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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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租界
Concessions in Tientsin
Concessions étrangères de Tientsin
Tiencsini koncessziós zóna
1930年代天津法租界杜总领事路与福煦将军路交叉路口.jpg
天津法租界的杜总领事路福煦将军路交叉路口
地理位置
所在國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在地區 天津
位置 天津老城的东南方向
信息摘要
出租方  大清帝國
租借方
首次租借  英國
首租時間 1860年
停租時間 1945年12月

天津租界,是1860年至1945年期间,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比利时等国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协议在中国天津老城东南部区域相继设立的拥有行政自治权和治外法权租借地。1860年,英国首先在天津设立租界,最高峰时有9个国家在天津设立租界。同时,天津也是中国最早收回租界的城市之一。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对日战争胜利后,正式收回天津的最后两个租界,标志着天津租界历史的结束。

天津租界是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及地域文化承载体,是天津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北方最为繁华的“徽辅首邑”,见证了天津近代的繁荣和辉煌。[1]天津租界中具有各国风格样式的建筑在中国接收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使得天津老城部分区域至今依旧保留着百年前的风格。

租界开辟[编辑]

天津租界的地图,用不同顏色分別顯示了當時各國租界的範圍,顏色與租借國家如下:
  天津俄租界(分为两部分)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期,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兵临北京城下。1860年10月24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作为《天津条约》开辟通商口岸等的续增条约。条约第四款规定:“续增条约画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贸易,均照经准各条所开各口章程,比例划一无别。”在这一城下之盟中,天津被增列为通商口岸,该条约虽未规定设立租界,但成为日后英国在天津强划租界的依据。

1860年12月4日,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向恭亲王奕䜣递交照会,写道“意将津地一区,代国永租”,作为领事官署和商民的住房及栈房之用。[2]随后,他又照会直隶总督恒福,转饬天津地方官府,要求在天津划出英租界。12月17日,清政府允许了英国公使卜鲁斯设立英租界的要求,列强在天津设立的第一个租界——天津英租界开辟。[3]

要求设立天津英租界的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

1861年春天,法国参赞哥士耆赶往天津实地勘察界定天津法租界的界址。6月2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其订立《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天津法租界位于天津城南的紫竹林一带,南接英租界,西近海大道,东和北两面傍海河,面积为439亩。[4]

清政府为了显示不歧视美国驻天津领事,在1862年或稍后,也有意让美国在天津建立一个专管租界,发给美国领事一份租契。[5]然而,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极力反对租界制度,且当时来华美国商人屈指可数,因此美国在若干年后才对该地作了短暂的行政管理。

1895年,原先在中国尚未辟有租界的德国也开始动作。在辽东半岛尚未交还中国之时,德国驻华公使绅珂根据本国政府的指令,向总理衙门提交照会,要求在天津开辟专管租界,以扩展德国在当地的商务。同时,德国外交大臣也向中国驻德国公使许景澄提交“租界节略”,其中声称,“中国通商口岸之友英国租界,或间有法国租界,已多年矣”。“在中国之德商,因无本国租界,未免散居在他国租界内,几作英法寓客,所以德国商务相涉诸人,日夕盼自有本国租界也”。因此,德国“应在相宜口岸商划租界”。[6]清政府随即迅速同意了德国划分租界的要求。在天津,由直隶总督王文韶饬派的天津道任之骅和海关道李岷琛与德国驻天津领事司艮德于同年10月30日签订《天津租界合同》(《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根据合同规定,天津德租界东临海河,北接原来的美租界,西至大沽路东,南接小刘庄,面积为1034亩。[7]

1900年6月,大批俄军进入天津地区,在紫竹林租界内与义和团及清军激战。6月17日起,俄军、义和团与清军为争夺海河北岸的天津老龙头火车站而的血战升级。在持续数十天的战斗中,俄国兵死伤惨重。7月下旬,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俄军就抢占包括老龙头火车站在内与紫竹林租界隔海河相望的大片土地。接着俄国军队曾在天津车站附近抵抗义和团及中国军队的攻击,保卫了外国的租界,并因而作出了牺牲。因此,俄国政府对海河对岸老龙头火车站以及向海河下游越两英里的一片土地保留绝对的主权。此事,赶到北京来与列强议和的李鸿章正在继续推行联络俄国的方针。在格尔思正式提出开辟天津俄租界的要求后,李鸿章就奏请朝廷允许俄国的要求:“臣查各国在天津均有租界,俄商独无,论理本觉偏枯。今既来就范围,以礼乞请,自应允许,使彼心向我益坚”[8]

