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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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杂志》第一期,作为陈独秀在文坛活跃的象征同时,也昭示著中国自1840年以来即将再次降临的思想风暴。

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化运动),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蔡元培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儒家、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1],涵盖了民初在北京发生的一场深刻的文化政治示威运动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颠覆中国中心主义,否认自身的文化价值,认同西方文化以及民主共和制,走向了欧洲中心主义[2]1915年,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中国共产党根据毛主席语录坚称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文化。[3]

近代马列史学家把这一阶段的文化运动称为五四文化运动。[4]1924年4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党和团的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强调恢复国权运动、新文化运动,纪念五五(马克思诞辰),目的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 [5]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都肯定五四文化运动,但是各自的表述有所不同。“新文化运动”和与之相对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均产生了大影响。[6]

背景[编辑]

十九世纪时,欧洲中心主义在西方学术界风靡一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思想。[7]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将欧洲人与非欧洲人区分开来的观念,其文化的核心是要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8]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现代化起源于欧洲,从根本上说是文化的原因,欧洲人的领先证明欧洲文化比其他文化更优秀。[9]黑格尔赫尔德马克斯·韦伯利奥波德·冯·兰克为首的欧洲中心主义者把欧洲(主要是西欧)的历史看作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轴和主要动力。[10]主张19世纪的西欧民族是文明民族、理性民族,是人类理性思想的最高代表;而原始民族和非欧洲民族都是非文明民族和非理性民族,低于西欧民族的发展阶段。[11]西方文明史教育致力于塑造一个本质主义的西方特性,通过建构国民的优越感区别于外部世界。[12]薛纽伯法语Charles Seignobos弗朗索瓦·基佐对欧洲历史的论述中,封建主义与专制主义是分属不同时代的相互对立的国家制度。西方资本主义优越于封建主义,而封建主义则优越于奴隶制和原始氏族社会。因而“落后民族”要赶上“文明民族”,其任务就是要通过整体社会变革,将本民族的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转变为较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

1898年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出版,物竞天择思想迅速流行,进化论的传播为伦理革命以及唯物史观的确立扫清了障碍。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就是用进化论的观点来"敬告青年"的。[13]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启蒙思想家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及改造国民性理论对留日中国学生的影响也很大。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家永丰吉的《文明史》、基佐的《欧罗巴文明史》都涉及到“文明”、“国民性”(或精神、元气等)、“地理与文明”等,而且极力推崇法国,称其为“文明之母”,日本盛行起“法国革命热”以及文明史热潮。时在日本的梁启超受此影响,对法国大革命极其推崇,誉其为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主要动力,[14]赞其为“结数千年专制之局,开百年来自由之治。”[15]

随着西方国家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蓬勃发展。来华外国传教士开启了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其中披露了中国国民性的落后与丑陋,突显西方国家在种族与文化上的优越。在中国北方农村传教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史密斯(Arthur H. Smith,斯密斯),中文名明恩溥,于1889年在上海《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上刊发了一系列评论中国人的文章,1894年在纽约发行英文版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96年翻译为日文版《支那人气质》。这本书对日本人以及留日中国学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鲁迅临死前仍希望有人翻译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让中国人自省。[16]传教士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以及麦高温《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描绘的中国充满了落后、失败以及灾难感。新文化运动中流行的中西文化比较理论,同样贯穿了一条以西方公民精神批判中国国民性的主线。

当时外国人称中国人是东亚病夫,说中国人在精神思想层面上的麻木、萎缩、愚昧,以及面对极权统治的无动于衷、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和没有信仰的国民特性。[17]1896年10月17日登载上海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一篇文章,作者是英国人,按照梁启超的翻译是:“夫中国——东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受西方殖民影响下,当时整个社会思潮醉心欧化。《新民丛报》载文讽评道:“见一外国人则崇之拜之,视之如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之上帝。虽一外国流氓,其入中国也,其身价可以倍周孔。官吏大夫与交接者,得其一顾盼,登龙门不如也。”而八国联军占领的北京“家家户户,都高挂着顺民旗,口口声声,都高喊着洋大人。因惊生惧,因惧生媚,于是把从前扶清灭洋的排外主义,变成个托庇捧臀的媚外主义,因此人人媚外,举国如狂。”[18][19]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等人建议把尚余的庚子赔款用于发展教育事业,以抵御日本势力借大批留日学生对中国的渗透,“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20]1907年罗斯福总统宣布将庚子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 退还中国,作为中国向美派遣留学生的经费,所以在新文化运动前后,留学美国的学生也比较多。胡适就是第二批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曾为新文化运动激进派的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一方面批判教,另一方面则推崇基督教。1917年,他在致《新青年》读者的信中说: "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日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以其利益社会之量,视孔教为广也。”

