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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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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918年香港總督梅含理爵士
1913年-1915年英國駐軍司令凱利英语Francis Kelly (British Army officer)少將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年-1918年)期間,英屬香港並未受攻擊。德國東亞分艦隊是對香港最大的外來威脅,但是該艦隊在1914年12月已被英國海軍殲滅,不過依然促成香港防衛軍團成立。香港華人中,有535人因戰事死亡,當中384人是派往中东战场美索不達米亞戰役中國勞工旅的一員。戰爭期間,香港華人籍機打入由歐裔主導的行業,例如銀行業和航運業。開戰前夕,香港政府壟斷了鴉片買賣,達至了政府總利潤的46.5%,令香港經濟沒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影響,反而繁榮。

軍事動員[编辑]

香港守軍[编辑]

戰時香港總督梅含理。開戰當時,香港的守軍共有一個駐港英軍步兵營和兩個印軍步兵營,三個步兵營共計約4千人。除此之外,還有幾個海防砲兵連、約500人的香港防衛軍團,以及由幾艘驅逐艦和潛艇組成的當地防禦艦隊。守軍由英國駐軍司令凱利英语Francis Kelly (British Army officer)少將(Francis Kelly)指揮。在1917年,香港防衛軍團Hong Kong Defence Corps)成立並加入了香港守軍。香港造船廠亦改裝了三艘商船,成為武裝商船,以保衛港口和海上航道[1][2]

香港居民服役[编辑]

由於當時在港大部份英國人皆是商人、專業人士或政府人員,所以戰爭初期的自願服役情況並不理想。至1915年初,只有47名英國人自願服役。1917年,政府通過《兵役法》(Military Service Ordinance),規定在香港居住的英國適齡男子必須服役。此法例導致了香港防衛軍團的成立[1]香港防衛軍團參與了香港的防衛工作,令本在港防守的正規軍可以到歐洲服役[3]。終戰時,英國男性2,157人中有579人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服役[4][3]。香港華人亦有參予中國勞工旅,到法國[4]美索不達米亞戰役協助協約國[1](詳見「香港華工死傷」段落)。

香港華工死傷[编辑]

香港華人中,有535人因戰事死亡,當中384人是派往中东战场美索不達米亞戰役中國勞工旅(英國在華招聘的後勤兵)的一員,他們大多因疾病、暴露於惡劣環境或意外中身亡。「一共有384名香港華工在伊拉克為協約國擔任後勤人員時死亡,他們包括工匠、管工(foreman)、廚師以及翻譯人員,其中皇家工兵死者239人、華人搬運隊(Chinese Porter Corps)55人、港口行政及河道保護處(Port Administration and River Conservancy Department)33人、印度陸軍後勤工程隊27人、英印海軍(Royal Indian Marine)14人、印度鐵路部13人、印軍勞工隊(Indian Labour Corps)3人。」[5]除此之外,至少100名華人在參予英國商船海軍英语Merchant Navy (United Kingdom)期間因敵人襲擊、疾病或意外身亡[1]

補給港口[编辑]

香港是戰時東亞最大的港口之一。1914年7月,英國海軍的中國艦隊奉命到香港聚集。故此,開戰當日,維多利亞港中聚集了前無畏艦凱旋號英语HMS Triumph (1903)」(HMS Triumph)、一艘英國裝甲巡洋艦、一艘法國裝甲巡洋艦和兩艘輕巡洋艦。在港期間,凱旋號因人手不足,從香港駐軍營中調動了士兵到船上服役。1914年8月12日,港島東部炮台由於過分緊張,對沒有遵守停止航行命令的日本貨輪「四國丸」(四国丸しこくまる Shikoku Maru)發炮,導致船上一名水手死亡。在一戰以及協約國武裝干涉俄國內戰期間,香港成為了英國及其盟友的補給港。中國勞工旅亦是由香港港口出發至歐洲和中東[1][2]

對香港的威脅[编辑]

德國海軍[编辑]

對港最大的威脅是德國的東亞分艦隊。開戰當時,香港守軍得悉東亞分艦隊的主要艦隻已離開青島,變得十分緊張。1914年8月23日,日本加入協約國並對德國宣戰。大日本帝國海軍在亞洲水域有壓倒性的優勢,得以制衡德國艦隊,令東亞分艦隊對港的威脅減少[1]。11月,英日聯軍(包括從香港出發的凱旋號)佔領德屬膠州。12月,東亞分艦隊的主要艦隻在福克蘭群島海戰遭英國海軍重創,德軍對香港亦已變成毫無威脅[3]

廣東軍閥[编辑]

英國遲遲未能判斷中國對德國的取態。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1917年激辯中德斷交和對德宣戰案,至8月14日第二次段祺瑞内阁終於宣布对德國宣戰,並派出中國勞工旅支援協約國。[6]然而,在香港毗鄰的廣東省,孫中山廣東軍閥權鬥,雖然彼此不和,但都擁抱中國民族主義,由此英軍視廣東的不穩定政權為「反英」政權,英軍內部開始為廣東軍閥入侵的可能性作準備,在九龍建造臨時戰壕。雖然在1914年底,廣東的政局混亂,對港的威脅減低,但廣東軍閥入侵的可能性至終戰時才徹底消失。[1][3][7]

