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法：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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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2月5日 (一) 03:21的版本
| 系列條目 |
| 伊斯兰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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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條目 伊斯蘭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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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主题 |
伊斯兰教法（亦稱回教法，阿拉伯语：شريعة，羅馬化：Šarīʿa，直译：道路[參 1][參 2]；阿拉伯語發音：[ʃaˈriːʕa]，音译：沙里亞[參 3][參 4]）是伊斯蘭教的宗教法，具有極其複雜的法律和理論體系。它的主要神學根源是被稱為真主之言的《古蘭經》及聖訓聖行[1]。伊斯蘭教法規管穆斯林日常生活的各方各面，包括但不限於人神關係、穆斯林與非穆斯林的關係、政府、倫理、公眾及個人行為、個人衛生、民事及刑事、飲食、婦女權利、性行為、衝突的解決方法等[2]。
除了源自《古蘭經》和聖行，伊斯蘭教法的一些律例亦可通過其他法學手段推演而成，因此伊斯蘭教法亦包括這些透過伊智提哈德（推演詮釋）而成的法律[3]。由於伊斯蘭教法是真主的旨意，在本質上它是不可變更的，但在實際應用上卻接納改變和調整。在涉及法律的許多範疇上，伊斯蘭教法僅給予大體的方針，法律細節需要透過人類智慧的推論修飾應用[4]。西方學者弗蘭克·沃格爾（Frank Vogel）稱「伊斯蘭教法的界限及準則或許是不可知論，但它也不是那麼抽象、難以理解及相對主義」[5]。
隨著民族主義在穆斯林國家的盛行，民族國家紛紛湧現，導致伊斯蘭教法的衰微。現代國家自身飾演了立法者的角色，傳統上由穆斯林學者履行的司法和立法功能受到削弱[6]。不過，儘管許多穆斯林國家都實施世俗法律，保守派卻呼籲重新履行伊斯蘭教法[7]。自1980年代興起的伊斯蘭主義反對現代穆斯林世界的世俗化，支持重新奉行早期更純正的伊斯蘭教，由伊斯蘭教法管治日常生活的一切[8]。
語源與語義
阿拉伯語沙里亞一詞經常被翻譯成伊斯蘭教法，但其實它有更廣泛的涵義。阿拉伯語字典把沙里亞解作「道路」，更完整地表達則是「通往水泉的道路」[9]。沙里亞的阿拉伯語字根Shar'另有「開始」、「帆船」、「帳篷」、「立法」的意思，可表達伊斯蘭教法的一些面貌，例如它是穆斯林社會基礎、初始的準則，它就像帆船和帳篷一樣帶領穆斯林邁向理想社會和保護人民免受身心和精神上的傷害，立法則指字面上所說把伊斯蘭教法立法成典[10]。
根據研究伊斯蘭教法的學者伯納德·G·韋斯解釋，正如荒漠上通往水泉的道路提供了生機，臣服於伊斯蘭教及教法可滋補心靈，因此沙里亞在阿拉伯語裡含有這樣的隱喻，再結合《古蘭經》提到穆斯林臣服於真主是踏上「正途」，這個詞語解作道路引伸為所有穆斯林祈求真主作出的指引[11]。辭典作家把沙里亞定義為：
| “ | 沙里亞與馬什拉阿（與沙里亞同源的另一個詞語）解作飲水之地、人獸喝水的地方……但阿拉伯人只會用來指稱永久水源，不會用作指稱從水井裡抽出來的水或引水，因為真主的宗教法律是尋求永生的道路，包括齋戒、禮拜、朝覲及其他崇拜、忠信真主之舉的法規。沙里亞亦象徵信仰方式及與信仰相關的習俗行為，這些崇拜的方式和行為顯然是切合宗教的要求。[12] | ” |
古時的穆斯林學者較強調伊斯蘭教法的廣義，甚至把它與宗教信仰劃上等號。中世紀學者塔巴里稱「沙里亞就是宗教」，他相信伊斯蘭教法包含所有宗教事務[13]。另一位中世紀學者伊本·卡伊姆·嘉伍茲亞認為伊斯蘭教法是真主施加予信徒的公義法則，也是給予造物的慈悲之心和投影，祂的這些影響和智慧證明了祂的存在，也證言了先知的真確[14]。
