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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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租界
Concessions in Tientsin
Concessions étrangères de Tientsin
Tiencsini koncessziós zóna
1930年代天津法租界杜總領事路與福煦將軍路交叉路口.jpg
天津法租界的杜總領事路福煦將軍路交叉路口
地理位置
所在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在地區 天津
位置 天津老城的東南方向
信息摘要
出租方  大清帝國
租借方
首次租借  英國
首租時間 1860年
停租時間 1945年12月

天津租界,是1860年至1945年期間,英國法國美國德國義大利俄國日本奧匈帝國比利時等國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和協議在中國天津老城東南部區域相繼設立的擁有行政自治權和治外法權租借地。1860年,英國首先在天津設立租界,最高峰時有9個國家在天津設立租界。同時,天津也是中國最早收回租界的城市之一。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對日戰爭勝利後,正式收回天津的最後兩個租界,標誌著天津租界歷史的結束。

天津租界是西洋文化和中國傳統及地域文化承載體,是天津多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曾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北方最為繁華的「徽輔首邑」,見證了天津近代的繁榮和輝煌。[1]天津租界中具有各國風格樣式的建築在中國接收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使得天津老城部分區域至今依舊保留著百年前的風格。

租界開闢[編輯]

天津租界的地圖,用不同顏色分別顯示了當時各國租界的範圍,顏色與租借國家如下:
  天津俄租界(分為兩部分)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後期,英法聯軍攻佔天津,兵臨北京城下。1860年10月24日,清政府被迫與英國簽訂了《北京條約》作為《天津條約》開闢通商口岸等的續增條約。條約第四款規定:「續增條約畫押之日,大清大皇帝允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為通商之埠,凡有英民人等至此居住貿易,均照經准各條所開各口章程,比例劃一無別。」在這一城下之盟中,天津被增列為通商口岸,該條約雖未規定設立租界,但成為日後英國在天津強劃租界的依據。

1860年12月4日,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向恭親王奕訢遞交照會,寫道「意將津地一區,代國永租」,作為領事官署和商民的住房及棧房之用。[2]隨後,他又照會直隸總督恆福,轉飭天津地方官府,要求在天津划出英租界。12月17日,清政府允許了英國公使卜魯斯設立英租界的要求,列強在天津設立的第一個租界——天津英租界開闢。[3]

要求設立天津英租界的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

1861年春天,法國參贊哥士耆趕往天津實地勘察界定天津法租界的界址。6月2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其訂立《天津紫竹林法國租地條款》。天津法租界位於天津城南的紫竹林一帶,南接英租界,西近海大道,東和北兩面傍海河,面積為439畝。[4]

清政府為了顯示不歧視美國駐天津領事,在1862年或稍後,也有意讓美國在天津建立一個專管租界,發給美國領事一份租契。[5]然而,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極力反對租界制度,且當時來華美國商人屈指可數,因此美國在若干年後才對該地作了短暫的行政管理。

1895年,原先在中國尚未辟有租界的德國也開始動作。在遼東半島尚未交還中國之時,德國駐華公使紳珂根據本國政府的指令,向總理衙門提交照會,要求在天津開闢專管租界,以擴展德國在當地的商務。同時,德國外交大臣也向中國駐德國公使許景澄提交「租界節略」,其中聲稱,「中國通商口岸之友英國租界,或間有法國租界,已多年矣」。「在中國之德商,因無本國租界,未免散居在他國租界內,幾作英法寓客,所以德國商務相涉諸人,日夕盼自有本國租界也」。因此,德國「應在相宜口岸商劃租界」。[6]清政府隨即迅速同意了德國劃分租界的要求。在天津,由直隸總督王文韶飭派的天津道任之驊和海關道李岷琛與德國駐天津領事司艮德於同年10月30日簽訂《天津租界合同》(《天津條約港租界協定》)。根據合同規定,天津德租界東臨海河,北接原來的美租界,西至大沽路東,南接小劉庄,面積為1034畝。[7]

