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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百科:維基百科惡作劇列表/遠東華人強制流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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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的人口轉移和強制流配

修築R504聯邦公路科雷馬段的蘇聯勞改犯。許多犯人在修築此公路的過程中死亡，故又稱「屍骨之路」。
境內對象
境外對象
大型勞動力轉移
二戰戰俘強制勞改

遠東華人強制流配（俄語：Депортация китайцев，直譯：驅逐契丹人出境）指蘇聯共產黨[註 1]與蘇聯政府在1937-1938年大清洗期間，對遠東的華人[註 2]進行的強制人口轉移及政治迫害，屬於歷次蘇聯的人口轉移之一。當時聯共（布）有計劃地處決、流放當地的東亞人，並強遷大量歐俄移民至遠東地區[1]。其中遠東華人直接因肅反而牽連的人數為27,458人，多於入籍蘇聯國籍（俄語：Гражданство СССР）的中華民國國民[2]:238[註 3]。在這些人中，有3,794人在遠東地區被蘇聯當局直接釋放[4]，3,922人被直接處決[5]，17,175人被強制遷移或流放。其餘人士則受到不同程度的拘禁或被迫進入古拉格進行勞改[6][7]。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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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洗的指揮者之一尼古拉·葉若夫

俄國內戰期間的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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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十月革命後俄國內戰，此時期的30萬名旅俄華僑大多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中華民國招募的一戰華工[8]。主要來自奉天、吉林、黑龍江、直隸、山東[8]，也有少數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香港[9]，僅在東方戰線就有15萬一戰華工[8]。

俄國內戰時各派欺凌華工：俄國白軍所到之處「多有僑屍暴露，或負槍刀傷痕，或被剝奪衣服，凍餒而死」；蘇俄紅軍軍紀亦差，「姦淫擄虐慘不忍視，房屋貨物均可付之一炬」。「凡不通俄語者均被過激派指為內奸，錢財衣物使之一絲不存，復傷其性命」；西伯利亞地區的協約國軍隊也隨意搜查來往華工，他們發現可疑的東西就立刻給華工安上「紅黨」的罪名，「連話也不問一句就槍殺了」[10]:112-113。蘇俄政府利用遠東華僑社會的勞資矛盾，扶植華工會對抗本地的華商會，分化華人內部。更有甚者公然對山東昌邑在俄之華商搶劫凌辱[11]，部分俄羅斯華人因此返華或前去第三國[12]。

位於海參崴的俄羅斯華人聚居區「百萬莊」（Миллионка），攝於1920年代

新經濟政策下的俄華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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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蘇俄[註 4]推行新經濟政策，遠東地區因缺乏勞動力發展經濟，需要大量引入移民。當局遂大規模移民歐俄地區的國民到遠東，其中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就移民了66,202人至遠東[13][14][15]。而其他華人對前往遠東打工並不排斥，他們是當地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有數量眾多的華人前往遠東謀生，並對當地社會經濟生活產生很大影響。到1920年代中後期，旅俄華人控制了蘇聯遠東地區一半的商業場所和大致相同比例的貿易額，當中小額雜貨貿易佔比48.5%，食品、飲料、煙草行業佔比22.1%，餐飲業佔比10.2%，因此擁有相當的經濟影響力[16][17]。

1920年代未期至1930年代初，俄羅斯華人在遠東地區的商業勢力急速膨脹，當中有些商人出售假貨及劣質產品，令當地俄羅斯人認為華人都是詐騙犯和小偷的族群刻板印象[2]:276。1930年6月1日，在海參崴今列寧區一帶一名俄羅斯工人因不堪華裔管工壓迫，聚眾毀廠，導致當地爆發一場華俄之間的小規模械鬥，27人受傷，當中3人永久傷殘。這次事件加深了遠東地區華人與俄人之間的進一步種族矛盾。對當地俄人而言，大部分「新中國人」[註 5] 「不學俄語，守財奴，不守承諾，喜歡騙人」。華人則認為當地俄人「好勇鬥狠，動輒以暴力威脅，不講道理，愚蠢」[2]:288-230。封閉性的華人社區也引起了蘇聯當局和當地蘇聯公民的反感，華人聚居的海參崴第18區，亦即華人所稱之「百萬街」、「百萬莊」，猶如國中之國，除交稅外不受當地政府控制。遠東華人大部分集合到幫派、同鄉會、神明會等組織中。華人團體以及其社會組織基本上獨立於當地蘇聯社會。因此蘇聯政府將俄羅斯華人視為潛在威脅，認為華人可能與日本情報機構有勾結[18]。

