陆的消息。[41]公爵随即赴尼姆就任保王党南方军队的指挥,而波尔多守军拒绝为国王作战:昂古莱姆公爵夫人亲赴兵营劝说,士兵答复不愿打内战、绝不向战友开火。[42]公爵夫人于4月2日在波亚克登上英国领事提供的战船离去;拿破仑得知波尔多事件后评价她:「她是她那个家族里唯一的男子汉。」[43]

昂古莱姆公爵本人率中路军渡罗讷河北上,一度攻入蒙特利马尔瓦朗斯;4月2日在洛里奥尔之战中,王家第10步兵团曾以近距离齐射击溃帝国军。[44]但因后方各地纷纷易帜,公爵腹背受敌,被迫接受吉利将军的条款,于4月8日晚签署投降协定。[45]拿破仑最终令执行协定,公爵于4月16日在塞特登上一艘瑞典船驶往西班牙。[46]图卢兹,维特罗尔法语Eugène d'Arnauld de Vitrolles建立的南方保王政府亦于4月4日被一队掷弹兵解散。[47]

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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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持久的反抗来自旺代波旁公爵于3月被派往昂热任西部各军区总督,但其3月的首次起兵几乎胎死腹中,公爵旋即出逃西班牙。[48]5月中旬爆发的第二次旺代起义则声势浩大:起兵日定于5月15日,当夜各堂区敲响警钟,叙藏内、多蒂尚、小拉罗什雅克兰法语Henri du Vergier de La Rochejaquelein、萨皮诺等首领各自集结数千人。[49]

拿破仑遂组建「卢瓦尔军」交拉马克将军指挥。[50]5月20日夜,共和军将领特拉沃在埃兹奈夜袭旺代军得手;6月4日,自任总司令的路易·德·拉罗什雅克兰在圣让德蒙附近的莱马特农庄阵亡。[51]6月20日,受利尼捷报鼓舞的卢瓦尔军在拉罗什塞尔维埃法语La Roche-Servière击溃旺代军。[52]拉马克本人厌恶这场同胞相残之战,曾写道:「我们昨天打了、今早打了、明天还要打;可打的始终是法国人,我的心在流血。」[52]6月24日,旺代主要将领以二十二票对十二票决定接受媾和;6月26日在绍莱签署条约,起义就此结束。[53]伦茨强调这场内战的战略代价:绍莱签约时拿破仑已退位四天,逾一万名士兵被从北方的比利时战线直接抽离,而西部其实从未被真正控制。[54]

国际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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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巴蒂斯特·伊萨贝所绘《维也纳会议》(1815年),画中为各国全权代表。

维也纳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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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出逃的第一份消息由奥地利热那亚总领事发出,于3月6日至7日夜间抵达维也纳;次日,正在开会的各国君主即已协商,副官四出各方向催促奥军集结、并令俄普各军回师。[55]诸君主对归来的反应是恐惧与愤怒;此前坚持把厄尔巴岛给拿破仑的沙皇亚历山大反应最激烈,发誓要「战至最后一人、耗尽最后一卢布」。[56]

3月9日,维也纳获知拿破仑在儒昂湾登陆。据伦茨的考订,这份宣言实由塔列朗亲自拟稿、先后取得惠灵顿梅特涅对其纲要的认可,于3月12日提交八国委员会,再由根茨、拉贝纳尔迪耶尔与安斯泰特连夜赶出定稿。[57]宣言于1815年3月13日由《巴黎条约》的八个签约国全权代表签署。其核心条款宣布:拿破仑撕毁把他安置于厄尔巴岛的公约,即摧毁了其存在所系的唯一合法名义;他重现于法国,即已「置身于民事与社会关系之外」,作为「世界安宁的敌人与扰乱者」,「使自身受制于公众的报复」。[58][59]侯赛曾评价这份宣言在内容与形式上均独一无二,实为一道「放逐令」而非普通外交文件。[60]伦茨则从外交细节上指出,宣言的措辞其实比塔列朗的原提案更克制:经梅特涅争取,只把拿破仑一人、而非整个波拿巴王朝列为「法外之人」,宣战对象也限定为拿破仑而非法国,为日后与战败的法国媾和预留了余地。[57]