1900年6月,大批俄軍進入天津地區,在紫竹林租界內與義和團及清軍激戰。6月17日起,俄軍、義和團與清軍為爭奪海河北岸的天津老龍頭火車站而的血戰升級。在持續數十天的戰鬥中,俄國兵死傷慘重。7月下旬,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後,俄軍就搶佔包括老龍頭火車站在內與紫竹林租界隔海河相望的大片土地。接著俄國軍隊曾在天津車站附近抵抗義和團及中國軍隊的攻擊,保衛了外國的租界,並因而作出了犧牲。因此,俄國政府對海河對岸老龍頭火車站以及向海河下游越兩英里的一片土地保留絕對的主權。此事,趕到北京來與列強議和的李鴻章正在繼續推行聯絡俄國的方針。在格爾思正式提出開闢天津俄租界的要求後,李鴻章就奏請朝廷允許俄國的要求:「臣查各國在天津均有租界,俄商獨無,論理本覺偏枯。今既來就範圍,以禮乞請,自應允許,使彼心向我益堅」[8]

1906年10月19日,總署大臣敬信等便與林董訂立《公立文憑》4款。其中第一款規定,在中國添設的通商口岸中,「專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理道路以及稽查地面之權,專屬該國領事」第3款,日本允許中國酌量向機器製造的貨物抽稅,以換取中國允許日本在天津等處設立專管租界。[9]

各國租界概況[編輯]

英租界[編輯]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徽
1927年創辦於天津英租界的耀華學校

英國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時間是1860年-1943年。1860年12月17日英租界開闢,初期面積約460畝。位置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一帶。後來不斷擴展,形成東臨海河,北面沿寶土徒道(現營口道)與天津法租界毗鄰,西到海光寺大道(現西康路),南沿馬場道到佟樓。[4]1897年3月31日,天津英租界向西擴展到牆子河。這個擴充界有1630畝。1902年10月23日,面積131畝的天津美租界併入,成為天津英租界的南擴充界。1903年1月14日,天津英租界再度向牆子河以西擴展了3928畝,稱為推廣界。天津英租界為天津最重要的金融貿易區和高級住宅區,東部鄰近海河的維多利亞道是一條著名的金融街,集中了滙豐銀行花旗銀行華俄道勝銀行橫濱正金銀行金城銀行等中外各大銀行,以及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等洋行;西部的推廣界部分,在20世紀初形成天津最大的一片高級住宅區,今日通稱為「五大道」。在民國初期,曾有大批前清遺老和下野政客定居天津英租界。1923年6月,黎元洪曾宣布將民國政府遷往天津,實際是天津英租界,並在當地發布總統指令和總統任命,並設立議員招待所,使天津英租界一度成為民國大總統的駐地以及沒有內閣的政府所在地。[3]

美租界[編輯]

美國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時間是1860年-1902年。1860年,美國也在英租界南面相鄰設立一個租界。[5]但美租界因為美國南北戰爭一直無法獲得政府的批准,1880年美國領事以日後有權恢復行政管理為前提,歸還租界,並由天津海關代管。1896年美國再次聲明放棄租界管理權,但是清政府沒有回應。1902年,美租界私自將租界有條件轉讓英租界,和英租界合併。[3]但是,由於美國人對美租界行使行政管轄權的時間十分短暫,因此直至其併入英租界都是鮮為人知的。[10][11]

法租界[編輯]

法租界街景

法國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時間是1861年-1946年。1861年6月2日,法國政府和清政府簽定《天津紫竹林法國租界地條款》,劃定法國租界,在英租界北鄰確定了位置,面積為439畝。[7]開闢初期的天津法租界並不興盛,租界內甚至沒有任何法國機構,只有1個供英美僑民使用的宗教建築合眾會堂,法國在天津的主要活動就是位於三岔河口的望海樓天主堂,連法國領事館都設在臨近的宮北大街。[3]1870年6月發生了天津教案,外國僑民紛紛移居租界,天津英租界首先得到開發經營。由於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敗,國力不振,致使天津法租界在早期的一段時間內不見起色,直到1880年代才開始著手進行市政建設。到20世紀初,由於海河航道得到疏浚,挖出的泥沙用於填平租界西部新拓展區的沼澤,在中國北方傳教的天主教會各大修會的賬房以及英、法和比利時等國房地產公司紛紛在此區域造房出租,同時,由於天津老城遭到兵變的破壞,大批商戶遷入,使法租界迅速繁華起來。不久,這一區域就取代了天津老城,形成天津最繁盛的商業中心,杜總領事路(今和平路)與福煦將軍路(今濱江道的大沽北路至南京路段)十字路口陸續建成天津勸業場等眾多商業設施。