1906年10月19日,总署大臣敬信等便与林董订立《公立文凭》4款。其中第一款规定,在中国添设的通商口岸中,“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理道路以及稽查地面之权,专属该国领事”第3款,日本允许中国酌量向机器制造的货物抽税,以换取中国允许日本在天津等处设立专管租界。[9]

各国租界概况[编辑]

英租界[编辑]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徽
1927年创办于天津英租界的耀华学校

英国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860年-1943年。1860年12月17日英租界开辟,初期面积约460亩。位置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一带。后来不断扩展,形成东临海河,北面沿宝土徒道(现营口道)与天津法租界毗邻,西到海光寺大道(现西康路),南沿马场道到佟楼。[4]1897年3月31日,天津英租界向西扩展到墙子河。这个扩充界有1630亩。1902年10月23日,面积131亩的天津美租界并入,成为天津英租界的南扩充界。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再度向墙子河以西扩展了3928亩,称为推广界。天津英租界为天津最重要的金融贸易区和高级住宅区,东部邻近海河的维多利亚道是一条著名的金融街,集中了汇丰银行花旗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金城银行等中外各大银行,以及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等洋行;西部的推广界部分,在20世纪初形成天津最大的一片高级住宅区,今日通称为“五大道”。在民国初期,曾有大批前清遗老和下野政客定居天津英租界。1923年6月,黎元洪曾宣布将民国政府迁往天津,实际是天津英租界,并在当地发布总统指令和总统任命,并设立议员招待所,使天津英租界一度成为民国大总统的驻地以及没有内阁的政府所在地。[3]

美租界[编辑]

美国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860年-1902年。1860年,美国也在英租界南面相邻设立一个租界。[5]但美租界因为美国南北战争一直无法获得政府的批准,1880年美国领事以日后有权恢复行政管理为前提,归还租界,并由天津海关代管。1896年美国再次声明放弃租界管理权,但是清政府没有回应。1902年,美租界私自将租界有条件转让英租界,和英租界合并。[3]但是,由于美国人对美租界行使行政管辖权的时间十分短暂,因此直至其并入英租界都是鲜为人知的。[10][11]

法租界[编辑]

法租界街景

法国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861年-1946年。1861年6月2日,法国政府和清政府签定《天津紫竹林法国租界地条款》,划定法国租界,在英租界北邻确定了位置,面积为439亩。[7]开辟初期的天津法租界并不兴盛,租界内甚至没有任何法国机构,只有1个供英美侨民使用的宗教建筑合众会堂,法国在天津的主要活动就是位于三岔河口的望海楼天主堂,连法国领事馆都设在临近的宫北大街。[3]1870年6月发生了天津教案,外国侨民纷纷移居租界,天津英租界首先得到开发经营。由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国力不振,致使天津法租界在早期的一段时间内不见起色,直到1880年代才开始着手进行市政建设。到20世纪初,由于海河航道得到疏浚,挖出的泥沙用于填平租界西部新拓展区的沼泽,在中国北方传教的天主教会各大修会的账房以及英、法和比利时等国房地产公司纷纷在此区域造房出租,同时,由于天津老城遭到兵变的破坏,大批商户迁入,使法租界迅速繁华起来。不久,这一区域就取代了天津老城,形成天津最繁盛的商业中心,杜总领事路(今和平路)与福煦将军路(今滨江道的大沽北路至南京路段)十字路口陆续建成天津劝业场等众多商业设施。

天津德租界威廉街

德租界[编辑]

藏于天津博物馆的天津日租界与德租界界碑

德国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895年-1917年。1895年,德国驻华公使绅柯向清廷总理衙门提出照会,借口德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迫日还辽”有“功”,向清政府索取租界,要求享受与英法等国同等特殊待遇。清政府饬令天津海关道同驻津德国领事商谈划定租界事宜。同年九月十三日(10月30日),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天津道李岷琛与德国领事司艮德签订《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允许德国在天津永久设立租界。天津德租界东临海河,北接原来的美租界,西至大沽路东,南界小刘庄,面积为1034亩。[7]