現代把沙里亞直白地翻譯成伊斯蘭教法省略了它在倫理和神學上的含義，但學者瓦埃勒·哈拉格仍建議把沙里亞翻譯成伊斯蘭教，並承認西方語言難以表達這種非西方的傳統思想[15]。弗蘭克·格里費爾及穆罕默德·哈希姆·卡邁利都直接翻譯成伊斯蘭教法，阿卜杜拉希·艾哈邁德·納伊姆稱為了方便起見把沙里亞一詞涵蓋所有被描述為伊斯蘭教法的事物。西方學者當中較早研究伊斯蘭教的學者約瑟夫·沙赫特則提出了一個通用的定義：沙里亞法規是伊斯蘭教的宗教法律，亦包括了一切宗教義務，由安拉統轄所有穆斯林日常生活各個方面[16]。
另一個阿拉伯詞語斐格海（阿拉伯语：فقه，羅馬化：Fiqh）有時也會被翻譯成伊斯蘭教法，但它與沙里亞的含義不一樣。沙里亞是《古蘭經》和聖行的神授訓令，加上人類對它們的理解而成的法律規範；斐格海則純粹是人類對伊斯蘭教法細節的認知。學者哈立德·阿布·法德勒描述沙里亞是真主的理想，不受變幻莫測的世間玷染和影響，猶如空中樓閣，斐格海是人類理解和實現這個理想的嘗試。沙里亞是不變、完美無暇的，但斐格海不是[17]。
歷史
在傳統的伊斯蘭教學說裡，法律就是神授旨意，這種法律制度先於穆斯林國家出現，掌管穆斯林社會。在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後，真主不再直接降示法旨，伊斯蘭教法遂停滯不變，因此這種法律制度不具備與社會與時並進的歷史性質。在傳統伊斯蘭教法學裡，西方的那種法律史不僅是沒有意義，而且是根本不存在[18]。不過，近期研究卻表明，伊斯蘭教法學並非不能順應社會發展所需[19]。
瓦埃勒·哈拉格認為伊斯蘭教社會奉行的法律是可變的，不同意有說法指它在古時就已經不再接受詮釋[20]。另一位學者約翰·埃斯波西托的看法類似，認為伊斯蘭教法有能力適應時勢發展，並指這是伊斯蘭教法的特色，歷史裡聲稱伊斯蘭教法不容改變的聲音危及伊斯蘭教法的可溯性和適應新形勢的能力[21]。法德勒亦稱沙里亞法規描述的完美理想是人類難以達到的境界，穆斯林法學家盡其所能嘗試去理解，因此沙里亞法規正在不斷完善，有它的演變歷史，他不認為真主會把7世紀的背景刻劃進永不變更的《古蘭經》裡，把世世代代的穆斯林關在這種認識論裡[22][23]。
起源
傳統伊斯蘭教法史學透過探尋歷史淵源來闡明它的本質。在伊斯蘭教法史學裡，淵源往往帶有「創始」、「誕生」的意思，不僅表明它的歷史具有本源，還暗指它具有誕生、成形及成熟的階段[24]。近年的學者在研究早期伊斯蘭教法歷史時嘗試追溯它的起源，辨別奠下基礎的人物[25]。所有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學者都同意伊斯蘭教法在伊斯蘭曆最初的數百年內變得詳實，但他們對起始時間和所受的影響都有不同的意見[26]。
沙赫特認為伊斯蘭教法的法則始於倭馬亞王朝後期[27]。德國史學家謝洛莫·多夫·戈伊泰恩認為穆罕默德在後期開始意識到法律也是宗教的一部分，他認為相關的《古蘭經》經文在穆罕默德逝世的五年前出現，因此把伊斯蘭教法的起點定在627年[28]。另一位德國學者哈拉爾德·莫茨基認為沙赫特把時間定得太晚，他指伊斯蘭教法的開端要早50至75年[29]。研究伊斯蘭教法的亞辛·達頓認為8世紀編寫的《伊瑪目馬立克聖訓集》是最早活靈活現地記載伊斯蘭教法的文典[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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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發源於部族文化，家庭和部族的延續和榮譽至關重要，為了生存和捍衛榮譽而復仇和襲擊其他部族是可以接受的行為。儘管《古蘭經》所列的律例試圖改變它們，但沒有完全擺脫部族文化，例如《古蘭經》依然允許謀殺受害者的家屬向凶手復仇[31]。沙赫特指出，古阿拉伯人受到傳統習俗和先例的束縛，這種在阿拉伯語裡被稱為遜奈的概念成為了伊斯蘭教法其中一個核心思想[32]。
另一方面，西方學術界主張伊斯蘭教借用了外來的世俗法律，例如羅馬和波斯法律[33]。匈牙利伊斯蘭教學者伊格納茲·戈德齊赫先知逝世後的伊斯蘭教法融合了猶太基督教及羅馬的法律習性[34]。東方學家帕特麗夏·克羅內認為早期倭馬亞王朝的律例在某程度上來自近東的地方法律，這些法律事實上融合了許多受希臘法律影響的古老習俗[35]。
