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抵抗運動

洛林十字，由夏爾·戴高樂選定作為抵抗運動的標誌

嵌有洛林十字的法國國旗，自由法國的標誌

法國抵抗運動（法語：la Résistance）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抵抗納粹德國對法國的占領和維希政權的統治而組織起來的抵抗運動。抵抗運動的單位主要是武裝起來的小組織（在鄉村地區稱「馬基」），他們以游擊戰方式進行武裝對抗，同時發行地下報紙，傳遞第一手情報，救助落於敵後的盟軍士兵和飛行員逃出戰區。參加抵抗運動的人來自法國社會各個階層，包括流亡分子、保守的羅馬天主教徒（包括牧師），以及其他持有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或共產主義觀點的人。

法國抵抗運動在霸王行動和龍騎兵行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通過提供「大西洋壁壘」的防禦狀況和德國國防軍序列及動向的軍事情報，使得盟軍能夠在這兩次行動之後迅速在法國境內推進，並計劃、組織和執行了破壞電網、交通設施、通訊設施等活動以抵抗納粹統治。對於戰時乃至戰後的法國來說，抵抗運動同時還具有很大的政治和精神意義，它抵抗對法蘭西民族的威脅，以行動實現了這一民族的愛國情懷，與通敵的維希政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在諾曼底和普羅旺斯登陸之後，法國抵抗運動的準軍事成分被正式組織為法國內務部隊。1944年法國內務部隊的人數有近100,000人，在此後得到快速的增長，次月數量便翻番，在同年10月便達到400,000人。雖然在組織內部存在許多政治分歧，法國內務部隊最終仍是成功的，使得法國能夠在1945年5月的歐洲勝利日之前重建起一支具一定規模（120萬人）的軍隊。

組織和聯合

自由法國和內部抵抗

1940年6月18日，戴高樂將軍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廣播中呼籲所有具有軍事能力的法國人加入他在倫敦的行列。那些響應他呼籲的人被視為「自由法國」的成員或來自外部的抵抗者。

來自內部的抵抗涉及那些留在法國的人，無論是在被占領區還是自由區，他們組織起來對納粹德國軍隊和維希政府的所有結構採取行動。孤立的倡議正在逐步形成，「抵抗」一詞是以1943年12月出版的人類博物館聯絡網公報《抵抗》名稱命名的。

1940年10月，自由法國在法國大都市建立了情報網絡，並於1941年10月與國內抵抗運動建立了第一次聯繫。1942-1943年，讓·穆蘭（Jean Moulin）在戴高樂將軍的支持下統一了兩個抵抗運動。1942年7月，為了象徵「被俘法國」和「自由法國」的共同抵抗，後者更名為「戰鬥法國」。

從1941年開始，在各種新生抵抗團體中，可以區分兩種類型的組織：網絡和運動。

根據克勞德·布爾代（Claude Bourdet）的說法，「網絡是一個為精確的軍事工作而創建的組織，主要是情報，其次是破壞，通常也包括協助戰俘，尤其是落入敵人手中的（盟軍）飛行員逃跑……相反，運動的主要目標是儘可能廣泛地提高認識和組織群眾……」。

抵抗運動的統一

在占領開始時，抵抗網絡和運動非常孤立；但抵抗逐漸趨於統一。然而，即使法國抵抗運動的團結結構可以以簡單的線性整體呈現，也不應掩蓋其統一歷史之外的某些方面：

因此，由英國或美國控制的許多網絡不關心抵抗運動的統一，而共產主義抵抗運動的網絡只是部分關心：戴高樂特使和共產主義者之間的聯繫直到1942年底才建立。同樣，1943年9月科西嘉島的解放是抵抗運動最大的武裝起事之一，主要是尚未加入秘密軍隊的FTP共產主義者和沒有參與抵抗運動政治統一的吉羅主義者的工作。

抵抗的演變源於拒絕失敗、拒絕占領、反對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此外，戴高樂將軍的呼籲使一些人加入了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的抵抗。然後，抵抗不再是純粹的個體反應，變得普遍。

抵抗者與最初的核心重新集結，成為以信息為目標的運動，以製作一份秘密報紙，挫敗維希政府和納粹的宣傳。

在法國北部地區，納粹的存在使早期運動的活動非常危險：民事和軍事組織、北方解放、各種抵抗和解放組織、法國獨立國民陣線、保衛法國組織（以及其他許多組織）；但它們之間幾乎沒有聯繫。

法國抵抗運動的分區

抵抗運動統一的歷史與讓·穆蘭的生平密不可分。1941年，內部抵抗開始形成，體現在南部地區，由亨利·弗雷奈（Henri Frenay）、埃曼紐爾·達斯蒂耶·德拉維熱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或弗朗索瓦·德·芒通（François de Menthon）組織的運動所體現，獨立於自由法國的代理人。為了維護其合法性，它需要得到內部抵抗的承認，而內部抵抗本身也需要自由法國的物質和財政支持。正是因為他明白這次會晤還有待舉行，讓·穆蘭將在內部和外部阻力的和解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1939年，讓·穆蘭擔任厄爾-盧瓦省省長，是航空部長皮埃爾·科（Pierre Cot）內閣的一員，在反法西斯圈子中建立了牢固的關係網絡。早在1940年11月，他就有了與前同事加斯頓·居桑（Gaston Cusin）確定一些潛在抵抗者的想法，但直到1941年夏天，他才與亨利·弗雷奈（Henri Frenay）進行了決定性的接觸，他領導了一場尚未被稱為「戰鬥」但被稱為民族解放運動的運動。他還與弗朗索瓦·德·芒通（François de Menthon）的自由運動和埃曼紐爾·達斯蒂耶·德拉維熱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的南部解放運動有聯繫。在他為戴高樂撰寫的報告中，他談到了這三個運動，並將它們歸為首字母縮寫LLL。正是自由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融合將產生戰鬥運動。

讓·穆蘭於1941年9月12日抵達里斯本，與SOE取得聯繫，然後前往倫敦，於10月25日會見戴高樂。他設法冒充三個LLL運動的代表，並代表他們尋求財政和後勤援助。穆蘭還報告了與前卡古爾黨上校喬治·格魯薩爾的接觸，這使他的任務更加折衷。他與不同運動的接觸是真實的，但他所依賴的授權較少。

