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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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1918年的德意志帝國。多民族的奧地利帝國中的德語區域被排除在外,因此德意志的統一參照的是「小德意志」的方案。

德意志統一發生於1871年1月18日。在法國於普法戰爭中戰敗投降之後,德意志諸侯於此日來到法國凡爾賽宮鏡廳,加冕普魯士國王威廉德意志帝國皇帝威廉一世,德意志諸國正式在政治上和行政上統一成為一個民族國家。事實上在很早之前,通過貴族之間正式與非正式的聯盟,德語人口便已經逐漸聯合起來;自神聖羅馬帝國解體(1806年)和拿破崙戰爭期間民族主義崛起,貴族之間便不斷進行聯合的嘗試,但由於各自利益關係,這一聯合亦是斷斷續續的。

德意志的統一還暴露了這一新國家在宗教、語言、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內部差異,這表明1871年的統一僅僅是更加長久的聯合過程中的一個時間節點而已。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時常被稱為「全德意志人民的皇帝」,通訊中稱「德意志」,而在帝國內,高等貴族也被稱為「德意志諸侯」——統領著在查理大帝崛起之前(800年)便已經存在的東法蘭克獨立君主制小國。由於這一領土多山,相對隔離的人口便在如此長的時間之內發展出了基於文化、教育、語言和宗教上的諸多不同。但19世紀的德意志同時也和全世界一樣,在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之下被為更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

德意志人民的神聖羅馬帝國曾擁有超過500個諸侯國,而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戰爭後,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退位(1806年8月6日),帝國於事實上解體。帝國的解體導致了法律、行政和政治上的混亂,但舊帝國德語地區的人民仍然保有共同的語言、文化和法律傳統,而這一傳統也通過參與法國大革命戰爭拿破崙戰爭的共同經歷而得到了加強。這些獨立國家亦有各自的統治階級、封建制度、傳統以及地方法律。貴族階級希望能夠保有自己的特權,因此各國的惰性也相對較強。歐洲自由主義通過挑戰王朝制度專制制度下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為統一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礎;這一思想的德意志版本強調了在一個地區內的人民傳統、教育和語言統一的重要性。在經濟上,普魯士於1818年創立的關稅同盟,並於日後擴張至德意志邦聯中,減少了各國之間的競爭。新的交通運輸方式為公務和娛樂提供了便利,在中歐推動了德語使用者之間的聯繫,有時也帶來一定的衝突。

拿破崙戰爭之後,於1814-15年進行的維也納會議建立了外交上的勢力範圍體系,支持奧地利在中歐的霸權。然而維也納的與會者卻沒有注意到普魯士在德意志諸國中日益增強的實力,因此也沒有預料到日後普魯士將會就德意志的領導權問題向奧地利進行挑戰。這一「德意志二元」問題便為統一提出了兩個方案:「小德意志方案」,即沒有奧地利的德意志;以及「大德意志方案」,即有奧地利的德意志。

對於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是否本身便計劃將1866年北德意志邦聯擴大並包含所有德意志國家,從而建立一個統一體,還是僅僅希望擴張普魯士王國的國際力量,史學界存在爭議。他們認為俾斯麥的「現實政治」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導致了一系列近代政治制度的建立,並推動了19世紀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關係的重組。對丹麥和法國民族主義的回應為德國統一提供了問題的聚焦點。在三場區域戰爭中的軍事勝利(尤其是普魯士)創造了推動統一的熱情和民族的自尊。這一經歷與拿破崙戰爭中的共同成功遙相呼應(尤其是1813-14年的解放戰爭)。在沒有奧地利的德意志建立起來之後,二元的問題至少在短期內得到了解決。

十九世紀初的中歐德語區[編輯]

日耳曼尼亞英語Germania (personification)(德意志人民的化身)出現在菲利普·懷特的壁畫中(1834–36)。她手持繪有德意志邦聯徽章(大圖見下)的盾牌,下方則繪有神聖羅馬帝國七個傳統選帝侯的徽章。

1806年之前,中歐的德語區包括超過300個政治實體,其中大部分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襲領地。它們大小不一,小至霍恩洛厄家族分支的各個領地,大至諸如巴伐利亞普魯士這樣邊界分明的王國。統治的方式也各自不同:其中包括大小不一的帝國自由城市,從強大的奧格斯堡到微小的魏爾德爾斯塔特;教會領地,大小和影響力亦不同,例如富有的賴興瑙修道院和強大的科隆總教區;以及王朝國家諸如符騰堡英語Duchy of Württemberg。這些領土(或其中的部分——哈布斯堡領地和霍亨索倫普魯士都在帝國之外擁有土地)組成了神聖羅馬帝國,有時包括超過1,000個國家英語List of states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自15世紀起,在絕大部分時間中,帝國的選帝侯們都選舉哈布斯堡王朝家長為神聖羅馬皇帝。在德語國家中,神聖羅馬帝國的行政和法律機製為地主和農民、國與國之間和國家之內提供了一個解決爭議的平台。通過「帝國循環英語Imperial Circle」體系,各組國家整合資源,發展區域和組織利益,包括經濟合作和軍事保護[1]