天津德租界威廉街

德租界[編輯]

藏於天津博物館的天津日租界與德租界界碑

德國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時間是1895年-1917年。1895年,德國駐華公使紳柯向清廷總理衙門提出照會,借口德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迫日還遼」有「功」,向清政府索取租界,要求享受與英法等國同等特殊待遇。清政府飭令天津海關道同駐津德國領事商談劃定租界事宜。同年九月十三日(10月30日),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天津道李岷琛與德國領事司艮德簽訂《天津條約港租界協定》,允許德國在天津永久設立租界。天津德租界東臨海河,北接原來的美租界,西至大沽路東,南界小劉庄,面積為1034畝。[7]

日租界[編輯]

日本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時間是1898年-1943年。1898年8月29日,根據《中日通商行船條約》,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簽訂《天津日本租界協議書及附屬議定書》,劃定日本租界,位於老天津老城東南,但沒有立即進行開發。1903年日租界正式成立時,又進行了擴展,共有2150畝。東臨海河,東南沿秋山道(今錦州道)與法租界相連,南抵牆子河(現南京路),西至南門外大街,北起東南角閘口沿旭街(今和平路)兩側到福島街(現多倫道)折向西。開發天津日租界的所在地域,原是位於天津城東南方的一片沼澤地,1860年代英法在天津開闢租界時,避開了這片不易開發的地區。1903年以後,進行了浩大的填築工程。由於它位於英法租界與天津老城之間,不久發展成天津的娛樂商業區,日本政府允許在租界地吸毒,使得毒品行業合法化,因此當時在天津日租界成為煙館和妓院雲集的地方,曾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3]

俄租界[編輯]

俄國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時間是1900年-1924年。俄國劃定租界時佔據老龍頭火車站,引起了英國的不滿,後來通過英俄兩國在俄國首都彼得堡直接談判,由德美兩國居間調停,俄國才將車站及通往車站的大道讓出,歸還中國。因此俄國租界分成東西兩塊地區。俄租界西區位於海河北岸,西南毗鄰意租界(今五經路),東至車站西側(今二經路),北至津山鐵路;東區從海河轉彎處向南,西臨海河與英、法和德租界隔海河遙對,東至津山鐵路,南迄大直沽(今十五經路)。東西兩區共佔地5971畝,面積超過當時的天津英租界,居天津各國租界之首。[3]天津俄租界在當時是南方各省所產茶磚的集散地和被其他外國人用於建貨棧和儲油罐的地點。[12]

意租界[編輯]

義大利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時間是1902年-1947年。1902年6月7日,天津海關道唐紹儀與新任義大利駐華公使嗄里納簽訂了《天津意國租界章程合同》。劃定意國租界的範圍。南臨海河,北到津山鐵路,距離老龍頭火車站不遠,介於奧租界與俄租界之間,與市中心的法租界和日租界隔河相望,面積771畝。[3]天津意租界,是義大利在境外的唯一的一處租界,亦是亞洲唯一一處具有義大利風格的大型建築群。[13]

奧租界[編輯]

奧匈帝國海軍司令雨果·馮·阿柯特在天津

奧匈帝國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時間是1902年-1917年。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天津時,德國軍隊佔領了天津城東海河東浮橋對岸的一片市區,當這支部隊調防北京時,改由奧國軍隊駐守。當俄國、義大利和比利時陸續在天津開闢租界後,奧匈帝國也要求援例設立專管租界。[3]

比租界[編輯]

比利時租界在天津存在的時間是1902年-1931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天津北京時,比利時並沒有派兵參戰,但是在11月17日,比利時駐天津領事梅祿德向天津領事團宣布,他奉比利時駐華公使之命,佔領海河東岸俄國佔領區以下長1公里的地段。1902年2月6日,政府天津道台張蓮芬與比利時駐天津代理領事嘎德斯簽定《天津比國租界合同》。位置在俄租界以南,海河與大直沽村之間,直到小孫庄,面積740畝[14]。同時,還規定,如果日後比租界商務興旺,可以開闢由比租界到京山鐵路的通道,作為比租界的預備租界,這片土地不得賣與別國。雖然比利時商人在天津大量興辦工交事業[15],但大多不願意地前往比租界。[16]

租界的收回[編輯]