第七次反法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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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奥、俄、英、普、法五国全权代表决定按3月13日宣言的精神行事,并设一军事委员会研究执行手段。[61]3月25日,英、奥、普、俄四国大臣在维也纳签署同盟条约,重订1814年的肖蒙条约;条约名义上以「维持和平」为目的,实以战争为手段。[61]按条约,缔约各方约定各自持续在战场上维持十五万人,「直至波拿巴被彻底剥夺制造动乱、图谋夺取法国最高权力、威胁欧洲安全的可能为止」。[62]一项秘密条款规定,英国若不能足额提供其兵额,可按每人每年三十英镑折算以钱代兵;英国另于4月30日承诺为当年军费出资一亿二千五百万法郎,分给北方各国。[62]葡萄牙萨丁尼亚巴伐利亚尼德兰等国亦相继加盟。[63]

同盟的军事集结规模空前。英国史家查尔斯·切斯尼称联盟在法国各条边境上集结起「历史上从未为单一目标而同时调动过的庞大军队」。[64]而拿破仑6月初可用于野战的兵力,据切斯尼考订「略少于二十万人」。[64]无论各国出兵动机是自保而非为波旁复位,客观上「有一百万士兵向法国边境进军」。[65]伦茨进一步指出,此时战争已无可避免,真正要准备的是战后格局——对当时的欧洲各国而言,「对抗拿破仑本身已成为跻身新欧洲协调体系的入场凭证」。[66]

那不勒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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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热拉尔所绘那不勒斯国王缪拉肖像;他在百日期间擅自对奥地利开战,兵败后于1815年10月被处决。

拿破仑在欧洲唯一的盟友是他的妹夫、那不勒斯国王缪拉;然而缪拉的仓促举兵不但未能助拿破仑分毫,反把自己彻底葬送。[67]事实上,拿破仑并未与缪拉合谋,反倒反对其擅自开战:据伦茨,他曾抱怨「缪拉先动了手,我很不满,我不想打这场仗」,甚至设想即便缪拉得胜,也只应以波河为界把意大利一分为二、而非任其统一。[68]缪拉被拿破仑的成功冲昏头脑,幻想效法姐夫征服意大利,以为只要一声号召,各地便有十五万爱国者揭竿而起。[69]他早在3月8日即着手动员,3月17日离开那不勒斯,19日率主力抵达安科纳,均早于拿破仑3月20日抵巴黎,那不勒斯战争因而是百日期间第一场军事冲突。[70]

3月30日,缪拉抵里米尼,发布一篇号召意大利解放与统一的檄文,通篇却不提拿破仑之名。[71]此前一日他已越过奥、那两军的分界线;梅特涅于4月4日致函把缪拉的越界「只能视为一次侵略」。[71]战局初期尚顺,缪拉于4月2日进入奥军前夜撤离的博洛尼亚,但随后在奥基奥贝洛桥头堡的血腥强攻中耗尽了直属的两万人,奥军转守为攻。[72]奥将比安基率一万二千人经托斯卡纳迂回,在托伦蒂诺截断其退路;会战历5月2日、3日两日,以那不勒斯军溃败告终,弃火炮辎重、伤亡被俘四千。[73]此后那不勒斯军土崩瓦解,八天内逃兵两万;5月11日缪拉在沃尔图诺河后只收拢约一万人,即出征时四万大军的残余。[73]

