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產國際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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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 | 公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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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完成日 | 1936年10月23日 |
| 簽署日 | 1936年11月25日 |
| 簽署地點 |  德國柏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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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導火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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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產國際協定》（又稱防共協定，德語：Antikominternpakt，日語：防共協定）是德國與日本在1936年11月25日簽訂的反對共產國際及蘇聯的協定，由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和日本駐德國大使武者小路公共簽署[1]:188–189。此協定後來陸續有其他國家加入。在1937年至1940年間簽署國只有義大利、匈牙利、滿洲國和西班牙國。1941年時，這個協定的簽署國包括了保加利亞、汪精衛國民政府、克羅埃西亞、丹麥保護國、芬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2]:49。
協定包括3條正文、附屬議定書和秘密附屬檔案。主要內容有：締約國相約互通關於共產國際活動的情報，並緊密合作，協定和採取必要的防止措施；對「受共產國際威脅的第三國」採取防止措施，或共同邀請其加入本協定；設定常設委員會，協定反共事宜。秘密附屬檔案規定：當締約國一方遭到蘇聯進攻或進攻威脅時，另一方不得採取任何有利於蘇聯的行動並立即商討「保護共同利益」的措施；未經雙方同意，不得與蘇聯締結違背本協定精神的任何政治條約。該協定的簽訂是德、日、意法西斯為擴大對外侵略相互借重力量的產物，標誌著軸心國的初步形成。
簽署國日本曾希望《反共產國際協定》能有效地成為一個反對蘇聯的聯盟，但這是蘇聯人的看法。它還有一項秘密附加議定書，其中規定了專門針對蘇聯的德日聯合政策。 然而，在法西斯義大利加入該條約，特別是在《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簽訂德蘇和解後，它也逐漸獲得了反西方和反英國的身份。
1939年8月，由於《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日本與德國拉開了距離。《反共產國際協定》之後，1940年9月又簽訂了《三國公約》，該公約將美國，而非蘇聯，確定為主要威脅。但到了1941年12月，《三國公約》也實際失效。《反共產國際協定》隨後於1941年11月續簽，並且有幾個新成員加入該公約。納粹德國將簽署《反共產國際協定》視為「忠誠的試金石」。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反共產國際協定》隨之消亡。
背景[編輯]
德國[編輯]
反共產國際[編輯]
反共產國際，官方名稱為德國反共聯合會總協會[3]:576，是約瑟夫·戈培爾於1933年成立的德國機構[3]:573。其活動包括抹黑共產主義，抹黑蘇聯，推動反猶太主義宣傳，爭取國內外對納粹政策的支持[3]:574。它隨後被置於阿道夫·埃爾特博士的領導之下。在埃爾特的領導下，共產國際因信奉無神論而被譴責為「無神」的[3]:581。從1936年7月開始，西班牙內戰成為反共產國際出版物的主要焦點[3]:580。
1936年發行的《世界布爾什維主義》是該組織的重要出版物，該書將各種反共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陰謀論聯繫起來。但此書沒有在德國發行，以避免書中的各種描述與德國國家宣傳之間的衝突[3]:581。
英德海軍協定[編輯]
1935年6月18日，英國和德國簽署了《英德海軍協定》，這讓日本感到意外。它標誌著阿道夫·希特勒為改善兩國關係而進行的一系列嘗試的開始。在希特勒看來，與英國的積極關係將削弱英國的盟友法國和義大利（當時仍是德國的競爭對手），並遏制蘇聯。希特勒後來還派遣里賓特洛甫前往倫敦，具體任務是確保英國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並且表示英國加入該公約是他的「最大願望」。[4][5]
在日本，人們對該條約持懷疑態度。1935年7月4日，武者小路公共在一次大使館會議上表示，日本匆忙與德國結盟是不明智的，因為他將英德海軍協議解釋為德國試圖與英國結盟。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美國和英國一直對日本懷有敵意，如果德國最終選擇與英國合作而不是與日本合作，日本可能會被孤立。[6]
德國外交政策中相互競爭的權威和意識形態[編輯]
德國外交政策的執行名義上由康斯坦丁·馮·諾伊拉斯的外交部負責，但實際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領導了。在那裡，他可以獨立於外交部執行希特勒的個人外交政策請求。這造成了兩個軍種之間的競爭。[6]雖然希特勒青睞里賓特洛甫作為其個人外交政策的擁護者，但他至少在最初保留了諾伊拉特的職業外交官隊伍，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政府在國外的外交合法性。日本駐柏林武官大島浩是反共產國際條約談判中日本方面最重要的一個人，他將德國的外交服務結構解釋為「只有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決定外交政策，因此與他們的下屬交談毫無用處」。因此，大島浩試圖將談判的任何重要步驟直接送到里賓特洛甫或希特勒的辦公桌上。[7]
里賓特洛甫是希特勒選擇的個人外交官，但他個人對地緣戰略外交的看法與希特勒在20世紀30年代末截然不同。希特勒主張對英國採取友好政策以消滅蘇聯，[4]而里賓特洛甫將西方盟國視為德國的主要敵人，並設計了德國的大部分外交政策，包括《反共產國際公約》，目的是遏制大英帝國。[8]當談到日本時，里賓特洛甫認為，日本作為蘇聯的主要對手，但也可以轉向蘇聯，從而使日本成為里賓特洛普反英聯盟的合作夥伴。[8]
1933年底，德國開始選擇與日本結盟，違背了傳統上親華的德國外交部和廣大德國公眾的意願。[9]
德蘇戰爭間條約[編輯]
威瑪共和國時期，德國與蘇聯簽訂了重要條約，包括1922年的《拉帕洛條約》和1926年的《柏林條約》。
在1936年11月25日簽署《反共產國際公約》當天的一份照會中，里賓特洛甫通知武者小路公共，根據秘密附加議定書，德國政府認為這兩項條約的條款無效。武者小路公共在同一天回覆說，日本政府對德國的立場表示「真誠的滿意」。[10]這是日本政府堅持的結果，尤其是在1936年7月24日的一次請求中，澄清了該條約的任何一方與蘇聯之間過去雙邊條約的影響。[11]
日本[編輯]
1919年種族平等提案，1922年華盛頓海軍會議[編輯]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站在獲勝的協約國一邊。然而，作為1922年華盛頓海軍會議的一部分，美國和英國成功地通過條約限制了日本的海軍力量，並迫使日本交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中國取得的成果。儘管東京在會議期間獲得了一些優勢——它在太平洋上與美國和英國平分秋色，有權建立一支超過法國和義大利海軍的海軍，並被公認為世界上唯一的非西方殖民大國——但該條約在日本不受歡迎。日本民族主義者和日本帝國海軍譴責了該條約的限制性方面。[12]
在文化上，1922年的《華盛頓條約》被視為西方列強的又一次背叛，此前日本在國際聯盟下保障種族平等的提議在1919年被拒絕。[13][14]日本在20世紀20年代經歷的經濟衰退進一步加劇了這種國恥感，1927年日本昭和金融恐慌和1929年大蕭條就是例證，這場危機也造成了政治不穩定和若槻禮次郎第一屆內閣的倒台[11]。德國歷史學家Bernd Martin將華盛頓海軍會議稱為「日本的『凡爾賽』」。[15]
日本社會軍事化與侵華[編輯]
1931年9月18日的奉天事變開始了1931年至1945年間日本在亞洲的侵略時期，有時被稱為十五年戰爭。[16]
歐洲列強對日本進攻中國的外交反應不足以阻止日本的前進，儘管中國繼續向國際聯盟發出呼籲。這次襲擊之前沒有東京的中央命令，而是關東軍領導層的自主決定。[15]被日本指揮官限制在中國東北部，希望這足以讓歐洲的反應保持冷淡，從而進一步推進日本的進攻。事實證明，這一估計是準確的，尤其是英國非常樂意讓日本在滿洲繼續前進，只要英國在中國南部和中部的利益不受干擾。即使在1932年1月28日的上海事變之後，英國人對日本的事業總體上仍然是友好的，對中國的援助也漠不關心。為數不多的例外是英國為實現上海市本身的和平所做的努力，英國在上海擁有直接的經濟利益。
另一方面，日本對滿洲國的綏靖在英國被視為一個積極的發展，最終將有助於驅散土匪活動。[16]1932年2月，日本在中國東北部建立了一個傀儡國家，滿洲國帝國，名義上由被廢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領導。[17]
《利頓報告》將滿洲衝突的責任牢牢地歸咎於日本人之後，英國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在1932年12月7日的演講中沒有譴責日本，隨後贏得了日本政治家的青睞，如松岡洋介，他認為英國方面的冷淡反應進一步鼓勵了日本人在中國的發展。1933年2月，由於利頓報告，日本退出了國際聯盟。
