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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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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
President William Howard Taft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1901-09在任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左）、1909-13在任的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統（中）以及1913-21在任的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右）常被認為是三大「進步總統」，美國社會在他們治下經歷了深刻的社會和政治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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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時代（英語：Progressive Era）是指1890-1920年年間，美國歷史上一個大幅進行社會政治改革現代化的時代。[1]這段時期的美國政府由共和黨長期執政，在36年間主政達28年之久。當時主要的美國政治家有共和黨的西奧多·羅斯福，老羅伯特·M·拉福利特和查爾斯·埃文斯·休斯，以及民主黨的威廉·詹寧斯·布萊恩，伍德羅·威爾遜和艾爾弗雷德·E·史密斯等。美國此期的進步運動改革，與同期的法國因德雷福斯案帶起的改革（1898-1914年）、英國「新政自由主義」的社福改造運動（1906-1914年），都屬於20世紀初歐美「進步派」社會改造運動中，三項較受矚目且較知名的改革浪潮。[2]

進步運動的主要目標是以揭露及削弱政治豪強及其利益集團的方式淨化美國政府內部的腐敗，同時進一步建立直接民主的參政方式。進步派也試圖通過反壟斷法監管擁有壟斷權力的托拉斯集團，以促進公平競爭及保障消費者權益。大部分進步派同時亦支持美國禁酒令以求摧毀地方豪強的政治力量基礎來源[3]。這一時期，為了政治領域有「更純潔的」的女性投票，美國婦女選舉權也得到大幅增長[4]。

進步時代政治改革的核心精神來自由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所創制的科學管理理論，以科學、醫學和工程學等現代化的學術來替代老舊過時的管理體系，從而啟發了大批社會活動家聯手改革地方政府、公共教育、醫療、財政、保險、工業、鐵路和教會以及其他各種領域。在社會科學，特別是歷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內部，也有進步運動者推行學科轉變和專業化以使其符合科學體系標準。業餘作家不再主導學術領域，取而代之的是專業學者透過新創立的學術期刊或大學出版社所發布的論文。

運動起始於地方層面，不久擴散至州級和全美。進步派大多都是熱心的現代化者，他們相信科學、技術、專業以及特別是教育是社會問題唯一有效的解決方案。進步主義特徵包括傾向城市工業化社會，相信人類有改善環境和生存狀況的能力及干預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責任，相信專家的能力以及政府干預的效率[5][6]；律師、教師、醫師、神職人員和商人等城市中產階層為進步派的中堅[7]，他們因深感舊社政體系的浪費和低效，因而熱切尋求「一個更好的體制」[8][9]，因而強烈支持將科學方法運用於經濟、政府、工業、財政、醫療、學校教育、神學、教育甚至家庭。他們緊貼西歐當時的最新社會發展並引入多項類似政策，[10]例如在1913年創建聯邦儲備系統就是銀行系統的一項重大轉變。[11]

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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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深受鍍金時代的浪費、低效、頑固和腐敗困擾，進步派人士致力於改良與革新國家、社會和經濟的方方面面。國家層面發生的巨大轉變包括第十六修正案的徵收所得稅、第十七修正案的參議員直接選舉、第十八修正案的禁酒令以及第十九修正案的美國婦女選舉權。

中產階級支持改革的選民、學術專家和改革家對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政治機器感到厭煩，在美國城市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降低浪費、低效率和腐敗。實施科學方式、義務教育和管理創新。密歇根的底特律市成為了改革先驅，共和黨市長哈真·S·平格里首先將這些改革付諸實施[12]。許多城市建立起地方諮詢局，研究地方政府預算和管理結構。

進步派市長在許多關鍵城市起了領導作用[13]，如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特別是市長湯姆·約翰遜）、俄亥俄州托蘭多市[14]、新澤西州澤西城[15]、洛杉磯[16]、田納西州孟菲斯[17]、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18]等許多其他城市，特別是西部州郡。在伊利諾伊州，州長弗蘭克·勞登對州政府進行了重大重組[19]。在威斯康辛州，羅伯特·拉福利特在他的據點將威斯康辛思想付諸實施，即利用州立大學作為思想和專業的主要來源加以協助[20]。