1937年的讓·穆蘭

這兩個人之間的關係不錯：左翼人士讓·穆蘭承認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是一位具有傳統的民主人士。將軍委託他團結抵抗運動，建立一支統一的秘密軍隊，從而區分軍事力量和政治組織。

穆蘭於1942年1月1日至2日夜間進行空降，帶着資金（150萬法郎）用於移動和傳輸設備。他以機智和堅定的態度與各運動領導人合作，以獲得他們對自由法國的忠誠。1942年，穆蘭使用Rex的化名，之後改為Max，他專注於南法地區，在那裡出現了一場新的運動，即由讓-皮埃爾·雷維領導的特立獨行運動。弗雷奈和達斯蒂耶這兩個強大的人物之間要取得和解並不容易，穆蘭和雷維經常不得不充當和事佬來平息衝突。

堅定的反法西斯分子達斯蒂耶傾向於支持群眾階層的政治行動，而主要是反德國的弗雷奈則主張軍事優先於政治。從1941年底開始，維希警方結束了對秘密非共產主義抵抗運動的寬大處理，各組織的武裝分子被捕。達斯蒂耶無法忍受弗雷奈向內政部長皮埃爾·皮舍解釋。

抵抗運動成立了聯合行政部門：1942年4月成立了信息和宣傳局，這是一種秘密通訊社，1942年7月成立了研究解放後將實施的政治和經濟改革的一般研究委員會。南部地區運動的協調和軍事力量的融合受到內部競爭的影響，迫使四位領導人前往倫敦。1942年9月，弗雷奈和達斯蒂耶德拉維熱里成功抵達倫敦，但雷維和穆蘭無法穿越英吉利海峽。戴高樂聽取了兩位在場人士的論點，並做出了有利於讓·穆蘭的決定，然後設法同意成立一個南部地區協調委員會。現在，兩個主要的抵抗運動明確承認自由法國的權威，自由法國重組為戰鬥法國。他們同意組建秘密軍隊，由夏爾·德萊斯特蘭將軍負責。讓·穆蘭在1942年10月22日將軍的一封打字信中得知了這些決定。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於1942年11月27日在里昂舉行。

埃曼紐爾·達斯蒂耶·德拉維熱里

亨利·弗雷奈

穆蘭花了一年時間才形成一個堅實的核心，抵抗運動的其他組成部分，特別是北部地區的組成部分可以圍繞這個核心進行運作：1943年1月26日，三大運動戰鬥、自由射手和南部解放合併，形成了抵抗運動聯合會（MUR）。讓·穆蘭擔任主席，亨利·弗雷奈擔任「軍事事務」專員，埃曼紐爾·達斯蒂耶·德拉維熱里擔任「政治事務」專員，讓-皮埃爾·雷維擔任「情報和行政」專員。

秘密軍隊應包括各種武裝團體和運動的自由軍團，與聯合會（MUR）之間的關係帶來了一個問題：聯合會的官員不希望軍事活動和政治活動分開；他們也不希望秘密軍隊（AS）直接依賴倫敦。弗雷奈和德萊斯特蘭之間經常發生衝突，1943年6月9日德萊斯特蘭被捕留下了整個問題。秘密媒體的獨立性沒有問題：每個運動都保持其獨立的媒體。

1943年下半年，法蘭西帝國的領土以及外部和內部武裝部隊成為6月成立的法蘭西民族解放委員會（CFLN）的附屬機構，該委員會於1944年4月4日更名為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GPRF）。因此，抵抗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甚至可以從其融入新的政治結構中汲取力量。GPRF包括一個協商會議，所有抵抗運動的代表都參加了會議；因此，1944年春，秘密軍隊、陸軍抵抗組織（ORA）和自由射手和法國游擊隊（FTP）之間的聯盟逐漸實現。

戰俘抵抗運動由米歇爾·凱伊奧創立並組織。隨着解放的臨近，弗朗索瓦·密特朗離開了由貝當元帥創立的運動。不久之後，他成功地領導了凱伊奧創立的運動。

與南部地區相比，北部地區抵抗力量的統一幾乎滯後了一年。穆蘭將在科內閣時期的老同事指揮官亨利·曼奈斯（Henri Manhès）派往北部地區，但總體而言，北部地區的統一進程與穆蘭的任務相去甚遠。1942年3月，在各種運動和工會組織的授權下，成立北方解放運動的克里斯蒂安·皮諾（Christian Pineau）前往倫敦，並與戴高樂談判加入自由法國。

位於倫敦的皮埃爾·布洛索萊特

1943年初，戴高樂委託皮埃爾·布羅索萊特（Pierre Brossolette）和帕西上校（本名：安德雷·德瓦夫蘭）執行一項以統一武裝抵抗為中心的任務，與委託給讓·穆蘭的任務部分有所區別。1943年3月26日成立的協調委員會匯集了前北區的所有運動，即民事和軍事組織（CMO）、抵抗運動（CDLR）和解放運動（CDLL），並在戰鬥法國的授權下組織其行動任務。

共產主義抵抗運動直到1942年第二季度才與戴高樂取得聯繫。讓·穆蘭並不是這一和解的參與者，儘管他與法國共產黨有比較親密的關係。共產黨的一位灰色顯赫人物讓·熱羅姆（Jean Jérôme）可以與情報和行動中央局（BCRA）官員聯繫。代表戴高樂的雷米上校（吉爾貝爾·雷諾）和代表共產主義抵抗運動的約瑟夫（喬治·博菲斯）之間進行了幾個月的接觸。

這些接觸導致費爾南·格雷尼耶（Fernand Grenier）被派往倫敦，他是聖但尼省的前議員，被授權代表共產黨（雅克·杜克洛）和FTP（夏爾·蒂永）的領導層。正如他們為武裝抵抗運動FTP建立一個結構一樣，共產黨人也成立了一個抵抗運動——國民陣線，旨在超越他們的政治運動。出於戰術原因，他們成為讓·穆蘭於1943年1月創建的抵抗運動聯合會（MUR）的臨時競爭對手。最後，與共產黨一樣，國民陣線派代表出席了1943年5月7日全國抵抗委員會（CNR）的組織會議。但直到1943年12月，FTP才正式併入中央結構，即法國內務部隊（FFI）。