塘沽停戰結束了滿洲的敵對狀態，但日本在中國的野心尚未得到滿足。1933年至1936年間，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奉行「廣田的友好外交」——廣田和友外交。根據1934年的阿毛主義，日本將自己視為整個東亞的保護力量，反映了1823年門羅主義下美國在美洲的作用。這種姿態再次得到了歐洲列強的允許，內維爾·張伯倫甚至試圖在1934年談判一項英日互不侵犯條約，以改善英國與日本的關係。[16]廣田的外交政策領導層秘密地為日本外交設定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目標。這包括滿洲國的工業建設，通過征服從華北獲得資源，征服西太平洋和東南亞，以及為對抗蘇聯的戰爭做準備。
1934年10月，日本軍隊出版了一本名為《國防的本質和加強國防的建議》的小冊子，直接反對東京文官政府同時（至少是半心半意）試圖進行的外交和解（以前首相志原的名字命名為「志原外交」）。這本小冊子要求外交和國內政策的各個方面完全服從於「國防」和國家為全面戰爭做準備的包羅萬象的問題。它進一步譴責「合作外交」，讚揚日本退出國際聯盟的決定，並呼籲日本接受自己的命運，制定未來100年的偉大計劃。
軍方隨後繼續在沒有事先與文官政府協調的情況下出版帶有公開政治內容的小冊子。1936年11月，大約在《反共產國際公約》締結的時候，陸軍小冊子《完善軍隊的準備和所需的精神》主張加強軍隊，並公開呼籲改革文官政府和日本國家，以更好地適應軍隊的目標[11]。
關於日本外交政策的國內權力鬥爭[編輯]
日本歷史學家石田健將日本帝國的制度稱為「沒有頂點的圓錐體」。日本帝國陸軍（IJA）、日本帝國海軍（IJN）和日本外務省都有自己的議程，關於日本應如何調整其外交政策。日本的制度是高度傳統的，以裕仁天皇的精神和社會文化價值為基礎，它也涉及到朝廷，作為這三個敵對團體與天皇之間的緩衝，這使裕仁能夠逃避對該制度可能產生的任何失敗和挫折的直接政治責任。[18]
日蘇漁業條約談判與邊界爭端[編輯]
在談判《反共產國際公約》時，日本政府也在與蘇聯政府就日本海捕魚權進行談判。由於《反共產國際公約》在德國和日本之間針對蘇聯的秘密附加議定書是禁止任何一個國家在未經《反共產主義公約》另一方明確同意的情況下與蘇聯簽訂政治條約，日本大使武者小路公共擔心該公約是否會對日蘇談判產生影響。他在11月25日條約簽署後給里賓特洛甫的一封信中詢問了這一問題，還提到了日本控制的滿洲國與蘇聯之間的邊界問題。里賓特洛甫證實了德國政府的同意的意見，即日本是自治的，可以自由處理在同一天的答覆中提到的問題。[19]
德國與日本的思想異同[編輯]
《反共產國際公約》與其說是一項實際的政治承諾，不如說是一份聲明，該聲明是一種相互的意識形態結盟和外交依賴。[20][21]這兩個國家都有非常具有政治意義的種族意識形態的例子，德國的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和日本的大川周明成為了主要的種族主義理論家。1933年納粹掌權後，羅森堡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成為黨內的核心人物，而大川周明的支持者則更為有限。大川周明的主要支持者是年輕的民族主義軍官，尤其是1931年煽動日本首次入侵中國東北的關東軍軍官。[15]1936年末，二宮武夫出版了頗具影響力的外交政策小冊子《指導日本外交的獨特原則》，進一步推動了大川的工作。在這本小冊子中，武夫圍繞基於傳統日本精神價值觀而非西方帝國主義的種族正當擴張主義政策，闡述了日本外交的長期發展方向。Nimiya的小冊子在20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即將進入日本國家政治的年輕官僚和學生中尤其受歡迎。[22]
德國和日本媒體廣泛報導了共產主義，並將其視為顛覆德國和日本精英政治的真正威脅。由於日本對徹底的軍事同盟持保留態度，《反共產國際公約》被概念化為反共協議，而不是徹底的軍事聯盟。[6]然而，日本軍事機構擔心蘇聯軍事實力的增長，早在1929年，日本駐歐洲武官就專門召開了關於蘇聯潛在威脅的會議，討論潛在的對策。[7]1936年8月8日，日本政府發布了一份內部文件，明確證明德日同盟是對蘇聯在亞洲構成的日益嚴重的威脅以及日本和德國在蘇聯問題上的利益密切相似的回應。這份文件還透露了將其他歐洲、伊斯蘭和亞洲國家納入反蘇公約的意圖，並特別指出波蘭是加入該公約的潛在候選國。[23]
日本和德國運動都厭惡國際聯盟，兩國都在1933年退出了國際聯盟。這兩個國家的外交對手名單相似：英國、美國和蘇聯。
雖然德國和日本關於雅利安人和大和人優越性的種族意識形態分別顯示出相似之處，但從邏輯上講，這些相似之處應該會降低結盟的可能性，因為這兩個國家的法西斯主義者認為彼此在種族上處於劣勢。事實上，希特勒的《我的奮鬥》特別將日本人列為三個文化層次中第二個種族群體的例子，這是從最高的雅利安人種族中退出來的。[24]為了防止德國種族主義思想導致外交複雜化，德國在國家控制的媒體上的種族主義宣傳偏離了日本人民的話題，以免激怒日本。[25]
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編輯]
1935年7月，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根據季米特洛夫1934年在法國和奧地利的經歷向蘇聯政府提出的建議，共產主義國際徹底改變了共產黨在民主制度中的路線。共產主義運動沒有將民主和法西斯政黨視為政治聯盟（社會法西斯主義），而是被鼓勵與左翼和中間派勢力結盟（人民陣線的政策），以防止右翼勢力得勢。[26]
在外交上，第七屆世界大會還提出了蘇聯的「集體安全」政策，蘇聯將試圖與西方民主國家結盟，以對抗法西斯政權。第七屆世界大會特別宣布法西斯德國和僅次于波蘭的日本是世界上主要的戰爭煽動者之一。[26]
這一宣言加速了里賓特洛甫爭取德日聯盟對抗蘇聯的努力，或者至少承諾在其中一個國家之間發生戰爭時不支持蘇聯。[25]共產國際政策的這種變化也使歐洲法西斯分子迫切需要阻止左翼民眾陣線的加強。[27]
中國在德日關係中的作用[編輯]
中華民國是德國的重要夥伴，但也是日本帝國的死敵，因為日本在1931年入侵了滿洲。儘管里賓特洛甫希望讓中國和日本都參與他的反共集團，[28]但持續的敵對行動和最終爆發的戰爭使德國的矛盾立場，包括中德軍事合作以及亞歷山大·馮·法爾肯豪森和其他蔣介石軍事顧問的地位，成為兩個亞洲國家的嚴重關切。此外，中國是德國企業在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6]中國也受到德國軍事機構和軍火工業的青睞，因為中國軍隊是德國軍火製造商和重工業的重要客戶，例如當時國民黨的軍隊有一部分是德械師，即裝備德國武器和裝備的軍隊。中國對德國的出口，包括錫和鎢的出口，也被視為至關重要。
在擔任日本駐德國大使期間，武者小路公共將破壞德中經濟和外交關係作為自己的目標之一。在德國的外交事務中，里賓特洛甫傾向於與日本合作，而諾伊拉斯則傾向於與中國結盟。[29]
關於德國在中日之間的外交矛盾，德國外交部門的一個主要問題是承認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後在滿洲國建立的日偽國家。德國駐東京大使赫伯特·馮·德克森從1934年初開始建議承認滿洲國，這將清楚地表明德國支持日本擴張主義，並會擾亂德國的中國夥伴。由於中國政府可能會感到憤怒，而蘇聯政府可能會對德日協約試圖包圍的潛在看法感到擔憂，這種對滿洲國的承認最初遭到了諾伊拉特和外交部的反對。作為對承認滿洲國最初請求的回應，德克森被指示避免「與日本建立任何可能使德國被懷疑希望對俄羅斯提供援助的密切關係」。德國對任何針對蘇聯的進攻都持謹慎態度，這源於柏林的印象，即1934年日本受到外交和軍事包圍的嚴重威脅。具體而言，德克森還被指示密切關注日本和蘇聯之間潛在戰爭的任何跡象，德國人認為，如果戰爭爆發，蘇聯可能會得到西方民主國家的援助，儘管這場潛在的戰爭並沒有立即到來。無論如何，德國外交部門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捲入這樣的衝突。[30]
就日本而言，到1934年，日本的政治和軍事機構也不太確定希特勒新政府在德國的作用，東京認為希特勒新政府將試圖與蘇聯保持和平關係，避免與莫斯科的敵人公開結盟。日本感到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德國和中國之間的密切關係造成的，而德國和中國又被視為蘇聯對抗日本的盟友。
1938年，在日本的壓力下，法爾肯豪森違背自己的意願被召回德國。1941年12月9日，在日本襲擊珍珠港和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最終以德國和義大利支持日本侵略為由，向德國和義大利以及日本宣戰。[31]
法國的不穩定[編輯]
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國內局勢不穩定。這為法國的競爭對手，尤其是德國，提供了擴大影響力的機會，同時削弱了法國的歐洲夥伴，如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
在法國人民陣線的支持下，萊昂·布魯姆的內閣於1936年6月掌權。法國國內的社會不穩定和政治暴力使得法國政府在運用法國廣泛的外交和軍事權力時小心翼翼，效率低下。[32]希特勒預計法國的人民陣線會導致類似西班牙內戰的局面，他於1936年10月6日向法國大使公開宣布，德國不會將共產主義接管法國視為國內事務。
在法國的外交政策中，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引起了人們對法國在東歐聯盟體系穩定性的擔憂，導致法國對蘇聯的重新調整，最終形成了1936年的《法蘇互助條約》。
德國、義大利和蘇聯參與西班牙內戰[編輯]
在西班牙內戰中，德國支持民族主義者，支持蘇聯共和黨人，這增強了德國領導層的緊迫感，即建立某種反蘇軍事安排，以對抗蘇聯的潛在侵略。[33]西班牙民族主義者也得到了墨索里尼的義大利（Corpo Truppe Volontarie）的援助，但義大利對潛在的反共或反蘇協議的態度最初與德國的立場相反：義大利人認為簽署反共條約是多餘的，正如義大利的反共承諾在義大利的觀點中充分證明了他們對西班牙民族主義者的支持。[34]
德國人認為，西班牙內戰是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專門針對德國（和日本）的教義確實影響地緣政治的具體證明。
創造[編輯]
里賓特洛普和大島浩的早期設計[編輯]
