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貝特·凱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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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貝特·凱塞林
Albert Kesselring
1885年11月30日(1885-11-30)－1960年7月16日 （74歲）
Head-and-shoulders portrait of a uniformed Nazi German air force general in his 50s wearing an Iron Cross
1940年，身著騎士鐵十字勳章的阿爾貝特·凱塞林照片
暱稱： 「微笑的阿爾貝特」
「阿爾貝特叔叔」
出生地點： 德意志帝國巴伐利亞王國马尔克茨特夫特
效命： 德意志帝国 德意志帝國（至1918年）

德国 威瑪共和國（至1933年）

納粹德國 納粹德國
隸屬： 德意志帝國陸軍（1904至1922年）
威瑪防衛軍（1922至1933年）
納粹德國空軍（1933至1945年）
服役年份： 1904–1945
軍銜： 元帥
統率： 第1航空艦隊
第2航空艦隊
C集團軍
南方戰區
西線戰區
參與戰役：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獲得勳章： 鑽石橡葉帶劍騎士鐵十字勳章

阿爾貝特·凱塞林（德语：Albert Kesselring，1885年11月30日－1960年7月16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一位德國空軍元帥，在其橫跨兩次世界大戰的軍事生涯中，凱塞林成為了納粹德國最具指揮能力的將領之一，並是僅有27位被授勛鑽石橡葉帶劍騎士鐵十字勳章的人之一。凱塞林也被同盟國取了個「微笑的阿爾貝特」的綽號[註 1]，他也是二次大戰此軍階將領中最受歡迎的一位[2]。

凱塞林於1904年以見習軍官的身份加入了巴伐利亞陸軍，於砲兵部門中服務。1912年，他完成了作為氣球觀測員的訓練，在不久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他曾在東西兩線服役過。儘管凱塞林未曾進入戰爭學院中研修，他還是之後被發配至總參謀部服務。凱塞林在戰後留於德國陸軍中，但於1933年離開其職，前往帝國航空部赴任其行政首長之職，在此職位上，凱塞林參與了重建德國航空工業與未來空軍的基礎，並在1936至1938年期間擔任空軍參謀長。二戰期間，凱塞林指揮空軍參與了波蘭與法國的入侵行動、不列顛戰役和巴巴羅薩行動；也曾擔任南方戰區總司令，指揮地中海和北非戰場全部的德軍部隊；在盟軍登陸義大利後，凱塞林也組織部隊進行極為頑強的抵抗，一直到1944年10月意外受傷；在二戰最後幾天裡，凱塞林還擔任德軍西線總司令。凱塞林的軍事才能與成就贏得了其盟軍對手的尊敬，但其名聲也因為駐義大利的屬下部隊之屠殺行徑而受損。

戰後，凱塞林被宣判戰爭罪，並判處死刑，但隨後被赦免為無期徒刑。由於媒體宣傳與政治因素，官方對外聲稱因「健康理由」而將凱塞林於1952年釋放。凱塞林也是僅有三位出版個人回憶錄的納粹德國陸空軍元帥之一，其書名為《最後一日的士兵》（Soldat bis zum letzten Tag）。

目录

早年 [编辑]

阿爾貝特·凱塞林在1885年11月30日出生於巴伐利亞的马尔克茨特夫特一鎮[註 2]。父親卡爾（Karl Adolf Kesselring）是學校校長，也是小鎮議員。凯塞林的母亲罗莎是卡尔的隔代表亲[2]。凯塞林家的祖先自1688年起就在马尔克茨特夫特經營酿酒事業，他也在當地度过少年时期。

1904年，凱塞林到拜羅伊特公立學校求學，畢業後加入德意志帝國陸軍服役，他選擇到軍官學校學習，之後在巴伐利亞第2徒步炮兵團服役，於梅斯當地的要塞服務。凱塞林在當地待到1915年，在此期間，凱塞林還於1905年至1906年到軍事學院學習，隨後晉升為中尉。1909年至1910年，凱塞林還於慕尼黑的砲兵和工兵學校就讀[4]。

1910年，凱塞林與露意絲（Luise Anna Pauline Keyssler）結婚；1913年他們收養凱塞林的堂兄弟庫爾特（Kurt Kesselring）的兒子萊納（Rainer）為養子[5]。1912年，凱塞林完成了飛行船部門之氣球觀測員訓練，該部門為航空科技於現代戰爭重要性的一個早期徵象[2]。因為凱塞林對於戰術與技術的相互作用之專業知識豐富，其上司曾考慮將他派至砲兵與工兵學校擔任講師[6]。

第一次世界大戰 [编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凯塞林随部队驻扎在洛林。1914年底，凯塞林被调往隶属于德意志帝国第6军的巴伐利亚第1师[7]。1916年5月19日，凯塞林晋升为上尉[8]。同年，他又被调往巴伐利亚第6师[7]。凯塞林在 阿拉斯战役中崭露头角，发挥其战术技巧阻止了英军的进攻[9]。由于他在西线的卓越表现，凯塞林先后获得了二等和一等铁十字勋章[8]。

1917年，从未进入过军事学院学习的凯塞林被派至總参谋部服務，之後他調至东线的巴伐利亚预备役第一师中担任参谋。1918年1月，凯塞林又回到西线，成为巴伐利亚第二军和第三军的一名参谋[7]。

战间期 [编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要求，凯塞林所在的、驻扎于纽伦堡一带的巴伐利亚第三军遭到解散[10]。由于与当地自由军团的一位领导人发生争执，凯塞林被指控卷入一起针对巴伐利亚第三军指挥官的兵变，从而被捕入狱。凯塞林很快被释放，但他的上级汉斯·泽勒少校责备他“缺乏应有的判断力”[11]。

1919年到1922年之间，凯塞林在第24炮兵团担任炮台指挥。1922年10月1日，他加入了魏玛共和国国防军，并被调往位于柏林的国防部军事训练科工作。1929年，凯塞林又回到巴伐利亚，在慕尼黑出任第七军区指挥官[12]。在国防部工作期间，凯塞林参与了军队的组织工作，削减冗员以期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协助重组了军事装备科，为新型武器装备的研究开发工作打下了基础[13]。1924年，他参与了对苏联的秘密军事干涉，还参与了1923年-1924年期间制定的、关于建设包括102个师的军队的所谓“大计划”[14]。在国防部经历了短暂的瓶颈期之后，凯塞林在1930年被提升为中校，并在德累斯顿的第4炮兵团服务了两年[13]。

1933年10月1日，凯塞林很不情愿地离开了陆军，出任航空军需管理部门主管（Reichskommissariat für die Luftfahrt），这一機關即是後來帝国航空部的前身。凯塞林此时被提升为上校[15]。由于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拥有空军，因此这一部门名义上是一个民用部门，而德国空军直到1935年才正式组建[16]。作为该部门的主管，凯塞林不得不四处寻找人手充实自己的部门。他参与重建了德国的航空工业，兴建秘密工厂，与实业家和航空工程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7]。1934年，凯塞林官升少将，又在1936年升为中将。像纳粹德国的其它将领一样，凯塞林也从希特勒那里领取私人津贴，他领取的6000马克在当时绝非小数目[18][註 3]。

Twin engined propeller aircraft
凯塞林在一架Fh 104飞机的驾驶舱内。

凯塞林在48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飞行。他认为，要管理好飞行员，就必须要有关于飞行各方面的第一手知识。当然，他也很清楚，像他这样的后入行者的技术肯定远不如那些航空老前辈和年轻的飞行员[17]。凯塞林能够驾驶多重单引擎和多引擎飞机，并且在1945年3月之前，每个星期都会飞上个三四天[20]。有时候，他的飞行路线会经过奥拉宁堡、达豪和布痕瓦尔德的集中营[21]。

