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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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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臨
世祖章皇帝
乾隆年間製清世祖章皇帝朝服像
清朝皇帝（第2位）[註 1]
統治1643年10月8日－1661年2月5日（17年120天）
(1644年11月8日定鼎登基，正式取代明朝）
前任清太宗皇太極
明思宗朱由檢（明朝）
繼任清聖祖玄燁（康熙帝）
儲君玄燁（皇三子，遺詔立儲）
出生清崇德三年（明崇禎十一年）正月三十日
(1638-03-15)1638年3月15日
大清盛京皇宮永福宮（今瀋陽故宮）
逝世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
1661年2月5日(1661歲—02—05)（22歲）
大清順天府紫禁城養心殿
安葬
清孝陵
王后廢后博爾濟吉特氏
孝惠章皇后博爾濟吉特氏
孝康章皇后佟佳氏
孝獻端敬皇后董鄂氏
妃嬪
妃貞妃董鄂氏
淑惠妃博爾濟吉特氏
恭靖妃博爾濟吉特氏
端順妃博爾濟吉特氏
寧愨妃董鄂氏
恪妃石氏
子嗣子：
皇長子牛鈕（母庶妃巴氏）
皇二子福全（母寧愨妃）
皇三子康熙帝玄燁（母孝康章皇后）
皇四子和碩榮親王（順治帝追封，諡號榮，早殤，母孝獻端敬皇后）
皇五子常寧（母庶妃陳氏）
皇六子奇授（母庶妃唐氏）
皇七子隆禧（母庶妃鈕氏）
皇八子永幹（母庶妃穆克圖氏）
女：
皇長女（早殤，母庶妃陳氏）
皇二女和碩恭愨長公主（母庶妃楊氏）
皇三女（早殤，母庶妃巴氏）
皇四女（早殤，母庶妃烏蘇氏）
皇五女（早殤，母庶妃王氏）
皇六女（早殤，母庶妃那拉氏）
養女：
養長女和碩和順公主（父承澤親王碩塞）
養二女和碩柔嘉公主（父安郡王岳樂）
養三女固倫端敏公主（父簡親王濟度）
年號
順治
諡號
體天隆運英睿欽文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順治十八年初諡）
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雍正元年加諡）
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乾隆元年加諡）[1]
廟號
世祖
父親太宗文皇帝皇太極
母親孝莊文皇后博爾濟吉特氏
首都順天府
皇宮紫禁城
順治帝
漢語名稱
繁體字 順治帝
簡化字 顺治帝
蒙古語名稱
傳統蒙文 ᠡᠶᠡᠷᠡᠷᠢ
ᠵᠠᠰᠠᠭᠴᠢ
ᠬᠠᠭᠠᠨ
西里爾蒙文 Эеэр Засагч хаан
滿語名稱
滿文 ᡳᠵᡳᠰᡥᡡᠨ
ᡩᠠᠰᠠᠨ
ᡥᡡᠸᠠᠩᡩ᠋ᡳ
穆麟德轉寫Ijishūn dasan Hūwangdi
太清轉寫Ijishvn dasan Hvwang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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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通稱順治帝（滿語：ᡳᠵᡳᠰᡥᡡᠨ
ᡩᠠᠰᠠᠨ
ᡥᡡᠸᠠᠩᡩ᠋ᡳ，穆麟德轉寫：ijishūn dasan hūwangdi；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愛新覺羅氏，名福臨（滿語：ᡶ᠋ᡠᠯᡳᠨ，穆麟德轉寫：fulin）[2]，中國清朝第2位皇帝，也是清朝入關後的首位皇帝。1643年在瀋陽即位，1644年又在北京定鼎登基[3]，正式取代明朝[4][5][6][7]。

1643年9月，清太宗皇太極駕崩，議政王大臣會議推舉五歲的福臨承襲其父皇太極帝位，同時命努爾哈赤第十四子睿親王多爾袞和努爾哈赤之侄鄭親王濟爾哈朗二人助小皇帝輔理國政。自1643年至1650年，政治權力主要掌握在多爾袞手中。在多爾袞的領導下，清朝於1644年成功入關，逐步征服原明朝的大部分領土，並深入西南省份追剿南明政權。1645年，多爾袞頒佈「剃髮令」，建立一系列面臨漢人激烈抵抗但被後世清代皇帝所沿襲的政策。1650年，多爾袞逝世，13歲的順治帝開始親政，他試圖打擊腐敗，整頓吏治，削弱滿洲貴族的政治影響力，但結果成敗參半。順治帝在位期間，反清復明運動此起彼伏，國家政權稍欠穩定，直至南明政權被圍剿覆滅方才真正實現對全國的統治。

1661年，順治帝因感染流行病天花去世，得年22歲。皇位由皇三子玄燁（即康熙帝）承襲。順治帝死後被供奉於太廟，廟號「世祖」，諡號「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統稱世祖章皇帝（滿語：ᡧᡳᡯᡠ
ᡝᠯᡩᡝ᠋ᠮᠪᡠᡥᡝ
ᡥᡡᠸᠠᠩᡩ᠋ᡳ，穆麟德轉寫：šidzu eldembuhe hūwangdi），葬於清東陵的孝陵。

早年及入關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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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臨生母孝莊文皇后

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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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帝出生於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為清太宗皇太極第九子，其時皇太極與愛妃海蘭珠之子（皇八子）剛夭折兩天。福臨母親布木布泰是海蘭珠的妹妹，同是皇太極的福晉。她在1636年至1651年的封號為「永福宮莊妃」，她在兒子親政後尊為皇太后，後世習稱她為孝莊文皇后。

崇德七年（1642年）十二月初二日，皇太極率諸王貝勒及文武大臣行獵於葉赫地方。同月十二日，到達噶哈嶺。聖汗皇太極之五歲幼子方喀拉章京射殺一狍。學者楊珍在《順治朝滿文檔案札記》認為方喀拉即為福臨的原名或乳名，章京即為方喀拉在此次隨皇太極行獵時，臨時得到的職位[8]。

皇位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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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年9月21日，50歲的皇太極去世，他生前未指定儲君，清朝面臨着可能出現的嚴重分裂危機[9]。皇太極34歲的長子、和碩肅親王豪格，其生母為福晉，是有繼承權的嫡子。同時，他廣有戰功，但與戰功彪炳的叔叔多爾袞不合。除長子豪格外，皇太極尚有葉布舒、碩塞、高塞、常舒、韜塞、福臨（5歲）、博穆博果爾七名兒子。其中葉布舒、高塞、常舒、韜塞四人中，有三人年長於福臨，但皆生母地位低微，無法越過福臨、博穆博果爾繼承皇位。而碩塞的生母葉赫那拉氏則早被皇太極賜給大臣，博穆博果爾則年幼於福臨。

此時，數名親王與貝勒爭奪皇位——努爾哈赤的次子兼在世的長子和碩禮親王代善、努爾哈赤第十四子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和第十五子和碩豫親王多鐸（兩人為同母所出）以及皇太極之長子豪格——開始逐鹿皇位[10]。皇太極的弟弟多鐸、多羅武英郡王阿濟格及多爾袞（31歲）掌有正白及鑲白旗，代善（60歲）掌有兩紅旗，而豪格（34歲）則獲得其父兩黃旗的支持[11]。

議政王大臣會議着手議立新帝，此會議直到軍機處在出現以前一直是清廷的主要決策機構[12]。許多親王、貝勒主張多爾袞這個久經考驗的軍事將領成為新皇帝，但多爾袞拒絕為帝，而是堅持讓皇太極的一個兒子承襲父位[13]。

會議接受具有權勢的多爾袞的主張，繼續讓皇太極的後裔繼承大統。最終商議決定立皇太極第九子福臨承襲父位為新皇帝，但亦決定立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努爾哈赤之侄，他掌有鑲藍旗）和多爾袞作這個五歲孩子的攝政[13]。

1643年10月8日，福臨正式登上皇位；定年號為「順治」[14]。

多爾袞攝政及明朝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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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quarter painted portrait of a thickly bearded man wearing a red hat adorned with a peacock feather and dressed with a dark long robe with dragon patterns. Clockwise from bottom left to bottom right, he is surrounded by a sheathed sword mounted on a wooden display, Manchu writing on the wall, a three-clawed dragon and a five-clawed dragon (also printed on the wall), and a wooden desk with an incense burner and a book on it.
睿親王多爾袞。他在1643年起至1650年逝世止（清朝統一中原時期）任攝政王。該畫像左上角的滿文譯為「畫於三十八歲，弟常海作」。

濟爾哈朗是一位驍勇善戰、受人尊敬的將領，但對多爾袞手中的日常行政事務毫無興趣。1644年2月17日，濟爾哈朗召集內三院、六部、都察院和理藩院的官員，向他們宣佈：「嗣後，凡各衙辦理事務或有應白於我二王者，或有記檔者，皆先啟知睿親王檔子，書名亦宜先書睿親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禮儀，注俱照前例行[15]。」此後在同年5月6日，豪格暗中動搖攝政統治的陰謀暴露。豪格的黨羽全部被處死，豪格本人被褫奪親王爵位[16]。多爾袞在此後不久，以自己的支持者接替取代了豪格的擁護者（大多來自黃旗），從而掌控了兩白旗以外的旗[17]。至1644年6月初期，他已牢牢地把清政府及其軍政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18]。

1644年初期，正當多爾袞與其謀士苦思鑽研如何攻明朝之時，民變逼近北京。同年4月24日，民變領袖李自成攻破明都城牆，促使崇禎皇帝朱由檢在紫禁城後的萬歲山（今北京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19]。多爾袞的漢人謀士洪承疇和范文程聞訊，敦促滿洲親王抓住此機遇，給明朝報仇雪恨，進而為清朝奪取天命[20]。駐紮在長城東端山海關的明朝總兵吳三桂，是多爾袞進入北京的最後一道障礙[21]，此時他正被滿洲人與李自成軍間的武力夾得左右為難。吳三桂請求多爾袞幫助他驅逐土匪，恢復大明[22]。當多爾袞要求吳三桂替清朝效力之時，吳三桂除了接受之外別無選擇[23]。清兵因此得到了吳三桂的精兵的輔助，後同李自成軍進行一片石之戰，在多爾袞最終選擇用騎兵介入此戰鬥前，吳三桂的精兵就已和李自成軍交戰了數小時。5月27日，清朝取得此戰的決定性勝利[24]。戰敗的李自成軍在北京洗劫數日，直至6月4日攜帶着所能帶走的財物離京[25]。

入關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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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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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photograph of a three-level stone structure with railings on each level, viewed from the outside, facing a staircase that leads to the top level.
福臨在順治元年十月初一（1644年10月30日）於天壇圜丘進行祭祀，前者在此十天後正式宣告自己為中國皇帝。該儀式標誌着清朝抓住了天命。

1644年6月5日，被叛軍之手肆虐了六周的北京市民，派出了一批士紳及官吏迎接他們將要來到的解放者[26]。可當他們見到的是騎着馬、把前額頭髮剃光並自稱攝政王的滿洲人多爾袞，而不是大明皇太子朱慈烺及其保護者平西伯吳三桂時，吃了一大驚[27]。在此場動亂之中，多爾袞將自己安置在武英殿，武英殿是李自成在6月3日火燒大內後，唯一未被損壞的建築[28]。旗軍們被命令不許搶劫；他們的紀律約束使統治過渡到清朝「出奇地順利」[29]。然而在同時，多爾袞卻聲稱他是為報復大明而來。他下令將大明皇族（包括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檢的後裔）及其擁護者全部處決[30]。

6月7日，進城僅兩天的多爾袞向首都的官員發佈諭告。該諭告向官員們保證，如果本地居民剃髮易服並且接受歸降，那麼他們則可以官復舊職[31]。可是在此諭告發佈後的三周內，北京爆發數場農民起義，威脅清朝控制首都地區。面對威脅，多爾袞不得不將此諭告廢除[32]。