在英德海軍協定和第七次世界大會之後，德國人里賓特洛甫於1935年10月設想了一個可能涉及日本帝國和中華民國的反共外交體系。這一想法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支持，當時的日本駐柏林武官大島浩，儘管島更關心的是日本對中國的征服，而不是日中對抗蘇聯的平等聯盟。只要日本繼續占領滿洲，中國的國民政府就不願意與日本達成協議，所以大島和里賓特洛甫起草了一份德日雙邊條約。
最初，該條約定於1935年11月簽訂，並向中國、英國、義大利和波蘭發出邀請。然而，德國軍方和外交領導層阻礙了該條約的實現，因為他們擔心德國與中國的關係會破裂。此外，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諾伊拉斯嫉妒里賓特洛甫在外交部控制之外的外交政策中的崇高地位。
雖然該協議的最初設計來自Dienststelle Ribbentrop，但大島浩本人曾於1938年至1939年和1941年至1945年擔任日本駐德國大使，在該協定的大綱中對日本方面產生了很大影響。雖然東京政府在制定該協議時並不是特別積極，但大島和日本駐柏林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卻積極主動。1935年7月4日，當武者小路公共向大使館工作人員表明他對德國意圖的懷疑時，大島是工作人員內部分歧的主要來源。
無論如何，武者小路公共最終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議，只要不導致日本與英國和美國關係惡化，就只尋求與德國結盟。大島是一位堅定的反共主義者，也是日本干預西伯利亞的老兵，他利用自己在德國的良好關係，以及與阿勃維爾威廉·卡納里斯的關係，在未經武者小路公共授權的情況下，在大使館內推進親德和反蘇議程。1922年，當他第一次來到德國時，他最初對威瑪共和國的軍事和政治弱點感到厭惡，1933年國家社會黨上台後，他成為阿道夫·希特勒的崇拜者，並得出結論，「新德國有一些事情值得認真考慮」。大島的德語說得很流利，這對他很有幫助。
他對NSDAP政府的積極傾向使他在日本帝國陸軍的反蘇設計中發揮了作用，日本帝國陸軍旨在通過與德國結盟來包圍蘇聯，最終計劃進軍西伯利亞，以確保其自然資源為日本所用（Hokushin-ron）。大島最高司令部的指示是調查德國政府的穩定、德國軍隊的未來以及德蘇軍事和外交關係的狀況。
大島勤奮地完成了他的任務，甚至美國武官休·W·羅文（Hugh W.Rowan）也注意到了他對德國軍事機構的頻繁訪問和視察，他的任務之一是觀察日本在柏林的秘密活動。羅文很快就確信大島「可以獲得德國軍隊掌握的重要技術信息」。蘇聯構成的威脅仍然是大島主要關心的問題，他積極尋求德國關於蘇聯軍事實力的所有信息。他與阿布韋爾的加納里斯的上述關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於德日情報部門可能合作對抗蘇聯的前景。到1937年，他還與後來的OKW負責人威廉·凱特爾建立了密切的聯繫。
大島在威瑪共和國時期的一位老夥伴弗里德里希·威廉·哈克在1934年加入了新的里賓特洛甫。Hack是大島、卡納里斯和德國國防部長維爾納·馮·勃洛姆堡之間的聯絡人，從1935年初開始在弗賴堡組織會議。哈克在為大島建立個人聯繫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大島和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之間最重要的紐帶，大島認為里賓特洛普是繼希特勒之後德國方面最重要的人物。大島第一次與里賓特洛甫會面是在1935年3月。 根據希特勒在紐倫堡的證詞，里賓特洛甫向希特勒報告說，他「個人與日本人有某些聯繫」。歷史學家卡爾·博伊德（Carl Boyd）將此解釋為通過哈克建立的與大島的聯繫。在希特勒的初步批准下（希特勒不確定大島的權威，希望里賓特洛甫了解日本軍隊高層的意見），大島和里賓特洛夫之間的談判於1935年秋天全面展開。
談判[編輯]
1935[編輯]
從10月的會議開始，在某個時候希特勒本人也參加了會議，大島提出了他的想法，即在蘇聯襲擊兩國之一時提供互助。在這一點上，大島給日本軍隊的電報對談判的外交潛力充滿熱情，包括建立公開的德日軍事聯盟的可能性，儘管當時雙方都對達成一項影響較小的協議感到更為滿意，即在蘇聯對另一方發動戰爭時不援助蘇聯。這樣的「無援助」協議更容易融入每個國家各自的大戰略。大島的廣泛參與對反共產國際條約的形成至關重要，但也引起了日本軍事和外交領導人的一些不安，因為大島與里賓特洛甫甚至希特勒本人的未經授權的外交合作遠遠超出了他的軍事任務。但是，像大島這樣的下級軍官可能會因為與外國政府首腦的魯莽交往而受到嚴厲懲罰，大島的進步得到了日本超級軍國主義者的積極認可，他們同情希特勒的政策，並對大島的成功印象深刻。
1935年10月下旬，日本陸軍總參謀長閒院宮載仁親王表示，日本陸軍對與德國達成協議持積極態度。閒院宮是大島的父親、1916-1918年的日本陸軍大臣大島健一的親密夥伴，因此積極傾向於大島在歐洲的活動，很可能是大島在超越最初任務問題上的保護者之一。
閒院宮指派了一名總參謀部情報官員若松只一在柏林執行一項任務，該任務涉及確定德國對德日針對蘇聯的協議的態度。1935年11月和12月，若松島、大島和布隆博格之間的會議收效甚微，儘管若松表示日本軍隊普遍願意與德國談判一項條約。他對Dienststelle在德國外交部門的半官方地位表示懷疑。
然而，日本國際協力團原則上仍然對這一想法持開放態度，若松於1935年12月離開德國前往日本，雙方都同意尋求政府批准該協議，若松和閒院宮總體上沒有準備好應對大島在其信息中報告的顯著進展以及由此產生的德日條約的潛在規模。
1935年底，蘇聯紅軍情報部門截獲了大島和日本總參謀部之間的幾封秘密電報。這一信息被轉發給了蘇聯駐日本大使館，美國大使館也從中聽到了德國和日本之間正在進行的秘密談判的消息。這標誌著蘇聯第一次被證實收到正在進行的反共產國際條約談判的消息。
1936[編輯]
德國外交部和里賓特洛甫之間的矛盾在談判過程中再次顯現出來。駐東京大使德克森不是從德國外交部獲悉正在進行的會談，而是從日本總參謀部獲悉的。德國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在得知希特勒的情況後，反對建立德日條約。首先，他關心中德關係，認為日本對德國的重要性不如中國；其次，他希望避免外交部將外交政策權力從外交部轉移到里賓特洛甫身上，在那裡他將里賓特洛夫視為自己立場的對手。在日本，由於重要文件在1936年1月至2月間在日本外務省的官僚機構中丟失，這件事陷入了停滯，因為這些文件在到達外務大臣廣田Kōki或他的副手茂光徹之前就被低級別官員丟棄了。
直到1936年3月，在2月26日失敗的軍事政變和德國對萊茵蘭的重新軍事化引發的日本動亂之後，這件事才傳到新任外相八重手中，八重與當時在日本的駐德大使木沙努克吉和幾名高級陸軍官員討論過。在那次會議上，軍務長官町次里是唯一一個贊成德國和日本之間建立徹底軍事聯盟的人，而有田八郎、重光葵、寺內壽一和武者小路則贊成以更謹慎的方式達成專門針對共產國際的協議。然而，他們高估了自己在柏林的權威，大島仍然是德國人的主要談判夥伴，而且他個人不願意向外交部官員放棄任何新發現的外交重要性。為了防止與日本軍隊發生衝突，有田和武者小路不得不精心安排一個新的位置。從技術上講，大島作為武官是日本軍隊的下屬，而不是外務省的下屬。雖然支持反共產國際版本的協議，但他們仍然賦予島作為軍方代表談判達成全面聯盟的能力。武者小路被指示對德國人採取被動立場，讓他們發起談判，以免看起來像日本外務省在向前邁進。
在德國方面，1936年3月27日的《法蘇互助條約》增加了對蘇聯後方強大夥伴的需求，以防止完全包圍。此外，希特勒希望，如果德國對共產主義做出足夠強硬的姿態，法國對蘇聯的忠誠可能會促使反共的英國政府與德國達成協議。因此，談判於1936年10月23日恢復，協定於同年11月25日敲定並簽署。法國和蘇聯之間的條約，以及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加強了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合作，使共產主義PCF在1936年法國選舉中的選票增加了一倍。隨著歐洲政治左派的內訌減少，德國政府重新評估其立場變得更加緊迫。就在里賓特洛甫和武者小路草簽協議草案的同一天（10月23日），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與義大利外長加萊阿佐·齊亞諾簽署了一項秘密的九點協議。
然而，德國在日本的意識形態接近性和軍事潛力與中國的經濟價值之間的外交矛盾仍在繼續，諾伊拉特仍然支持德國與中國結盟。1936年4月，德國與中國簽訂了一項重要的商業條約，給予中國1億馬克的信貸，用於購買德國的工業和其他產品。1936年夏天，希特勒本人在諾伊拉特和外交部不知情的情況下，開始重新評估中日兩國在德國外交關係中的重要性。希特勒批准與日本人進行新的談判。
同年晚些時候，當德國駐東京武官尤根·奧特暫時返回德國參加軍事演習時，他對日本軍隊願意與希特勒締結條約表示樂觀。
寺內在1936年5月通知大島，為了恢復兩派之間的和諧，軍隊將把談判的控制權交給了外務省，但在非正式場合，大島仍將是日本的主要談判代表，而武者小路公共的角色將更具儀式性。7月，武者小路要求Dienststelle Ribbentrop提交一份擬議條約草案，該草案由Dienststele的東亞專家之一Hermann von Raumer博士起草。但是，可能是按照里賓特洛甫的指示行事的Raumer並沒有立即將這份草稿交給武者小路，而是首先將其交給了當時正在參加拜羅伊特音樂節的Ōshima。7月22日，島、里賓特洛甫、勞默和希特勒在拜羅伊特會面，希特勒在那裡對勞默的草稿進行了一些個人編輯。直到那時，草案才被出示給大使武者小路公共。
日本的反對意見和最終調整[編輯]
希特勒簽署的這份初稿似乎已經被歷史遺忘了，因為日本大使對它進行了一些修改，根據志賀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證詞，這些修改的目的是讓它不那麼「宣傳性」，更像「商業性」。代表再次擔任日本外相的有田，Tōg 333;希望廢除希特勒設想的所有軍事條款。因為希特勒的草案丟失了，所以不可能說這些是什麼，但從上下文來看，它們似乎既是對蘇聯的防禦聯盟，也是對蘇聯的進攻聯盟，因為Tōgō，暗示他們在某些時候也具有攻擊性。
1936年7月24日，日本政府經過深思熟慮，正式要求《反共產國際公約》僅限於情報和信息交流，以避免與蘇聯發生不必要的外交複雜關係。日本政府還特別要求避免任何直接聯盟，只要求在發生襲擊時進行協商，即使是在秘密協議中。此外，日本政府要求澄清，在其中一方對蘇聯的戰爭中，任何義務都是專門防禦性的（以避免在不合時宜的時候被捲入德國對蘇聯的進攻性戰爭），並避免在條約中，甚至在秘密議定書中具體點名蘇聯。前兩個請求進入了《反共產國際公約》的最終版本，但第三個沒有。蘇聯的名字只在條約的公開部分被避免，最終確定的《反共產國際公約》的秘密議定書仍然專門提到蘇聯。