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1799–1802)中,拿破崙·波拿巴擊敗了帝國和其盟友;《呂內維爾條約》、《亞眠和約》和1803年德意志并吞將大量神聖羅馬帝國的土地轉移至了王朝國家名下;世俗化的教會土地和大部分的帝國城市從政治和法律層面消失,居住於這些土地的人民則向新的公爵和國王效忠。這一轉移尤其擴張了符騰堡巴登的領土。1806年,拿破崙成功入侵普魯士,並在耶拿-奧爾斯塔特擊敗普魯士和俄羅斯聯軍。他訂立了《普雷斯堡和約》,由此皇帝解散了神聖羅馬帝國[2]

拿破崙體系下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崛起[編輯]

法蘭西帝國霸權之下(1804–1814),德意志民族主義在重組的德意志國家中盛行。因為這般共同經歷,雖然仍然受到法國統治,許多將「德意志」稱作一個國家的說法浮現了出來。德意志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說道:

第一的、最始的、也是真正自然的國境線無疑是其內部的界線。那些操著相同語言的人為自然通過許多隱形的紐帶聯繫到一起,這早在任何人類技藝產生前便開始了;他們能夠相互理解,並能夠使自己更清楚地被理解;他們應當在一起,並自然為一體且為不可分離的全體。[3]

共同語言對於一個國家的建立有一定的基礎性作用。但當代的19世紀德意志歷史學家則認為,要結合這數百個政體,語言還遠遠不夠[4]。在法國霸權時期中歐德語區的共同經歷為他們創造了將法國入侵者趕走並重新掌控自己領土的共同動機。拿破崙在波蘭(1806–07)、伊比利亞半島和西部德意志的戰役以及1812年對俄羅斯入侵的慘痛失敗使許多德意志人、諸侯和農民的幻想破滅。他的大陸封鎖幾乎摧毀了中歐的經濟。俄羅斯的遠征軍包括近125,000名來自德意志的士兵,而這嚴重的損失使許多德意志人,不論出身高低,開始設想一個沒有拿破崙影響的中歐[5]呂佐夫志願軍這類學生民兵隊伍的出現便體現了這一傾向[6]

民族大會戰紀念碑建於1913年百年紀念之際,旨在紀念德意志人民在戰勝拿破崙過程中的努力

在俄國的慘敗使法國對德意志諸侯的控制減弱。1813年,拿破崙在德意志發動戰役,意圖將他們拉回法國勢力範圍內;此後的解放戰爭萊比錫戰役(又稱民族大會戰)中達到高潮。1813年10月,超過500,000名士兵在三日時間內展開激烈戰鬥,這也是19世紀歐洲最大規模的陸戰。這場戰役以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薩克森和瑞典同盟的決定性勝利結束,並終結了法國在萊茵河東邊的影響。同盟軍在勝利的鼓舞下跨越萊茵河追擊拿破崙;他的軍隊和政府由此垮台,拿破崙被囚禁於厄爾巴島。1815年的百日王朝中拿破崙短暫復辟,第七次反法同盟,包括威靈頓公爵指揮的英國-同盟軍隊和格布哈德·馮·布呂歇爾指揮的普魯士軍隊在滑鐵盧取勝(1815年6月18日)[7]

布呂歇爾軍的地位十分關鍵,尤其是在前一日從利尼英語Battle of Ligny成功撤退之後,扭轉了戰鬥的局面。普魯士騎兵於6月18日夜晚追逐戰敗的法軍,為同盟鎖定了勝局。從德意志的角度看,布呂歇爾軍在滑鐵盧的表現以及在萊比錫的協同努力,成為了民族自尊和熱情的聚合點[8]。這一闡釋在19世紀成為了親普魯士民族主義史學家「普魯士神話英語Borussian myth」的核心[9]

中歐重組及二元德意志的崛起[編輯]

