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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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9日,中共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接见了参与六四事件清场行动的部队官兵,向他们发表了《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这是他唯一一次针对六四事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坚信部队出于正当理由使用武力,彰显他坚定领导政府,澄清了内战的谣传,释放出改革开放如期继续的信号。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讲话的部分片段[2]

要点[编辑]

讲话主要有三点:评定六四事件的性质、评估邓小平自1978年以来主要政策的正确性、为未来的发展定调[3]

他重申党授权于6月4日动用武力的决定,表示有鉴于“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大气候指1989年东欧剧变),反党反共的运动必然会发生。他又引用了《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指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共产党,甚至将学生运动称为“反革命暴乱”[3]。同时称赞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对示威者采取果断行动,称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哀悼在清场行动中丧命的士兵。又说军队处理这件事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即是忠于“人民、党的教义和利益”。他也知道党领导层部分人士并不认同行动的过程,但从长远角度来看,相信他们会改变看法[2]

接着,他反复问到他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否正确,让在场人士去“思考”这个问题。他表示,中国的目标是要到2050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认为唯有党的领导和政治稳定才能使得这个目标实现。实际上这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国家的重点是经济发展,但发展的同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积极推动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3]

他表示,领导层未能坚决维护党的领导,在意识形态层面灵活迎合西方价值观,造成了事件的发生[2]。认为西方民主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志,这种意识形态不符合中国的内部情况[3]。他呼吁领导层重新巩固年轻人对党的正确观念,有效地重新引入对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限制。

在讲话中,邓小平批评美国插手中国内政,指美国枪杀自己的抗议学生,因此没有批评中国的道德权威[4]

意义[编辑]

六四事件发生时,邓小平唯一的官方头衔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意味着他掌握着最高军权。以这种身份发表讲话,表明他没有超越“官方”头衔,实际上也让人觉得他掌握了控制权,国家不再有内战或起义的风险。讲话也向低级军官和普通民众澄清对党路线的质疑[5]。党组织发动群众学习讲话内容。

讲话前,为避免质疑他“垂帘听政”的猜测,运动期间,邓小平一直避开公众的视野,除了参加胡耀邦国葬并于5月中接见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赵紫阳告诉戈尔巴乔夫,邓小平在中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使得邓小平重回中国民众及国际媒体的关注。讲话明确支持军方行动之余,坚持施行经济改革政策,而这些政策已成为邓小平任期内的标志。尽管如此,运动过后,邓小平的经济政策在党内失去了显着牵引力,改革的严谨性并没有重回正轨,直到1992年南巡[5]

参考资料[编辑]

  1. ^ Fewsmith, Josep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M.E. Sharpe. 1994: 251. ISBN 978-1-56324-328-8. 
  2. ^ 2.0 2.1 2.2 Vogel, Ezra F.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641–2. ISBN 0-674-05544-6. 
  3. ^ 3.0 3.1 3.2 3.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10: 302–308. ISBN 978-7-01001-862-1. 
  4. ^ Deng's 9 June Speech. World Affairs. 3. June 28, 1989, 152. JSTOR 20672226. 
  5. ^ 5.0 5.1 Deng's June 9 Speech: 'We Faced a Rebellious Clique' and 'Dregs of Society'. New York Times. 30 June 1989 [1 May 2012]. 

外部链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