5月19日,缪拉乔装水手离开那不勒斯,辗转逃往戛纳;5月23日奥军进入那不勒斯,王后卡罗琳被押往的里雅斯特,那不勒斯王国就此瓦解。[74]缪拉之战的一大战略后果,是在北方前线第一炮打响前一个月,集结于意大利的九万奥军已腾出手来,可调往法国的阿尔卑斯方向。[75]至于缪拉的进攻是否加速了列强对拿破仑的敌意,侯赛持否定看法:他认为拿破仑自欺,以为奥地利是因那不勒斯人的进攻才怀疑其和平诚意而拒绝斡旋,实则无论拿破仑的和平言辞真伪,欧洲早已决意以炮火作答。[76]伦茨的现代视角略有不同:在维也纳,人们把这对连襟的「联合」行动读作二人事先串通、法皇征服野心「丝毫未减」的证据——继比利时应「重归法国」的传言之后,缪拉对意大利的图谋更坐实了这一判断。[68]

滑铁卢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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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6月15–18日滑铁卢战局图:法、英荷、普军的调动与利尼、四臂村、瓦夫尔、滑铁卢诸役;现代绘制。

拿破仑决意先发制人,趁同盟各军尚未集结,击破当时距法国最近、部署在比利时的两支军队——威灵顿的英荷联军与布吕歇尔的普军。1815年6月15日拂晓,法军渡过桑布尔河;拿破仑亲率近卫工兵冲上桥梁清除路障,当日拿下沙勒罗瓦[77]但开战即遭意外:法军第4军先头师师长布尔蒙法语Louis Auguste Victor de Ghaisne de Bourmont伯爵于清晨携全体参谋叛逃投敌,向普军透露了法军的进攻计划与兵力。[78]

6月16日,法军在同一天分两处作战。在利尼,拿破仑亲自指挥老近卫军在雷雨中冲击普军中路,一举击溃布吕歇尔;布吕歇尔本人座骑中弹倒地压住其身,法军胸甲骑兵两次从他身上冲过而未认出,由副官救出,一度昏迷负伤。[79]四臂村,内伊则未能及时攻取要点;德尔隆法语Jean-Baptiste Drouet d'Erlon的第1军因命令混乱在两个战场之间往返,未参加任一战斗,是法军当日未获全胜的关键失误。[80]布伦瑞克公爵在四臂村的骑兵反冲锋中腹部中弹阵亡。[81]

6月17日,拿破仑当面授命格鲁希率右翼约三万三千人追击败退的普军,自率主力转向威灵顿。侯赛评格鲁希是屡建奇功的骑兵将领,却只是「局部的、临时的战术家」,不适合承担独立战略行动的指挥与责任。[82]

威廉·艾伦《滑铁卢战役》油画,藏伦敦阿普斯利邸宅

6月18日的滑铁卢战役,上午十一时三十五分许以法军对乌古蒙英语Hougoumont庄园的佯攻打响。[83][b]下午,法军先以德萨勒指挥的「大炮群」——五十四门火炮(二十四门12磅炮、三十门6磅炮,另有骑炮兵的十八门6磅炮)——猛轰威灵顿中路,继而德尔隆的第1军对拉艾圣英语La Haie-Sainte圣让山英语Mont-Saint-Jean, Braine-l'Alleud高地发起进攻。[85]这一进攻旧称「大纵队」,实为当日晨在勒卡尤商定的特殊队形:每旅编成四个横列营前后相叠、正面约百码,六个旅梯次展开,意在最大化火力。[86]纵队一度突破,却被英军重骑兵反冲垮。[87]此后内伊未待步兵配合,即以米约法语Édouard Jean-Baptiste Milhaud的胸甲骑兵向未被撼动的英军方阵发起大规模冲锋;拿破仑对这一过早的行动不满,称其早了一个小时,但已只能支援。[88]现代研究对此另有裁断:巴尔贝罗指出真正的败笔在于法军自始至终未以近卫军步兵支援骑兵——内伊派人请求步兵时,拿破仑回了那句名言「步兵!你要我上哪儿去找步兵?」;[89]伦茨则强调这些冲锋究竟出自谁的命令其实并不清楚,且拿破仑本可召回已上阵的骑兵,却反而给他们增援,无异于「孤注一掷」,故责任亦不宜尽归内伊。[90]拉艾圣的国王德意志军团英语King's German Legion守军因弹尽而失守;巴尔贝罗指出,法军在此处的步骑协同为全场最成功,拉艾圣一失,威灵顿中路几乎崩溃。[91][92]