全國抵抗委員會

1943年，在一些政治領導人的鼓勵下，戴高樂同意將各政黨納入全國抵抗委員會，該委員會於1943年5月27日在巴黎富爾街舉行了第一次會議，不僅有抵抗運動的代表，還有政黨和工會的代表。

會議由讓·穆蘭主持，皮埃爾·默尼耶和羅貝爾·尚貝龍協助。穆蘭朗讀了戴高樂的一封信。

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有

運動代表：

• 解放運動：羅熱·科居萬
• 抵抗運動：雅克·勒孔特-博瓦奈
• 國民陣線：皮埃爾·維永
• 北部解放運動：夏爾·洛朗
• 民事和軍事組織：雅克-亨利·西蒙
• 戰鬥組織：克洛德·布爾代
• 自由射手：歐仁·克勞狄烏斯-佩蒂
• 南部解放運動：帕斯卡爾·科波

政黨代表：

• 共產黨：安德烈·梅爾西耶
• 社會黨：安德烈·勒·特羅克爾
• 激進社會黨：馬克·呂卡爾
• 人民民主黨：喬治·皮杜爾
• 民主聯盟：約瑟夫·拉尼埃爾
• 共和聯盟：雅克·德比-布里德爾

工會代表：

• CGT：路易·塞揚
• CFTC：加斯頓·特西耶

5月27日的會議是讓·穆蘭和皮埃爾·布羅索萊特工作的高潮。1943年6月21日，讓·穆蘭在卡呂爾被捕後，CNR倖存下來。喬治·皮杜爾接替他擔任全國委員會主席，但該委員會從未召開過全體會議。1943年9月，除喬治·皮杜爾外，常設局還包括皮埃爾·維永、帕斯卡爾·科波、路易·塞揚和馬克西姆·布洛克-馬斯夸特（OCM）。

一些運動沒有被邀請參加5月27日的會議，例如保衛法國陣線和吉羅主義運動如陸軍抵抗組織ORA。在這次會議上，一些與會者在皮杜爾的右側和維永的左側發言，以恢復吉羅和戴高樂之間的平衡。然而，正是戴高樂的憲法賦予了CNR額外的合法性，使其能夠在英國和美國盟友面前成為法國抵抗運動的唯一真正代表。

法國內務部隊（FFI）的建立和與FTP的整合

FFI使用的軍用卡車

FFI臂章（私人收藏）

儘管這些運動都在運作，常規的阻力通常讓加入的某人不知道屬於哪個運動。在他進入的網絡中，通常通過合作，只與有限數量的人有聯繫，並執行分配給他的任務。他只有在戰爭結束時才知道，例如，他一直為特別行動處（SOE）工作，並不依靠戴高樂。

武裝運動的統一具有相當正式的性質，因為當網絡、馬基和盟軍之間需要協調時，協調是從倫敦進行的，而不是由設在法國領土上的秘密參謀部進行的。在地方一級，統一可以促使不同背景的群體共同努力，有時甚至服從共同的權威。這在巴黎解放期間效果相對較好。

德萊斯特蘭將軍於1943年5月初被捕並被流放到達豪，由龐卡拉爾·德儒西厄（Pontcarral Dejussieu）接替，擔任AS的負責人。一方面，陸軍抵抗運動（ORA）仍有待整合，該組織是前停戰部隊的一個分支，代表所謂的維希-吉羅主義抵抗軍，另一個分支是FTP。嚴格軍事化的ORA不是CNR統轄的一部分。他們與吉羅將軍有着特殊的聯繫。從1943年6月起，當吉羅不得不在戴高樂面前後退時，ORA順利地融入了AS（秘密軍隊）。這一整合在1943年10月通過ORA-AS協議正式確定。ORA隨後承認了由戴高樂擔任主席的阿爾及爾CFLN的權威。

同樣，1943年12月29日，AS和FTP之間發生了理論上的合併，導致1944年3月23日在柯尼希將軍領導下成立了FFI（法國內務部隊）。

在創建FFI的同時，越來越由共產黨及其盟友主導的CNR成立了一個軍事行動委員會，負責監督FFI。最初稱為COMIDAC，後來稱為COMAC。那麼柯尼希依靠誰呢？阿爾及爾的COMAC或CFLN於6月2日轉變為臨時政府？沒有人知道太多。國家軍事代表（沙邦）和地區軍事代表（DMZ）直接向阿爾及爾國家軍事委員會報告。組織結構的複雜性使每個人都能隨心所欲，但事實仍然是，抵抗是有結構的，當每個人都有善意時，事情就會向前發展。

組建臨時政府

1944年1月10日，戴高樂將軍的一項法令在法國設立了共和國總專員，一旦權力全部或部分轉向抵抗運動，他們將擔任省長。加斯頓·居桑在波爾多被任命，雷蒙·奧布拉克在馬賽被任命。6月3日，戴高樂將軍成為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GPRF）主席。

隨着盟軍的前進，由抵抗戰士組成的省和地方解放委員會（CDL和CLL）在解放後的法國成立，取代了維希政府。與此同時，在抵抗戰士的參與下建立了法院和公民法庭。這是為了儘可能避免在不同地區解放時經常發生的即決處決和清算，並對合作者進行「合法肅清」。

CDL、CLL和愛國民兵有時，特別是在共產主義抵抗力量強大的省份，對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任命的共和國委員和省長構成反權力威脅，他們在各地都站穩了腳跟。1944年9月9日，巴黎解放後，戴高樂組建了一個民族團結政府，為選舉做準備。必須等到1945年冬季法國本土幾乎完全解放後，才能在4月和5月舉行市政選舉，並在1945年10月舉行立法選舉。1945年5月8日，德國投降，恢復了共和國的合法性，翻過了抵抗運動的一頁。

軍事方面

軍事參與

停戰協定將維希法國軍隊的兵力限制在10萬人，僅限於非占領區。在這些士兵中，無論他們是停戰軍的一部分還是已經復員，有些人準備對德國人進行反擊，但不想加入戴高樂將軍在倫敦的行列。這是三名軍官的情況：