1920年代中後期，蘇聯對華政策開始收緊，先是加強入境審查，再在出境時多所限制，規定攜出之行李須繳34%的稅金，而且總值不得超過300盧布。在離開蘇聯境內時，須繳14盧布的出境證費，以及裸體受檢。採取限制匯款和增派稅項[註 6]以壓迫俄羅斯華人[19]:28。1926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決定「必須採取所有可行的措施，禁止中國人和高麗人（朝鮮人）流入蘇維埃領土」，會議上認為讓華人和朝鮮人進入蘇聯會帶來嚴重危險，因此蘇聯開始從遠東遷出部分朝鮮人，並同時對華人採取政策「將他們擠壓出邊區」[10]:116-117。

中東路事件的中蘇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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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路事件後中俄遠東國界線

1928年，時任紅軍司令部參謀中校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阿爾謝尼耶夫（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Арсеньев）向蘇聯遠東委員會提交了一份研究報告，報告指「在中國東北和朝鮮毗鄰地區，要防止中國和朝鮮的自由移居者，這些地區要住滿來自西伯利亞和蘇聯歐洲部分的移民」[20][10]。1928年12月29日中華民國東北易幟，東北軍總司令張學良向國民政府投降。蘇聯當局對以蔣中正為首之中國國民黨勢力延伸至中俄邊境看法分歧，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聯共（布）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本人認為，只要南京國民政府不與日本聯合反蘇，即便前年曾出現國民黨清黨事件，蘇聯當局應與國民政府保持一定的良好關係[21]。1929年7月10日，張學良強行派兵收回中蘇共同營運的中東鐵路，中東路事件爆發。蘇聯當局即日就發電文詰問國民政府，並在次日即7月11日派員前往哈爾濱了解情況。7月13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代人民委員列夫·米哈伊洛維奇·加拉罕向中方要求撤兵，並在三日內回應，否則將有嚴重後果。是次事件演變成兩國角力之重心，剛取得蔣桂戰爭勝利的蔣中正支持張學良，稱「我們當然要抵抗到底， 誓死要達到我們收回主權的目的」。時任中國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同日亦對記者發表談話， 稱「蘇俄政府向我國提出無理通牒，要求釋放宣傳赤化俄人，取消我國對中東路處置，殊屬荒謬，中央絕對不為所動」[22]。由7月17日，雙方談判破裂，由於蘇聯當局認為事涉主權，遠東旅俄華人是潛在不安定因素，因而開始驅逐、甚至逮捕華僑[23][19]:30

1929年7月24日，《申報》載：「居住於海參崴之華人中約千人，被蘇聯當局拘禁，聞此輩皆系有產階級者」[24]。8月12日，《申報》指海參崴仍有1,600名至1,700名在囚華僑，每人每日僅給一片黑麵包，並受到種種虐待[25]。而在伯力之被捕華僑，備受俄方虐待，一天僅食一碗麵包湯（英語：Bread soup），因為飢餓而上吊自殺者不少[26]。9月14日，俄方再度逮捕千餘名海參崴華僑，海參崴已無華僑縱跡[27]。9月15日，《申報》又載：「該地自入日起，大捕華僑，八九兩日共捕千餘人，連同以前被捕囚獄華僑，己達七千人以上」[28]。「 遠東俄官廳，騙遣被捕華僑，修築黑河伯力間鐵路，日僅給黑麵包二片，工作稍緩，即遭鞭撻，華僑實求死不得」[29][19]:31。 1929年12月22日，中蘇《伯力協定》簽訂，中東路事件的衝突暫告一段落，協定簽訂後大多數華僑均被釋放，「然僑民等皆鑑於彼方官廳壓制過甚，被沒收之財產不予發還，工商交窘，且事物價格奇昂，所入不足以維持生活，均紛紛回國」[19]:31。