战局的转折在于普军的抵达。比洛的普军约下午六时攻入普朗瑟努瓦英语Plancenoit,威胁法军侧翼与退路。[93]更关键的是,普军之来牵制了法军的战略预备队:拿破仑集结于罗索姆一带的三十七个预备营中,已有二十三个被抽去阻挡普军、在普朗瑟努瓦的鏖战中逐渐耗尽,及至总攻时他手中只剩为数不多的近卫营。[94]傍晚,拿破仑投入中近卫军作最后一击,却被梅特兰英语Peregrine Maitland与亚当的英军旅侧射击退。[95]近卫军的受挫引发了全线崩溃:普军齐滕英语Hans Ernst Karl von Zieten军自侧翼杀到——据巴尔贝罗,真正让威灵顿确信普军已来援的,并非布吕歇尔在普朗瑟努瓦的血战,而是齐滕军在更近的帕佩洛特(Papelotte)一带涌入、投入对法军右翼的作战;[96]原盼格鲁希来援的法军高呼「各自逃命!我们被出卖了!」,全军溃散。[97]关于康布罗纳「近卫军战死不投降」的传说,侯赛据一手证词指出他实际只愤然回了句粗话(「Merde!」);巴尔贝罗进一步考订,他是坐骑中弹倒地、连人一同被掀翻,被俘时满脸是血,用手背抹了抹嘴道「我是康布罗纳将军」,并非旧说的面部中弹。[98][99]约当晚九时,布吕歇尔与威灵顿在美丽同盟客栈前会面;布吕歇尔欲以「美丽同盟」命名此役,威灵顿则坚持用其前夜设司令部的村庄——滑铁卢——命名。[100]

与此同时,格鲁希在瓦夫尔英语Battle of Wavre蒂尔曼英语Johann von Thielmann取得了一场战术胜利,却始终未驰援主战场。他虽因左方炮声不安、一度驰往确认「确有一场大会战正在进行」,仍按原命继续攻打瓦夫尔。[101]他直到6月19日上午才得知滑铁卢惨败,含泪组织撤退。[102]

其他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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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铁卢并非1815年唯一的战场。除比利时方向外,法军在东部与东南边境另开四条次要战线,以残缺的兵力迎击自莱茵、瑞士与意大利涌入的同盟军;这些战事大多在滑铁卢与巴黎陷落之后仍持续了数周。英国史家锡本英语William Siborne把这些战线的推进列为滑铁卢决定性胜利与巴黎迅速陷落的直接后果,并指出若比利时的结局不同、法国得以在其他地区放手作战,则一场更广泛持久的战争势将爆发。[103]

在莱茵战线,拉普伯爵的莱茵军司令部设于斯特拉斯堡[104]符腾堡王储率逾四万人的第3军于6月27日逼近,拉普遂于28日撤至斯特拉斯堡近郊苏费尔河后方约二万四千人的阵地;经一场激战,符腾堡王储迫其退入斯特拉斯堡要塞。[105]此后拉普按兵不动,直至巴黎陷落的消息促成7月24日的停战。[106]

在意大利战线,弗里蒙男爵率约六万人的奥地利与撒丁联军,对付絮歇元帅据尚贝里格勒诺布尔一带的阿尔卑斯军。[107]絮歇奉拿破仑之命于6月14日起行动,抢占萨伏依隘口以封堵奥军,但奥军仍于6月下旬翻越塞尼峰进入萨伏依。[108]7月11日,里昂守军请求停战获准,条件是放弃里昂并撤至卢瓦尔河以南。[109]同一方向的瓦尔观察军由布律纳元帅指挥,约一万人据土伦昂蒂布一带,正面无敌军,其战事以7月9日在尼斯缔结的停战告终。[110]