此外，日本政府還要求澄清未經前蘇聯同意禁止與蘇聯簽訂雙邊條約的規定，擔心條約的措辭會允許德國維持與蘇聯簽訂的現有雙邊條約，包括《拉帕洛條約》（1922年）和《柏林條約》（1926年）。具體而言，後一項條約是德蘇中立條約，甚至得到了反共納粹的支持，在日本被視為與反共產國際條約的擬議條款相矛盾。德國政府認為《反共產國際公約》足以推翻《柏林條約》的條款，而日本政府對這一解釋感到滿意，只要它作為秘密附錄附在該條約之後。
日本政府在其內部備忘錄中也強調了避免英日關係因該協議而惡化的極端必要性。日本曾希望《反共產國際公約》能夠吸引英國的反共圈子，修復兩國關係。在協議達成後，這將被證明是一個誤判。
島在不服從外交部的最後一次行動中向希特勒建議，如果條約中的反蘇條款被秘密添加到協議中，外交部的反對意見可以得到挽救。最終，外交部屈服於軍隊的壓力，同意對該協議進行秘密軍事補充。1936年8月16日，里賓特洛甫通知希特勒，與武者小路公共和島進行的談判導致大使宣布日本政府原則上願意批准該協議。 里賓特洛甫在給希特勒的一封信中評論了日本政府對該條約的厭惡和日本軍隊對該條約發表的支持。
然而，在8月至10月該協議正式草簽期間，仍進行了一些小的調整。它的長度從最初計劃的10年縮短到了5年。而且，與島和希特勒的希望相反，日本軍方領導層堅持認為，即使在秘密附錄中達成一致，軍事條款也只能是防禦性的，而不能是進攻性的。軍方領導層擔心，如果日本陷入對中國的戰爭，條約中的攻擊性條款將在外交上迫使日本對蘇聯發動戰爭，而日本在軍事上不願意與之作戰。因此，《秘密附加議定書》的第一條專門談到了蘇聯的「無端攻擊」，沒有任何攻擊性條款。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無法在公布該條約的問題上占據上風，而這是德國人提倡的，也是日本試圖避免的。此外，該秘密議定書仍然明確針對蘇聯，日本人認為這是一項無效的規定。
條約草案於1936年10月23日定稿 。
日本樞密院和阿道夫·希特勒批准[編輯]
《反共產國際條約》要求日本樞密院批准日本加入該條約。1936年10月23日，日本首相廣田在聽到條約草案的結論後表示，他個人鬆了一口氣，並將日本聯合會在推進《反共產國際公約》方面取得的成就與日本聯合會1902年建立英日同盟的成功進行了比較。年長的日本政治家，最後一代的近藤齊二，不同意日本政府的外交步驟，並譴責《反共產國際公約》只對德國有用，對日本沒有好處。相反，金摩奇更喜歡一門更符合日本民意和地理位置的外交課程，這兩方面都使他與英國和美國的積極關係變得可取。然而，金莫奇的批評立場在樞密院仍然聞所未聞。
在日本國內以陸軍為首的條約支持者看來，日本受到蘇聯干涉中國的軍事威脅，就像德國受到蘇聯支持法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脅一樣。此外，兩國都害怕共產主義勢力的顛覆。這使得德國和日本成為反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天然盟友。聚集在IJN周圍的反對者指出，《反共產國際公約》可能會增加而不是減少蘇聯構成的威脅，而且國內會對該協議產生相當大的抵制。最終，支持者在11月13日和11月18日的討論中獲勝，1936年11月25日，樞密院一致支持該條約。
在德國方面，德國加入該協議所需要的只是希特勒的批准，這一批准很快就得到了批准，隨後得到了國家控制的德國媒體一波反宣傳的支持。
簽約[編輯]
該條約概述了德國和日本對抗共產國際運動的聯合政策，最初生效五年，直到1941年11月。另外簽署了兩項協議，其中一項是公開的。另一個是專門針對蘇聯的，是秘密的。該條約是在里賓特洛甫的辦公室而不是德國外交部簽署的。里賓特洛甫在紐倫堡的證詞中將此歸因於希特勒希望避免使用德國政治的官方渠道，因為里賓特洛普稱之為「意識形態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
反共產國際公約及其議定書文本[編輯]
主要協議[編輯]
全文在德語和日語版本中都是以原始形式考慮的，兩國版本中都規定日期為1936年11月25日和昭和11年11月5日。該協議上有德國無任所大使里賓特洛甫和日本駐德國大使武者小路公共的簽名。條約最初的期限規定為五年。在日本外務省反對該條約最初的拜羅伊特草案後，這種縮短的長度是做出的讓步之一，在該草案中，該條約最初被認為有效期為十年。
在條約的第一條中，德國和日本同意分享有關共產國際活動的信息，並共同計劃打擊這些活動的行動。在第二條中，兩黨開啟了將該協議擴展到其他國家的可能性，「這些國家的國內和平因共產主義國際運動的破壞性活動而受到威脅」。對第三方的此類邀請將在雙方明確同意後共同進行。德國官方媒體提到了共產國際破壞的危害條款，其中包括《人民觀察家報》講述了匈牙利和滿洲國的各種共產主義活動，作為兩國於1939年2月加入該條約的原因。
協議補充[編輯]
同一天，即1936年11月25日，隨協定一起簽署了一項補充議定書。就像主要協議一樣，它有里賓特洛甫和武者小路公共的簽名。
在第一篇文章中，德國和日本同意讓他們的主管當局「密切合作，活動以及對共產國際的情報和防禦措施交換報告」。締約雙方在第二條中還同意，讓其主管當局「在現行法律的框架內對在國內外從事共產國際直接或間接工作的人採取嚴厲措施」。
秘密附加協議[編輯]
除了主要條約和公開的附加議定書（「附加議定書」）外，1936年11月25日還有另一項附加議定書/Shōwa 11，這項議定書對公眾嚴格保密，專門涉及建立德國和日本對抗蘇聯的軍事和外交夥伴關係。雖然公開協議中提到了共產國際的活動，但秘密附加協議是唯一一個真正提到蘇聯名字的協議。就像主協議和公開附加協議一樣，秘密附加協議是由里賓特洛甫和武者小路公共簽署的。
里賓特洛甫和武者小路在一份單獨的文件中就後一項協議的保密性達成了一致，在該文件中，兩國可以選擇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下將秘密協議的內容告知第三方。武者小路公共當天晚些時候向日本外相八重通報了談判的圓滿結束。
秘密附加議定書揭示了《反共產國際公約》的真實意圖。它不是對共產主義活動人士所謂的越權行為進行模糊的意識形態鎮壓，而是一個特定的防禦聯盟，特別是針對蘇聯這個國家。
由於其秘密性質，秘密附加議定書在德國和日本之間仍然是排他性的，而其他國家只加入了條約的兩個公開條款。從義大利開始，反共產國際公約的其他國家沒有簽署秘密附加議定書。
反應[編輯]
對國際社會來說，《反共產國際公約》標誌著德日夥伴關係的開始，這標誌著兩國首次正式結盟。
中國[編輯]
德國和日本之間的《反共產國際公約》是對中國的直接威脅，中國依靠德國的軍事援助來應對即將到來的日本入侵的威脅。德國外交部一直反對里賓特洛甫與日本結盟，並做出了重大努力向中國保證德國的援助。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37年7月日本和中國爆發敵對行動，之後德國按照里賓特洛甫的議程，明確與日本結盟，包括德國遵守日本的要求，召回亞歷山大·馮·法爾肯豪森的軍事任務。
法國[編輯]
在法國，《反共產國際公約》，特別是在義大利加入後，被視為德國在東歐的奪權行為，尤其對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不利。
德國[編輯]
1937年，德意志帝國告知德國公眾該條約已成為法律。里賓特洛甫認為《反共產國際公約》是德日共同捍衛西方文明的行為。即使在1941年德蘇戰爭開始後，納粹德國也否認了秘密附加議定書的存在和該條約的反蘇性質。
德國政府發起了一場親日宣傳活動，以提高德國公眾對日本的普遍看法。這是德國政府試圖建立更緊密的文化關係的一部分。
義大利[編輯]
直到1935年，義大利政府仍將德國視為潛在的競爭對手，最初在《反共產國際公約》的談判中棄權。但從1936年10月議定書開始，在義大利在衣索比亞的戰爭以及義大利與英國和法國的斯特雷薩陣線失敗的背景下，德國和義大利開始了外交和解。儘管里賓特洛甫強烈暗示，在《反共產國際公約》成立後不久，「義大利將在南部舉起反布爾什維克的旗幟」，但義大利仍熱衷於避免這一暗示，至少在最初是這樣。希特勒也有同樣的印象。義大利最終將於1937年11月加入該協定。
日本[編輯]
日本公眾對《反共產國際公約》並沒有特別的熱情。協議達成後，與德國結盟後，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湧入日本社會，導致日本反猶太主義加劇。與德國媒體相比，日本媒體的限制較少，甚至對該協議的突然和倉促達成持部分批評態度（在該協議公布之前，談判一直對公眾嚴格保密），報紙上的評論文章對德國在日蘇戰爭中犧牲士兵的意願表示懷疑。
在東京，政府不願吸引任何不受歡迎的國際對手，同時仍專注於在中國大陸的目標。因此，政府最初一直很謹慎，不願與蘇聯、英國和美國發生外交事件，但最終在1936年4月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簽署互助條約時，發現自己被迫加入了該條約。然而，儘管政府持懷疑態度，樞密院還是一致同意。
由於《反共產國際公約》，政府內部的軍事影響力得到了加強。由於歐洲式的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湧入日本社會，日本政府開始在其媒體宣傳活動中使用反猶太主義形象，特別是針對西方資本主義的宣傳活動。日本首相廣田稱德國是該條約後日本最重要的外交夥伴，但強調《反共產國際公約》並不意味著對德國國內政策的意識形態支持。
日本軍部，傳統上是德國軍事體系的崇拜者和模仿者，到20世紀20年代僱傭了數百名德國軍事專家和顧問並派有希望的日本軍隊到德國學習，是該條約的主要支持者。閒院宮載仁親王表示，軍隊對島在柏林的努力有積極的傾向。 日本陸軍與德國同行緊密結盟，並強烈支持日德聯合行動對抗蘇聯。
相比之下，國際聯合會是該條約最大的批評者之一。雖然日本海軍軍官階級並不一定譴責該協議，人們認為它的作用非常有限。日本海軍聯合會對海軍形勢的看法是，日本的海軍力量不如聯合王國和美國，如果必要的話，這兩個國家都傾向於相互合作，以對抗日本的存在。相比之下，德國（以及後來的義大利）對緩解英美海軍封鎖或幫助日本海軍在太平洋的努力幾乎沒有幫助。如果這意味著與美國和英國的關係會因此得到改善，日本海軍會傾向於避免該條約。
蘇聯[編輯]
在公開場合，蘇聯政府試圖淡化該協議的重要性。然而，《反共產國際公約》在內部被視為德國和日本企圖包圍的明顯跡象。1939年1月，蘇聯外交部長馬克西姆·利特維諾夫在給匈牙利政府的一份政治照會中稱《反共產國際公約》是「主要掌握在對蘇聯懷有敵對意圖的日本人手中的政治工具」。11月26日，利特維諾夫在蘇聯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時，也對向公眾提交的條約的完整性表示懷疑，稱其「只是同時討論的另一項協議的偽裝」。
