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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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光譜（英語：political spectrum），也稱政治坐標，是用作量度個人政治立場傾向（即不同意識形態）的工具。政治光譜正如一般光譜一樣，由一條或多條幾何學上的坐標軸構成[1]。政治光譜這一概念通常指代常用的二維政治光譜模型[2][3][4][5]。
大多數政治光譜都包括兩大派，左翼和右翼，這是從18世紀法國大革命時期法國議會的坐席方向沿襲而來的，在當時左翼偏向激進政治而右翼偏向貴族政治[1][6][7]。現今，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在國際上常被視為左翼，而保守主義及反動主義則常被視為右翼[1]。自由主義因在不同的語境下指代不同位置也不同，有時為左翼（社會自由主義），有時為右翼（保守自由主義及經濟自由主義）。觀點中等的人有時被列為中間派。完全不使用傳統左右劃分的政治常被稱為融合政治[8][9]，儘管這個標籤往往會把那些在雙軸圖表上有邏輯位置的信念錯誤地帶到另一種單軸劃分上。
政治學家注意到，一個單一的左右軸太簡單了，不足以描述政治信念的現有變化，因此在政治信念的探討上常常使用兩維或更高維度的圖表描述政治信念[1][10]。常用的二維光譜的兩個坐標軸多為經濟軸（左對右）和社會文化軸（權威對自由），儘管各個圖表對軸線方向的用詞可能各不相同[1][11]。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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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左右翼起源於1789-1799的法國革命時代的早期[6]。從當時法國各類立法機構的議長席位上可以觀察到，貴族坐在右邊，平民則坐在左邊，便分別對應右翼政治和左翼政治[6]。
最初，意識形態光譜的定義基於舊制度。當時，右翼支持貴族、王室和教會，而左翼支持共和主義、世俗主義和公民自由[6]。由於革命初期的政治選舉權相對狹窄，最初的左翼主要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即崛起的資本家階層（有明顯的例外，如早期共產主義者格拉古·巴貝夫）。議會中的左翼會支持自由放任的經濟及自由市場，因為這些代表了對資本家而不是對貴族有利的政策，但在議會政治之外，這些觀點往往被定性為右翼。
造成這種明顯矛盾的原因在於，那些在官方議會結構之外的左翼（如法國大革命中的無套褲漢）通常代表着大部分工人階級、貧苦農民和失業者。他們在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利益在於反對貴族，因此他們選擇在早期與資本家結盟。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的經濟利益與在政治上代表他們的人的自由放任政策相一致。
學術研究
[編輯]近一個世紀以來，社會學家一直在考慮如何最恰當地描述政治立場。
倫納德·弗格森
[編輯]1950年，倫納德·弗格森用十個量表分析了政治價值觀，具體以人們對以下方面的態度作為衡量標準：生育控制、死刑、審查制度、共產主義、演化、法律、愛國主義、有神論、罪犯和戰爭。他對結果進行因素分析，確定了三個因素，他將其命名為宗教主義、人道主義和民族主義。他把宗教主義定義為對上帝的信仰，以及對演化和生育控制的消極態度；人道主義與反對戰爭、死刑和嚴厲對待罪犯的態度有關；而民族主義則反映了對審查制度、法律、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見變化。
這個系統是通過探索性的經驗實驗得出的，而不是在純粹的理論基礎上設計一個政治模型並對其進行測試。因此，在解釋弗格森的三個因素時必須謹慎，因為無論客觀上是否存在一個真實的因素，因素分析都會輸出一個抽象的因素[15]。儘管對民族主義因素的重複實驗結果並不一致，但宗教主義和人道主義已被弗格森和其他人通過重複實驗確認了許多次[16][17]。
