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帝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前往: 導覽搜尋
大清世祖章皇帝

大清皇帝
蒙古大汗

在位時期:1643年10月8日-1661年2月5日
清 佚名 《清世祖順治皇帝朝服像》.jpg

清世祖順治皇帝朝服像
前任 清太宗
繼任 清聖祖
首都 北京
皇宮 紫禁城
年號 順治
福臨
出生年 崇德三年正月三十
(1638-03-15)1638年3月15日
出生地 大清國盛京
逝世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
1661年2月5日(1661-02-05)(22歲)
逝世地 大清北京紫禁城養心殿
廟號 世祖
諡號 體天隆運定統建極
英睿欽文顯武
大德弘功至仁純孝
章皇帝
陵墓 清孝陵
父親 皇太極
母親 孝莊文皇后博爾濟吉特氏
順治帝
漢語名稱
簡化字 顺治帝
正體字 順治帝
蒙古語名稱
蒙古字母 ᠡᠶᠡᠷᠡᠷᠢ
ᠵᠠᠰᠠᠭᠴᠢ
ᠬᠠᠭᠠᠨ
西里爾字母 Эеэр Засагч хаан
滿語名稱
滿文 ᡳᠵᡳᠰᡥᡡᠨ
ᡩᠠᠰᠠᠨ
ᡥᡡᠸᠠᠩᡩᡳ
穆麟德轉寫 Ijishūn dasan Hūwangdi
太清轉寫 Ijishvn dasan Hvwangdi
Wikisource-logo.svg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順治帝(1638年3月15日-1661年2月5日),名福臨滿語ᡶᡠᠯᡳᠨ穆麟德Fulin太清Fulin[1]愛新覺羅氏,是清朝入關以後的第一位皇帝,1643年10月8日至1661年2月5日在位。年號順治,因此被稱為順治帝。蒙古語尊號額耶爾札薩克汗,是順治帝的蒙古語譯名。

順治帝是清太宗皇太極第九子,六歲繼位,由叔父攝政王多爾袞輔政。1644年,明朝境內發生大規模農民起義,李自成的農民軍攻破北京吳三桂引清軍入關平叛,清軍迅速占領了北京,隨後攻滅了各地農民軍和南明的勢力,基本占領了中國的大部分疆域。順治七年(1650年),叔父攝政王多爾袞去世,十四歲的順治帝開始親政。順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病逝于禁宮內,得年二十四歲。遺詔傳位於第三子玄燁,即康熙帝廟號世祖諡號體天隆運定統建極英睿欽文顯武大德弘功至仁純孝章皇帝,葬於清東陵孝陵

歷史背景[編輯]

Black-and-white print of a severe-looking man with long rising eyebrows and a mustache, wearing skin shoes, a round-edged fur cap, and clothing with several folds held together by a sash and surmounted by a fur collar. He is holding a bow in his right hand. Three Chinese characters that read "Nüzhen tu" ("image of a Jurchen") appear o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雕版印刷描繪的一名女真男子。原圖說明文字解釋說女真人居住在長白山附近,穿「鹿皮製鞋與帶魚鱗的服裝」[2]

明朝(1368年–1644年)十六世紀八十年代,許多女真部落居住在明朝疆土的東北地區,即現代被稱為中國東北或「滿洲」的地區[3]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1559年–1626年),自十六世紀八十年代至十七世紀一十年代,或以武力征服,或憑藉結盟鄰近的女真和蒙古部落,統一了女真各部落[4]。他的一項最重要改革是,將來源於女真諸部的鬆散力量凝聚在黃、紅、藍、白四色旗之下,後又將原來的旗幟周圍鑲上其它顏色。黃、白、藍旗鑲紅邊,稱作鑲黃、鑲白、鑲藍旗;紅旗則鑲白邊,稱作鑲紅旗。此社會軍事組織制度被稱為八旗制度[5]。努爾哈赤將旗主交給兒孫輩親屬擔任[6]。在1612年左右,努爾哈赤既為讓其部族人與其他支覺羅部族人相區分,又要和曾統治中國北部的早期女真王朝金朝(1115年–1234年)拉上關係,更其部族名為愛新覺羅氏(「金子般高貴神聖的覺羅一族」)[7]。1616年,努爾哈赤正式宣布脫離明朝建國,國號後金,建元天命[8]。在此後的若干年裡,他奪取了明朝控制的遼東多數主要城市[9]。1626年1月,他在寧遠攻城之時,被那裡的明軍指揮官袁崇煥用近期收購的葡萄牙人的加農炮擊敗,結束了其一連串的勝利[10]。努爾哈赤很可能在寧遠之戰中受了致命傷,使其在戰後幾個月逝世[11]

努爾哈赤之子兼繼任皇太極(1592年–1643年)繼續致力於其父的大業:他把權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效仿明朝政治制度,並完善和擴大八旗制度,將蒙古盟軍和投降的漢軍編入八旗[12]。1629年,他率軍入侵北京郊區,在此期間,俘獲了知道如何鑄造葡萄牙人的加農炮的漢人工匠[13]。1635年,皇太極改稱女真族為「滿族」,1636年,他又將國號「後金」改為「大清[14]。清朝在占領明朝最後的遼東城市後的1643年,準備奪取垂死掙扎的明朝,後者此時已被財政破產、疫病肆虐成災、大饑荒導致的大規模的土匪暴動等問題交織地搖搖欲墜[15]

成為皇帝[編輯]

Full-face painted portrait of a corpulent man with a thin mustachio wearing a red hat and a multilayered yellow robe with dragon decorations, and sitting on a throne mounted on a low podium.
皇太極之子福臨在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戌時生於盛京,崇德八年(1643年),五歲的福臨繼承了父親的皇位,定年號順治

1643年9月21日,皇太極駕崩,由於他未有指定自己的繼任者,雛鷹般的清朝面臨著可能發生的嚴重危機[16]。數名皇位爭奪者——努爾哈赤的次子兼在世的長子代善、努爾哈赤第十四子多爾袞和第十五子多鐸(兩人為同母所出)以及皇太極之長子豪格——開始逐鹿皇位[17]。皇太極的兄弟多鐸和阿濟格及多爾袞(31歲)掌有正白及鑲白,代善(60歲)掌有兩紅旗,而豪格(34歲)則得到了其父的兩黃旗的支持[18]

議政王大臣會議開始著手決定將讓誰成為清朝新皇帝,前者直到軍機處在十八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之前,一直是滿清的主要決策機構[19]。許多親王貝勒主張多爾袞這個久經考驗的軍事將領成為新皇帝,但多爾袞拒絕為帝,而是堅持讓皇太極的一個兒子繼承其父[20]。會議接受了多爾袞的具有權勢的主張,繼續讓皇太極的後裔繼承大統,最終商議決定讓皇太極第九子福臨承襲父位為新皇帝,但亦決定立多爾袞和濟爾哈朗(努爾哈赤之侄,他掌有鑲藍旗)作這個五歲孩子的留守[20]。1643年10月8日,福臨正式登上大清皇帝位;定年號為「順治[21]。由於記載順治年間的文獻語焉不詳,所以這段時期同整個清朝歷史相比,顯得較為鮮為人知[22]

多爾袞攝政(1643年–1650年)[編輯]

Three-quarter painted portrait of a thickly bearded man wearing a red hat adorned with a peacock feather and dressed with a dark long robe with dragon patterns. Clockwise from bottom left to bottom right, he is surrounded by a sheathed sword mounted on a wooden display, Manchu writing on the wall, a three-clawed dragon and a five-clawed dragon (also printed on the wall), and a wooden desk with an incense burner and a book on it.
穿著莊嚴的盛裝的攝政王多爾袞。他在1643年起至1650年逝世止(清朝統一中原時期)任攝政王。

攝政王[編輯]

濟爾哈朗是位驍勇善戰的軍事將領,但看起來對治國毫無興趣。1644年2月17日,他心甘情願地放棄自己的全部官方事務交給多爾袞辦理[23]。後在同年5月6日,豪格暗中動搖攝政統治的陰謀暴露。豪格本人被剝奪親王頭銜,他的黨羽則被全部處決[24]。多爾袞在此後不久,以自己的支持者接替取代了豪格的擁護者(大多來自黃旗),從而得到了對兩旗以外的旗的掌控[25]。至1644年6月初期,他已牢牢地把清政府及其軍政大權掌握在自己手中[26]

1644年初期,正當多爾袞與其謀士苦思鑽研如何攻之時,農民叛亂之危逼近北京。同年4月24日,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攻破明都城牆,促使崇禎帝朱由檢故宮後的景山歪脖樹上自縊身亡[27]。多爾袞的漢人謀士洪承疇范文程聞訊,敦促親王抓住此機遇,進攻落日西山的明朝,為自己的國家報仇雪恨,誓為清朝奪取天命[28]。而駐紮在長城東端山海關的明軍總兵吳三桂,是多爾袞同北京之間的最後一個障礙[29]。他此時正被滿人與李自成軍間的武力夾得左右為難,吳三桂請求多爾袞幫助他驅逐土匪,恢復明朝[30]。當多爾袞要求吳三桂替清效力之時,吳三桂別無選擇只能接受[31]。清兵因此得到了吳三桂的精兵的輔助,後同李自成軍進行一片石之戰,在多爾袞最終選擇用騎兵介入此戰鬥前,吳三桂的精兵就已和起義軍交戰了數小時。5月27日,清朝取得此戰的決定性勝利[32]。戰敗的李軍逃至北京並進行了幾天的搶劫,直至他們在6月4日攜帶著所能帶走的財物離開[33]