在汝拉战线,勒库尔布法语Claude Jacques Lecourbe的军队沿瑞士边界迟滞奥军:奥军前卫6月26日渡莱茵后,即与其一支三千人的分遣队交火。[111]要塞攻防则一直延续至9月:同盟的德意志军8月上旬围攻梅济耶尔,其内堡于9月1日投降;转攻蒙梅迪后,守军于9月20日缔约撤走。[112]对沙勒蒙要塞的轰击原定9月23日开始,但9月20日全法停止敌对行动的通知抵达,东部的战事至此才全部结束。[103]

帝国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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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查德森《贝勒罗丰号上的拿破仑》(约1880年),泰特不列颠美术馆藏;1815年7月15日拿破仑登此舰向英方投降。

第二次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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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上午,拿破仑抵达巴黎爱丽舍宫[113]他在御前会议上要求获授「临时专政」大权以救国,但两院已抢先行动:拉法耶特在代表院提案,宣布众议院为常设会议、任何解散它的企图均属叛国罪

6月22日,拿破仑口授退位诏书,径直诉诸法国人民而只字未提两院;诏书原稿本未提及其子,经吕西安等力劝,才加上「我宣布我子为法国人的皇帝,称拿破仑二世」一句。拿破仑对这一传位条款的实际效力并不抱幻想。[114]两院随即选出一个五人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富歇虽在选举中票数居次,却从第一天起就成为委员会的实际主宰。[115]

巴黎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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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法方代表与威灵顿、布吕歇尔在圣克卢城堡谈判巴黎的投降。协定要求法军立即撤至卢瓦尔河以南,巴黎各城门于7月6日移交联军;富歇特意在投降文件的抬头写上「公约」一词以缓和字面。[116]7月8日,临时政府自行解散,两院被解散,各处的三色旗被换成白旗,路易十八于当日下午重返杜伊勒里宫,法国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117]

投降与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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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位后的拿破仑退往大西洋岸的罗什福尔,一度谋求赴美国而未果。7月13日,他起草致英国摄政王的信,宣称已结束政治生涯,愿如地米斯托克利般「投身于英国人民,置身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这是主动求庇而非被俘。[118]7月15日,他登上英舰贝勒罗丰号;他拒绝让法国将领陪同登舰,称「不能让人说法国把我交给了英国人」。[119]英方史料证实,拿破仑于当日晨自愿携随员登舰。[120]贝勒罗丰号将他送抵英国海岸;联军经7月28日、8月2日两次会议,选定孤悬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为流放地,理由是该岛除一处外无法登陆,最宜看守。[121]8月上旬,拿破仑被转移到「诺森伯兰号」送往圣赫勒拿。[120]他在岛上度过余生,于1821年去世。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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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1815年11月20日第二次《巴黎和约》所定的法国东部边界(据赫茨莱特《条约中的欧洲地图》,1875年)。

第二次巴黎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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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11月20日签订的第二次《巴黎和约》比一年前的条件苛刻得多。法国退回1790年边界,须向同盟各国支付七亿法郎赔款;[122]并须容许同盟军占领北、东边境的一系列要塞,驻军不超过十五万人,占领期最长五年。[122]据伦茨,法国由此比1814年又多丧失约五十三万居民与五千平方公里国土;驻扎北、东部的十五万占领军由惠灵顿统率,日费高达三十八万三千余法郎。[123]