成形
伊斯蘭教法在7至10世紀成形，《古蘭經》的啟示和穆罕默德以先知的身分作則，形成了伊斯蘭教法的基礎[36]。沙赫特及另一位學者諾埃爾·庫爾森都指出，直至9世紀至10世紀初之前的伊斯蘭教法成形階段，穆斯林法學家發展出法律主體。埃及學者沙菲克·謝哈塔亦同意，並指出伊斯蘭教法的法則在此時得到全面發展[37]。穆罕默德的家人、同伴、伊瑪目（伊斯蘭教的領袖）在這段時期也促進了法律的演變[38]。
穆斯林相信《古蘭經》是由天使吉卜利勒在610年口授予穆罕默德。在伊斯蘭教的宗教和法律事宜上，《古蘭經》有絕對的權威[39]。許多伊斯蘭教法都在穆罕默德遷至麥地那後才出現，他在當地向穆斯林社群講解公義、自由、寬容等概念，又與附近信奉不同宗教的部落訂立公約[40]。穆斯林社群與猶太人訂立的《麥地那憲章》承認猶太人的宗教法律和習慣，被視為是第一個伊斯蘭教的憲法[41][42]。
傳統上認為《古蘭經》裡有大約500條與法律有關的經文，涵蓋了家庭、宗教、商貿錢財，其中的詳略不一，實體法的經文似乎是在626年後才降示。穆罕默德在當時認為初生的穆斯林社群需要屬於他們的法律，《古蘭經》裡有一段經文被追溯到此時，提及「我降示你這部包含真理的經典，以證實以前的一切天經，而監護之。故你當依真主所降示的經典而為他們判決，你不要捨棄降臨你的真理而順從他們的私欲」，啟示伊斯蘭教法可處理除了宗教以外的許多問題[43]。當時的亞美尼亞天主教主教謝別奧斯認為穆罕默德確立了伊斯蘭教特有的法律，與其他法律有明顯的分別[44]。
到穆罕默德逝世後，由於世俗的統治者哈里發無法與真主建立聯繫，這種立法方式已不可行，再加上伊斯蘭教的迅速擴張形成了新的局勢，他們需要新法來保持與外界的關係。他們發展出伊斯蘭教法學，使之可以從《古蘭經》、聖行及其他如格雅斯及共識等的方式來訂立新法[45]。來自庫法、巴士拉、麥加、麥地那及大馬士革的學派和學者嘗試根據伊斯蘭教的倫理來構建法制，並參考征服地區的法律習俗吸收羅馬、猶太及巴比倫法制的元素[46]。
沙赫特、戈德齊赫等學者的研究顯示，被稱為拉爾伊的理性推論在8世紀開始得到倡導，形成了主張運用常理和批判性看法來解決法律問題的「意見派」[47]。到了中葉，與之相對的另一派崛起，這一派強調傳統的角色。隨著先知言行紀錄的收集，傳統滲進伊斯蘭教的法律理論，使聖訓成為伊斯蘭教法裡重要的一環[48]。作為宗教學者的烏理瑪亦在此時興起，具體落實伊斯蘭教的法學原理[49]。
伊斯蘭教法學家沙斐儀在9世紀初整合了伊斯蘭教的法律習慣，經過他的弟子們進一步的整理形成了伊斯蘭教第一個主流法學學派沙斐儀派[50]。另外三個主流學派馬立克派、哈乃斐派、罕百里派亦得以相繼建立起來，伊斯蘭教法的各個法源及法律的實際應用層面在這些學派的眼中各有不同[51]。另外，聖訓學者在9世紀下葉編制了多部聲稱去偽存真的聖訓集，其中以《布哈里聖訓實錄》及《穆斯林聖訓實錄》最為重要，被視為是先知事跡的真確紀錄[52]。
古典時代
伊斯蘭教法的古典時代始於10世紀，這段時期的法學家根據他們所屬的學派傳授法律學說，並編寫實體法及法律規程的著作[53]。沙赫特認為900年是伊斯蘭教法由成形時期的蓬勃發展過渡到古典時代逐漸變得刻板的分水嶺，他指出「所有學派的學者都充分討論和解決了所有關鍵問題，共識逐漸形成……隨後的動態限制在解釋、應用和詮釋已經確立的學說」[54]。庫爾森及另一位學者沙菲克·謝哈塔也認為伊斯蘭教的法理到了10世紀就已經完全成形[55]。
隨著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穆阿台迪德在巴格達創辦伊斯蘭學校，這類學校在此後的10世紀成為學習伊斯蘭教法的地方，學生的住宿得到宗教慈善信託的資助[56][57]。10世紀學者安薩里所創的神學派別艾什爾里派認為推理不可以找出對錯，強調真主的全知全能，使法律要順從神學[58][59]。與此同時，統治埃及的法蒂瑪王朝哈里發曼蘇爾單純以正確無誤的伊瑪目而自居發佈了宗教法律，作為法蒂瑪王朝的官方法典，不參考此前其他伊瑪目的言論，也不作任何法理推論使之合理化[60]。