定都[編輯]

Color photograph of a three-level stone structure with railings on each level, viewed from the outside, facing a staircase that leads to the top level.
福臨在順治元年十月初一(1644年10月30日)於天壇圜丘進行祭祀,前者在此十天後正式宣告自己為中國皇帝。這個儀式標誌著清朝抓住了天命

6月5日,被叛軍之手虐待六周的北京市民,派出了一批士紳及官吏迎接他們將要來到的解放者[34]。可當他們見到的是騎著馬、把前額頭髮剃光並自稱攝政王的滿人多爾袞,而不是明朝太子朱慈烺及其保護者平西伯吳三桂時,吃了一大驚[35]。在此場動亂之中,多爾袞將自己安置在武英殿,後者是李自成在6月3日火燒大內後,唯一未被損壞的建築[36]。旗軍們被命令不許搶劫;他們的紀律約束使統治過渡到清朝「出奇地順利」[37]。然而在同時,多爾袞卻聲稱他是為報復明朝而來。他下令將明朝皇族(包括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帝的後裔)及其擁護者全部處決[38]

6月7日,進城僅兩天的多爾袞向首都的官員發布諭告。該諭告向官員們保證,如果本地居民剃髮易服並且接受歸降,那麼他們則可以官復舊職[39]。可是在此諭告發布三周後,北京爆發數場農民起義,威脅清朝控制首都地區。面對威脅,多爾袞不得不將此諭告廢除[40]

1644年10月19日,多爾袞在北京大門迎接福臨[41]。10月30日,六歲的福臨被帶到北京南郊的天壇祭拜天地[42]。11月8日,福臨的登基儀式正式舉行。同日,年幼的皇帝將多爾袞的功績同周公進行比較,後者為古時一個受人尊敬的攝政[43]。在登基儀式上,多爾袞的官銜「攝政王」被提升為「叔父攝政王」。在滿語中,「叔父」(ecike)表示高於親王的一級身份[44]。三天後,多爾袞的攝政同事濟爾哈朗的官銜「攝政王「被降低為「輔政叔王」[45]。最終,多爾袞在1645年6月發布命令稱,今後所有的公文均應以「皇叔父攝政王」提他。這使得多爾袞離皇位寶座的距離僅剩一步之遙[45]

A black-and-white picture of a stone-paved alley going from bottom right to top left leading to a three-roofed gate and bordered on the right by a line up of small roofed cubicles open on one side.
北京的科舉號房。清朝為了提高其在漢人精英心中的正統性,在順治元年(1644年)剛攻占北京之時,便重建了科舉考試

多爾袞進入清朝新首都後的最初的一個命令是,將北京北部全部騰出,然後把它分給旗人。兩黃旗分得榮耀的宮殿北部,其次,東部為兩白旗,西部為兩紅旗,南部為兩藍旗[46]。八旗的此種布局,是為了使京城同滿族在征服中原前的故鄉保持一致。此種布局「按照羅盤的指針指向,給顏色不同的旗人分配在一個固定的地理位置[47]。」儘管清朝為了加快過渡而減免稅收,推遲大型建築建造計劃。但到了1648年,新來的旗人與共同生活的漢人百姓間仍有敵意[48]。而首都以外的農業用地則全部被清軍圈占[49]。昔日的地主,現在卻成了給外居旗人地主支付租金的佃戶[49]。這種土地用途的轉變導致了「數十年的中斷和苦難[49]。」

在1646年,多爾袞還下令重建選任政府官員的科舉考試。從那時起,他們效仿明朝,每三年定期舉行一次科舉。同年,清朝統治下的第一次殿試舉行,大多數報考者為北方漢人,他們被提問如何使滿同心合志[50]。1649年,考試詢問「聯滿漢為一體,使之同心合力,歡然無間,何道而可[51]?」在1660年確定減少中額前,順治朝下每屆會試的考中人數的平均數為清朝最高(「得到了漢人更多的支持」)[52]

征服中國[編輯]

A black-and-white print of an outdoor scene depicting a broken city wall and two destroyed houses, with several corpses lying on the ground (some beheaded), and two men with swords killing unarmed men.
的一幅描繪1645年5月揚州十日的版畫。多爾袞的弟弟多鐸為鎮懾南方不服的漢人而進行了這場大屠殺。十九世紀晚期,這場大屠殺被反清復明革命者用以激發漢族人群的反滿情緒[53]

多爾袞被歷史學家不同地稱為「清朝征服的優秀策劃者」和「滿族洪業的首席建築師」,清朝在他的統治下,征服了中國的大部分地區,並將「南明」的勢力範圍推到了遙遠的中國西南地區[54]。李自成從北京逃到西安,並在後者重建指揮部。多爾袞在同年夏、秋將河北山東抗清起義鎮壓後,派遣軍隊進入西安(陝西省)主要城市搜尋李自成[55]。1645年2月,在清軍的壓力下,李自成被迫離開了西安。他被殺了——無論是死於自己之手,還是被當地村民疑以為劫盜而誤殺——1645年9月後,他在幾個省份中消失了[56]

1644年6月,福王朱由崧長江中下游以南的江南富饒的商農區建立了一個忠於明的政權。1645年4月初,清朝從新占領的西安出發,準備向那裡發起進攻[57],南明政權的黨派之爭和不計其數的逃叛,阻礙了其有效抵抗能力的增強[58]。1645年5月初,數支清軍席捲南方,隨手奪取了徐州淮河以北的主要城市。此後不久,他們向南明北部防線的主要城市——揚州——擁去[59]史可法面對包圍,勇敢地反抗。5月20日,遭受一周炮轟的揚州被滿人攻破,史依舊拒絕投降[60]。多爾袞的弟弟多鐸遂下令屠殺揚州全城人民[61]。作為預期,這場大屠殺恐嚇江南其他城市降服於清[62]。而事實上南京在6月16日,即其最後的防衛者使多鐸保證不會傷人後,不戰而降[63]。清朝在不久俘獲了明朝皇帝(他在翌年死於北京),奪取了江南包括蘇州杭州的主要城市;至1645年7月初,清朝與南明之間的邊界被推到南方的錢塘江[64]

1900年左右舊金山唐人街的一名男子。漢人留辮的習慣來自多爾袞在1645年7月發布的諭令:每個男人都剃去前額的頭髮,把頭髮按照滿族的髡髮辮式編紮起來。

江南剛有了表面上的平靜後,多爾袞便在1645年7月21日發布了一個最不合時宜的告示,他命令所有的成年男人剃去他們前額的頭髮,將他們的頭髮按照滿人的髡髮辮式編紮起來[65]。不服從告示者將被處以死刑[66]。對於滿人來講,此象徵著屈服的政策,有助於他們分清敵我[67]。不過,在漢人官員和文人看來,新髮型是一種奇恥大辱(因為它有悖於孔門弟子關於保持身體完整的指導)。而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剃髮如同喪失他們的生殖能力英語virility[68]。由於剃髮令逼使社會的各個階層的漢人聯合起來反抗清朝統治,所以極大地阻礙了清朝的征服[69]。在1645年8月24日和9月22日,明朝前將領李成棟分別對嘉定松江反抗的人民進行屠殺[70]。而江陰還同約一萬名清軍進行了八十三天的對抗。當城門最終在1645年10月9日被攻破時,降清明兵劉良佐對全城人進行屠殺,這場屠殺造成了七萬四千至十萬不等的人的死亡[71]。這些大屠殺結束了長江中下游的反清武裝抵抗[72]。有幾個忠誠的勤王者成了隱士,並希望著清軍敗潰。雖然他們退出了世界,但至少象徵著在繼續反抗外族統治[72]

南京淪陷後,明代皇室的兩支成員建立了新的南明政權:一個是以福建沿岸附近為中心的唐王朱聿鍵——明朝建立者朱元璋的九世孫——而另一個是浙江附近的「監國」魯王朱以海[73]。但由於兩支政權未能進行合作,使得他們已經很低的成功幾率變得更低[74]。1646年7月,貝勒博洛領導的新的南方軍事活動使魯王的浙江朝廷陷入混亂狀態,繼而向隆武政權發起進攻[75]。朱聿鍵於10月6日在汀州(福建西部)被俘,即刻處死[76]。他的養子國姓爺鄭成功則隨他的船隊逃往台灣島[76]。11月,江西剩餘的忠明抵抗中心崩潰,整個江西降清[77]

Black-and-white print of a man with small eyes and a thin mustache wearing a robe, a fur hat, and a necklace made with round beads, sitting cross-legged on a three-level platform covered with a rug. Behind him and much smaller are eight men (four on each side) sitting in the same position wearing robes and round caps, as well as four standing men with similar garb (on the left).
約翰·紐霍夫英語Johan Nieuhof所繪幫助清軍1650年從復明軍手中重新占領廣州尚可喜。尚可喜是幫助清朝征服和管理中國南部的漢將之一。他盤踞南方,最終於1673年參加反清起義三藩之亂

1646年末,廣州出現了兩個新的明代君主:一個是年號為紹武的朱聿鍵之弟唐王朱聿𨮁,另一個為年號為永曆的桂王朱由榔[77]。由於朝服不夠,此後紹武政權所任命的官員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購買戲袍[77]。兩支南明政權彼此殘殺,直到1647年1月20日,李成棟率領的一支小規模清兵組成的先頭部隊開進廣州,處死了朱聿𨮁,迫使永曆朝廷逃往廣西南寧[78]。然而,李成棟於1648年5月起兵抗清,與江西的前明將領金聲桓並發起義,幫助朱由榔奪回了中國南方的絕大部分地區[79]。但南明的復興只是曇花一現。清軍於1649年和1650年重新征服湖廣中部(今河北湖南)、江西和廣東[80]。朱由榔再度逃亡[80]。最後,1650年11月24日,尚可喜所統率的清軍攻占廣州,殺死七萬多人[81]