在瓦尔特·韦佛中将坠机身亡之后，凯塞林于1936年6月3日出任纳粹德国空军参谋部的部长。凯塞林壮大了德国空军，为其装备了Bf 109战斗机和Ju 87俯冲轰炸机等新机型，并发展了伞兵部队[22]。

像许多陆军出身的军官一样，凯塞林也倾向于把空军视为提供战术支援的角色，以辅助陆军的行动[23]但是，凯塞林和漢斯-于爾根·施通普夫往往被指责过于重视对陆军的密接支援，而忽视了战略轰炸。不过，地面支援行动（直接或间接的）最主要的两名倡导者其实是胡戈·施佩勒和漢斯·耶順內克。这两人从早年起就一直长期担任专业的飞行员。因此，德国空军较多地参与陆地支援行动，并非是由于来自陆军的压力，或是缘于空军的领导者出身于陆军（比如凯塞林）。事实上，截击和密接支援行动比较符合德国空军既有的战争观念，即进行地空协同的联合作战，而不是独立执行战略任務[24]。此外，德国空军的许多指挥官都相信中型轰炸机已经足以执行针对德国最有可能的敌人（英国和法国）的战略轰炸任务了[25]。

在擔任空軍參謀長期間，凱塞林的主要任務是支援西班牙內戰中德國兀鷹軍團的行動，然而他的任期卻因為其与上司艾爾哈德·米爾希航空兵上將的一些个人和工作层面的衝突而中斷。凱塞林要求辭職[22]。而德國空軍總司令赫爾曼·戈林对此表示默許，並將凱塞林調為德累斯頓第3航空行政區長。1938年10月1日，凱塞林晉升航空兵上將，並成為第1航空艦隊司令，駐紮於柏林[26]。

第二次世界大戰 [编辑]

波蘭 [编辑]

在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波蘭戰役中，凱塞林的第1航空隊負責支援由費多爾·馮·波克一級上將所指揮的北方集團軍。雖然凱塞林並非波克的部下，但他與其进行了密切地合作，也在許多方面聽從波克的命令，以适应地面戰爭的需要。凱塞林盡可能地對地面部隊提供密接支援，並集中可用的空中兵力在關鍵處发挥空军的灵活性，如在布楚拉戰役之中。他也試圖藉由一系列對波蘭首都華沙的轟炸行動來切斷波軍的交通线，結果卻發現即使是重達一噸的炸彈也未必能將橋樑炸毀[27]。

凱塞林於波蘭曾被其空軍擊落過。在整个二戰期间，他一共被擊落五次[28]。為表揚凱塞林於波蘭戰事的表現，希特勒親自頒發了騎士鐵十字勳章給他[27]。

西方戰役 [编辑]

由左至右：握著元帥杖的凱塞林、其參謀長史佩爾和戈林。

凱塞林的第1航空舰隊並未參與即將發起的西方戰役準備事務，相反地，該單位仍駐於東線，负责在被占领的波兰建立新的空軍基地和空襲防護網。然而，在一架攜有德軍入侵計畫文件的飛機迫降於比利時後（即知名的梅倫赫事件），戈林解除了第2航空艦隊司令——海姆勒·費爾梅航空兵上將（Hellmuth Felmy）的職務，並任命凱塞林接替該職。後者於隔天—1940年1月13日飛抵他位於明斯特的新指揮部。費爾梅的參謀長—約瑟夫·卡姆胡伯少將（Josef Kammhuber）也被解職，凱塞林任用了自己的參謀長—威廉·史佩爾（Wilhelm Speidel）[29]。

抵達西線後，凱塞林獲知第2航空艦隊的任務是支援波克的B集團軍。他從費爾梅那裡繼承了一份複雜的空中入侵計畫，上頭記述佔領「荷蘭堡壘」地區的海牙與鹿特丹的橋樑與機場的空降行動计划，该计划的日程表中有几个小时的行动被精确到了分钟。傘兵部隊由航空兵上將庫爾特·斯圖登指揮，作戰的成敗在於是否能快速地與機械化部隊取得聯繫。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凱塞林承諾波克將會盡可能提供充分的密接支援。然而空中與地面作战将同時開始，因此不會有時間去壓制負責防守的荷蘭空軍[30]。

荷蘭戰役於1940年5月10日開始。雖然最初的空中作戰頗為順利，凱塞林的戰鬥機與轟炸機部隊在對上弱小的荷蘭空軍時也佔了上風，但傘兵部隊則在海牙與鹿特丹戰役中遭逢激烈的抵抗。1940年5月14日，為了回應斯圖登的援助請求，凱塞林下令轟炸鹿特丹市中心，引發大火失控，城市多處被毀壞[31]。

1940年5月14日，荷蘭投降。第2航空艦隊繼續試著攻下比利時的新機場，同時也不忘為快速前進的陸軍部隊提供支援。法國戰役的進展十分順利，海因茲·古德里安裝甲兵上將於1940年5月13日在色當強渡默茲河，為了支援此突破行動，凱塞林轉移了麾下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中將的第8航空軍至第3航空艦隊[31]；到了5月24日，盟軍部隊被一分為二，且僅剩下敦刻爾克一海港還在其控制之下，而德軍離該地只有15公里遠。然而當天格特·馮·倫德施泰特一級上將下令停止進攻[32]，凱塞林認為這個決定是一個「致命的錯誤」[33]。德國陸軍按兵不動，阻止盟軍撤出敦刻爾克的負擔即全落到了凱塞林的飛行員肩上，其攻擊又因為惡劣的天氣和英國皇家空軍所擾[34]，最終盟軍大部分的兵力成功撤離了敦刻爾克。1940年7月19日，凱塞林因其在西方戰役中的表現而晉升元帥[35]。

隨著德軍於法國戰場獲得的勝利，凱塞林的第2航空艦隊被投入到争夺英國制空權的不列顛戰役中。該單位最初負責進行英格蘭东南部與倫敦的轟炸行動，但隨著戰爭情勢發展，該任務逐漸被分割成由施佩勒元帥的第3航空艦隊執行更多的夜間轟炸行動，第2航空艦隊逐漸變成執行晝間轟炸，凱塞林規劃與執行許多轟炸作戰，包括1940年11月對考文垂的「閃電」轟炸行動[36]。凱塞林的飛行員屢屢報告許多勝利的結果，但遲遲未能對英國本土進行決定性的一擊，也沒有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德國空軍利用空中力量本身具有的灵活性，開始頻頻變更目標[37]。

入侵蘇聯 [编辑]

結果将證明，無論來自於陸軍或空軍，一位適任為元帥的軍人將不會有人過問其出身。但我有一個要給予所有空軍元帥的建議：不要成為一名單純的技術員，要學著去以陸海空三個軍種的觀點來領導與思考。

阿爾貝特·凱塞林[35]

儘管已经被编入進攻蘇聯的序列，凱塞林的第2航空艦隊仍在西線留到1941年5月。這一方面是蒙蔽蘇軍的措施，另一方面是因為直至6月1日德軍預定進攻日時，其位于波蘭的機場設施尚不完备。但在德軍於1941年6月22日發動了「巴巴羅薩作戰」入侵蘇聯时，这些设施已经准备完毕[38]，凱塞林於華沙郊區的拜拉尼（Bielany）建立了他的新指揮部[39]。

第2航空艦隊於此作戰中的任務是支援由波克所指揮的中央集團軍，兩人再度延续了以往密切的合作關係。凱塞林的任務是在支援地面行动的同时，尽快取得空中优势，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取得制空权[40]。為此，他擁有一支計有1,000架飛機兵力的龐大航空艦隊，約佔德國空軍總兵力的三分之一[41]。