国粹与国体宪法争议[编辑]

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率领百官在孔庙祭孔。

晚清时期,经过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紧迫,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产生强烈怀疑,激进的要打倒之,保守的也要改良之。天朝自大,顽固不变,已经成为笑柄。当时,西方列强要么是英式君主立宪制,要么是美式民主共和制。在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中,中国派出很多青少年赴日本欧美留学,例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等。这批青少年接受了各类西方现代思想,日后成为五四运动的思想骨干。因此也可以说,五四文化运动也是西学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

革命派以古文经学为武器,宣传排满兴汉的思想及其革命主张。辛亥革命之前,一些身在海外的中国青年创办宣传新思想的刊物。在日本有郑贯公、冯自由、冯斯奕创办的《开智录》,在法国有蔡元培、李煜瀛的《新世纪》周刊。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君主体制。辛亥革命之后,崭新的中华民国在1912年初立即颁布了一系列禁止缠足,废除跪拜礼,停止小学、中学、各级示范学校读经等文化改革政令。1912年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在九月通过《教育宗旨令》因“学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正式将尊孔从国家教育宗旨中删除。然而这些激进措施,引起了保守分子的不满。1912年10月7日,陈焕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尊康有为为会长。而以康有为严复陈焕章为首的一部分保守知识分子认为孔子是中国文化和道德的象征,相信尊孔可以巩固共和、培养民德和保存国粹,上书参议院众议院,提出要在宪法上“明定孔教为国教”。1913年康有为回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复辟。不久孔教活动又得到了严复等知名学者的支持。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汪荣宝和陈铭鉴提出了定孔教为国教案,提案认为中国的国粹“即孔子之教”,要求在宪法“内定孔教为国教”。[21]张勋等十三省督军致电黎元洪,也提出尊孔复古的要求,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各省纷纷成立了尊孔会。

从清朝旧官僚变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意欲称帝,在文化方面,袁世凯提出“尊孔复古”的口号,为自己制造洪宪帝制的舆论、文化基础。1913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之后,激进势力被袁世凯清除,保守势力气焰高涨。1913年10月31日袁世凯在《天坛宪法草案》第19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914年,袁世凯在其正式颁发的祭孔告令中声称:“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国纪民彝,赖以不坠。”[22]1913年10月,民国政府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发表《共和宪法持久策》倡言复辟帝制。12月12日,中国政府宪法顾问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撰《中华民国的国会》的意见书递呈袁世凯,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不能全然采用法国制或美国制。他从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论证比较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长短。[23]

1914年,章士钊在日本东京与谷钟秀杨永泰陈独秀等人创办《甲寅杂志》(欧事研究会的机构刊物),发表宪政民主思想政论时评。撰稿人有章士钊、陈独秀、李剑农李大钊高一涵胡适易白沙吴稚晖杨昌济等人。1914年,留美学生任鸿隽等人成立“中国科学社”,出版《科学》杂志,1918年迁回国内后设在南京高师,和批判《新青年》杂志的学衡社有密切关系。

1915年1月22日,袁世凯总统颁布《教育纲要》,重新强调尊孔读经,同时酝酿复辟帝制的活动。1915年8月,美国顾问古德诺在袁世凯授意下,发表《共和与君主》一文,指出东方人不适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政府,君主制才适合中国社会国情,并在美国各地讲演,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同盟会元老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等遂据此发起鼓吹君主立宪制筹安会。随后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指出“中国程度决不能行极端之民权”。刘师培则作《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认为中央集权是中国固有的政治制度,反对因德国、美国的富强借鉴其民主共和制。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驳以君主立宪之名,行帝制恢复之实的主张。