1789年的神聖羅馬帝國地圖。地圖上大部分為哈布斯堡王朝(橙色)及普魯士王國(藍色),此外還有大量的小國(許多國家由於太小而無法展現於地圖上)。

在拿破崙失敗之後,維也納會議權力平衡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新的歐洲政治-外交體系。這一體系將歐洲劃分為不同勢力範圍,而在一定程度上這抑制了一些民族的訴求,包括德意志和義大利[10]。大體來看,擴大了領土的普魯士和在1803年并吞之後整合出的其他38個國家被歸於奧地利帝國的勢力範圍內。會議建立了鬆散的德意志邦聯(1815–1866),由奧地利領頭,擁有一個「聯邦議會」(稱BundestagBundesversammlung,為一個任命領袖組成的會議),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召開會議。鑒於哈布斯堡王朝在傳統上擁有帝國中的重要位置,奧地利皇帝便成為了議會的名義總裁。然而,這一人設的奧地利霸權卻沒有考慮到普魯士於18世紀在帝國政治中的崛起。在布蘭登堡選帝侯於該世紀初自命為普魯士國王之後,他們的領地範圍通過戰爭和繼承逐漸得到擴張。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普魯士的實力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中更加明顯地展示了出來[11]。在瑪麗亞·特蕾西亞約瑟夫二世試圖在神聖羅馬帝國中重塑哈布斯堡霸權的同時,腓特烈則相應地於1785年創建了「諸侯聯盟英語Fürstenbund」(Fürstenbund)。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德意志二元問題深深植根於舊帝國的政治之中。這一關於勢力範圍的爭奪在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或「馬鈴薯戰爭」)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神聖羅馬帝國終結之後,這一競爭仍然影響了19世紀民族主義運動的成長和發展[12]

重組的問題[編輯]

聯邦議會雖有議會之名,但它卻完全不能被看做是一個廣泛的和大眾的選舉代表集合。許多國家沒有憲法,而在有憲法的國家(例如巴登大公國),嚴格建立於財產基礎上的選舉權僅僅適用於一小部分的男性人口[13]。此外,這一不實際的解決方案無法反映普魯士的全新地位。雖然普魯士軍隊在1806年耶拿-奧埃爾斯特會戰中慘敗,但在滑鐵盧卻又完成了強勢的回歸。由此,普魯士的領袖們希望能夠在德意志政治中扮演一個關鍵性的角色[14]

德意志邦聯的國境。普魯士為藍色,奧地利為黃色,其他為灰色。

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在拿破崙時代由於德意志人的共同經歷而得到刺激,一開始與自由主義思想相結合,改變了德意志諸國之間的政治、社會和文化關係[15]。在此背景下,能夠感受到這一運動深深植根於拿破崙時代的經歷[16]。學生組織和群眾示威(例如於1817年10月在瓦爾特堡的示威)使中歐的德語者愈發團結。此外,在解放戰爭期間許下的明確和不明確的承諾也使人對人民主權產生了期望,並且使人廣泛參與到政治中來,但許多承諾在和平到來後卻沒有得到實現。學生組織的騷動使保守派領袖諸如克萊門斯·梅特涅開始擔心民族主義思想的崛起;1819年3月德意志戲劇家奧古斯特·馮·科策布英語August von Kotzebue被一個追求統一的激進學生刺殺,而在1819年9月20日,卡爾斯巴德法令英語Carlsbad Decrees頒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民族主義運動的思想領導[17]

梅特涅利用對於刺殺行為的憤怒推動通過法律,進一步限制媒體,遏制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由此,這一系列法令使學生組織轉入地下,限制了民族主義出版物的出版,擴張了對媒體和私人的審查,並通過禁止大學教授鼓勵民族主義討論而限制了學術傳播。這些法令成為了約翰·約瑟夫·馮·戈雷斯英語Joseph Görres的小冊《德意志與革命》(Teutschland und die Revolution,1820年)的主題,他在其中表示通過反動手段來壓制公眾觀點的自由表達是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當的[18]

經濟合作:關稅同盟[編輯]

另一大統一德意志諸國的重要制度——德意志關稅同盟Zollverein)幫助創造了在經濟上的統一。1818年普魯士財政大臣漢斯·馮·比洛英語Hans, Count von Bülow最初構想了普魯士的關稅同盟;此後關稅同盟將許多普魯士和霍亨索倫王朝的土地連結到了一起。在此後超過三十年的時間內,許多德意志國家也加入其中。這一同盟在德意志諸國之間削減了貿易保護壁壘,尤其是促進了原材料和成品的運輸,於是跨境運輸貨品變得更加容易,購買、運輸和銷售原材料的成本也變革更加低廉。對於新興的工業中心來說這相當重要——大部分工業中心都位於萊茵蘭薩爾河魯爾河河谷地帶[19]

道路和鐵路[編輯]

1817年10月,近500名學生在瓦爾特堡(三個多世紀前馬丁·路德在此尋求庇護)前進行抗議,支持民族統一。之所以選擇瓦爾特堡是因為它對德意志民族精神具有象徵性地位。當代彩色木刻畫[20]

至19世紀初,德意志的道路狀況已經惡化至令人震驚的地步。國內和國外的旅者都對「軍道」(Heerstraßen,軍用道路,為運輸軍隊提供便利)的狀況叫苦不迭。但在德意志諸國不再是軍事叉路之後,道路的狀況得到了改善;普魯士的硬面道路長度從1816年的3,800公里(2,400英里)增加到了1852年的16,600公里(10,300英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碎石路的發明推動的。至1835年,海因里希·馮·加更英語Heinrich von Gagern已稱這些道路為「國民的命脈」,並預測它們將會促進自由、獨立和繁榮[21]。人們四處流動,在火車、旅館、參觀或諸如巴登-巴登的浴場這般的時髦度假地相互接觸。水上交通也得到了改善。在拿破崙的命令下,萊茵河上的封鎖已被拆除,而到1820年代,蒸汽機使內河船被從不便的人力和畜力牽引系統中解放出來。至1846年,有180艘蒸汽船定期往返於德意志河流與博登湖,一系列的運河從多瑙河威悉河易北河延展開去[22]