滿洲國成立後強遷遠東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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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3月1日日本傀儡政權滿洲國成立後，蘇聯政府開始阻止華人越境至蘇聯[30]，下令召回所有駐華之外交官及商務代表，同時將中華民國駐俄各地代表勒令出境，停止與中國東北之鐵路往來[19]:30。蘇聯政府更強迫遠東俄羅斯華人遷回中國東北，依力古斯（伊爾庫茨克）、赤塔、上烏金子（烏蘭烏德）一帶華僑，因被誣擾亂地方治安，或被誣欠捐先後被捕者有數千人。僑民在過境時攜帶多於30盧布便會被沒收；要是攜有過千盧布者，不但沒收錢財，還要被監禁，不准返華[19]:30。

遠東大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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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人民委員部第447號命令》允許內務人員在未經審訊下拘禁或處決反蘇反革命份子，以「保衛蘇維埃政權」

1934年，時任蘇聯列寧格勒州委書記謝爾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被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維奇·尼古拉耶夫槍殺。斯大林下令嚴查，針對反黨份子、托洛茨基派份子、反革命份子的調查開始[31]。1936年8月19日，第一次莫斯科審判開始，聯共（布）中央正式開始大清洗運動。1937年8月1日，在時任內務人民委員部人民委員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若夫副手米哈伊爾·彼得洛維奇·弗里諾夫斯基的提議下，《內務人民委員部第447號命令》發佈，允許內務人員在未經審訊下拘禁或處決反蘇反革命份子，以保衛蘇維埃政權，該命令涵蓋遠東地區。當時的遠東地區內務委員會主席捷連季·德米特里耶維奇·傑里巴斯（俄語：Дерибас, Терент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帶頭大量捕捉反革命份子，僅15天就已抓捕6,000人[32]。但葉若夫仍嫌棄傑里巴斯「未能有效揭露藏在人民群眾的敵人」而將其撤職，命親信亨里希·薩莫伊洛維奇·柳什科夫接任[33]。1937年8月21日，蘇聯正式針對當地亞洲人中最大群體高麗人進行政治迫害，關於遠東邊疆區高麗人人口的強制遷移計畫開始實施[34]。1937年9月20日，《內務人民委員部第593號命令》發佈，針對達25,000多人的全體哈爾濱白俄進行抓捕，這些人部分已歸化為中華民國國民，但蘇方的定義是只要是前俄羅斯帝國國民及其後裔都符合白俄定義，因此當時身在蘇聯遠東的哈爾濱白俄或白俄混血兒皆被逮捕[35][33]:54。

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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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務人民委員部第693號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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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鎮壓前線指揮者亨里希·柳什科夫
《鎮壓「民族路線」決議（俄語：Репрессии п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линиям» в СССР (1937—1938)）》公佈後，蘇聯當局開始對華人進行大規模政治迫害

1937年10月23日，《內務人民委員部第693號命令》正式發佈，華人繼波蘭人、德國人和朝鮮人等族群後被列入肅反（即大清洗）名單，內務人民委員葉若夫容許秘密拘捕一切有間諜和破壞份子嫌疑者[36]。1937年11月10日，中華民國駐赤塔領事館向外交部報告表示，蘇聯為鞏固遠東防務及發展該地區經濟建設，以每月約3萬人左右向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大量遷入歐俄移民，同時為容納歐俄移民騰出空間及防止東方工人勾結日本帝國和滿洲國，所以實行清除朝鮮及中國僑民的政策[37]。

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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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22日，葉若夫下令柳什科夫「所有中國人，不論其所屬國籍，凡有挑釁行為或恐怖意圖者，立即予以逮捕」[38]。12月23日，葉若夫下達了《鎮壓境內中國人叛徒和間諜之計劃》，計劃 「同時進行清除邊疆區所有中國人和其他人的匿藏地點，請仔細搜查，拘捕所有戶主與訪客。對他們進行訊問。發現反蘇維埃，從事間諜、走私活動以及刑事罪的已獲蘇聯國籍的中國人案件交由『三人法庭』[註 7]審理，並鎮壓第一類和第二類。外籍人員案件，經審判後將其逐出蘇聯境內。所有被司法當局逮捕的嫌犯，禁止在遠東地區、赤塔、伊爾庫茨克地區居住[39][40]」。1937年12月24日，在內務人民委員部濱海邊疆區局局長米哈伊爾·約瑟福維奇·季緬特曼領導下，針對海參崴波蘭人、德國人、高麗人以及華人的「街區清洗行動」在晚上展開，屬天主教社群的當地波蘭人[註 8]受創最深，因為他們當時在慶祝聖誕夜，幾乎被內務人民委員部一網打盡，全被流放至西伯利亞中部[41]:171。其次則是朝鮮人，總共七個朝鮮人聚居地的街區全被蘇聯當局肅清，抵抗者一律殺無赦，對朝鮮人的肅反用了三天兩夜才結束[42][43][41]:173。