9月15日,《新青年》月刊杂志在上海法租界出版创刊号,法语刊名“La Jeunesse”。陈独秀主办,群益书社发行。开始影响不大。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12月25日爆发护国战争,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并北上讨伐袁世凯。1916日1月22日,《民国日报》在上海创刊,主编为叶楚伧邵力子、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沈玄庐等。最初该报以讨袁为主旨,后成为国民党中央机关报。2月15日《新青年》1卷6号,和1916年9月1日2卷1号,连载易白沙的《孔子评议》,开始非孔。同年9月11日,陈焕章等上书请定孔教为国教。9月20日,康有为发表《致总统总理书》,呼吁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将孔教“编入宪法”,祀孔行拜跪礼。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2号——3卷6号(1916年10月——1917年6月)连续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袁世凯复活》、《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尊孔与复辟》等文,吴虞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源论》,推动批孔运动。12月1日陈独秀发表《袁世凯复活》说:“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而皆为尊重国粹国情之袁世凯一世、二世所不许。”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病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8月15日,《晨钟报》于北京创刊,梁启超林长民主持,李大钊任第一任执行主编,不久辞去。9月,《大公报》股东之一王郅隆全面收购《大公报》,然后邀请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大公报》面貌为止一新。12月26日,黎元洪任命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职。

辛亥革命的失败,引起人们从文化上寻找根源的兴趣。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校长的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称:“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中国者,固病夫也。”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说:“而称病态毕露之国民为东亚病夫,实在也不算诬蔑。”蔡元培对于新文化运动寄予厚望,称:“吾国以病夫闻于世也久矣,振而起之,其必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人,而非恃一手一足之烈。”[24]鲁迅、陈独秀等也多次称中国为“病国”、“病夫”。陈独秀称:“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25]他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称:“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严格而言应理解为利己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实行了不爱国主义,似不必再进以高论了。”[26]胡适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27]陈公博认为“中国人懒怠成性,事事不肯细心研究,不怪外人以病夫睡狮目之。”

由于孔子所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的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所以,新文化的倡导者们认定,为了提倡民主和科学,给发展资本主义扫清思想障碍,必须对孔学进行批评。为此,他们认为:“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吁!”[28]陈独秀更认定:“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29]谭嗣同要求全面的文化变革,指出“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维新派注重批判中国传统婚姻陋俗文化, 力图变革婚姻习俗。革命派内部的无政府主义吴稚晖李石曾等人极力批判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中国历史

新文化运动能够发生,一定程度上有赖于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中国国民党1927年开始训政,中国言论空前自由。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大陆言论自由受到极大限制,直到近年改革开放,才开始逐步放松;而台湾解除戒严后,逐步恢复了言论自由

兴起[编辑]

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中国的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更使人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乃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必须改造国民性。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以期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中国大众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30]

国民性改造[编辑]

胡适(右)和胡先骕

国民性改造发源于明治时期日本为了向西方学习,批判民族劣根性,进行国民性反省。福泽谕吉通过日本文明西洋文明的对比,对日本国民性进行了严厉批判:“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只知趋炎附势,企图依靠他人谋求权势,否则,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后尘,即所谓‘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极,这与西洋人独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确有天壤之别。”梁启超受此启发提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梁启超强调创造新的国民性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梁启超更是在《呵旁观者文》、《新民议》和《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文章中,明确的把中国的悲剧归结为国民性的问题。胡适宣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31]“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32]留日学生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浙江潮》、《国民日日报》等报章杂志,深入揭露、批判了奴隶性、自私、虚伪等种种中国国民劣根性的表现,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几千年来逐步形成的中国文化,有加以深刻反思、批判的必要。[33]

新青年杂志[编辑]

《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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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自第二卷改成《新青年(La Jeunesse)》,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们也普遍以《新青年》作为该杂志的总称,宣告办刊方针为“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原是以安徽人为主体的地方性刊物。陈独秀对法兰西文明的热情歌颂。他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说:“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文中认为人权论、进化论社会主义三大现代文明基石都归功于法国人。[34]还译载了法国历史学家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大力倡言洛克自由主义。法国在《新青年》的宣传下成了文明和革命的典范。[35]