這些改善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重要性方面卻無法與鐵路相提並論。德意志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將鐵路和關稅同盟稱作「暹羅雙胎」,強調了二者之間的重要關係[23]。他並不孤單:詩人奧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馮·法勒斯萊本英語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作詩頌揚關稅同盟,在詩的開頭他列舉了一系列商品,這些商品相比政治和外交對德意志統一的作用更大[24]第二帝國的史學家日後稱鐵路是統一國家的第一個指示;愛國主義小說家威廉·拉貝英語Wilhelm Raabe則寫道:「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條鐵路建設時建立了起來」[25]。但也並不是所有人都對「鋼鐵怪獸」持有熱情的態度。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不認為將柏林至波茨坦的旅程縮短几個小時有什麼益處,而梅特涅則直接拒絕搭乘火車。其他人則思考鐵路是否是威脅景觀的邪惡力量:尼古拉斯·雷瑙1838年的詩作《致春》(An den Frühling)即哀嘆火車摧毀了德意志森林的純樸靜謐[26]

巴伐利亞路德維希鐵路英語Bavarian Ludwig Railway是德意志第一條乘運或貨運鐵路,1835年建成,連接紐倫堡菲爾特。它的長度只有6公里(3.7英里),並只在日間運營,但卻獲得很大收益並且廣受歡迎。在三年內,141公里(88英里)的鐵軌便被鋪設,而到1840年則是462公里(287英里),至1860年達到了11,157公里(6,933英里)。由於缺少一個地理上的中心(例如國都),鐵路便以網狀分布,在區域內連結城鎮和市場,連結區域與區域,等等。隨著鐵路網的擴張,運輸貨物的成本更低:在1840年每噸/公里為18芬尼,而在1870年則為5芬尼。鐵路的影響是即刻的,例如原材料可以來往魯爾河河谷而無需裝卸。鐵路通過創造商品需求和推動貿易促進了經濟活動。1850年,內河運輸裝載貨量是鐵路的三倍;而到1870年這一情況則發生了逆轉,鐵路裝載量是內河的四倍。鐵路還改變了城市的面貌和人們旅行的方式。它的影響超越了社會階層,從貴族至平民。雖然一些較遠的德意志省份直至1890年代才連入鐵路,但在1865年之前,絕大多數人口、製造業中心和生產中心都已經連入了鐵路網[27]

約1834年。這一漫畫諷刺了德意志諸國收費站的廣布。有些國家實在太小以至於運輸者在一天內需要兩三次卸裝貨。

地理、愛國主義及語言[編輯]

當旅行變得便捷、快速和廉價使,德意志人開始看到除了語言之外的其他統一因素。格林兄弟編纂了一本大詞典,並且搜集了一系列的民間故事和寓言,顯示出了不同區域內故事的相似性[28]卡爾·貝德克爾英語Karl Baedeker出版歐洲不同城市和地區的旅行指南,指明居住地和目的地,並包括了城堡、戰場、名建築和名人的簡史。他的指南還包括了旅行的距離、不應旅行的道路以及徒步旅行的路線[29]

奧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馮·法勒斯萊本英語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的詩句不僅表達了德意志人民在語言上的統一,還表現了地理上的統一。在《德意志,德意志高於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正式名稱為《德意志之歌》(Das Lied der Deutschen)中,法勒斯萊本號召德意志諸國君主承認德意志人民的一統特性[30]。其他愛國歌曲如馬克斯·施內肯伯格英語Max Schneckenburger的《守護萊茵河英語Die Wacht am Rhein》(Die Wacht am Rhein)則將注意力集中至地理上,而不僅僅是共同語言中的「德意志性」。施內肯伯格創作《守護萊茵河》是為了對法國稱萊茵河為「天然東部國境」做出回應。歌曲的副歌部分,以及其他愛國詩歌如尼古拉斯·貝克的《萊茵河》(Das Rheinlied),號召德意志人民保衛自己的領土和家園。1807年,亞歷山大·馮·洪堡提出民族性反映了地理的影響,將景觀同人民聯繫到一起。與這一思想同時發生的是保護古城堡和史跡的運動,這一運動主要集中於與法國和西班牙發生頻繁衝突的萊茵蘭地區[31]

1815-1850的有利因素和阻礙[編輯]

有利因素[編輯]

