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民黨的社會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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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在歷史上曾經持有一種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它融合了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和來自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想[1]，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進行批判[2]，但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主張階級調和。有觀點認為這是一種社會民主主義思想[3][4]。
歷史
[編輯]孫中山
[編輯]1919年6月，孫中山對戴季陶說：「我們改革中國的主義，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精神就是要建設一個極和平、極自由、極平等的國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謀民權的平等，而且在社會上要謀經濟的平等。這樣做法，方才可以免除種種階級衝突、階級競爭的苦惱。」[5]1924年7月，孫又在廣州發表演說，解釋「民生主義，就是要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謀生活。人人有了平等的地位去謀生活，然後中國四萬萬人才可以享幸福。」[6]孫更對林百克法官說：「民生是一種道德上的努力，而不是階級的鬥爭。它既是實際的，也是理想的。……民生便是一種倫理力，是運用倫理的方式，使各階級合作和諧，而絕不是各階級互相仇視而益形分裂。在三民主義中，尤其是民生主義中，這種仇視的態度是絕對要不得的。」[7]受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思想的影響，孫主張建立國有企業，提倡通過將鐵路、礦山、運河和森林國有化，將其收入用於社會福利[8]。孫在《三民主義》系列演講中稱，中國只可「師馬克思之意」，絕不可「用馬克思之法」。針對中國的共產主義思潮，孫告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他對部分青年刻意模仿蘇俄的作法不以為然，並反問「為什麼青年要從馬克思那裡尋求靈丹妙藥，從中國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嗎？」[9]
戴季陶
[編輯]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為與黨內的共產主義思潮相抗衡，開始了對三民主義的系統性詮釋，相繼出版了《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和《民生哲學系統表》等書冊，反對「階級鬥爭」，而主張階級合作，認為「階級的對立，是社會的病態，並不是社會的常態，這一種病態，即不是各國都一樣，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國也不能同。中國的社會，就全國來說，即不是很清楚的兩階級對立，就不能完全取兩階級對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兩階級對立才來革命。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勢力的對立，是覺悟者與不覺悟者的對立，不是階級的對立，所以我們是要促起國民全體的覺悟，不是促起一個階級的覺悟。」[10]並同時提出，國民黨不是資產階級政黨，而是代表全民利益的黨，提倡「應該在目前這個時候，就努力做公共幸福的事業。要學英國資本家『階級退讓』的精神，不要步俄國資本家『階級壓迫』的後塵，使中國可以循社會民主主義的正軌，向平和、文明的方面進步，免除激切的社會革命危險。」[11]中國共產黨文獻中將戴季陶的學說統稱為「戴季陶主義」[12][13][14]。
蔣介石
[編輯]1929年，蔣介石在長沙發表講話，批判道：「共產革命，是階級的。前面曾經說過，單一階級的革命，在產業十分發達，階級對立十分明顯的帝國主義的國家，或者可以實行，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實行於中國。」指出中國的實業尚未發達，階級的區分並不明顯，各階級的利害衝突較小，不應為某一階級的利益打倒其它階級，「應該以社會全體的利益為前提，而消滅階級的區別。不應該以階級的利益為前提，促成社會的分化。」進而做出階級調和的主張：「罷工是工人謀利益的武器，抗租是農人謀利益的手段，但是工人要知道，工人的利益，非到產業發達以後不能實現，如果沒有工廠收容工人，工人的單純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那裡能改良，所以工人如果罷工怠工，致妨礙產業的發展，乃是自殺。農民也要知道，如果地租過高，國民政府當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判裁來減輕，不待農民要求，更不須農民的運動。如果因抗租而擾社會秩序，致生產事業不能發展，也是自取滅亡。」[15]直到1943年所作書籍《中國之命運》，蔣介石依舊對西方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進行批判[16]。冷戰期間，國民黨逐漸淡化了這一思想，以獲得美國的支持。國民黨在台灣的「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較為溫和，使台灣80%以上的農民成為自耕農[17]。