日租界[编辑]

日本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898年-1943年。1898年8月29日,根据《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及附属议定书》,划定日本租界,位于老天津老城东南,但没有立即进行开发。1903年日租界正式成立时,又进行了扩展,共有2150亩。东临海河,东南沿秋山道(今锦州道)与法租界相连,南抵墙子河(现南京路),西至南门外大街,北起东南角闸口沿旭街(今和平路)两侧到福岛街(现多伦道)折向西。开发天津日租界的所在地域,原是位于天津城东南方的一片沼泽地,1860年代英法在天津开辟租界时,避开了这片不易开发的地区。1903年以后,进行了浩大的填筑工程。由于它位于英法租界与天津老城之间,不久发展成天津的娱乐商业区,日本政府允许在租界地吸毒,使得毒品行业合法化,因此当时在天津日租界成为烟馆和妓院云集的地方,曾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3]

俄租界[编辑]

俄国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900年-1924年。俄国划定租界时占据老龙头火车站,引起了英国的不满,后来通过英俄两国在俄国首都彼得堡直接谈判,由德美两国居间调停,俄国才将车站及通往车站的大道让出,归还中国。因此俄国租界分成东西两块地区。俄租界西区位于海河北岸,西南毗邻意租界(今五经路),东至车站西侧(今二经路),北至津山铁路;东区从海河转弯处向南,西临海河与英、法和德租界隔海河遥对,东至津山铁路,南迄大直沽(今十五经路)。东西两区共占地5971亩,面积超过当时的天津英租界,居天津各国租界之首。[3]天津俄租界在当时是南方各省所产茶砖的集散地和被其他外国人用于建货栈和储油罐的地点。[12]

意租界[编辑]

意大利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902年-1947年。1902年6月7日,天津海关道唐绍仪与新任意大利驻华公使嗄里纳签订了《天津意国租界章程合同》。划定意国租界的范围。南临海河,北到津山铁路,距离老龙头火车站不远,介于奥租界与俄租界之间,与市中心的法租界和日租界隔河相望,面积771亩。[3]天津意租界,是意大利在境外的唯一的一处租界,亦是亚洲唯一一处具有意大利风格的大型建筑群。[13]

奥租界[编辑]

奥匈帝国海军司令雨果·冯·阿柯特在天津

奥匈帝国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902年-1917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时,德国军队占领了天津城东海河东浮桥对岸的一片市区,当这支部队调防北京时,改由奥国军队驻守。当俄国、意大利和比利时陆续在天津开辟租界后,奥匈帝国也要求援例设立专管租界。[3]

比租界[编辑]

比利时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时间是1902年-1931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北京时,比利时并没有派兵参战,但是在11月17日,比利时驻天津领事梅禄德向天津领事团宣布,他奉比利时驻华公使之命,占领海河东岸俄国占领区以下长1公里的地段。1902年2月6日,政府天津道台张莲芬与比利时驻天津代理领事嘎德斯签定《天津比国租界合同》。位置在俄租界以南,海河与大直沽村之间,直到小孙庄,面积740亩[14]。同时,还规定,如果日后比租界商务兴旺,可以开辟由比租界到京山铁路的通道,作为比租界的预备租界,这片土地不得卖与别国。虽然比利时商人在天津大量兴办工交事业[15],但大多不愿意地前往比租界。[16]

租界的收回[编辑]

1931年中国收回天津比租界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奥宣战,得以收回天津德奥两国租界。1917年3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与德国断交,并收回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3月16日,天津警察厅长和天津交涉员等也率领300名军警进入天津德租界,接受了该租界的行政管理权。由于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采取中立立场,在中德绝交时德国委托荷兰驻华公使代为保护德国的在华利益,荷兰便向北洋政府提出由荷兰代管天津德租界的要求。但这一要求遭到北洋政府的拒绝。3月28日,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管理津汉德国租界暂行章程》,规定接收后的天津德租界改为特别区,设立临时管理局以管理区内的警察及一切行政事宜,天津德租界被收编为天津第一特别行政区。[17][3]

天津市政府查封日租界的横滨正金银行旭街分行

1919年9月10日,中国代表签署协约国与奥国的《圣日耳曼和约》,其中115条和116条对于中国收回天津奥租界事宜作了与收回天津德租界相同的规定,奥租界被收编为天津第二特别行政区。[3]