  • 普魯士的崛起 普魯士從維也納會議取得2/5的薩克森,增加了德意志民族的人口。其後德意志持續推行政治、軍事及經濟改革,進一步壯大實力
  • 民族主義抬頭 自反抗拿破崙,德意志出現民族主義。其後,在1820、1830及1848年的歐洲革命浪潮中民族主義抬頭,刺激德意志統一運動
  • 德意志邦國經濟統合 1818年和1820年,北部和南部分別組成關稅同盟。1834年,普魯士領導下組成一個德意志關稅同盟,排除奧地利。經濟上利益一致產生統一心理,日後的政治有助統一
  • 奧地利的的衰落 1820,1830及1848的歐洲革命浪潮中,奧國四處協助復辟君主打壓自由主義革命如1848年協助打壓義大利革命,奧國實力大減,無力在日後打擊普魯士的崛起及德意志統一

阻礙[編輯]

  • 維也納會議 1815年,協定規定德意志邦聯成立,德意志分為48個邦國,不利統一
  • 德意志邦聯分裂 北部邦國邦國和南德邦國就統一方法(大德意志、小德意志)、宗教(新教、天主教)及統一推動者(普魯士和奧地利)有很大分歧
  • 奧地利的阻礙 由於奧地利為多民族國家,首相梅特涅不欲民族主義抬頭而令帝國解體,落力打壓德意士志地區的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不利統一 例子:1819年頒布卡爾斯巴德敕令
  • 列強的阻礙

俄國:不欲強鄰出現、支援一同反對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奧地利,例子:1850聯奧逼普魯士就統一問題上讓步,史稱阿爾穆茲屈辱 法國:不欲強鄰出現,阻礙法國向東擴張 英國:不欲德意志崛起破壞歐洲均勢 列強組成歐洲協調的制度,持續打壓德意志民族主義

俾斯麥權力的興起[編輯]

拿破崙其中一項成就是將擁有超過1,000個邦國的神聖羅馬帝國改組成39個更簡化的邦國,這些邦國組成了德意志邦聯和後來1871年建立的德意志帝國的基礎。

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能夠將這39個邦國統一成一個國家有數個關鍵原因。多年前泛日耳曼主義的興起已經開始了德意志的統一運動,最初與自由主義相關。[32] 1848年革命 — 歐洲面臨經濟蕭條的一段時間 — 中止了德意志邦聯嘗試統一的計劃。這更清楚顯示了奧地利帝國並不適合成為推動統一德意志的代表。

1860年代早期,普魯士國王與議會的衝突引發了一次憲法危機。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1862年任命俾斯麥為首相。俾斯麥希望自己能夠解決這次憲法危機,並撃敗外來勢力,令普魯士成為德意志內的領導勢力,最終成為一個保守、普魯士領導的德意志國家。


建立統一國家[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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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這個統一國家的泛日耳曼主義,迅速地擺脫1848年革命時的自由和民主特徵,趨向俾斯麥提出,權力主義的「現實政治」。俾斯麥能夠統一德意志主要靠三次軍事勝利:普丹戰爭(1864年)、普奧戰爭(1866年)和普法戰爭(1870-71年)。雖然這幾個德意志的敵人向德國人宣戰,但仍令他們覺得需要成立一個強大、統一的國家。

普丹戰爭[編輯]

1863年11月18日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九世簽署11月憲法,宣布什勒斯維希是丹麥的一部分,對於德意志邦聯來說是違反了倫敦議定書的議定。廢除11月憲法的外交嘗試失敗之後,1864年2月1日普軍越過什勒斯維希邊界,戰爭爆發。普丹戰爭結果是普魯士奧地利軍隊的勝利,兩國在之後簽訂的和平條約奪得什勒斯維希荷爾施泰因的控制權。(普魯士取得什勒斯維希,奧地利取得荷爾施泰因

普奧戰爭[編輯]

1866年,與義大利配合,俾斯麥製造了一個奧地利與普魯士宣戰,爆發普奧戰爭的情況。克尼格雷茨戰役的決定性戰役,令到普魯士能夠合併一些領土和俾斯麥可以排除普魯士長久以來的競爭對手奧地利及其盟友,並且與在戰爭中支持普魯士的德意志邦國組成北德意志邦聯。此戰亦終結了奧地利對德意志邦國的控制。

新建立的邦聯是日後德意志帝國的基礎。美因河以南的四個德意志邦國仍舊獨立,但與普魯士組成軍事同盟。1867年,奧地利皇帝的權力因此戰而削弱,被迫向匈牙利的貴族妥協,授予同等地位,建立二元君主國奧匈帝國。奧地利勢力從此再不能涉足德意志。

俾斯麥經軍事勝利消除了奧地利對統一的阻力,好的是減弱奧地利的勢力,但是壞的卻令到德意志更加分裂,在戰爭中支持普魯士的邦國與支持奧地利的邦國互相對立,難以融和。由於這令到德意志的民族主義有所削弱,需要有一場戰爭重新團結德意志各邦。除此之外,俾斯麥要達致統一,亦需要清除法國拿破崙三世在德意志的勢力。他在普法戰爭中就實現了這兩個目標。

普法戰爭[編輯]