1917年1月,爱国民主主义者、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其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将《新青年》总部迁往北京。1月1日的2卷5号,发表尚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胡适的来信,题为《文学改良诌议》。5月出版的3卷3号上,又发表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引起青年读者的反响。从此五四“文学革命”的号角吹响。8月份,3卷6号出版之后,因发行不足,《新青年》暂时停刊。《新青年》自4卷1号变为北京大学6位教授轮流编辑的著名刊物,加上胡适投稿帮忙,开启了以普及推广白话文为第一目标的新文化运动。[36]《新青年》提出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即所谓拥护“德先生”(指“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指“科学”Science)。陈独秀宣告:“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为此,“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并在该刊物上大量发表抨击尊孔复古思想的文章。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这一时期中国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们也纷纷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如胡适鲁迅钱玄同李大钊周作人吴虞等。这些撰稿人普遍接受了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当时,《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陈独秀在《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以西方文化为楷模改铸中国传统文化的六项主张。[37]

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复刊,出版第4卷1号,文字编排使用现代标点符号。杂志编辑部由陈独秀一人发展到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陶孟和沈尹默、胡适等六人,后来高一涵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李大钊也加入了。4卷5号上鲁迅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并从该期开始,杂志完全使用白话文,拉开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序幕。4卷6号是由胡适编辑的“易卜生号”,从此娜拉形象被中国激进青年女性所崇拜。

1918年3月,张东荪创办研究系喉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与北京《晨报》副刊“第七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以及晚些时候的《京报》副刊并称新思潮四大副刊。

1918年5月,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军事协定,遭受日本员警殴辱,约三千人辍学返国,组织救国团,刊行《救国日报》。5月21日,北京学生二千余人,起而回应,向政府请愿,要求废除此一协定,呼吁开国民大会,抵制日货,这是学生运动的开始。

1918年12月23日,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分国内、国外大事述评、社论、随感录、国内劳动状况等栏,批评时事问题。对外严责强国控制巴黎和会,及威尔逊的背弃诺言,有“公理何在?”之愤语。对内反对军阀肆虐人民、把持政权。一时影响力量之大,凌驾《新青年》之上,可说是"五四"学生示威的先声。

在中国大陆教科书中,以“四个反对”和“四个提倡”概括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1. 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
  2. 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
  3.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4.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国语运动[编辑]

1916年袁世凯死后,教育部有批人认为民国所以出了“皇帝” ,在于民智不开。应推行白话,以广文化。1917年2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国语黎锦熙的国语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国语部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联合讨论国语统一之事,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校长出席指导。随后胡适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说:“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他赞成吴稚晖提出的办法:限制汉字字数、夹用世界语、逐渐废除汉字。陈独秀的答复是:赞成废除汉字、不赞成废除汉语,认为“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胡适则表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选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文字,然后再把白话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逐渐形成了国语罗马字运动。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中就有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他几乎把中国所有的落后、封闭、野蛮都怪罪于汉字。汉字成了“千古罪人”。

胡适在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声明“文言一致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国语运动”的发展。1919年,国语运动言文一致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在国语研究会合流,会员近万人。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与会者包括吴敬恒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钱玄同胡适刘复周作人蔡元培许地山汪怡等人。经教育部指定张一聋为会长,吴稚晖袁希涛为副会长,会员有刘半农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等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1922年和1925年周作人先后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以及《理想的国语》,强调国语的文化建设功能,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或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外来语,融合古今中外的语言,倡议国民全体用国语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文学革命已大胜。1926年教育部召集各省有志研究国语的人,在北京办了一个国语讲习所。胡适在这里面讲演十几次。[38]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

文学革命[编辑]

胡适受到美国意象派诗歌“六项原则”的影响,[39][40]认为白话比文言优越,1917年10月,他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调;五、不重对偶:一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同年5月,胡适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纪念改八不主义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三、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五四以后,在胡适的影响下,中国通行白话文梁实秋指出整个白话文学运动与“外国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命题。外国的影响是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

