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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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战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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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 |||||||
日军冲上长城防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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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方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张学良 冯庸 何应钦 黄杰 徐庭瑶 杜聿明 刘嘉树 郑洞国 邱清泉 宋哲元 张自忠 |
武藤信义 张海鹏 于芷山 | ||||||
兵力 | |||||||
250,000人 |
日军:50,000人 满洲国军:42,000人 | ||||||
伤亡与损失 | |||||||
40,000+人 | 7,000+人 |
长城战役,又称长城大会战,中国国民政府称长城抗战,满洲国政府称关内作战,是1937年7月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大日本帝国控制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于1933年向关内扩张,围绕长城一线发生的数场战役,与热河战役相连接。由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重点仍落在“安内”与战争准备阶段,故采取了退让态度,结局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暂息争端。当时中国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涌起,紧接发生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事件,以及同年的“闽变”,造成南京政府的忙乱,不过蒋中正最终在“围剿”中还是成功地将红军赶往中国西部。在中方的隐忍退让之下,直到1935年12月,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日本势力逐渐进入了华北。
1933年,日本以热河省地方官员表示归附满洲国为由,与满洲国军队进军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之后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各隘口与热河,国民政府派遣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关麟征、黄杰与刘戡在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罗文峪、界岭口凭险固守并抵御日军,但最终由于军备不良、战力消耗殆尽、丧失战略位置而撤退。王以哲部东北军属于参战部队。
之后中华民国成立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由熊斌、徐祖诒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划定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区,军队不得进入,而日军退回长城以北,但实际上日军以“监察中国军队”的名义留下驻军,为卢沟桥事变做好准备。以长城为界,满洲国更于长城各地树立“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的界碑。
战斗序列
[编辑]日本帝国、满洲国
[编辑]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关东军第6、第8师团、混成第14、第33旅团、骑兵第4旅和航空兵、海军各一部4万余人及满洲国军3万多人,企图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
中华民国
[编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指挥,先后调集14个军20余万人,企图保卫热河和依托长城阻止日军进关。张学良任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一、二、三军团(第三军团司令万福麟),共5个军1个师兵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作相,辖四、五、六、七、八军团共9个军1个师,分布在长城各口,固守御敌。
3月12日起由何应钦接替张学良指挥。
热河战役
[编辑]日军第8师团进攻热河,汤玉麟征集二百多辆汽车,装上金银财宝和鸦片等,运往天津租界,他的手下的几个将领尚未交锋就投降或逃跑,汤玉麟更是一枪不发,全面败退,率部逃到河北承德地区的滦平,日军仅128名骑兵占领承德。
主要战斗
[编辑]山海关战斗
[编辑]1933年1月1日,武藤为保障主力迅速攻占热河、长城,令山海关守备队和满洲国国境警察队制造榆关事件,鸣枪挑衅,反称为中国军队射击,并通牒中国守军撤出山海关,被拒绝后,日军第8师第4旅在航空兵和海军各一部支援下,于1月2日以优势兵力及火炮向山海关中国驻军第9旅第626团进攻。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何柱国所部安德馨营英勇抵抗,经两昼夜激战,全部殉国[1]:297。该团奋勇抵抗至3日下午,奉命撤退。日军攻破榆关[2]:26。1月4日和1月6日,日军再进攻榆关附近五里台、石河的第九旅阵地,守军坚守。1月10日,日军攻占九门口,守军第十五旅退守石门寨。
喜峰口大捷