至11世紀，哈里發國的版圖變小和破碎，政治領導角色改由蘇丹擔任。蘇丹不自視為先知後裔，但仍繼續維繫伊斯蘭教法，以保護穆斯林社群，此時的伊斯蘭教法已能規範中東城市日常生活的許多部分[61]。安薩里把伊斯蘭教法與神秘主義結合起來，學者艾拉·拉皮德斯形容安薩里的神秘主義給穆斯林提供了真主真實存在的深入見解，加強了他們恪守伊斯蘭教法的信念[62][63]。
儘管現在有不少學者並不同意，但自12世紀後，許多法學家都同意創制之門已經關閉，早前自由應用的伊智提哈德不再獲得採用，轉而採納塔格利德（遵從前人的學說），立法受制於過往學者的意見。這樣的轉變對伊斯蘭教法造成重大影響，使伊斯蘭教法無法追上穆斯林社會的轉變[64]。與此同時，統治馬格里布及西班牙南部的穆瓦希德王朝強調穆斯林社群應回歸根本，不接納馬立克派個別的法律見解，廢除猶太人及基督徒的保護民地位[65]。
不過，什葉派學者繼續不受經文限制推導法律。約13世紀，什葉派法學家穆哈齊格·希利提倡採納伊智提哈德作為法源，使什葉派的司法制度犠牲了法律的必然性，接受偶然性的存在[66]。同一時期統治埃及的阿尤布王朝奉行泛遜尼派政策，平等地承認和贊助各個遜尼派學派[67]。13世紀征服了中東的蒙古人帶來了一種叫扎撒的蒙古傳統法律，儘管統治伊朗的蒙古人在13世紀末改信伊斯蘭教，但統治階層和軍人在許多方面仍採用蒙古法律處理自身的事務，而非伊斯蘭教法[68]。
後古典時代
隨著蒙古人把他們的部落傳統帶到巴格達及他們征服的伊斯蘭帝國，伊斯蘭教法步入了後古典時代。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把伊斯蘭教法應用在阿拉伯文明以外的地區[69]。攻克巴格達後，旭烈兀尋求當地的伊斯蘭教學者頒佈伊斯蘭教令，以合法化他的統治[70]。統治伊兒汗國的合贊改信伊斯蘭教，結束了蒙古傳統的多元宗教方針，但當時的學者伊本·泰米葉認為像合贊等這些改信伊斯蘭教的蒙古人是偽信徒，稱「儘管合贊化身為穆斯林，但他沒有在他的領土上樹立伊斯蘭教法」[71][72]。
14世紀崛起的奧斯曼帝國採納伊斯蘭教法，特別是早在塞爾柱帝國盛行的哈乃斐派[73]。奧斯曼帝國贊助各地的伊斯蘭學校，帝國初期一些最著名的法學家都是這些學校的學生[74]。在統治埃及的馬木留克，法官要根據法學學派的學說作出裁決，否則可能會受到懲處，相關的裁決亦會遭到推翻[75]。據哈拉格所述，到14世紀末，遜尼派的四大法學學派已採用塔格利德，確保法令遵照法學學派規範的裁決，使法律的應用在可以接受的框架之內保持一致[76]。
自15世紀開始，奧斯曼帝國蘇丹開始立例管理土地、財政及刑事，這些法例補充了伊斯蘭教法沒有涵蓋和不夠精準的地方[77]。儘管史學家科林·因伯認為這種稱為卡農法的法例與伊斯蘭教法互相衝突，但學者艾哈邁德·阿庫恩杜茲卻指出奧斯曼帝國的卡農法反映了國家試圖應用伊斯蘭教法學﹐另一位學者邁克爾·溫特則指馬木留克的卡農法加強和開拓了伊斯蘭教法[78]。另一邊廂，帖木兒的兒子沙哈魯奉行伊斯蘭化政策，據指沙哈魯宣佈廢棄成吉思汗的法例，並指他的臣民應接受伊斯蘭教法的管治[79]。
1472年，奧斯曼帝國法學家毛拉·許斯雷夫·埃芬迪編制伊斯蘭教法，並提交給穆罕默德二世，使之與蘇丹的法規一起並行[80]。隨著奧斯曼帝國在蘇萊曼一世的治下變得強盛，卡農法得以發展形成奧斯曼法。奧斯曼帝國的法官要執行先知的法律及指令，不得超出沙里亞法規的規範。學者伊本·阿比丁在評論當時一宗複雜案例時表示「只要卡農法不違反至高的沙里亞法規，無人可以抗拒」[81]。卡農法改變了前朝單純支持法學家和宗教學者的做法，除了尊崇哈乃斐派，奧斯曼帝國通過主動介入改變了伊斯蘭教法的架構和行政手段，例如國家任命的穆夫提（伊斯蘭教法學者）、國家設立的宗教學者等級制度[82]。
隨著伊斯蘭文明在16世紀衰弱及西方文明的進步，穆斯林社會的保守主義受到激發，繼而進一步削弱了伊智提哈德機制[83]。在17世紀前，伊斯蘭教的主流都深受蘇非主義的影響，這種思想提倡穆斯林通過反覆的禮拜、苦行和冥想來建立與真主的樞紐，許多文規試圖平衡伊斯蘭教法的要求與蘇非主義追求的道乘[84]。穆斯林學者艾哈邁德·希爾信迪提倡蘇非神秘主義要嚴守伊斯蘭教法，他的改革呼聲引領了日後席捲漢志及北非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這些運動都重新強調了伊斯蘭教法的重要性[85]。