12月27日晚，內務人民委員部再對華人聚居的海參崴第18區，亦即華人稱之「百萬街」、「百萬莊」的聚居區進行肅清。由於在1936年拆卸違建後華人移民復又住入，因此此次蘇聯當局以實彈驅趕。雙方爆發槍戰，因為蘇方在火力，訓練度和組織度都遠超以土槍土炮及冷兵器作戰的當地華僑，形成壓倒性優勢；最終蘇方死7人、傷28人，華人移民死434人、傷者甚多[41]:174-176。之後蘇聯當局用了7個月將該地改建。另有幾十名德國人亦遭到強制逮捕。莫斯科國立大學歷史系教授奧列格·赫列夫紐克（俄語：Хлевнюк, Олег Витальевич）指季緬特曼的「街區清洗行動」是「假社會主義之名，以狹窄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為基礎進行的一場種族滅絕」[41]:175。2010年6月8日，以雅羅斯拉夫·利萬斯基（Ярослав Ливанский）領導下的的俄羅斯考古學家團隊在百萬街遺址挖掘時發現了掩埋大量遺骸的地方，其中也發現了華人的遺骸[44][45]。1937年12月29日晚，濱海州肅反委員會進行名為「中國行動」的肅反專案，據資料，這次行動共有853名華人被捕[46]。同時間在中華民國駐伯力、駐海蘭泡領事館報告遠東一帶有大批華僑被捕，伯力有200餘人，海蘭泡百餘人。1938年1月12日至13日，布拉戈維申斯克又有20餘名華僑被捕[47]。

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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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10日，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館臨時代辦余銘向蘇聯提出交涉，要求儘速釋放被捕華僑。次日，中方要求面見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司司長，對方稱病拒見[48]。1月13日，有華僑向中國駐海參崴、駐伯力等地的領事館報告，被捕華僑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訊致死者，但蘇聯地方內務部機關態度強硬，不允許中華民國領事機構探視、送食物[49]。1月28日，中華民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館致電外交部，指出蘇聯大量抓捕華僑「謂其俱犯間諜罪，其孰能信」。1938年1月3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鎮壓「民族路線」（俄語：Репрессии по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 линиям» в СССР (1937—1938)）》的決議，決定加大和延長對民族主義者的肅反，當中亦包括華人。1938年2月1日開始，針對華人的大肅反展開[註 9]。2月6日，《中央日報》刊載蘇俄虐待華僑之信息[50]。2月14日，中華民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館電告外交部蘇聯大捕華僑、大量掠奪及充公蘇聯華人財產一事：「其剽掠無所不取，酷索錢財，藏匿者以刑相逼，拷斃無算，備極慘毒」[51]。2月17日，中華民國駐伯力總領事館介入事件，抗議對被逮捕之華僑刑訊逼供，要求蘇方放人，蘇方不予理會[52]。2月19日，《中央日報》再發文聲討蘇聯虐待華僑[53]。2月21日，香港《工商日報》亦轉發日本報紙消息，斥責蘇聯虐俄華僑可憤[54]。2月22日，駐伯力總領事館表示：「內政管理局連夜派人分乘大汽車搜捕善良華僑又有百餘人之多，其勢洶洶如擒大盜，變本加厲，勢必至拿罄而後止，聞前次被捕之華僑即將發往邊遠苦寒各地，罰充苦工」[55]。「搜捕僑民夜以繼日，並有工作時間將其逮捕者，蘇方咄咄逼人不留餘地，其蠻橫行為等於庚子年驅逐華人故事，淹斃黑龍江內，回憶慘史不寒而慄」[56]。「本埠昨晚起又復大捕華僑，今晨尚在繼續進行中，僅當時不在家中者暫獲倖免，群來領館哭訴，懇請寄宿館中，藉資庇托，……蘇方對我僑胞一再濫捕，以致群情惶駭，不可言狀」[57]。