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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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复辟在南方引发了保王党的白色恐怖。民间私刑以整片南方为舞台:得知拿破仑退位后,阿让蒙托邦贝济耶等「二十座南方城市」爆发保王派暴动,马赛则在屠杀马穆鲁克侨民与波拿巴派的血泊中重新升起白旗。[124]这场恐怖带有鲜明的教派对立色彩:在加尔省尼姆一带,多数加尔文派新教徒曾倒向皇帝,而几乎所有天主教徒仍是坚定的保王派,最狂热者遂把波拿巴派与新教徒合为同一仇恨对象。[125]保王派暴徒在街头鞭打新教妇女,用一种钉着排成鸢尾花图案钉子的木棒行刑,称之为「王家棒」;[126]暴力蔓延及周边,勒维冈的新教教堂遭焚。[127]尼姆的私刑以国民自卫军少尉、绰号「特雷斯塔永」的雅克·杜邦为标志人物,他在给省长的正式信里自夸亲手杀了六人。[125]遇害规模众说悬殊:新教牧师佩罗估计1815年尼姆及加尔省被杀者约四百五十人,为反驳他而著书的省长德阿尔博-茹克则只承认七十人。[128]这场恐怖中最著名的遇害者是元帅布律纳,他于8月2日在阿维尼翁被暴民枪杀、尸体被抛入罗讷河[129]拉梅尔将军法语Jean-Pierre Ramel (1768-1815)则于8月15日在图卢兹遇害。[130]

与民间私刑并行的,是政府主导的司法清算。1815年7月24日的一道通缉令分两类列出五十七名将领与官员:第一类十九名将领以叛王或武装攻击政府罪交付军事法庭,第二类三十八人则交两院裁定其流放或送审。[131]伦茨指出这场清算实则相当有限:名单由富歇拟定,他刻意为被点名者的出逃提供方便,交军事法庭的十九名将领中最终仅四人被处决——拉贝多耶尔、内伊、沙特朗与穆通-迪韦尔内——多数被排斥者自1819年起即得以恢复正常生活乃至公职。[123]这条线索最终延及弑君者:1816年1月颁布的所谓大赦法反而规定把曾投票处死路易十六的前国民公会议员终身放逐,卡诺等许多人客死流亡。[132]倒戈的拉贝多耶尔将军于8月19日被枪决;[133]那不勒斯国王缪拉在一次失败的复位尝试后,于1815年10月13日在卡拉布里亚皮佐被枪决;[134]元帅内伊则由贵族院以一百三十八票判处死刑,于12月7日晨被枪决,临刑前高呼:「法国人,我抗议对我的判决。」[135]长期以来,拿破仑派与共和派史学倾向于把这种重陷对立单单归咎于第二次复辟,必要时夸大1815年的反动、而对国王及其大臣的节制作用避而不谈;伦茨援引瓦雷斯基耶尔之语,认为这个国家不过是「又回到了它的旧魔——对抗与分裂之魔」。[123]

史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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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帝国」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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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王朝在史学上最持久的争论,是《帝国宪法附加法》所代表的自由化究竟出于拿破仑的真心转向,还是战时的权宜与门面。起草者康斯坦本人即不信任这一转向,在日记中写下「其意图是自由的,其实践将是专制的」。[c]美国史家伊瑟·沃洛克英语Isser Woloch认为,拿破仑一生是「渐进地走向独裁」,每一次扩权都裹上「合法的外衣与1789年的修辞」,其自由派幕僚争取自由实系「违背拿破仑的意愿」。[136]法国史家伦茨法语Thierry Lentz的判断与之呼应:他指出相对的权力制衡「从来不合拿破仑的偏好」,其抨击波旁、自诩护宪的自由话语只是一套宣传;[20]百日的「更自由的宪法」因而更近于对1815年形势的蛊惑手段[137]伦茨总括道,拿破仑对宪政改革让步得如此勉强,「以致无人相信他的诚意」。他既未能靠几乎漫不经心地组织的选举、也未能靠被传统支持者冷落的公投、更未能靠办砸的五月广场典礼来重铸合法性。[138]