蘇聯外交官很快得出了利特維諾夫在11月26日暗示的相同意見：《反共產國際公約》是專門針對蘇聯的。蘇聯駐東京大使康斯坦丁·尤里涅夫（正確地）認為，該協議在其表面上包含了針對蘇聯的軍事條款。尤列涅夫甚至在該協議於11月16日和11月20日公布之前聯繫了日本外務大臣有田。雖然有田在第一次請求時迴避了這個問題，指出談判只涉及共產國際，而不是蘇聯，但他沒有回應Yurenev的後一次接觸，大使在接觸中指責日本外交部門與德國進行專門針對蘇聯的秘密談判。
《反共產國際公約》在政治上加速了蘇聯與日本貿易關係的下滑趨勢。由於對《反共產國際公約》感到震驚，蘇聯減少了對日本的銷售和採購：1939年，日本從歐洲俄羅斯的進口是1914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對歐洲俄羅斯的出口是1926年以來的最小水平，而日本從亞洲俄羅斯的進口則是1887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對亞洲俄羅斯的出口則是1914年來的最低水平。《反共產國際公約》在未經德國同意的情況下對日本和蘇聯之間的雙邊條約採取限制性政策，這使得這種螺旋式的下降很難解決。只有在1939年《德蘇條約》和隨後日本對德國信任的減少之後，雙方的政治和經濟態度才有所改善。
英國[編輯]
英國在亞洲和非洲的殖民帝國也受到了日本的威脅，後來還受到了義大利與德國聯盟的威脅。在軸心國海軍的背景下，這種觀點並非完全沒有道理，因為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海軍最高司令部主要針對聯合王國，而不是蘇聯。在下議院，《反共產國際公約》多次成為辯論的主題。英國武裝部隊擔心與德國和日本可能發生軍事衝突，而這種感覺在義大利加入該協議後升級。
美國[編輯]
在美國，德日協議被視為表明德國可能會效仿日本的道路，通過軍事行動來滿足領土要求，就像日本1931年在滿洲所做的那樣。在1937年9月（第二次中日戰爭爆發後）提交給財政部的一份報告中，有人認為，日本在中國獲勝的長期後果將導致其他「不滿」的大國，如德國和義大利，尋求在自己的軍事努力中實現其目標。美國武裝部隊擔心日本可能會以德國和後來的義大利的形式獲得軍事盟友，因為這對美國的橙色戰爭計劃構成了潛在威脅。
1937年，美國駐日本大使Joseph Grew分析說，《反共產國際公約》的反共言論只是「沒有」國家團結起來的旗幟，而事實上，其主要目的是反對大英帝國的全球主導地位。
1933年至1945年擔任美國總統的富蘭克林·D·羅斯福與法國一樣擔心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羅斯福認為，該協議包含秘密條款，概述了一個既防禦又進攻的聯盟，並將世界劃分為每個簽署國的勢力範圍。最終，1937年的帕奈號航空母艦事件導致總統試圖通過安撫德國和義大利來打破反共產國際公約，目的是將日本與其盟友隔離開來，阻礙其在中國的發展。
科德爾·赫爾在回憶錄中指出，「沒有什麼比柏林和東京的聯盟更合乎邏輯和自然的了」，並引用軍國主義、征服和無視國際條約的共同價值觀作為他得出結論的原因。
擴展和調整[編輯]
《反共產國際公約》最初的條款包括一項具體條款，允許德國和日本聯合邀請更多成員加入該公約。在日本，《反共產國際公約》被視為可能具有開創性意義，使該國擺脫了國際孤立，並獲得了新的外交和軍事夥伴。日本感興趣的成員國包括聯合王國、荷蘭，特別是波蘭。
中國抗日戰爭[編輯]
德國和日本之間的《反共產國際公約》在日本和中國開戰時受到了第一次審判，這兩個國家都是德國的重要夥伴。第二次中日戰爭由日本軍隊通過盧溝橋事件挑起，迫使德國重新評估其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以及與日本的意識形態和軍事結盟的平衡。很明顯，德國將不得不放棄其中一個合作夥伴，轉而支持另一個，並決定支持日本而不是中國，儘管希特勒本人直到1936年仍親自向中國大使保證，德國將維持兩國的重要關係。
儘管德國對日中戰爭的政策是嚴格中立的，它沒有作出任何特別的外交或其他方面的努力來阻止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德國政府和外交部門仍然私下批評日本的行動。當武者小路公共向國務秘書Ernst von Weizsäcker解釋說，日本入侵中國是為了戰勝中國共產主義而遵循《反共產國際公約》的精神時，Weizsècker駁斥了武者小路公共的解釋，因為德國認為日本的行動將促進而不是扼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Weizsäcker在關於與武者小路的對話的筆記中表示，他擔心日本的侵略可能直接導致蘇聯和中國之間的聯盟。
義大利加入[編輯]
1937年11月6日，義大利加入了《反共產國際公約》。義大利的決定是對1935年法英倡議「斯特雷薩陣線」失敗的反應，該倡議旨在阻止德國超越目前的邊界。特別是，這兩個國家都試圖阻止「德國擴張主義」，特別是吞併奧地利，當時羅馬的法西斯政府也希望阻止這一行動。
不信任的關係和貝尼托·墨索里尼自己的擴張主義加深了義大利與兩個盟國之間的距離。1935年10月，義大利無端侵略衣索比亞，違反了國際聯盟的政策。儘管由英國和法國起草者設計的旨在讓義大利保留大部分戰爭目標並維持斯特雷薩陣線的《霍瓦爾-拉瓦爾條約》未能獲得支持，但國際聯盟已經名譽掃地。在聯盟最終以經濟制裁懲罰義大利的擴張主義後，這打破了斯特雷薩陣線，導致義大利有必要尋找新的合作夥伴。因此，義大利在外交上與盟國一起離開了斯特雷薩陣線，轉而與德國簽訂了鋼鐵條約。義大利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完成了德國、義大利和日本之間的外交三角關係，後來在《三方公約》中正式確立，通俗地稱為軸心國，其靈感來自貝尼托·墨索里尼在1936年11月1日提及德意關係時使用的術語。
義大利加入該協定是一種權衡，墨索里尼同意希特勒吞併奧地利的目標。早在1936年11月最初的德日協議中，義大利就被邀請加入該協議，但當時對這種象徵性的姿態不感興趣，因為義大利政府認為，義大利在西班牙內戰中的存在充分代表了其反共態度。里賓特洛甫在1935年10月協議的最早起草階段就考慮過加入義大利。直到1936年10月，德國和日本之間的《反共產國際公約》才開始全面和解。
義大利外交部長加萊阿佐·齊亞諾擔心，與德國的緊密結盟以及隨後德國進入巴爾幹半島可能會導致義大利在東南歐失去影響力。義大利對第三歐洲或橫軸的立場，即在東歐建立一個拒絕德國和蘇聯影響的力量集團，並不一定是負面的。義大利外交政策中的這種矛盾心理最初阻礙了義大利與德國的全面結盟。
到1937年，義大利對該協議的興趣發生了變化，因為墨索里尼政府希望與日本建立自己的軍事聯盟，並認為加入該協議將是義大利政府希望與德國和日本建立三角聯盟的最簡單方式。齊亞諾在1937年11月2日的日記中評論說，該協議雖然名義上是反共的，但「顯然是反英的」。義大利的入境議定書於1937年11月6日簽署。
應該指出的是，由於條約的措辭，從純粹的法律論點來看，義大利只需要遵守主要文本和公開的補充議定書，而不需要遵守載有針對蘇聯的具體軍事指令的秘密議定書。
作為對義大利加入該協議的回應，英國政府看到英國在地中海（直布羅陀、馬爾他、賽普勒斯和埃及（蘇伊士運河））的傳統主導地位受到了德國工業和軍事力量支持的潛在復興義大利的威脅。羅伯特·萬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是內維爾·張伯倫領導下的英國綏靖政策的著名批評者，他警告說，義大利最近在對衣索比亞的戰爭中收購了義大利，這威脅到了對埃及和英埃蘇丹的鉗形運動，即使義大利的經濟不穩定也無法阻止對英國的潛在軍事冒險。
試圖將該協定發展為軍事聯盟[編輯]
在《反共產國際公約》簽署後，特別是在義大利加入後，里賓特洛甫繼續努力將其組成一個完整的軍事聯盟。這反映了里賓特洛甫、勞默、島和希特勒在條約制定期間的想法，因為希特勒在拜羅伊特簽署的原始草案可能包括明確既是防禦又是進攻的軍事條款。這是由於日本外交官圍繞志賀的干預而阻止的。
條約締結後，里賓特洛甫將其轉變為軍事聯盟的努力仍在繼續，儘管他的議程是出於對西方盟友戰爭的擔憂，而希特勒的主要擔憂是消滅蘇聯。里賓特洛甫在擔任德國駐英國大使期間，在1937年12月28日的報告和1938年1月2日的最後結論中向希特勒建議建立一個強大的反英聯盟，以迫使英國保持中立或在戰爭中擊敗英國的方式威脅英國。
里賓特洛甫於1938年2月4日被任命為外交部長，接替康斯坦丁·馮·諾伊拉特，在德國外交部門的政治權力大幅增長。這是由維爾納·馮·布隆伯格和維爾納·馮·弗里奇的解職引起的陸軍、空軍和外交部門改組的一部分。 在這場軍事政治清洗中，希特勒罷免了12名將軍（不包括布隆伯格和弗里奇），並重新分配了51個其他軍事職位。諾伊拉特、弗里奇和布隆伯格的下台標誌著希特勒內閣中「溫和派」的大部分被消滅，而「極端分子」仍然存在：戈培爾、赫斯、羅森堡和里賓特洛甫。
1938年5月的危機，當時人們認為德國軍隊對捷克斯洛伐克進行了侵略性的調動，隨之而來的是法國和英國的強烈外交反應，這與既定的綏靖政策背道而馳。因此，里賓特洛甫再次向希特勒施壓，要求他將《反共產國際公約》正式化為一個全面的軍事聯盟，以應對對英國和法國的戰爭。他最終也得到了義大利駐德國大使貝爾納多·阿托利科的支持。
1939年1月初，里賓特洛甫確信自己在將條約轉變為聯盟方面取得了進展。墨索里尼現在已經放棄了在英國和德國之間對義大利外交矛盾的嘗試，並完全致力於義大利與德國的聯盟他也表示同意。墨索里尼還主張甚至擴大這個潛在的聯盟，將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包括在內。
此後，從1939年1月起，義大利和德國就軍事聯盟草案進行了合作，但日本對承諾持謹慎態度。雖然日本軍隊的政治遊說團體普遍支持與德國締結軍事聯盟，特別是為了遏制蘇聯，但日本海軍仍然認為與德國結盟的前景對日本的海軍戰略地位沒有特別的用處，是一個潛在的外交和經濟失誤，因為如果與德國結盟會導致日本與任何一個英美大國開戰，從而切斷日本對重要航線的依賴，那麼僅靠日本海軍不足以阻止英國和美國海軍。
日本的總體態度仍然是反蘇而非反英，這與德國和義大利公開對抗英國的意圖不符。日本外交部不希望捲入西歐國家之間的戰爭，因此旨在區分軸心國對英國和對蘇聯的計劃。因此，里賓特洛甫的設計遭到了日本代表的拒絕，他們堅持《反共產國際公約》最初的反共設計，不願意看到其中加入反英成分。
最終，日本的謹慎導致里賓特洛甫只接受了一個雙邊聯盟，而不是他所希望的三邊聯盟，德國和義大利於1939年5月22日簽署了《鋼鐵公約》。《鋼鐵公約》的能力被加齊亞諾評價為「真正的炸藥」。《鋼鐵公約》使德國能夠繼續對波蘭採取侵略姿態，因為這個問題不一定需要日本的同意或支持，但里賓特洛甫也希望擴大《鋼鐵條約》並將日本納入其中。然而，日本的拖延戰術仍在繼續，德國希望消除蘇聯作為其對波蘭戰爭的潛在因素。