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中国政府先后接收了天津俄租界和天津比租界。这两个租界位于海河以东,不甚发达,比租界还面临财政危机。1927年初,比利时表示愿意将天津比租界交还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通过外交谈判,得以在1929年两国签订了交还天津比租界的约章,1931年正式举行交接天津比租界的典礼,改为天津第四特别行政区。

从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中,天津还保留有英、法、日、意四国租界。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英、法租界成为中立的“孤岛”。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日,日军进驻天津英租界。1942年2月18日,日本宣布将天津英租界移交给汪精卫政府。3月29日,举行了移交仪式。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同意放弃在华租界。5月18日,汪精卫政权接收法国专管租界委员会委员夏奇峰等与法国代表团全权代表柏斯颂等订立《天津、汉口、沙面法国专管租界交还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其中规定将于6月5日移交汪精卫政府。[18]6月5日,汪精卫政权接管了天津法租界

1943年8月,意大利贝尼托·墨索里尼政权被推翻,意大利于8月8日公开向盟国投降,从日本盟国变为敌国。驻扎天津的日军立即封锁天津意租界,并于9月10日协助汪精卫政权天津政府强行接收管理意租界。[19]

1945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对日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宣布正式收回天津英、法租界。至此,天津的九国租界全部收回。

租界的影响[编辑]

天津租界开辟之后,西方文化对天津各个方面的影响不断渗透。租界的建设对天津的城市建设起到了促进和示范的作用。天津租界除了影响天津城市风貌的改变之外,租界文化还通过与教会有关的教育、报刊杂志等影响着天津人的文化生活。由租界教会创办的学校、医院、报刊和杂志,代表着不同国籍、不同政治利益,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文化殖民。但是它们同时又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性、多样性的特点,客观上促进了天津文化的多元融合与发展,在近代天津迈向现代大都会的初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

城市面貌[编辑]

1909年的英租界维多利亚公园

天津租界自开辟之后,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的租界不仅促进了天津老城的城市建设、道路改造,其独特的风格还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并在改造后的城市形态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到了19世纪后期,曾与其他中国城市类似的天津,城市风貌开始出现了新的气象。1888年11月3日的《中国时报》曾这样报道天津,“一度遍地皆是深沟、大洞、臭水沟的使人恶心的可恨的道路被铲平、拉直、铺平、加宽。并且装了路灯,使人畜都感到舒服,与此同时,城壕里的好几个世纪以来积聚的垃圾也清除掉了。”[21] 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1918年来过天津并被当时天津独特的城市空间与都市文化所感染,曾在其小说中写道:“走在天津城里最气派、最整洁、最美丽的街区,令人仿佛来到了欧洲的都会。”[22]

建筑[编辑]

英租界戈登堂

由于九国租界的建设与发展,天津租界建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从时间发展与风格式样分析,天津的租界建筑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60年-1919年时期的建筑呈现出中古复兴式时期的风格。早期阶段的建筑活动主要是教堂、领事馆、住宅等,如1916年在 法租界的罗曼式西开教堂,1907年建造的德国领事馆则具有日耳曼民居的建筑特征。第二阶段,1919年-1930年时期的建筑呈现出古典主义、折衷主义时期的风格。1919年前后,北洋军阀、西方列强趁机加强在天津的实力。大型银行、洋行、商场、旅馆及娱乐建筑、高级花园住宅随之相继出现。大部分银行集中在英、法租界的中街上,采用西洋古典柱式形式,如建于1924年的英国麦加利银行,立面是两层高的爱奥尼克柱式,具有古典主义风格。商业旅馆建筑集中在法租界劝业场一带,采用较多的折衷主义手法,如劝业场是古典复兴式的檐口及装饰,但门窗式样却比较活泼。第三阶段,1930年-1945年时期呈现出摩登建筑时期的风格。1930年以后受欧美摩登运动的影响,建筑师逐渐抛弃了古典式折衷的设计手法,代之以简洁、自由、富有体积感与雕塑感的摩登设计手法。这时期的代表性建筑有利华大楼渤海大楼中国大戏院。目前,关于天津租界建筑的研究已经引起建筑界广泛的关注。[23]

市政设施[编辑]