進步人士希望公民能夠繞過政客更加直接地參與選舉。由於平民黨籍的俄勒岡州眾議員威廉·西門·尤列恩和他的直選聯盟的推動，俄勒岡以壓倒性多數通過1902年選舉法，為公民參與州憲法提供更多的主動權和公決，直接參與州憲法的立法活動中去，使得俄勒岡成為採用這一系統的第一個州。尤列恩也推動通過了1908年修正案，給予投票人召回官員的權利，並進一步建立機制，在州層面上公選參議員，在美國尚屬首次。1911年，加利福尼亞州長海勒姆·約翰遜採納了「自發、公決、召回」的俄勒岡系統，應用在加州，認為這是公民對抗大公司在州立法上的歷史性進步[21]。進步改革很快被其他州採納，包括愛達荷州、華盛頓州和威斯康辛州，在今天，美國幾乎有半數州郡在州憲法中設立自發、公決和召回機制[22]。

約有16個州開始使用初選來削弱政客和體制的弊端[23]。1913年，憲法第十七號修正案要求所有參議員需要經過人民選舉（之前，他們由州立法院任命）。動機主要是削弱政客的個人力量。此前如果政客能成功掌控州議會，就能同時控制參議院席位。根據政治科學家亨利·瓊斯·福特的說法，美國參議院成了黨派政客的盤中餐，肆意妄為地濫用權利，出於特殊利益而謀取官職[24]。

揭露貪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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耙糞記者專職揭露浪費、腐敗和醜聞，並發表在有高度影響力的國家級雜誌的新媒體上，如麥克盧爾和時代雜誌。雷·斯坦納德·貝克、喬治·奎爾和布蘭德·維特洛克都是活躍於州和地方層面的記者，林肯·斯蒂芬斯則揭露了不少大城市的政治腐敗。艾達·塔貝爾跟蹤了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的標準石油公司。山姆·霍普金斯·亞當斯在1905年揭露了許多藥品專利的造假行為，厄普頓·辛克萊1906年的小說屠場，揭示了肉類是如何在骯髒噁心的環境下包裝成的，同樣，在1906年，大衛·格拉哈姆·菲利普斯則猛烈抨擊美國參議院。羅斯福將這些記者賦予了暱稱，稱他們在扒糞[25][26]。

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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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主義者試圖通過美國憲法第16至19修正案第來將改革以法律形式確立下來。第16修正案將收入徵稅合法化（根據憲法第一條第九款的要求，直接按人口比例徵稅需要每十年普查一次）。進步人士也努力通過第17修正案和參議院直選來反腐。在一戰期間反德狂熱中最激進最富爭議的修正案是第18修正案，幫助進步主義者推行禁酒令（當進步主義者失勢後，第21修正案在1933年推翻了第18修正案）。最後的進步修正案是第19修正案和女性參政權[27]。

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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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羅·威爾遜總統使用關稅、匯率和反托拉斯法來驅動經濟運轉。

1893年恐慌是一場嚴重的經濟衰退，於1897年結束。之後的進步時代則是一場重要繁榮時期。1907年恐慌為期較短，對金融業影響最大。然而，坎貝爾（2005）關注了1907-1914年的經濟弱點，將公眾需求與進步主義干預聯繫在一起。1907年恐慌導致實際工資下降、失業率增多，兩者一直延續到一戰為止。坎貝爾強調公共財政壓力和對威爾遜政府的影響。經濟弱勢和政府持續赤字導致貨幣政策改變，包括聯邦對商業和個人收稅，建立美聯儲系統[28]；政府機構也進行改革，以便增進行政效率[29]。

在鍍金時代（十九世紀末），政黨不願意聯邦政府過問私營部門，鐵路和關稅除外。總體上來看，他們持放任資本主義理念，即除了法律和秩序以外，政府不應該干預經濟。當1893年恐慌後，小微企業、農業和工會都呼籲政府介入，保護他們的利益[29]。