因此，里賓特洛甫開始認真思考與蘇聯在東歐未來問題上的交換條件。這將標誌著完全背叛了《反共產國際公約》的規定，即未經日本同意，不得與蘇聯簽訂雙邊條約，但德國還是繼續這樣做了。1939年5月，里賓特洛甫指示弗里德里希·維爾納·格拉夫·馮·德舒倫堡在新締結的《鋼鐵條約》標誌著德國外交政策從反蘇轉向反英和反法外交的基礎上，啟動德蘇和解。里賓特洛甫還承諾將日本的反蘇外交政策轉變為日本和蘇聯不再需要對抗的狀態。
在這個階段，里賓特洛甫還開始設想一個四國集團，蘇聯將與德國、義大利和日本一起組成一個反對英國影響的四方派系。這標誌著完全偏離了納粹政策，特別是希特勒的勒本斯勞姆目標，也是里賓特洛甫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遏制英國影響力的包羅萬象的外國政治目標的多次迭代之一。歷史學家Wolfgang Michalka稱之為歐亞四國集團，但由於德國、蘇聯和日本之間的分歧，最終失敗了。1939年8月，德國和蘇聯簽署了《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
匈牙利和滿洲國的加入[編輯]
匈牙利於1939年2月24日加入該協定 49 1月13日，匈牙利外交部長伊斯特萬·查基宣布，如果匈牙利收到邀請，它將接受邀請。它是三大國之外第一個擁有一定獨立性的成員國，隨後也是第一個在該公約成員國中被剝奪一等地位的國家，從而確立了德國、義大利和日本作為該公約的主導國與其餘國家作為其附屬國之間的分界線。這三個主要國家的優越地位後來在1941年11月25日的條約延期中正式確立。
事實證明，該協議在匈牙利不受歡迎，尤其是匈牙利的長期盟友波蘭成為德國的目標。[69]： 211 匈牙利強人霍爾蒂·米克洛什後來在回憶錄中抱怨說，甚至在匈牙利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之前，德國就過度介入了匈牙利的內政，德國媒體在第一屆維也納獎期間從德國代表匈牙利的外交干預中獲利後，沒有地方堅持認為匈牙利有「帳單要付」。然而，德國檔案顯示，德國和匈牙利之間已經達成了明確的交換條件：作為德國支持匈牙利向斯洛伐克南部和烏克蘭卡帕索擴張領土的交換條件，匈牙利總理卡爾曼·達爾尼明確承諾匈牙利將退出國際聯盟，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
1939年2月24日加入該條約的另一個國家是日本建立的滿洲國帝國。 滿洲國於1月16日收到邀請，並於2月24日在長春簽署了加入議定書。
匈牙利和滿洲國的加入被德國國家控制的《人民觀察家》慶祝為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陣線的發展和世界秩序的鞏固。
西班牙加入[編輯]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領導的西班牙於1939年3月27日加入該條約，同一天，西班牙共和軍在馬德里圍城戰結束時投降，西班牙內戰結束。為了抵消英國在西班牙的影響，德國加速將西班牙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至少自1939年1月以來的政治家。德國國務秘書魏茨澤克明確表示，對西班牙的邀請只能來自德國、義大利和日本，而不能來自匈牙利。
西班牙方面推遲了加入該協議，因為佛朗哥領導層擔心，如果民族主義者在戰爭結束前站在軸心國一邊，盟軍會對共和國進行干預。佛朗哥的外交部長Jordana因此阻止了西班牙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直到西班牙內戰結束。
西班牙加入該公約證明了西班牙與歐洲法西斯主義者結盟，而西班牙內戰中的民族主義成功成為反共產國際公約繼續活動的理由，也證實了該公約的價值。
在英國下議院，西班牙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受到懷疑，特別是在直布羅陀以及馬爾他、英屬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安全方面。在民族主義勝利變得明顯後，英國政府曾試圖迅速改善與馬德里新政府的關係，但隨著西班牙加入該協議，英西關係的進展受到了挫折。
法國雖然名義上也對1939年2月25日的《貝拉德·喬達納協定》中所述的與法蘭哲派的積極關係感興趣，但進展甚至不如英國。在西班牙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後，西班牙在殖民地摩洛哥進行了軍事集結，佛朗哥政府拒絕讓在西班牙內戰結束時逃離該國的難民返回，從而進一步加劇了緊張局勢。
其他考慮因素，1938-1939[編輯]
軸心國眼中的候選國是波蘭第二共和國。在《慕尼黑協定》之後，波蘭曾在占領捷克斯洛伐克領土方面與德國合作，看起來是一個平易近人的夥伴，但德國提出加入該協定與但澤歸還德國有關，這是波蘭出於對其海上通道和德國與蘇聯平等外交距離政策的擔憂而不願接受的。
1939年1月，軸心國向南斯拉夫的斯托亞季諾維奇政府示好，試圖誘使南斯拉夫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1939年2月5日，斯托亞季諾維奇政府垮台，德拉吉薩·切維科維奇接替斯托亞季諾維奇擔任總理，這些嘗試都失敗了。這讓軸心國感到意外，他們曾相信斯托亞季諾維奇在任期內是安全的。雖然軸心國希望斯托亞季諾維奇能夠重新掌權，這未能實現。
1939年2月，獨立於外交部的德國軍事領導層加大了對保加利亞的壓力，要求其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格奧爾格·托馬斯少將在德國向保加利亞提供武器貸款的談判中向保加利亞代表團解釋說，只有保加利亞以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的形式明確表示與德國結盟，才能延長此類貸款。魏澤克向國防軍最高司令部投訴了這一事件。托馬斯隨後向魏茨澤克聲稱，他是根據赫爾曼·戈林的直接命令行事的。在保加利亞代表隨後與魏澤克的談話中，明確表示保加利亞當時不準備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保加利亞直到1941年11月25日才加入該協定。
在捷克斯洛伐克殘餘領土上建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之前，捷克斯洛伐克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是希特勒向捷克人提出的眾多要求的一部分，目的是在不可避免的不遵守後為入侵辯護。
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編輯]
當德國與蘇聯秘密談判《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時，該條約的合法性遭到了破壞。1939年8月，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幾周，里賓特洛甫和史達林在莫斯科進行談判時，《反共產國際公約》只是一個小障礙。里賓特洛甫向史達林解釋說，事實上，《反共產國際公約》是針對西方民主國家的，而不是蘇聯。
史達林接受這一點是為了他的國家的外交目標，德國公眾也開玩笑說，蘇聯最終會加入反共產國際條約。蘇聯外交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與里賓特洛甫和德國駐蘇聯大使舒倫堡的談判中沒有將《反共產國際公約》作為一個問題。
反共產國際公約內部的反應[編輯]
義大利
在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做準備的背景下，義大利對德國行動的反應是矛盾的。《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根本無助於義大利民眾先前存在的反德和反戰情緒： 但墨索里尼的個人觀點更加分歧。墨索里尼儘管有時認為中立更可取，但因個人忠誠而感到被迫，害怕希特勒的反對，以及容易獲得戰爭戰利品的前景，義大利應該站在德國一邊，尤其是如果盟軍在波蘭的綏靖行動能夠導致義大利在南斯拉夫的迅速勝利。義大利參與戰爭遭到了齊亞諾周圍義大利政府中一個反戰派的反對，他試圖阻止義大利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並破壞德國和義大利之間的聯盟，如果有足夠長的時間來解散聯盟，墨索里尼有時會謹慎地同意這一點。
《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證實了義大利公眾對德國的許多懷疑，義大利公眾對與德國的任何外交聯盟都不感興趣。這種外交背叛，再加上軸心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最終失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義大利文學和流行文化中就瀰漫著對德國的恐懼。
日本
在日本人看來，《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違反了《反共產國際條約》，因為德國沒有向日本透露其與蘇聯的談判。隨後，日本人尋求解決蘇日邊境戰爭，放棄了對蘇聯的任何領土野心。日本主要打算將《反共產國際公約》針對蘇聯而不是英國，而《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公約》則明確表示，至少在1939年，德國願意援助蘇聯，損害西方民主國家的利益。為了應對德國外交政策的急劇變化和日本在邊境衝突中敗給蘇聯，平沼政府辭職了。
日本天皇裕仁指示隨後的政府對英國和美國更加合作。
里賓特洛甫試圖贏得日本對他與德國、義大利、日本和蘇聯四國集團的支持。德國外交部長辯稱，如果東京和莫斯科與柏林和羅馬組成軍事聯盟，日本可以自由地將注意力轉向收購歐洲在東南亞的殖民地。然而，意識形態上的障礙太大，讓日本領導層感到不安，里賓特洛甫未能迫使他們與蘇聯結盟。他還主動提出擔任日本和蘇聯之間的談判代表，但在沒有德國監督的情況下，雙方開始務實地以雙邊方式結束分歧，這再次遭到了雙方的冷遇。外交改組的結果是，日本退出了里賓特洛甫的反英計劃。里賓特洛甫的親日外交，儘管德國外交部自1934年以來最初對中國持好感，但他一直在推行，現在卻遭遇了納粹掌權以來德國和日本之間最大的外交距離。