蔣經國
[編輯]蔣經國執政時期，正值台灣經濟起飛。據宋楚瑜回憶，蔣經國篤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堅守著民生主義均富的理想，所以一方面開放市場經濟與自由貿易，另一方面卻不准民生必要的物資掌握在財團手中，水、電、油、交通、金融、菸酒等，均透過國營事業嚴格控制價格。」[18]1972年6月13日，蔣經國在立法院作施政報告時說：「今後必須貫徹自由的經濟制度，但是，在貫徹經濟制度之時，必須要有計劃，否則，不只對國家無益，對人民亦無益。當然，我們希望人人都能賺錢，但是，錢要賺之有道，決不能靠走私、販毒來賺錢，也不要開地下錢莊、放高利貸來賺錢。」[19]從1972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到1988年過世，台灣的人均所得從482美元成長到5829美元。但同時間，最高所得五分之一家庭與最低所得五分之一家庭的收入差距，僅從4.49倍微調到4.85倍。宋楚瑜表示：「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同時讓人均所得成長12倍，但貧富差距卻能限縮於8%。這代表著經濟成長的果實是由全民共享的，財富不是集中於少數人手中的，這更是均富理念的徹底實踐。……你可以稱之為『台灣特色的資本主義』，但也不妨就視為另一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8]
價值取向
[編輯]人道主義
[編輯]社會民主主義認為，社會主義不是由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所決定的，它只是一種更加道德、追求公正、合理進步的美好理想。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導致的崩潰來實現，而是要依託於對剝削制度的批判和對平等尊嚴的倫理追求來實現。因此，社會民主主義以人道主義為最高原則，摒棄了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20]:345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三民主義者，反對階級鬥爭，主張階級互助。1912年5月，孫在廣州嶺南學堂演說：「物競爭存之義，已成舊說，今則人類進化，非相匡相助，無以自存。」[21]:36010月，又在上海中國社會黨演說：「社會主義者，人道主義也。人道主義，主張博愛、平等、自由；社會主義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實為人類之福音。」[21]:5101919年說：「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達(爾)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學者多以爲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爭競生存乃爲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而不知此爲人類已過之階級，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也。」[22]次年又在《實業計劃》中說：「世界有三大問題，即國際戰爭、商業戰爭與階級戰爭是也。」「鬥爭之性，乃動物性根之遺傳於人類者，此種獸性當以早除之為妙也。」「人類進化之主動力，在於互助，不在於競爭。」
多元主義
[編輯]社會民主主義認為，多元主義首先是思想的多元，只要符合自由、公正、互助的理念，價值取向可作宗教的、人道的、自由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不受任何一種理論的約束。其次表現為多黨制，再次是經濟體制的多元，需要參照具體的國情提出政策。[20]:347-348
孫中山將西方民主理論結合中國國情，「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穫者。」[23]並且直言不諱：「我參酌了社會主義各派的理論，汲取它的精華，並顧及中國的實際情況，才創立三民主義。」[24]政治上支持多黨制：「凡一黨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黨從旁觀察，以監督舉動，可以隨時指明。……世界狀態，變遷無常，不能以一種政策永久不變，必須兩黨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國家之政治方能日有進步。」[25]蔡元培評價說：「主張自由競爭的，維持私有財產制；主張階級鬥爭的，要沒收一切資本家所有。這都是兩極端的意見。孫先生用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兩法來解決這個糾紛，不是突然把私有財產沒收，而是漸漸的化私為公；不是共現在的產，而是共將來的產，這豈不是經濟革命的中和性麼？」「用歐洲三權分立的制度，而加以中國特有的考試、監察二權，名為五權憲法。這豈不是國粹與歐化的中和性麼？」「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權制度，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無一非中和性的表現。」[26]
經驗主義