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在18世紀的阿拉伯半島倡導激進的穆斯林改革運動，他的支持者被稱為瓦哈比派。他認為穆斯林統治者應該要嚴守伊斯蘭教法，否則就不是真正的穆斯林，又主張穆斯林純粹採用《古蘭經》，並用經律主義的角度來解讀它。他相信聖行遭到人們的干預歪曲，因此應對之抱有懷疑[86]。另外，自薩非王朝在18世紀衰亡後，什葉派出現了阿赫巴里派與烏蘇勒派之爭，最終由主張倚靠學者採用伊智提哈德的烏蘇勒派獲勝，影響日後伊朗什葉派的治國方針和法律思想[87]。
現代
許多穆斯林國家在19世紀開始接觸到健全的外國法律體制，穆斯林學者關注當時解釋和應用伊斯蘭教法的方式不合時宜，他們質疑主流法學學派的權威，呼籲改革伊斯蘭教法，例如賈邁勒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都、賈邁勒丁·卡西和拉希德·里達[88][89][90]。奧斯曼帝國開展了一系列的法律改革，學者提出他們對伊斯蘭教法的解讀和法典化進程，試圖使伊斯蘭教法可以順應被稱為坦志麥特的歐洲化改革[91]。他們草擬了名為梅塞勒的民法，它是「首部穆斯林國家的現代宗教法法典」，把伊斯蘭教法轉變成現代國家實在法[92][93]。
穆斯林世界的伊斯蘭教法在現代經歷的這種結構性轉變，顯示西方政治、經濟、軍事及學術發展的影響。哈拉格認為西方主導穆斯林世界使大部分穆斯林國家都無法再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建立完整的法律體制，非穆斯林的歐洲人不受奧斯曼帝國的法庭管轄，而埃及在19世紀末設立法庭，採納和使用法國民法典來作出審裁，伊斯蘭教法及其法庭喪失了解決法律爭議的實際作用[94]。傳統的宗教法律教育受到排擠，伊斯蘭教法失去了適應現代環境的機會。此外，穆斯林世界出現的威權政府在後殖民時代操控法學家，窒礙了伊斯蘭法律理論的發展。[95]
穆斯林國家在20世紀的世俗化浪潮持續，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新政府依據瑞士法律編制的法典取代了伊斯蘭教法，伊朗的禮薩汗亦隨之仿效，擴展了世俗法律。在埃及，許多公眾事務不再受伊斯蘭教法管轄，伊斯蘭教法只應用在個人層面上[96]。此時，伊斯蘭教法以法典的形式受到規範化，埃及法學家阿布德·拉扎克·桑胡里在1948年編制了一部民法，他參照了19世紀末的一些法典，並融合了遜尼派法的一些準則，敘利亞和利比亞的民法也是基於桑胡里的版本編制。奧斯曼帝國的梅塞勒亦啟發伊拉克、科威特、約旦、馬來西亞等穆斯林國家編制法典[97]。
1970年代掀起的反西方浪潮令一些國家的立法重新採用了傳統伊斯蘭教法的某些元素，一些政府也有意修改憲法，把伊斯蘭教法列作立法的根源。在過往一段時間內，伊斯蘭教法只應用在個人生活層面上，後來演變成受到政府的立法規管，但此時卻被人引用來在公眾層面建立道德規範，這個過程被稱為「法律的再伊斯蘭化」[98]。在受伊斯蘭武裝分子控制的地區，他們在那裡設立了實施伊斯蘭教法的法庭，並由聲稱是學者的人士出任法官[99]。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成果很快就被吞噬，埃及和突尼西亞的伊斯蘭主義者上台，廢棄世俗法，推行伊斯蘭教法[100]。
內容
伊斯蘭教法涵蓋的範圍廣闊，包括個人層面上的衛生、飲食、禮拜、宗教禮儀、衣著及公眾層面上的刑事、商業、慈善、軍事、國際法及家事。如果伊斯蘭教法被納入國家法制，它或會體現在憲法上[101]。伊斯蘭教法大抵上可分為兩個類別，分別是伊巴代和穆阿麥拉特。伊巴代相當於自然法，掌管宇宙法則，體現安拉的意志，穆斯林會在死後接受審判，判斷他們是否遵照了這些規則。穆阿麥拉特則是實在法，是人為制定的法律，掌管人類之間的關係，會根據社會的變遷隨時間改變[102]。
伊斯蘭教法既是一種宗教法，亦是一種道德規範，伯納德·G·韋斯認為它所涵蓋的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超出現代社會一般所理解的法律[103][104]。伊斯蘭教法的重點並非放在自由、民主，而是注重倫理、公義、名譽和家庭的隱私，意在為人類的最佳利益而提供全面的指導，訂立日常生活的規則和方法，以最有效和最有利的方式來滿足他們所需[105][106]。
宗教信仰