• 亨利·弗雷奈上尉被分配到停戰軍第二局，於1940年底入伍，並與他的同伴貝爾蒂·阿爾布雷希特在自由區成立了地下戰鬥運動。這一運動將是最重要的運動之一。

• 在被占領區，阿爾弗雷德·圖尼上校和雅克·阿提伊斯於1940年9月成立了民事軍事組織（CMO）。

• 戰敗前反情報部門負責人保羅·派約勒上尉繼續在停戰軍履行這些職責，同時與英國人合作追捕阿勃維爾和RSHA特工。

1942年11月德國入侵自由區後，第二波軍隊開始抵抗：

• 在判處戴高樂死刑的法庭成員奧貝爾·弗雷爾將軍的領導下，許多軍官和士官從1942年底開始重組為陸軍抵抗組織（ORA）；它宣稱自己是「非政治的」（事實上是保守的），指的是亨利·吉羅將軍；

• 在民事和軍事組織（CMO）中運作。

領土解放中的角色

1944年9月，一隊抵抗組織成員在濱海布洛涅與加拿大軍隊會合

外部和內部兩種抵抗形式的主要動機是，在預期的最終勝利中，法國是與盟國並肩作戰。然後問題就出現了：抵抗運動在解放領土方面發揮了什麼作用？很難對這個需要元素的問題給出明確的答案。

1943年9月8日，意大利和盟國宣布簽署停戰協定。占領科西嘉島的意大利軍隊反對在博尼法喬登陸的德國人，命令他們返回巴斯蒂亞，加入亞平寧半島，鞏固反對盟軍進攻的戰線。9月9日，維希當局被抵抗戰士取代，科西嘉島被視為解放。抵抗軍、從阿爾及爾派出的法國軍隊和部分意大利軍隊騷擾德國軍隊，削弱了德國軍隊，並將撤退推遲到10月4日。1942年11月8日盟軍在北非的登陸使駐紮在阿爾及爾的法國特種部隊能夠從1942年12月14日起派遣秘密珍珠港任務，由羅熱·德·索勒、洛朗·普雷濟奧西、圖桑·格里菲和皮埃爾·格里菲組成的卡薩比安卡潛艇登陸小組協調抵抗網絡，以便快速登陸。科西嘉是繼1942年11月8日阿爾及利亞的三個省之後，於1943年10月4日解放的第四個法國省。從1944年6月起，FFI和FTP理論上在柯尼希將軍的指揮下統一，試圖積極參與解放其他法國省份。

1944年6月諾曼底登陸後，馬基和各種破壞網絡進行了干預，要麼發動戰鬥以牽制敵軍，要麼破壞德軍使用的鐵路通信網絡：包括涉及鐵路軌道的綠色計劃、涉及電話線的紫色計劃和涉及電氣裝置的藍色計劃。保羅計劃旨在摧毀德國的彈藥和燃料庫，騷擾德國增援部隊，並為盟軍的到來做好準備。

1944年8月25日，在勒克萊爾將軍的第2裝甲師的支持下，巴黎起義的爆發以巴黎解放而結束，這是法國抵抗運動中最著名的輝煌時刻之一，從中很難區分群眾示威、心理行動和軍事效率。不太值得懷疑的是法國西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區的解放，以及在東南部，1944年8月在普羅旺斯登陸的拉特爾·德·塔西尼將軍領導的法國第一集團軍的前進援助。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將軍在其「歐洲遠征軍行動報告」中的評論經常被提及：

我們的總部估計，在某一時刻，FFI向戰役提供的援助價值相當於15個步兵師的兵力，由於他們的幫助，我們在法國的快速推進大大加速了。

一個步兵師（DI）約有10000人。阻礙向DI的轉換有其局限性。如何轉換提供給盟友的信息？情報局試圖通過操縱SOE的普羅斯佩網絡來阻礙德國人？這個問題永遠不會有一個明確的答案：「抵抗的貢獻是決定性的嗎，這樣諾曼底建立的橋頭堡就不會被拋入海中？」

人們認為，抵抗運動的作用是不斷騷擾敵人和軍事情報。普羅旺斯登陸後，法國東南部地區比最初預測提前近三個月解放（里昂：70天，格勒諾布爾：83天），部分原因是法國內務部隊（FFI）的行動。1944年2月1日正式成立，在柯尼希將軍的指揮下，將所有內部抵抗組織聚集在一起。此外，如果沒有抵抗軍的情報和拖延行動，諾曼底登陸將更加血腥。

根據抵抗運動專家、歷史學家讓-弗朗索瓦·米拉希奧勒（Jean-François Muracciole）的說法，「抵抗運動法國實現自身解放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神話」，因為國內抵抗運動對盟軍在法國前進的嚴格軍事貢獻主要包括鋪設逃生路線、收集情報和破壞。

不過從巴黎開始的許多城市會在盟軍抵達前幾天部分解放，巴黎起義在盟軍到達之前五日開始。在利摩日，抵抗領導人喬治·甘古安（Georges Guingouin）推遲了共產黨發布的解放令，以便更好地適應盟軍的前進，從而減少損失。1944年夏天，在大規模抵抗的北加萊盆地，一場叛亂罷工摧毀了運輸線路和煤廠。

菲利普·馬松（Philippe Masson）給出的估計低於艾森豪威爾，但他堅持的觀點也排除了非直接軍事形式的抵抗，例如秘密媒體的製作，他認為，只有在向盟軍提供有效援助的情況下，才應考慮到這一點。

與法國、英國和美國特情局的對接

情報網絡的任務是收集具有軍事價值的情報：大西洋沿岸的軍事建築、駐紮在法國的國防軍部隊的兵力……中央情報和行動辦公室（BCRA）和英國各部門之間經常發生競爭，以聯繫能夠提供有趣情報的網絡。與此同時，旨在打擊敵方特工和侵蝕納粹的反情報服務正在加強。

第一批自由法國特工於1940年7月登陸布列塔尼海岸。正是芒西永中尉、聖雅克中尉、亞歷山大·貝雷斯尼科夫化名科維薩爾中尉和吉爾貝爾·雷諾化名雷米中尉毫不猶豫地與維希的反德軍事圈接觸，如喬治·盧斯陶瑙·拉考和喬治·格魯薩爾上校，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與他們關係密切。