1870年,法國反對俾斯麥支持的霍亨索倫王朝親王接受西班牙的王位。而在此之前,拿破崙三世已經拒絕了另外三個歐洲王室的候選人。這些行動當然絕對不能公開,但亦必須制止俾斯麥的計劃,若霍亨索倫王朝成員成為西班牙國王,法國接壤的兩個國家都會是德意志的勢力,令到法國腹背受敵。當這件事曝光的時候,法國被羞辱,法國的外交大臣格蒙特公爵阿革諾耳寫了一份斬釘截鐵的聲明,說若有普魯士的親王可以適合成為西班牙國王的話,法國政府將會支持。雖然普魯士退出競逐王位,但是俾斯麥仍將經他修飾、刪減、具辱罵意味的埃姆斯電報刊登在報章上,刺激法國策動普法戰爭。拿破崙三世希望像拿破崙一樣能夠分裂德意志邦聯。但是法國未有在奧地利支持下就與北德意志邦聯和南德意志諸邦作戰。1866年普魯士與奧地利簽訂的條約發揮作用:奧地利沒有干預,所有德意志邦國軍事上統一對抗法國入侵。於幾次戰役後,1870年9月1日發生的色當會戰德軍打敗了法軍主力,並且俘虜了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

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國凡爾賽宮鏡廳宣布成立。白衣者為俾斯麥

可是新成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仍然繼續作戰。在巴黎之圍之中,獲南德意志諸邦支持的北德意志邦聯,與其合組德意志帝國。1871年1月18日,威廉一世於凡爾賽宮鏡廳成為「德意志皇帝」,而選擇鏡廳的原因是這裡有眾多被法國合併的德意志地區的壁畫。簽訂和平條約時,法國割讓在三十年戰爭時,路易十四吞併的傳統上屬於德意志地區的阿爾薩斯和德語地區的洛林的一部分。

這場戰爭奠定了俾斯麥和普魯士成為德意志統一後的領導者。1871年凡爾賽條約(於稍後的法蘭克福條約中得到確認)中,德意志南部的邦國正式被合併統一的德意志國家,並終結了這場戰爭。俾斯麥作為新成立帝國的第一位首相,他領導了德意志由聯邦過渡到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

新的帝國[編輯]

德意志統一後德軍佔領的法國領土

德意志帝國包含25個邦國,當中三個是自由漢薩城市。這是「小德意志」方案的實現,排除了包括奧地利在內的「大德意志」方案。

俾斯麥本人1866年制訂了北德意志邦聯憲法,1871年經少許修改後成為了德意志帝國憲法。德國擁有了民主的特色:特別是帝國議會,對比於普魯士議會,帝國議會的議員都是直接和在同等男性普選權下產生的。可是,法案仍需要聯邦議會中來自各邦的代表審議通過,而聯邦議會中普魯士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在憲法的背後,普魯士在這兩個議會裡仍然有絕對的影響,靠的是賦予給皇帝的執政權力,和皇帝指派的聯邦總理 — 奧托·馮·俾斯麥。俾斯麥只對皇帝負責,在皇帝的授權下為他服務。總理正式上是一個一人內閣,處理所有國事; 實際上,國務卿只是非官方的文件大臣。除了1872–1873年及1892–1894年,其餘時間帝國的總理同時亦是普魯士的首相。帝國議會擁有通過、修訂或否決議案的能力,但不能制定法律,制定法律是總理的職務。這部憲法的一個問題是這是設計讓某幾種人掌握首相與國王的職務。憲法未有考慮到一個強勢國王與一個傀儡首相的情況。

其它的邦國都可維持本身的政府,但是較小邦國的軍隊則改由普魯士控制,而較大邦國如巴伐利亞薩克森王國等的軍隊則跟從普魯士編製,在戰爭時期會交由帝國政府指揮。雖然國內權力主義受到重視,但是政府仍然准許政黨的發展。

接踵而來的「文化鬥爭」(1872-1878年)並不是像文化戰爭一樣的政治鬥爭,而更像是語言和教育上的鬥爭。作為總理的俾斯麥,他嘗試限制羅馬天主教會及其政治上的代表德國中央黨對國內學校的教育和語言有關領域上的影響。對帝國非德國族裔,包括波蘭人和丹麥人少數民族的德國化政策都由德語學校開始(德國化)。

構成帝國的邦國[編輯]