經過數次逮捕，海參崴地區未捕之華僑僅剩千餘人。隨後，蘇聯當局暫停逮捕一個月，誘使死守領事館的一千多名華僑盡數離開。1938年3月28日至31日，蘇聯當局再次大肆逮捕，不少華僑再逃往領事館避難，但由於蘇聯官方事先在街頭設立密集崗哨，全被中途截阻而去。至此，海參崴華僑基本上被一網打盡[58][59]。據統計，僅濱海州的第二、三次大抓捕，所抓華人數目即已達2,005人和3,082人。5月7日，駐海參崴總領事館報告領館轄區內僑民被捕者有七、八千人，大規模的抓捕令當地監獄人滿為患，往往加以刑訊逼供審訊，甚至時有發生折磨致死的情形[60]。

4月18日，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王寵惠與時任蘇聯駐華大使伊萬·特羅菲莫維奇·盧干茲-奧雷爾斯基（俄語：Луганец-Орельский, Иван Трофимович）[註 10]就遠東華僑問題協商，雙方在四天的討論中得出了七條結論[61][62]：

  1. 蘇方願擔負華僑遷往蘇聯內地及新疆費用，唯須由地方官廳組織按批次遣發。
  2. 蘇方可給予華僑相當時日，料理私事，期限自兩星期至一個月。
  3. 僅限有生業工作能力，願在蘇聯從事生產工作之華僑得移送蘇聯內地，其他僑民予以便利，經新疆回國。
  4. 蘇方將協助華僑處置不動產，聽其出賣或委託他人代管，如無相當代理人時可交領館代管，但不得使大批房產全行集中領館，市政府將指派專員協助華僑清理上項財產。
  5. 市政府外事科按照第三條所規定辦法編造應予遣送之華僑名冊，並另抄一份指明運送時間，經由交涉員函送駐海參崴、伯力及布拉哥領館備案。
  6. 華僑蘇籍妻子亦得隨同回國。
  7. 被捕華僑蘇方原則上同意予以遣送出境，但以未犯有重罪為限。

1938年6月1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遷移遠東中國人》的新決議，決議停止從遠東強制驅逐華人，以及允許華人自願遷移到新疆，若不願意去新疆，要安置到遠東邊境禁區和築壘區之外居住。倘若在遠東之財產已被沒收，但又不願去新疆之無家可歸者和他們的家庭，須送至哈薩克。當中在遠東有房產，且經審判無罪之蘇聯公民，可以在遠東本地釋放。遠東蘇聯公民犯輕罪且罪行不嚴重者，遷移戶口至庫爾—烏爾米地區[63]。被控從事間諜活動、積極的破壞分子、恐怖分子的華人不能釋放[64]。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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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遭受肅反或受肅反影響的俄羅斯華人可以分為四大類：一、就地釋放；二、返回新疆；三、流放至遠東以外的蘇聯領土；四、處決或進古拉格。另有若干華人在拘捕或審訊過程中死亡，具體數量無法得知。

處分方法 處分人數
就地釋放 3,794人
返回新疆 11,412人
流放至遠東以外的蘇聯地區 5,763人
拘禁或處決 9,830人
總受害人數 至少30,799人
直接因肅反受難者為27,458人

遠東本地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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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方法 釋放人數
就地釋放 2,853人
遷移至庫爾—烏爾米地區釋放 941人
總釋放人數 3,794人

1938年6月，內務人民委員部遠東邊疆區內務管理局按照聯共（布）中央的指示，重新查看部分偵訊文件後，從羈押中釋放2,853人[65]。當中6月13日至7月8日，艾戈爾舍爾德（Эгершельд）車站第五列車的941人開往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的庫爾－烏爾米地區[註 11]，這些人在抵達當地後亦獲赦[66]。

返回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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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疆出發日期 返回人數
6月13日至7月8日 釋囚6,189人
7月11至7月14日 民眾3,341人[註 12]
10月11至10月12日 釋囚1,882人
總返回人數 11,412人