在BCRA內部，有一個特別服務總局（DGSS），負責反間諜任務。

信息首先通過無線電發射機傳輸。

特別行動執行處的161組的萊山德聯絡機，位於坦米爾空軍基地，1943年

後來，當空中聯繫，特別是通過萊山德（Lysander）聯絡機的聯繫變得更加頻繁時，一些信息也會通過這些郵件傳遞。根據BCRA負責人帕西的說法，1944年，每天有1000份電報通過無線電傳輸，每周需要增加20,000多頁和2,000多張地圖。無線電操作員被稱為鋼琴家。在1943年夏天，德國測角車也在南部地區巡邏，發現了很多操作員。因此，正如讓-弗朗索瓦·米拉希奧勒提醒我們，按比例而言，損失最大的是網絡。

戰後，266個與BCRA直接相關的網絡得到認可，包括150,000名註冊特工。FTP情報機構被稱為FANA。它由夏爾·蒂永的姐夫喬治·拜爾領導。

中央情報和軍事行動局（BCRA）於1941年10月在戴高樂將軍的自由法國成立，專門從事情報和破壞任務。因此，由帕西上校（安德烈·德瓦夫蘭）在倫敦創建和領導的BCRA網絡位於外部抵抗和內部抵抗之間的邊界。

1940年6月，路易·德拉巴東尼（Louis de la Bardonnie）和他的一些同伴成立了聖母兄弟會，這是法國最早成立的兄弟會之一，與聯盟網絡一起，也是最重要的兄弟會之一。吉爾貝爾·雷諾，化名為「雷蒙德」（後來改為「雷米」）於1940年夏天被自由法國第二局派往該市，他將該組織命名為聖母兄弟會，以將其置於聖母的保護之下。

1940年12月21日，自由法國海軍第二局的海軍軍官奧諾雷·代斯蒂安·多爾夫被派往被占領區執行任務，在那裡他建立了由26人組成的寧錄網絡。他於1941年5月被捕，並於1941月29日在瓦萊里安山被槍殺。

方陣是一個法國抵抗網絡，由克里斯蒂安·皮諾於1942年在南部地區創建，先是在克萊蒙費朗，然後在里昂。其北部分支機構占領區方陣成為一個獨立的網絡，即「卡奧爾-阿斯圖里亞斯」，由卡瓦耶斯領導。

1943年，BCRA獲得了聯合抵抗運動（MUR）對其情報網絡的整合。高盧網絡就是這樣誕生的。

三個英國特勤局在法國境內活動：

特別行動執行處（SOE）成立於1940年7月，負責行動，軍情六處（情報局）負責情報，軍情九處負責越獄。

在SOE的框架內，有幾個部門控制法國地區的行動，主要是F部門、RF部門和AMF部門。

• F部門：1941年11月，莫里斯·巴克馬斯特（Maurice Buckmaster）被委託在沒有與自由法國進行必要協調的情況下運作的F部門（因此，法國的F部門網絡也被稱為「巴克馬斯特網絡」）。降落傘空降始於1941年5月，但直到1942年9月才開始發展。空降特工在法國招募了許多特工，他們在整個戰爭期間直接依靠英國。F區引起了戴高樂將軍的憤怒，他徒勞地要求將其撤銷。戴高樂無法忍受在自由法國控制之外的法國存在網絡。

• RF部門：創建較晚，與BCRA進行合作。

• AMF部門（地中海盟軍部門）：總部位於阿爾及爾，與吉羅派短暫合作後，開始為戴高樂派服務。

據英國歷史學家邁克爾·R·D·福特稱，在衝突期間，SOE向法國派遣了1800名特工，其中包括1750名男性和50名女性。四分之一的人被捕，這一比例很高，但低於其他國家：荷蘭比例有二分之一，比利時有三分之一。SOE特工武裝了250,000名法國抵抗戰士，並進行了有效的破壞行動。艾森豪威爾將軍估計，SOE的工作相當於五到六個加強師。

軍情六處（情報局）在法國建立了幾個網絡，並支持其他網絡，特別是聯盟。傑德·菲茨羅伊網絡和維希軍事情報官員選擇支持抵抗軍。此外，該服務與BCRA密切合作。特別是特勤局副局長克勞德·丹西（Claude Dansey）向帕西上校介紹了情報，並在整個戰爭期間與他保持着良好的關係。軍情六處專門負責情報，行動則有SOE壟斷。

最後，負責盟軍士兵逃亡的軍情九處正協助彗星等網絡。

美國戰略情報局（OSS）成立於1942年，其大部分業務在歐洲和地中海，軍事情報在太平洋戰爭中占主導地位，聯邦調查局負責拉丁美洲。OSS有三個分支機構：倫敦、日內瓦和丹吉爾。雖然前者與SOE合作，但OSS的政策不同於英國部門：美國人更願意幫助非戴高樂主義網絡，特別是那些受亨利·吉羅將軍領導或啟發的網絡。1942年11月，在阿爾及爾設立的國防特別服務機構設立了秘密珍珠港行動，OSS在不干預內部組織的情況下批准了該行動。

OSS向聯合抵抗運動（MUR）提議將自由法國提供的資金增加三倍，並在法國和瑞士之間建立過境網絡，以換取收集到的信息。當時負責MUR對外關係的皮埃爾·貝努維爾（Pierre Bénouville）同意在瑞士的OSS和MUR以及被占領區的MUR之間建立聯繫。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認為這是試圖打破自由法國的MUR；羅伯特·貝洛（Robert Belot）認為這是資金不足的邏輯後果，隨後英國服務部門拒絕提供資金。讓·穆蘭強烈反對這項協議，但在他死後，該協議最終被執行。

美國機構在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和莫里斯·皮諾（Maurice Pinot）的全國戰俘集會上遇到的困難較少，該集會由OSS通過皮埃爾·德·貝努維爾（Pierre de Bénouville）資助。長期以來，OSS一直對戴高樂有所保留，最終在1944年中期的報告中指出，他「被認為是當時唯一可能的政治領導人」。

1944年，SOE和OSS創建了「傑德堡」任務，由三名男子（一名法國人、一名英國人和一名美國人）組成，他們在諾曼底和普羅旺斯登陸後穿制服跳傘，以幫助當地的馬基。

政治方面

1946年，四分之三的議員是抵抗運動的積極成員，該運動通過全國抵抗委員會（1944年3月15日）的計劃，發起了法國社會契約的重建，導致了法國解放運動的重大經濟和社會改革：醫療保險和退休保險、國有化、未成年人地位和公務員地位、工作委員會等。