當德軍發動攻擊後，蘇聯空軍的大量飛機仍停放於地面上。苏军还執行了錯誤的戰術，如用陣型不全、沒有護航的轟炸機迎战維持標準間距的德軍機群，从而导致了更大的损失。根據凱塞林的報告，在作戰開始的頭一週時間裡，第2航空艦隊已在空中與地面共擊毀了2,500架的蘇聯飛機，然而戈林質疑報告的真確性，命令部下重新檢查。随着德軍的推进，德国方面已可直接於地面清點被擊毀的飛機數量，發現原先的報告數量被估計的太低[42]。幾天後，凱塞林已可以乘坐Fw 189偵察機於前線獨自飛行了[43]。

在取得制空權後，第2航空艦隊轉而支援地面部隊的作戰，特別是保護持續向前延伸的裝甲部隊攻擊矛頭之側翼。若缺乏空軍的支援，裝甲部隊的快速推進是不可能達成的。當敵軍的反攻時，凱塞林投入其擁有全部兵力予以打擊[44]。此時陸軍已充分信任空軍支援的價值，但也有太過依賴之傾向。凱塞林現時必須說服陸軍，空中支援的力量要集中投入重要地區[45]。凱塞林也試著透過新式戰術來提高部隊的空中聯合作戰能力，並任命了馬丁·費比格上校（Martin Fiebig）為近距空中支援的特別指揮官[46]。到7月26日，凱塞林報告共摧毀了蘇軍165輛坦克、2136台車輛和194門火砲[47]。

1941年後期，第2航空艦隊支援了德軍對蘇聯首都莫斯科的最後進攻，其代号为「颱風作戰」。事後證明了，空軍攻擊莫斯科的行動極為冒險。該市有著良好的全天候機場，除了要對應蘇聯戰鬥機的威脅外，還有駐於該地的大量防空砲，如同先前在英國的情況[48]。自10月起，極差的天候不僅嚴重妨礙了地面部隊的作戰，更讓空軍難以執行期任務。儘管如此，第2航空艦隊還是進行了數個重要的偵查、密接支援、空中補給和空中截擊任務[49]。

地中海與北非戰區 [编辑]

1943年1月。隆美爾、拜爾林中將和凱塞林元帥。

1941年11月，凱塞林被任命為南方戰區總司令，並連同其第2航空艦隊的幕僚們一起轉調義大利，後者暫時充當了南方戰區指揮部的人員，一直到1943年1月，凱塞林才真的有一支戰區指揮部和第2航空艦隊分開的幕僚團。在戰區總司令的位置上，凱塞林直接向德國最高統帥部負責，並指揮該區所有的陸海空三軍部隊，但起初這樣的安排意義不大，原因是絕大多數的德軍第一線作戰單位由義大利來控制其行動[50]。

凱塞林努力地組織和保護供應所需資源至北非德義裝甲軍團的補給船隊，於當地建立了穩固的空中優勢，並使英軍可出動潛艇與飛機打擊軸心軍船隊的地中海基地—馬爾他島無力化。若缺乏船隊攜帶的物資（特別是油料），軸心軍將無法於北非遂行其作戰。透過各個應變之計，凱塞林成功的管理使得埃爾溫·隆美爾一級上將在利比亞的德意志非洲軍獲得的補給量大增[51]。由於軍力的提昇，隆美爾準備攻擊加查拉一帶的英軍，而凱塞林則谋划了「大力士作戰」，以義大利第185「閃電」空降師和雷姆克傘兵旅自海上與空中攻擊馬爾他，希望能從而確保軸心國與北非的補給與聯絡線暢通[52]。

在加查拉戰役中，隆美爾將其指揮的部隊分成兩部：隆美尔亲自指挥德意志非洲軍的摩托化单位和義大利第20摩托化軍，迂回到奈爾·李奇中將（Neil Ritchie）的第8軍團之南翼。隆美爾接著将義大利第10與第21軍的步兵交由路德維克·克呂維爾裝甲兵上將（Ludwig Crüwell）指揮，以拖住英國第8軍團的其余部队。這樣的指揮安排到了1942年5月29日出現問題—克呂維爾被英軍所俘。由於缺乏足夠資歷的將官，凱塞林臨時接掌其部隊「克呂維爾集群」的指揮權。在他以Fi-156鸛式連絡機飛去開會時，遭到地面上拦截德军交通线的英軍開火射擊，凱塞林於是呼叫所有可用的斯图卡和攻擊機對其發動空襲。他的攻擊相當成功，英軍損失慘重後被迫撤退[53]。 。

而後，隆美爾與凱塞林針對前者的比爾·海乾姆戰役的表現起了衝突，隆美爾最初的步兵突擊行動未能佔領這個由馬里·皮耶爾·孔尼根將軍（Marie Pierre Koenig）指揮的自由法國第1旅固守、位在英軍加查拉防線南部樞紐的重要區域。隆美爾曾要求過空中支援，但仍無法突破該區的防守，凱塞林認為原因是出於地面部隊和空中攻擊的協調不佳。但即使如此，比爾·海乾姆仍在6月10日被德軍所佔領，更令凱塞林印象深刻的是隆美爾於6月21日成功佔領了托布魯克，為此前者自希臘和克里特島調來了額外的飛機兵力[54]。由於其在北非的表現，凱塞林於1942年7月18日被授予橡葉帶劍騎士鐵十字勳章[55]。

在托布魯克的勝利之後，隆美爾不理會凱塞林的反對，直接去說服了希特勒授權他對埃及、而非馬爾他島發動攻擊[56]，因此原要投入大力士作戰的傘兵部隊被交付到隆美爾手中[57]。最初的攻擊行動頗為順利，隆美爾在梅爾沙-馬特魯再度獲得了勝利，但之後正如凱塞林曾警告過的那样，德軍後勤能力已到極限，最終造成第一次阿拉曼戰役、阿拉姆哈勒法戰役和第二次阿拉曼戰役一連串的災難性後果[58]。凱塞林認為隆美爾在指揮軍級規模的機動部隊時是一位偉大的將軍，但若要指揮規模更大的部隊，隆美爾顯得太過情緒化和反覆無常。對凱塞林來說，隆美爾在非洲戰事的最後階段精神崩潰和因意氣消沉而住院即是證明了他的看法[59]。

凱塞林曾於1942年9月被短暫地認為可接替威廉·凱特爾為最高統帥部部長，並讓弗里德里希·保盧斯接替阿爾弗雷德·約德爾為其作戰部長。由此可见希特勒对凯塞林十分器重。然而希特勒最终认为，凯塞林和保卢斯的现有岗位都不允许他们离开[60]。1942年10月，凱塞林被授權指揮該戰區除了隆美爾的德義裝甲軍團外的所有北非德軍部隊，包括駐於義軍最高統帥部（Commando Supremo）、可說一口流利義大利語的聯絡官—艾諾·馮·林泰稜步兵上將（Enno von Rintelen）亦在其指揮之下。凯塞林还指挥着駐巴爾幹半島和希臘的德軍，直到1942年底，希特勒創建了由威廉·李斯特元帥指揮的集團軍，任命其为「李斯特東南戰區總司令」（List Oberbefehlshaber Südost）[61]。

突尼斯 [编辑]

1942年11月初，盟軍發動「火炬作戰」登陸法屬北非，令凱塞林的部隊突然地陷入了危機之中。他命令前非洲軍司令、在阿拉姆哈勒法戰役受傷治癒後的瓦爾特·內林裝甲兵上將前去突尼斯接管新的軍（XC軍）。凱塞林命令內林在突尼斯建立一個橋頭堡，然後盡可能地向西取得可遂行機動戰迂迴的空間[62]。到了該年12月，凱塞林已取得了北非戰場最後的局部勝利，而盟軍最高統帥德懷特·艾森豪上將不得不承認火炬作戰最後階段的目標已經失敗，必須再經過歷時更長的激烈戰鬥才可將軸心軍完全趕出突尼斯[63]。