印度裔香港人[编辑]

英國駐軍司令凱利英语Francis Kelly (British Army officer)少將亦曾在匯報中提及在港的印度籍警察、守衛以及居民有著「強烈的反英情緒」,是「真正的威脅」。凱利或是受到當時印度獨立運動和印德合作的消息影響。儘管如此,印度裔香港人在戰時一直保持和平狀態,反之在新加坡則於1915年爆發印度軍兵變英语1915 Singapore Mutiny[1]

捐款、經濟政策[编辑]

戰爭期間,殖民政府獲授緊急權力,但僅在1917年使用過一次,以調節商品價格[1]。在港的歐裔人士和華人都有向戰爭慈善基金捐錢,以支持英國的戰事[4],例如香港企業家周少岐便是戰爭慈善委員會(War Charities Committee)委員[8]。香港居民向英國的「帝國飛機隊」計劃(Imperial Aircraft Flotilla)捐款,購買了兩艘皇家飛機製造廠B.E.2英语Royal Aircraft Factory B.E.2雙翼機,分別命名為「香港一號」(HONG KONG, No. 1)和「香港二號」(HONG KONG, No. 2[9][10]。富有的個人或機構亦有作向戰爭基金捐款,如何東則捐款以助英國購買兩艘飛機以及數輛救護車[8]。在正常的金錢貢獻之上,港人再共籌得1千萬港元。這包括了在戰爭最後兩年,經物業持有人(大部分為華人)同意後,向他們收取額外7%的附加稅率以籌得的2百萬港元[4][3]

在開戰前的1914年5月,政府立例壟斷了鴉片買賣,令到政府收益大為增加。至1918年,政府買賣鴉片的利潤,達至了政府總利潤的46.5%。這令到戰時香港的經濟突飛猛進,香港進入了「戰時繁榮」的局面,亦令政府可以向英國提供更多援助金[1]。這些鴉片輾轉流入中華民國,因為地方官员和軍閥積極扩展鸦片生意作为税收来源和軍費。[11]詳見中國鴉片史

反德情緒[编辑]

在1911年,香港共有5,248名歐洲人,當中有342名德國人。當時在港的德國人口是香港的第二大歐裔人口(第一為英國人)[3]。德國人對香港經濟有重大的影響力,但政治上則幾乎沒有影響力[1]。1914年8月3日,開戰前兩天,駐港德國領事沃列澤茲德语Ernst Arthur VoretzschErnst Arthur Voretzsch)收到梅含理的電報,指假如英國與德國開戰,梅含理會確保德國人能繼續他們的商業活動,但他們須宣誓表明不會損害英國利益[12]。開戰後的8月5日,梅含理再向沃列澤茲發電報,寫道:

我親愛的沃列澤茲,我悲傷地向你說,最差的情況發生了,我倆的國家向對方開戰了。我願捨棄我的生命,但願這能避免這種災難[12]

相反地,凱利對在港德國人並不信任。例如,在10月5日,凱利曾向梅含理匯報:

以我來看,在這殖民地中自由活動的各德國人,男或女都好,都可能作出壞事,或會延長戰爭。毫無疑問,他們都在散播謠言,並自然地煽動中國人和印度人反對我們……他們的存在,逼使我們必須更小心,加強保衛重要的地方。我個人並不介意,把所有適合服兵役的德國人都變成了戰俘[13]

戰爭爆發後的數天內,殖民地政府替敵國人士作假釋協定。在港德人暫時可繼續商業活動,但必須定時向警察報到,只能在某些區域活動,亦不能離開香港[1][13]。8月12日,倫敦政府下令駐港德國領事館必須關閉,在港的德國及奧地利人暫時由美國領事協助(當時美國尚是中立國)[12]。因應民眾的強烈要求,皇后大道中的德華銀行的普魯士雙頭鷹標誌被移除[13]

在開戰後的數個星期內,已經有德國人被捕[14][15]。他們被送往昂船洲的隔離營監禁[16]。菲利普·威特曼(Philipp Wittmann)本是在德國商船「愛麗絲公主號」(SS Princess Alice)的船員。他在開戰後數天與商船抵達香港,隨後被拘禁[14]。威特曼描述昂船洲的拘留營為「細小、嚴密圍起、荒蕪的空地」,而且經常受到颱風威脅[15]。9月12日,被拘禁者轉移至紅磡附近未興建完成的拘留營[1][13]。對被拘禁者來說,紅磡拘留營比起昂船洲拘留營的環境較好[15]。如此同時,德籍女士與小孩則被拘留於市區的酒店內,受到酒店廚師和員工的款待[17]

10月6日,香港立法局通過法例以保證德國公司在某些限制下,能繼續營運[12]。可是在同月,倫敦政府逼使港府通過《與敵貿易條例》(Trading with the Enemy Ordinance),容許港府防止、偵測和懲罰居民與敵人之間的任何貿易行為,並能清算敵人在銀行的資產。港府以此法例為法律基礎,對所有在港德國公司進行清盤,並沒收大量德人物業和財產[1]。在10月底,德國方面宣布後備軍事動員,使港府發出對德人發出拘禁令。10月31日,德籍女士、小孩及在兵役年齡之上的老人被命令離開香港至上海公共租界馬尼拉[1][13]。餘下的德國人,均在德國後備軍名單上,他們全數被拘禁[13][15]