近年的研究倾向于超越「真心与否」的两分。历史学者夏尔-埃卢瓦·维亚尔指出,百日的核心是一道「不可能的等式」:拿破仑既要做半薪军官所梦想的战神,又要向另一部分法国人承诺做和平的立宪皇帝;附加法「与1814年宪章几乎无异,却给皇帝留下尽早收回全部权力、重建专制帝国的余地」,故许多人认定他两面三刀。[139]瓦雷斯基耶尔法语Emmanuel de Waresquiel则把百日的症结归于一场政治合法性危机:拿破仑与波旁各执「两种彼此对峙的合法性」,其对抗实为帝国对君主制、两种世袭权力之争;而这危机背后是一个「极具法国特色的魔鬼」——自1789年以来对「不容分享之主权」(非归于人民、即归于国王)的执念,容不下折中的中间道路,或许正是这段历史错失的良机。他因而称整个事件为一场「不可能的诱惑」。[140][141]另一方面,布东法语Jacques-Olivier Boudon提出,1815年实为「一个带有新制度的新帝国」,拿破仑退位时传位于拿破仑二世,在王朝谱系上构成通向拿破仑三世的一段中继;但他也审慎地指出,当时无人使用「第二帝国」一词。[142]

公民投票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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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法公投约八成的弃权率,是史学讨论的另一焦点。弗雷德里克·布吕什在其公投专著中以选举社会学方法确认:约一百五十万赞成票对约七百五十万合法选民,弃权约达八成;档案中留下大量空白或近乎空白的登记簿。他倾向于把如此高的弃权解释为消极听任多于有组织的抵制——行政机器此时「大体已归附王朝复辟」,对「波拿巴主义的这最后一个化身支持乏力」;同时也掺入了对世袭贵族院等具体条款的拒斥,以及对拿破仑保守转向的失望。[143]维亚尔进一步称之为可能的「冷漠的百日」:警察部的档案多有「冷淡」的报告,拿破仑所经之处欢迎踊跃,但乡村、官员与显贵这一「沉默的多数」实则在观望鹰与百合谁将胜出。[139]伦茨的现代考订与此相合,并揭出账面的操纵:赞成票虽以明显多数胜出,却是「账面上的成功、政治上的失败」,官方甚至对公众隐瞒结果;真正的问题是极低的参与率(约两成,远逊执政府时期的四至五成),军队的赞成票更被从约十三万六千灌水到四十五万。他因而把如此高的弃权读作法国「以缺席表明其惊惶」,是消极的观望而非组织化的抵制。[144]

滑铁卢失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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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拿破仑本人起,滑铁卢的责任分配就是一桩公案。拿破仑在《回忆录》中声称曾命格鲁希尽快回师会合,但这道命令从未被寻获,格鲁希的反驳或许有理。[90]安德鲁·菲尔德等现代军事史家重审法方视角,指出普军后卫在瓦夫尔把格鲁希「钉住」、而普军主力得以不受阻碍地开向滑铁卢,质疑格鲁希是否真有可能及时干预,从而弱化了「格鲁希独担罪责」的旧说。[145]伦茨的测算与之呼应:格鲁希纵在下午出发,也要迟至晚九时之后才能赶到十五至二十公里外、其间还须强渡迪尔河的战场,届时败局早定;可以指摘他的,「只有过分的谨慎」与对指挥成规的盲目遵从。[90]意大利史家巴尔贝罗義大利語Alessandro Barbero则径直断言,这场误会若真要有人负责,「那也是拿破仑而非格鲁希」——皇帝清楚自己给这位元帅下的命令,只要对着地图核对,就该明白根本无从指望其来援。[146]马蒂厄·拉尔若则从记忆史的角度分析这场败仗如何被建构为一次「光荣的失败」,以致传说长期压过分析——这解释了责任之争为何长盛不衰。[147]总体而言,现代研究已从寻找「单一替罪羊」,转向协同失灵、命令含糊、骑兵过早消耗等多因的系统性解释。[d]约米尼与克劳塞维茨早就指出,拿破仑未能预见普军的内线机动,是他一生头一回犯下的重大战略失误;[90]而普军之介入终究是决定性的,就连拿破仑本人对此也从无怀疑。[148]