由於德義兩軍夺回了主動權，凱塞林期望能發動新攻勢，將盟軍趕出北非。在之後的凱賽林隘口戰役他的部隊也成功地重擊了盟軍，但最終因为後者的強烈抵抗和軸心軍犯下的一連串錯誤而使攻勢告罄[64]。此時凱塞林試著集中他部隊所需的物資，由西西里運到北非，但因為不斷受到盟軍飛機與潛艇的打擊而收效甚微。盟軍於4月的進攻最終突破了軸心軍的防守，導致後者在突尼斯的全面崩潰，德義兩軍共275,000人被俘，其災難性的損失僅次於史達林格勒戰役。以此為代價，凱塞林還是於突尼斯成功拖住了盟軍6個月的時間，使其不得不將入侵法國北部的時間自1943年中旬推移到1944年中旬[65]。

義大利戰區 [编辑]

西西里島 [编辑]

凱塞林預料盟軍下一步將會是入侵西西里島，若選擇該島為目標，盟軍可以自馬爾他和突尼斯出動戰鬥機支援登陸行動[66]。為此，凱塞林增援了義大利6個岸防師、4個機動師和2個德軍機動師—第15裝甲擲彈兵師和赫爾曼·戈林裝甲師，這兩個德軍師都是在突尼斯被消滅後重建的單位[67]。凱塞林很清楚，這樣的兵力足夠抵擋盟軍小型的登陸，但不可能抵擋龐大的入侵行動。因此，他把希望寄託在當盟軍一旦開始登陸西西里島時就立即反擊，因此他對戈林裝甲師師長保羅·康拉勒上校（Paul Conrath）下令，一旦發現盟軍入侵艦隊的蹤跡，無論是否有取得該島指揮官阿爾弗雷多·古佐尼一級上將（Alfredo Guzzoni）的同意都要立即攻擊[68]。

凱塞林希望德軍的U艇可以重挫盟軍的入侵艦隊，但它們只獲得很少的成功[69]。7月4日至5日，U-953擊沉了兩艘美国戰車登陸艦（LST），U-375則擊沉三艘英國運輸船；7月10日，U-371則擊沉了自由轮和油輪各一艘[70]；由於盟軍強大的空中兵力，迫使原駐於當地、自7月起由里希特霍芬指揮的第2航空艦隊撤出其大部分飛機至歐洲大陸[68][71]。

盟軍自1943年7月10日入侵西西里島起即遭遇堅強的抵抗，美軍馬多克斯號驅逐艦（Maddox (DD-622)）被一架Ju 87擊沉[72]、一架Bf 109则擊毀一艘戰車登陸艦[73]、一艘滿載彈藥的自由輪也被Ju 88轟炸機攻擊而起火，不久後爆炸，但無人陣亡[74]。由於不知道古佐尼將軍已經在7月11日即下令反擊，凱塞林繞過一連串的指揮體系，直接命令戈林裝甲師立刻在當天全力攻擊，務必要在美軍將大量裝甲車輛與火砲送上岸前將其趕入海中[75]。雖然凱塞林的部隊給予了美軍重創，但沒有成功守住美軍預計佔領的登陸地[76]。

凱塞林於7月12日飞赴西西里視察該島狀況，判斷部隊只能繼續拖延盟軍的挺進，但無法長久守下去，遲早要撤退。儘管如此，凱塞林還是於7月15日增援了第29裝甲擲彈兵師至西西里島。7月16日，凱塞林搭乘飛艇至西西里島，給予當地的德軍高級將領—漢斯-瓦倫丁·胡貝裝甲兵上將命令。儘管違反了德國空軍的準則，但由於無法給胡貝更多空中支援，凱塞林還是交付他重型防空砲單位來用於固守該島。最終，凱塞林又成功地拖住盟軍一個月的時間，盟军一直到8月17日才佔領西西里岛[77]。

在盟軍完全佔領該島前一週，也就是8月10日起，凱塞林已開始進行部隊的撤退行動，這可能也是這場戰役中德軍最為成功的行動。儘管盟軍在陸海空三方面皆享有優勢，凱塞林仍可撤退40,000人、96,605台各式車輛、94門火砲、47輛戰車、1100噸的彈藥、970噸的燃料和15,000噸的儲備物資。在他的指揮下，德軍達成近乎完美的三軍協同作戰，而他的對手—艾森豪威尔則沒有作到這一點[78]。

盟軍入侵義大利本土 [编辑]

薩萊諾附近的德軍正操作一具反戰車砲

隨著西西里島的陷落，德軍最高統帥部擔憂義大利將退出戰爭，但凱塞林仍舊相信義大利將繼續戰鬥[79]。最高統帥部認為凱塞林與林泰稜和義大利政府走得太近，開始對其冷處理，並派遣隆美爾至義大利北部、斯圖登至羅馬。最高統帥部下令，一旦義大利倒戈，斯圖登的第1空降軍將要立刻佔領其首都[80]。1943年7月25日，貝尼托·墨索里尼被剝奪了權力，最高統帥部與隆美爾开始計畫以武力佔領義大利全國，並解除義大利軍的武裝，而凱塞林當時還未聽過該計畫[81]。

在諮詢過隆美爾和約德爾的意見後，希特勒认为没有義大利军队的协助，德军将无法固守意大利半岛[81]。凱塞林接到命令，離開南義大利、前去北部将他的C集團軍与隆美爾的B集團軍整合，并交由隆美爾指揮。而後凱塞林被預定轉調至挪威[82]。凱塞林對德軍高層將放棄義大利的打算感到震驚，認為這將使德國南部直接暴露於自義大利起飛的盟軍轟炸機攻擊之下、後者部隊更可一路突破、推進到波河河谷（Po Valley）、這樣的放棄行動完全沒有必要。凱塞林確信，羅馬可以一直守到1944年的夏天，這樣的評估部份是出自於他相信盟軍的作戰不會超過其空中掩護的範圍，而後者最遠距離也只到薩萊諾而已。1943年8月14日，凱塞林提出辭呈[83]。

此時，駐義大利的最高親衛隊與警察軍官—卡爾·沃爾夫親衛隊上將（Karl Wolff）干預了凱塞林與希特勒的關係，沃爾夫表示，隆美爾「在政治上不可靠」，並聲稱凱塞林在義大利南部是防止該國更早倒戈的重要因素。考慮到沃爾夫的意見，希特勒拒絕了凱塞林的辭呈[82]。

9月8日，義大利退出戰爭，凱塞林立刻行动控制羅馬，因为他預計盟軍將於該處發動一場海空入侵行動。凯塞林命令第3裝甲擲彈兵師與第1空降師迫近該城，並企圖以突襲的方式將義大利陸軍參謀部整個封鎖於蒙泰羅通多中，但並未成功。雖然凱塞林的2個德軍師必須面對5個義大利師，且後者之中又有2個裝甲師，但他仍成功將義軍擊退，在两天之内占领了罗马[84]。

另一方面，希特勒派遣大量德軍橫掃義大利，迅速地解除後者的武裝，在隆美爾B集團軍之負責區域，除了願意加入德軍共同對抗盟軍外，其餘者接送往德國強迫服勞役；而凱塞林控制下的地區，則是解除其武裝後，讓義大利士兵自行回家。義軍將領哥薩卡（Gonzaga）由於拒絕將其第222岸防師解除武裝，而立刻被德軍槍殺。第184「雨雲」空降師大部加入德軍一方，而後成為了第4空降師的組成基底[85]。希臘島嶼凯法利尼亚岛上，在凱塞林沒有下令的情況下，第33山地「阿奎」師（Acqui）的5,000名義軍士兵被德軍屠殺[86]。9月12日，德军突击队在親衛隊中校奧托·斯科爾茲內的指挥下执行了由斯圖登策划的「橡樹行動」，将墨索里尼救出。這個行動細節安排地極為謹慎，刻意不讓凱塞林知道，但後者仍知道了此次行动。希特勒評價说，「面对當地那些天生的叛徒，凯塞林显得太過正直了」[87]。