同時,1646年10月,豪格(福臨長兄,於1643年繼承鬥爭中失去繼承權)所統率的清軍抵達四川,任務是摧毀張獻忠領導的大西國[82]。1647年2月2日,張獻忠與清軍在川中西充附近作戰時被殺[83]。1646年末抗清勢力進一步向北蔓延,由一個穆斯林將領米喇印領導的武裝力量反抗清對甘州甘肅)的統治。另一名穆斯林丁國棟很快加入了他的抗清運動[84]。他們以恢復明朝為號召,攻克了甘肅的數個城鎮,其中包括省會蘭州在內[84]。這些起義者願意同非穆斯林的漢人進行合作,這表明他們不是僅僅被宗教所驅使[84]。1648年,米喇印和丁國棟雙雙被孟喬芳俘獲並處決,至1650年,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的穆斯林起義運動被粉碎[85]

過渡和個人統治[編輯]

肅清多爾袞集團[編輯]

A painted image of the head and chest of a black-haired man with droopy eyes wearing a white-edged two-tiered red cap and a bright yellow garment whose lapels are decorated with five-clawed yellow dragons against a blue background with clouds and vegetation.
清世祖成年肖像

1650年12月31日,多爾袞在狩獵途中意外死亡,引發了一段激烈的派系鬥爭,開闢了深層次政治改革之路[86]。由於多爾袞的支持者在朝廷上仍具影響,所以多爾袞的喪禮依帝禮,多爾袞死後獲追尊為皇帝,諡號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87]。然而,在1651年1月中旬的同一天,多爾袞的前部將吳拜統率下的數名白旗軍官為防範多爾袞的胞兄阿濟格自立為新攝政而將其逮捕;之後,吳拜讓福臨任命自己及他的幾位追隨者為各部尚書,準備接管政府[88]

同時,於1647年被褫奪攝政頭銜的濟爾哈朗,獲得了對多爾袞統治心懷不滿的旗官的支持[89]。濟爾哈朗為了鞏固直屬皇帝的兩黃旗(前兩旗自清太宗開始直屬皇帝)對自己的支持,爭取白旗支持者,賦予正黃、鑲黃、正白三旗一個新名稱:上三旗(此三旗自此由皇帝直接統轄)[90]。於1661年成為玄燁的輔政大臣的鰲拜蘇克薩哈,是給予濟爾哈朗支持的旗官,濟爾哈朗以指定他們參加議政王大臣會議作為回報[89]

2月1日,濟爾哈朗宣布即將13歲的福臨親政[89]。攝政正式廢止。濟爾哈朗此後展開攻勢。1651年2月晚期或3月前期,他控告多爾袞僭越皇權:多爾袞被判有罪,他獲得的追尊被剝奪[89]。濟爾哈朗繼續肅清多爾袞集團前成員,為上三旗中越來越多的支持者升官晉爵,所以到了1652年,多爾袞的前支持者或是被殺,或是被有效的從政府中清除[91]

派系政治和反腐之爭[編輯]

Painting of a bearded man dressed in dark robes (on the left), with two much smaller young men, one wearing his hair in a top-knot and carrying something rolled in red piece of cloth. The background is a winter scene.
宮廷服飾是順治年間的一個頗具爭議的話題。高官陳名夏因主張恢復明朝官服而於1654年被絞死,此圖為15世紀姜舜夫肖像,此人所著衣冠為明代官服的典例。

1651年4月7日,親政不足兩月的福臨下詔,宣布他將從官場中肅清腐敗[92]。此詔引發了至死困擾福臨的文人間的派系衝突[93]。他最初的一個行動是罷免大學士馮銓,馮銓為北方漢人,1645年受到彈劾,但攝政王多爾袞准許他任職如故[94]。福臨以陳名夏取代了馮銓,前者是一個有影響力的南方漢人,同南方文人團體關係良好[95]。儘管陳名夏於1651年也被指控以權謀私,但1653年他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崗位,很快便成為皇上一個親近的私人顧問[96]。他甚至可以像昔日的明代內閣大學士那樣起草詔書[97]。同於1653年,福臨將馮銓召還,但結果非皇帝所預期,馮銓的回歸只是加劇了派系之爭,而不是使朝廷上的南北漢官得以平衡[98]。在1653年和1654年的數次朝議中,南方人形成一個集團,反對北方人和滿族人[99]。1654年4月,陳明夏向北人官員寧完我建議,清廷應復明代衣冠,寧完我立即向皇帝告發了他,並指控他犯有包括貪污受賄、任人唯親、結黨營私和篡越皇權在內的各種罪行[100]。1654年4月27日,陳名夏被絞死[101]

1657年11月,北京順天省試的一場重大作弊醜聞爆出[102]。八名江南考生賄賂了京城的主考官,希望能得到更高的名次[103]。七名主考官以受賄的罪名被處以死刑,數百人被判處貶謫流放和沒收財產[104]。這場醜聞,很快蔓延到了南京會試,揭露了官僚制的腐敗和以權謀私,許多堅持正統觀念的北人官員將之歸因為南方文人小團體的存在和經典學問的衰落[105]

中原式統治[編輯]

福臨在他短暫的統治期間,鼓勵漢人參與政府活動,恢復了許多多爾袞攝政期間廢止或排斥的許多中國式制度。他和大學士(諸如陳名夏,見上文)談論歷史、經典和政治,他周圍聚集了一批新人,諸如王熙,此人是一名滿語流利的年輕的北方漢人[106]。福臨於1652年頒布的《六諭》是玄燁1670年頒布的《聖諭》的前身,後者是用於指示百姓遵守孝道和法律的「正統儒家思想的梗概」[107]。另一方面,皇上朝著中國式政府邁進,於1658年恢復了翰林院內閣。這兩個機構基於明代模式,進一步削弱滿族精英的權力,當派系聯合起來與內閣大學士競爭時,使深為晚明困擾的極端文人政治的復活受到威脅[108]

為了中和內務府和滿族貴族的權力,1653年7月,福臨置立十三衙門,後者雖由滿族人監督,但由漢族宦官而非滿族包衣阿哈掌控[109]。宦官在多爾袞攝政期間受著嚴格的控制,但小皇帝用他們來對付像他的母親皇太后和前攝政濟爾哈朗這樣的其他權力中心的影響[110]。至十七世紀五十年代後期,宦官的權力再次變大:他們處理關鍵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就官員任命提出建議,甚至負責起草詔令[111]。由於宦官通過官僚機構孤立皇帝,滿漢官員擔心困擾晚明的宦官濫用權力的局面會重現[112]。儘管皇帝試圖對宦官活動施加限制,但福臨最寵愛的宦官吳良輔仍於1658年陷入腐敗醜聞,吳良輔此前於十七世紀五十年代早期幫助他肅清多爾袞集團[113]。事實上,吳良輔收受賄賂僅僅受到譴責,未能使看到宦官權力上升致使滿人權力下降的滿族精英安心[114]。福臨死後不久,1661年3月,鰲拜和另外三位政輔大臣將十三衙門裁撤(吳良輔被處決)[115]

邊疆、進貢國和對外關係[編輯]

A black-and-white print depicting three standing men wearing turbans, a long robe with a sash, and shoes with rising pointed tips, against an architectural background of buildings with roofs that point upwards. The man on the left, slightly in the background, is carrying a long folded umbrella on his left shoulder. The one in the center, who faces the viewer, is resting on a cane. The man on the right, seen in profile view, faces the center man.
順治年間北京的荷蘭遊客於1656年描繪的「莫臥兒使團」(一位統治中亞吐魯番莫臥兒王公派遣的使者)[116]

1646年,博洛率領的清軍進入福州,發現來自琉球國安南的使節和馬尼拉的西班牙人[117]。這些朝貢使團前來拜見已倒台的南明隆武帝朱聿鍵,而後者此時已被押送至京,最終,這些使者聽從清廷命令回家[117]。最後殘存的南明抵抗勢力從與安南接壤的雲南逃離後,琉球王尚質於1649年首次向清派出進貢使團,暹羅於1652年,安南於1661年[117]

同於1646年,統治吐魯番的一名莫臥兒王公蘇丹阿布·穆罕默德·海基汗派遣一支使團,請求恢復因明亡而中斷的與中國的貿易往來[118]。使節團雖未受邀請便來到中國,但清同意接受它的請求,允許它在北京和蘭州進行朝貢貿易[119]。但該協議因1646年一場席捲中國西北的穆斯林起義(參見前文「征服中國」末段)而中斷。清與資助反政府武裝的哈密和吐魯番的朝貢貿易最終於1656年恢復[120]。不過在1655年,清廷宣布來自吐魯番的朝貢使節每五年才能接受一次回賜[121]

Color photograph of a white, bell-shaped building composed (from bottom to top) of a square base, three round disks of increasingly smaller diameter, a cut reverse cone, and a thinner tapering column with horizontal flutings crowned by the golden statue of a sitting figure. It appears to emerge from a forested are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 slightly cloudy blue sky.
福臨為藏傳佛教而下令建造的白塔,看似自樹林中生長出來。今坐落於北京北海公園