1931年中國收回天津比租界

由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中國對德奧宣戰,得以收回天津德奧兩國租界。1917年3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與德國斷交,並收回德國在華的一切特權。3月16日,天津警察廳長和天津交涉員等也率領300名軍警進入天津德租界,接受了該租界的行政管理權。由於荷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任採取中立立場,在中德絕交時德國委託荷蘭駐華公使代為保護德國的在華利益,荷蘭便向北洋政府提出由荷蘭代管天津德租界的要求。但這一要求遭到北洋政府的拒絕。3月28日,北洋政府內務部頒布《管理津漢德國租界暫行章程》,規定接收後的天津德租界改為特別區,設立臨時管理局以管理區內的警察及一切行政事宜,天津德租界被收編為天津第一特別行政區。[17][3]

天津市政府查封日租界的橫濱正金銀行旭街分行

1919年9月10日,中國代表簽署協約國與奧國的《聖日耳曼和約》,其中115條和116條對於中國收回天津奧租界事宜作了與收回天津德租界相同的規定,奧租界被收編為天津第二特別行政區。[3]

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中國政府先後接收了天津俄租界和天津比租界。這兩個租界位於海河以東,不甚發達,比租界還面臨財政危機。1927年初,比利時表示願意將天津比租界交還中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通過外交談判,得以在1929年兩國簽訂了交還天津比租界的約章,1931年正式舉行交接天津比租界的典禮,改為天津第四特別行政區。

從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中,天津還保留有英、法、日、意四國租界。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英、法租界成為中立的「孤島」。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當日,日軍進駐天津英租界。1942年2月18日,日本宣布將天津英租界移交給汪精衛政府。3月29日,舉行了移交儀式。1943年2月23日,法國維希政府宣布,同意放棄在華租界。5月18日,汪精衛政權接收法國專管租界委員會委員夏奇峰等與法國代表團全權代表柏斯頌等訂立《天津、漢口、沙面法國專管租界交還實施細目條款》及《附屬了解事項》,其中規定將於6月5日移交汪精衛政府。[18]6月5日,汪精衛政權接管了天津法租界

1943年8月,義大利貝尼托·墨索里尼政權被推翻,義大利於8月8日公開向盟國投降,從日本盟國變為敵國。駐紮天津的日軍立即封鎖天津意租界,並於9月10日協助汪精衛政權天津政府強行接收管理意租界。[19]

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在對日戰爭中取得勝利後,宣布正式收回天津英、法租界。至此,天津的九國租界全部收回。

租界的影響[編輯]

天津租界開闢之後,西方文化對天津各個方面的影響不斷滲透。租界的建設對天津的城市建設起到了促進和示範的作用。天津租界除了影響天津城市風貌的改變之外,租界文化還通過與教會有關的教育、報刊雜誌等影響著天津人的文化生活。由租界教會創辦的學校、醫院、報刊和雜誌,代表著不同國籍、不同政治利益,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文化殖民。但是它們同時又代表著不同的文化,呈現出多元性、多樣性的特點,客觀上促進了天津文化的多元融合與發展,在近代天津邁向現代大都會的初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0]

城市面貌[編輯]

1909年的英租界維多利亞公園

天津租界自開闢之後,乾淨整潔、秩序井然的租界不僅促進了天津老城的城市建設、道路改造,其獨特的風格還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並在改造後的城市形態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跡。到了19世紀後期,曾與其他中國城市類似的天津,城市風貌開始出現了新的氣象。1888年11月3日的《中國時報》曾這樣報導天津,「一度遍地皆是深溝、大洞、臭水溝的使人噁心的可恨的道路被剷平、拉直、鋪平、加寬。並且裝了路燈,使人畜都感到舒服,與此同時,城壕里的好幾個世紀以來積聚的垃圾也清除掉了。」[21] 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1918年來過天津並被當時天津獨特的城市空間與都市文化所感染,曾在其小說中寫道:「走在天津城裡最氣派、最整潔、最美麗的街區,令人彷彿來到了歐洲的都會。」[22]

建築[編輯]