漢斯·艾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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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的研究發表後沒多久，漢斯·艾森克開始研究英國本土的政治態度問題。他認為，儘管國家社會主義者（納粹）和共產黨人在左右軸上的立場相反，但他們在本質上有相似之處。漢斯·艾森克在其1956年出版的《心理學中的理智與廢話》一書中對他在這方面實驗的步驟進行了具體描述[18]：艾森克整理了一份常在報紙和政治小冊子中出現的政治觀點的清單，並要求受試者描述其有多麼同意或多麼不同意每一種觀點，再對這份觀點調查表使用弗格森所用的因素分析法進行研究。艾森克得出了兩個因素，他將其命名為「激進主義」（R-因素）和「溫和心態」（T-因素）。
因素分析產生的因素需要謹慎的對待，因為這些因素可能不與現實世界的現象相對應。雖然艾森克的R-因素很容易被看作與傳統的左右立場劃分相同，但T-因素（與R-因素之間沒有相關性的因素）卻不那麼直觀，因為該因素的高分者贊成和平主義、種族平等、宗教教育和對墮胎的限制，而低分者則支持軍國主義、嚴厲的懲罰、約束更少的離婚法和友伴式婚姻。
社會學家博然·托多西耶維奇認為，根據艾森克的理論，激進主義（受R-因素支配）被定義為積極看待進化理論、罷工、福利國家、混合婚姻、學生抗議、法律改革、婦女解放、聯合國、裸體主義營地、流行音樂、現代藝術、移民、廢除私有財產和拒絕愛國主義。保守主義（受R-因素支配）被定義為積極看待白人的優越性、鞭打、死刑、反猶太主義、反對財產國有化和生育控制。溫和心態（受T-因素支配）被定義為積極看待道德訓練、天生的良知、聖經真理、貞潔、自我否定、和平主義、反對歧視、反對死刑和嚴厲對待罪犯。強硬心態（受T-因素支配）被定義為積極看待強制絕育、安樂死、更容易的離婚法、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強制軍事訓練、換妻、休閒生活、死刑和嚴厲對待罪犯[19]。
儘管方法學、研究的位置和理論都不同，艾森克和弗格森取得的結果具有一致性。簡單地將艾森克的兩個因素旋轉45度，就可以得到弗格森在美國確定的宗教主義和人道主義因素[20]。
通過對德國、瑞典[21]、法國[20]和日本[22]的價值觀進行相同方法的因素分析，同樣發現了艾森克的R-因素和T-因素。
艾森克在1956年的工作中注意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美國和英國，大部分的政治差異都被左右軸所歸納，而在法國，T-因素的影響較大，在中東，T-因素幾乎佔了政治立場的全部：「在中東的阿拉伯人中，人們發現，雖然在不同態度之間觀察到的關係中仍然清楚地表達了強硬-溫和的維度，但沒有任何東西與激進-保守的連續性相對應」[20]。
艾森克的政治觀點與他的研究之間的關係
[編輯]艾森克的研究與他的政治觀點有關。艾森克直言不諱地反對他所認為的對左右翼權威主義的濫用，因此他認為通過T-因素，他找到了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聯繫。根據艾森克的觀點，這兩種意識形態的信奉者往往十分強硬。艾森克論點的核心是，溫和的意識形態是民主的，對人的自由持積極的態度；而強硬的意識形態具有侵略性及權威主義。艾森克的觀點受到了政治上的批評。在這種情況下，艾森克對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團體進行了研究，聲稱發現這兩個團體的成員比對照組更有「支配性」且更有「攻擊性」[20]。
艾森克離開納粹德國後在英國生活，並毫不客氣地攻擊史太林主義，指出俄羅斯政府具有反猶偏見、蘇聯領導人的奢華生活方式以及東德作為「當今世界最不民主的政權之一」的情況下將自己命名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奧威爾式的雙想[23]。雖然艾森克是納粹主義的反對者，但他與法西斯組織的關係卻更為複雜。艾森克本人支持英國國家黨（該黨反對「希特拉式的」納粹主義）的理論，並在其雜誌《燈塔》的第一期上接受了採訪，內容涉及他對不同種族之間智力存在差異的爭議性觀點[24][25]。採訪過程中，艾森克曾被問及他是否有猶太血統[26]。艾森克的立場問題同樣受到其他研究人員的質疑，如英國神經科學家及社會評論者史提芬·羅斯認為艾森克的研究有其政治目的[27][28]。