1906年开通运营的天津“白牌”电车

天津最早的市政公用事业也大都事从租界发端的。为了便于寓居天津的外籍侨民生活,各国租界当局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公用事业和设施的建设,如供水、供电、邮政、交通以及租界花园等。1901年,天津都统衙门批准了中外商人开办自来水系统的审请。1903年3月2日.天津市济安自来水公司举行供水典礼,最先给天津老城的4个城门地区及东北角、西北角供水。后逐渐供应城厢内外和海河沿岸租界区。经营年限到期后,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接收该公司,并扩大了规模和供水范围。1903年8月5日《大公报》称,当年天津老城传染病发病率大为下降,“因居民多半饮用自来水之故”。1904年4月26日由比利时世昌洋行获准在天津投资经营的最早运营的公共交通公司-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总部设在比利时,天津办事处设在当时的意租界内,该公司投资兴建了天津也是中国第一条有轨电车公交线路。[24]1905年,德租界发电所建立,开始在主要街道上安装路灯,尤其是在威廉街一段,路中央树立装有2盏50瓦的白炽灯的铁制灯杆。

法国工部局修建的万国桥(今解放桥

德国工部局于1908年建立电灯公司,该公司能提供200千瓦的直流电。1917年中国收回德租界的同时,也收回了该发电厂,由区公署水电股管理,成为天津地区最早的自营电业。[25]由于近代租界的设立,天津公路交通建设起步较早,1914年,意大利驻天津领事费洛梯上尉与艾克森美孚合作,将天津意租界的伊曼纽尔三世路(今建国路)建成天津第一条柏油路[26]。此后,各个租界进行吹泥垫地,疏浚了海河航道,又用泥沙填平租界中的沼泽,从而使天津的道路建设有了较大发展。1920年代,天津法租界法国工部局主持修建开始在老龙头桥上游修建了宽19.5米、限载20吨的双叶立转开启桥跨——万国桥(今解放桥),因此法国人修建并沟通法租界与老龙头火车站,因此也曾叫“法国桥”。各国租界的工部局都作为董事会下设相应电务、水道、卫生处等。租界的市政导向促进了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市政建设和管理体系的设立与发展。此后,由于民族实业家及外商不断投资市政和公用事业,使天津自来水、电灯、邮政事业等相继得到发展。这些公用设施的创办以及相应的管理,对天津城市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为天津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提供了基本条件。[27]

教育[编辑]

英国伦敦会设立在天津法租界的新学书院
1938年天津英租界耀华学校的物理实验课

在教会和租界华人的影响与参与下,天津的近代教育蓬勃发展。作为西方文化的主要载体与表现形式的基督教文化,虽然与天津本土文化有所冲突,但它却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往来与相互依赖。[28] 天津开埠以后,英法美等国的教会组织陆续到天津建教堂传教,同时建立了各种学校来宣传教义和培养亲西方的青年。如美国公理会设立“女童书房”、“中西书院”;法国天主教会设立“圣功女校”、“圣路易学堂”;英国伦敦会设立“养正书院”等。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对天津近代教育事业影响最大,不仅在天津开办了“成美学馆”等学校,专门接收士绅文人的子弟入学,还提出“接近中国文化人”的主张,即一方面通过北洋大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家立在学生中进行“感化”活动;同时,又深入那些仰慕西学并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中进行传教。包括张伯苓等在内的有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都加入了基督教,极大地增强了基督教的社会影响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天津几乎每所中学都有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渗入。[29]

教会以及华人自办的教育事业,与洋务派开设的以军事、科技和医学为主的学堂相比,更具普及性和文化色彩。以女子教育为例,教会开设的女子学堂中,教员多是能说汉语的洋人,而优秀的中国女学员还能被送往国外留学。虽然教会参与教育事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培养亲西方的青年,但客观上也为中国培养了人才,推动了近代教育的发展。除此之外,为了使让租界中的普通华人不受教会笼络而真正接受教育,天津英租界华人纳税会董事庄乐峰先生以“光耀中华”为宗旨创办了成绩卓彰的耀华学校。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天津近代教育成绩显著,袁世凯称当时天津“学堂林立,成效昭然,洵为通商各属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称赞”。[30]

报刊杂志[编辑]