1651年,小皇帝邀請藏傳佛教格魯派領袖第五世達賴喇嘛訪問北京,後者不久以前在蒙古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的軍事幫助下,成為西藏的宗教統治者和世俗統治者[122]。儘管滿族對藏傳佛教的支持和保護至少始於努爾哈赤治下的1621年,但此次邀請背後仍有政治原因[123]。即西藏正在成為清朝西部一個強大的政治實體,達賴喇嘛對蒙古部落具有影響力,而其中一些蒙古部落並未屈從於清[124]。為了迎接這位「活佛」的到來,福臨下令在紫禁城西北邊北海瓊華島崑崙山上建造了一座白塔,其位置就在以前薛禪汗宮殿的遺址上[125]。經過多次邀請和外交往來,使西藏領袖拿定主意,接受會見清皇帝,1653年2月,達賴喇嘛抵達北京[126]。達賴喇嘛日後將此行訪問的場面雕刻在拉薩布達拉宮,後者於1645年開始建造[127]

與此同時,滿人故鄉北部,探險家瓦西里·波亞爾科夫(1643–1646)和葉羅菲·哈巴羅夫(1649–1653)越過羅剎國的山谷來到了黑龍江流域。1653年,莫斯科召回哈巴羅夫,委派奧努夫里·斯捷潘諾夫接替他,斯捷潘諾夫掌握了哈巴羅夫的哥薩克軍隊指揮權[128]。斯捷潘諾夫南下進入松花江,強迫當地原住居民諸如達斡爾人久切爾人交納「牙薩克」(毛皮稅),但遭到抗拒。因為滿洲當地民族已向順治皇帝朝貢[129]。1654年,斯捷潘諾夫擊敗從寧古塔被派遣去調查羅剎計劃的小規模的滿族軍隊[128]。1655年,另一名清軍指揮官蒙古族人明安達禮在黑龍江流域的呼瑪要塞擊敗斯捷潘諾夫軍,但這還不足以追捕羅剎人[130]。不過在1658年,滿族將領沙爾虎達率四十餘艘船向斯捷潘諾夫發起進攻,羅剎人大多數被擊斃或生俘[128]。經過此役,黑龍江流域哥薩克地帶已無太大衝突,但清和羅剎的邊境衝突則持續了下去,直至1689年《尼布楚條約》簽訂,固定了羅剎和清之間的邊界[128]

持續打擊南明活動[編輯]

A map of southern China showing provincial boundaries in black, with a blue line running between several cities marked with a red dot.
1647年至1661年在位的南明最後一位皇帝朱由榔的逃亡之路。此圖所繪邊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界和省界。

儘管清在多爾袞的領導下成功將南明推到華南,但明遺民還沒有死心。1652年8月初,張獻忠前部下李定國正在保護朱由榔,從清手中奪回桂林[131]。一月之內,廣西清將大多向南明反正[132]。此後兩年,儘管對湖廣廣東的軍事行動偶爾成功,但李定國未能奪取重要城市[131]。1653年,清廷命洪承疇負責奪回西南地區[133]。洪承疇駐紮長沙,耐心地建立起自己的軍力;只有在1658年末,營養充足、供應良好的清軍分多路向桂州和雲南進軍[133]。1659年1月末,雲南府被多尼率領的清軍攻陷,朱由榔逃入鄰近的緬甸,後者此時由東吁王朝國王莽平德勒統治[133]。此後南明末代皇帝一直留在緬甸,直到1662年被1644年4月降滿的前明將領吳三桂俘獲並處決[134]

國姓爺鄭成功,1646年由朱聿鍵收養,1655年由朱由榔封為延平王,亦是他繼續捍衛南明的原因[135]。1659年,正當福臨準備舉行一場特殊的考試來慶祝他輝煌的統治和西南戰役的勝利時,鄭成功率領全副武裝的船隊駛向長江,從清手中奪取了幾座城市,進而圍攻南京[136]。當鄭成功圍攻南京的消息傳入皇帝耳中時,他就大發雷霆,據說一怒之下用劍劈了寶座[136]。但南京的威脅最終解除,鄭成功被擊退,被迫求助於東南沿海的福建省[137]。迫於清軍的壓力,鄭成功於1661年4月逃往台灣,並死於同年夏[138]。他的子孫則繼續反抗清朝統治,直至1683年玄燁成功收取該島[139]

個性和人際關係[編輯]

Color print of a man with a long white beard wearing a double-edged round cap and dressed in a long robe, who is pointing a compass to a celestial globe that is sitting on a table on the left.
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被福臨親切的稱為「馬發」(mafa滿語意為爺爺)。

福臨於1651年親政後,他的母親孝莊皇太后安排兒子娶她的侄女,但福臨於1653年廢黜了他的皇后[140]。次年,孝莊皇太后另為兒子安排了一場同蒙古科爾沁部的婚姻,這次她將自己的侄孫女嫁給福臨[140] 。儘管福臨同樣不喜歡他的第二任皇后(後世習以諡號稱之為孝惠章皇后),但他未有將她廢黜。她也沒有給他生育子女[141]。福臨從1656年開始寵幸董鄂妃,據當時的耶穌會記述,董鄂妃以前是一位滿族貴族的妻子[142]。她於1657年生下一(皇四子)。皇帝想立他為繼承人,但這個孩子未及命名便於1658年初夭折[143]

福臨是一位開明的皇帝,不僅在天文學和科技問題上,而且在處理國事和宗教問題時都向一位來自神聖羅馬帝國科隆的日耳曼耶穌會教士湯若望請教[144]。1644年末,多爾袞為制定一部儘可能精確的新曆法而任用湯若望,因為他的日蝕預報比那些清廷天文學家的預報更精確[145]。多爾袞死後,湯若望同小皇帝建立了私人友誼,福臨用滿語稱他為「爺爺」[146]。在他的高度影響下,1656年和1657年,福臨常常駕臨他的府中,和他交談到深夜[144]。他被免除叩頭禮,在北京獲得建造教堂的土地,甚至被允許收養一個兒子(因為福臨擔心湯若望沒有繼承人),但自1657年以後,福臨開始崇信佛教禪宗,耶穌會試圖使清帝信仰天主教的努力終於無成[147]

福臨親政,管理國家事務後,發奮學習,熟練地掌握了漢語,能夠欣賞中國藝術如書法和戲曲[148]。反清知識分子顧炎武萬壽祺的一位密友歸莊所作《萬愁曲》是福臨最喜歡的文章之一[149]。福臨「極富感情,重情鍾情,至其極處」,他還能成段的引用背誦援引《西廂記[150]

識別清和中國[編輯]

清朝皇帝自福臨開始認定中國和清為同一國家,自己在條約和外交文件中稱清為「中國」[151]

駕崩和繼承[編輯]

Grainy photograph of twelve slightly elongated round lumps clustered together.
天花病毒的電子顯微鏡相片滿族人對天花病毒沒有免疫力。清世祖死於天花,他的兒子玄燁因從天花中倖存而被選為繼承人。

天花[編輯]

福臨最寵愛的妃子皇貴妃董鄂氏,因喪子之後過度悲傷,於1660年9月猝死[136]。福臨為此悲痛欲絕,沮喪了數月,直至他於1661年2月2日染上天花[136]。1661年2月4日,福臨急召禮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王熙(福臨的知己)和原內閣學士麻勒吉到自己身邊,口述遺詔[152]。同日,他7歲的皇三子玄燁被立為繼承人,可能因為他從天花中存活了下來[153]。皇帝於1661年2月5日崩於紫禁城內的養心殿,終年22歲[136]

滿族人對天花病毒沒有免疫,感染天花後幾乎都是死去,所以他們對天花的恐懼甚於其他任何疾病[154]。至少在1622年,他們建立了一個機構,用於研究天花病例,隔離患者避免傳染[155]。在天花流行之時,皇室成員為保護自己免受感染,定期進入避痘所[156]。福臨之所以感染如此可怕的疾病,是因為他年輕,而且居住於附近有傳染源的大城市[156]。而事實上,根據記載,在順治年間,至少有九次天花在北京爆發,每次爆發,都迫使福臨搬到保護區。保護區為北京南部的狩獵場南苑,此前多爾袞已於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在那裡建立了一所避痘所[157]。儘管有這樣的預防措施——例如規定迫使感染天花的漢族居民搬出城市——但此疾病仍舊擊倒了小皇上[158]

偽遺詔[編輯]

Full-face painted portrait of a severe-looking sitting man wearing a black-and-red round cap adorned with a peacock feather and dressed in dark blue robes decorated with four-clawed golden dragons.
鰲拜於1661年2月5日被任命為7歲新君玄燁的輔政大臣。

福臨的遺詔於2月5日晚公布,命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為他年幼的兒子的輔政大臣,此四人都於多爾袞死後,幫助濟爾哈朗肅清朝廷上的多爾袞勢力[159]。很難確定福臨是否真的命四位滿族貴族為輔政,因為福臨的遺詔顯然被孝莊皇太后和此四人篡改[160]。福臨的遺詔宣稱,他重用漢族官員勝過滿人(他偏袒宦官,依賴漢官),忽視了滿族貴族和滿族習俗,對妃子的精神投入超過對他的母親[161]。儘管福臨在位時經常發布罪己詔,但這份遺詔中所譴責的政策,自他親政以來對清政府至關重要[162]。被稱為鰲拜輔政的1661年末至1669年間,該遺詔給了四位輔政大臣「皇權外披」,使他們的親滿政策得到支持[163]