到了二十世紀初，由於商業成功、農業和工人政治激進運動，中產階級壯大。進步主義者呼籲政府對商業進行監管，保障競爭和自由。1887年，國會通過法案，對鐵路進行監管（州際商貿法案），以及在1890年反對大企業控制單一行業的的法案（休曼反托拉斯法案）。這些法案並沒有得到嚴格執行。在1900-1920年間，共和黨總統西奧多·羅斯福（1901–1909）、民主黨總統伍德羅·威爾遜（1913–1921）和其他持進步主義觀點的總統上台。美國今天許多監管機構是在當時建立的，包括美國州際商務委員會和聯邦貿易委員會。耙糞記者則號召讀者對商業多個心眼。厄普頓·辛克萊的《屠場》（1906）大為風行，揭批了芝加哥屠場的醜惡。作為對小說和尼爾·雷諾德報告的回應，聯邦政府成立了新的監管機構，即食品藥品管理局。艾達·M·塔貝爾寫了一系列文章攻擊標準石油，指責其壟斷。這對政府和公共改革家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塔貝爾和其他人的批評和公眾的擁護，最高法院在1911年判決拆分該公司[29]。

1912年，當民主黨伍德羅·威爾遜當選總統，民主黨贏得國會後，他設立了一系列的經濟進步政策。1913年，美國憲法第十六修正案通過，高收入者被徵收小額賦稅。民主黨在1913年通過安德伍德關稅法，降低了關稅，不過後者的效用被1914年爆發的戰爭掩蓋。威爾遜通過譴責巨頭說客成功地贏得民心，用雄辯的言辭在國會慷慨激昂，並在法案簽字時舉辦了盛大儀式[30]。威爾遜用1914年克萊頓反托拉斯法案終結了曠日持久的爭鬥。他在貨幣問題上說服立法者，在1913年成立美聯儲——這是個複雜的政府/商業混合體，在今天統治金融世界[31]。

在1913年，亨利·福特利用流水線戲劇性地提高了工廠效率，即每個工人在汽車生產中只從事單一任務。通過強調效率，福特將工資翻倍（將勞動時間從每天9小時縮短到8小時），收攏了最佳的工人、極大地減少了勞工流失和曠工率。僱工們能夠購買汽車，通過將Model T價格打折，美國和其他主要發達國家的千萬消費者都開上了車。福特的利潤飆升，他的公司雄踞汽車工業鰲頭。亨利·福特成為譽滿世界的高工資、高利潤先知[32]。

工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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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特別是美國勞工聯合會在二十世紀早期飛速成長，也進入了進步日程表。工會在二十世紀早期曾經嘗試與全國公民聯盟合作，在1906年後轉而與民主黨結盟。這對於大工業城市來說尤為重要。工會會限制法官，特別是在勞資糾紛中偏袒資方的法官。他們最後在1932年達成諾里斯·拉瓜迪亞法案[33]。

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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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後，移民數量持續增長，許多缺乏技術的移民從東歐和南歐湧入，在鋼廠、屠場和工地幹活。1914年一戰爆發時，大多數國際活動陡然停滯，直到1919年後才重新啟動。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工會積極倡導對移民的限制，特別是對來自中國和亞洲移民的限制[34]。最大的恐懼在於大量缺乏技術的廉價勞工會打擊工會集體協商的努力[35]。其他組織，如禁酒主義者反對移民，因為後者是沙龍力量的根基。在1890年後，許多移民是城市天主教徒和猶太人，鄉村新教徒對他們不信任[36]。另外，工業的迅速發展需要大量新生勞動力，因此大企業反對限制移民。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根據共識，移民總量被限制，一系列相關法案被通過[37]。一些優生政策鼓勵移民限制[38]。移民限制成為全美政策，直到二戰結束以後。

在一戰期間，進步主義者全力推薦美國本土化項目，即將新移民歸化成為標準的美國公民，削弱對宗祖國的忠誠[39]。這些項目常常與公立學校系統相配合，後者得到了大幅擴張[40]。

提倡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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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美範圍內，中產階級婦女在進步時代組織各種團體來促進社會改革。她們特別關注禁酒令、投票權、學校問題和公共衛生。