随着德军的大量进驻，此時義大利實際上已是一個被佔領的國家[88]。義大利试图倒戈的举动令盟軍與德軍皆極為蔑視，這對後來的局勢發展有相當之影響[89]。

薩萊諾 [编辑]

義大利羅馬以南的德軍防線分佈圖

雖然凱塞林已無實際上的指揮權，但他仍想要繼續戰鬥[90]。在1943年9月的薩萊諾戰役中，凱塞林與海因里希·馮·維廷霍夫一級上將（Heinrich von Vietinghoff）的第10軍團發動一場對盟軍的全面反攻[91]，令後者傷亡慘重，並迫使其於多處地區後撤，盟軍指揮官甚至一度考慮全面撤退[92]。由於德軍機場距離當地不遠，第2航空艦隊便於1943年9月11日在萨莱诺上空出动了120架飛機[93]，使用弗里茨X反艦飛彈擊中了盟軍的戰艦「戰恨號」、「烏干達號」與「沙凡那號」兩艘巡洋艦，而一艘自由輪則在14日被擊沉、另有一艘於隔天被擊傷[94]。然而盟軍海上艦隊火力大大重創了前線推進中的德軍單位，加之盟軍部隊的強烈抵抗和英國第8軍的挺進，德軍攻勢最終未能將盟軍趕回海上。1943年9月17日，凱塞林允許維廷霍夫將部隊停止攻擊並撤退[95]。

雖然凱塞林在此戰鬥中被擊退，但也成功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在違反上級的命令下，凱塞林正建造一連串可供德軍固守的據點，包括「沃土諾」、「巴以巴拉」和「伯恩哈特」三道防線[96]。盟軍經過歷時一個月的艱困戰鬥後，於1943年11月才挺進到凱塞林的主防線—古斯塔夫防線[97]。凱塞林在其回憶錄中表示，若他當初能獲得隆美爾手下處於「無用」狀態下的部隊，他的防線可以更完善[98]。

1943年11月，凱塞林與希特勒會面，並為其評估義大利戰場的樂觀情勢，凱塞林表示他可以在羅馬以南的冬季防線擋下盟軍，給了希特勒一劑強心針。此外，凱塞林進一步承諾，他可以阻擋盟軍推進至亚平宁山脉至少六個月的時間。因此，希特勒於1943年11月6日命令隆美爾與其B集團軍指揮部遷往法國負責當地的大西洋壁壘，準備預計1944年春季盟軍登陸該區的一切防務。11月21日，凱塞林恢復了義大利戰區所有德軍的指揮權，並另有南部戰區總司令的頭銜，連同C集團軍也在其指揮之下[99]。希特勒後來解釋道：「我一直指責凱塞林，認為他看待事情過於樂觀……結果已證明了隆美爾錯了，我没有解除凯塞林职务的决定也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我曾認為凱塞林是個不可信的政治空想家、也是個軍事上的樂觀主義者。依我看来，欠缺樂觀的軍事領導是不可行的。[100]」

1943年12月2日當夜，德國空軍出動102架Ju 88轟炸機前去空襲巴里港，取得了顯著的成功。德軍利用大量散佈的金屬薄片迷惑了盟軍的雷達，發現港口中擠滿燈火通明的盟軍船艦，結果造就了盟軍自珍珠港事件以來船艦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空襲行動。有兩艘彈藥船和一艘油輪被擊中，港內油料燃燒引發大火、彈藥也跟著爆炸。還有16艘船艦被德軍擊沉、另外8艘被擊傷，結果該港失去作戰功能三週的時間。此外，其中一艘被擊沉的船艦—約翰·哈維號，其內部載有大量的有毒芥子氣，在被攻擊時漏了出來，形成一片毒霧氣壟罩了該港[101]。

卡西諾和安齊奧 [编辑]

凱塞林於1944年4月視察卡西諾山前線。

盟軍試圖在1944年1月的卡西諾戰役中突破古斯塔夫防線，並於初期獲得了成功，英國第10軍突破僅由德軍第94步兵師防守的防線區段，從而危及到了整個德軍第10軍的正面。與此同時，凱塞林又接獲了一個盟軍正準備發動一個兩棲攻擊行動的警告，於是趕緊調集他的後備軍—第29與第90裝甲擲彈兵師至卡西諾前線。這兩單位雖然穩住了前線的局勢，但也讓羅馬的守備變得很差。在盟軍登陸安齊奧時，凱塞林也發現他的指揮權被壓抑著[102]。

雖然略有措手不及，凱塞林仍很快地集結兵力控制局勢，調來駐義大利北部、由艾貝哈德·馮·馬肯森一級上將指揮的第14軍團、再從卡西諾前線抽調第29與第90裝甲擲彈兵師、并從第10軍團抽調来第26裝甲師，最高統帥部也從其他戰場調來一些師。到了二月，凱塞林終於能對盟軍登陸的安齊奧發動攻擊，但他的部隊實力不足以粉碎敵軍的灘頭陣地，情勢變得僵持不下，對此他归咎於自己、最高統帥部和馬肯森犯了幾個原可避免的錯誤[103]。

另一方面，在卡西諾艱苦戰鬥的盟軍於1944年2月終於即將要突破利里谷[104]。為了守住「卡西諾堡壘」，凱塞林於2月26日調來了訓練完善、實力完整的德軍第1空降師[105]。結果整個三月裡，盟軍付出大量的傷亡和龐大的彈藥消耗都無法突破古斯塔夫防線[106]。

1944年5月11日，英軍將領哈羅德·亞歷山大發動了「王冠行動」，終於突破了古斯塔夫防線，德軍第10軍團也被迫撤出，其行動中第10軍團與第14軍團之間一度出現缺口，有被盟軍圍殲的危險。因此，凱塞林將馬肯森解職，由約阿希姆·雷梅爾森裝甲兵上將（Joachim Lemelsen）取代其職務。對德軍來說幸運的是，美軍的馬克·克拉克中將由於對佔領羅馬的行動過於專注，並未考慮到自軍目前擁有的優勢，令第10軍團有機會可撤到下一條防線—拉西米恩防線，與第14軍團合流，再進行撤離行動[107]。

由於凱塞林於這些作戰中的表現，希特勒於1944年7月19日在東普魯士拉斯滕堡的狼穴基地授予其鑽石橡葉帶劍騎士鐵十字勳章。隔天，狼穴發生了試圖刺殺希特勒的政變行動[55]，凱塞林當晚自戈林那裡獲得此消息[108]，接著如同許多的德軍高級將領，凱塞林發了一通電報給希特勒，重申其對後者的忠誠[55]。

整個1944年7與8月，凱塞林又打了一場頑強的後衛戰，並逐步將軍隊撤至座落於佛羅倫斯北部的另一條主防線—哥德防線，在該地，凱塞林完全遏止了盟軍的攻勢[109]。在9月與10月期間的激烈戰鬥中，凱塞林自己也受了傷。1944年10月25日，凱塞林的座車被路邊飛出的砲彈破片擊中，他本人頭部與臉部受到重傷，之後一直到1945年1月前都未能回去指揮[110]。

保護義大利人與文化財產的行動 [编辑]

由於凱塞林的干涉命令，許多深具藝術歷史背景的義大利城市免遭到戰火破壞，包括羅馬、佛羅倫斯、錫耶納和奥尔维耶托，在某些情況下，如義大利知名的古蹟—「老橋」則被下令裝設詭雷，而非予以炸毀。然而其他同樣歷史悠久的佛羅倫斯橋樑則在凱塞林的命令下被摧毀，除了用於誘殺盟軍的老橋外，該橋兩端的建築物皆予以摧毀，以延缓盟軍跨越阿諾河。另外，凱塞林也支持將羅馬與基耶蒂設為不設防城市的決定。其实，就防守台伯河而言，罗马城有着高度的战术价值。由于这些城市並未進行「非軍事化」的行動，並仍是政府與工業中心，盟军并未承认过其不设防声明。故在德軍不停發出《不設防宣言》的情況下，盟軍仍轟炸了罗马超过50次，佛羅倫斯也遭到过空袭。在這種情況下，不設防城市的地位變得毫無意義[註 4]。