身後[編輯]

由於朝廷沒有明確宣布皇帝的死因,很快便流言四起,有流言稱他沒死,而是因為對愛妃之死過於悲痛,或是四位被任命為輔政大臣的滿族貴族發動了政變,他退位隱居佛教寺院,匿名為[164]。因為皇帝於17世紀50年代成了佛教禪宗的狂熱追隨者,甚至讓僧人進入皇宮,這些流言似乎不那麼令人難以置信[165]。中國現代歷史學家認為福臨出家之謎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166]。但許多旁證——包括一位僧人記錄說1661年2月初皇帝因感染天花而健康嚴重受損,而事實上在皇帝的葬禮上有一名妃子和一名侍衛為其殉葬——證明福臨之死並非假象[167]

福臨的遺體被安放在紫禁城,受到為時27天的哀悼,1661年3月3日,一支規模宏大的行進列隊將福臨的遺體運送至景山(紫禁城北部的一個小丘), 之後大量貴重物品在葬禮上被燒掉[168]。距離葬禮僅兩年後的1663年,福臨的遺體被運到他最後的安息之地[169]。與當時的滿族習俗相反,福臨的遺體在火化後安葬[170]。他的骨灰被埋葬在北京東北方的昌瑞山,後來通常稱為清西陵[171]。他的陵墓孝陵是建在那裡的第一座陵墓[171]

遺產[編輯]

A painting in which a yellowish river flows diagonally from the bottom left to the top right, with one road on each side. On the side of both roads are gray-roofed houses. Thos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have counters that open directly on the river. There are dozens of people dressed mostly in blue on both roads and crossing a bridge in the foreground. Several barges with canopies are on the water.
福臨的兒子玄燁平定三藩之亂數年後,分別於1684年、1689年(此圖所繪)和1699年三次「南巡」江南地區,使清朝在民眾心中的威望和信任得以鞏固[172]

以清世祖的名義公布的假遺詔表示,他對自己放棄滿族風俗深表歉意,這一表示賦予了輔政四大臣實行本土主義政策的權力[173]。鰲拜和其他三位輔政大臣援引遺詔,迅速革除了十三衙門[174]。在此後的幾年裡,他們提升了滿族人及其包衣阿哈掌管的內務府的權力,革除翰林院,規定只有滿族人和蒙古人才能參加議政王大臣會議[175]。輔政大臣還向清治下的漢人推行強硬政策:他們發動文字獄處決了江南富庶地區的十餘人,並以拖欠稅收的罪名對該地區的數千人處以刑罰;他們強迫東南沿海地區人口從該地遷出,以便截斷鄭成功的子孫統治的台灣東寧王國的糧食供給[176]

玄燁於1669年設法囚禁鰲拜後,撤銷了輔政大臣的許多政策[177]。他恢復了父親所青睞的機構,包括使漢族官員在政府中獲得重要發言權的內閣[178]。他還平定了三藩之亂,三名漢族軍事指揮官曾在清征服中國過程中發揮重要軍事作用,但此時卻在中國南部大部分地區建立了根基牢固的統治[179]。內戰(1673年–1681年)使清人的忠心受到考驗,但清軍最終占得上風[180]。當勝利成為定局時,1679年玄燁為吸引前明遺臣出仕清廷而舉行了特別考試博學鴻儒[181]。中試者被邀請參與編寫官修《明史[179]。叛亂於1681年被平定,同年,玄燁開始倡導使用人痘接種為皇家兒童預防天花[182]。東寧王國於1683年倒台後,清政權的軍事鞏固完成[179]。在多爾袞、福臨和玄燁奠定的體制基礎上,清建起了一座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並使之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帝國之一」[183]。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正是康熙軍事鞏固完成後長時間的「滿族和平」,使清面對19世紀列強武裝侵略之時毫無準備[184]

家族[編輯]

Three-quarter-view painting of the head of a woman with black hair, small eyes, thin eyebrows, a chubby face, a double chin, and three partially visible yellow hoop earrings on her right ear. She is wearing a yellow garment with a blue-edged round collar, whose folds are fastened together by a small, round, pale-yellow button.
孝莊文皇后在兒子清世祖和孫子清聖祖在位期間是個頗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

先祖[編輯]

福臨生在滿清皇室愛新覺羅家族[185]

Full-face-view painting of a smiling young woman with thin eyebrows, thin eyes, and a thin mouth, wearing a two-tiered black-and-red cap adorned with five downward-looking golden birds with inlaid pearls and stones, and wearing a number of colorful necklaces on a multicolored robe with five-clawed yellow dragons and intricate cloud patterns. She is sitting on a cushion posed on a golden throne decorated with phenixes and inlaid with precious stones.
孝莊文皇后的侄孫女孝惠章皇后在1654成為清世祖第二任皇后。

后妃[編輯]

儘管宗人府撰寫的愛新覺羅族譜中記載的清世祖后妃僅有十九位,但埋葬記錄顯示清世祖的后妃至少有三十二名[189]。有十一名后妃為清世祖生育,世祖在位時的兩任皇后皆為世祖母親皇太后的堂親。1644年滿清入主中原後,通常以后妃的封號和姓氏稱呼她們[190]

[編輯]

  • 第一任皇后廢皇后,博爾濟吉特氏,科爾沁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女,孝莊文皇后侄女[188]。順治八年(1651年)八月,冊為皇后,但世祖很不喜歡她。十年(1653年)八月降後為靜妃[140]
  • 第二任皇后孝惠章皇后(死於1718年),博爾濟吉特氏,科爾沁貝勒綽爾濟女,孝莊文皇后侄孫女。順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聘為妃,六月,冊為皇后[140]。1661年聖祖即位,尊為皇太后,居慈仁宮[188]
  • 孝康章皇后(1640–1663),佟氏,「尼堪」——滿族對「漢人」的稱呼——女真族人曾數代同漢族人居住,在明朝時受遼寧撫順的漢族居民同化, 因此該族被滿族視為漢人而被編入漢旗而不是滿旗[191]。1661年聖祖即位,尊為皇太后,上徽號慈和皇太后。後世習以孝康章皇后稱呼她[188]。後佟氏族人向清請願,想要歸入滿旗,1688年佟氏改為佟佳氏,從此被認為是滿族[192]
  • 皇貴妃董鄂氏(1639–1660),追贈孝獻端敬皇后。世祖深深愛上了她,兩人的兒子夭折後不久,董鄂妃就去世了,世祖為此傷心不已[142]。此後不久,他就死於天花。

[編輯]

清世祖在世時,除了兩任皇后及董鄂妃外,其餘妃子均無封號。清世祖部分妃在康熙時獲得尊封,下表僅列出清世祖的在康熙年間獲得封號的妃子。

封號 姓氏 備註
貞妃 董鄂氏 一等阿達哈哈番巴度的女兒,孝獻皇后族姐妹。順治皇帝崩後,她即隨之殉葬。康熙帝追封為皇考貞妃。
淑惠妃 博爾濟吉特氏 孝惠章皇后的妹妹。順治十一年,冊為妃。康熙十二年,尊封為皇考淑惠妃。
恭靖妃 博爾濟吉特氏 多羅額爾德尼郡王博羅特女。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初四,尊為皇考恭靖妃。
端順妃 博爾濟吉特氏 一等台吉布達希布女。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初四,尊為皇考端順妃。
寧愨妃 董鄂氏 長史喀濟海女。順治十年,生皇二子福全;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初四,尊為皇考寧愨妃。
恪妃 石氏 是吏部侍郎石申的女兒。康熙六年薨,是順治嬪妃中,妃級以上唯一的漢人。
悼妃 博爾濟吉特氏 蒙古科爾沁和碩達爾汗親王曼殊錫禮之女,即順治帝的表妹。順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初五死在宮中。

子女[編輯]

福臨的妻妾共為其生育了十四個子女[193],但只有四子(福全、玄燁、常寧、隆禧)一女(和碩恭懿長公主)活到婚齡。和之後的清朝皇帝不同,其皇子沒有按輩分取名[194]

Full-face-view color painting of the head and shoulders of a young man wearing a two-tiered red cap with a white edge, a necklace made of red beads except for two larger blue beads each surrounded by two white beads, and wearing a yellow robe covered with dragon-and-clouds patterns in green, blue, and red.
清世祖福臨第三子玄燁在他駕崩後即皇帝位,年號康熙(1662–1722).