1644年10月19日，多爾袞在北京大門迎接福臨[33]。10月30日，六歲的福臨被帶到北京南郊的天壇祭拜天地[34]，並親自宣告祝文稱「茲定鼎燕京，以綏中國」[35][36]，標誌着清王朝成為統治全中國的中央王朝[37]。此前一年，順治帝剛在瀋陽履行過大清皇帝祭天登基儀式，此時他二度祭天登基，意在向天下鄭重昭示他和他的叔父攝政王實現了其父祖得天佑的遺願，正式成為中國的主人[38]。11月8日，福臨的登基儀式正式舉行。同日，年幼的皇帝將多爾袞的功績同周公進行比較，後者為古時一個受人尊敬的攝政[39]。在登基儀式上，多爾袞的官銜由「攝政王」升為「叔父攝政王」。滿語「叔父」（ecike）在此表示高於親王的一級身份[40]。三天後，多爾袞的攝政同事濟爾哈朗的官銜由「攝政王」降為「輔政叔王」[41]。多爾袞在1645年6月發佈儀注規定，今後所有公文均應書寫「皇叔父攝政王」稱呼他，這使得多爾袞距離皇帝權威僅剩一步之遙。最終多爾袞在1648年更凌駕於小皇帝之上，稱「皇父攝政王」[41]。

A black-and-white picture of a stone-paved alley going from bottom right to top left leading to a three-roofed gate and bordered on the right by a line up of small roofed cubicles open on one side.
北京的科舉號房。清朝為增強在漢人精英心中的正統性，在1644年剛攻佔北京之時，便重建了科舉考試。

多爾袞進入清朝新首都後的最初的一個命令是，將北京北部全部騰出，然後把它分給旗人。兩黃旗分得榮耀的宮殿北部，其次，東部為兩白旗，西部為兩紅旗，南部為兩藍旗[42]。八旗的此種佈局，是為了使京城同滿洲在征服中原前的故鄉保持一致。此種佈局「按照羅盤的指針指向，給顏色不同的旗人分配在一個固定的地理位置[43]。」儘管清朝為了加快過渡而減免稅收，推遲大型建築建造計劃。但到了1648年，新來的旗人與共同生活的漢人百姓間仍有敵意[44]。而首都以外的農業用地則全部被清軍圈佔[45]。昔日的地主，現在卻成了給外居旗人地主支付租金的佃戶[45]。這種土地用途的轉變導致了「數十年的中斷和苦難[45]。」

在1646年，多爾袞還下令重建選任政府官員的科舉考試。從那時起，他們效仿明朝，每三年定期舉行一次科舉。同年，清朝統治下的第一次殿試舉行，大多數報考者為北方漢人，他們被提問如何使滿漢同心合志[46]。1649年，考試詢問「聯滿漢為一體，使之同心合力，歡然無間，何道而可[47]？」在1660年確定減少中額前，順治朝下每屆會試的考中人數的平均為清朝最高（「得到了漢人更多的支持」）[48]。

一統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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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明清戰爭
參見：南明
A black-and-white print of an outdoor scene depicting a broken city wall and two destroyed houses, with several corpses lying on the ground (some beheaded), and two men with swords killing unarmed men.
晚清的一幅描繪1645年5月揚州十日的版畫。多爾袞的弟弟多鐸為鎮懾南方不服的漢人而進行了這場大屠殺，畫上總共有九位死者。十九世紀晚期，這場大屠殺被反清復明革命者用以激發漢族人群的反滿情緒[49]。

多爾袞被歷史學家不同地稱為「大清征服的優秀策劃者」和「滿洲洪業的首席建築師」，清朝在他的統治下，征服了中原大部分地區，並將「南明」的勢力範圍推到了遙遠的中國西南地區[50]。李自成從北京逃到西安，並在後者重建指揮部。多爾袞在同年夏、秋將河北、山東抗清起義鎮壓後，派遣軍隊進入西安（陝西省）主要城市搜尋李自成[51]。1645年2月，在清軍的壓力下，李自成被迫離開了西安。他被殺了——無論是死於自己之手，還是被當地村民疑以為劫盜而誤殺——1645年9月後，他在幾個省份中消失了[52]。

1644年6月，福王朱由崧於長江中下游以南的江南富饒的商農區建立南明弘光政權。1645年4月初，清朝從新佔領的西安出發，準備向那裏發起進攻[53]，南明政權的黨派之爭和不計其數的逃叛，阻礙了其有效抵抗能力的增強[54]。1645年5月初，數支清軍席捲南方，隨手奪取了徐州淮河以北的主要城市。此後不久，他們向南明北部防線的主要城市——揚州——擁去[55]。史可法面對包圍，勇敢地反抗。5月20日，遭受一周炮轟的揚州被滿洲人攻破，史可法依舊拒絕投降[56]。多爾袞的弟弟多鐸遂下令屠殺揚州全城人民[57]。作為目的，這場大屠殺作為恐嚇江南其他城市降服於清[58]。緊接着南京在6月16日，即最後的防衛者使多鐸保證不會傷人後，錢謙益開城而降[59]。清朝在不久俘獲了南明皇帝（他在翌年被處決於北京），並迅速奪取了江南包括蘇州杭州的主要城市；至1645年7月初，清朝與南明之間的邊界被推到南方的錢塘江[60]。

1900年左右三藩市唐人街的一名男子。漢人留辮的習慣來自多爾袞在1645年7月發佈的諭令：每個男人都剃去前額的頭髮，把頭髮按照滿族的髡髮辮式編紮起來。

江南剛有了表面上的平靜後，多爾袞便在1645年7月21日發佈了一個最不合時宜的告示，他命令所有的成年男人剃去他們前額的頭髮，將他們的頭髮按照滿洲人的髡髮辮式編紮起來[61]。不服從告示者將被處以死刑[62]。對於滿洲人來講，此象徵着屈服的政策，有助於他們分清敵我[63]。不過，在漢人官員和文人看來，新髮型是一種奇恥大辱（因為它有悖於孔門弟子關於保持身體完整的指導）。而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剃髮如同喪失他們的生殖能力（英語：virility）[64]。由於剃髮令逼使社會的各個階層的漢人聯合起來反抗滿清統治，所以極大地阻礙了滿清的征服[65]。在1645年8月24日和9月22日，前明將領李成棟分別對嘉定和松江反抗的人民進行屠殺[66]。而江陰還同約一萬名清軍進行了八十三天的對抗。當城門最終在1645年10月9日被攻破時，降清明將劉良佐對全城人進行屠殺，這場屠殺造成了七萬四千至十萬不等的人的死亡[67]。這些大屠殺結束了長江中下游的反清武裝抵抗[68]。有幾個忠誠的勤王者成了隱士，並希望着清軍敗潰。雖然他們退出了世界，但至少象徵着在繼續反抗外族統治[68]。

南京淪陷後，兩支明宗室建立了兩個新的南明政權：一個是以福建沿岸附近為中心隆武皇帝唐王朱聿鍵——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孫——而另一個是浙江附近的「監國」朱以海[69]。但由於雙方彼此不服，無法聯合抗清，不但無法反攻滿清，也導致喪失維持政權的機會，造成漢人政權走向衰亡[70]。1646年7月，貝勒博洛領導的新的南方軍事活動使魯王的浙江朝廷陷入混亂狀態，繼而向隆武政權發起進攻[71]。朱聿鍵於10月6日在汀州（福建西部）被俘，即刻處死[72]。他的養子國姓爺鄭成功則隨他的船隊逃往泉州[72]。11月，江西剩餘的忠明抵抗中心崩潰，整個江西降清[73]。

Black-and-white print of a man with small eyes and a thin mustache wearing a robe, a fur hat, and a necklace made with round beads, sitting cross-legged on a three-level platform covered with a rug. Behind him and much smaller are eight men (four on each side) sitting in the same position wearing robes and round caps, as well as four standing men with similar garb (on the left).
約翰·紐霍夫所繪幫助清軍1650年從復明軍手中重新佔領廣州的尚可喜。尚可喜是幫助清朝征服和管理中國南部的漢將之一。他盤踞南方，最終於1673年參加反清起義三藩之亂。

1646年末，廣州出現了兩個新的南明皇帝：一個是年號為紹武的朱聿鍵之弟唐王朱聿𨮁，另一個為年號為永曆的桂王朱由榔[73]。由於朝服不夠，此後紹武政權所任命的官員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購買戲袍[73]。兩支南明政權彼此殘殺，直到1647年1月20日，李成棟率領的一支小規模清兵組成的先頭部隊開進廣州，處死了朱聿𨮁，迫使永曆朝廷逃往廣西南寧[74]。然而，李成棟於1648年5月起兵抗清，與江西的前明將領金聲桓並發起義，幫助朱由榔奪回了中國南方的絕大部分地區[75]。但南明的復興只是曇花一現。清軍於1649年和1650年重新征服湖廣中部（今河北和湖南）、江西和廣東[76]。朱由榔再度逃亡[76]。最後，1650年11月24日，尚可喜所統率的清軍攻佔廣州，殺死七萬多人[77]。

同時，1646年10月，豪格（福臨長兄，於1643年繼承鬥爭中失去繼承權）所統率的清軍抵達四川，任務是摧毀張獻忠領導的大西國[78]。1647年2月2日，張獻忠與清軍在川中西充附近作戰時被殺[79]。1646年末抗清勢力進一步向北蔓延，由一個穆斯林將領米喇印領導的武裝力量反抗清朝對甘州（甘肅）的統治。另一名穆斯林丁國棟很快加入了他的抗清運動[80]。他們以恢復大明為號召，攻克了甘肅的數個城鎮，其中包括省會蘭州在內[80]。這些起義者願意同非穆斯林的漢人進行合作，這表明他們不是僅僅被宗教所驅使[80]。1648年，米喇印戰死於水泉（今甘肅永昌水泉子村），丁國棟則被孟喬芳俘獲並被多爾袞下令處決，至1650年，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的穆斯林起義運動被粉碎[81]。

過渡和個人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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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清多爾袞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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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inted image of the head and chest of a black-haired man with droopy eyes wearing a white-edged two-tiered red cap and a bright yellow garment whose lapels are decorated with five-clawed yellow dragons against a blue background with clouds and vegetation.
清世祖成年肖像

1650年12月31日，多爾袞在狩獵途中意外死亡，引發了一段激烈的派系鬥爭，開闢了深層次政治改革之路[82]。由於多爾袞的支持者在朝廷上仍具影響，所以多爾袞的喪禮依帝禮，多爾袞死後獲追尊為皇帝，諡號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83]。然而，在1651年1月中旬的同一天，多爾袞的前部將吳拜統率下的數名白旗軍官為防範多爾袞的胞兄阿濟格自立為新攝政而將其逮捕；之後，吳拜讓福臨任命自己及他的幾位追隨者為各部尚書，準備接管政府[84]。

同時，於1647年被褫奪攝政頭銜的濟爾哈朗，獲得了對多爾袞統治心懷不滿的旗官的支持[85]。濟爾哈朗為了鞏固直屬皇帝的兩黃旗（前兩旗自清太宗開始直屬皇帝）對自己的支持，爭取白旗支持者，賦予正黃、鑲黃、正白三旗一個新名稱：上三旗（此三旗自此由皇帝直接統轄）[86]。於1661年成為玄燁的輔政大臣的鰲拜和蘇克薩哈，是給予濟爾哈朗支持的旗官，濟爾哈朗以指定他們參加議政王大臣會議作為回報[85]。

1651年2月1日，濟爾哈朗宣佈即將13歲的福臨親政[85]。攝政正式廢止。濟爾哈朗此後展開攻勢。1651年3月12日，他控告多爾袞僭越皇權：多爾袞被判有罪，他獲得的追尊被剝奪[85][87]。濟爾哈朗繼續肅清多爾袞集團前成員，為上三旗中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升官晉爵，所以到了1652年，多爾袞的前支持者或是被殺，或是被有效地從政府中清除[88]。

派系政治和反腐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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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臨僅僅親政兩個月後，便於1651年4月7日發佈諭告，宣佈他將肅清官場腐敗[89]。該諭告引起文人間的派系之爭，令福臨沮喪無比，至死也無可奈何[90]。福臨的最初的一項行動是罷免大學士馮銓。馮銓為北方漢人，先前曾於1645年受彈劾，但攝政王多爾袞仍准其任職如故[91]。福臨以陳名夏取代馮銓。陳名夏是個有影響力的南方漢人，同南方文人集團關係良好[92]。陳名夏儘管曾於1651年受控以權謀私，但旋於1653年官復原職，旋即成為皇上的親密的私人顧問[93]。陳名夏甚至獲准可以像昔日的明代內閣大學士那樣起草詔書[94]。同於1653年，福臨決定召回聲名狼藉的馮銓。皇帝如此行事，本意是想讓南北漢人官員在朝廷上勢均力敵，從而平息派系衝突。然而，馮銓回歸後，派系之爭反而激化，令皇帝始料未及[95]。在1653年和1654年的數次朝議中，南方人形成反對北方人與滿洲人的陣營[96]。1654年4月，陳名夏向北方漢人官員寧完我建議，清廷應恢復明代衣冠，寧完我旋即向皇帝揭發此事，並指控陳名夏干犯有包括貪污受賄、裙帶關係、結黨營私和僭越皇權在內的各種罪行[97]。1654年4月27日，陳名夏被絞死[98]。