一曰:需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需讲求文法
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1918年9月,《新青年》5卷3号刊登了陈独秀的《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一文,围绕着“东西文明能否调和”问题,与当时的主流刊物,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展开论战。陈独秀主张全盘西化,彻底改造中国。陈独秀继而为之声援,在《新青年》推出《文学革命论》,将胡适的“八不主义”提升到“三大主义”,把“传统文学”定性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攻击“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强调文学承担社会革命的功能,文中高张“文学革命军”的大旗,并将胡适奉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陈独秀毫无顾忌地对桐城派文选派江西派指名道姓地作了大胆的抨击。其中将桐城派领袖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与明前后七子并称为“十八妖魔”。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新青年》自1918年开始刊载白话文,陆续刊载来胡适、沈伊默、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以及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钱玄同为了造势继而化名王敬轩作《文学革命之反响》,与刘半农的《驳王敬轩书》上演双簧戏,设陷阱让守旧派代表人物林纾上套。林纾在上海的《新申报》上发表了文言小说《荆生》和《妖梦》影射攻击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新文化人士,将北大喻为地狱之下群鬼主持的白话学堂。又在北京的《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致蔡鹤卿太史书》)要求“制止反孔,废除白话”,认为新文化倡导者“覆孔孟,铲伦常”,是“叛亲蔑伦”“人头畜鸣”[41]

1918年6月,北京若干青年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1921年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年会,发生激烈争论,主要分裂为国家主义派共产主义派。1925年学会停止活动[42]

1919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筹组“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出版《新潮》、《国民》月刊。《新潮》的风格与《新青年》同。第一期出版后,一个月内,三次重印,销数达一万册,与《新青年》同为最风行的刊物。《国民》仍用文言,富有浓炽的反日精神,对新旧思想主张调和。后来“五四示威”的领导人,多为《新潮》[43]、《国民》[44]的主干。

五四时期,主要的报刊还有北京出版的《晨报》、《公言报》;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大公报》,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等。

1920年1月12日(己未年冬月廿二),北京政府教育部废止文言教科书,规定到1922年年底截止,文言教科书全部作废,包括国语在内的各科教科书、改用语体文。这是废止文言、采用国语的第一个法令。胡适评论这个训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支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的推动了新文学运动。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以《每周评论》、《新潮》等报刊为阵地,积极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学思想,使文学革命的影响日渐深广。

1924年北京段祺瑞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1925年章士钊复刊《甲寅》杂志,提倡文言文。章士钊接连发表《评新文化运动》、《评新文学运动》,令小学以上学校必须尊孔读经,不准学生使用白话文。1925年6月14日,钱玄同与黎锦熙主编的《京报》副刊之一《国语周刊》创刊发行。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批评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受极端的民族主义影响,对传统文化采取了过分颂扬拥护的态度,对新文学运动都曾表示不赞成。胡适写了白话文哲学史证明白话的价值。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里又说“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并且绝对否定文学史上文言文学的生命力。新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刊物也大量出现。

汉字拉丁化[编辑]

当时西方人认为文字体系的发展必须经由表词文字、到音节文字、再到字母文字的阶段。[45]“文字发展三段论(形意文字意音文字拼音文字)”、“语言发展三段论(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这套单一起源、单线发展的文字进化理论主宰了西方学术界。[46]中国的象形文字被认为停留于原始的进化的初阶,不能适合现代人的需要,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障碍。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文字很不完善”、中国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47]《新青年》前期的四大笔包括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钱玄同与鲁迅、陈独秀一样认为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想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48]1918年4月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指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49]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已经出现了。当初是在海参崴的华侨,制造了拉丁化新文字,实验结果很好……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50]毛泽东受此影响,也提出“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吕淑湘相信中国实行拼音文字就能实现民主。

新青年派还有其他一些主张,包括废除孔学、废除汉字等偏激的主张。这和人文理性学术派学衡、文化与科学派国风等的主张或结论形成对比。[51]

伦理解放[编辑]

陈独秀

1903年前后,西方社会主义废财产、废婚姻之说流入中国。[52]陈独秀号召青年从旧家庭旧习俗旧制度中解放出来,批判遵循儒家伦理和传统礼教的中国人没有独立人格,与民主共和制度不相容。胡适受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提倡易卜生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全面向美国学习实现现代化。鲁迅用文学作品对儒家伦理进行批判。

新史学[编辑]

自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以来的西方的世界史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即认为日耳曼、拉丁民族是世界历史的主人和人类文化的创造者,西方历史是人类历史的主流,而亚、非、拉各民族,被认为是支流,是"没有历史的民族"。兰克直言︰“印度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53]1895年,法国最著名的“中国学者”沙畹所译的《史记》第一卷出版,其序论中曾指出尧舜禹等模范人王的传说,大都属于后人所伪造的。其后,夏德(F.Hirth)在所著《中国古代史》(1908年出版)中,对于尧舜等的传说亦致怀疑。当时深受西方近代史学家Ludwig Riess等人影响的东洋史学强调史料的严格考辨,在此背景下1909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提出“尧舜禹抹杀论”宣称尧、舜、禹是春秋战国以后创造出来的,震惊日本汉学界。

