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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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功能界别
Functional constituency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第六届立法会
种类
种类
功能界別
结构
议员 35
政党

功能界别英语:Functional constituency),又称为“功能团体”,即“职业代表制”(英语:Professional representation),1997年之前称为“功能组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一国两制香港特别行政区内,代表指定的商会或行业在选举中拥有特别投票权的类别。

在现有制度下,例如从事卫生服务界、教育界及社会福利界的组别,少数选民有权以个人身份投票的之外,其他的公司票、团体票选举模式,即从事该行业的一般雇员及从业员则并不具选民资格。因此,大部分功能界别只能代表该行业中的小部分人,通常是雇主,不能全面反映全体从事该行业的市民的意见。个别的界别也有部分候选人,在没有竞争对手下自动当选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虽在技术上视同功能界别,但因包括选民构成在内的选举性质与其他的功能界别有极大分别的关系,故不在此条目记述。有关于该界别的详细请参阅有关条目。

背景[编辑]

职业代表制是在20世纪前半代表不同职业阶层意见的方法,例如中华民国修宪前的国民大会代表有职业、妇女、海外华人团体选出代表,立法委员亦有职业团体选出者,过去1929年奥地利上议院法西斯时代的意大利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议会等。

由于现今资讯、舆论发达,多元意见可表达,目前实行此种选举的国家或地区屈指可数,除爱尔兰上议院、斯洛文尼亚上议院外,香港和澳门是仍用功能团体选举方法产生部分立法机关成员的地方。[1]

沿革[编辑]

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始设定于殖民地时期,事缘香港政府于1984年7月18日发表的一份有关香港政治制度的咨询文件——《代议政制绿皮书》。这份文件被视为殖民地时期的香港政制改革的开始。这次选举其中24名议员分别由选举团和功能组别选出,每类各选12名。选举团的成员,包括所有市政局区域市政局区议会的议员。其余议席透过港督委任而产生。官守议员共有11名、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均为当然官守议员。而港督更兼任议员及主席。

1991年《香港人权法案条例》通过后,国际法律家委员会访港后曾指出,功能组别或抵触人权法中“选举权必须普及而平等”的条文,原因包括其狭窄和受限制的授权,以及部分人可以投两票(即分区直选和功能组别),港英政府当时强调功能组别是过渡安排,以取代港督委任议员的做法,强调其临时性质,长远而言由《基本法》第68条规定终极目标是立法会所有议员由普选产生。[2]


11个功能界别议席分布在下列界别:

  • 劳工界
  • 商界(一)
  • 商界(二)
  • 工业界(一)
  • 工业界(二)
  • 工程、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
  • 教育界
  • 法律界
  • 社会服务界
  • 医学界
  • 金融界

1997年香港回归前,功能组别的定位受到极大瞩目。这源于时任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进行的政制改革中,提出在1995年香港立法局选举中新增九个功能组别,即“新九组方案”。彭定康并更改功能组别选举方法、法团选票改为个人选票;最后功能组别符合选民资格增加至270万人,实际登记人数115万人(见2003年美国人权报告第三节[永久失效链接]香港政策研究所报告PDF第43页)。彭定康的这次改革被中国当局批评为钻《基本法》漏洞,时任国务院港澳务办主任鲁平在1993年3月公开骂他是“千古罪人”。

香港主权移交后,香港的功能界别选民分别可以在立法会的功能界别议席、以及选举委员会的界别分组选举内投票。

现况[编辑]

选民资格[编辑]

截至2008年,香港共有28个功能界别。根据2004年政府统计数字,相比起地区直选的320万人,功能界别选民数字仅为19万人。各个功能界别的选民登记资格都不一样,有些界别作个人投票、有些作团体投票。以会计界为例,根据选举事务处的说明书,选民资格为香港法例第50章《专业会计师条例》的注册会计师。商界(第一)选民只包括香港总商会会员,商界(第二)的选民只包括香港中华总商会会员,不包括其他香港商人。成为功能界别选民者,可以参与立法会选举功能界别议席的投票。

符合功能界别选民资格登记的个人或团体,必须同时申请登记成为选举委员会的界别分组投票人。界别分组投票人可以投票选出选举委员会中代表自己行业的成员,后者可投票选出香港行政长官。除了自己行业之外,符合资格人士也能够选出选举委员会中雇主联合会、乡议局等代表,但未必能够在两个界别中分别投票。