[編輯]

  1. 牛鈕(1651年12月13日 –1652年3月9日)[195]庶妃巴氏[196]
  2. 福全(1653年9月8日 –1703年8月10日)[197]寧愨妃董鄂氏董鄂氏出。[196]1667年受封裕親王[198]
  3. 玄燁(1654年5月4日 –1722年12月20日),即康熙帝[188]孝康章皇后[196]
  4. 皇四子(1657年11月12日 –1658年2月25日),命名前夭折[199]皇貴妃董鄂氏[196]死後追封為榮親王[200]
  5. 常寧(1657年12月8日 –1703年7月20日)[201]庶妃陳氏[196]1671年受封恭親王[202]
  6. 奇授(1660年1月3日–?, 七歲殤)[203]庶妃唐氏[196]
  7. 隆禧(1660年5月30日 –1679年8月20日)[204]庶妃鈕氏[196]。1674年受封純親王;諡號為靖[205]。死後獨子富爾祜倫襲爵,又一年後身故無子,純親王絕嗣,封爵廢除[171]
  8. 永幹(1661年2月23日–?,八歲殤)[206]庶妃穆克圖氏[196]

[編輯]

清廷在1644年入關之前,相關資料會記錄滿族女性的名字,但在1644年後這些女性人名「從家譜檔案中消失了[190]。」,皇女中再無一人的本名被記錄下來。與其她貴族女性類似,相關資料會用皇女獲得的頭銜公主)稱呼她們。儘管清世祖的六個女兒中有五個幼年夭折,但她們在愛新覺羅宗譜上都有記載[190]

養女[編輯]

清世祖的三名養女均為滿清皇室成員的次女,和順、柔嘉、端敏分別為三人的封號,而非名字[190]

大事記[編輯]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庚午,清太宗皇太極崩。八月丁丑,多羅郡王阿達禮、固山貝子碩託謀立和碩睿親王多爾袞。禮親王代善與多爾袞發其謀。阿達禮、碩託伏誅。順治元年(1644年)正月,順治帝御大政殿(篤恭殿)受賀,命禮親王代善勿拜。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明崇禎帝自縊。四月二十二,多爾袞在明將吳三桂指引下,乘明亡之亂率清軍進入山海關,擊敗了李自成的大順軍。九月,自盛京遷都北京。十月初一,即皇帝位於武英殿。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九日,多爾袞出塞射獵,墜馬死於塞外。[來源請求]福臨親政。順治八年(1651年)二月,已故的多爾袞被抄家。[來源請求]八月十三日,福臨娶舅父科爾沁親王吳克善孝莊文皇后兄)女博爾濟吉特氏為后。順治九年(1652年)八月,祭孔。[來源請求]順治十年(1653年)正月,諭令改變僅有滿臣奏事的局面,此後,凡章奏,令滿漢侍郎、卿以上會同奏進。七月,以皇太后諭,發內廷節省銀八萬兩賑濟遇水災民。八月,以太宗十四女和碩公主下嫁平西王吳三桂子吳應熊。九月,福臨不顧群臣的多次苦諫,廢皇后,降為靜妃,改居側宮。順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遵太后命,立滿珠習禮(科爾沁扎薩克達爾罕親王)之孫女為后。順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董鄂氏入宮,封為賢妃。十二月,冊內大臣鄂碩女董鄂氏為皇貴妃,頒恩赦。順治十七年(1660年),董鄂妃逝。順治十八年(1661年),董鄂妃逝後四個月,正月初七日子刻,福臨崩於紫禁城內的養心殿

生平[編輯]

早期經歷[編輯]

崇德三年正月三十日(1638年3月15日)戌時生於盛京,其母為永福宮莊妃,博爾濟吉特氏,即孝莊文皇后

崇德八年八月庚午(1643年9月21日),皇太極逝世,皇太極在生前並沒有指定皇位繼承人。福臨的異母長兄豪格和叔叔多爾袞爭位,多方利益權衡之下,最終多爾袞扶立福臨繼位。八月二十六日(1643年10月8日)承襲父位,時年六歲,由叔父睿親王多爾袞及鄭親王濟爾哈朗輔政,實際清廷由多爾袞控制。

登基[編輯]

1644年正月改元順治。九月,清廷盛京(今日遼寧瀋陽)遷都北京。九月十九日(10月19日),順治皇帝抵達北京。十月初一(1644年10月30日)順治帝即皇帝位於武英殿,告祭太廟社稷,成為清兵入關的第一位中原皇帝。

順治七年十二月戊子日(1650年12月31日)在關外出獵的攝政王多爾袞逝世。順治八年正月庚申日(1651年2月1日),順治帝開始親政,年十四歲。同年八月大婚。

順治十八年正月丁巳(1661年2月5日),順治帝在養心殿天花駕崩,年二十四歲。著有《資政要覽》。

順治帝有八子、六女,但並未訂立儲君。逝後遺詔第三子玄燁繼位,即康熙帝

逝世[編輯]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1661年2月5日)子時,崩於紫禁城內的養心殿,年僅二十四歲。1663年葬入河北遵化清東陵孝陵內。

清史稿》和《清世祖實錄》記載「丁巳夜子時,上崩於養心殿」,至於世祖到底是怎麼離位的傳統上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是世祖在順治十八年因病而死。具體原因是因為愛子、寵妃的相繼病亡,福臨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擊,身體每況愈下,後又染上了天花駕崩。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支持第一種說法。據歷史文獻記載,福臨確實想要出家,但受到皇宮內保守勢力的極度反對,最終未能成行,改以宦官吳良輔作為抵願替身;而不久則死於天花。他也是清朝歷史上唯一公開皈依禪門皇帝

第二種廣泛流傳於民間,常為小說戲曲採用,說順治係因愛妃董鄂妃病逝,故而出家隱遁。這種說法一般把董鄂妃與董小宛誤作同一人。根據史學界的考證已經基本否定這種說法。

此外,在2004年時廈門新出古書手抄本〈延平郡王起義實錄〉中載,順治乃於親征廈門時,遭鄭成功軍艦於海上炮擊懸崖,懸崖斷裂,而順治落海溺斃命,但此說並無其他證據支持,僅為野史家言[216]

評價[編輯]

親政後,在其母孝莊文皇后的幫助下,他整頓吏治[217],注重農業生產,提倡節約,減免苛捐雜稅,廣開言路,網羅人才,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他為鞏固清王朝統治作出了貢獻,初創了清王朝走向強盛的新局面。為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礎。

同一時代的朝鮮顯宗評價順治「好漢語,慕華制」。[218]即喜好學習漢語、羨慕中華制度,其子康熙皇帝也熱愛中華文化,歷代諸帝都精通漢文,這種價值觀也是後來滿清漢化至深的原因之一。

老師[編輯]

順治的老師先後有范文程湯若望玉林通琇等。

影視作品[編輯]

飾演的演員 影視作品
鄧超 少年天子順治王朝
岳躍利 青天衙門
張鐵林 宋蓮生坐堂
林立洋 新月格格
林智洋 再世情緣
嚴崐陳韋辰王培文 孝莊秘史
夏雨 康熙秘史/又名納蘭與康熙
劉均 康熙王朝
楊麗花 順治與康熙
陳錦鴻 紫禁驚雷
吳俊余 山河戀·美人無淚
黃河 莊妃軼事
李青山 滿清十三皇朝I
王冰 京城大狀師
唐以諾 大清風雲
朱泳騰薛斌 格格要出嫁
劉勁 康熙大帝
趙嶺 少年康熙
高雲翔 多情江山

注釋與參考文獻[編輯]