在此背景下,胡适191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则开启国内疑古派先声。胡适在这本书里对没有可靠材料证实的远古时代采取了质疑的态度,直接从老子、孔子讲起,第一次把孔子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圣人来研究。胡适大力倡导用欧洲、日本汉学方法整理国故,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截断众流”,直接以诸子百家开篇,开启一代疑古之风。他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的轨道以后,然后用地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54]

顾颉刚创立古史辨则深受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的影响,他说:“要是不遇见孟真和适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的许多打破传统学说的见解也不敢大胆宣布”,“总括一句,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孑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我的脑髓中虽已播下了辨论古史的种子,但这册书是决不会有的”。[55]顾颉刚向钱玄同谈到,旧古史系统记载的并不是真实的中国远古时代的历史,是后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伪造的。旧的古史系统是“层累地造成的”,“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56]顾颉刚的《古史辨》一问世,胡适称赞到:“这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还鼓励顾颉刚大胆疑古。钱玄同则在《答顾颉刚先生书》中发扬了疑古派的“废孔教灭道教”宗旨:“我从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 ”“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大约起初是民间底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这两个假人来“托古改制””。后来李大钊、胡汉民等人又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入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对以孔子为中心的旧史学的批判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在中国的壮大打下了基础。[57]在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论战时李大钊认为:“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58]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又提出:“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59]

宣传革命[编辑]

提倡法国俄国式的革命。李大钊是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5卷5号上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两篇文章,赞扬十月革命。[60]第7卷第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刊载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李大钊的《May Day运动史》和大量全国各地工人劳动、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及材料(包括数十幅照片),代表《新青年》同人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向了无产阶级的立场。[61]1923年到1924年《新青年》更新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瞿秋白成为主编,从介绍唯物史观发展到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

后续 [编辑]

1916年3月,“护国运动”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生因素,就这样被消除了。从此新文化运动开始逐渐淡去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一般性的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推动着他们去探索挽救危亡的新的途径,为他们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准备了合宜的土壤。

此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继承了它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陈独秀离开文化走上了组党干政治的道路。另一部分人(如胡适等)则沿着“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道路继续走下去了。鲁迅成为了左翼文化的代表人物。

以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为界限,五四运动以前的被中国共产党认为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旧民主主义文化)与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无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封建文化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以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亦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的。[62]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63]

马列主义来华[编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使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苏俄,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转向马列主义。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才是能够令中国独立富强的方式,极力宣传十月革命,在中国形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力的思想潮流。他们相信列宁鼓吹的“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64]1924年2月,张太雷莫斯科《工人日报》上发表了用中文书写的悼念列宁的文章《列宁与中国青年》: “就是中国的青年学生,当他们抛弃了他们的先师孔子的时刻,他们正找着了列宁做他们思想上的指导者。无怪乎在北京大学——学生革命运动的中心——投票谁是世界上的最大人物,结果是列宁当选。”[65]

李大钊则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当入盛极而衰之运”,“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中,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确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9月、11月,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所以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吴玉章的《纪念“五四” 30周年应有的认识》和何干之的《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指出中国共产党与胡适之间革命与改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列主义与实验主义的分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不是胡适,而是李大钊。于是,中国共产党标榜自己才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66][67]

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部还举行各省市区文化局长会议,确定1955年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是:积极地开展文化战线上的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有步骤地整顿文化工作者队伍。要求各地和各个文化部门必须大力继续开展对胡适派、胡风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逐步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文化大革命[编辑]

有评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发展和延续,两者一脉相承、一脉相通。[68][69]“文化革命”是极权主义统治彻底控制文化教育领域的必然过程。[70]毛泽东曾著文称誉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1936年他回忆道:“《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71]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72]1964年底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文化革命最主要的任务是彻底反对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目标是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社会主义的文化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一切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思想文化进行根本的改造,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打着批、反的旗号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73]焚毁祖先神主牌位古书;拆毁寺庙宗祠、彻底破坏中华文化,试图代以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刘少奇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被斥为“大肆宣扬孔孟之道,毒害广大党员和青年,为孔家店招魂”。[74]于是196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五十周年上重新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1971年林彪出逃,1973年展开了“批林批孔”运动,指责林彪“借孔孟之道腐蚀群众”,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75][76]后来四人帮还打着“批周批孔”“批华批孔”的幌子攻击周恩来华国锋