由2012年起,香港立法会共有70席,功能界别议席占一半,即35席;另外35席为地区直选

在28个功能界别之中,劳工界有3个议席,区议会(第二)有5个议席,其余各界别各占1席:[3]

¹ 因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2000年解散区域市政局和市政局,原区域市政局界别市政局界别的议席由饮食界区议会所取代。而原来区议会界别,因应“区议会(第二)”界别的设立,于2012年改名“区议会(第一)”

投票制度[编辑]

  • 4个“特别功能界别”,即乡议局、渔农界、保险界、航运交通界,采取“按选择次序淘汰”投票制(preferential elimination system)。
  • 劳工界功能界别,共3席,采用“全票制” (bloc vote),每一个团体(选民)各有3票,以选出3个议席。
  • 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共5席,采取“比例代表名单”投票制 (party-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以最大余额法黑尔数额点票。
  • 其余23个普通功能界别,采取“得票最多者当选”投票制 (plurality voting system),每名属于该界别的公司或选民均有权投一票。

如有超过一名候选人获得最多票数而票数相同,选举主任必会以抽签形式决定当选人选。

未来发展[编辑]

早于1997年香港特区政府研究第一届立法会功能界别选举时,有一少部分人建议以新九组作为“新”的功能组别,但政府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并最后以现时的廿八个功能组别选出议员。

2000年代初,在讨论香港政治制度改革初期,仍有一些人士建议香港立法会的功能界别可以仿效这个做法,使所有选民均有自己所属的功能界别,以达致普选的效果。

民主派希望直接将功能界别取消,以全面进行地区直选来达致普选。与此同时,建制派人士为求保留功能界别,支持扩大功能界别选民基础,例如梁爱诗[4]

争议[编辑]

支持[编辑]

支持功能界别者认为,社会需要顾及商人的利益,引入各界的代表议事可以使议会议决更有广泛代表性[5]。 同时,功能界别亦吸引界别内专业人士参政,提高议事的质素及政府议案通过的机会。功能组别有利于香港保持金融服务、贸易、航运和旅游中心的地位;有利于香港的产业重组和规划。这些专业人士拥有国际视野和专业知识,有助提升立法水准,平衡不同阶层和行业利益,有助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功能组别可确保议会有均衡的参与,能让社会不同背景的人士参与议政。工商界的利益如失去宪制上的保护,便不利于香港经济的发展,也就脱离了基本法保障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立法原意。

支持者认为取消功能界别会造成多数人暴政,即使将“公司/团体票”转为“个人票”,功能界别也一定会变成各个工会之天下,届时免费午餐民粹主义会大行其道。又认为英国上议院美国参议院亦非“普及而平等”[6]

反对[编辑]

香港街头反对功能界别的标志

小圈子利益输送[编辑]

港英殖民统治下,行政和立法两局一开始就全部是委任议员,成员也一向来自商界及专业界别,所以有不少市民指责功能组别议员为政府立法及提出建议的“挡箭牌”,往往特区政府可以藉这批被指“特权阶层”的足够票数顺利通过,而漠视市民的发声权利。例如是在兴建高铁方案虽然不少市民和民选议员强烈反对,政府仍旧以功能组别和建制派议员足够票数推动兴建。

并非“广泛代表性”[编辑]

反对功能界别的论者认为,在讨论社会整体事务的议会,例如香港立法会,讨论经济医疗教育退休福利基建等各种议题,以界别分组来选出候选人,未必能从社会整体的宏观角度议事。他们会先照顾己方选民的利益,使社会趋向分裂。同时,反对者亦指出功能界别的划分并没有客观标准,例如医学界又可能需要细分中医脊医,教育界又是否需要细分为小学中学大学特殊教育,现有不同界别的选民门槛又没有划一标准,有些是以公司为单位,有些是以专业团体会员(如教育界)为门槛,但例如会计界选民却需要通过多重严格考试,当中并未如功能界别设想般地公平[1][7][8]。因此,功能界别未必能真正全面反映全体从事该行业的市民的意见,使反对者对功能界别有“广泛代表性”表示质疑。

亦有论者提出例证,指如美国国会会在有需要时传召或邀请相关专业人士提请意见或作证,特别委员会制度亦可补救专业从政者在技术方面的不足,不必强行设立功能界别。

自动当选问题[编辑]

个别界别,特别是以团体票或个人选民人数较少的界别,在选举外推选代表的情况也相当普遍,这做成了不少功能界别都出现自动当选的情况。在2012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有近一半功能界别、共16人自动当选[9][10]

参考文献[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