  1. ^ 滿語意思是「天命、秉受(名詞)」。(《滿漢大辭典》,安雙成編,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年出版,1065頁)
  2. ^ Wakeman 1985,第34頁。
  3. ^ Roth Li 2002,第25–26頁。
  4. ^ Roth Li 2002,第29–30頁(女真統一戰爭)和第40頁(奪取專利)。
  5. ^ Roth Li 2002,第34頁。
  6. ^ Roth Li 2002,第36頁。
  7. ^ Roth Li 2002,第28頁。
  8. ^ Roth Li 2002,第37頁。
  9. ^ Roth Li 2002,第42頁。
  10. ^ Roth Li 2002,第46頁。
  11. ^ Roth Li 2002,第51頁。
  12. ^ Elliott 2001,第63頁。
  13. ^ Roth Li 2002,第29–30頁。
  14. ^ Roth Li 2002,第63頁。
  15. ^ Elliott 2001,第64頁(準備攻明); Spence 1999,第21–24頁(晚明的崩潰)。
  16. ^ Oxnam 1975(第38頁)、 Wakeman 1985(第297頁)和 宮寶利 2010(第51頁)中的皇太極的死亡日期均為9月21日(崇德八年八月初九)。 Dennerline 2002(第74頁)給出的日期是9月8日。
  17. ^ Rawski 1998,第98頁。
  18. ^ Rawski 1998,第99頁(關於白旗和黃旗); Dennerline 2002,第79頁(宗室親王年齡及其所掌旗表)。
  19. ^ Dennerline 2002,第77頁(召集會議審議討論皇太極的繼承人問題); Hucker 1985,第266頁(議政王大臣會議是「清朝前期最具影響力的決策機構」); Bartlett 1991,第1頁(軍機處在十八世紀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權力上升,「隱然執政之府矣」)。
  20. ^ 20.0 20.1 Dennerline 2002,第78頁。
  21. ^ Fang 1943a,第255頁。
  22. ^ Dennerline 2002,第73頁。
  23. ^ Wakeman 1985,第299頁。
  24. ^ Wakeman 1985,第300頁,注釋231。
  25. ^ Dennerline 2002,第79頁。
  26. ^ Roth Li 2002,第71頁。
  27. ^ Mote 1999,第809頁。
  28. ^ Wakeman 1985,第304頁; Dennerline 2002,第81頁。
  29. ^ Wakeman 1985,第290頁。
  30. ^ Wakeman 1985,第304頁。
  31. ^ Wakeman 1985,第308頁。
  32. ^ Wakeman 1985,第311–12頁。
  33. ^ Wakeman 1985,第313頁; Mote 1999,第817頁。
  34. ^ Wakeman 1985,第313頁。
  35. ^ Wakeman 1985,第314頁(他們都以為等的人是吳三桂和太子)和第315頁(見到意料之外的多爾袞時的反應)。
  36. ^ Wakeman 1985,第315頁。
  37. ^ Naquin 2000,第289頁。
  38. ^ Mote 1999,第818頁。
  39. ^ Wakeman 1985,第416頁; Mote 1999,第828頁。
  40. ^ Wakeman 1985,第420–22頁(說明這些問題的原因,並稱多爾袞在6月25日發布公告廢除了此諭告)。 宮寶利 2010,第84頁給出的日期是6月28日。
  41. ^ Wakeman 1985,第857頁。
  42. ^ Wakeman 1985,第858頁。
  43. ^ Wakeman 1985,第858頁和第860頁(「根據起草制誥的人——可能是范文程——的說法,多爾袞的功勞甚至超過了可敬的周公。因為:叔父又帥領大軍入山海關,破賊兵二十萬,遂取燕京,撫定中夏。迎朕來京,膺受大寶......」)。
  44. ^ Wakeman 1985,第860–61頁和第861頁,注釋31。
  45. ^ 45.0 45.1 Wakeman 1985,第861頁。
  46. ^ 參見 Naquin 2000,第356頁和 Elliott 2001,第103頁地圖。
  47. ^ Oxnam 1975,第170頁。
  48. ^ Naquin 2000,第289–91頁。
  49. ^ 49.0 49.1 49.2 Naquin 2000,第291頁。
  50. ^ Elman 2002,第389頁。
  51. ^ 引自 Elman 2002,第389–90頁。
  52. ^ Man-Cheong 2004,第7頁,表1.1(清朝每屆會試中額); Wakeman 1985,第954頁(高中額的原因); Elman 2001,第169頁(1660年減少中額)。
  53. ^ Zarrow 2004a,各處。
  54. ^ Dai 2009,第15頁。
  55. ^ Wakeman 1985,第483頁(李自成在西安重建指揮部)和第501頁(河北、山東起義以及反李自成新運動)。
  56. ^ Wakeman 1985,第501–7頁。
  57. ^ 4月1日,多鐸接到聖旨去指揮南征( Wakeman 1985,第521頁)。他在同一天向西安出發( Struve 1988,第657頁)。福王在1644年6月19日加冕Wakeman 1985,第346頁; Struve 1988,第644頁)。
  58. ^ 關於黨政削弱弘光朝廷的實例,參見 Wakeman 1985,第523–43頁。數件叛變之事見 Wakeman 1985,第543–45頁所述。
  59. ^ Wakeman 1985,第522頁(奪取徐州); Struve 1988,第657頁(聚集揚州)。
  60. ^ Struve 1988,第657頁。
  61. ^ Zarrow 1993,第131頁。
  62. ^ Struve 1988,第657頁(大屠殺的目的是為了恐嚇江南); Zarrow 2004a,各處(揚州十日為晚清所使用的名稱)。
  63. ^ Struve 1988,第660頁。
  64. ^ Struve 1988,第660頁(1645年7月上旬攻占蘇杭;新邊界); Wakeman 1985,第580頁 (6月17日左右俘獲皇帝,後者後來逝於北京)。
  65. ^ Wakeman 1985,第647頁; Struve 1988,第662頁; Dennerline 2002,第87頁(其稱此告示是「多爾袞一生中頒布地最不合時宜」的告示)。
  66. ^ Kuhn 1990,第12頁。
  67. ^ Wakeman 1985,第647頁(「根據滿人的看法,『留髮不留頭』的命令不僅能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外表相同,而且也提供給他們一個很好的忠誠考驗。」)。
  68. ^ Wakeman 1985,第648–49頁(官員和文人)和第650頁(普通人)。在《孝經》中,孔子引用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在清代以前,成年男性漢人通常沒有削髮,而是把頭髮盤一個頂髻。
  69. ^ Struve 1988,第662–63頁(「打破了清軍征服的勢頭」); Wakeman 1975,第56頁(「剃髮令異於平常的那些法令,它引起了1645年的江南反抗活動」); Wakeman 1985,第650頁(「統治者使滿漢融為一體的努力,首先就使中國中部和南部的社會上下層階級在反對外來者上融為一體。」)。
  70. ^ Wakeman 1975,第78頁。
  71. ^ Wakeman 1975,第83頁。
  72. ^ 72.0 72.1 Wakeman 1985,第674頁.
  73. ^ Struve 1988,第665頁(唐王活動著的情況)和第666頁(魯王活動著的情況)。
  74. ^ Struve 1988, 第667–69頁(合作失敗),第669-74頁(內部問題和戰略問題)。
  75. ^ Struve 1988,第675頁。
  76. ^ 76.0 76.1 Struve 1988,第676頁。
  77. ^ 77.0 77.1 77.2 Wakeman 1985,第737頁。
  78. ^ Wakeman 1985,第738頁。
  79. ^ Wakeman 1985,第765–66頁。
  80. ^ 80.0 80.1 Wakeman 1985,第767頁。
  81. ^ Wakeman 1985,第767–68頁。
  82. ^ Dai 2009,第17頁。
  83. ^ Dai 2009,第17–18頁。
  84. ^ 84.0 84.1 84.2 Rawski 1979,第191頁。
  85. ^ Larsen & Numata 1943,第572頁(孟喬芳,反叛領袖之死); Rawski 1979,第192頁。
  86. ^ Oxnam 1975,第47頁(「激烈的派系鬥爭」「清初最激烈和最複雜的派系鬥爭」); Wakeman 1985,第892–93頁(多爾袞的死亡日期和死因)和第907頁(1652—1655年就要經歷第二次「清代制度改革高潮」)。
  87. ^ Oxnam 1975,第47–48頁。
  88. ^ Oxnam 1975,第47頁。
  89. ^ 89.0 89.1 89.2 89.3 Oxnam 1975,第48頁。
  90. ^ Elliott 2001,第79頁(滿語;「皇帝的個人財產」); Oxnam 1975,第48頁(濟爾哈朗此舉的時間和動機)。
  91. ^ Oxnam 1975,第49頁。
  92. ^ Dennerline 2002,第106頁。
  93. ^ Dennerline 2002,第107頁。
  94. ^ Dennerline 2002,第106頁(1651年罷免馮銓); Wakeman 1985,第865–72頁(1645年肅清馮銓失敗)。
  95. ^ Dennerline 2002,第107頁(「文人團體聯盟」); Wakeman 1985,第865頁。
  96. ^ Dennerline 2002,第108–9頁。
  97. ^ Dennerline 2002,第109頁。
  98. ^ Wakeman 1985,第958頁。
  99. ^ Wakeman 1985,第959–74頁(這些案例的詳述)。
  100. ^ Wakeman 1985,第976頁(1654年4月,寧完我) 第977–81頁(對陳名夏罪名的長時間討論)。
  101. ^ Wakeman 1985,第985–86頁。
  102. ^ 宮寶利 2010,第295頁給出的時間為1657年11月30日。
  103. ^ Wakeman 1985,第1004頁,注釋38。
  104. ^ Ho 1962,第191–92頁
  105. ^ Wakeman 1985,第1004–5頁。
  106. ^ Dennerline 2002,第109頁(與陳名夏討論的話題)和第112頁(王熙)。
  107. ^ Mair 1985,第326頁(「梗概」); Oxnam 1975,第115–16頁。
  108. ^ Dennerline 2002,第113頁。
  109. ^ Wakeman 1985,第931頁(「十三衙門」); Rawski 1998,第163頁(「十三衙門」由滿人監督)。
  110. ^ Dennerline 2002,第113頁; Oxnam 1975,第52–53頁。
  111. ^ Wakeman 1985,第931頁(起草詔令); Oxnam 1975,第52頁。
  112. ^ Oxnam 1975,第52頁(通過他的官員孤立皇帝); Kessler 1976,第27頁。
  113. ^ Wakeman 1985,第1016頁; Kessler 1976,第27頁; Oxnam 1975,第54頁。
  114. ^ Oxnam 1975,第52–53頁。
  115. ^ Kessler 1976,第27頁; Rawski 1998,第163頁(具體日期)。