卡西诺山(Monte Cassino)的修道院是一处绝佳的观测点，但为了保护这座建筑，凯塞林没有赋予其军事用途。但最终凯塞林的努力失败了，因为盟军不相信德军没有利用这座修道院来充当炮兵观测点。1944年2月15日清晨，142架B-17空中堡垒轟炸機、47架B-25米切尔型轰炸机和40架B-26 中型轰炸机向修道院投掷了1150吨的高爆炸药和燃烧弹，将这座颇具历史的修道院化作一片瓦砾[111]。凯塞林知道，一些从卡西诺山转移走的艺术品最终落到了嗜好收藏文物的戈林的手中[112]，他也曾将一些洗劫文物的士兵枪决[113]。德国人拒绝让意大利政府接管艺术品，因为他们担心“意大利人会把它们都卖给瑞士”。1945年盟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意大利的文化珍宝在战争中所受到的损失是较小的。凯塞林为保护艺术品所做出的努力和他对此事的个人兴趣使得大量的艺术品得以幸存[114]。

戰爭罪 [编辑]

1944年3月22日至23日，一支由15人構成的美國战略情报局部隊自其海軍的PT艇出擊，搭乘氣墊船登陸利古里亞，執行金尼二號行動（Operation Ginny II），準備爆破兩個重要的鐵路隧道入口[115]。他們隨後被比其更小股的德義軍部隊逮捕[116]。3月26日，軸心軍根據在迪耶普戰役後希特勒所發布的《突擊隊命令》而將他們處決[117][118]。其中，德國步兵上將安東·多斯特勒（Anton Dostler）負責簽署處決命令，該人後來在戰爭結束後被判處有罪，並於1945年12月1日被槍決。

1944年3月23日，33名讲德语的、来自義大利省份波爾扎諾的波森警察團警察和3名義大利平民在羅馬市中遭到炸彈袭击與槍擊而身亡[註 5]。希特勒批准了負責區域涵蓋羅馬的第14軍團指揮官馬肯森的建议，每有一名警察身亡即處決十名義大利人作為回報，而這個任務則落到了親衛隊上將海柏特·卡普勒（Herbert Kappler）身上。由於卡普勒找不到足夠的死囚，他因而改用猶太人戰俘，甚至直接在街頭擄人，此大規模處決事件被稱作「安瑞帝涅屠殺案」（Ardeatine）[120]。

1944年6月4日，羅馬被盟軍所佔領，凱塞林陷入了一個危險的境地，他與其部隊正要自羅馬撤至哥德防線。此時德軍的部隊容易遭遇到義大利游擊隊的攻擊。哈羅德·亞歷山大將軍透過廣播宣傳意大利人应对德軍「見一個殺一個」。凱塞林對此的回應措施是授權使用大量火砲武器、手榴彈、地雷發射器、裝甲車、火焰發射器和其他各式用來對付游擊隊的武器[121]。凱塞林還發出一道特別命令，將特別赦免「行使超過一般標準措施」的士兵[121]。爾後德軍執行了數次強硬的屠殺，而這些是否應歸咎於凱塞林的強硬命令則頗有爭論，這些屠殺行動分別發生於：戈林裝甲師於1944年4月在斯蒂亚、於6月在奇維泰拉伊恩瓦爾迪基亞納、於7月在布奇内[36]、第26裝甲師也在8月23日於福塞奇歐沼澤（Padule di Fucecchio）[122]、第16全國領袖裝甲擲彈兵師於8月在斯坦澤瑪聖安納（Sant'Anna di Stazzema）和9與10月於马尔扎博托執行了屠殺行動[123]。

1944年8月，德国驻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大使鲁道夫·哈恩（Rudolf Rahn）告知凯塞林，墨索里尼对屠杀意大利公民提出了抗议。作为回应，凯塞林在8月21日谴责了“败坏国防军声誉和纪律的行为”、“德军不应当再进行报复行为”。针对墨索里尼特别提出的几期事件，凯塞林还下令进行彻查。1944年7月21日至1944年9月25日，德军共在对抗游击队的战斗中阵亡624人、负伤993人、失踪872人。德军大约打死了9520名意大利游击队成员[121]。

一如他在突尼斯做的那样，凯塞林使用罗马的犹太人作为奴隶劳工修建堡垒。由于后勤工作量巨大，凯塞林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因此，凯塞林拒绝了驱逐罗马犹太人的命令。他宣称，他没有足够的资源去执行这一命令。希特勒随即将这一任务指派给党卫队[124]。在1943年10月和1944年6月间，大约有2000名罗马犹太人被驱逐，其中半数在1943年10月16日被驱逐[125]。在德国占领意大利期间，德国人大约杀害了46000名意大利平民，其中包括7000名犹太人。[126][127]

中欧 [编辑]

主条目：中歐會戰

此外，我们知道那些部队的指挥官是阿尔贝特·凯塞林，希特勒手下最有能力的军官之一，他在德国炮兵和空军部队都有过出色的表现，并且在战前还曾是参谋总长。不论是作为指挥官还是管理者，凯塞林都是十分优秀的。他在意大利很好地指挥了轴心国的行动两年，之后又回到了西线。我很高兴他走了。他总是能很快重组他的部队，并且调动后备部队阻拦我们的进攻……

美國第7軍團司令——馬克·克拉克[128]

从意外中痊愈之后，凯塞林立刻取代了格特·馮·倫德施泰特的位置，于1945年3月10日出任西线总指挥官[129]。上任伊始，他就告诉他的新同僚们：“好了，先生们，我就是新的V-3”[130]（凱塞林指的是「復仇武器」（Vergeltungswaffe），同時也自比為曾在1944年底和1945年初被用于西线战场的V-3炮）。当时，德军在西线的形势已经岌岌可危，因此这再次显示了凯塞林出名的乐观态度。凯塞林还描述了“清醒的”希特勒对形势的分析。希特勒认为，德军即将给予苏军历史性的挫败，并将乘胜向西击溃盟军，将他们逐出欧洲大陆。因此，凯塞林决心“坚守”西线，直到“东线决定性时刻”的到来[131]。希特勒下令逃兵应就近找棵树吊死，凯塞林支持这一命令。一次，一名参谋想让凯塞林认清形势有多么让人绝望，凯塞林回答说，他开车穿过了整个部队的后卫区域，没看到一个被吊死的人[132]。

当时，盟军和德军基本上沿着莱茵河对峙，除了两个地区之外：美军在雷马根有一处桥头堡，德军则在莱茵河以西的萨尔和普法尔茨（Palatinate）三角地带有一处突出部。德军考虑过撤出这一三角地带，但大本营要求德军固守[133]。1945年3月13日，凯塞林第一次走访了德国国防军第1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位于该地带的总部。该集团军的指挥官保羅·豪塞爾武装党卫队大将和两位军长都断言，防守这一三角地带只会带来严重的损失，甚至全军覆没。第7集团军的汉斯·费尔伯（Hans Felber）将军认为后一种情况最有可能发生。尽管如此，凯塞林坚持任务德军必须坚守这一地区[134]。

此时，这一三角地带已经受到乔治·巴顿中将的美国第3集团军和亚历山大·帕奇中将的美国第7集团军的两面夹击。德军的阵地很快土崩瓦解，希特勒迟疑不决，最终批准了后撤[133]。德国国防军第1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德军伤亡113000人，而盟军只损失了17000人。不过，德军避免了被包围的厄运，设法拖延阻滞，并于1945年3月25日将部队全部撤回莱茵河东岸[135]。随着德国被截成两段，凯塞林在自己的G集团军群和上莱茵集团军群之外，又兼辖中央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和东线的东南部分[136]。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自杀。5月1日，卡尔·邓尼茨被任命为德国总统，并组建起弗伦斯堡政府[137]。新总统首先發布的命令即是任命凯塞林为德国南部全权代表的总指挥[138]。