天津《中国时报》主要撰稿人之一丁韪良

在租界的教会和华人推广教育的同时,由洋人创办的报刊杂志也纷纷涌现。1886年11月6日,英籍德人德璀琳创办了天津第一份报纸《中国时报》。这份报纸最初为英文周刊,撰稿人多为如丁韪良丁家立等精通中国文化的传教士,最具特色的是其专门翻译刊登中国的新闻、上谕以及“其它一些任何中国报纸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消息”,在当时被称为“远东地区最好的报纸”。[31]天津报业中最著名的两份报纸《大公报》和《益世报》,也有着深厚的教会背景。《大公报》由天主教徒英敛之于1902年在法租界创办,其宗旨是“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而《益世报》则是由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比利时人雷鸣远于1915年创办,这份报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以“放世界眼光,谋人类幸福”为宗旨。到20世纪30年代,洋人在天津创办的报纸达4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都有教会背景。[32] 这些报刊杂志在传播新闻的同时,也起到了开民智的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界初,随着社会各阶层逐渐认识到开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费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阅报处大量出现。[33]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有近30家中外通讯社,发行报纸30余种,总发行量超过29万份,本地发行达18.7万份。如果按当时天津有阅读能力的人计算,日均2.5人就拥有一份报纸。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各种小报。[34]

文学[编辑]

从租界向外延伸的报刊事业的繁荣,使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北方传媒的中心,同时对提高天津市民的文化素质也有所助益。报刊发行的繁荣昌盛,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大公报·文艺》、《益世报·语林》等报纸副刊,为当时在天津的许多作家、文学青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他们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形成一种“世界文学”的氛围。居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剧作家曹禺创作的《雷雨》等作品便是以天津的租界生活作为背景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1918年到天津拜访时,被当时天津独特的城市空间与都市文化所感染,他的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就是以天津的法租界为背景。[35]

租界的研究、保护与开发[编辑]

作为历史风貌建筑得到保护的租界建筑将被授予铭牌

研究与保护[编辑]

天津近代各国租界中建设的具有各国风格样式的建筑,在中国政府接收后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使得天津市中心城区依旧保留着百年前的道路格局和各式小洋楼林立的建筑风格。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成立了“九国旗帜下的天津”跨国学术组织,主要研究天津九国租界。毛泽东邓小平等都曾不止一次称赞过“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36][37]。在作为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的基础上,天津市已经立法将包括原租界内无论是否被定为文物的古建筑均陆续收编为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加以保护,并对旧街区重新整饬、修复成为异国风情区。然而,作为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的力度仍然无法与文物保护相当,因事故而被破坏的风貌建筑仍然难以追究责任,如因地铁三号线建设而倒塌的DD饭店大楼等。

修缮后的意式风情区

开发[编辑]

1999年,天津市决定与意大利合作开发天津意大利租界,建立中国·天津海河意式风情区。[38]2002年起,天津市人民政府为进一步增强城市活力、发展城市经济,正式作出决策进行海河开发计划。天津市政府出资成立天津市海河风貌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开始对原天津意租界、奥租界等所在地域的历史街区进行保护性开发,并依据原租界地建筑风格分别命名“天津意式风情区”“天津奥式风情区”等,其中意式风情区又名“新·意街”。新意街一期工程于2005年完成修缮并招商引资,2008年对外接待游客。如今,原天津意租界正在进行第三期的修缮工程,已经成为中国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0年3月起,天津市开始在原天津英租界以解放北路为核心,对泰安道及周边地区的历史街区进行修缮并建设配套建筑,将形成泰安道英式风情区,该工程已于2011年成型。[39]此外,原德租界、法租界等的相关租界的历史街区也正在保护性开发中,并陆续接近尾声,成为天津市具有代表性的旅游资源。

影视作品[编辑]

租界建筑和街区由于得到保护和修缮,已经成为众多导演和电影的取景地。导演黄建新曾表示天津的租界“建筑保存得很完整……非常有特色,甚至比上海的还要丰富、还要完整。”《梅兰芳》《非常完美》《建国大业》《风声》等影片在天津意租界、英租界和法租界等地取景。[40]

2014年10月6日,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首播的纪录片《五大道》以天津英租界扩展界(今五大道)为载体,记录和呈现天津租界的历史。[41]

天津英租界利顺德大饭店 
天津法租界劝业场 
天津日租界武德殿 
天津意租界意大利兵营 

相关著作[编辑]

  • O.D.Rasmussen(雷穆森). 《Tientsin: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 天津: 天津印字馆(1925) (英文). 
  • O.D.Rasmussen(雷穆森). 《天津租界史》. 许逸凡、赵地翻译,刘海岩校订.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ISBN 978-7-201-06088-0 (中文). 
  • 费成康. 《中国租界史》.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年. ISBN 7-80515649-2 (中文). 