11月,協約國在青島戰役後,佔領了德國膠州灣租借地,在膠州的德國人亦有人被轉移至香港拘留[13]。被拘禁者被允許慶祝聖誕,1915年的新年則舉辦了假面舞會。1915年1月27日,被拘禁者秘密慶祝了德皇威廉二世的生辰。翌日,因倫敦政府得知德國處理英國戰俘的手法,決定作報復性行動,減少被拘禁者的糧食[15]。被拘禁者投訴說,他們在港期間像咕喱一樣被看待[17],令德國政府向美國作出投訴。2月,美國派出總領事安達臣(George E. Anderson)巡視拘留營。在英方陪同下的巡視完結後,安達臣表示拘留營的生活情況「可接受」[13][18]。2月17日[15],5名被拘禁者在興建劇院小屋的土製舞台時,利用工具掘出180英尺的隧道,並嘗試逃脫[1][3]。當中一人在逃脫期間被槍擊後被捕,另一人在新界的山岳中尋回。其餘3人在西貢附近被捕,他們當時正嘗試逃往中國邊境[1][3][13]。5月21日再有另一人嘗試逃脫[15]。他在往牙科檢查途中借用洗手間,期間從洗手間逃脫,可是在當晚已尋回[13]。紅磡拘留營亦繼續受到颱風的困擾。其中在1915年10月30日,被拘禁者需要前往槍會山軍營躲避颱風[15]

1916年1月,被拘禁者全數乘坐「帝國號」(SS Empire),前往澳洲霍爾斯沃斯英语Holsworthy, New South Wales的另一個拘留營[14][16]。戰事完結後,他們被驅逐出境並回到德國,他們的物業和財產則一直沒有退還[1]

人數方面,昂船洲拘留營共計226名被拘禁者[17]。轉移到紅磡拘留營後,人數為則「約200人」[1]。離港時,被拘禁者共計超過300人,包括了7名女士及13名小童[16]。被拘禁的著名人士包括捷成洋行的創辦人雅各布·捷成德语Jacob JebsenJacob Jebsen[12]

後續[编辑]

在開戰後的數個星期內,有約6萬至10萬名香港華人因擔心戰禍波及香港,逃難至廣東省[4][1]。白人人口也下降(從1914年的20,710人降至1919年的13,600人)。然而,香港整體人口於戰時有大幅的增長,由從1914年的501,304人上升至1919年的598,100人[3]

戰事於1919年7月正式完結後,香港人以煙花、車隊和遊行大肆慶祝。雖然看似歌舞昇平,但是香港經濟正經歷嚴重通脹,主要原因為戰時的物資短缺以及人口的減速增長,導致物價和租金上升。慶祝後的一星期,因泰國的稻米欠收、印度支那英屬印度收緊稻米出口和日本對大米的需求急速上升,爆發1919年香港搶米風潮[4][3][1]

因有歐洲人在戰時離開香港參與戰爭,令到華人可以打入傳統上由歐洲人主導的行業,例如銀行業和航運業[4]。1914年至1919年間,共有3間主要的華人銀行成立,包括東亞銀行[3]。同時,由於德國人在港業務受到嚴重的打擊,英國和協約國商人取代了德國商人的業務。德國人活動受打擊的嚴重程度,可從1921年只有3名德國人在港的情況得知[1]

註解[编辑]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Kwong 2020.
  2. ^ 2.0 2.1 Kwong 2014,第24-25頁.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Tsang 2004,第85–87頁.
  4. ^ 4.0 4.1 4.2 4.3 4.4 4.5 4.6 Carroll 2007,第86-87頁.
  5. ^ 《The register of the Hongkong memorial: commemorating the Chinese of the merchant navy and others in British service who died in the Great War and whose graves are not known》,London: Imperial War Graves Commission, 1931, page 3. 轉引自Kwong 2018 pp.58-59.
  6. ^ 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旧国会“对德宣战案”始末 (PDF).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21-01-02). 
  7. ^ Kwong 2014,第25-26頁.
  8. ^ 8.0 8.1 Carroll 2006,第532頁.
  9. ^ The Imperial Aircraft Flotilla 1916,第16頁.
  10. ^ Holman 2014.
  11. ^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Bulletin on Narcotics: A Century of International Drug Control (Vienna, Austria: 2010) pp. 57–58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12. ^ 12.0 12.1 12.2 12.3 12.4 Heaver 2014.
  13. ^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Smith 1994,第53-55頁.
  14. ^ 14.0 14.1 14.2 Cockhill 2020.
  15. ^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Wittmann 1919.
  16. ^ 16.0 16.1 16.2 Monteath 2018,第47–48頁.
  17. ^ 17.0 17.1 17.2 Murply 2017,第159-160頁.
  18. ^ TNA 1915.

引用書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