在伊斯蘭教裡，崇拜和取悅真主是穆斯林在今生的主要目標，今生只是真主對他們的考驗，要達到穆斯林期待的永恆和諧，穆斯林必須要遵從真主在伊斯蘭教法說明的指令[107]。因此，伊斯蘭教法包含了許多宗教信仰相關的規條，提及穆斯林與造物主之間的關係，正如埃斯波西托所述，穆斯林的法律義務包括他們要向真主恪守的宗教義務，這些義務被歸納為五功[108][109][110]。法學家庫爾圖比亦指伊斯蘭教法包括信仰唯獨的安拉及五功[13]。
五功分別是念、拜、課、齋、朝，佔據了伊斯蘭教法不小的篇幅[111]。穆斯林要表明自己的信仰，念出「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伊斯蘭教法又規定穆斯林每天要禮拜五次，並把財富的一部分捐課給貧困人士。在賴買丹月，穆斯林自日出到日落期間要齋戒，他們在一生當中亦應盡可能朝覲一次[112]。不同教派對五功的細則有差異，例如遜尼派與什葉派穆斯林所念的清真言不一樣，除了到麥加朝覲，什葉派穆斯林也會到伊瑪目（什葉派認定的政治和宗教領導人）的聖地朝覲[113][114]。
根據伊斯蘭教法，穆斯林公然在言行上放棄伊斯蘭教信仰可受懲處，包括改信其他宗教或不採信伊斯蘭教的核心信條，不尊重《古蘭經》的行為及侮辱先知亦可被視作叛教，可處以死刑[115]。非穆斯林褻瀆伊斯蘭教亦會受到懲處[116]。伊斯蘭教法把一種特殊地位賦予猶太人、基督徒及其他「有經者」（一神教的信徒），稱為齊米（可意譯為「受保護者」）[117]。在穆斯林的治下，齊米受到保護，可以繼續信奉他們的宗教，但需要繳納一種叫吉茲亞的稅項[118]。
政治
儘管有穆罕默德的以身作則及伊斯蘭教法的指導，伊斯蘭國家的政府架構及管治模式仍有各式各樣的體現。伊斯蘭國家沒有劃一的統治模式，歷史上出現過各種不同的形式，包括哈里發、蘇丹、伊瑪目、國王及現代的阿亞圖拉、總統、總理等。《古蘭經》沒有給政府模式作出規範，但伊斯蘭教法在國家的運作上有一些概括的原則，如提供安全保障和社會福利、確保市場公平公正及仿效穆罕默德作為先知和領導人的言行等[119]。
從伊斯蘭教法的角度來說，伊斯蘭國家的法理來自《古蘭經》的這句經文：「信道的人們啊！你們當服從真主，應當服從使者和你們中的主事人。」即是說，國家要在管轄的領土內實施伊斯蘭教法，人們制定的法律不得有違伊斯蘭教法的精神。公民有責任服從政府，除非政府違背伊斯蘭教法，但伊斯蘭國家的政府亦需服從民意，領導班子要通過推選的形式產生[120]。
按照穆斯林的理解，真主要求統治者更需要溫和處事及秉承公義。《古蘭經》有云：「達五德（大衛）啊！我確已任命你為大地的代治者，你當替人民秉公判決，不要順從私欲，以免私欲使你叛離真主的大道。」伊斯蘭教法的文獻經常引用這段經文來說明這是恰當、良好管治的要求[121]。中世紀法學家馬瓦爾迪認為，良好的統治者要為人正直、有才學、機智精明及勇往直前，另一位法學家伊本·泰米葉則指能幹和正直是穆斯林領導人應有的兩個基本要素[122]。不過，近代法學家阿卜杜·瓦哈卜·哈拉夫表示，以他所理解的伊斯蘭教法，伊斯蘭政府是憲制政府，它的管治並非倚仗個人魅力[123]。
刑事
為了保障和維護人類的個人和共同利益，伊斯蘭教法的刑事法律伴隨罰則，懲治違背伊斯蘭教法律的犯人[124]。阿卜杜·卡迪爾·奧達（'Abd Qādir 'Awda's）撰寫的《伊斯蘭刑事法制》是當今常用的教材，他在當中提到這些懲罰的目的是「教化和保護人民，使他們免於墮落和戒絕愚行；糾正他們的錯誤，制止犯罪，並鼓勵他們守紀」[125]。與其他法制傾向以犯罪性質來劃分刑事法的做法不同，傳統伊斯蘭教法是根據刑罰的性質和根源來劃分。伊斯蘭教法的刑事罪行被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古蘭經》和聖行裡有既定刑罰的罪行（侯杜德）。第二類對人身的侵害，受害人可向凶手復仇或索償。第三類是《古蘭經》和聖行沒有既定刑罰的罪行，要酌情衡量[126]。
侯杜德的既定刑罰多數源自《古蘭經》和聖行，盜竊、攔路搶劫、喝酒、非法性行為、誣告非法性行為及叛教都屬於此類罪行。由於這些罪行都被視為是反真主和威脅穆斯林社群的道德觀，針對這些罪行的既定刑罰都十分嚴苛，包括砍手、死刑、鞭刑、石刑[127][128]。侯杜德的定罪需要嚴格遵守相當於歐陸法系的合法性原則，能用於定罪的證據被施加了許多的限制，使一些罪行極難定罪[129][130]。