德意志帝國成員國,普魯士為藍色
德意志帝國內普魯士各省分
德意志殖民帝國
  德意志帝國殖民地
  前普魯士殖民地
  1529–56年的「小威尼斯」
邦國 首都
王國Königreiche
Flag of Prussia 1892-1918.svg 普魯士Preußen 柏林
Flag of Bavaria (striped).svg 巴伐利亞Bayern 慕尼黑
Flagge Königreich Sachsen (1815-1918).svg 薩克森Sachsen 德勒斯登
Flagge Königreich Württemberg.svg 符騰堡Württemberg 斯圖加特
大公國Großherzogtümer
Flagge Großherzogtum Baden (1871-1891).svg 巴登Baden 卡爾斯魯厄
Flagge Großherzogtum Hessen ohne Wappen.svg 黑森Hessen 達姆施塔特
Flagge Großherzogtümer Mecklenburg.svg 梅克倫堡-什未林Mecklenburg-Schwerin 什未林
Flagge Großherzogtümer Mecklenburg.svg 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Mecklenburg-Strelitz 諾伊斯特雷利茨
Civil flag of Oldenburg.svg 奧爾登堡Oldenburg 奧爾登堡
Flagge Großherzogtum Sachsen-Weimar-Eisenach (1813-1897).svg 薩克森-魏瑪-艾森納赫Sachsen-Weimar-Eisenach 魏瑪
公國Herzogtümer
Flagge Herzogtum Anhalt.svg 安哈特Anhalt 德紹
Flagge Herzogtum Braunschweig.svg 布倫瑞克英語Duchy of BrunswickBraunschweig 布倫瑞克
Flagge Herzogtum Sachsen-Coburg-Gotha (1826-1911).svg 薩克森-阿爾滕堡Sachsen-Altenburg 阿爾滕堡
Flagge Herzogtum Sachsen-Coburg-Gotha (1911-1920).svg 薩克森-科堡-哥達Sachsen-Coburg und Gotha 科堡
Flagge Herzogtum Sachsen-Coburg-Gotha (1826-1911).svg 薩克森-邁寧根Sachsen-Meiningen 邁寧根
親王國Fürstentümer
Flagge Fürstentum Lippe.svg 利珀Lippe 代特莫爾德
Flagge Fürstentum Reuß jüngere Linie.svg 羅伊斯-格拉(幼系)英語Principality of Reuss-GeraReuss-Gera 格拉
Flagge Fürstentum Reuß ältere Linie.svg 羅伊斯-格賴茨(長系)英語Principality of Reuss-GreizReuss-Greiz 格賴茨
Flagge Fürstentum Schaumburg-Lippe.svg 紹姆堡-利泊英語Schaumburg-LippeSchaumburg-Lippe 比克堡
Flagge Fürstentümer Schwarzburg.svg 施瓦茨堡-魯多爾斯塔特英語Schwarzburg-RudolstadtSchwarzburg-Rudolstadt 魯多爾斯塔特
Flagge Fürstentümer Schwarzburg.svg 施瓦茨堡-桑德豪森英語Schwarzburg-SondershausenSchwarzburg-Sondershausen 桑德豪森
Flag of Germany (3-2 aspect ratio).svg 瓦爾德克-皮爾蒙特Waldeck-Pyrmont 阿羅爾森
漢薩自由市Freie Hansestädte
Flag of Bremen.svg 不萊梅Bremen
Flag of Hamburg.svg 漢堡Hamburg
Flag of the Free City of Lübeck.svg 呂貝克英語Free City of LübeckLübeck
帝國直轄領Reichsland
Dienstflagge Elsaß-Lothringen Kaiserreich.svg 阿爾薩斯-洛林根Elsass-Lothringen 施特拉斯堡

普魯士是帝國內最大的邦國,占帝國的六成面積。在被合併到普魯士前,這些邦國有些是在神聖羅馬帝國瓦解後得到自主權,有些是1815年維也納會議上建立的自主國家。

與義大利和日本相似的地方[編輯]

德意志帝國的發展有些地方與義大利日本的發展相似。與俾斯麥比較,義大利的首相卡米洛·奔索·迪·加富爾伯爵都是利用外交手段和向外戰爭達致他的目標:他在攻擊奧地利前與法國結盟,1861年達致了義大利統一(除了教宗國和奧屬威尼斯),義大利置於皮埃蒙特薩伏伊王朝的統治下。支持薩丁尼亞王國領導統一的加富爾,反對朱塞佩·加里波底糾澤佩·馬志尼等支持自由共和的浪漫式民族主義激進人士,他尋求用保守的路線統一義大利。

日本經歷了由德川幕府倒台直至1918年的明治維新的現代化進程。日本1882年委任大臣出洋考察世界各地不同政府的政府體制,而當中對俾斯麥的德國政府體制特別有極深刻的印象。所以日本1889年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設立與俾斯麥的首相職位類似的內閣總理大臣職位,和一個只對天皇負責的內閣。

這三個政府社會結構的其中一個特點是當中有人能以佃權保留並分享了政治權力 — 在德國來說就是普魯士的容克貴族 — 由於農民和城市的工人未有聯合起來改革突破地主的佃權。

德意志統一的影響[編輯]

義大利統一 :在1866年及1870年,義大利與普魯士合作,分別從奧地利、法國收回威尼斯羅馬,令義大利實現統一。

對奧地利的影響: 奧地利皇室在奧普戰爭中失敗,威信掃地。為維持統治,奧地利聯合第二大的匈牙利民族,改組奧匈帝國奧地利帝國解體。 德、義的統一令奧地利無從在中歐獲取利益,外交政策轉向東歐,加強在巴爾幹半島的擴張,加劇近東問題以及對俄關係的惡化。 為對抗俄國,奧地利加入三皇同盟、德奧同盟、三國同盟,著力加強德奧關係。