中產階級婦女成立了地方俱樂部，在1890年後轉變成為聯邦婦女俱樂部。歷史學家佩奇·梅爾茨將聯邦婦女俱樂部列入進步運動的大綱內，稱其政治觀為：

建立在進步時代地方管家策略上。在進步時代，女性積極分子使用傳統的女性觀念，即所有女性是母親和管家，來對她們參與社會活動辯護：作為「地方管家」，她們會清理政治、城市，照顧鄰里的健康和生活。套上母性的斗篷，女性積極分子細心地研究社區的需求，利用她們「女性」專長來遊說、建立、保障自己在新興國家福利當局的一席之地，最佳的榜樣可能是俱樂部女性茱莉亞·萊思羅普在美國兒童局中的領導能力。作為這一女性積極分子的傳統，進步時代的聯合總會支持了一系列活動，包括與公眾健康及婦女兒童息息相關的食品藥品安全，廢除童工制，並與國家合作維護社會公正[41]。

女性投票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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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女性參政協會（NAWSA）是美國女性權利組織，在1890年5月由全國女性參政協會和美國女性參政協會合併而成。全美女性參政協會在地方和州郡級別建立了數以百計的組織，爭取在州郡地方推行女性參政權。協會是美國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參政組織，是女性投票權利的主要推動者。凱莉·查普曼卡特是二十世紀早期的關鍵領袖。和之前的全國女性參政協會及美國女性參政協會一樣，全美女性參政協會主張用修憲的方式來爭取女性投票權利，並在1920年成功贏得憲法第19號修正案[42][43]。另一組織全國女性黨則由愛麗絲·保羅控制，採取英國激進參政方式，即使用暴力來得到公眾支持，推進參政權。保羅的成員們將自己綁在白宮的護欄上，以便被逮捕，或是用絕食的方式來吸引眼球。當英國女性參政主義者在1914年停止抗議，轉而支援戰爭時，保羅在1917年開始了她的運動，因無視戰爭、吸引激進和反戰元素而備受批評[44]。

社會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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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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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主義者努力對地方學校進行改革和現代化。該時代最為顯著的是學校和學生數量爆炸，特別是飛速成長的城市區域。在1910年後，小鎮開始興建高中。到了1940年，50%的青年人獲得了高中文憑。結果是有教育的中產階級爆炸，成為進步主義的草根支持者[45]。在進步時代，許多州郡通過了義務教育法[46]，學校衛生和健康得到了重視，體育和健康教育變得更加重要、更加普及[47]。

醫學與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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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卡內基基金贊助的1910年《弗萊克斯納報告》，美國醫學通過拋棄許多地方性小醫學院，將國家資金集中在大型、富有聲望的大學專業醫學院來進行專業化[48][49]。著名領袖包括馬約兄弟以及他們在明尼蘇達州羅切斯特的馬約診所，後者因手術創新而聞名世界[50]。

在法律專業中，美國律師協會在1900年建立了美國法學院協會。為法學院提供全美標準，將舊系統中青年跟隨老師傅替換為在獲得承認的法學院就讀深造[51]。

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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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學者在新興研究院，如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芝加哥大學、密歇根大學、威斯康辛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等將他們的學術現代化。業餘研究讓位給研究型教授，後者出版新的學術雜誌和刊物。他們的目標明確，就是專業化，將社會科學「科學化」，特別是歷史學[52]、經濟學[53]和政治科學[54]。專業化意味着為大學創建新的事業路線，僱傭並支持國際學術模型。

慈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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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家庭數量呈爆炸性增長，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有100家左右百萬富翁，在1892年為4000家，在1916年為16,000家。許多人支持安德魯·卡內基的《財富福音》，稱他們有義務資助社會，呼籲為大學、醫院、研究、圖書館、宗教和社會進步出資出力[55]。

在二十世紀早期，美國慈善事業成熟，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建立起各種大型顯眼的私人基金會。最大的基金會孵化了現代化、高效、商業模式運作的（與「施捨」不同）組織，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單單發票子。他們與當地商業社區建立起關係，成為「社區胸脯」運動[56]。美國紅十字會重組並專業化[57]。幾個大型基金會幫助南方黑人，遵守布克·T·華盛頓的勸導。與之相反，歐洲和亞洲的基金會甚少。這導致卡內基和洛克菲勒的基金會能在全球範圍內產生重大影響[58]。