謀殺、非預謀殺人、過失殺人、襲擊、毆打、殘害等針對人身的犯罪和過失都可通過復仇或索償的形式處理，在伊斯蘭教法裡分別被稱為基沙斯和迪葉[131]。受害人及其家屬有權放棄向凶手復仇，在這種情況下，凶手需向受害人及其家屬支付血鍰，相當於西方司法體制裡的賠償[132]。基沙斯只適用於故意殺人和故意傷人的案例，但不同的法學學派對於基沙斯和迪葉在不同案例上的應用都有差異[133]。
塔濟爾在阿拉伯語裡解作「自行裁決」，一些未能歸類作侯杜德或基沙斯而又破壞伊斯蘭社會的罪行會由法官裁定刑罰。當犯罪證據確鑿但卻未滿足侯杜德或基沙斯的定罪要求時，可由法官自行裁定刑罰。另外，一些行為在伊斯蘭教法裡是明確禁止，但卻沒有說明罰則，例如放高利貸和賭博，法官可以自行量刑。其他抵觸伊斯蘭教律例的行為亦可按照這種方式處理[134]。法官和當權者可根據一系列的準則來決定施加各種刑罰，準則包括犯罪者和受害者的身份[135]。
經濟
伊斯蘭教法的指導無疑是伊斯蘭經濟思想的忠旨，透過《古蘭經》的教義，這些思想涵蓋飲食、衣著、財物的應用、商品貿易等範疇[136]。《古蘭經》裡所有與經濟相關的經文都與建立社會公義有關，並強調經濟上的公平公正是社會公義的基石，教導穆斯林在享用財富的同時要符合伊斯蘭教的道德價值[137]。賽義德·庫特布、阿布·阿拉·毛杜迪等學者認為，伊斯蘭社會的問題是殖民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外來經濟概念導致，他們提倡依從伊斯蘭教法的原則重新奉行伊斯蘭教的經貿理論發展經濟[138]。
伊斯蘭教法禁止利息剝削和過度投機[139]。根據《古蘭經》的多段經文，伊斯蘭教法的原則是禁止「不公的財富增值」和無益的財政收益，利息就是「不公的財富增值」﹐無故侵佔他人的財產，故予以禁止[140]。貸方和借方都不能在任何交易裡收取或擬定利息，所以伊斯蘭金融是一種無息的金融體制[141]。另外，聖訓裡給予例子來說明了過度投機，即以「飛在天空中的鳥」、「游在水中的魚」、「還未出生的小牛」來做買賣，在這些例子裡，交易商品都存在不確定性。不說明價格的販售亦不獲允許，例如「市價」出售，賣方亦要允許買家檢驗商品[142]。
為了規避利息和投機而同時追求同樣的經濟回報，利潤分享協議和成本加成銷售成為符合伊斯蘭教法的商業操作[143]。利潤分享協議是指由投資者提供資金，另一方則運用其技術和經驗來營運項目的合作商業模式，儘管這種合作模式早在伊斯蘭教出現之前已存在，而《古蘭經》和聖訓皆沒有加以說明，但法學家卻認為這是符合伊斯蘭教法[144]。成本加成銷售是指銀行購買資產並加價轉售，取代由銀行借貸予客戶購置資產，伊斯蘭教法任何法學學派都不質疑這種銷售方式的合法性[145]。
由於伊斯蘭教法沒有法人的概念，伊斯蘭教的瓦合甫較接近英國的信託。瓦合甫可以是為了社群的慈善事業而建立，也可以是給家族後人而安排。任何精神健全、身份自由的人都可以建立瓦合甫，訂約人可自由設定瓦合甫的條款，但設立瓦合甫的目的不可違背伊斯蘭教法[146]。
適用範圍
在部分伊斯蘭國家，受到伊斯蘭法規範的不只穆斯林，齊米亦包括在內。另外傳統上，伊斯蘭不承認「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即政教分離）的說法、並把放棄沙里亞視為一種叛教的行為[來源請求]。按沙里亞規定，不論多大多小，任何事物都不可置之於真主的法度（Ahkam）之外，均歸類為天命（wajib）、嘉行（mustahib）、许可（mubah）、可憎（makruh）、严禁（haram）五大項。理論上不論輕重大小，任何公然違反伊斯蘭教導的行為，沙里亞均須介入，至於偽信者等尚未察覺者，沙里亞不得介入。伊斯蘭教法涵蓋人民日常生活的許多方面，包括政治、經濟、銀行金融業、商業法、合同法律、性別、婚姻和社會問題，大体分为两大部分：
- 有关宗教功修的法律。
- 有关人与人交往的法律。
19世紀之前，大部分伊斯蘭教的學者學習伊斯蘭教法並應用為法律理論的基本原則，他們既是學者也是法官，所以伊斯蘭國家不具律師的職業角色，律師的權力交由當事人在庭上自行辨護，一切案件最終交由法官裁決，速審速罰，判案亦以化解衝突，不至令雙方日後留下積怨，以保障穆斯林社會和諧為主。