社会主义新文化[编辑]

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南陈北李”(陈独秀和李大钊)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继承了新文化的道统,要领导新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热潮。[77]毛泽东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在全世界战无不胜。毛泽东认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78]依据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和《论无产阶级文化》中提出的“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的思想,[79][80]毛泽东指出:对待文化艺术遗产,必须以“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加以审查,并且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81]中国新文化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82]中共开始打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旗号,推进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83]主张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新文化是历史必然。[84]

反对观点[编辑]

学衡派是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保守主义群体,多为留美学者教授,熟悉西方人文科学,主要代表包括梅光迪吴宓刘伯明胡先骕柳诒徵缪凤林林纾等人。1922年1月,梅光迪留美归国,创办《学衡》杂志,公开抨击新文化运动。梅光迪是胡适的同乡和朋友。他反对胡适所谓“活文学”“死文学”的提法,认为文字文学无死活。梅光迪发表《评提倡新文化者》,抨击新文化提倡者“非思想家乃诡辩家”,“非创造家乃模拟家”,“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非教育家乃政客也”,“高举改革旗帜,以实行败坏社会之谋”。梅光迪指出“吾国近年以来,崇拜欧化,智识精神上,已唯欧西马首是瞻,甘处于被征服地位。欧化之威权魔力,深印入国人脑中。故凡为“西洋货”,不问其良否,即可“畅销”。然欧化之真髓,以有文字与国情民性之隔膜,实无能知者,于是作伪者乃易售其术矣。国人又经丧辱地之余,加以改革家之鼓吹,对于本国一切,顿生轻忽厌恶之心,故诋毁吾国固有一切,乃时髦举动,为戈名邀利之捷径。”梅光迪批评新文化运动家对西方文化一知半解,既无师承,又乏专长,“其所称道,以创造矜于国人之前者,不过欧美一部分流行之学说,或倡于数十年前,今之视为谬陋,无人过问者。”“言政治经济,则独取俄国与马克思,言哲学则独取实验主义,言西洋文学则独取最晚出之短篇小说独幕剧及堕落派之著作。”[85]

吴宓认为:“今新文化运动,于中西文化所必当推为精华者,皆排斥而轻鄙之,但采一派一家之说,一时一类之文,以风靡一世,教导全国,不能自解,但以新称,此外则皆加以陈旧二字,一笔抹杀。吾不敢谓主持此运动者,立意为是。”柳诒徵《论中国近世之病源》则认为:“今人论中国近世腐败之病源,多归咎于孔子”,“误以为反对孔子为革新中国之要途,一若焚经籍,毁孔庙,则中国即可勃然兴起,与列强并驱争先者”,“中国近世之病根,在满清之旗人,在鸦片之病夫,在污秽之官吏,在无赖之军人,在托名革命之盗贼,在附会民治之名流政客,以迨地痞流氓,而此诸人故皆不奉孔子之教。”“中国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86]

孙中山认为新文化运动源自外来民族的压迫,不赞同新文化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主张对其继承、改造。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87]孙中山也反对新体白话诗,1918年他向胡汉民表明其对古今诗的看法:“今倡为至粗率浅俚之诗,不复求二千余年吾国之粹美,或者人人能诗,而中国已无诗矣。”[88]

冯骥才指出鲁迅“他的国民性批判源自一八四零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鲁迅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分析里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89]

一些人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本质就是崇洋媚外,推崇进化论。摩罗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主动将自己的国家纳入西方意识形态的卖国运动。[90]新文化运动是替欧洲建立种族和文化优势,为西方征服东方提供了进化论的理论依据,[91]也是中国精英群体在西方枪炮前文化信心和民族信心崩溃之后,不得不接受了西方殖民者的文化霸权及其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从精神文化、民族性格、人种层面为中国的失败与绝望寻找原因。[92][93][94]胡适、鲁迅、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者不过是“身在中国、心系西方”的洋奴。[95][96]

