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
张东荪（1886年12月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万田，字东荪，曾用笔名圣心，晚年自号独宜老人。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中国现代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曾为研究系、中国民主社会党领袖之一，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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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生平
[编辑] 立憲派、唯心論哲学家
张东荪生于一个官宦世家。1905年，张东荪官派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私立哲学館（后来的東洋大学）。在留学生中，他和張君勱交好。1906年，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学术月刊《教育》，以哲学、伦理问题为主。他倾向于梁启超等立宪派的立场。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张东荪回国。1912年，他参加南京临时政府并任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后，他列名孙中山新建的国民党之中，又与梁启超及进步党关系密切，虽然没有正式入党，但当时被人视为进步党骨干。此后，他进入报界，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走第三种路线，既反对袁世凯复辟，又不支持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同时企图调和国民党与进步党的关系。他曾经先后任上海《大共和報》、雑誌《庸言》、雑誌《大中華》、雑誌《正誼》等报刊的主筆。1917年起，他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报纸《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该报副刊《学灯》，该副刊与北京《晨报》副刊《副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京报》副刊并称新思潮四大副刊。
1918年，他和梁启超共同领导由进步党演变而来的研究系参与国会选举，尝试成为第一大党，但被段祺瑞皖系军阀支持的安福俱乐部所败。从此他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转入思想界。1919年（民国8年）9月，他在北京创刊雑誌《解放与改造》（翌年该杂志更名为《改造》）并任总編輯。1920年3月，他和梁啓超等人发起講学社，并于同年9月邀请哲学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罗素来华。1920年，他还在上海参与筹办中国公学，并任大学部部長兼教授，后因经费问题而辞去大学部部长职务。1920年，他曾参加过陈独秀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是拒绝参加共产党。1924年，他不再担任《时事新报》主编，专任中国公学教授。1927年（民国16年）8月，他与瞿世英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評論》杂志。同年，他任图书《唯物辩证法論战》的主編，站在唯心論的立場批判马克思主义（唯物論）。1928年至1930年间，他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教授，兼任中国公学大学部学长兼教授，并兼任张君劢的国立政治大学哲学教授。[1]1930年，他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编辑] 从中国国家社会党到民盟
1932年（民国21年）4月，他和張君勱在北平成立了中国国家社会党，并发行机关报《再生》月刊。1934年（民国23年）12月，应广东地方实力派陳济棠的聘请，張君勱到广州创办学海書院，張東荪任院長。两广事变陳济棠失势，張東荪离开广州，此后他任光華大学教授、燕京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会参議。
1937年（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国防参議会参議員。1938年（民国27年）6月，他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員（后来他继续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員）。1941年（民国30年），中国国家社会党和統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任中央常務委員（後兼任秘書長）。他留在日本占领的北平（当时已经被傀儡政府改称北京），一直在燕京大学任教授。他主张国共合作，同时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并曾介绍燕京大学学生到中共抗日根据地。
日本对美国宣战后，燕京大学被强占。1941年12月，留在燕京大学的張東荪被日軍逮捕收监。当时張東荪被要求参加日本傀儡政权，但这遭到了他的拒绝。此后他被判缓刑保释出狱，但日本方面不许他离开北京，所以他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他遂一心写作。1944年（民国33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他继续当选中央常務委員。
[编辑] 和張君勱的诀別与晩年的不遇
日本投降后，1946年1月他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任军事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并在会议上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两个原则。同年8月，張君勱领导中国国家社会党同中国民主憲政党合并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表明了支持蒋介石的态度。同年11月，中国民主社会党出席制憲国民大会，脱离了民盟。倡导走「中間路線」、不满中国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張東荪遂对張君勱发出絶交宣言，退出中国民主社会党，继续留在民盟。1947年1月，他在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秘书主任。1948年底，他作为傅作义的代表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促使实现了12月24日北平和平解放。
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後，張東荪留在中国大陸。此後，他任中国人民政治協商会議全国委員会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会委員，并仍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1951年，他被指控向美国出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要情报，1952年他被免去政府职务，并被民盟开除，但工资照发。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1968年1月，他被逮捕，关进秦城监狱。