在實務情況中，大多數穆斯林政權會執行有利于其政權統治的法律，對其政權不利（家族或獨裁的世襲統治）的法律（對於當時政權不利的法律）普遍不採用。一些地方實行伊斯蘭教法時，規定僅適用於穆斯林，例如馬來西亞（馬來西亞的主要法律體系是英美法系，伊斯兰法庭的司法管辖权限于個人和家庭事务，如婚姻、继承、离婚、叛教，改宗和监护权，及處罰違反宗教戒律的穆斯林；亦有非穆斯林的家事案件被身為穆斯林的訴訟對方提交伊斯蘭法庭處理）[147]；亦有一些地方規定伊斯蘭教法同樣適用於當地的非穆斯林；伊斯蘭教法的具體適用對象及涵蓋範圍視乎當地法律而定。
教法学派及教法学家
现在，伊斯兰教法有以下五個派別：
- 逊尼派
- 什叶派
當代的實施情況
在現代，穆斯林世界的傳統法律已被受歐洲模式啟發的法規廣泛取代，司法程序和法律教育也與歐洲慣例保持一致。大多數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其憲法都提及伊斯蘭教法，但其古典規則在很大程度上僅保留在家庭法中；編纂者試圖使它們現代化，而不放棄傳統法學的基礎。20世紀末的伊斯蘭復興帶來了伊斯蘭運動的呼籲，要求充分執行伊斯蘭教法。在某些情況下，這導致了傳統主義的法律改革，而其他國家則見證了改革者提倡的對伊斯蘭教法的重新司法解釋。一些穆斯林少數人口國家承認在穆斯林中使用基於伊斯蘭教法的家庭法。
实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
伊斯兰教法仅适用于穆斯林的国家：
阿尔及利亚
巴林
孟加拉国
科摩罗
吉布提
埃及
厄立特里亚
衣索比亞
冈比亚
加纳
印度
以色列
约旦
肯尼亚
科威特
黎巴嫩
利比亞
模里西斯
马来西亚
摩洛哥
阿曼
巴勒斯坦
菲律賓
索馬利蘭
斯里蘭卡
叙利亚
坦桑尼亚
乌干达
部分地区施行伊斯兰教法
争议
部分国家，以及歐洲人權法庭等組織，認為伊斯蘭教法指明的刑罰是殘忍的。伊斯蘭學者反駁稱如果實施得宜，那些刑罰可以阻嚇犯罪。[148]伊斯蘭教法被一些國家付諸實施時，不時引起國際媒體的批評，尤其當被執行的判刑被認為嚴重偏離「國際人權標準」。其中對已婚通姦、褻瀆伊斯蘭教、叛教及同性戀者施行死刑，對偷竊者砍手，對婚前性行為或飲酒、吸菸者鞭打，不承認多神教徒、異端信徒和無神論者的基本人權（特別是後兩者）。[149]穆斯林[谁？]則認為這是西方國家「借題發揮，別有用心，並不是真正關心穆斯林世界」，「對法制背後收到的阻嚇作用，社會的穩定作用等視而不見」[來源請求]。雙方在法律和人權標準上的迥異，核心價值亦不同，导致時有衝突。
一些专家警告说，伊斯兰教法对西方国家的渗透已经对西方价值观构成巨大威胁。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鮑比·金達爾批評伊斯兰教法与现代社会的自治、平等和人类尊严的观念完全格格不入；金达尔認為极端派穆斯林既想来美国，又拒绝融入美国社会，拒绝接受西方的价值观，甚至还自立地盘，这对美国以及所有西方国家十分危险[150]。“为美国行动”（Act for America）的创始人布里吉特·加百列批評伊斯兰法极端压制妇女权利，它要求妇女在嫁给穆斯林后，必须对丈夫俯首帖耳，百依百顺；一旦夫妻关系出现问题，伊斯兰法明显偏向丈夫，妻子可能更會受到處罰。[150]。
印尼亞齊省一位警官已宣佈，該地立法機關提出的一項法案會向所有非穆斯林、武裝部隊及執法人員實施伊斯蘭教法。在此前的2006年3月，德新社警告「塔利班式伊斯蘭警察在印尼亞齊施行恐怖」。[151][152][153]。2008年2月，時任英国坎特伯里大主教罗恩·威廉斯在公开演说中希望英国和基督教社会引入部分伊斯蘭教法，解决涉及穆斯林的法律问题，引起争议。2015年3月11日，汶萊一名公務員由於違反伊斯蘭教刑法典異裝，被處以$1000汶萊元罰金與60天監禁[154]。
對於伊斯兰教法，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莫哈末曾批判其指明的刑法不符伊斯兰精神[155][156]，而马哈迪的长女玛丽娜·马哈迪亦公開表示如果马来西亚真的推行伊斯兰刑法，她将会离开：「我不能居住在一个人们会被断肢或被石头砸死的国家，很抱歉。」[157][158]。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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