由於華僑進入新疆需要中華民國使領機構的簽證，根據中華民國駐海參崴、伯力、海蘭泡三地領事館上報的1938年移僑新疆簽證統計數字，駐海參崴總領事館為8,025名、駐伯力領事館為3,004名、駐海蘭泡領事館為2,714名華僑發放入境新疆簽證[67]。由於當時中國東北已為滿洲國所據，而外蒙古境內又尚未有鐵路連接中俄兩國，因此被釋俄羅斯華人經西伯利亞鐵路向西進發，抵新西伯利亞後轉乘南下列車經阿勒泰地區抵達中國新疆省。1938年6月13日至7月8日，7,130名華人在海參崴的艾戈爾舍爾德車站分乘5列火車被強行遷走，前四列列車6,189人（分別為1,379人、1,637人、1,613人和1,560人）遣返新疆，其餘941人坐第五列車北上。第二次出發在7月11日至7月14日，共3,341名普通平民先後乘車返回新疆。第三次出發在10月11日至10月12日，釋放罪行較輕的囚犯1,882人。共11,412人返回新疆。其中濱海州6,189名、烏蘇里斯克州1,665名、布拉哥1,815名、伯力1,743名[68]。

流放至遠東以外的蘇聯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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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地點 流放人數
哈薩克斯坦 5,116人
烏茲別克斯坦 451人
其他地區 196人
總流放人數 5,763人

依據蘇聯統計機關的人口普查結果，在1926年至1937年這段時間內，中亞地區華人數量極少，可是在1939年蘇聯人口普查（俄語：Перепись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1939)）中該地區突然出現5,500餘名華人；這些人顯然是從遠東、東西伯利亞等地遷移來的，並且應當以遠東地區遷來的為多。同時，根據1938年6月3日葉若夫的命令，「持有蘇聯身份證件的中國丈夫的中國妻子，隨其配偶一同遷移到哈薩克斯坦」[69]。1939年9月至12月間，又有227名從監獄中釋放的華人被遷往哈薩克斯坦[70]。根據普查結果，中亞華人（主要集中在哈薩克與烏茲別克兩地）在1939年初有5,567人[71]。剩餘的196人主要是前往歐俄地區，當中知識份子主要是工程師流放至亞美尼亞首府埃里溫。1940年1月16日，在亞美尼亞蘇維埃地方當局的授意下，34位華人學者抵達葉里溫，代表整個遷移過程就此結束[72]。

拘禁、處決和勞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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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禁或處決 受處分人數
死刑 3,922人
判處勞改進入古拉格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4,740人
判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共3,050人[註 13]
總計 11,712人
因其中1,882人提前釋放回疆，因此是9,830人。

與上述狀態相比，進古拉格是最嚴重的迫害。流放後成功抵達流放地便可以獲得自由，處決常常以槍決執行，因此犯人不會承受過多痛苦；進古拉格則是最重的刑罰，因為除了失去人身自由，幾乎每天被強迫工作外，仍然需要忍受勞改官日常虐待，以及偶發性的秘密警察之私刑，令人生不如死。僅在赤塔被捕的俄羅斯華人就有1,500名。其中三分之一以上（568人）在審訊過程中被拷打致死。1938年6月14日柳什科夫逃亡至滿洲國，他透露被捕的華人數目達到11,000人，研究遠東肅反史的兩位俄羅斯權威史家德米特里·鮑里索維奇·法爾圖索夫（Дмит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Фартусов）及尼古拉·費奧多羅維奇·布蓋（俄語：Бугай, Николай Фёдорович）一致認為此數字可信，即蘇聯當局拘禁了至少11,000名華人[73][74]。根據蘇聯政治恐怖受害者紀念網的資料，在1937年至1938年間，11,000多名被拘捕華人中有3,922名被處決，其餘則判處強制遷移和進入勞改營[75]。

古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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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古拉格

古拉格（ГУЛАГ）是蘇聯「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的簡稱，此詞亦可用以形容其管轄的勞動改造營，古拉格與一般監獄的最大分別是當中的囚犯沒有上訴權，沒有任何司法權利。其次則是不得假釋，與世隔絕[76]:16。截至1939年1月1日，共有3,179位俄羅斯華人關押在古拉格，當中1,794人為中華民國公民[77]。當中有2,729人被關押在一般監獄，但在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後，當中大部分也被轉移至古拉格，因此在1942年1月1日，被關押的華人達到5,192人，當時就是就是華人在古拉格關押的最大數量[78]。當中2,632人死於古拉格服刑期間，另有734人失蹤，當中有1,826名當時被定罪的華人與其他被關押人士先後獲釋[79]。