[編輯]社會民主主義認為，資本主義不但沒有如馬克思預言般崩潰，反而逾加繁榮，證明了唯理主義的失敗。社會民主主義堅持通過議會民主的方式，推行穩步的社會改良，將政治民主擴大為社會民主，反對共產黨人消滅私有制、議會制的舉動。[20]:350
三民主義者認為，經驗主義才是正確的方法論。孫中山評論說：「科學之試驗也，卽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卽行其所不知以求其發見也；偉人傑士之冒險也，卽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27]「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故所歷之事旣多，智識亦增長。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於經驗也。」[28]又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說：「解決民生問題應該用什麼方法呢？這個方法，不是一種玄妙理想，不是一種空洞學問，是一種事實。這種事實不是外國所獨有的，就是中國也是有的。我們要拿事實做材料，才能夠定出方法；如果單拿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這個理由，就是因為學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經過試驗才曉得對與不對。好象科學上發明一種學理，究竟是對與不對，一定要做成事實，能夠實行，才可以說是真學理。科學恥最初發明的許多學理，一百種之中有九十九種是不能夠實行的，能夠實行的學理不過是百分之一。如果通通照學理去定辦法，一定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是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
思想分歧
[編輯]1930年代，受國際法西斯主義運動的影響[29]，蔣介石轉向國家社會主義、戰爭社會主義傾向[30][31][註 1]。
部分反蔣的國民黨左派在抗日戰爭後選擇與中國共產黨合作。1948年1月1日，多個國民黨左派組織合併新建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為當今在中國大陸活動的民主黨派之一。
評價
[編輯]
反馬克思主義
[編輯]吳相湘認為，孫中山雖然發表過「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等言論，但每次講話的場合，都是為息止聯俄容共以後黨內的國共之爭。[33]:1679且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事實上存在區別，如馬克思主義主張消滅私有制，而民生主義不反對私有制，僅反對壟斷造成的貧富懸殊。[33]:1679孫中山在未發表的三民主義講稿修訂本中，將「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改為「民生主義就是用來替代社會主義，又是用來包括社會主義中一切問題的」，表明孫以為民生主義比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更為進步，而不是與其相同的。[33]:1650
楊天石認為，孫中山批判資本主義，但不視其為必須被消滅的對象，也不視其與社會主義無法相容，反而主張調和兩者，把兩者相互借鑑。孫中山儘管說過俄國革命與三民主義「暗中相合」，但孫所指的是「新經濟政策」，而非共產主義。孫中山曾表示：「俄國政府兩年前實行的政策，其原則與方針與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俄國政府的現行政策——新經濟政策，其主要點與應在中國實行的我的《建國方略》如出一轍。」孫中山發現，資本主義有自我調節、發展的功能，有改善工人生活的能力，民生主義是有鑑於此的改良主義。[34]
社會民主主義色彩
[編輯]1911年12月，中國社會黨主席江亢虎表示：「先生夙昔揭櫫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今民族事業，大功垂蕆矣。而民權甫奠基礎，民生猶待設施。先生對此兩主義之主張，於本黨宗旨多不謀而同。至謂平均地權，必宜專徵地稅，尤與黨綱欣合無間。」[35]
1925年，孫中山逝世，日本《大阪朝日新聞》評價：「距今二十年前，能以社會民主主義之新思想改造國家社會者，舍孫氏外無第二人。其在東洋之天地間，更有幾人？中國先覺者之榮冠，自不得不讓諸孫氏獨戴矣。」[36]
1945年，英國保守黨無法解決戰後經濟問題，被選民拋棄，工黨上台執政。傅斯年分析指出：儘管工黨主張礦產國有、交通國有、土地國營、銀行國營，「毫不含糊的是一個溫和社會主義制度」，然而「工黨的社會主義，是不革命性的，因為工黨是個憲政黨，不是革命黨。而且其本身最大力量出自工團，在各種社會主義中最富有保守性，這是使英國工黨永不會與英國共產黨合作的，雖然後者屢次要求入黨。」由此聯繫到中國，便說：「國父中山先生之民生主義，實在是溫和的、合於中國現狀的社會主義。中英國情不同，他們當前要解決的問題是工業，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農民，問題雖不同，而其為溫和的社會主義的方案則同。」並感嘆道：「我平生的理想國，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並發達的國土。有社會主義而無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無社會主義，我也不要住。」[37]
周陽山指出，匈牙利社會黨改革的方向，乃是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找尋一條「第三道路」，亦即一條中道的路線。這與孫中山當年提出民生主義，又堅持民主原則的民權主義立場，儘管內容不盡相符，但基本道路卻是若合符節的。[38]