1657年11月，北京順天省試的一場重大作弊醜聞爆出[99]。八名江南考生賄賂了京城的主考官，希望能得到更高的名次[100]。七名主考官以受賄的罪名被處以死刑，數百人被判處貶謫流放和沒收財產[101]。這場醜聞很快蔓延到了南京會試，揭露了官僚制的腐敗和以權謀私，許多堅持正統觀念的北人官員將之歸因為南方文人小團體的存在和經典學問的衰落[102]。

中原式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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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臨在他短暫的統治期間，鼓勵漢人入仕，恢復了許多多爾袞攝政期間廢止或排斥的中原王朝制度。他和大學士（諸如陳名夏，見上文）談論歷史、經典和政治，他周圍聚集了一批新人，諸如能講一口流利滿語的北方年輕漢人王熙[103]。福臨於1652年頒佈的《六諭》是玄燁1670年頒佈的《聖諭》的前身，後者是一部「正統儒家思想的梗概」，用於指示百姓遵守孝道和法律[104]。順治帝用中原王朝的一些體制改革清朝制度，於1658年恢復了翰林院和內閣。這兩個機構承襲明代模式，進一步削弱滿洲貴族的權力，這使得深深困擾晚明的黨爭問題死灰復燃成為可能[105]。

為了削弱內務府和滿洲貴族的權力，1653年7月，福臨設立十三衙門，後者雖由滿洲人監督，但由漢族宦官而非滿洲包衣阿哈掌控[106]。宦官在多爾袞攝政期間受嚴格的限制，但小皇帝用他們來制衡像皇太后和皇叔濟爾哈朗這樣的實權派人物的影響[107]。至1650年代後期，宦官的權力變大：他們處理關鍵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就官員任命提出建議，甚至負責起草詔令[108]。由於宦官削弱了官僚集團與皇帝間的聯繫，滿漢官員擔心困擾晚明的宦官擅權局面會重現[109]。儘管皇帝嘗試限制宦官權力，他最寵愛的宦官吳良輔還是於1658年陷入腐敗醜聞，吳良輔於1650年代早期幫助他肅清多爾袞集團[110]。但吳良輔收受賄賂僅僅受到譴責，未能平息宦官權力膨脹引發的滿洲貴族的怒火。[111]。福臨死後不久，1661年3月，鰲拜和另外三位輔政大臣將十三衙門裁撤，吳良輔被處決[112]。

邊疆、進貢國和對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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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lack-and-white print depicting three standing men wearing turbans, a long robe with a sash, and shoes with rising pointed tips, against an architectural background of buildings with roofs that point upwards. The man on the left, slightly in the background, is carrying a long folded umbrella on his left shoulder. The one in the center, who faces the viewer, is resting on a cane. The man on the right, seen in profile view, faces the center man.
順治年間北京的荷蘭遊客於1656年描繪的「莫臥兒使團」（一位統治中亞吐魯番的蒙兀兒王公派遣的使者）[113]。

1646年，博洛率清軍進入福州，發現來自琉球國和安南的使節和馬尼拉的西班牙人[114]。這些朝貢使團前來拜見已倒台的南明隆武皇帝朱聿鍵，而後者此時已被押送至京，最終，這些使者聽從清廷命令辭歸[114]。最後殘存的南明抵抗勢力從與安南接壤的雲南撤離後，琉球王尚質於1649年首次向清朝派出朝貢使團，暹羅和安南分別於1652年和1661年向清朝派遣朝貢使團[114]。

同於1646年，統治吐魯番的一名蒙兀兒王公蘇丹阿不都拉哈·哈吉汗派遣一支使團[115]，請求恢復因明亡而中斷的與華貿易[116]。使節團雖未受邀請便來到中國，但清朝准其請求，允許其在北京和蘭州進行朝貢貿易[117]。但該協議因1646年一場席捲中國西北的穆斯林起義（參見前文「一統中原」末段）而中斷。清朝與資助反政府武裝的哈密和吐魯番的朝貢貿易最終於1656年恢復[118]。不過在1655年，清廷宣佈來自吐魯番的朝貢使節每五年才能接受一次回賜[119]。

Color photograph of a white, bell-shaped building composed (from bottom to top) of a square base, three round disks of increasingly smaller diameter, a cut reverse cone, and a thinner tapering columnwith horizontal flutings crowned by the golden statue of a sitting figure. It appears to emerge from a forested are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 slightly cloudy blue sky.
福臨為藏傳佛教而下令建造的白塔，看似自樹林中生長出來。今坐落於北京北海公園。

1651年，小皇帝邀請藏傳佛教格魯派領袖第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後者不久以前在蒙古和碩特部首領顧實汗的軍事幫助下，成為西藏的宗教統治者和世俗統治者[120]。儘管滿洲對藏傳佛教的支持和保護至少始於努爾哈赤治下的1621年，但此次邀請背後仍有政治原因[121]。即西藏正在成為清朝西部一個強大的政治實體，達賴喇嘛對蒙古部落具有影響力，而其中一些蒙古部落並未屈從於清朝[122]。為了迎接這位「活佛」的到來，福臨下令在紫禁城西北邊北海瓊華島的崑崙山上建造了一座白塔，其位置就在以前薛禪皇帝宮殿的遺址上[123]。經過多次邀請和外交往來，西藏領袖拿定主意，接受會見大清皇帝，1653年1月14日，達賴喇嘛抵達北京[124]。達賴喇嘛日後將此行訪問的場面雕刻在拉薩的布達拉宮，後者於1645年開始建造[125]。

與此同時，在滿洲人故鄉北部，探險家瓦西里·波亞爾科夫（1643–1646）和葉羅菲·哈巴羅夫（1649–1653）越過俄羅斯沙皇國的西伯利亞山谷來到了黑龍江流域。1653年，莫斯科召回哈巴羅夫，委派奧努夫里·斯捷潘諾夫接替他，斯捷潘諾夫掌握了哈巴羅夫的哥薩克軍隊指揮權[126]。斯捷潘諾夫南下進入松花江，強迫當地原住居民諸如達斡爾人和久切爾人交納「牙薩克」（毛皮稅），但遭到抗拒。因為滿洲當地民族已向順治皇帝朝貢[127]。1654年，斯捷潘諾夫擊敗從寧古塔被派遣去調查俄羅斯計劃的小規模的滿洲軍隊[126]。1655年，另一名清軍指揮官蒙古旗人明安達禮在黑龍江流域的呼瑪要塞擊敗斯捷潘諾夫軍，但這還不足以追捕俄羅斯人[128]。不過在1658年，滿洲將領沙爾虎達率四十餘艘船向斯捷潘諾夫發起進攻，俄羅斯人大多數被擊斃或生俘[126]。經過此役，黑龍江流域哥薩克地帶已無太大衝突，但邊境衝突則持續了下去，直至1689年《尼布楚條約》簽訂，固定了中俄之間的邊界[126]。

持續打擊南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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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p of southern China showing provincial boundaries in black, with a blue line running between several cities marked with a red dot.
1646年至1662年在位的南明最後一位皇帝朱由榔的逃亡之路。此圖所繪邊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界和省界。

儘管清朝在多爾袞的領導下成功將南明推到華南，但明朝遺民尚未死心。1652年8月初，正在保護朱由榔的張獻忠前部下李定國，從清朝手中奪回桂林[129]。一月之內，廣西清將大多向南明投降[130]。此後兩年，儘管對湖廣和廣東的軍事行動偶爾成功，但李定國未能奪取重要城市[129]。1653年，清廷命洪承疇負責奪回西南地區[131]。洪承疇駐紮長沙，耐心地建立起自己的軍力；惟在1658年底，營養充足、物資供應良好的清軍分多路向桂州和雲南進軍[131]。1659年1月末，鐸尼率清軍攻陷雲南府，朱由榔逃入鄰近的緬甸，後者此時正由東吁王朝國王莽平德勒統治[131]。此後南明末代皇帝一直留在緬甸，直到1662年被1644年4月降滿的前明將領吳三桂俘獲並處決[132]。

鄭成功在1646年成為明紹宗朱聿鍵義子，賜姓朱，故稱國姓爺，1655年由明昭宗朱由榔封為延平王，亦是他繼續捍衛南明的原因[133]。1659年，正當福臨準備舉行一場特殊的考試來慶祝他輝煌的統治和西南戰役的勝利時，鄭成功率領全副武裝的船隊駛向長江，從清朝手中奪取了幾座城市，進而圍攻南京城（今江蘇省南京市）[134]。當鄭成功圍攻江寧的消息傳入皇帝耳中時，他就大發雷霆，據說一怒之下用劍劈了寶座[134]。但南京的威脅最終解除，鄭成功被清兵擊退，被迫求助於東南沿海的福建省[135]。迫於清軍的壓力，鄭成功於1661年4月攻擊由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下的台灣島南部，於1662年2月熱蘭遮城包圍戰取得勝利，建立東寧王國，並死於同年夏天[136]。他的子孫依然自稱為延平王，繼續在台灣反抗清朝統治，直至1683年順治帝之子康熙帝派遣降將施琅攻佔澎湖群島和台灣島南部[137]。

個性和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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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 print of a man with a long white beard wearing a double-edged round cap and dressed in a long robe, who is pointing a compass to a celestial globe that is sitting on a table on the left.
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被福臨親切的稱為「馬發」（mafa，滿語意為爺爺）。

順治帝於1651年親政後，他的母親昭聖慈壽皇太后安排兒子娶她的侄女額爾德尼布木巴，但福臨廢黜第一任皇后[138]。次年，昭聖慈壽皇太后另為兒子安排了一場同蒙古科爾沁部的婚姻，這次她將自己的侄孫女阿拉坦琪琪格嫁給福臨[138]。

順治帝是位開明的皇帝，不僅在天文學和科技問題上，而且在處理國事和宗教問題時都向一位來自神聖羅馬帝國科隆選侯國的日耳曼耶穌會教士湯若望請教[139]。1644年末，多爾袞為制定一部儘可能精確的新曆法而任用湯若望，因為他的日蝕預報比那些清廷天文學家的預報更精確[140]。多爾袞死後，湯若望同小皇帝建立了私人友誼，福臨用滿語稱他為「爺爺」[141]。在他們關係最親密的1656年和1657年，福臨常常駕臨他的府中，和他交談到深夜[139]。他被免除叩頭禮，在北京獲得建造教堂的土地，甚至被允許收養一個兒子（因為福臨擔心湯若望沒有繼承人），但自1657年以後，福臨開始崇信佛教禪宗，湯若望試圖使清帝信仰基督宗教的努力最終未能成功[142]。

順治帝親政後，發憤學習，熟練地掌握了漢語，能夠欣賞中國藝術如書法和戲曲[143]。反清知識分子顧炎武和萬壽祺的一位密友歸莊所作《萬古愁曲》是福臨最喜歡的文章之一[144]。福臨「極富感情，重情鍾情，至其極處」，他還能成段的引用背誦援引《西廂記》[145]。

清朝與中國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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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帝自順治帝開始以「中國」自居，並且在對外條約和外交文件中稱清朝為「中國」[146]。西藏方面也從順治年間開始將對中國皇帝的敬稱「文殊皇帝」用於清朝歷代皇帝[147]。

駕崩和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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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天花和瘟疫在於明、清兩代和全國各地早就已流行[148]。順治帝的十五叔豫親王多鐸、十二叔阿濟格的兩位福晉也因天花而死。皇太極時期，據《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東北痘疫，太宗於十日至避痘所」[134]。福臨為此悲痛欲絕，沮喪數月，日後他亦於1661年2月2日染上天花[134]。1661年2月4日，福臨急召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王熙（福臨的知己）和原內閣學士麻勒吉到自己身邊，口述遺詔[149]。同日，7歲的皇三子玄燁因曾經感染到天花[150]，從天花疾病中倖存下來而被獲選立為皇太子[151]。