投降 [编辑]

戰後 [编辑]

審判 [编辑]

減刑、赦免和釋放 [编辑]

晚年 [编辑]

註解 [编辑]

  1. ^ 「微笑的阿爾貝特」（Smiling Albert）的綽號由盟軍部隊在二戰時其所稱呼，其並未被德國作家所使用[1]，部下則稱其為「阿爾貝特叔叔」。
  2. ^ 在一些錯誤的文獻資料中會記述凱塞林的生日為11月20日，然而他本人作證其生日為1885年11月30日，其軍隊個人檔案中亦有記述。另外有些來源也不正確地將凱塞林的名字寫成了「阿柏瑞切特」（Albrecht）或阿爾弗雷德（Alfred），而不是阿爾貝特，也曾有將他的姓名中加上一個「馮」（von）字的錯誤資料。另外，他自己偶爾也會將名字加上一個「ß」，其為凱塞林父親個人偏好的寫法[3]。
  3. ^ 不过，很多将领拿的钱更多：艾尔哈德·米尔希、格特·冯·伦德施泰特和君特·冯·克鲁格每人领取250000马克；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领480000马克；威廉·凯特尔则要求获得一块价值730000马克的被没收的土地[19]。
  4. ^ 根據幾個英國國家檔案館相關的文件中可看出毫無疑問地，「不設防城市」從未真正於羅馬中執行，另見folder 8/439. National Archives (UK). [2009-04-23]. ），其中有些文件記述盟軍對於羅馬市的政策，甚為詳細。檔案編號第400號文件是由派往聖座的全權公使、特使的達希·歐斯本（D'Arcy Osborne）寄送給外交部的訊息，他轉述德國駐羅馬的大使透過梵蒂岡副局長告知他的消息，近來德方提出將羅馬宣佈為不設防城市；這個消息當時火速送往華盛頓，當天為1944年6月4日，同時美軍克拉克將軍的戰車部隊也進入了羅馬。直到最後一刻，德方一直就羅馬不設防城市的議題與盟軍進行無休止的會談，意圖獲得任何一點點的優勢，例如將義大利的首都作為他們安全撤退的擋箭牌。
  5. ^ Although sometimes described as an SS unit, Polizeiregiment Bozen was not incorporated into the SS until a month after the 23 March 1944 bombing.[119]

註腳 [编辑]

  1. ^ Time（1944年4月）
  2. ^ 2.0 2.1 2.2 von Lingen（2009年） ，第16页
  3. ^ Macksey（1978年） ，第15页
  4. ^ Kesselring（1960年） ，第15页
  5. ^ Macksey（1978年） ，第13、243页
  6. ^ von Lingen（2009年） ，第17页
  7. ^ 7.0 7.1 7.2 Kesselring（1960年） ，第17-18页
  8. ^ 8.0 8.1 Raiber（2008年） ，第21页
  9. ^ von Lingen（2009年） ，第18页
  10. ^ Kesselring（1960年） ，第18页
  11. ^ von Lingen（2009年） ，第20页
  12. ^ 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
  13. ^ 13.0 13.1 Kesselring（1960年） ，第19-26页
  14. ^ von Lingen（2009年） ，第22页
  15. ^ Kesselring（1960年） ，第25、31-33页
  16. ^ Hooton（2007年） ，第30-31页
  17. ^ 17.0 17.1 Kesselring（1960年） ，第31-33页
  18. ^ von Lingen（2009年） ，第23页
  19. ^ Wette（2006年） ，第155页
  20. ^ Gellately（2004年） ，第320页
  21. ^ Macksey（1978年） ，第44页
  22. ^ 22.0 22.1 Kesselring（1960年） ，第35-36页
  23. ^ von Lingen（2009年） ，第24页
  24. ^ Corum（1997年） ，第248页
  25. ^ Murray（1983年） ，第10页
  26. ^ Kesselring（1960年） ，第37页
  27. ^ 27.0 27.1 Kesselring（1960年） ，第44-46页
  28. ^ Macksey（1978年） ，第16页
  29. ^ Kesselring（1960年） ，第49-51页
  30. ^ Kesselring（1960年） ，第52-55页
  31. ^ 31.0 31.1 Kesselring（1960年） ，第55-58页
  32. ^ Friesler（2005年） ，第290-295页
  33. ^ Kesselring（1960年） ，第60页
  34. ^ Kesselring（1960年） ，第59-60页
  35. ^ 35.0 35.1 Kesselring（1960年） ，第64页
  36. ^ 36.0 36.1 Nuremberg Trial Proceedings
  37. ^ Kesselring（1960年） ，第65-84页
  38. ^ Kesselring（1960年） ，第85页
  39. ^ Plocher（1965年） ，第28页
  40. ^ Kesselring（1960年） ，第89页
  41. ^ Plocher（1965年） ，第33-35页
  42. ^ Plocher（1965年） ，第42、43、85页
  43. ^ Kesselring（1960年） ，第90页
  44. ^ Plocher（1965年） ，第89页
  45. ^ Plocher（1965年） ，第97页
  46. ^ Plocher（1965年） ，第93页
  47. ^ Plocher（1965年） ，第98页
  48. ^ Kesselring（1960年） ，第94-95页
  49. ^ Plocher（1965年） ，第233-234页
  50. ^ Howe（1957年） ，第369页
  51. ^ Kesselring（1960年） ，第103-118页
  52. ^ Kesselring（1960年） ，第109、128页
  53. ^ Kesselring（1960年） ，第126-127页
  54. ^ Kesselring（1960年） ，第127页
  55. ^ 55.0 55.1 55.2 von Lingen（2009年） ，第236页
  56. ^ Kesselring（1960年） ，第124-125页
  57. ^ Kesselring（1960年） ，第129页
  58. ^ Kesselring（1960年） ，第130-136页
  59. ^ Gellately（2004年） ，第321页
  60. ^ Raiber（2008年） ，第32页
  61. ^ Garland & Smyth（1963年） ，第33页
  62. ^ Howe（1957年） ，第261页
  63. ^ Howe（1957年） ，第344页
  64. ^ Howe（1957年） ，第477-479页
  65. ^ Howe（1957年） ，第666页
  66. ^ Garland & Smyth（1963年） ，第44页
  67. ^ Garland & Smyth（1963年） ，第80-82页
  68. ^ 68.0 68.1 Kesselring（1960年） ，第161页
  69. ^ Kesselring（1960年） ，第160页
  70. ^ Morison（1954年） ，第40页
  71. ^ Morison（1954年） ，第57页
  72. ^ Morison（1954年） ，第100-101页
  73. ^ Morison（1954年） ，第107-108页
  74. ^ Morison（1954年） ，第119-120页
  75. ^ Garland & Smyth（1963年） ，第163页
  76. ^ Garland & Smyth（1963年） ，第174页
  77. ^ Kesselring（1960年） ，第163-164页
  78. ^ Garland & Smyth（1963年） ，第409-417页
  79. ^ Blumenson（1969年） ，第61页
  80. ^ Blumenson（1969年） ，第67–68页
  81. ^ 81.0 81.1 Blumenson（1969年） ，第60-61页
  82. ^ 82.0 82.1 von Lingen（2009年） ，第316页
  83. ^ Blumenson（1969年） ，第63–66页
  84. ^ Garland & Smyth（1963年） ，第523-532页
  85. ^ Garland & Smyth（1963年） ，第534-353页
  86. ^ von Lingen（2009年） ，第33页
  87. ^ Kesselring（1960年） ，第171页
  88. ^ Blumenson（1969年） ，第63–64页
  89. ^ von Lingen（2009年） ，第81页
  90. ^ Kesselring（1960年） ，第177页
  91. ^ Blumenson（1969年） ，第112–117页
  92. ^ Blumenson（1969年） ，第130页
  93. ^ Blumenson（1969年） ，第102页
  94. ^ Blumenson（1969年） ，第148页
  95. ^ Blumenson（1969年） ，第135–136页
  96. ^ Blumenson（1969年） ，第182–183页
  97. ^ Blumenson（1969年） ，第235页
  98. ^ Kesselring（1960年） ，第186-187页
  99. ^ Blumenson（1969年） ，第244–245页
  100. ^ Blumenson（1969年） ，第245–246页
  101. ^ Morison（1954年） ，第319-322页
  102. ^ Kesselring（1960年） ，第192-193页
  103. ^ Kesselring（1960年） ，第193-194页
  104. ^ Blumenson（1969年） ，第383–384页
  105. ^ Blumenson（1969年） ，第442页
  106. ^ Blumenson（1969年） ，第445页
  107. ^ Kesselring（1960年） ，第200-209页
  108. ^ Kesselring（1960年） ，第209页
  109. ^ Kesselring（1960年） ，第210-213页
  110. ^ Kesselring（1960年） ，第218-219页
  111. ^ Blumenson（1969年） ，第441页
  112. ^ Gellately（2004年） ，第325页
  113. ^ Gellately（2004年） ，第324页
  114. ^ von Lingen（2009年） ，第37页
  115. ^ Raiber（2008年） ，第97-100页
  116. ^ Raiber（2008年） ，第117-120页
  117. ^ Raiber（2008年） ，第133-136页
  118. ^ Raiber（2008年） ，第187-188页
  119. ^ Raiber（2008年） ，第41页
  120. ^ Raiber（2008年） ，第80-83页
  121. ^ 121.0 121.1 121.2 von Lingen（2009年） ，第43-44页
  122. ^ Mitcham（2007年） ，第121页
  123. ^ Italy convicts Nazis of massacre. BBC. 2007-01-13 [2009-04-04]. 
  124. ^ Gray, Charles. Holocaust Denial on Trial, Trial Judgement: Electronic Edition. Emory University. [2012-12-04]. 
  125. ^ Book Publication on the Deportation of Jewish Children from Rome. ITS. [2013-02-16]. 
  126. ^ Wette（2006年） ，第138页
  127. ^ Zimmerman
  128. ^ Clark（1950年） ，第184页
  129. ^ Kesselring（1960年） ，第221页
  130. ^ DeGuingand（1947年） ，第444页
  131. ^ Time（1954年4月）
  132. ^ von Lingen（2009年） ，第27页
  133. ^ 133.0 133.1 Kesselring（1960年） ，第244页
  134. ^ MacDonald（1973年） ，第244页
  135. ^ MacDonald（1973年） ，第264-265页
  136. ^ MacDonald（1973年） ，第444-445页
  137. ^ MacDonald（1973年） ，第458-459页
  138. ^ Kesselring（1960年） ，第285-186页