姜新立認為，東歐和前蘇聯，都取消了共產主義的中央指令性計畫經濟及社會主義公有制，轉向市場經濟，並允許公有制、私有制並存，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非常接近。[39]
葛永光說，社會主義轉型成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資本主義也朝中間邁進，似乎大家都在朝「中間路線」前進。三民主義原本就是嘗試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走出一條「中間路線」。[40]
朱言明認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今日所謂的「第三條路」，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平等、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當為二十一世紀人類奮鬥的目標。[41]
黃城也認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二十世紀發生巧妙的「資本主義向左轉」，以及「社會主義向右轉」之現象。海峽兩岸迄今為止，還是搖擺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兩端，而忘卻孫中山早已提出民生主義的道路，十分令人遺憾。[42]
王振寰指出，所謂第三條路的討論，不是社會主義也非市場資本主義，而是中間路線，使人想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主張涉及國計民生的產業應該收歸國有，因為它涉及廣大的民眾和社會生活，而其餘的則讓給私人經營的想法。從這點上，三民主義正是現今「第三條路」的原始版本。[43]
李英明認為，孫中山所設計的國家角色，是要以國家和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做有機的結合。社會主義在民生主義中是作為體現國家維繫管制市場的政策、手段而存在的，社會主義與市場是可以有機的結合在一起的。[44]
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即「中國版的社會民主主義」[45]。著名民運人士楊天水總結說：「中山主義，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但是避免了自由競爭時代資本主義的缺點；也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但是拒絕了社會主義思潮中的真正的空想派的馬列主義的一黨專政和公有制的危害無窮的思路。可以說，中山主義是一種民主社會主義。」[46]學者王炯華指出：「同盟會成立前夕，孫中山已具有明顯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民報》成立後更揭櫫其民生主義大旗，就土地問題與梁啓超展開論戰。「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黨性質尤其體現其在台灣的實踐」，「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還實行節制資本的既定方針，著力發展中小企業，注意防止貧富懸殊；注意勞動保護和醫療、救濟等社會福利事業。」[3]
福利國家思想
[編輯]2003年8月，以關懷弱勢族群，訴求社會公平正義而成立的「泛紫」聯盟，其召集人簡錫堦強調憲法「確保人民的生存權與社會權」的重要性。他說：「在目前的憲法中，繼承了孫文學說中傾向社會主義的部份遺產，包括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公用事業國家專營、實施社會保險制度、推行衛生保健與公醫制度、推行義務教育等等。但眼前政府的政策卻是背道而馳，有違憲之嫌。」[47]
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認為，「中國國民黨最有價值的『黨產』，乃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其中民生主義部分，尤為孫氏超越時代的卓見；社會福利國家尚未出現之時，孫氏已提出了以國家公權力，推行社會福利。」[48]
毛澤東的批評
[編輯]1964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座談會上說：「他（孫中山）的無知識達到此等程度：他給右派解釋共產主義時，畫了個太極圖，裡面畫了個小圈，寫上共產主義；外面又畫了個圈，寫上社會主義，最後外面又畫了個大圈，寫上民生主義。他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義裡頭，總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49]
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係
[編輯]有部分學者認為，現在中國共產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孫中山民生思想的繼承[50]。中國共產黨則強調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聯繫[50][51][52]。
參見
[編輯]注釋
[編輯]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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