清世祖於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年2月5日）駕崩於養心殿，享年二十三歲[134]。兩年後，康熙二年（1663年）2月，玄燁的生母慈和皇太后也不幸病逝，年僅24歲。

滿族人對天花病毒沒有免疫，一旦感染天花，幾乎只能等死，所以他們對天花的恐懼甚於其他任何疾病[152]。1622年，他們建立一個機構，用於研究天花病例，隔離患者避免傳染[153]。在天花流行之時，皇室成員為保護自己免受感染，定期進入避痘所[154]。福臨之所以感染如此可怕的疾病，是因為他年輕，而且居住於附近有傳染源的大城市[154]。而事實上，根據記載，在順治年間，至少有九次天花在北京爆發和全國各地的大小瘟疫[155]，每次爆發，都迫使福臨搬到保護區。保護區為北京南部的狩獵場南苑，此前多爾袞已於17世紀40年代在那裏建立一所避痘所[156]。儘管有這樣的預防措施——例如規定迫使感染天花的漢族居民搬出城市——但順治最終仍死於天花[157]。

託孤立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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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己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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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5日夜間，順治帝的遺詔頒示天下，特命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四人為了順治帝年幼的兒子，此四人都曾於多爾袞死後幫助濟爾哈朗肅清朝廷上的多爾袞勢力——現代歷史學家推論在施政之中偏向任用漢族大臣而且疏遠了滿洲官員，過分信用宦官，袒護漢官，忽視了滿洲親貴和滿洲傳統[158]。儘管福臨在位時經常發佈罪己詔，但這份遺詔中所譴責的政策自他親政以來對清政府至關重要[159]。被稱為「[鰲拜輔政]」的1661年末至1669年間，該遺詔給了四位輔政大臣「皇權外披」，使他們的親滿政策得到支持[160]。

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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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朝廷沒有明確宣佈順治帝的死因，很快便流言四起。坊間傳言福臨其實未死，而是因為對愛妃之死過於悲痛或是四位獲任為輔政大臣的滿洲貴族發動了政變，他退位隱居佛教寺院，匿名為僧[161]。因為順治帝於17世紀50年代成了漢傳佛教禪宗的狂熱追隨者，甚至讓僧人進入皇宮，這些流言似乎不那麼令人難以置信[162]。中國現代歷史學家認為福臨出家之謎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163]。但一位僧人記錄說1661年2月初皇帝因感染天花而健康嚴重受損，而在皇帝的葬禮上有一名妃子和一名侍衛為其殉葬，由此來看福臨之死應該並非假象[164]。

福臨的遺體被安放在紫禁城，受到為時27天的哀悼。1661年3月3日，一支規模宏大的行進列隊將福臨的遺體運送至景山（紫禁城北部的一個小丘），之後大量貴重物品在葬禮上被燒掉[165]。距離葬禮僅兩年後的1663年，福臨的遺體被運到他最後的安息之地[166]。與當時的滿洲習俗相同，福臨的遺體在火化後安葬[167]。他的骨灰安葬在北京東北方的昌瑞山，後來通常稱為清東陵[168]。他的陵墓孝陵是建在那裏的第一座陵墓[168]。

政治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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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索尼 (清朝)、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和康熙帝
A painting in which a yellowish river flows diagonally from the bottom left to the top right, with one road on each side. On the side of both roads are gray-roofed houses. Thos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have counters that open directly on the river. There are dozens of people dressed mostly in blue on both roads and crossing a bridge in the foreground. Several barges with canopies are on the water.
福臨的兒子玄燁平定三藩之亂數年後，分別於1684年、1689年（此圖所繪）和1699年三次「南巡」江南地區，使清朝在民眾心中的威望和信任得以鞏固[169]。

以順治帝的名義公佈的遺詔表示，他對自己放棄滿洲傳統深表歉意，這一表示賦予了四輔政大臣實行本土主義政策的權力[170]。鰲拜和其他三位輔政大臣援引遺詔，迅速革除了十三衙門[171]。在此後的幾年裏，他們提升了滿洲人及其包衣阿哈掌管的內務府的權力，革除翰林院，規定只有滿洲人和蒙古人才能參加議政王大臣會議[172]。輔政大臣還向清朝治下的漢人推行強硬政策：他們發動文字獄處決了江南富庶地區的十餘人，並以拖欠稅收的罪名對該地區的數千人處以刑罰；他們強迫東南沿海地區人口從該地遷出，以便截斷鄭成功的子孫統治的台灣東寧王國的糧食供給[173]。

玄燁於1669年設法囚禁鰲拜後，撤銷了輔政大臣的許多政策[174]。他恢復了父親所青睞的機構，包括使漢族官員在政府中獲得重要發言權的內閣[175]。他還平定了三藩之亂[176]。內戰（1673年–1681年）使清人的忠心一度受到考驗，但清軍最終佔得上風[177]。當勝利成為定局時，1679年玄燁為吸引前明遺臣出仕清廷，而舉行了特別考試博學鴻儒科[178]。中試者被邀請參與編寫官修《明史》[176]。叛亂於1681年被平定，同年，玄燁開始倡導使用人痘接種為皇家兒童預防天花[179]。鄭氏家族在台灣建立的的東寧王國於1683年倒台後，清政權完成了統一天下的事業[176]。在多爾袞、福臨和玄燁奠定的體制基礎上，清朝成為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被譽為「世界上最成功的帝國之一」[180]。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康熙皇帝的赫赫武功帶來的長時間的滿洲和平，使清朝面對19世紀列強武裝侵略之時毫無準備[181]。

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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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quarter-view painting of the head of a woman with black hair, small eyes, thin eyebrows, a chubby face, a double chin, and three partially visible yellow hoop earrings on her right ear. She is wearing a yellow garment with a blue-edged round collar, whose folds are fastened together by a small, round, pale-yellow button.
孝莊文皇后在兒子清世祖和孫子清聖祖在位期間是個頗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

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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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帝家族
 
 
 
 
 
 
 
 
 
 
 
 
 
 
 
 
 
 
高祖父：（追尊）景祖翼皇帝覺昌安
 
 
 
 
 
 
 
曾祖父：（追尊）顯祖宣皇帝塔克世
 
 
 
 
 
 
 
 
 
 
 
高祖母：（追尊）翼皇后
 
 
 
 
 
 
 
祖父：（追尊）太祖高皇帝努爾哈赤
 
 
 
 
 
 
 
 
 
 
 
 
 
 
外高祖父：都督阿古
 
 
 
 
 
 
 
曾祖母：（追尊）宣皇后額穆齊
 
 
 
 
 
 
 
 
 
 
 
父：太宗文皇帝皇太極
 
 
 
 
 
 
 
 
 
 
 
 
 
 
 
 
 
外高祖父：葉赫部台坦柱
 
 
 
 
 
 
 
外曾祖父：葉赫部貝勒揚吉努
 
 
 
 
 
 
 
 
 
 
 
祖母：（追尊）孝慈高皇后孟古哲哲
 
 
 
 
 
 
 
 
 
 
 
 
 
 
外曾祖母：葉赫國岳母
 
 
 
 
 
 
 
 
 
 
 
世祖章皇帝福臨
 
 
 
 
 
 
 
 
 
 
 
 
 
 
 
 
 
 
 
 
外高祖父：科爾沁部貝勒納穆塞
 
 
 
 
 
 
 
外曾祖父：科爾沁部福親王莽古斯
 
 
 
 
 
 
 
 
 
 
 
外祖父：科爾沁部忠親王寨桑
 
 
 
 
 
 
 
 
 
 
 
 
 
 
母：孝莊文皇后布木布泰
 
 
 
 
 
 
 
 
 
 
 
 
 
 
 
 
 
外祖母：忠親王賢妃博禮
 
 
 
 
 
 
 
 
 
 
 
 
 

福臨生在滿清皇室愛新覺羅家族[182]。

Full-face-view painting of a smiling young woman with thin eyebrows, thin eyes, and a thin mouth, wearing a two-tiered black-and-red cap adorned with five downward-looking golden birds with inlaid pearls and stones, and wearing a number of colorful necklaces on a multicolored robe with five-clawed yellow dragons and intricate cloud patterns. She is sitting on a cushion posed on a golden throne decorated with phenixes and inlaid with precious stones.
孝莊文皇后的侄孫女孝惠章皇后在1654成為清世祖第二任皇后。

后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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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宗人府撰寫的愛新覺羅族譜中記載的福臨后妃僅有十九位，但埋葬記錄顯示福臨的后妃至少有三十二名[186]。有十一名后妃為福臨生育，福臨在位時的兩任皇后皆為福臨母親昭聖慈壽皇太后的堂親。1644年清朝入主中原後，逐漸以后妃的封號和姓氏稱呼她們[187]。

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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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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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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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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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東陵內葬有十七位格格，分別為京及格格、捏及呢格格、賽寶格格、邁及呢格格、厄音珠格格、額倫珠格格、梅格格、蘭格格、明珠格格、蘆耶格格、布三珠格格、阿母巴偏五格格、阿幾格偏五格格、丹姐格格、秋格格、瑞格格和朱乃格格[227]。她們的生平事跡基本上沒有被記錄，目前僅知阿母巴偏五格格為大費揚古格格，阿幾格偏五格格則作小費揚古格格。目前已知太皇太后在康熙元年將已故費揚古格格從娘家帶來的女子還給她的娘家，上三旗包衣女子則給予阿哥額捏福晉，即後來的恭靖妃使喚。以下四位庶妃包括在十七位格格之內：

另外, 康熙元年時, 乾清宮內有四位格格，即阿吉根格格、察爾禪格格、伊萊格格和丹姐格格。除了丹姐格格奉安孝東陵，阿吉根格格，察爾禪格格和伊萊格格三位格格因何被逐出宮廷，何時開始被圈禁，是否奉安孝東陵等問題仍然不詳，有待進一步發掘檔案。

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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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臨的妻妾共為其生育了十四個子女[232]，但只有四子（福全、玄燁、常穎、隆禧）一女（和碩恭懿長公主）活到婚齡。和之後的清朝皇帝不同，除了玄燁外，其他七個兒子都以滿語命名[233]。

Full-face-view color painting of the head and shoulders of a young man wearing a two-tiered red cap with a white edge, a necklace made of red beads except for two larger blue beads each surrounded by two white beads, and wearing a yellow robe covered with dragon-and-clouds patterns in green, blue, and red.
清世祖福臨第三子玄燁在他駕崩後即皇帝位，年號康熙（1662－1722）.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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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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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在1644年入關之前，相關資料會記錄滿洲女性的名字，但在1644年後這些女性人名逐漸「在玉牒和檔案材料中消失了[187]。」六名皇女的閨名在一份康熙年間為修纂玉牒而記述福臨子女生卒年的檔案中被記錄了下來，其中皇三女與同母兄牛鈕同名。與其她貴族女性類似，日後相關資料會用皇女獲得的頭銜（公主）稱呼她們。儘管福臨的六個女兒中有五個幼年夭折，但她們在《愛新覺羅宗譜》上都有記載[187]。

  • 皇長女（1652年4月22日－1653年11月22日至12月19日之間）。庶妃陳氏出[242]。
  • 皇二女（1654年1月19日－1685年11月26日）。庶妃楊氏出，初封和碩公主，康熙年間晉封和碩恭愨長公主。1667年2月23日至3月23日之間下嫁瓜爾佳氏的納爾杜（1676年死）[243][228][244]。
  • 皇三女 牛鈕（1654年1月30日－1658年4月3日至5月1日之間）。筆什赫額捏福晉出[245]。
  • 皇四女（1655年1月9日－1662年1月20日至2月17日之間）。庶妃烏蘇氏出[229]。
  • 皇五女（1655年2月6日－1661年1月1日至29日之間）。筆什赫額捏福晉出[246]。
  • 皇六女（1657年11月11日－1662年3月1日至3月29日之間）。庶妃納喇氏出[230]。

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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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臨的三名養女均為滿清皇室成員的次女，和順、柔嘉、端敏分別為三人的封號，而非名字[187]。