[编辑]1933年3月1日,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扣留军用汽车偷运鸦片输送天津,3月3日夜竟率所部满载私物潜逃[3]:101,不战弃守承德[1]:297。3月4日,日军以120名骑兵先头部队占领承德[1]:297。热河各地随之陷落[3]:101。随后日军进攻北京东北方向的长城各口。3月8日,政府通缉汤玉麟,命军政部长何应钦驻节北平,驰调国军北上增援[3]:101。
3月6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奉命防守东起冷口,西至马兰峪一线。由于装备不如日军,守军以奇袭夜袭对付日军。3月9日,日军抢占喜峰口。傍晚,奉军长宋哲元令,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率兵跑步驰援抵达战场;考虑到日军日间火力优势,宋哲元派赵登禹带队夜袭,并将第三十八师董升堂团也交赵登禹指挥[4]。3月10日,第二十九军赵登禹旅在喜峰口与日军激战[1]:297。赵登禹接命后,从董升堂团及本旅王长海团挑出500名士兵组成“大刀队”,由他亲自带队,于3月11日深夜只带大刀和手榴弹分两路踏雪夜行直插日军军营[4]。3月11日,当地猎户关仁景、于连贵等自愿担当向导,赵登禹率左翼大刀队袭日军步骑兵营地,第一一三旅旅长佟泽光率右翼大刀队袭日军炮兵阵地。3月12日凌晨,董升堂团首先到长城外小喜峰口之三家子村和前仗子村附近埋伏,当夜一支日军骑兵部队正在酣睡,大刀队迅速解决日军哨兵,冲入营房扔手榴弹,用大刀劈杀日军[4]。王海长团也赶到狼洞子及白台子日军炮兵阵地,大刀队夺取日军阵地;是次夜袭共砍死砍伤日军逾千人,缴获坦克11辆、装甲车6辆、大炮18门、机枪36挺、飞机1架,500名大刀队员仅23人生还[4]。日军骑兵与炮兵部队一夜之间被全歼,打破其不可战胜之神话,以致当时《朝日新闻》称:“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4]国军夜击日军,夺回喜峰口,东出铁门关,西过潘家口,由山间小路迂回至敌后包抄日军,宣称歼敌数千,中国方面战后称之为喜峰口大捷。
罗文峪
[编辑]日军于喜峰口失利后从承德方向调集早川、濑谷义的第31、第8两个联队,并附骑兵2个团,装甲车10余辆,飞机20架,联合蒙古、朝鲜人附庸部队2个旅,总计兵力超过万余人,向长城罗文峪口进攻。3月17日至19日,第二十九军所辖暂编第二师及第三十七师1个团、第三十八师1个团防守遵化罗文峪一带各口,由暂编第二师刘汝明师长指挥,总兵力约6,000人,在罗文峪一带的长城线上迎战。血战三日,第二十九军官兵杀敌3,000多人,伤亡1,700余人,成功击退日军和附庸军队,守住罗文峪。日军向滦东打开缺口。4月7日起再攻喜峰口,头2天进攻均被宋部击退。4月11日喜峰口腹背受战,4月13日,第二十九军奉何应钦之命撤出喜峰口,在兴城以北滦河西岸布防。
古北口
[编辑]1933年3月9日,关麟征率中央精锐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第二十五师到达河北密云县石匣镇时,将部队开到古北口前线。出古北口东关不远,即与日军的前哨发生遭遇。关麟征亲率第一四九团夺取右翼有利高地,遭遇日军潜伏的侦查部队狙击。双方短兵相接,战斗惨烈,关麟征受伤多处,浑身是血。身旁随从官兵10余人全部战死,第一四九团团长王润波阵亡,终于将日军击退,占领高地。3月11日,日军第8师团主力向右翼阵地进攻,东北军王以哲部不支而退,制高点将军楼失守,日军占领古北口关口,乘胜包围第二十五师戴安澜的第一四五团,关麟征负伤,由杜聿明代理师长继续同日军苦战。请示徐庭瑶军长同意后,在古北口以南的南天门一线构筑阵地。
3月12日日军在火炮和飞机的支援下,开始进攻,第一四五团被分割成两部分,师指挥所再次受到攻击,第二十五师只好撤退。开战之初,第一四五团的吴超征副团长兼任侦查先锋营率领一个营奉命驻守“帽儿山”高地的八个碉堡,由于联络中断,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仍然坚守,日军调来飞机重炮猛攻,该营在八个碉楼居高临下依靠地势顽死守,弹药耗尽而使用刺刀肉搏,最后全营阵亡。
南天门战斗
[编辑]1933年3月13日,黄杰率中央精锐第十七军第二师于密云县石匣镇抗日,接替第二十五师南天门防务,守备黄土梁、南天门,八道楼子一带阵地。3月14日第十七军德军装备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投入战斗,4月16日后,日军飞机10余架即更番至南天门、石匣、密云一带阵地,猛烈轰炸,至21日,日军更全面向黄土梁、南天门、八道楼子阵地攻击,五昼夜末稍停歇,尤以左翼八道楼子一地,著弹3,000余发,工事尽被摧毁,营长聂新、团副吴超征阵亡,尸骨不存,化为灰烬。
4月23日,日军3,000人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南天门再次发起进攻,先后4次攻击被击退,日军后从421.2高地迂回到大小兴开岭进攻也未得逞。4月24日,日军向421.2高地发起集团进攻,战至10点左右,421.2高地失守。从4月21日到4月25日,第二师已伤亡6,000多人,不能再坚持下去,徐庭瑶调刘戡的第八十三师接防南天门,第二师撤回补整。日军攻占八道子楼后,将山炮运了上去,进行炮击。日军并在坦克的掩护下进攻,日军攻下南天门。
从4月28日到5月上旬,第八十三师继续在372高地、425高地、车头峪、大小兴开岭、上堡子、笔架山、香水峪等地和日军作战,伤亡惨重,阵地不断被日军攻占,刘戡准备自杀,被参谋长符昭骞等人拦阻。战至5月11日,何应钦下令撤退,5月19日第十七军撤至顺义北苑,长城古北口战役结束。
塘沽协定
[编辑]1933年5月31日,中国政府被迫与关东军签定塘沽协定。
相关作品
[编辑]八道楼子电影是1970年代邵氏电影公司拍摄之经典战争片。开战之初,第145团的吴超征副团长兼任侦查先锋营、白长兴、江明坤、何鸿发、褚天成、贾福胜、潘炳林等7人奉命驻守“帽儿山”高地的营本部碉楼,由于联络中断,这7人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仍然坚守,3月13日日军调来飞机重炮猛攻,而七人居高临下依靠地势顽死守,弹药耗尽而改用刺刀肉搏,全部阵亡。日军攻下高地后将7人合葬,立了一块墓碑,上面写着“支那七勇士”。这段故事后来被导演张彻改编为电影八道楼子。
战功
[编辑]由于以上的战功,第二十九军高级军官共11人,包括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及第十七军关麟征、黄杰、刘戡,在1935年获颁青天白日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