相关条目[编辑]

参考来源[编辑]

  1. ^ 夏青,张才洪. 天津原奥租界历史街区保护开发研究. 建筑科学与工程学报. 2007-01, 1: 89–94. 
  2. ^ 天津博物馆藏:《大英钦差大臣卜鲁斯致大清钦差大臣和硕亲王照会》,1860年12月4日
  3. ^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费成康. 中国租界史.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年. ISBN 7-80515649-2. 
  4. ^ 4.0 4.1 古籍《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8册,第2884页.
  5. ^ 5.0 5.1 泰勒·丹涅特; 姚曾廙译. 美国人在东亚.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年. CSBN 3017-27. 
  6. ^ 许景澄. 第8卷//许文肃公遗稿 铅印本. 1918年: 47–50. 
  7. ^ 7.0 7.1 7.2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33页.
  8. ^ 《清季外交史料》第145卷,第6页.
  9. ^ 王芸生. 第3卷//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 167–168. 
  10. ^ 《天津租界档案史料选》,《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第34页
  11. ^ 戴思赛,《中国的条约口岸》第128页
  12. ^ 《天津租界》第126页
  13. ^ 天津新·意街. 北方网. 2009-10-23 [2011-03-04] (中文). 
  14. ^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34页
  15. ^ 工业与交通运输业的总称.
  16. ^ 宋蕴璞编辑:《天津志略》,天津协成印刷局1931年版,第12页
  17. ^ 《申报》1917年3月31日
  18.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18,第2900号卷.
  19.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2002,第114号卷.
  20. ^ 李进超.天津租界文化:异质文化的碰撞与融合[J].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010,(5):96-99.
  21. ^ 宋美云.天津的洋务企业与社会环境[J].史学月刊,1995,(4).
  22. ^ 西原大辅. 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 国幻想.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年: 第148页 (中文). 
  23. ^ 荆其敏.租界城市天津的过去、现在及未来[J]. 新建筑.1999.(3).5-7
  24. ^ 《今晚报》:《中国第一条城市公交线路始自天津》,2004-3-10发表
  25. ^ 天津河西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河西通志》.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6. ^ 成功开发了天津意租界的费洛梯,天津河北区政府网,2010-8-8查阅
  27. ^ 姚厦瑗.论德租界与天津的城市化[J]. 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4.6(z1).188-190
  28. ^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成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5.
  29. ^ 杨肖彭.北美协会和天津基督教青年会[J].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82,(2):124-144.
  30. ^ 台湾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袁世凯奏折专辑[M].台北:广文书局,1970.1676.
  31. ^ 雷穆森O.D.Rasmussen. 《天津租界史》. 许逸凡、赵地翻译,刘海岩校订.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ISBN 978-7-201-06088-0. 
  32. ^ 于树香.外国人在天津租界所办报刊考略[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2,(3).
  33. ^ 侯振彤.试论天津近代教育的开端[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2,(2).
  34. ^ 俞志厚.1927年至抗战前天津新闻界概况[J].天津文史资料选辑,1982,(2).
  35. ^ 西原大辅. 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年: 第148页 (中文). 
  36. ^ 新华网:天津建筑之多姿多彩的花海小洋楼,新华网,2010-8-6查阅
  37. ^ 《地产》月刊:《天津小洋楼:凝固的音乐》,2006年6月出版
  38. ^ 开发历程. 天津意风区网站. [2011-03-04] (中文). 
  39. ^ 泰安道改造工程拉开序幕 “英伦风情”明年见. 北方网. 2010-03-01 [2011-03-04] (中文). 
  40. ^ 看着电影游天津 著名导演陆续到天津选景. 人民网. 2010-03-03 [2011-03-04] (中文). 
  41. ^ 大型纪录片《五大道》近期播出. 人民日报. 2014-10-03 [2014-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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