影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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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 作品
舒適 《董小宛》（1940年）
黃鶴聲 《董小宛》（1950年）
曹炎 《董小宛》（1963年）
趙雷 《深宮怨》（1964年）
艾迪 《武俠董小宛》（1974年）
李青山 《滿清十三皇朝》（1987年）
劉威廉 《傳國密詔》（1988年）
黃河 《莊妃軼事》（1989年）
孫　鵬（少年） 《一代皇后大玉兒》（1992年）
姜冠群（成年）
林智洋 《再世情緣》（1992年）
楊麗花 《順治與康熙》（1993年）
林立洋 《新月格格》（1994年）
溫兆倫 《康熙情鎖金殿》（1997年）
張復建 《施公奇案》（1997年）
張國強 《鹿鼎記》（1998年）
張亞坤 《桃花扇傳奇》（2000年）
朱泳騰（少年） 《格格要出嫁》（2001年）
薛斌（成年）
王千友 《京城大狀師》（2001年）
劉鈞 《康熙王朝》（2001年）
朱雨辰 《至尊食王》（2002年）
姬晨牧 《魂斷秦淮》（2002年）
鄧超 《少年天子》（2003年）
王培文 《孝莊秘史》（2003年）
陳韋辰
嚴琨
趙嶺 《少年康熙》（2004年）
方容 《明末風雲》（2005年）
張鐵林 《宋蓮生坐堂》（2005年）
唐以諾 《大清風雲》（2006年）
是安 《風流戲王》（2006年）
岳躍利 《青天衙門》（2007年）
李成儒 《鹿鼎記》（2008年）
陳錦鴻 《紫禁驚雷》（2011年）
吳俊余 《山河戀·美人無淚》（2012年）
劉德凱 《鹿鼎記》（2014年）
高基才 《大玉兒傳奇》（2015年）
高雲翔 《多情江山》（2015年）
趙東澤 《長安諾》（2020年）[註 2]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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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是入關之後的第1位。如果將清太祖努爾哈赤視作首位則為第3位。
  2. ^ 以《孝莊秘史》為藍本的架空歷史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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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編輯]
  1. ^ 《清太祖章皇帝實錄》卷一百四十四
  2. ^ 滿語意思是「天命、秉受（名詞）」。（《滿漢大辭典》，安雙成編，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年出版，1065頁）
  3. ^ 馬建農. 《北京文化通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30. 
  4. ^ 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 愛思想. [2024-05-23]. 
  5. ^ 黃興濤. 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2023: 17. ISBN 9787571118556. 
  6. ^ 禤浩榮. 圖片中國基督教簡史. 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2011: 179. ISBN 9789889949167. 
  7. ^ Huang, Fuhua. A History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Taylor & Francis. 2018: 308. ISBN 9781317239932. 
  8. ^ 楊珍.順治朝滿文檔案札記，滿語研究，2015年第1期，P36-39
  9. ^ Oxnam 1975（第38頁）、Wakeman 1985（第297頁）和宮寶利 2010（第51頁）中的皇太極的死亡日期均為9月21日（崇德八年八月初九）。Dennerline 2002（第74頁）給出的日期是9月8日。
  10. ^ Rawski 1998，第98頁。
  11. ^ Rawski 1998，第99頁（關於白旗和黃旗）；Dennerline 2002，第79頁（宗室親王年齡及其所掌旗表）。
  12. ^ Dennerline 2002，第77頁（召開決定皇位繼承人的會議）；Hucker 1985，第266頁（議政王大臣會議是「清朝前期最具影響力的決策機構」）；Bartlett 1991，第1頁（軍機處在18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權力上升，隱然執政之府矣）。
  13. ^ 13.0 13.1 Dennerline 2002，第78頁。
  14. ^ Fang 1943a，第255頁。
  15. ^ Wakeman 1985，第299頁。
  16. ^ Wakeman 1985，第300頁，註釋231。
  17. ^ Dennerline 2002，第79頁。
  18. ^ Roth Li 2002，第71頁。
  19. ^ Mote 1999，第809頁。
  20. ^ Wakeman 1985，第304頁；Dennerline 2002，第81頁。
  21. ^ Wakeman 1985，第290頁。
  22. ^ Wakeman 1985，第304頁。
  23. ^ Wakeman 1985，第308頁。
  24. ^ Wakeman 1985，第311–12頁。
  25. ^ Wakeman 1985，第313頁；Mote 1999，第817頁。
  26. ^ Wakeman 1985，第313頁。
  27. ^ Wakeman 1985，第314頁（他們都以為等的人是吳三桂和太子）和第315頁（見到意料之外的多爾袞時的反應）。
  28. ^ Wakeman 1985，第315頁。
  29. ^ Naquin 2000，第289頁。
  30. ^ Mote 1999，第818頁。
  31. ^ Wakeman 1985，第416頁；Mote 1999，第828頁。
  32. ^ Wakeman 1985，第420–22頁（說明這些問題的原因，並稱多爾袞在6月25日發佈諭告將此諭告廢除）。宮寶利 2010，第84頁給出的日期是6月28日。
  33. ^ Wakeman 1985，第857頁。
  34. ^ Wakeman 1985，第858頁。
  35. ^ 姚安. 《天坛》. 北京出版社. : 155. ISBN 9787200138863. 
  36. ^ 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009
  37. ^ 李凡生. 《中國歷代傳奇人物之清朝：中國歷史皇帝系列13》. 羅達文創. : 36. ISBN 9789570710205. 
  38. ^ 2006. 《明清史》.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社. : 42. 
  39. ^ Wakeman 1985，第858頁和第860頁（「根據起草制誥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說法，多爾袞的功勞甚至超過了可敬的周公。因為：叔父又帥領大軍入山海關，破賊兵二十萬，遂取燕京，撫定中夏。迎朕來京，膺受大寶......」）。
  40. ^ Wakeman 1985，第860–61頁和第861頁，註釋31。
  41. ^ 41.0 41.1 Wakeman 1985，第861頁。
  42. ^ 參見Naquin 2000，第356頁和Elliott 2001，第103頁地圖。
  43. ^ Oxnam 1975，第170頁
  44. ^ Naquin 2000，第289–91頁。
  45. ^ 45.0 45.1 45.2 Naquin 2000，第291頁。
  46. ^ Elman 2002，第389頁。
  47. ^ 引自Elman 2002，第389–90頁。
  48. ^ Man-Cheong 2004，第7頁，表1.1（清朝每屆會試中額）；Wakeman 1985，第954頁（高中額的原因）；Elman 2001，第169頁（1660年減少中額）。
  49. ^ Zarrow 2004a，各處。
  50. ^ Dai 2009，第15頁。
  51. ^ Wakeman 1985，第483頁（李自成在西安重建指揮部）和第501頁（河北、山東起義以及反李自成新運動）。
  52. ^ Wakeman 1985，第501–7頁。
  53. ^ 4月1日，多鐸接到聖旨去指揮南征（Wakeman 1985，第521頁）。他在同一天向西安出發(Struve 1988，第657頁）。福王在1644年6月19日加冕為大明皇帝（Wakeman 1985，第346頁；Struve 1988，第644頁）。
  54. ^ 關於黨政削弱弘光朝廷的實例，參見Wakeman 1985，第523–43頁。數件叛變之事見Wakeman 1985，第543–45頁所述。
  55. ^ Wakeman 1985，第522頁（奪取徐州）；Struve 1988，第657頁（聚集揚州）。
  56. ^ Struve 1988，第657頁。
  57. ^ Zarrow 1993，第131頁。
  58. ^ Struve 1988，第657頁（大屠殺的目的是為了恐嚇江南）；Zarrow 2004a，各處（揚州十日為晚清所使用的名稱)。
  59. ^ Struve 1988，第660頁。
  60. ^ Struve 1988，第660頁（1645年7月上旬攻佔蘇杭；新邊界）；Wakeman 1985，第580頁 （6月17日左右俘獲皇帝，後者後來逝於北京）。
  61. ^ Wakeman 1985，第647頁；Struve 1988，第662頁；Dennerline 2002，第87頁（其稱此告示是「多爾袞一生中頒佈地最不合時宜」的告示）。
  62. ^ Kuhn 1990，第12頁。
  63. ^ Wakeman 1985，第647頁（「根據滿人的看法，『留髮不留頭』的命令不僅能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給他們一個很好的忠誠考驗。」）。
  64. ^ Wakeman 1985，第648–49頁（官員和文人）和第650頁（普通人）。在《孝經》中，孔子引用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在清代以前，成年男性漢人通常沒有削髮，而是把頭髮盤一個頂髻。
  65. ^ Struve 1988，第662–63頁（「打破了清軍征服的勢頭」）；Wakeman 1975，第56頁（「剃髮令異於平常的那些法令，它引起了1645年的江南反抗活動」）；Wakeman 1985，第650頁（「統治者使滿漢融為一體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國中部和南部的社會上下層階級在反對外來者上融為一體。」）。
  66. ^ Wakeman 1975，第78頁。
  67. ^ Wakeman 1975，第83頁。
  68. ^ 68.0 68.1 Wakeman 1985，第674頁.
  69. ^ Struve 1988，第665頁（唐王活動情況）和第666頁（魯王活動情況）。
  70. ^ Struve 1988, 第667–69頁（合作失敗），第669-74頁（內部問題和戰略問題）。
  71. ^ Struve 1988，第675頁。
  72. ^ 72.0 72.1 Struve 1988，第676頁。
  73. ^ 73.0 73.1 73.2 Wakeman 1985，第737頁。
  74. ^ Wakeman 1985，第738頁。
  75. ^ Wakeman 1985，第765–66頁。
  76. ^ 76.0 76.1 Wakeman 1985，第767頁。
  77. ^ Wakeman 1985，第767–68頁。
  78. ^ Dai 2009，第17頁。
  79. ^ Dai 2009，第17–18頁。
  80. ^ 80.0 80.1 80.2 Rawski 1979，第191頁。
  81. ^ Larsen & Numata 1943，第572頁（孟喬芳，反叛領袖之死）；Rawski 1979，第192頁。
  82. ^ Oxnam 1975，第47頁（「激烈的派系鬥爭」「清初最激烈和最複雜的派系鬥爭」)；Wakeman 1985，第892–93頁（多爾袞的死亡日期和死因）和第907頁（1652—1655年就要經歷第二次「清代制度改革高潮」）。
  83. ^ Oxnam 1975，第47–48頁。
  84. ^ Oxnam 1975，第47頁。
  85. ^ 85.0 85.1 85.2 85.3 Oxnam 1975，第48頁。
  86. ^ Elliott 2001，第79頁（滿語；「皇帝的個人財產」)；Oxnam 1975，第48頁（濟爾哈朗此舉的時間和動機）。
  87. ^ 《清世祖實錄》卷五十三
  88. ^ Oxnam 1975，第49頁。
  89. ^ Dennerline 2002，第106頁。
  90. ^ Dennerline 2002，第107頁。
  91. ^ Dennerline 2002，第106頁（1651年罷免馮銓）；Wakeman 1985，第865–72頁（1645年肅清馮銓失敗）。
  92. ^ Dennerline 2002，第107頁（「文人團體聯盟」）；Wakeman 1985，第865頁。
  93. ^ Dennerline 2002，第108–9頁。
  94. ^ Dennerline 2002，第109頁。
  95. ^ Wakeman 1985，第958頁。
  96. ^ Wakeman 1985，第959–74頁（這些案例的詳述）。
  97. ^ Wakeman 1985，第976頁（1654年4月，寧完我) 第977–81頁（對陳名夏罪名的長時間討論）。
  98. ^ Wakeman 1985，第985–86頁。
  99. ^ 宮寶利 2010，第295頁給出的時間為1657年11月30日。
  100. ^ Wakeman 1985，第1004頁，註釋38。
  101. ^ Ho 1962，第191–92頁
  102. ^ Wakeman 1985，第1004–5頁。
  103. ^ Dennerline 2002，第109頁（與陳名夏討論的話題）和第112頁（王熙）。
  104. ^ Mair 1985，第326頁（「梗概」）；Oxnam 1975，第115–16頁。
  105. ^ Dennerline 2002，第113頁。
  106. ^ Wakeman 1985，第931頁（「十三衙門」）；Rawski 1998，第163頁（「十三衙門」由滿人監督）。
  107. ^ Dennerline 2002，第113頁；Oxnam 1975，第52–53頁。
  108. ^ Wakeman 1985，第931頁（起草詔令）；Oxnam 1975，第52頁。
  109. ^ Oxnam 1975，第52頁（通過他的官員孤立皇帝）；Kessler 1976，第27頁。
  110. ^ Wakeman 1985，第1016頁；Kessler 1976，第27頁；Oxnam 1975，第54頁。
  111. ^ Oxnam 1975，第52–53頁。
  112. ^ Kessler 1976，第27頁；Rawski 1998，第163頁（具體日期）。