抵抗也改變了政治局勢，甚至在解放前就賦予自由法國的頭號人物戴高樂將軍合法性，並在1944年夏天避免該國的任何外國託管。選舉立即舉行，自由新聞的出現促進了選舉，這一自由新聞已經走出了秘密。市政和國家政治精英的全面更新不斷發生。然而，許多前抵抗戰士後來表現出他們的痛苦，因為他們無法像他們希望的那樣徹底改變社會和政治生活，遠遠超出共產主義隊伍：克勞德·布爾代（Claude Bourdet）或亨利·弗雷奈（Henri Frenay，戰鬥組織的首領）等抵抗領導人就是這樣。後者與解放運動領導人伊曼紐爾·達斯蒂耶·德拉維熱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和其他抵抗運動領導人一樣，希望成立一個偉大的「抵抗黨」，並接管公共生活，因為1940年在即將結束的第三共和國時期，政黨直接破產，而且大多數政黨在抵抗運動中不存在。此外，軍隊抵抗組織在入侵自由區後將前士兵聚集在吉羅將軍周圍，斷然拒絕「參與政治」。

讓·穆蘭不得不與皮埃爾·布羅索萊特（Pierre Brossolette）或亨利·弗雷奈（Henri Frenay）進行一場漫長的鬥爭，以使各政黨加入全國抵抗委員會（1943年6月）：盟軍無法理解他們的缺席。監獄裡的萊昂·布魯姆（Leon Blum）強調，政黨對民主至關重要，任何取消政黨資格和取代政黨的企圖都將回到20世紀30年代和維希時期反議會主義的泥潭和威權主義誘惑的破壞。

根據歷史學家丹尼爾·科迪耶（Daniel Cordier）的說法，在解放後的幾年裡，抵抗運動未能通過自己的政治組織繼續下去，這引發了長期的爭議，特別是考慮到第四共和國帶來的失望。事實上，PCF、SFIO和MRP將在解放後的法國發揮關鍵作用，然後壟斷議會席位，直到1951年成立於1947年的戴高樂黨取得突破。

共產主義抵抗

1943年在隆瑞莫會面的PCF秘密秘書處

1941年以前

1939年9月26日，在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和蘇聯入侵波蘭後，共產黨被勒令解散。從那時起，黨的機器一直隱藏着。

1940年夏天，PCF領導層與德國占領軍聯繫，以獲得《人道報》的復興。莫里斯·特雷昂（Maurice Tréand）、讓·卡特拉斯（Jean Catelas）和律師羅伯特·福瓦桑（Robert Foissin）在里爾街（rue de Lille）的辦公室會見了希特勒駐巴黎特使奧托·阿貝茨（Otto Abetz）。這項將持續一個月的倡議很快遭到黨內政要的譴責，但從未破壞其進程。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在從莫斯科發出的電報中譴責了羅伯特·福瓦桑（Robert Foissin）的行為，他在假戰中逃離莫斯科。但羅伯特·福瓦桑被排除在外，他在被排除後仍然是蘇聯大使館和蘇聯貿易代表的律師。

1940年9月，共產主義者雅克·德庫爾、喬治·波利澤爾和雅克·所羅門建立了第一個大學抵抗網絡。他們出版了自由大學和自由思想，其特點是批評占領者。在法國警方的追捕下，他們於1942年2月被捕，遭受酷刑，並於1942月在瓦萊里安山被槍殺。第二份出版物的另一位撰稿人，哲學家瓦倫丁·費爾德曼，將於1942年7月在同一地點被槍殺。

共產主義學生與其他運動一起參加了1940年11月11日在巴黎舉行的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示威。但共產主義組織非但沒有宣稱這一自發的事實，反而脫穎而出。

1940年12月，PCF巴黎地區和共產主義青年簽署了一份長篇傳單，敦促學生不要在與占領者的正面鬥爭中迷失方向：「確保法國獨立意味着讓這個國家擺脫英帝國主義[…]。法國將再次獲得自由和獨立，而不是通過戰爭，而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

根據歷史學家的說法，德國戰爭機器在「至關重要的地區」的煤礦中尋求「最大產量」，1941年5月底至6月初，在北部省和加萊海峽省，在共產主義武裝分子的監督下，約10萬名礦工發動了長時間罷工，導致煤炭產量下降。

這次罷工是法國第一次集體抵抗納粹占領的行動之一，在礦業公司的同謀下罷工遭到暴力鎮壓，導致近400人被捕、處決和驅逐250多人，其中一半死於集中營。

整個1940年，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促使成立了一個特別組織（OS），將秘密共產主義組織聚集在一起。在1940年7月10日的呼籲中，法國共產黨呼籲成立一個爭取法國解放和獨立的民族陣線，儘管文本中沒有提到抵抗德國。直到1941年5月蘇聯和納粹德國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它才最終建立。然而，在1941年5月和6月，共產黨的軍事力量仍然非常薄弱，特別是因為BCRA拒絕交出武器。

很難認為共產黨早在1940年就開始抵抗占領軍，無論戰後聲稱什麼。作為蘇聯外交動盪的俘虜，該黨幾乎沒有從中脫穎而出，1939年8月至1941年6月期間所遵循的路線集中於工會行動和打擊「反動派」，即維希法國政權，同時保留了蘇德條約中所要求的占領。少數開始對占領者進行智力抵抗的武裝分子是該政黨的自由電子，並導致該黨與莫斯科的關係停滯不前。

1941年以後

德國製作的宣傳海報，對FTP-MOI進行污名化

1941年6月22日，阿道夫·希特勒發動了旨在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這一天標誌着法國共產黨通過其領導層對納粹占領者的承諾，儘管早在1941年5月，數百名武裝分子就已經領導了礦工的大罷工，特別是國際旅的波蘭人，他們在1940年9月發動了對維希政權的爆炸襲擊，激發了英國支持的希望。

1941年8月，共產主義者皮埃爾·喬治（Pierre Georges，化名法比安上校）對一名德國軍官進行了第一次象徵性襲擊，即巴爾貝斯地鐵襲擊。共產主義者迅速發展了一場武裝抵抗運動，由夏爾·蒂永領導的法國游擊隊（FTPF）。FTPF對非共產主義者開放，但仍處於共產主義控制之下。1941年5月由PCF創建的國民陣線也是如此，這是一場由專業組織的政治抵抗運動，已成為法國最大的抵抗運動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抵抗運動。