對艾森克研究的後續批評
[編輯]艾森克的T-因素在後續的研究中繼續遭到批評：
- 幾乎沒有發現任何價值觀只與強硬-溫和這種劃分有關。
- 將強硬心態與權威關聯同時將溫和心態與民主相關聯的做法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單軸模型不一致，後者將權威主義概念化為保守主義的基本表現，此外許多其他研究者也對左翼權威主義的劃分提出異議[29]。
- 艾森克為解釋所觀察到的維度中的個體差異而發展的理論將強硬心態與外向性和精神病性相關聯，但這一結果存在爭議[30]。
- 艾森克認為納粹和共產黨比主流政治運動的成員更強硬這一點受到了社會學家米爾頓·羅克奇的技術批評[31]。
- 艾森克的分析方法包括尋找一個抽象的維度（一個因素）來解釋一組給定的數據的分佈（在他的研究中是政治調查的得分）。這個抽象的維度可能對應也可能不對應真實情景，例如在這種方法被應用於人類心理學時，就會出現明顯的問題。在這種分析中得到的第二個因素（如艾森克的T-因素）是對數據散佈的次優解釋，根據定義，它應與第一個因素互不相關。R-因素描述了一組數據中的大部分變化，更有可能代表客觀真實的東西，而隨後的因素變得越來越抽象。人們會期望找到一個與左右劃分大致對應的因素，因為這與人類社會中政治的主導框架相符，但艾森克的強硬-溫和維度（T-因素）很可能只代表一個抽象的數學結構而已。而且，無論這種抽象的數學結構是否與真實情景相對應，它總會出現在因素分析中，從而使艾森克的理論在因素分析上不具有可證偽性[32][33][34]。
米爾頓·羅克奇
[編輯]由於對艾森克的研究不滿意，米爾頓·羅克奇在1973年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坐標雙軸模型，其基礎是自由和平等，他在《人類價值的本質》一書中對這兩種基礎作出了詳細解釋[35]。
羅克奇認為，左翼和右翼之間的最大區別在於左翼比右翼更強調平等的重要性。儘管他批評了艾森克的強硬-溫和劃分，羅克奇也認為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之間具有相似性，聲稱這些意識形態的推崇者不會像更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民主社會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那樣重視自由，他寫道：「在這點上我的雙軸模型與艾森克的假說十分相似」[35]。
為測試這個模型，羅克奇和他的同事對能體現納粹主義（阿道夫·希特拉）、共產主義（弗拉基米爾·列寧）、資本主義（貝利·高華德）和社會主義（多位作者）的作品進行了內容分析。這種方法因依賴於實驗者對所分析內容的熟悉程度以及研究者對特定政治觀點的看法而遭受批評。
多名受試者對含有羅克奇確定的一些價值（包括自由和平等）的同義詞句子進行了頻率統計，羅克奇通過比較四種意識形態的文本中的所有價值的相對頻率排名來分析這些結果：
- 社會主義者—自由排名第一，平等排名第二
- 希特拉–自由排名第十六，平等排第十七
- 高華德—自由排名第一，平等排名第十六
- 列寧—自由排名第十七，平等排名第一
後來一些基於美國意識形態和美國總統就職典禮的樣本進行的研究[36]使用了與羅克奇類似的研究方法[37]。
後續研究
[編輯]在後來的研究中[38]，艾森克改進了他的方法學，使用了更多關於經濟學的問題。他以這種方式揭示了社會政策和經濟政策上的左右翼事實上描述了不同的東西，以及以前未被發現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S-因素）軸。
雖然S-因素與R-因素不同，但二者具有相關性，表明社會和經濟價值觀都有基本的左右傾向。具體來說，S-因素注重貧富差距和大企業等經濟問題，而R-因素更多的與如何對待罪犯、性和軍隊等社會問題有關。