  113. ^ 1951年，意大利學者盧西亞諾·佩泰克（英語：Luciano Petech）首次猜測認為，這些使節來自吐魯番，而非莫臥兒帝國（Petech 1951，第124–27頁，轉引自Lach & van Kley 1994，插圖315）。Kim 2008，第109頁較為詳細地探討了該大使。
  114. ^ 114.0 114.1 114.2 Wills 1984，第40頁。
  115. ^ 王希隆. 略论清前期对回疆的经营. 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0. 
  116. ^ Kim 2008，第109頁
  117. ^ Kim 2008，第109頁（「未經要求」；貿易區位）；Rossabi 1979，第190頁（舊進貢體系的制約）。
  118. ^ Rossabi 1979，第192頁。
  119. ^ Kim 2008，第111頁。
  120. ^ Rawski 1998，第250頁（宗教和世俗統治權統一）。
  121. ^ Rawski 1998，第251頁（滿清保護藏傳佛教之始）。
  122. ^ Zarrow 2004b，第187頁，註釋5（邀請達賴喇嘛的政治原因）。
  123. ^ Wakeman 1985，第929頁，註釋81（瓊華島和原薛禪汗宮殿）；Naquin 2000，第309頁（為喇嘛的訪問做準備，「白塔」）。
  124. ^ 西方學者似乎未能就達賴喇嘛訪問日期達成一致：參見Wakeman 1985，第929頁，註釋81（「1651年」）；Crossley 1999，第239頁（「1651年」）；Naquin 2000，第311頁和473頁（「1652年」）；Benard 2004，第134頁，註釋23（「1652年」）；Zarrow 2004b，第187頁，註釋5（「1652年至1653年之間」）；Rawski 1998，第252頁（「1653年」）；Berger 2003，第57頁。不過，《大清世祖章皇帝實錄》清晰的表明，達賴喇嘛於順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癸丑（1653年1月14日）到達北京，並於順治十年二月二十日丁巳（1653年3月19日）離京。
  125. ^ Naquin 2000，第473頁；Chayet 2004，第40頁（布達拉宮開始施工日期）。
  126. ^ 126.0 126.1 126.2 126.3 Fang 1943b，第632頁。
  127. ^ Тураев 1995（俄史料音譯順治為俄語Шуньчжи）。
  128. ^ Kennedy 1943，第576頁（蒙古人）；Fang 1943b，第632頁（勝利，「但未能鞏固成果」）。
  129. ^ 129.0 129.1 Struve 1988，第704頁。
  130. ^ Wakeman 1985，第973頁，註釋194。
  131. ^ 131.0 131.1 131.2 Dennerline 2002，第117頁。
  132. ^ Struve 1988，第710頁。
  133. ^ Spence 2002，第136頁。
  134. ^ 134.0 134.1 134.2 134.3 134.4 Dennerline 2002，第118頁。
  135. ^ Wakeman 1985，第1048–49頁。
  136. ^ Spence 2002，第136–37頁。
  137. ^ Spence 2002，第146頁。
  138. ^ 138.0 138.1 138.2 138.3 Gates & Fang 1943，第300頁。
  139. ^ 139.0 139.1 Spence 1969，第19頁。
  140. ^ Oxnam 1975，第54頁；Wakeman 1985，第858頁，註釋24。
  141. ^ Spence 1969，第19頁；Wakeman 1985，第929頁，註釋82。
  142. ^ Spence 1969，第19頁（特權列表）；Fang 1943a，第258頁（皈依佛教的日期）。
  143. ^ 周汝昌 1992，第14頁。
  144. ^ Wakeman 1984，第631頁，註釋2。
  145. ^ 周汝昌 1992，第13頁。
  146. ^ Zhao 2006，第7頁。
  147. ^ 避暑山莊：清帝國多元統治的縮影.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2023-01-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4-10）. 
  148. ^ 《太宗文皇帝實錄》崇德三年四月，諭之曰爾等可傳諭沈總兵，彼至時即當召見。因國中痘疫流行，伊適自南來，故不即見也。爾等當重加撫慰，設大宴宴之。
  149. ^ Oxnam 1975，第205頁。
  150. ^ 耶穌會士李明在《中國現狀》記載道：「康熙皇帝…臉也稍寬，有痘痕，前額寬大，鼻子和眼睛都很小。嘴美，頤和靄，動作溫柔，容態舉止都像是位君主，一見便引人注目」。還有一名耶穌會士白晉，他回到法國後，給國王路易十四有關清朝考察報告，對康熙皇帝的容貌描述：「他與其王位很稱，而威武健壯，身體勻稱比普通人要高，五官端正，兩眼有神。鼻子有鷹鈎狀，臉上有天花留下的疤痕……」。
  151. ^ Spence 2002，第125頁。註釋說玄燁生於1654年5月，那時還不滿七歲。Spence 2002和Oxnam 1975（第1頁）仍然說他此時「七歲」。Dennerline 2002，第119頁和Rawski 1998，第99頁表明他此時「不滿七歲」。在中國文獻中，玄燁即位時被說成八歲（Oxnam 1975，第62頁）。
  152. ^ Perdue 2005，第47頁（「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感染者會死去」）；Chang 2002，第196頁（最令滿族人恐懼的疾病）。
  153. ^ Chang 2002，第180頁。
  154. ^ 154.0 154.1 Chang 2002，第181頁。
  155. ^ 《清史稿 志十五》順治元年，懷來大疫，龍門大疫，宣化大疫。九年，萬全大疫。十三年，西寧大疫。
  156. ^ Naquin 2000，第311頁（南苑被用為狩獵場所）；Chang 2002，第181頁（爆發次數）和第192頁（多爾袞在南苑建立避痘所）。
  157. ^ Naquin 2000，第296頁（規定迫使漢族居民遷出城市）。
  158. ^ Oxnam 1975，第52頁。
  159. ^ Oxnam 1975，第51頁（皇帝發佈「罪己詔」）和第52頁（論順治年間中心統治政策）。
  160. ^ Oxnam 1975，第63頁。
  161. ^ Spence 2002，第125頁。
  162. ^ Fang 1943a，第258頁（皇帝1657年成為一名虔誠的佛教徒）；Dennerline 2002，第118頁（皇帝1659年獻身於佛教；僧人在宮中生活）。
  163. ^ 參見孟森，《清初三大疑案》（1935）。另兩大疑案分別是孝莊文皇后下嫁多爾袞之謎和雍正帝胤禛篡奪其父康熙帝玄燁皇位之謎。
  164. ^ Oxnam 1975，第205頁（僧人的日記，援引自中國歷史學家孟森的一項舊研究）；Spence 2002，第125頁（兩名殉葬者）。
  165. ^ Standaert 2008，第73–74頁。
  166. ^ Standaert 2008，第75頁。
  167. ^ Elliott 2001，第477頁，註釋122（列舉幾種研究和一手文獻）。與此類似，皇太極和福臨的兩個皇后都在死後火葬（Elliott 2001，第264頁）。
  168. ^ 168.0 168.1 168.2 Fang 1943a，第258頁。
  169. ^ Chang 2007，第86頁。
  170. ^ Kessler 1976，第26頁；Oxnam 1975，第63頁。
  171. ^ Oxnam 1975，第65頁。
  172. ^ Oxnam 1975，第71頁（議政王大臣會議人員詳述）；Spence 2002，第126–27頁（其他機構）。
  173. ^ Kessler 1976，第31–32頁（明史案），第33–36頁（江南奏銷案）和第39–46頁（遷海令）。
  174. ^ Spence 2002，第133頁。
  175. ^ Kessler 1976，第30頁（於1670年恢復）。
  176. ^ 176.0 176.1 176.2 Spence 2002，第122頁
  177. ^ Spence 2002，第140–43頁（戰役詳情）。
  178. ^ Li 2010，第153頁。
  179. ^ Rawski 1998，第113頁（1681年開始倡導使用人痘接種）。
  180. ^ Dennerline 2002，第73頁（引證）；Wakeman 1985，第1125頁（牢固基礎，疆域遼闊、文化燦爛）
  181. ^ Wakeman 1985，第1127頁
  182. ^ 182.0 182.1 Rawski 1998，第113頁。
  183. ^ Dennerline 2002，第75頁（早清愛新覺羅家族男性成員表及福臨為皇太極第九子）。
  184. ^ Rawski 1998，第135頁（其本名布木布泰、父名、尊為皇太后的日期及諡號）
  185. ^ 《星源集慶》：「孝慈昭憲敬順仁徽懿德慶顯承天輔聖高皇后葉赫那喇氏，楊吉努貝勒之女，乙亥年生，戊子年九月來歸，癸卯年九月廿七庚辰日崩，壽廿九歲，越三歲奉安赫圖阿喇尼雅滿山關，天命九年四月遷葬奉天陽魯山，天聰三年二月再遷奉安盛京福陵，崇德元年丙子追上尊諡曰孝慈昭憲純德貞順承天育聖武皇后。順治元年九月升祔太廟，十四年十月升祔奉天殿。康熙元年壬寅四月改上尊諡曰孝慈昭憲敬順慶顯承天輔聖高皇后，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加仁徽二字，乾隆元年丙辰三月加懿德二字，即今諡。」
  186. ^ 參見Rawski 1998，第141頁表。
  187. ^ 187.0 187.1 187.2 187.3 Rawski 1998，第129頁。
  188. ^ 《清皇室四譜》卷二：「廢皇后博爾濟錦氏，科爾沁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之女，太宗孝莊文皇后親侄女也。初，攝政王多爾袞為帝納聘。順治八年正月，吳克善送女京師，八月立為皇后。後年未詳，時世祖年十四歲。十年八月，詔以冊立三載，志意不協，廢為靜妃，改居側宮。」
  189. ^ 189.0 189.1 《蒙古游牧記》卷一：「札薩克和碩達爾漢親王游牧奧巴叔父莽古斯以女歸太宗文皇帝，是為孝端文皇后。追封莽古斯和碩福親王，妻封福妃。孝端文皇后崩，莽古斯子宰桑，宰桑之長子烏克善請以女弟為繼室，是為孝莊文皇后。追封宰桑和碩忠親王，妻封賢妃子。烏克善封卓哩克圖親王，烏克善之仲弟察罕子綽爾濟復以女歸世祖章皇帝，是為孝惠章皇后。順治十八年封綽爾濟多羅貝勒。」
  190. ^ 《星源集慶》：「靜妃科爾沁博爾濟吉特氏，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之女。順治八年八月立為皇后，十年八月詔降後為靜妃，改居側宮。」
  191. ^ 《清世祖實錄》卷五十九：「順治八年......八月......戊午，冊立科爾沁國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女為皇后。」
  192. ^ 《清世祖實錄》卷七十七：「順治十年......八月......己丑，諭禮部：『朕惟自古帝王，必立後以資內助，然皆慎重遴選，使可母儀天下。今後乃睿王於朕幼沖時，因親定婚，未經選擇，自冊立之始，即與朕志意不協。宮閫參商，已歷三載。事上御下，淑善難期，不足仰承宗廟之重。謹於八月二十五日，奏聞皇太后，降為靜妃，改居側宮。』」
  193. ^ 《清皇室四譜》卷二：「孝惠仁憲端懿慈淑恭安純德順天翼聖章皇后博爾濟錦氏，科爾沁鎮國公後封貝勒綽爾濟女，實世祖廢皇后從侄女也。」
  194. ^ 194.0 194.1 《清世祖實錄》卷八十三：「十一年五月......壬辰。上還宮。聘科爾沁國鎮國公綽爾濟女為妃。」
  195. ^ 《清世祖實錄》卷八十四：「順治十一年......六月......甲戌，冊立科爾沁國鎮國公綽爾濟女博爾濟錦氏為皇后。冊文曰：『朕惟兩儀作配，後德肇於坤承。百世延禧，王化基於內則。義偕資始，位正安貞。咨爾博爾濟錦氏，乃科爾沁國鎮國公綽爾濟之女，川岳鍾祥，睢麟媲美。柔嘉成性，允符天俔之禎。淑慎為儀，式兆月恆之慶。茲仰承懿命，以冊寶立爾為皇后，其尚助隆孝養，克葉雝和，茂衍昌熾於本支，共薦馨香於宗廟。欽哉！寶文曰：皇后之寶。』」
  196. ^ 196.0 196.1 《清聖祖實錄》卷七：「康熙元年......冬十月......甲辰，以尊上太皇太后、仁憲皇太后、慈和皇太后尊號頒詔天下。」
  197. ^ 《星源集慶》：「孝惠仁憲端懿慈淑恭安純德順天翼聖章皇后博爾濟吉特氏，多羅貝勒綽爾濟之女，崇德六年辛巳十月初三日生，順治十一年六月立為皇后，十八年聖祖尊為皇太后，居慈仁宮。康熙元年十月恭上徽號曰仁憲皇太后，四年九月加上恪順二字，六年十一月加上誠惠二字，十五年正月加上純淑二字，廿年十二月加上端禧二字，徽號曰仁憲恪順誠惠純淑端禧皇太后。廿八年十二月移居寧壽宮。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二月初六日崩，壽七十七歲。五十七年戊戌三月恭上諡號曰孝惠仁憲端懿純德順天翼聖章皇后，四月奉安孝東陵，十二月升祔太廟奉先殿。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加上慈淑二字。乾隆元年丙辰三月加上恭安二字，即今諡。」
  198. ^ Crossley 1999，第56頁。
  199. ^ 《星源集慶》：「孝康慈和莊懿恭惠溫穆端靖崇天育聖章皇后，佟佳氏。都統承恩公圖賴之女，崇德三年戊寅生，初入宮冊為妃，康熙元年十月恭上徽號曰慈和皇太后，康熙二年癸卯二月十一日崩，壽廿四歲，五月恭上尊諡曰孝康慈和莊懿恭惠崇天育聖皇后，六月奉安孝陵。九年庚戌五月追上尊諡孝康章皇后，升祔太廟，七月升祔奉先殿。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加上溫穆二字，乾隆元年丙辰加上端靖二字，即今諡。」
  200. ^ 《清聖祖實錄》卷一百六：「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十一月......壬子。......上率內大臣侍衛等臨孝康章皇后母佟夫人覺羅氏喪，奠酒舉哀畢，回宮，隨賜銀一萬兩、緞百疋、鞍馬十匹。」
  201. ^ Elliott 2001，第87頁。
  202. ^ 《星源集慶》：「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棟鄂氏，內大臣功封三等伯鄂碩之女，順治十三年八月冊封為賢妃，十二月晉封皇貴妃，行冊立禮。順治十七年庚子八月十九日崩，諡曰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康熙二年二月奉安孝陵，不祔。」
  203. ^ 《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三：「順治十三年丙申八月.....庚子，諭禮部：『本月二十二日奉聖母皇太后諭，內大臣鄂碩之女董鄂氏，性資敏慧，軌度端和，克佐壼儀，立為賢妃。爾部查照典禮，擇吉具奏。』......九月......甲戌，諭禮部：『朕前奉聖母皇太后諭，內大臣鄂碩之女董鄂氏立為賢妃，本月二十八日又奉聖母皇太后諭，式稽古制中宮之次，有皇貴妃首襄內治。因慎加簡擇、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應立為皇貴妃。爾部即查照典禮，於十二月初六日吉期行冊封禮。』」
  204. ^ 《清世祖實錄》卷一百五：「順治十三年丙申十二月......戊寅，以冊封內大臣鄂碩女董鄂氏為皇貴妃。遣內大臣公愛星阿告祭太廟。」
  205. ^ 《星源集慶》：「悼妃，科爾沁博爾濟吉特氏，達爾罕親王滿珠習禮之女，順治十五年戊戌三月十五日薨，追封悼妃。」