在日本改變對蘇戰爭的態度之後，蘇日經濟關係有所改善。1939年10月，外交部商務局的松米沙石高和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表示，雙方都有興趣改善日蘇貿易關係。兩國同意更永久地解決日本在蘇聯水域捕魚和在滿洲國支付中國東部鐵路費用的問題。蘇聯承諾，作為這些交易的一部分，收到的大量資金將重新投資於購買日本商品。
此前曾支持蘇聯少數民族分離主義的日本情報機構和外交部門，由於蘇日和解，也限制了他們在這一領域的活動。
從德蘇戰爭開始，日本對與蘇聯的戰爭失去了興趣，導致日本不願意開闢第二條對抗蘇聯的戰線來減輕德國的努力，日本認為德國的侵略行為不足以引發該條約。由於《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1939年末至1940年夏天，德日關係顯著降溫，但在1940年德國獲勝後，法國和荷蘭殖民大國的消滅導致日本對收購相關殖民地感興趣，再次接近德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編輯]
《反共產國際公約》的所有補充都是在1939年9月1日之後，因此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該協議的大多數歐洲成員國參與德蘇戰爭時，該協議被認為是一個對抗共產主義的防禦聯盟，以抵消蘇聯侵略的潛力，但其目的已經過時。
德國在西方軍事勝利的影響[編輯]
1940年3月，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再次開始動員義大利、蘇聯，尤其是日本，以實現他建立四國聯盟對抗大英帝國的願景。1940年6月，德國在「西部戰役」中取得壓倒性勝利，擊敗了法國、比利時和荷蘭。由於法國中印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現在實際上毫無防禦能力，東京政府現在覺得有必要再次與德國進行外交接觸，而在德國與蘇聯交換條件後，東京政府此前曾與德國保持距離。德國人還贏得了日本駐柏林和羅馬大使島博史和白鳥俊夫的一些支持，他們被德國在波蘭戰役中的成功所左右，開始支持里賓特洛甫的外交議程。
日本擔心德國在殖民問題上實際上可能會站在法國和荷蘭一邊，然後可能被重塑為德國的附庸國，試圖保證德國支持日本吞併法國和荷蘭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里賓特洛甫確實願意支持日本的吞併，這是他從日本的角度看待四國條約優勢的最初想法的一部分。他把日本在東亞的收購描繪成世界秩序的準備工作，在這個世界秩序中，整個非洲-歐亞大陸將被德國、義大利、日本和蘇聯瓜分。
里賓特洛甫再次試圖實現他建立一個反對英國的四國聯盟的願景。隨著法國被淘汰，英國戰役對英國有利，越來越清楚的是，英國雖然處於不利地位，但既不會尋求休戰，也不會被德國入侵所淘汰。因此，仍然中立的美國的作用和美國對英國的支持對德國的戰爭努力變得越來越重要。里賓特洛甫仍然自欺欺人地認為，與蘇聯的合作可以是永久的，或者至少持續到與英國的戰爭結束。阿道夫·希特勒並不認同這一觀點，他仍然將「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蘇聯視為德國不可避免的最終敵人。
三國同盟[編輯]
德國和日本之間的差異，包括日本在中國的戰爭、經濟差異和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導致德國和日本的距離越來越遠。1940年，德國戰勝了歐洲盟國，引發了各方和解的願望。這是1940年9月27日《三方公約》的一部分。然而，日本對德國夥伴的不信任仍然存在，日本避免捲入德國最終的對蘇戰爭，而是完全專注於自己在中國的鬥爭。在《三方條約》中，德國和義大利承認日本在東亞的領導地位，而日本反過來承認德國和義大利在歐洲的領導地位。
公約的延期[編輯]
《反共產國際公約》原定於1941年11月25日續簽，因為自1936年11月15日起的五年期限即將到期。德國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與日本保持密切聯繫，並鼓勵日本站在德國一邊干預德蘇戰爭，但日本在戰爭的剩餘時間裡拒絕這樣做。1941年4月簽署的《蘇日中立條約》將持續到1945年8月，當時蘇聯違反了該條約併入侵了日本滿洲。
1941年11月24日至25日在柏林舉行的各簽署國大會導致了該協定的續簽，齊亞諾在他的日記中稱之為對德國人在軸心國內部「當家作主」的肯定。出席者包括義大利的齊亞諾、西班牙的拉蒙·塞拉諾·蘇涅爾、匈牙利的巴爾多希·拉斯洛和羅馬尼亞的Mihai Antonescu等。
延長議定書於1941年11月25日簽署，並有前六個簽署國代表的簽名：里賓特洛甫（德國）、島（日本）、齊亞諾（義大利）、巴爾多西（匈牙利）、呂易文（滿洲國）和蘇尼爾（西班牙）。
此外，在1941年11月25日之前還沒有這樣做的幾個新國家加入了《反共產國際公約》。1941年11月22日，汪精衛領導下的中國提前提交了簽字，其他國家在簽字當天，即25日提交了簽字。
與之前的協議不同，德國國家控制的媒體對延期的反應對日本非常冷淡，反而強調了歐洲軸心國在德蘇戰爭中對蘇聯的犧牲和成功。直到1941年12月7日，當日本人襲擊珍珠港時，這種情況才發生重大變化。
保加利亞[編輯]
保加利亞一直被自己在巴爾幹半島的擴張野心所困擾，為此它依賴義大利和德國的軍事援助和外交支持，同時也試圖避免與軸心國的行動發生重大衝突。其領導人鮑里斯三世被譽為「解放沙皇」和保加利亞失去領土的統一者，由於軸心國軍隊的軍事支持，他只能獲得這一地位，但在1941年，他打算避免保加利亞參與德蘇東線戰爭。這是成功的，保加利亞軍隊沒有參加巴巴羅薩行動，但保加利亞領土主張的永久性仍然完全取決於軸心國，因為德國尤其不願將軸心國戰勝希臘和南斯拉夫後在巴爾幹半島的任何領土解決視為最終解決方案。因此，保加利亞被迫儘可能取悅德國夥伴，同時避免對蘇聯採取公開敵對行動的最後一步。
作為親德立場的一部分，保加利亞在1941年11月基本上被迫加入了《反共產國際公約》。不久後，即12月13日，該國向聯合王國和美國宣戰。保加利亞一直試圖對蘇聯保持中立，直到最後，但在羅馬尼亞改變立場支持盟軍並允許紅軍通過羅馬尼亞領土入侵保加利亞後，1944年保加利亞政變為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鋪平了道路。沙皇西蒙二世的攝政王被處決。
克羅埃西亞[編輯]
克羅埃西亞是德國在巴爾幹半島反黨派運動中最重要的合作夥伴，成立於1941年德國占領南斯拉夫後。它於1941年11月加入了《反共產國際公約》。這樣的加入目的是使克羅埃西亞國家合法化，使其看起來更加獨立，但也表明了反對蘇聯的明確立場。
丹麥[編輯]
丹麥和挪威在1940年4月9日開始的威悉演習行動後被德國占領。哥本哈根政府對德國的襲擊做出了回應，讓丹麥軍隊下台，接受了德國所說的保護性占領。丹麥的決定與挪威的決定大不相同，因為奧斯陸政府選擇了戰鬥而不是投降，因此，德國對丹麥的占領是歐洲德國占領中最輕的一次。
儘管如此，任何關於丹麥獨立的想法都只是出於外國宣傳目的的騙局，德國當局密切關注著丹麥同行。雖然丹麥公眾對德國的事業有相當多的同情，但大多數丹麥平民對占領者感到不滿，德國軍事當局懷疑丹麥的順從和忠誠。德國人試圖通過建立由彼得·克努岑擔任主席的丹麥-德國協會等措施來提高他們在丹麥公眾輿論中的地位，但沒有成功。
丹麥政府申請了四項針對丹麥的關鍵豁免。
丹麥不承擔任何軍事義務。
丹麥的反共行動應僅限於警察行動。
該條約應僅限於丹麥領土。
丹麥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
德國人對這些要求有些不滿，於是將其作為一種妥協，納入了一份秘密附錄，使丹麥從外部看起來是該協議的正式成員。這損害了丹麥文官政府在盟國中的國際聲譽。
芬蘭[編輯]
在芬蘭，該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地位一直存在爭議，直到現代，歷史學家們都在爭論芬蘭是軸心國的正式成員，還是像戰時芬蘭政府所聲稱的那樣，在芬蘭和德國共同對抗蘇聯的鬥爭中，與德國處於共同交戰狀態（芬蘭語：kanssasotija，瑞典語：medkrigförande）。芬蘭於1941年11月25日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加上其他因素，如芬蘭在1947年《和約》中明確承認自己是「希特勒德國」的盟友，形成了支持芬蘭是軸心國一部分的理由。
汪精衛政府[編輯]
「改組後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也被稱為「中國南京」或汪精衛政權，1940年3月由戰敗的國民黨政治家汪精衛在南京建立的日偽國家，於1941年11月25日加入反共國際公約。它已於11月22日提前提交了對該條約的簽署。
羅馬尼亞[編輯]
羅馬尼亞是德國在對蘇戰爭中最重要的軍事夥伴，但其德國夥伴幾乎沒有積極贏得這種忠誠。德國在羅馬尼亞接連遭受了三次領土損失，第一次在《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條約》中將比薩拉比亞地區授予蘇聯，然後作為第二次維也納條約的一部分將特蘭西瓦尼亞地區的大部分地區授予匈牙利，最後作為《克雷奧瓦條約》的一部分批准保加利亞在多布魯亞地區的領土收益。羅馬尼亞在法西斯鐵衛隊的領導下，其主要敵人不僅在蘇聯，而且在軸心國中，尤其是匈牙利。儘管如此，在領土損失之前曾主張親德立場的鐵衛隊現在認為，與德國結盟是避免德國再次干預羅馬尼亞並支持匈牙利的唯一途徑。因此，羅馬尼亞於1941年11月25日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是為了取悅德國夥伴，推進羅馬尼亞對蘇聯的戰役，希望奪回比薩拉比亞，並在蘇聯烏克蘭獲得領土。
斯洛伐克[編輯]
斯洛伐克於1939年在德國煽動捷克斯洛伐克解體後成立，於1941年11月25日加入了《反共產國際公約》。
建議的成員資格[編輯]
1936年至1945年間，軸心國利用《反共產國際公約》作為外交工具來增加其政治和外交影響力，但往往沒有成功。
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編輯]
德國曾努力讓由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組成的南美ABC Staaten（「ABC國家」）加入該協議。
巴西總統蓋圖利奧·巴爾加斯以共產主義叛亂為藉口，於1937年11月制定了新憲法，因此巴西被認為是南美洲反共產國際公約的主要切入點。巴西政府承諾，其國內反共信念將繼續，但以不希望在外交上冒犯英國或美國為由，拒絕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然而，巴西部長弗朗西斯科·路易斯·達席爾瓦·坎波斯對德國幫助舉辦類似於在德國舉行的巴西反共產國際展覽表現出了興趣。