共產黨人通過其組織能力在抵抗納粹占領者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更接近法國國內抵抗運動和自由法國的其他運動：1943年中期，國民陣線參加了全國抵抗委員會（CNR）。由奧古斯特·勒庫爾（Auguste Lecœur）領導的秘密法共組織獲得了權力，直到它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CNR，然後控制了法國內務部隊的國家指揮部。

從多年來在CGT內部創建的移民勞工之手（MOI）開始，PCF將活躍在東南部（格勒諾布爾、里昂、馬賽）的FTP-MOI加入FTPF，並通過巴黎分部，該分部在1942-1943年是法國最活躍的武裝抵抗運動，每兩天進行一次武裝行動。它的參與者是共產主義外國人，主要是無國籍的猶太人，特別針對納粹的目標。「馬努欽集團」僅在巴黎市就發動了約150起襲擊事件，其中包括法國強制勞動服務局局長尤利烏斯·里特將軍被處決。在巴黎牆上張貼紅色告示後，它成為國內抵抗的象徵，當局抓捕了其中10人，包括4名波蘭人，然後處決了大部分成員。

1942年至1943年形成的利穆贊馬基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其創始人、共產主義者喬治·甘古安（Georges Guingouin），他從1940年開始組建了幾個小團體，隨後在混合控制下運作。甘古安始終保持着對PCF領導層的高度獨立性，並將抵抗者安全固有的隔離規則置於黨的紀律之前。

在由全國抵抗委員會（CNR）成立的軍事行動委員會（COMAC）並協調指揮法國內務部隊的三位主要領導人中，有兩位是共產主義者（皮埃爾·維永和莫里斯·克里格爾·瓦里蒙），第三位是讓·德·沃蓋。

共產主義者也參與非共產主義抵抗運動。他們往往是戰前在黨的機構中沒有中心地位的激進分子，他們被剝奪了與地下黨的聯繫，有機會加入另一個運動。該黨隨後鼓勵他們留在這些組織中。例如，讓-皮埃爾·韋爾南（Jean-Pierre Vernant）是一名學者，他以西南部九個省的FFI負責人的身份結束了戰爭，他拒絕蘇德條約，加入了南部解放運動。

社會主義抵抗

馬克·勒皮勒爾之墓，他是來自拉庫爾訥沃的社會主義者，法國內務部隊戰士，1944年被捕殺害

在抵抗運動中，社會主義者的知名度較低，因為與共產主義者不同，他們很少將黨的重建與堅持抵抗運動聯繫起來。社會主義抵抗更加分散，主要是因為SFIO本身比PCF結構更鬆散，更依賴地方民選官員和幹部。歷史學家洛朗·杜祖（Laurent Douzou）指出，「社會主義激進分子在運動隊伍中的大量活躍存在」，矛盾的是，「其效果是在人們的腦海中降低了他們黨派抵抗的現實」。2006年出版的《抵抗歷史詞典》指出，「社會主義者在抵抗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的武裝分子或同情者、幹部和民選官員從一開始就參與了許多秘密運動。」

1940年夏天，讓-巴蒂斯特·勒巴斯（Jean-Baptiste Lebas）和亨利·里比埃爾（Henri Ribière）等社會主義激進分子開始抵抗。1940年夏末，丹尼爾·梅耶（Daniel Mayer）受萊昂·布魯姆（Léon Blum）的委託，重建了保羅·福爾（Paul Faure）休眠的SFIO。1941年3月，丹尼爾·梅耶（Daniel Mayer）與蘇珊娜·比松（Suzanne Buisson）和費利克斯·古安（Félix Gouin）等其他社會主義活動家在尼姆成立了社會主義行動委員會（CAS）。1941年1月，勒巴斯為北部-加來海峽省（行政上隸屬於比利時）創建了一個CAS，1940年9月成立的另一個CAS涵蓋了北部地區。1942年，停刊兩年的社會主義報刊《人民報》再次秘密出現。同年，安德烈·菲利普成為自由法國內政部的國家專員，費利克斯·古安在倫敦代表社會黨加入夏爾·戴高樂。

在阿爾及利亞，抵抗團體已經成立。他們由社會主義激進分子和極左翼激進分子組成。他們將成為1942年11月8日（火炬行動）的同伴之一，然後前往倫敦、巴黎、法國西南部和科西嘉島。里奧姆審判後，社會主義抵抗者的熱情和人數增加。南部CAS於1943年3月成為秘密SFIO。CAS於6月合併。皮埃爾·布羅索萊特（Pierre Brossolette）來自SFIO，在聖母兄弟會的活動中，他與南部CAS和秘密SFIO保持聯繫。

社會主義激進分子在北部解放運動、該運動產生的情報網絡（方陣、科奧爾-阿斯圖里亞斯）和加斯頓·德費雷（Gaston Defferre）的布魯圖網絡中占據主導地位，這是秘密SFIO與自由法國和內部抵抗運動的主要聯繫。在整個戰爭期間，由於社會黨人（如雅克·皮埃特和居伊·摩勒）的參與不斷增加，以及創始成員被捕，民事和軍事組織（CMO）從右翼滑向社會主義。另一方面，社會黨人越來越多地參與南部解放運動，他們幾乎占成員的一半，這反映出政治影響力下降。

一些SFIO議員在抵抗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包括讓·比翁迪、讓·布埃、埃杜阿爾·弗羅芒、盧西安·於塞爾、儒勒·莫什、讓·皮埃爾·布洛什、唐居·普里讓和羅伯特·莫熱。弗朗索瓦·卡梅爾和馬克思·多姆瓦被殺害。讓-巴普蒂斯特·勒巴斯、伊西多雷·蒂夫里耶、克勞德·若德利和奧古斯丁·馬爾盧在被驅逐出境時死亡。在社會主義抵抗者中，也有裝置人，如在貝爾根-貝爾森去世的社會主義日報《人民地下報》編輯阿梅德·迪努瓦（Amédée Dunois）。