  206. ^ 《清世祖實錄》卷一百十五：「順治十五年......三月......壬寅，諭禮部：『科爾沁巴圖魯王之女，選進宮中，因待年未行冊封，今遽爾長逝，朕心深切軫悼，宜追封為妃其封號及應行典禮，爾部即察例議奏。』......四月......戊午，追封科爾沁國巴圖魯王女為悼妃。」
  207. ^ 《清皇室四譜》卷二：「贈悼妃博爾濟錦氏，科爾沁連爾漢親王曼珠習禮之女，孝惠章皇后之姑也。待年宮中，順治十五年戊戌三月十五日（1658年4月17日）卒，追封為悼妃。」
  208. ^ 《蒙古游牧記》卷一：「烏克善季弟滿珠習禮尚郡主，授和碩額駙。天聰二年，征察哈爾，以功賜號達爾漢巴圖魯，崇德元年以功封札薩克巴圖魯郡王。順治九年敘討訐極思功，晉達爾漢號。十六年晉和碩達爾漢巴圖魯親王。康熙四年子和塔嗣，去巴圖魯號，世襲罔替。」
  209. ^ 《清聖祖實錄》卷一：「順治十八年......二月......壬辰，諭禮部：『皇考大行皇帝御宇時，妃董鄂氏，賦性溫良，恪共內職。當皇考上賓之日，感恩遇之素深，克盡哀痛，遂爾薨逝。芳烈難泯，典禮宜崇，特進{名}封，以昭淑德，追封為貞妃。所有應行禮儀，爾部察例具奏。』」
  210. ^ 《星源集慶》：「貞妃，棟鄂氏，輕車都尉巴度之女，初入侍宮中，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初七日以身殉世祖，二月追封為貞妃。」
  211. ^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八：「魯克素，正白旗人，和和理同族，世居董鄂地方，國初時同弟屯布率四百人來歸，本名倫布，太祖髙皇帝賜名魯克素，編佐領，令次子席爾泰統之......席爾泰之長子拉都由閒散過北京，擒斬賊哨兵二人，征錦州擊敗杏山馬歩兵，後征寧逺陣亡，贈雲騎尉，親弟巴都承襲......又魯克素之長子席漢由騎都尉兼佐領追殺卓農額駙屬下逃去之防古，又攻朝鮮靉陽城偕二十人先登，克之，進攻三塔擊賊，陣亡優贈三等輕車都尉，其次子鄂碩承襲......以鄂碩系端敬皇后父特恩封三等伯。」
  212. ^ 《星源集慶》：「恪妃，石氏，吏部左侍郎石申之女，初，世祖稽古制，選漢官女備六宮，妃與焉。賜居永壽宮，冠服用漢式，康熙六年丁未十一月三十日薨，康熙追封恪妃。」
  213. ^ 《灤州志》卷十五：「石申，字仲生，明副使維岳子。順治丙戌進土，改庶青士......先是，世祖章皇帝稽古制選漢宮女備六宮。申女及箅，承恩賜居永壽宮，宮服用漢式。敕召申婁趙淑人乘肩輿入西華門；至右門下輿入宮行家人禮。恩賜重筵，賜綢緞賞賚有加。後封恪妃。」
  214. ^ 《國朝諡法考》：「石妃，禮部侍郎石申之女，康熙六年十二月初二日諡曰恪。」
  215. ^ 《皇朝文獻通考》卷二百四十一：「妃石氏，侍郎石申女，康熙六年十二月追封皇考恪妃。」
  216. ^ 《星源集慶》：「恭靖妃，浩奇特博爾濟吉特氏，多羅鄂爾特尼郡王博羅特之女，初入宮，冊為妃，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尊封為恭靖妃，康熙二十八年已巳四月初二日薨。」
  217. ^ 217.0 217.1 217.2 217.3 《清聖祖實錄》卷四十四：「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己亥，諭內閣：『朕奉太皇太后慈上旨曰：『世祖章皇帝博爾濟金氏三妃及董鄂氏妃，久在宮闈，敬謹夙着，宜加封號，以表令儀。朕恪遵慈諭，今尊皇考妃博爾濟金氏曰皇考恭靖妃，皇考妃博爾濟金氏曰皇考淑惠妃，皇考妃博爾濟金氏曰皇考端順妃，皇考妃董鄂氏曰皇考寧謐妃。着會同禮部，詳議典禮以聞。』」
  218. ^ 《清皇室四譜》卷二：「淑惠妃，科爾沁博爾濟吉特氏，孝惠章皇后之妹。順治十一年五月，冊為妃。康熙十二年十二月，聖祖尊封皇考淑惠妃。五十二年癸巳十月三十日卒，年七十餘。」
  219. ^ 《星源集慶》：「淑惠妃，科爾沁博爾濟吉特氏，貝勒綽爾濟之女，順治十一年五月冊為妃，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尊封為淑惠妃，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十月三十日薨。」
  220. ^ 《星源集慶》：「端順妃，阿巴海博爾濟吉特氏，一等台吉布達希之女，初入宮，冊為妃，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尊封為端順妃，康熙四十八年已丑六月二十六日薨。」
  221. ^ 《星源集慶》：「寧愨妃，董鄂氏，長史喀濟海之女，初為庶妃，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尊封為寧愨妃，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六月二十一日（1694年8月11日）薨。」
  222. ^ 《星源集慶》：「庶妃穆克圖氏，雲騎尉伍喀之女。」
  223. ^ 223.0 223.1 《星源集慶》：「第八子永幹，無嗣，順治十七年庚子十二月廿三日辰時生，母庶妃穆克圖氏，雲騎尉伍喀之女，康熙六年丁未十二月初二日卯時卒，年八歲。」
  224. ^ 224.0 224.1 《星源集慶》：「世祖章皇帝位下八子，第一子牛鈕，無嗣，順治八年辛卯十月初一日子時生，母庶妃巴氏。牛鈕於順治九年壬辰正月三十日辰時卒，年二歲。」
  225. ^ 225.0 225.1 《星源集慶》：「第六子奇授，無嗣，順治十六年己亥十一月廿一日申時生，母庶妃唐氏，康熙四年已巳十一月初六日亥時卒年七歲。」
  226. ^ 226.0 226.1 《星源集慶》：「和碩純靖親王隆禧，無嗣，順治十七年庚子四月二十二日丑時生，母庶妃鈕氏，康熙十三年正月封和碩純親王，康熙十八年己未七月十五日申時薨，年廿歲，諡曰靖。」
  227. ^ 顺治陵墓谜案.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5-15） （中文）. 
  228. ^ 228.0 228.1 《星源集慶》：「第二女和碩恭愨長公主，順治十年癸巳十二月初二日子時生，母庶妃楊氏，康熙時初封和碩公主，六年丁未二月指配瓜兒佳氏領侍衛內大臣巴哈之女納爾杜為額駙，是月下嫁。公主於康熙廿四年乙丑十月薨，年卅三歲。額駙於康熙八年五月因鰲拜獲罪革職，後復起用，卒年未詳。」
  229. ^ 229.0 229.1 《星源集慶》：「第四女，順治十一年甲午十二月初二日子時生，母庶妃烏蘇氏，順治十八年辛丑三月卒，年八歲。」
  230. ^ 230.0 230.1 《星源集慶》：「第六女，順治十四年丁酉十月初六日子時生，母庶妃納喇氏，順治十八年辛丑二月卒，年五歲。」
  231. ^ 231.0 231.1 《星源集慶》：「第五子和碩恭親王常穎，順治十四年丁酉十一月初四日申時生，母庶妃陳氏。康熙十年正月封和碩恭親王，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六月初七日薨，年四十七歲。恭親王常穎五世孫晉隆襲奉恩，緣事革爵。晉隆之胞兄晉昌襲奉恩輔國公至恭親王常穎九世孫德茂現襲不入八分鎮國公。」
  232. ^ 參見Rawski 1998，第142頁表。
  233. ^ 參見Rawski 1998，第112表頁。
  234. ^ 《星源集慶》：「第二子和碩裕憲親王福全，順治十年癸巳七月十七日丑時生，母寧愨妃棟鄂氏，喀濟海之女。康熙六年正月恩封和碩裕親王，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六月二十六日薨，年五十一歲，諡曰憲。定例凡恩封立官親王褫降至奉恩鎮國公止准其世襲罔替，此爵系恩封，褫降之爵。裕憲親王七世孫繼善於道光十六年十月降襲至奉恩鎮國公，其次襲至裕憲親王第九世孫恆字輩，魁璋現襲奉恩鎮國公。」
  235. ^ 《清聖祖實錄》卷二十一：「康熙六年丁未春正月......己丑，封世祖章皇帝第二子福全為和碩裕親王。」
  236. ^ 《星源集慶》：「第三子聖祖仁皇帝。」
  237. ^ 《星源集慶》：「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順治十一年甲午三月十八戊申日丁巳時誕生，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都統奉恩公圖賴之女。順治十八年辛丑正月初九己未日即位，壬寅紀元康熙。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一月十三甲午日戌時崩，在位六十一年，壽六十九歲。雍正元年癸卯二月恭上尊諡曰合天弘運文武睿哲恭儉寬裕孝敬誠信功德大成仁皇帝，廟號聖祖，九月奉安景陵，是月升袱太廟奉先殿，是年十一月配享天壇，二年甲辰正月配享祈年壇，五月配享地壇。乾隆元年丙辰三月加上中和二字，即今諡。」
  238. ^ 《星源集慶》：「第四子追封和碩榮親王，未有名，無嗣，順治十四年丁酉十月初七日丑時生，母孝獻皇后棟鄂氏，內大臣三等伯鄂碩之女。順治十五年戊戌正月廿四日寅時薨，年二歲，三月追封為和碩榮親王。」
  239. ^ 李治亭 2003，第594–95頁。
  240. ^ 《清聖祖實錄》卷三十五：「康熙十年辛亥春正月......癸酉，冊封世祖章皇帝第五子常寧為和碩恭親王。」
  241. ^ 《清聖祖實錄》卷四十五：「康熙十三年甲寅春正月......庚寅，封世祖章皇帝子隆禧為和碩純親王」
  242. ^ 《星源集慶》：「第一女，順治九年壬辰三月十五日子時生，母庶妃陳氏，順治十年癸己十月卒，年二歲。」
  243. ^ Rawski 1998，第148頁（年份）；《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六：「康熙六年二月，下嫁給訥爾杜。納爾杜，瓜爾佳氏，官領侍衛內大臣加少傅。以從父太師、輔政大臣鰲拜得罪，坐奪官。尋復起。康熙十五年加太子少師，卒。」
  244. ^ 《清聖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三：「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十一月丁巳朔......下嫁鑲黃旗訥爾杜和碩恭愨長公主薨，遣官致祭。」
  245. ^ 《星源集慶》：「第三女，順治十年癸巳十二月十三日辰時生，母庶妃巴氏，順治十五年戊戌三月卒，年六歲。」
  246. ^ 《星源集慶》：「第五女，順治十一年甲午十二月三十日戌時生，母庶妃王氏，順治十七年庚子十二月卒，年七歲。」
  247. ^ 《星源集慶》：「世祖章皇帝撫兄一女太宗第五房和碩承澤裕親王碩塞第二女和碩和順公主，順治五年戊子八月廿二日生，母和碩承澤裕親王碩塞之嫡福晉納喇氏，議政大臣輕車都尉費揚古之女，撫養宮中。順治十七年庚子六月封和碩和順公主，指配尚氏平南敬王尚可喜第七子三等子爵尚之隆為額駙，是月下嫁。公主於康熙卅年辛未十一月薨，年四十四歲。額駙於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二月薨。」
  248. ^ 《清聖祖實錄》卷一百五十三：「康熙三十年......十二月......戊子......下嫁額駙尚之隆和碩和順公主薨逝，遣官致祭。」
  249. ^ 《星源集慶》：「世祖章皇帝撫從兄一女太祖第七房追封和碩饒余敏親王阿巴泰第四子多羅安郡王岳樂第二女和碩柔嘉公主，順治九年壬辰五月初六日子時生，母多羅安郡王岳樂之繼福晉納喇氏，輕車都尉達爾呼他之女，撫養宮中，封和碩柔嘉公主。康熙二年癸卯十一月指配耿氏靖南王耿精忠之弟封授三等子爵耿聚忠為額駙，是月下嫁。公主於康熙十二年癸丑七月薨，年廿二歲。額駙於康熙廿六年丁卯二月卒，諡曰愨敏。」
  250. ^ 《清聖祖實錄》卷四十二：「康熙十二年......七月......己卯。下嫁和碩額駙耿聚忠和碩柔嘉公主薨。遣官致祭。」
  251. ^ 《星源集慶》：「世祖章皇帝撫從兄一女顯祖第三房追封和碩莊親王舒爾哈齊第六子和碩鄭獻親王濟爾哈朗之二子和碩簡純親王濟度第二女固倫端敏公主，順治十年癸巳六月十三日卯時生，母和碩簡純親王濟度之嫡福晉科爾沁博爾濟錦特氏，多羅貝勒綽爾濟之女，撫養宮中，封和碩端敏公主。康熙九年庚戌九月指配科爾沁博爾濟錦特氏達爾漢親王額駙滿珠錫禮之孫班第為額駙，是月下嫁。額駙於康熙十年三月襲封科爾沁達爾漢親王，四十九年庚申五月薨。公主於雍正元年二月晉封固倫端敏公主，於雍正七年乙酉五月十八日薨，年七十七歲。」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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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
其他作品
  • Bartlett, Beatrice S.,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ISBN 0-520-08645-7 .
  • Benard, Elisabeth,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Tibetan Buddhism, Millward, James A., et al. (eds.) (編),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123–35, 2004, ISBN 0-415-32006-2 .
  • Berger, Patricia,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ISBN 0-8248-2563-2 .
  • Chang, Chia-feng, Disease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s, Diplomacy, and the Military: The Case of Smallpox and the Manchus (1613–179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2002, 57 (2): 177–97, ISSN 0022-5045, PMID 11995595, doi:10.1093/jhmas/57.2.177 .
  • Chang, Michael 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ISBN 978-0-674-02454-0 .
  • Chayet, Anne, Architectural wonderland: an empire of fictions, Millward, James A., et al. (eds.) (編),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33–52, 2004, ISBN 0-415-32006-2 .
  • Crossley, Pamela Kyle,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ISBN 0-520-21566-4 .
  • Dai, Yingcong, 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 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ISBN 978-0-295-98952-5 .
  •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16-01-01], ISBN 0-8047-4684-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4-01-07） .
  • Elman, Benjamin A.,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ISBN 0-520-21509-5 .