死亡原因 處分人數
關押期間處決[註 14] 167人
病死[註 15] 1,062人
意外身亡 285人
戰死 1,118人
總死亡人數 2,632人

華僑被捕後生活是極其悲慘的，既要遭受慘無人道的刑訊，還要面臨繁重的勞役生活。蘇聯當局允許內務部探員根據各自工作需要，無限制的使用暴力和刑訊，且沒有作出任何規範。部分華僑在審訊時被迫將身體貼在火爐旁烤，以拷問有關間諜的口供。很多華僑難以忍受各種毒刑，直接在獄中被拷問致死。不少華僑被抓之後即被立刻發往苦寒之地，罰做苦工，從此「滅跡海外，永無生還之望」。其中250位被起訴「非法越境」的華僑，被送到托木斯克－阿辛斯基古拉格（Томско-Асинский ИТЛ）後分成每十人一組，被迫令搬運共重兩噸的原木，當中很少有人能夠挺過兩個星期。到1939年2月，也就是他們來到古拉格後的第三個月，只剩下一名廚師因在廚房做飯倖存，其餘全數死亡[註 16][80][81][82]。

在西卜拉格古拉格、別列茲尼科夫斯基古拉格（Березниковский ИТЛ）、科斯蘭斯基古拉格（Косланский ИТЛ）三個古拉格中的華人死亡率為100%；托木斯克－阿辛斯基古拉格拘禁250名華人僅存活1人緊隨其後，死亡率99.6%。死亡率極高的古拉格主要是位處極地，極度荒蕪或高度嚴寒的地區，而且常常也是血汗工廠。在這些古拉格，因為補給困難和政治因素，獄卒死亡率也不低。史學家尼基塔·彼得羅夫（俄語：Петров, Никита Васильевич）認為要是被派駐極地中的古拉格，基本就是慢性折磨。監獄看守幾乎都是「政治上犯錯」的官員[76]:44。存活率最高的是位處哈薩克中部的790號古拉格（790 ИТЛ），874人進入，到1953年解放時852人存活，存活率97.4%。其次則是人口流動性較大的尼扎穆拉格古拉格（俄語：Нижамурлаг），先後關押了340名華人，當中死亡人數只有21人，存活率93.8%。生還率高的古拉格都有一些共通點，首先監獄管理並不苛刻，同時絕大多數都在相對溫暖的地區，另外主要從事民用建築和農牧型的古拉格因沒有太嚴苛的生產指標和品質管控，不像軍工類和製衣類古拉格一天勞動至少12-14小時，因此不容易過勞而死[76]:86。

死亡率重占較大比重的是戰死，根據大清洗受害者檔案庫當中近1,118名華人都被列為「ПВБ」（Погиб в бою，即陣亡的意思），資料沒有具體呈現古拉格的囚犯們死於何處，死前參加了哪些戰役。但按死亡年份統計，1942年至1943年這兩年間死亡人數最多，達到867人。1945年，有127人的華人囚犯被提前從古拉格釋放，但剩餘的多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繼續遭受囚禁。小部分在遠東貝加爾湖－阿穆爾古拉格（Байкало-Амурской ИТЛ）和塔木托索古拉格（Тамутосо ИТЛ）的囚犯在1945年被編入蘇聯紅軍第36軍第298步兵師，參加八月風暴行動，其中有214位華人。二次大戰結束後這兩個古拉格的囚犯被全數釋放[83][76]:114。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其繼任者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逐步解放各地的古拉格。1956年2月25日赫魯曉夫在聯共（布）二十大期間對主要代表發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講話，開始了去斯大林化活動[84]。1956年6月17日，525號古拉格（525 ИТЛ）解放，古拉格中最後38名華人囚犯也被解放，肅反正式結束[85]。