作為解放夥伴的SFIO抵抗戰士包括安德烈·布瓦耶、馬夏爾·布里古萊克斯、皮埃爾·布羅索萊特、讓·克勞德·卡里耶、尤金·沙旺、埃德蒙·德博馬謝、阿爾貝爾·福塞-弗朗索瓦、讓·邁雷、艾米麗安娜·莫羅·埃弗拉爾、埃德蒙·內斯萊爾、勒內·佩特斯、雅克·皮埃特、莫里斯·普朗蒂耶、加布里埃爾·蒂埃里和皮埃爾·維埃諾。

在里昂地區，社會主義工人和農民黨的武裝分子於1940年成立了由瑪麗·加布里埃爾·富熱爾領導的抵抗運動起義者。該運動秘密出版了26期報紙。

右派、極右派和維希抵抗

喬治·盧斯陶瑙-拉考

喬治·格魯薩爾將軍

一些溫和派（或中右翼）民選官員在地方甚至國家層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如萊昂內爾·德·穆斯蒂耶和約瑟夫·拉尼埃爾。

正如法蘭西行動的創始人夏爾·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所說，共和國的垮台對他來說是一個「神聖的驚喜」，極右翼圈子的很大一部分非常歡迎維希的新政權。但他們的民族主義也促使一些「國民」從1940年6月開始參與反對占領者的鬥爭，如丹尼爾·科迪耶（Daniel Cordier）（他最終與極右翼決裂，在戰爭結束時成為左翼人士），成為讓·穆蘭的秘書，或雷米上校（吉爾貝爾·雷諾），他是最著名的情報網絡負責人之一，也是聖母兄弟會的創始人，該網絡已經由路易斯·德·拉·巴多尼（Louis de la Bardonnie）組成，而其他人則參與合作運動或居住在維希的貝當周圍。

喬治·盧斯陶瑙-拉考和瑪麗·瑪德萊娜·福卡德（Marie Madeleine Fourcade）成立了聯盟網絡，而來自維希特勤局的格魯薩爾上校於1942年11月後前往瑞士，為英國人建立了「吉爾伯特網絡」。1941年1月被任命為維希政權全國委員會成員的德拉羅克上校建立了Klan網絡，該網絡與Abili網絡相連，而Abili網絡又與英國情報局有關聯。皮埃爾·德·貝努維爾（Pierre de Bénouville）最初是一名元帥，與亨利·弗雷奈（Henri Frenay）一起成為戰鬥領導人之一。部分極右翼武裝分子或者戰俘在獲釋或逃跑後開始抵抗，如雅克·雷努萬（Jacques Renouvin），他創立了戰鬥運動的自由團體，或阿德里安·薩杜爾（Adrien Sadoul）。

歷史學家讓-皮埃爾·阿澤馬（Jean-Pierre Azéma）創造了「維希抵抗者」一詞，以描述那些在相信貝當（元帥）或或多或少熱情地接受維希政權及其國家革命（貝當主義）之後，或多或少短暫地「沒有回歸精神」脫離維希政權並加入抵抗運動的人。這一類別並不完全涵蓋強硬右翼和極右翼。前蒙面者克勞德·埃蒂爾·德·布瓦斯蘭貝爾於1940年夏天加入戴高樂，而PSF的夏爾·瓦蘭直到1942年才投靠倫敦。莫里斯·里波舍（解放運動創始人）最初捍衛了一個與維希非常相似的政權，但將領土解放置於一切之上，並沒有進入貝當主義政府，並於1941年向左翼開放這場運動。「維希派抵抗」一詞有時涉及模糊和有爭議的軌跡。極右翼活動人士可繼續支持維希，並在整個占領期間在通敵報紙上發表文章，但他們主張開放他們的雙重遊戲和秘密行動，如塞爾日·讓內特（Serge Jeanneret），他是法國行動組織的成員，也是PPF的成員，被授予抵抗運動志願戰士十字勳章。維希法國的部長們在解放後因指控不足和抵抗行為而被解僱，比如弗朗索瓦·萊伊德（François Lehideux），但據稱他保護了民事和軍事組織（CMO）的成員。

嚴格地說，維希抵抗運動沒有結構，除了組成它的不同重要性的群體之外

與其他抵抗網絡的對抗有時是激烈的：與格魯薩爾上校有過一段時間關係的反維希抵抗運動很快就失去了信心，並在1941年4月後切斷了聯繫。事實上，維希政權倡導的國家合作在維希抵抗者中引發了一種基本的認知失調，他們試圖通過一切手段消除這種失調。根據定義，合作和抵抗是不可調和的：這一矛盾的解決屬於話語和想象的秩序。因此，出現了「被壞顧問包圍的好君主」、「雙重遊戲」和國家元首的「親密思想」的表現。某種現實主義傾向使這一知識框架變得脆弱，因為事實、政策和元帥支持合作的聲明不斷考驗它。因此，維希抵抗運動最終傾向於愛國主義，如果不是反德民族主義的話，並希望看到法國大都市從德國占領下解放出來，而不是戰前的仇恨對象（如共濟會、議會主義、左翼、共產主義、猶太人和共和國）。考慮到只要法國繼續被占領，民族革命所吹噓的法國的復興和重生就不可能發生。特別是因為通敵者、維希政權和德國政策已經演變為某種激進主義，例如，從1941年開始實施強制勞動服務或反猶太主義圍捕。

參見

• 法國內務部隊
• 全國抵抗運動委員會
• 自由射手和法國游擊隊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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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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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arta Encyclopedia – History of France – The Resistance (Archived 2009-10-31)
• Spartacus Educational – The French Resistanc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Geocities.com – Jean Moulin and the French Resistance，存檔於網際網路檔案館（存檔日期 October 27, 2009）
• SOE Agents in France – Secret agents sent to work with the French Resistanc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Northwest Historical Association – Building the French Resistance Movement, 1940–1944
• Order of the Liberation – Chronology 1940–1945
• European Resistance Archive – Video Interviews with Resistance Members
• Pierre Albert – The Journalism of the French Resistanc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 Rebecca Halbreich, The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 Women in the French Resistance
• 短片 School for Danger (1943) 可在互聯網檔案館自由下載
• European Centre of Deported Resistance Members – History and memory of the European Resistance movements and deportation.
• "Ambush at Thorame-Haute: archaeological traces of a fifteen minute Ambush by the French resistance"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by Jean-Loup Gass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