英租界戈登堂

由於九國租界的建設與發展,天津租界建築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樣性、豐富性和複雜性。從時間發展與風格式樣分析,天津的租界建築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860年-1919年時期的建築呈現出中古復興式時期的風格。早期階段的建築活動主要是教堂、領事館、住宅等,如1916年在 法租界的羅曼式西開教堂,1907年建造的德國領事館則具有日耳曼民居的建築特徵。第二階段,1919年-1930年時期的建築呈現出古典主義、折衷主義時期的風格。1919年前後,北洋軍閥、西方列強趁機加強在天津的實力。大型銀行、洋行、商場、旅館及娛樂建築、高級花園住宅隨之相繼出現。大部分銀行集中在英、法租界的中街上,採用西洋古典柱式形式,如建於1924年的英國麥加利銀行,立面是兩層高的愛奧尼克柱式,具有古典主義風格。商業旅館建築集中在法租界勸業場一帶,採用較多的折衷主義手法,如勸業場是古典復興式的檐口及裝飾,但門窗式樣卻比較活潑。第三階段,1930年-1945年時期呈現出摩登建築時期的風格。1930年以後受歐美摩登運動的影響,建築師逐漸拋棄了古典式折衷的設計手法,代之以簡潔、自由、富有體積感與雕塑感的摩登設計手法。這時期的代表性建築有利華大樓渤海大樓中國大戲院。目前,關於天津租界建築的研究已經引起建築界廣泛的關注。[23]

市政設施[編輯]

1906年開通運營的天津「白牌」電車

天津最早的市政公用事業也大都事從租界發端的。為了便於寓居天津的外籍僑民生活,各國租界當局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公用事業和設施的建設,如供水、供電、郵政、交通以及租界花園等。1901年,天津都統衙門批准了中外商人開辦自來水系統的審請。1903年3月2日.天津市濟安自來水公司舉行供水典禮,最先給天津老城的4個城門地區及東北角、西北角供水。後逐漸供應城廂內外和海河沿岸租界區。經營年限到期後,天津英租界工部局接收該公司,並擴大了規模和供水範圍。1903年8月5日《大公報》稱,當年天津老城傳染病發病率大為下降,「因居民多半飲用自來水之故」。1904年4月26日由比利時世昌洋行獲准在天津投資經營的最早運營的公共運輸公司-天津電車電燈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總部設在比利時,天津辦事處設在當時的意租界內,該公司投資興建了天津也是中國第一條有軌電車公交線路。[24]1905年,德租界發電所建立,開始在主要街道上安裝路燈,尤其是在威廉街一段,路中央樹立裝有2盞50瓦的白熾燈的鐵制燈桿。

法國工部局修建的萬國橋(今解放橋

德國工部局於1908年建立電燈公司,該公司能提供200千瓦的直流電。1917年中國收回德租界的同時,也收回了該發電廠,由區公署水電股管理,成為天津地區最早的自營電業。[25]由於近代租界的設立,天津公路交通建設起步較早,1914年,義大利駐天津領事費洛梯上尉與艾克森美孚合作,將天津意租界的伊曼紐爾三世路(今建國路)建成天津第一條柏油路[26]。此後,各個租界進行吹泥墊地,疏浚了海河航道,又用泥沙填平租界中的沼澤,從而使天津的道路建設有了較大發展。1920年代,天津法租界法國工部局主持修建開始在老龍頭橋上游修建了寬19.5米、限載20噸的雙葉立轉開啟橋跨——萬國橋(今解放橋),因此法國人修建並溝通法租界與老龍頭火車站,因此也曾叫「法國橋」。各國租界的工部局都作為董事會下設相應電務、水道、衛生處等。租界的市政導向促進了晚清乃至民國時期市政建設和管理體系的設立與發展。此後,由於民族實業家及外商不斷投資市政和公用事業,使天津自來水、電燈、郵政事業等相繼得到發展。這些公用設施的創辦以及相應的管理,對天津城市的發展變化產生了推動作用,為天津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提供了基本條件。[27]

教育[編輯]

英國倫敦會設立在天津法租界的新學書院
1938年天津英租界耀華學校的物理實驗課

在教會和租界華人的影響與參與下,天津的近代教育蓬勃發展。作為西方文化的主要載體與表現形式的基督教文化,雖然與天津本土文化有所衝突,但它卻客觀上促進了各民族的相互往來與相互依賴。[28] 天津開埠以後,英法美等國的教會組織陸續到天津建教堂傳教,同時建立了各種學校來宣傳教義和培養親西方的青年。如美國公理會設立「女童書房」、「中西書院」;法國天主教會設立「聖功女校」、「聖路易學堂」;英國倫敦會設立「養正書院」等。美國的基督教青年會對天津近代教育事業影響最大,不僅在天津開辦了「成美學館」等學校,專門接收士紳文人的子弟入學,還提出「接近中國文化人」的主張,即一方面通過北洋大學總教習、美國傳教士丁家立在學生中進行「感化」活動;同時,又深入那些仰慕西學並有一定社會地位的知識分子中進行傳教。包括張伯苓等在內的有社會影響的知識分子都加入了基督教,極大地增強了基督教的社會影響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天津幾乎每所中學都有基督教青年會的影響滲入。[29]