參考書目 [编辑]

出版品
  • （英文）Alexander, Harold, The Alexander Memoirs 1940–1945, New York City: McGraw-Hill. 1962, OCLC 59027464 
  • （英文）Bloxham, Donald, Genocide on Trial – War Crimes Trials and the Formation of Holocaust History and Mem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ISBN 0-19-925904-6, OCLC 47677194 
  • （英文）Clark, Mark, Calculated Risk, New York City: Harper & Brothers. 1950, OCLC 358946 
  • （英文）Corum, James, The Luftwaffe: Creating the Operational Air War, 1918–1940, Modern war studies, Lawrence, Kansas: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1997, ISBN 0-7006-0836-2, OCLC 36485848 
  • （英文）DeGuingand, Sir Francis, Operation Victory, New York Cit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7, OCLC 1276427 
  • （英文）Dulles, Allen, The Secret Surrender, New York City: Harper & Row. 1966, OCLC 711869 
  • （德文）Fellgiebel, Walther-Peer, Die Träger des Ritterkreuzes des Eisernen Kreuzes 1939–1945, Friedburg, Germany: Podzun-Pallas. 2000, ISBN 3-7909-0284-5 
  • （英文）Fisher, Ernest F., Cassino to the Alps,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U.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77, OCLC 2463467 
  • （英文）Friesler, Karl-Heinz, The Blitzkrieg Legend,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5, ISBN 1-59114-294-6, OCLC 60671776 
  • （英文）Garland, Albert N.; Smyth, Howard McGaw, Sicily and the Surrender of Italy,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U.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63, OCLC 396186 
  • （英文）Gellately, Robert., The Nuremberg Interviews, New York City: Alfred A. Knopf. 2004, OCLC 53477178 
  • （英文）Hooton, E.R, Luftwaffe at War: Gathering Storm 1933–39, Volume 1, London: Ian Allen. 2007, ISBN 978-1-903223-71-0, OCLC 213379848 
  • （英文）Howe, George F., Northwest Africa: Seizing the Initiative in the West,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The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U.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7, OCLC 23304011 
  • （德文）Kesselring, Albert, Gedanken zum Zweiten Weltkrieg, Bonn: Athenäum-Verlag. 1955, ISBN 3-926584-69-6, OCLC 4225015 
  • （英文）Kesselring, Albert, The Memoirs of Field Marshal Kesselring, London: Greenhill Books. 1960, ISBN 978-1-85367-728-1 
  • （英文）Kesselring, Albert, A Soldier's Record, Greenwood Press. 1970, ISBN 0-8371-2975-3, OCLC 1233772 
  • （英文）von Lingen, Kerstin, Kesselring's Last Battle: War Crimes Trials and Cold War Politics, 1945–1960, 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9, ISBN 978-0-7006-1641-1, OCLC 263605489 
  • （英文）MacDonald, Charles B., The Last Offensive,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II: The European Theatre of Operations.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U.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73, OCLC 963582 
  • （英文）Macksey, Kenneth, Kesselring: The Making of the Luftwaffe, Batsford: David McKay Publications. 1978, ISBN 0-679-51151-2, OCLC 4656727 
  • （英文）Morison, Samuel Eliot, Sicily-Salerno-Anzio January 1943 – June 1944,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Volume IX,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54 
  • （英文）Murray, Williamson, Strategy for Defeat: The Luftwaffe 1933–1945, 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abama: Air University Press. 1983, ISBN 0-16-002160-X, OCLC 8846379 
  • （英文）Raiber, Richard, Anatomy of Perjury: Field Marshal Albert Kesselring, Via Rasella, and the GINNY mission,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8, OCLC 171287684 
  • （英文）Smelser, Ronald M.; Davies, Edward J., The Myth of the Eastern Front: the Nazi-Soviet War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ISBN 978-0-521-83365-3, OCLC 190588403 
  • （英文）Wette, Wolfram, The Wehrmacht: History, Myth and Reality,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ISBN 0-674-02213-0, OCLC 61285725 
線上資料
軍職
前任：
瓦爾特·韋佛中將		 德國空軍參謀長
1936年6月3日 – 1937年5月31日		 繼任：
漢斯-于爾根·施通普夫航空兵上將
前任：
無		 第1航空艦隊司令
1939年2月1日 – 1940年1月11日		 繼任：
漢斯-于爾根·施通普夫航空兵上將
前任：
海爾穆勒·費爾麥航空兵上將		 第2航空艦隊司令
1940年1月12日 – 1943年6月11日		 繼任：
沃爾弗拉姆·馮·里希特霍芬元帥
帝國元帅
（Reichsmarschall）
1940年
赫尔曼·戈林（1938年晉空軍元帥）（*）
Marschallsstab.jpg
陆军＼空军元帅
（Generalfeldmarschall）
1936年
1940年
1942年
1943年
1944年
1945年
海军元帅
（Großadmiral）
1939年
1943年
註1：淺藍底色代表屬於空軍；年代為晉升元帥時之年
注2：下劃綫代表该人物为纳粹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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