中國[編輯]
中華民國是里賓特洛甫1935年《反共產國際公約》願景的一部分，早在1936年就受到德國和日本的邀請加入《反共產主義公約》。到1935年底，汪精衛贊成加入該條約，但蔣介石謹慎地避免冒犯蘇聯，蘇聯是中國在日本進攻時唯一潛在的合作夥伴。
經過認真考慮，蔣政府拒絕了。他們不願意在日本軍隊不撤出中國的情況下與日本結盟。這樣的撤退遭到了日本的拒絕，這意味著中國不願意冒犯蘇聯，蘇聯是唯一一個在對日戰爭中能夠有效援助他們的大國。這場戰爭在第二年變成了現實。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在一次公開廣播中提出和平條件，其中包括中國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在日本的基里計劃下進行了初步的和平談判。起草的條款涉及中國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中國政府拖延了一段時間，沒有對這一提議給出明確的答覆。到9月7日，日本方面宣布進一步談判無效，基里項目於1940年10月8日終止。1940年10月12日，錢永明與松岡洋介在東京派了兩名代表，為中方進行了另一次探索性和平談判的嘗試。他們提出的日中和平和王、蔣政府統一的建議還包括將統一的中國國家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
捷克斯洛伐克[編輯]
捷克斯洛伐克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是德國在建立保護國之前提出的要求的一部分。這些要求是德國設計出來拒絕的。
荷蘭[編輯]
荷蘭是日本選擇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的候選國。日本大使山口岩尾希望，荷蘭對中國局勢的擔憂，荷屬東印度群島華裔居民的潛在異議，以及殖民地的共產主義叛亂分子，將導致荷蘭政府試圖通過加入該協定來穩定與日本的關係。
1936年10月12日，Yamaguchi就此事聯繫了荷蘭外交部長Andries Cornelis Dirk de Graeff，但荷蘭政府認為自己受到公眾輿論的約束，拒絕與日本進行任何外交結盟，de Graeff指出，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共產主義活動並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脅。然而，為了在亞洲開展反共活動，他至少願意與日本談判交換情報。1936年10月24日的第二次會議上，德格拉夫提出，只有荷屬東印度群島才應被納入任何情報交流，而山口則希望將荷蘭大陸納入其中，以挫敗共產國際在阿姆斯特丹的行動（並暗中影響荷蘭報紙在報導中減少對日本的批評）。第二天，1936年10月25日，托尼·洛維克就荷蘭的一項潛在政策聯繫了山口，在該政策中，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共產主義以及所有政治意識形態都可以與日本人合作進行鎮壓和監督。這是許多跡象中的第一個，表明荷蘭政府並不太關心對抗共產主義，而是更關心鎮壓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印尼獨立運動。
儘管荷蘭仍然對秘密情報交流感興趣，但由於擔心國內外的強烈反對，荷蘭政府對正式與日本進行外交結盟猶豫不決。
挪威[編輯]
作為德佔挪威和挪威合作主義者吉斯林政權的一部分，挪威國民政府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的問題得到了討論，最引人注目的是1942年2月10日在奧斯陸發布的《挪威重組備忘錄》。
波蘭[編輯]
1935年，波蘭曾是里賓特洛甫希望促成加入該條約的國家之一。波蘭也是日本非常希望的合作夥伴，日本認為德國和波蘭由於1934年的《互不侵犯條約》而相當親密，並認為波蘭非常堅定地奉行反共和反蘇立場。
里賓特洛甫和諾伊拉斯與約澤夫·利普斯基和約澤夫·貝克就德波反共合作進行接觸時，貝克拒絕波蘭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認為這不切實際。波蘭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是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向波蘭提出的八點計劃的一部分。波蘭拒絕了這一提議，波蘭拒絕這一提議的原因是波蘭希望德國和蘇聯之間保持外交距離，以及對捷克斯洛伐克解體後德國侵占包圍圈的軍事擔憂。
葡萄牙[編輯]
葡萄牙有興趣成為可能的成員國，特別是在西班牙加入後。作為僅有的三個在1934年9月18日投票反對蘇聯加入國際聯盟的國家之一（除了荷蘭和瑞士），它有著良好的反蘇記錄。然而，在1934年至1945年德國駐葡萄牙大使奧斯瓦爾德·馮·霍寧根·休恩看來，葡萄牙對英國的經濟依賴以及與英國的長期外交聯盟使其不太可能接受《反共產國際公約》的邀請。
英國[編輯]
英國成員資格是里賓特洛甫在1935年10月為《反共產國際公約》最初設計的一部分。1936年，當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成為駐英國大使時，希特勒向他明確表示，歡迎英國加入《反共產國際公約》是他的「最大願望」。里賓特洛甫對希特勒的野心持懷疑態度，但對國王愛德華八世寄予了一些希望，里賓特洛普認為愛德華八世對德國很友好。1937年11月15日，當被問及英國政府是否收到了《反共產國際公約》的邀請時，外交部副部長羅伯特·加斯科因·塞西爾回答說，沒有收到這樣的邀請。
南斯拉夫[編輯]
在米蘭·斯托亞迪諾維奇擔任總理期間，南斯拉夫對軸心國是友好的，德國和義大利對其在1939年1月加入持樂觀態度。然而，斯托亞季諾維奇在1939年2月被趕下台，隨後的德拉吉莎·茨維特科維奇政府更加謹慎和不結盟。茨維特科維奇政府在羅馬尼亞、匈牙利和保加利亞與軸心國外交結盟的壓力下，於1941年3月25日加入了《反共產國際公約》的繼任者《三方公約》。作為回應，杜尚·西莫維奇於3月27日發動南斯拉夫政變，取消南斯拉夫加入《三方公約》。作為回應，軸心國於4月6日開始入侵南斯拉夫。
遺產[編輯]
《反共產國際公約》最終在紐倫堡審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在判處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死刑的判決中被特別提到。
歷史接受與史學[編輯]
美國歷史學家、伊利諾伊大學名譽教授保羅·W·施洛德在1958年出版的《軸心國聯盟與1941年日美關係》一書中將《反共產國際公約》解釋為德國和日本的外交聲明，該聲明沒有實際軍事價值，「本身幾乎沒有危險」。施洛德還評論了該協議導致的德日關係相當鬆散，以及德國和日本對該協議缺乏承諾。施洛德的結論最終認為，《反共產國際公約》延續了自19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外交政策的一種模式，在這種模式中，日本機會主義地抓住了擴張的機會，如1894年第一次中日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和1915年的21項要求。
英國歷史學家、後來的工黨政治家魯思·赫尼格在1985年出版的《1933-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一書中指出，該協議的意識形態組成部分是，《反共產國際公約》強調了「法西斯主義的前進」，以「打擊共產主義政權的蔓延」，但他指出，該協議的真正威脅也來自自由民主的聯合王國。在2001年為《1919年巴黎和會：沒有勝利的和平》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赫尼格還指出，德國、義大利、日本甚至英國的公眾在很大程度上對外交政策和國際和平的保障不感興趣，而那些對全球事務感興趣的少數人往往是沙文主義和民族主義者。赫尼格還評論道，1918年至1939年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舊聯盟（如英日聯盟和斯特里薩陣線）解體。
作為德國聯邦國防軍軍事史研究室系列《德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德國軍事歷史學家曼弗雷德·梅塞施密特在第一卷《德國侵略的建立》（1990年）中指出，《反共產國際公約》和整個軸心國一樣，只是「將不同的政治利益拼湊在一起」。梅塞施密特還評論了希特勒在將義大利或英國納入條約之間的矛盾心理。關於日本的角色，梅塞施密特和施洛德一樣，將《反共產國際公約》視為日本既定政策的延續，但也指出，日本的內部政治機構在日本軍隊的利益之間存在著巨大分歧，幾乎從定義上講，東京領導層的任何行動都不能被視為整個日本體制的任何統一意見。梅塞施密特也不同意義大利加入該條約必然會給它帶來反英的推動力，但義大利的加入首先奠定了該條約的基礎。德國和日本的利益差異太大，日本在1937年對華戰爭開始後的立場太弱，無法對任何敵人、蘇聯或英國構成威脅。因此，梅塞施密特不同意該協議從反蘇變成反英的觀點，因為它實際上在1937年6月日本入侵中國時就已經停止了反蘇，而不是在同年11月義大利加入該協議時。
然而，梅塞施密特確實同意，希特勒對日本的支持，源於里賓特洛甫在遠東的議程，註定會損害英德關係，無論希特勒是否有意。德國採取的有利於日本和不利於中國的行動包括停止向蔣介石政府提供援助，從中國召回顧問，以及從1937年10月開始公開宣布政治支持日本的行動。根據梅塞施密特的說法，所有這些行為都必然會冒犯英國的親中立場。
英國歷史學家伊恩·克肖在2000年為阿道夫·希特勒撰寫的傳記中寫道，希特勒批准《反共產國際條約》標誌著「世界上兩個最軍國主義、擴張主義的大國」的外交聯盟，但「該條約的象徵意義比實際條款更重要」。克肖在對納粹德國內部權力結構的解釋中是「致力於元首」理論的支持者，在這一理論中，希特勒是德國國家的指導思想人物，德國政府內部的所有政治行為者（在《反共產國際公約》中：里賓特洛甫）都試圖贏得希特勒的支持，事實上，這位獨裁者與政府的日常事務毫不相干。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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