羅納德·英格爾哈特在對基於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民族意見進行研究時進行了重複實驗，不過英格爾哈特的研究實際上描述了國家的價值觀，而不是國族中的個體或團體的價值觀。英格爾哈特的雙軸模型的其中一軸採用了類似弗格森最初的宗教主義–人道主義維度的形式。英格哈特將其稱為「世俗主義–傳統主義」，這一維度涵蓋了傳統和宗教問題，如愛國主義、墮胎、安樂死以及遵守法律和權威人士的重要性，以及另一維度「生存主義–自我表達」，衡量的問題包括日常行為和穿着、對政治多元性（如外國人）和創新的接受度以及對具有特定爭議性生活方式（如同性戀、素食主義者）的人的態度，以及參與政治活動的意願。結果可以參見英格爾哈特所做的表格[39]。
雖然與艾森克的研究沒有直接關係，但有證據表明，美國的政治光譜可能有多達6個維度，英國的政治光譜有10個維度。這一結論基於兩個大型數據集，並使用了貝葉斯方法而不是傳統的因素分析方法[40]。
其他雙軸模型
[編輯]格林伯格及霍納斯：左右軸和思想僵性
[編輯]2003年由謝夫·格林伯格和愛娃·霍納斯發表在《心理學公報》的一篇文章[41]提出了一個模型，這一模型包含標準的左右軸和代表意識形態僵性的軸。格林伯格和霍納斯認為意識形態的僵性使得「教條主義和獨裁主義的相關概念能夠有很多共同之處」，其相同特點是「信任強大的領導者和服從、偏愛自己的內群體、民族中心主義和民族主義、對異己的侵略，以及藉助警察和軍隊進行控制」。格林伯格和喬納斯認為，意識形態的僵性高可能是由「特別強烈的減少恐懼和不確定性的需求」所導致的，是「無關左右翼贊同任何極端政府或意識形態的人的主要共同特徵」。
英格爾哈特：世俗主義–傳統主義和生存主義–自我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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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4日的一期《經濟學人》討論了一個由羅納德·英格爾哈特提出並得到世界價值觀調查（與密歇根大學有關）支持的二維文化意識形態模型[39]。該模型的Y軸考慮了傳統和宗教的問題，如愛國主義、墮胎、安樂死以及遵守法律和權威人士的重要性。在坐標軸的下部是表示對這些問題持傳統主義立場（對國家和家庭的忠誠以及對生命的尊重），而在頂部則是持世俗的立場。X軸衡量的問題包括日常行為和穿着、對政治多元性（如外國人）和創新的接受度以及對具有特定爭議性生活方式（如同性戀、素食主義者）的人的態度，以及參與政治活動的意願。該模型的可視化圖的右側代表開放的自我表現主義立場，而左側是它的相反立場，英格哈特稱後者為生存主義。該模型不僅有能力映射出個人的價值觀，而且還能比較不同國家的人的價值觀。具體來說，在基於該模型製作的圖表上，前共產主義國家在左上方和左中部，非洲、中東和南亞國家在左下方，儒家國家在上中方，天主教歐洲國家在正中方，新教歐洲國家在右上方，英語國家在右中部，拉丁美洲國家在右下方。
波奈爾：自由–控制和非理性主義–理性主義
[編輯]1963年，傑里·波奈爾在他的政治學博士論文中提出了一個非常獨特的雙軸模型。波奈爾圖表的雙軸中一軸為自由，自由軸上左傾者往往會追求不受控制的自由或對社會越軌行為的保護，右傾者則強調權威及對社會規範的保護（最右為國家崇拜，最左為國家是「終極邪惡」）。另一軸為理性主義，具體來說是指對有策劃的社會進步的信念，上傾者會認為社會存在的問題可以理性地解決，而下傾者則對這種理性方法持懷疑態度。
諾蘭：經濟自由和個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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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主義者大衛·諾蘭提出了諾蘭曲線。該圖表在橫軸上考量了他認為的「經濟自由」（稅收、自由貿易和自由企業等問題）因素，在縱軸上考量了他認為的「個人自由」（毒品合法化、墮胎和徵兵等問題）因素。這一坐標圖以此將左翼置於左側，自由意志主義者置於上方，中間派在中間，右翼在右側，諾蘭最初命名的民粹主義者在下面。與諾蘭圖表相同，一些流行的在線測試，包括政治指南針測試和iSideWith.com在內的一些網上的政治傾向測試採用了兩軸模型。
參見
[編輯]註釋
[編輯]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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