極端民族主義: 以武力統一的行動鼓舞了德國人的民族自信心,促成泛日耳曼主義。另外,這亦向其他民族提供了武力可獲得光榮的例子,促成其他極端民族主義的產生,如大塞爾維亞運動、泛斯拉夫主義。此外,普魯士在普法戰爭中戰勝法國、奪去阿爾薩斯-洛林,引起了法國復仇主義。

軍備競賽:德意志統一破壞了歐洲均勢,令各國處於不安,急於擴張軍備及尋找盟友,形成軍備競賽,惡化了列強關係。

帝國主義:德國的崛起令列強無法再在中歐獲取利益,轉向奪取殖民地。法國為求恢復大國地位,極注重擴張殖民地。各國因此出現殖民地衝突,如英法在埃及的衝突。

參見[編輯]

  1. ^ See, for example, James Allen Vann, The Swabian Kreis: Institutional Growth in the Holy Roman Empire 1648–1715. Vol. LII, Studies Presented to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History of Representative and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 Bruxelles, 1975. Mack Walker. German home towns: community, state, and general estate, 1648–1871. Ithaca, 1998.
  2. ^ Robert A. Kann.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526–1918,Los Angeles, 1974, p. 221. In his abdication, Francis released all former estates from their duties and obligations to him, and took upon himself solely the title of King of Austria,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since 1804. Golo Mann, Deutsche Geschicht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Frankfurt am Main, 2002, p. 70.
  3. ^ 費希特, 約翰·戈特利布. 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 www.historyman.co.uk. 1808 [2009-06-06]. 
  4. ^ James Sheehan, German History, 1780–1866, Oxford, 1989, pp. 434.
  5. ^ Jakob Walter, and Marc Raeff. The diary of a Napoleonic foot soldier. Princeton, N.J., 1996.
  6. ^ Sheehan, pp. 384–387.
  7. ^ 普魯士陸軍在七年戰爭中打出了名聲,但在耶拿奧埃爾斯特的恥辱性失敗摧毀了普魯士在軍事上的自尊。在被放逐至俄羅斯期間,包括卡爾·馮·克勞塞維茨的許多軍官都開始思考軍事重組和新的訓練方式。Sheehan, p. 323.
  8. ^ Sheehan, pp. 322–23.
  9. ^ David Blackbourn, and Geoff Eley.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y. Oxford & New York, 1984, part 1; Thomas Nipperdey, German History From Napoleon to Bismarck, 1800–1871, New York, Oxford, 1983. Chapter 1.
  10. ^ Sheehan, pp. 398–410; Hamish Scott, The Birth of a Great Power System, 1740–1815, US, 2006, pp. 329–361.
  11. ^ Sheehan, pp. 398–410.
  12. ^ Jean Berenger. A History of the Habsburg Empire 1700–1918. C. Simpson, Trans. New York: Longman, 1997, ISBN 0-582-09007-5. pp. 96–97.
  13. ^ Lloyd Lee, Politics of Harmony: Civil Service, Liberalism, and Social Reform in Baden, 1800–1850, Cranbury, New Jersey, 1980.
  14. ^ Adam Zamoyski, Rites of Peace: The Fall of Napoleon and the Congress of Vienna, New York, 2007, pp. 98–115, 239–40.
  15. ^ L.B. Namier, (1952) Avenues of History. London, ONT, 1952, p. 34.
  16. ^ Nipperdey, pp. 1–3.
  17. ^ Sheehan, pp. 407–408, 444.
  18. ^ Sheehan, pp. 442–445.
  19. ^ Sheehan, pp. 465–67; Blackbourn, Long Century, pp. 106–107.
  20. ^ Sheehan, pp. 460–470.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21. ^ Sheehan, p. 465.
  22. ^ Sheehan, p. 466.
  23. ^ Sheehan, pp. 467–468.
  24. ^ Sheehan, p. 502.
  25. ^ Sheehan, p. 469.
  26. ^ Sheehan, p. 458.
  27. ^ Sheehan, pp. 466–467.
  28. ^ 他們追溯德意志語言的根源,並且研究其共同發展的路線。 The Brothers Grimm online. Joint Publications.
  29. ^ (德文) Hans Lulfing, Baedecker, Karl,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NDB). Band 1, Duncker & Humblot, Berlin 1953, p. 516 f.
  30. ^ (德文) Peter Rühmkorf, Heinz Ludwig Arnold, Das Lied der Deutschen Göttingen: Wallstein, 2001, ISBN 3-89244-463-3, pp. 11–14.
  31. ^ Raymond Dominick III,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Germany, 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1992, pp. 3–41.
  32. ^ Namier, L.B. (1952) Avenues of History. London: Hamish Hamilton p.34

參考資料[編輯]

  • Namier, L.B. (1952) Avenues of History. London: Hamish Hamilton 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