1973年6月2日，張東荪在狱中逝世。享年87岁。
[编辑] 出卖国家机密案
说法之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576名代表投票，毛泽东得575票。众人认为毛泽东谦虚，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泽东投自己赞成票。此事原本只有毛，张二人知晓，但毛泽东要求追查，后来张东荪投反对票一事被查出。何祚庥后来对张宗烨说：「这麼些年都没告诉你，当时我们可是大大地保了你。你到所里一直是内控使用。……我们给你说了好多好话。其实对你一直就是一种……。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选毛泽东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虽然不能肯定，但他们猜除了他不会有别人。」[2]
说法之二：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举报说张东荪有电台一部，正谋求和美国通讯。1950年9月，又发现张东荪给某人的一封信 ，信中对美国大加吹捧捧。这两件线索将张东荪纳入公安部门的视线。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侦讯处又经过一年多的侦察，进一步证实了张东荪屈从于司徒雷登的压力，竟不顾人格国格，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经人送到香港，然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本来，张东荪罪行严重，完全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惩处，但是，党中央毛主席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办法，即对他进行教育，也教育知识界其他一些崇美思想严重的人。1952年2月至9月，张东荪在燕京大学作了5次检查，最后一次检查交代了通过王正伯向美国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的叛国罪行。[3]
说法之三：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在即，张东荪认为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符合中国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为“国共调人”的资格以及与司徒雷登的关系，私下调解中美关系，贸然和一个名叫王志奇，自称有美国背景的人建立关系。张东荪要王给美国国务院传话：“打起仗来千万不要打中国，留着中国，且看将来。”，又将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协民主人士名单和当时尚属于国家机密的“《国家预算》”交给王。后来王志奇被捕，交代了与张的关系。张东荪辩解说，他是出于让中国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战之灾，才进行他的所谓“个人外交”，他拒不承认“叛国”和“美国特务”的罪名，只是就无意泄露国家机密，自请处分。王志奇到底是美国特务，还是骗子，目前尚未澄清。[4]
[编辑] 著作
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有：
- 《新哲学论丛》
- 《认识论》
- 《道德哲学》
- 《哲学与科学》
- 《知识与文化》
- 《思想与社会》
- 《理性与民主》
- 《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
[编辑] 家庭
- 曾祖：张裴曾任嘉定知县、泰州知州。
- 祖父：张之杲曾任嘉定、吴江、阳湖、长洲等县知县，及泰州知州。
- 父：张上龢，曾任直隶昌黎、博野、宁县、万全、内邱、静海、元城知县。
- 兄：张尔田，近代著名学者、词人，曾官刑部主事、知县、候补知府，燕京大学国学总导师。
- 长子：张宗炳，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后因“张东荪出卖国家机密案”而和张东荪同时被逮捕。在狱中精神错乱，1975年释放后，才逐渐恢复。
- 次子：张宗燧剑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革中于1969年在中关村宿舍自杀。
- 三子：张宗颖在天津市文化用品公司工作，1966年与妻吕乃朴在遭“斗争”后一同自杀。
- 女儿：张宗烨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两个孙子张鹤慈（张宗炳子）、张佑慈（张宗颖子）均在文革中被判重刑，关押劳改10多年。
[编辑] 思想
他早年好佛学，研读佛经，由此培养了对哲学的兴趣。在日本时，他接触西方哲学、心理学和科学，思想开始转变。五四运动前后，一方面反对旧思想，提倡“彻底输入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一方面宣传改良社会主义，但受到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影响有限。
1923年，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他支持玄学派，反对科学的人生观。1929年，他在论文集《新哲学论丛》中初步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1931年12月，在《哲学评论》上发表《条理范畴与设准》，开始提出新的认识论观点。1932年他提出了“认识的多元主义”。他对西方道德学和价值论的介绍，曾引起较大反响。1930年代，张东荪已被公推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1930年代，他曾发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的论战。
1940年代末《观察》杂志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中，他提出“社会的计划性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存”的主张。
1949年之后，他不再发表文章。
[编辑] 评价
金岳霖晚年回忆录中称“张东荪玩政治”，对其一生颇有微词。
曾受其邀请担任《学灯》主编的俞颂华在1940年代曾这样评价他：“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者，不是一个党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家。如果有人期待他做一个党人或党魁，在政治舞台上立功，那就不是他的知己。我们只能期待他在立德与立言方面有不断的贡献。人不是万能的，各有短处与长处。他能立德立言，并且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成就，所以他始终能站在时代前锋，为青年学子所敬爱的导师。至于他参加政治，至多也只能在立德的方面示范，若使要他在政治上，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政治上立赫赫之功，那是决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