教會以及華人自辦的教育事業,與洋務派開設的以軍事、科技和醫學為主的學堂相比,更具普及性和文化色彩。以女子教育為例,教會開設的女子學堂中,教員多是能說漢語的洋人,而優秀的中國女學員還能被送往國外留學。雖然教會參與教育事業的最初目的是為了培養親西方的青年,但客觀上也為中國培養了人才,推動了近代教育的發展。除此之外,為了使讓租界中的普通華人不受教會籠絡而真正接受教育,天津英租界華人納稅會董事庄樂峰先生以「光耀中華」為宗旨創辦了成績卓彰的耀華學校。在這樣的環境影響下,天津近代教育成績顯著,袁世凱稱當時天津「學堂林立,成效昭然,洵為通商各屬之冠,中外士庶,靡不稱讚」。[30]

報刊雜誌[編輯]

天津《中國時報》主要撰稿人之一丁韙良

在租界的教會和華人推廣教育的同時,由洋人創辦的報刊雜誌也紛紛湧現。1886年11月6日,英籍德人德璀琳創辦了天津第一份報紙《中國時報》。這份報紙最初為英文周刊,撰稿人多為如丁韙良丁家立等精通中國文化的傳教士,最具特色的是其專門翻譯刊登中國的新聞、上諭以及「其它一些任何中國報紙都無法與之相比的消息」,在當時被稱為「遠東地區最好的報紙」。[31]天津報業中最著名的兩份報紙《大公報》和《益世報》,也有著深厚的教會背景。《大公報》由天主教徒英斂之於1902年在法租界創辦,其宗旨是「開風氣,牖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而《益世報》則是由天主教天津教區副主教比利時人雷鳴遠於1915年創辦,這份報在傳播天主教教義的同時以「放世界眼光,謀人類幸福」為宗旨。到20世紀30年代,洋人在天津創辦的報紙達40餘種,其中絕大多數都有教會背景。[32] 這些報刊雜誌在傳播新聞的同時,也起到了開民智的作用。19世紀末至20世界初,隨著社會各階層逐漸認識到開民智的重要性,供市民免費閱讀報紙、雜誌和書籍的閱報處大量出現。[33]到20世紀30年代初,天津有近30家中外通訊社,發行報紙30餘種,總發行量超過29萬份,本地發行達18.7萬份。如果按當時天津有閱讀能力的人計算,日均2.5人就擁有一份報紙。此外,還有多如牛毛的各種小報。[34]

文學[編輯]

從租界向外延伸的報刊事業的繁榮,使天津成為近代中國北方傳媒的中心,同時對提高天津市民的文化素質也有所助益。報刊發行的繁榮昌盛,也極大地推動了文學的發展。《大公報·文藝》、《益世報·語林》等報紙副刊,為當時在天津的許多作家、文學青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他們翻譯西方的文學作品,進行自己的文學創作,形成一種「世界文學」的氛圍。居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劇作家曹禺創作的《雷雨》等作品便是以天津的租界生活作為背景的。曾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的日本小說家谷崎潤一郎在1918年到天津拜訪時,被當時天津獨特的城市空間與都市文化所感染,他的小說《一個漂泊者的身影》就是以天津的法租界為背景。[35]

租界的研究、保護與開發[編輯]

作為歷史風貌建築得到保護的租界建築將被授予銘牌

研究與保護[編輯]

天津近代各國租界中建設的具有各國風格樣式的建築,在中國政府接收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留,使得天津市中心城區依舊保留著百年前的道路格局和各式小洋樓林立的建築風格。英國布里斯託大學成立了「九國旗幟下的天津」跨國學術組織,主要研究天津九國租界。毛澤東鄧小平等都曾不止一次稱讚過「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樓」[36][37]。在作為文物保護單位進行保護的基礎上,天津市已經立法將包括原租界內無論是否被定為文物的古建築均陸續收編為天津市歷史風貌建築加以保護,並對舊街區重新整飭、修復成為異國風情區。然而,作為天津市歷史風貌建築保護的力度仍然無法與文物保護相當,因事故而被破壞的風貌建築仍然難以追究責任,如因地鐵三號線建設而倒塌的DD飯店大樓等。