家庭與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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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羅拉多法官本·林德賽是建立未成年人法庭系統的先鋒。

進步人士認為家庭是美國社會的基石，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必須努力優化家庭[59]。地方公共協助項目得到改革，以幫助並維護家庭團結。在丹佛法官本·林德塞的啟發下，城市建立了未成年人法庭，幫助調停未成年人糾紛，避免將他們送入成人監獄[60][61]。

衛生的食物、牛奶和飲用水是城市的首要關注事項。在州和國家層面，新食品藥品法案強化了城市對食品健康系統的保障。1906年聯邦衛生食品藥品法案在藥品公司和醫藥服務商的推動下出台，將沒有得到科學驗證的藥品下架[62]。

由於標準工作時間縮短，城市家庭有了更多閒暇時間。很多人在電影院打發時光。進步主義者呼籲對電影進行審查，認為觀眾（特別是兒童）在黑暗、骯髒、有潛在安全威脅的電影院，看描述犯罪、暴力、性的節目會帶來負面影響。進步主義在全美各大城市都影響着政府改革，建立許多公園，因為他們認為兒童和家庭應該在健康、自然的環境中度過閒暇時光，有助於建立良好的道德，成為優秀公民[63]。

優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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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進步人士，特別是經濟學家們支持用優生學作為解決過大或不良家庭的集體主義解決方案，希望避孕節育會幫助家庭少生優生[64]。然而，沒有主要國家、州郡或地方計劃支持或認可優生學。進步領導人如赫伯特·克羅利和沃爾特·李普曼表達了他們經典的自由性顧慮，擔心個人受到集體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束縛[65]。天主教雖然支持集體主義，但反對優生學節育[66]。

禁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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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酒令將製造、販賣、運送酒精飲料列為非法。在整個進步時代中，這是進步主義在地方、州郡、全國範圍內的重要目標，但是就進步主義全面支持形形色色。進步主義在鄉村社區的興起與公眾對禁酒運動的覺悟有關，在1917年末，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得勢，通過了憲法第18號修正案，並在1919年得到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禁酒令從根本上是宗教運動，由循道宗、浸禮宗、公理宗、斯堪的納維亞路德宗和其他福音派推動而成。積極分子成立了高效的反沙龍聯盟[67]。汀布萊克（1963）認為應該打破酒店托拉斯、削弱基於城市機器的酒吧、增強工業效率、減少婦女虐待、兒童虐待、以及由酗酒導致的貧困[68]。

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禁酒運動得到第二次大覺醒的推動，福音派對酗酒展開十字軍式征討[69]。福音派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推動第二波禁酒立法，旨在對地方和州郡層面立法禁酒。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公投在州郡層面舉行，以便將禁酒令納入修正案。這期間，兩個重要的團體成立了：1874年婦女基督教戒酒聯合會[70]，以及1893年反沙龍聯盟成立，將各個不同的宗教團體積極分子聯合起來[71]。

1907年興起了第三波禁酒立法運動，當佐治亞州通過了全州禁酒法案時，禁酒在全美範圍內達到最高峰。到了1917年，三分之二的州郡都設立了一定程度的禁酒法。在1913年，反沙龍聯盟第一次公開要求推行禁酒令修正案，他們希望能夠通過修憲的方式來在全美禁酒，雖然這的確難了些。當美國加入一戰時，徵兵法要求在軍事基地附近周圍禁止售酒[72]。1917年8月，食品燃料控制法將戰時蒸餾酒生產列為非法。1918年11月的戰爭禁酒令禁止生產和銷售致醉酒類飲料（含酒精超過2.75%的飲料），直到復原後為止。