  • Elman, Benjamin A., The Social Roles of Literati in Early to Mid-Ch'ing, Peterson, Willard J. (ed.) (編),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0–427, 2002, ISBN 0-521-24334-3 .
  • Fang, Chao-ying, Šarhûda（沙尔虎达）, Hummel, Arthur W. (ed.) (編),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632, 1943b .
  • Finnane, Antonia, Yangzhou: A Central Place in the Qing Empire（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 Cooke Johnson, Linda (編),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NY: SUNY Press: 117–50, 1993, ISBN 0-7914-1423-X .
  • Gates, M. Jean; Fang, Chao-ying, Hsiao-chuang Wên Huang-hou（孝庄文皇后）, Hummel, Arthur W. (ed.) (編),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300–1, 1943 .
  • 宮寶利 (編), 顺治事典,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134-0018-3 .
  •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明清社会史论）,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ISBN 0-231-05161-1 .
  • Hucker, Charles O.,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ISBN 0-8047-1193-3 .
  • Kennedy, George A., Minggadari（明安达礼）, Hummel, Arthur W. (ed.) (編),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576, 1943 .
  • Kessler, Lawrence D., 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ISBN 0-226-43203-3 .
  • Kim, Kwangmin, "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Central Asia, 1696–1814", Ph.D. diss., Histor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ISBN 9781109101263 [失效連結].
  • Kuhn, Philip A.,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慌）,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ISBN 0-674-82152-1 .
  • Lach, Donald F.; van Kley, Edwin J.,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III, A Century of Advance, Book Four, East Asia（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3卷）第四册东亚）,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ISBN 978-0-226-46734-4 .
  • Larsen, E. S.; Numata, Tomoo, Mêng Ch'iao-fang（孟乔芳）, Hummel, Arthur W. (ed.) (編),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清代名人传略）,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572, 1943 .
  • Li, Wai-yee, Early Qing to 1723, Kang-i Sun Chang; Stephen Owen (編),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II: From 1375（劍橋中國文學史（卷下），1375年之後）,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2–244, 2010, ISBN 978-0-521-11677-0  (2-volume set).
  • 李治亭, 清朝通史: 順治分卷,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3, ISBN 7-80047-380-5 .
  • Mair, Victor H.,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Written Popularization of the Sacred Edict, Johnson, David, et al. (eds.) (編),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25–59, 1985, ISBN 0-520-06172-1 .
  • Man-Cheong, Iona D., The Class of 1761: Examinations, State, and Elit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ISBN 0-8047-4146-8 .
  • Mote, Frederick W.,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BN 0-674-44515-5 .
  • Naquin, Susa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北京：寺廟與城市生活）,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ISBN 0-520-21991-0 .
  • Oxnam, Robert B., Ruling from Horseback: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ISBN 0-226-64244-5 [失效連結].
  •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ISBN 0-674-01684-X .
  • Luciano Petech, La pretesa ambasciata di Shah Jahan alla Cina,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1951, XXVI: 第124–27頁 （意大利語） .
  • 趙爾巽等, 清史稿 .
  • Rawski, Evelyn S.,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清代宫廷社会史）,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ISBN 0-520-22837-5 .
  • Rossabi, Morris, Muslim and Central Asian Revolts, Spence, Jonathan D.; Wills, John E., Jr. (編),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67–99, 1979, ISBN 0-300-02672-2 .
  • Roth Li, Gertraude, State Building Before 1644, Peterson, Willard J. (ed.) (編),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72, 2002, ISBN 0-521-24334-3 .
  • Spence, Jonathan D.,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ors in China, 1620–1960（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顾问）,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9, ISBN 0-14-005528-2 .
  •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追寻现代中国）,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ISBN 0-393-97351-4 .
  • Spence, Jonathan D., The K'ang-hsi Reign, Peterson, Willard J. (ed.) (編),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0–82, 2002, ISBN 0-521-24334-3 .
  • Standaert, Nicolas, The Interweaving of Rituals: Funeral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礼仪的交织：明末清初中欧文化交流中的丧葬礼）,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ISBN 978-0-295-98810-8 .
  • Вадим Тураев, О ХАРАКТЕРЕ КУПЮР В ПУБЛИКАЦИЯХ ДОКУМЕНТОВ РУССКИХ ЗЕМЛЕПРОХОДЦЕВ XVII, A.R. Artemyev等 (編), Русские первопроходц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XVII — XIX вв. (Историко-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Hǎishēnwǎi: Rossiĭskaia akademiia nauk, Dalʹnevostochnoe otd-nie, 1995, ISBN 5744204024 .
  • Wakeman, Frederic, 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 The Tragedy of Chiang-yin,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eds.) (編),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43–85, 1975, ISBN 0-520-02597-0 .
  • Wakeman, Frederic, Romantics, Stoics, and Marty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 43 (4): 631–65, JSTOR 2057148, doi:10.2307/2057148 .
  • Wills, John E.,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ISBN 0-674-24776-0 .
  • Wu, Silas H. L., Passage to Power: K'ang-hsi 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康熙朝储位斗争记实）,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ISBN 0-674-65625-3 .
  • Zarrow, Peter, Historical Trauma: Anti-Manchuism and Memories of Atrocity in Late Qing China, History and Memory, 2004a, 16 (2): 67–107, doi:10.1353/ham.2004.0013 .
  • Zarrow, Peter (trans.), Qianlong's inscription on the founding of the Temple of the Happiness and Longevity of Mt Sumeru (Xumifushou miao), Millward, James A., et al. (eds.) (編),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185–87, 2004b, ISBN 0-415-32006-2 .
  • Zhao, Gang.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Sage Publications). January 2006, 32 (Number 1): 3 [2014-04-17]. JSTOR 20062627. doi:10.1177/0097700405282349.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4-03-25）. 
  • 周汝昌, 曹雪芹新传, 外文出版社, 1992, ISBN 9787119015491 .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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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共享資源上的相關多媒體資源：順治帝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資政要覽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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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帝
出生於：1638年3月15日逝世於：1661年2月5日
統治者頭銜
前任：
崇禎帝
年號：崇禎 		中國皇帝
1644年10月30日—1661年2月5日
順治元年十月初一 -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 		繼任：
清聖祖玄燁
年號：康熙
前任：
皇太極
年號：崇德 		大清皇帝
1643年10月8日－1661年2月5日
崇德八年八月廿六 -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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