後續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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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30日，對遠東政治迫害受難者的紀念碑在黑龍江岸邊的海蘭泡與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同時揭幕，以紀念遠東大清洗中包括俄羅斯華人在內的全體受害者[86]。1938年3月2日，在前國際紅十字會駐莫斯科辦事處會址，24名僱員包括祖籍山東的遠東華人燙衣工王希祥（音譯，俄語：Ван Си Сян，羅馬化：Van Si Syan）遭受肅反，他們被內務人民委員部抓捕並先後處決。2017年4月30日，俄羅斯人權理事會[87]贊助的一個名為「最後地址」的計劃決定為王希祥設一紀念牌匾紀念[88]。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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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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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蘇聯共產黨自1925年至1952年間的全名為「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
  2. ^ 本條目的「華人」特指俄語的「契丹人」（Китаец），包括在俄羅斯的中華民國國民和歸化為蘇聯公民（俄語：Гражданство СССР）之契丹人及滿洲國國民（俄方稱為滿洲人 Маньчжуры）。因為蘇聯史料主要根據國籍來判斷族裔，難以判定非中華民國國民和滿洲國國民以外的人士是否屬於中華民族。因此並沒有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國、日本帝國等地的華僑。
  3. ^ 1937年遠東地區入籍蘇聯的華裔有26,607人。[3]
  4. ^ 1917年－1922年間，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的俄羅斯稱為蘇維埃俄國，簡稱蘇俄。1922年12月30日，蘇俄和白俄羅斯、烏克蘭等加盟國合併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
  5. ^ 即十月革命後才前往當地之中華民國國民。
  6. ^ 當地華僑需要繳納以下稅項：「營業照稅、營業照捐、營業捐、船隻估價捐、所得稅、純利稅、營業公債票、水手保險捐、水上警察捐、碼頭捐、貧民捐、學堂捐、驗照捐等各種雜捐」。凡是在蘇華工不加入當地工會組織，就不准工作，但即使加入了當地工會組織，還要承擔護照費、居留票費、入會證費、工證簿費、保險費、店簿費、所得稅、廁所污穢費、義務捐、臨時捐。華僑房產也要繳納五花八門的捐稅，如地皮捐、地皮稅、房產捐、房產估價捐、所得稅、紅利捐、油坊捐、警察捐、修街捐、貧人捐、學堂捐、臨時捐、俄人看管捐、所得公債票、紅利公債票等等。
  7. ^ 核心的「三人小組」又可稱為哈巴羅夫斯克三人組，成員分別為：亨里希·薩莫伊洛維奇·柳什科夫、時任內務人民委員部濱海邊疆區局局長米哈伊爾·約瑟福維奇·季緬特曼，以及時任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濱海邊疆局第三處（俗稱中國事務處）處長、邊防軍上尉約瑟夫·亞·利霍濟耶夫斯基（Иосиф А. Лиходзеевский）。他們授權的其他下級「三人小組」通常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州或邊疆區局長、州或邊疆區檢察長、州或邊疆區黨委書記組成。
  8. ^ 主要是波蘭俄屬時期因反對俄羅斯帝國政府被遷至遠東之波蘭人後代。
  9. ^ 當年使用東北官話的塔茲族不在此列，他們被蘇聯認定是其他民族。
  10. ^ 又名盧干茲或博夫-盧干茲，博夫為其出生姓氏，奧雷爾斯基為其當時本名，盧干茲為其化名。
  11. ^ 該地滿布北方針葉林，常年人跡罕至，平均溫度只有12至14攝氏度，幾百人被安置在該地等同勞改。
  12. ^ 多數為一般之中華民國國民或放棄蘇聯公民權之華人，他們並未受到蘇聯當局拘捕。
  13. ^ 其中1,882人提前釋放回疆。
  14. ^ 包括因逃走、反抗或陰謀叛亂等行為而被處決者。
  15. ^ 凍死、累死、突然猝死等在勞改局官方定義中等同病死。
  16. ^ 該名廚師名叫王漢慶，是托木斯克－阿辛斯基古拉格中唯一的華人倖存者，後來在1942年被移送遠東的塔木托索古拉格，在八月風暴中加入蘇聯紅軍36軍第298步兵師攻入滿洲國後失蹤。但在現存的中方史料中可以見到一位同叫王漢慶的人與幾位海參崴災胞平安在1946年抵達中國北平，獲得僑務委員會撥款賑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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