積極分子努力爭取國會兩院三分之二的支持以及四分之三的州的擁護，以便修憲。這需要36個州的批准，組織在48個州巡遊拉票。到了1917年末，國會通過了第18號修正案；1919年，修正案通過了州的批准，在1920年1月生效。修正案將在美國國內製造、銷售、販賣、進口、出口致醉酒類飲料列為非法。1919年，沃爾斯特法案將致醉酒類飲料定義為含有酒精量大於0.5%的飲料，並在法案中定義聯邦執行機制。州郡則可以自由執行禁酒令，或是放任，而大多數州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73]。

然而，消費需求使得各種非法私酒不斷，特別是從加拿大和其他國家偷運過來的私酒。對法案的遵守程度難以統計，當時的媒體將法案描繪為廢紙一張；雖然這沒有消滅酒類飲料，但法案的確降低了酗酒尺度。1933年，憲法第21號修正案通過，推翻了第18號修正案；這應歸功於天主教會（強調自由）和商人（強調稅收下降）[73]。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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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切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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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四十年代的歷史學家通常將進步時代定為1901年左右（西奧多·羅斯福成為總統）到一戰爆發（1914年，或1917年美國參戰）的時期[74]，但當代學者普遍認為進步改革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在地方和州郡政府發起開始[75][76]。然而，進步時代的結束時間難以蓋棺定論。一些民權自由人士在一戰期間抱怨他們遭受的壓制，認為戰爭背離了進步政策[77]。一些持強烈反戰觀點的著名進步人士，如簡·亞當斯（後獲諾貝爾和平獎，或許是進步時代最令人矚目的改革家）在1916年威爾遜連任後遭受壓制，儘管後者在競選時的口號是「他讓我們脫離戰爭」[78]。次年4月6日，威爾遜一反進步支持者們的期望，在國會上要求對德宣戰。參議院以82-6票贊同，眾議院以373-50贊同。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消滅所有戰爭的戰爭」的口號是美國進步運動的一種國際宣示，而威爾遜所倡議的國際聯盟是進步運動的高潮[79]。

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工會和反企業力量已在政治上失勢，許多學者認為這些轉變標誌了進步時代的結束。一些學者譴責禁酒令的道德主義，以及進步時期美國本土主義的泛濫和3K黨的復活。例如，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在1955寫道，禁酒令「是假改革，是痛苦的教區替代品」；「將鄉村福音派病毒散布全美國」[80]。然而，阿瑟·S·靈克斯指出，進步主義並沒有完全消亡，而是在二十年代進一步延續[81]。靈克斯的這一論點引出了後續關於進步主義延續的諸多研究。帕爾梅以喬治·諾里斯等政治領袖為例，指出「進步主義雖然暫時在政治上失勢，卻依然在許多西部州廣為流傳，並影響了華盛頓在哈定和柯立芝時期的政策」[82]。郭士納和柯茨認為，進步主義實是一種「精神」或「熱情」，而不是擁有共同目標的明確政治力量，而這種精神所創造的革新的政治環境一直延續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83]。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商業進步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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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所述的「商業進步主義」，焦點置於亨利·福特和赫伯特·胡佛對效率的專注，並在[84]二十年代達到最高處。例如，維克認為福特「就美國鄉村技術和機械化基本上是啟蒙的、進步的，並常常超過了他的時代」[85]。

廷得爾認為，二十世紀南方進步主義的持久，要義在於加強民主、加強政府效率、企業監管、社會正義、政府公共服務[86][87]。威廉·靈克斯發現，政治進步主義在二十世紀統治南方[88]，也影響着中西部地區[89]。

研究婦女兒童的歷史學家則強調了二十世紀進步力量[90]。女性在運動中獲得了參政權，加入維護世界和平[91]、優秀政府、婦女保護（1921年謝潑德-特納法案）的隊伍中[92]，支持地方教育和公共衛生[93]。這些事業雖然沒有像婦女參政權鬥陣那樣精彩，但是婦女們投票[94]並安靜地行動着，潤物細無聲。保羅·法斯就青少年話題發言稱：「進步主義是天使的視野，是對社會問題的積極作為，生機蓬勃。」[95]推動改革的國際影響也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美國的現代主義觀點開始傳入歐洲[96]。

進步時代通常被認為在1932年告終，標誌是餘下的主要進步人士開始反對新政[97]。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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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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