修繕後的意式風情區

開發[編輯]

1999年,天津市決定與義大利合作開發天津義大利租界,建立中國·天津海河意式風情區。[38]2002年起,天津市人民政府為進一步增強城市活力、發展城市經濟,正式作出決策進行海河開發計劃。天津市政府出資成立天津市海河風貌建設發展有限公司開始對原天津意租界、奧租界等所在地域的歷史街區進行保護性開發,並依據原租界地建築風格分別命名「天津意式風情區」「天津奧式風情區」等,其中意式風情區又名「新·意街」。新意街一期工程於2005年完成修繕並招商引資,2008年對外接待遊客。如今,原天津意租界正在進行第三期的修繕工程,已經成為中國國家4A級旅遊景區。2010年3月起,天津市開始在原天津英租界以解放北路為核心,對泰安道及周邊地區的歷史街區進行修繕並建設配套建築,將形成泰安道英式風情區,該工程已於2011年成型。[39]此外,原德租界、法租界等的相關租界的歷史街區也正在保護性開發中,並陸續接近尾聲,成為天津市具有代表性的旅遊資源。

影視作品[編輯]

租界建築和街區由於得到保護和修繕,已經成為眾多導演和電影的取景地。導演黃建新曾表示天津的租界「建築保存得很完整……非常有特色,甚至比上海的還要豐富、還要完整。」《梅蘭芳》《非常完美》《建國大業》《風聲》等影片在天津意租界、英租界和法租界等地取景。[40]

2014年10月6日,中央電視台紀錄片頻道首播的紀錄片《五大道》以天津英租界擴展界(今五大道)為載體,記錄和呈現天津租界的歷史。[41]

天津英租界利順德大飯店 
天津法租界勸業場 
天津日租界武德殿 
天津意租界義大利兵營 

相關著作[編輯]

  • O.D.Rasmussen(雷穆森). 《Tientsin: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 天津: 天津印字館(1925) (英文). 
  • O.D.Rasmussen(雷穆森). 《天津租界史》. 許逸凡、趙地翻譯,劉海岩校訂.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ISBN 978-7-201-06088-0 (中文). 
  • 費成康. 《中國租界史》.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2年. ISBN 7-80515649-2 (中文). 

相關條目[編輯]

參考來源[編輯]

  1. ^ 夏青,張才洪. 天津原奧租界歷史街區保護開發研究. 建築科學與工程學報. 2007-01, 1: 89–94. 
  2. ^ 天津博物館藏:《大英欽差大臣卜魯斯致大清欽差大臣和碩親王照會》,1860年12月4日
  3. ^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費成康. 中國租界史.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2年. ISBN 7-80515649-2. 
  4. ^ 4.0 4.1 古籍《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第8冊,第2884頁.
  5. ^ 5.0 5.1 泰勒·丹涅特; 姚曾廙譯. 美國人在東亞.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59年. CSBN 3017-27. 
  6. ^ 許景澄. 第8卷//許文肅公遺稿 鉛印本. 1918年: 47–50. 
  7. ^ 7.0 7.1 7.2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1冊,第633頁.
  8. ^ 《清季外交史料》第145卷,第6頁.
  9. ^ 王芸生. 第3卷//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 167–168. 
  10. ^ 《天津租界檔案史料選》,《歷史檔案》1984年第1期,第34頁
  11. ^ 戴思賽,《中國的條約口岸》第1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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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天津新·意街. 北方網. 2009-10-23 [2011-03-04] (中文). 
  14. ^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2冊,第34頁
  15. ^ 工業與交通運輸業的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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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泰安道改造工程拉开序幕 “英伦风情”明年见. 北方網. 2010-03-01 [2011-03-04] (中文). 
  40. ^ 看着电影游天津 著名导演陆续到天津选景. 人民網. 2010-03-03 [2011-03-04] (中文). 
  41. ^ 大型紀錄片《五大道》近期播出. 人民日報. 2014-10-03 [2014-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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