1920年4月2日高一涵在给胡适的信中写到:“我从前东涂西抹,今天做一篇无治主义,明天做一篇社会主义,到现在才知道全是摸风捉影之谈。我以为现在新思潮也多犯了这个大毛病。

蒋介石则认为“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竟发生了绝大的弊窦,就是因为在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之下,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恐怕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极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固有文化的遗产”。

历史评价[编辑]

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文化运动全方位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解除了思想禁锢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投身更多的政治活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知识分子在此运动中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根基。自由主义者胡适主张照搬美国模式则受到中共的批判。六四事件以后,中共认为“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的一部分。”[97]

另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些右翼(也就是右派)的守旧派人士(也就是保守派人士)跟一部分中间派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也就是左派)的激进派(也就是改革派)文人之间的不稳定组合,主要成员都相信必需用现代西方文化替代中国传统文化,但彼此对西方文化和中国现实的理解大相径庭,所以这个运动迅速分解并依照各种政治意识形态重新组合。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思潮都可以在这个运动中找到源头。

还有一些人[谁?][来源请求]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左右两派文人联合起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战场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内,主要对象是一批老古董国学教授,结果大获全胜,1946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全国明文取消国文,代之以语文。到今日,全国已没人会真正的古文朗诵了(中华民国恢复古文教学于国民应尽12年教育之中学部分)。1949年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推出了简体字

在近代以来从西方思想崇拜出发试图打倒中国文化的动流中,太平天国起事、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三个高潮。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还是对人们有反思的意义(文革主要目的非此)。

摩罗等认为新文化运动是近代文化自虐思想以及“逆向种族主义”的高潮。[98][99]

影响[编辑]

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认为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其次,他们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李大钊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再次,他们也没有把孔子说得一无是处。陈独秀就说过“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代生活,是为了反对孔学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是为了动摇孔学的绝对权威的地位,从而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以求得“真实合理的信仰”。

此外,由于五四时期对新的西方事物和观念的大量引入,活剥生吞,因此出现了很多今日看来颇有趣的音译外词语:

这类过渡期词汇,今日大都被“奥伏赫变”(aufheben,扬弃)了,不过也有些沿用至今: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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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1)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远流出版, 1998年
  3.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689—691页“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4. ^ 《红旗》1979年第5期,侯外庐《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思潮》:“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就是揭橥民主与科学,批判与它不相容的旧思想、旧道德和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
  5. ^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龚育之,1999,《纪念“五四”的历史回顾和当代意义》
  6. ^ 陶希圣:“新文化运动以北京大学为枢轴,有大影响及于中国文化与教育。殊不知同一时期,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以东南大学为中心,亦有大影响及于中国文化与教育。”民国早年以北京大学为枢轴的新文化运动(以新青年为代表),政府史书宣传较多,知道的人较多;以南京大学国立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中心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以学衡国风为代表),以往宣传较少,知道的人较少,两者在现代史上均对中国产生很大影响,而后者的影响随着中华文明复兴日益彰显、愈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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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有自日本归来的曾琦与在北京王光祈李大钊等,陆续加入的有李璜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左舜生等,约八十余人。以北京南京上海的大专学校学生为多。日后有的信仰国家主义,有的信仰共产主义。”
  43. ^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新潮社社员,初为二十五人,几全为北京大学学生,以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为知名,日后多成为史学家。”
  44. ^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国民杂志社社员一百八十余人,以北京大学学生段锡朋周炳琳许德珩邓中夏张国焘为知名,日后分别加入国民党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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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独秀:“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
    • 蔡元培:“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 鲁迅:“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 胡适:“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替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 中国人“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是“又蠢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象形文字的残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纪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汉字。” 
    • 钱玄同:“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学衡、国风派等认同汉字的观点
    • 张其昀:“中国文字优美而合理,比较容易学习。”“文字之构想,需要简易明晰,中国文字实能兼顾此二方面。每一文字,有如一座庄严巍峨之建筑物;而予以连缀,则可运用无穷,盈天地间之事物, 均可包举而无遗。”
    • 秉志:“中国文字最适用于科学,以其既简且明,而又富于伸缩之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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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 王士吉:向党代会提交的议案和决议案(草案)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指出:“苏维埃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一般的政治教育或专门的艺术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的文化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无产阶级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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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书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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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目[编辑]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