侯赛本人的裁断则较为平衡:他为拿破仑的分兵辩护,认为拨给格鲁希约三万三千人正是为了牵制普军;[149]但也直指格鲁希的机动「既不够迅速、也不够明智、更不够果断」。[150]即便如此,他仍认为格鲁希纵然回师,能否对普军造成足以扭转滑铁卢结局的决定性打击,「也是可疑的」。[151]威灵顿自己事后承认:「我两次靠固执救了这一天;但愿我永远不必再打这样一场仗。」[152]

名称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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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Cent-Jours)一词最初并非用于拿破仑复位的时长,而是指路易十八离开巴黎的这段缺位期。它由塞纳省长夏布罗尔·德·沃尔维克法语Gaspard de Chabrol首创:1815年7月8日路易十八自根特返回巴黎、在入市税栅门口受其致辞时,夏布罗尔说道:「陛下,自那不祥时刻——您被迫割舍至亲、在举城的泪水与哀恸中离开首都——至今已过去一百天。」[153][154]自由派思想家康斯坦此后把这一说法移指拿破仑复位的整段时期,并以《百日回忆录》为其著作命名,「百日」遂成通称。[155]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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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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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百日」一词最早并非用于拿破仑,而是指路易十八离开巴黎的这段缺位期。见下文#名称由来
  2. ^ 开战的确切时刻各家记载出入颇大:英军按格林尼治天文台校准的钟表,比法军所用的巴黎时间慢约一小时。[84]
  3. ^ 康斯坦1815年3月31日日记:Les intentions sont libérales, la pratique sera despotique
  4. ^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把格鲁希的一分钟犹豫浪漫化为决定世界命运的枢纽,是这种「单一替罪羊」叙事影响最广的文学版本;但其史实多有文学夸张,现代军事史已与之切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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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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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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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文献与19世纪叙事史

现代研究

  • Barbero, Alessandro, The Battle: A New History of Waterloo, 由John Cullen翻译, New York: Walker & Company, 2005, ISBN 978-0-8027-1453-4 (英语) 
  • Barral, Pierre, Compte rendu : Frédéric Bluche, Le Plébiscite des Cent-Jours, 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 1977, 55 (2): 590–591 (法语) 
  • Boudon, Jacques-Olivier, Les Cent-Jours : un second Empire ?, Histoire, économie & société, 2017, 36 (3): 7–17 (法语) 
  • Field, Andrew W., Grouchy's Waterloo: The Battles of Ligny and Wavre, Barnsley: Pen & Sword Military, 2017 (英语) 
  • Largeaud, Jean-Marc, Napoléon et Waterloo : la défaite glorieuse de 1815 à nos jours, Paris: La Boutique de l'Histoire, 2006 (法语) 
  • Lentz, Thierry, Les Cent-Jours, 1815, Nouvelle histoire du Premier Empire 4, Paris: Fayard, 2010, ISBN 978-2-213-63808-9 (法语) 
  • Tulard, Jean, Dictionnaire Napoléon 2e, Paris: Fayard, 1999 (法语) 
  • Vial, Charles-Éloi, Histoire des Cent-Jours : mars–novembre 1815, Paris: Perrin, 2021 (法语) 
  • Waresquiel, Emmanuel de, Cent Jours : la tentation de l'impossible, mars-juillet 1815, Paris: Fayard, 2008, ISBN 978-2-213-62158-6 (法语) 
  • Woloch, Isser, Napoleon and His Collaborators: The Making of a Dictatorship,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英语)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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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德鲁·罗伯茨, 拿破仑大帝, 由苏然翻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2016, ISBN 978-7-5097-8717-5 
  • 乔治·勒费弗尔, 拿破仑时代, 由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翻译组翻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ISBN 978-7-100-01876-0 
  • 伯纳德·康沃尔, 滑铁卢:决定拿破仑命运的四天, 由陆大鹏翻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2016, ISBN 978-7-5097-8381-8 
  • 蒂姆·克莱顿, 滑铁卢:决定欧洲命运的四天, 由高阳翻译, 北京: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ISBN 978-7-5139-2624-9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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