  116. ^ 1951年,義大利學者盧西亞諾·佩泰克英語Luciano Petech首次猜測認為,這些使節來自吐魯番,而非莫臥兒帝國( Petech 1951,轉引自 Lach & van Kley 1994,插圖315)。 Kim 2008,第109頁較為詳細地探討了該大使。
  117. ^ 117.0 117.1 117.2 Wills 1984,第40頁。
  118. ^ Kim 2008,第109頁。
  119. ^ Kim 2008,第109頁 (「未經要求」;貿易區位); Rossabi 1979,第190頁(舊進貢體系的制約)。
  120. ^ Rossabi 1979,第192頁。
  121. ^ Kim 2008,第111頁。
  122. ^ Rawski 1998,第250頁(宗教和世俗統治權統一)。
  123. ^ Rawski 1998,第251頁(滿清保護藏傳佛教之始)。
  124. ^ Zarrow 2004b,第187頁,注釋5(邀請達賴喇嘛的政治原因)。
  125. ^ Wakeman 1985,第929頁,注釋81(瓊華島和原薛禪汗宮殿); Naquin 2000,第309頁(為喇嘛的訪問做準備,「白塔」)。
  126. ^ 西方學者似乎未能就達賴喇嘛訪問日期達成一致:參見 Wakeman 1985,第929頁,注釋81(「1651年」); Crossley 1999,第239頁(「1651年」); Naquin 2000,第311頁和473頁(「1652年」); Benard 2004,第134頁,注釋23(「1652年」); Zarrow 2004b,第187頁,注釋5(「1652年至1653年之間」); Rawski 1998,第252頁(「1653年」); Berger 2003,第57頁。不過, 李治亭 2003,第476頁轉引的清《世祖章皇帝實錄》清晰的表明,達賴喇嘛於1653年1月14日到達北京(順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於順治十年二月(1653年3月)某個時候離京。
  127. ^ Naquin 2000,第473頁; Chayet 2004,第40頁(布達拉宮開始施工日期)。
  128. ^ 128.0 128.1 128.2 128.3 Fang 1943b,第632頁。
  129. ^ Тураев 1995 俄史料音譯順治為俄語Шуньчжи)。
  130. ^ Kennedy 1943,第576頁(蒙古人); Fang 1943b,第632頁(勝利,「但未能鞏固成果」)。
  131. ^ 131.0 131.1 Struve 1988,第704頁。
  132. ^ Wakeman 1985,第973頁,注釋194。
  133. ^ 133.0 133.1 133.2 Dennerline 2002,第117頁。
  134. ^ Struve 1988,第710頁。
  135. ^ Spence 2002,第136頁。
  136. ^ 136.0 136.1 136.2 136.3 136.4 Dennerline 2002,第118頁。
  137. ^ Wakeman 1985,第1048–49頁。
  138. ^ Spence 2002,第136–37頁。
  139. ^ Spence 2002,第146頁。
  140. ^ 140.0 140.1 140.2 140.3 Gates & Fang 1943,第300頁。
  141. ^ Wu 1979,第36頁。
  142. ^ 142.0 142.1 Wu 1979,第15–16頁。
  143. ^ Wu 1979,第16頁。
  144. ^ 144.0 144.1 Spence 1969,第19頁。
  145. ^ Oxnam 1975,第54頁; Wakeman 1985,第858頁,注釋24。
  146. ^ Spence 1969,第19頁; Wakeman 1985,第929頁,注釋82。
  147. ^ Spence 1969,第19頁(特權列表); Fang 1943a,第258頁(皈依佛教的日期)。
  148. ^ 周汝昌 1992
  149. ^ Wakeman 1984,第631頁,注釋2。
  150. ^ 周汝昌 1992
  151. ^ Zhao 2006,第7頁。
  152. ^ Oxnam 1975,第205頁。
  153. ^ Spence 2002,第125頁。注釋說玄燁生於1654年5月,那時還不滿七歲。 Spence 2002Oxnam 1975(第1頁)仍然說他此時「七歲」。 Dennerline 2002,第119頁和 Rawski 1998,第99頁表明他此時「不滿七歲」。在中國文獻中,玄燁即位時被說成八Oxnam 1975,第62頁)。
  154. ^ Perdue 2005,第47頁(「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感染者會死去」); Chang 2002,第196頁(最令滿族人恐懼的疾病)。
  155. ^ Chang 2002,第180頁。
  156. ^ 156.0 156.1 Chang 2002,第181頁。
  157. ^ Naquin 2000,第311頁(南苑被用為狩獵場所); Chang 2002,第181頁(爆發次數)和第192頁(多爾袞在南苑建立避痘所)。
  158. ^ Naquin 2000,第296頁(規定迫使漢族居民遷出城市)。
  159. ^ Oxnam 1975,第48頁(四人幫助濟爾哈朗),第50頁(遺詔公布之日)和第62頁(任命輔政四大臣); Kessler 1976,第21頁(於十七世紀五十年代幫助清除多爾袞派)。
  160. ^ 歷史學家認為,清世祖的遺詔是被篡改的或偽造的。參見 Oxnam 1975,第62–63頁和第205-7頁; Kessler 1976,第20頁; Wakeman 1985,第1015頁; Dennerline 2002,第119頁; Spence 2002,第126頁。
  161. ^ Oxnam 1975,第52頁。
  162. ^ Oxnam 1975,第51頁(皇帝發布「罪己詔」)和第52頁(論順治年間統治政策的中心)。
  163. ^ Oxnam 1975,第63頁。
  164. ^ Spence 2002,第125頁。
  165. ^ Fang 1943a,第258頁(皇帝1657年成為一名虔誠的佛教徒); Dennerline 2002,第118頁(皇帝1659年獻身於佛教;僧人在宮中生活)。
  166. ^ 參見孟森,《清初三大疑案》(1935)。另兩大疑案分別是孝莊皇太后下嫁多爾袞之謎和清世宗胤禛篡奪其父清聖祖玄燁皇位之謎。
  167. ^ Oxnam 1975,第205頁(僧人的日記,援引自中國歷史學家孟森的一項舊研究); Spence 2002,第125頁(兩名殉葬者)。
  168. ^ Standaert 2008,第73–74頁。
  169. ^ Standaert 2008,第75頁。
  170. ^ Elliott 2001,第477頁,注釋122(列舉幾種研究和一手文獻)。相比之下,皇太極和福臨的兩個皇后被火化( Elliott 2001,第264頁)。
  171. ^ 171.0 171.1 171.2 Fang 1943a,第258頁。
  172. ^ Chang 2007,第86頁。
  173. ^ Kessler 1976,第26頁; Oxnam 1975,第63頁。
  174. ^ Oxnam 1975,第65頁。
  175. ^ Oxnam 1975,第71頁(攝政王大臣會議人員詳述); Spence 2002,第126–27頁(其他機構)。
  176. ^ Kessler 1976,第31–32頁(明史案),第33–36頁(江南奏銷案)和第39–46頁(遷海令)。
  177. ^ Spence 2002,第133頁。
  178. ^ Kessler 1976,第30頁(於1670年恢復)。
  179. ^ 179.0 179.1 179.2 Spence 2002,第122頁。
  180. ^ Spence 2002,第140–43頁(戰役詳情)。
  181. ^ Li 2010,第153頁。
  182. ^ Rawski 1998,第113頁(1681年開始倡導使用人痘接種)。
  183. ^ Dennerline 2002,第73頁(引證); Wakeman 1985,第1125頁(牢固基礎,疆域遼闊、文化燦爛)
  184. ^ Wakeman 1985,第1127頁
  185. ^ 185.0 185.1 Rawski 1998,第113頁。
  186. ^ Dennerline 2002,第75頁(早清愛新覺羅家族男性成員表及福臨為皇太極第九子)。
  187. ^ Rawski 1998,第135頁(其本名布木布泰、父名、尊為皇太后的日期及諡號)。
  188. ^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四
  189. ^ 參見 Rawski 1998,第141頁表。
  190. ^ 190.0 190.1 190.2 190.3 Rawski 1998,第129頁。
  191. ^ Crossley 1999,第56頁。
  192. ^ Elliott 2001,第87頁。
  193. ^ 參見 Rawski 1998,第142頁表。
  194. ^ 參見 Rawski 1998,第112表頁。
  195. ^ 出生日期:《清史稿》卷五:「(順治)八年......十一月乙亥朔,皇第一子牛鈕生。」死亡日期:「(順治)九年春正月......壬寅,皇第一子牛鈕薨。」
  196. ^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諸皇子生母名見《清史稿》卷二百一十九
  197. ^ 出生日期:《清史稿》卷五:「(順治十年)秋七月......庚戌,皇第二子福全生。」死亡日期:《清史稿》卷八:「(康熙四十二年)六月......壬寅,裕親王福全薨,上聞之,兼程回京。」
  198. ^ 《清史稿》卷六:「(康熙)六年丁未春正月己丑(1667年2月6日),封世祖第二子福全為裕親王。」
  199. ^ 出生日期:《清史稿》卷五:「(順治十四年)冬十月......丙子,皇第四子生。」死亡日期:《清史稿》卷五:「(順治)十五年春正月......辛酉,祀太廟社稷,以太后疾愈故。皇第四子薨。」死而無名:《清史稿》卷一百六十三
  200. ^ 李治亭 2003,第594–95頁。
  201. ^ 出生日期:《清史稿》卷五:「(順治十四年)十一月壬寅,幸南苑。皇第五子常寧生。」死亡日期:《清史稿》卷八:「(康熙四十二年)六月辛巳,恭親王常寧薨,命皇子每日齊集,賜銀一萬兩,遣官造墳立碑。」
  202. ^ 《清史稿》卷六:「(康熙)十年辛亥春正月......癸酉(1671年3月1日),封世祖第五子常寧為恭親王。」
  203. ^ 出生日期:《清史稿》卷五:「(順治)十一月......戊寅,皇第六子奇授生。」死亡:《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唐氏,子一,奇授,七歲殤;」
  204. ^ 出生日期:《清史稿》卷五:「(順治十七年)夏四月......丙午,皇第七子隆禧生。」死亡日期:《清史稿》卷六:「(康熙十八年)秋七月......丁未,上視純親王隆禧疾。隆禧薨。」
  205. ^ 受封親王日期:《清史稿》卷六:「(康熙)十三年甲寅春......庚寅(1674年2月2日),封世祖第七子隆禧為純親王。」諡號來源:《清史稿》卷二百十九:「純靖親王隆禧,世祖第七子。」
  206. ^ 出生日期:《清史稿》卷五「(順治)十二月......甲辰,皇第八子永幹生。」死亡:《清史稿》二百十四
  207. ^ 207.0 207.1 207.2 《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六:「庶妃陳氏生,未封。順治九年三月生,十年十月殤」
  208. ^ 208.0 208.1 出生日期:《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六:「庶妃楊氏生,初封和碩公主。康熙間,晉封恭愨長公主。順治十年十二月生(1654年1月18日至1654年2月16日之間),康熙二十四年十月薨,年三十三歲。」
  209. ^ Rawski 1998,第148頁(年份);《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六:「康熙六年二月,下嫁給訥爾杜。納爾杜,瓜爾佳氏,官領侍衛內大臣加少傅。以從父太師、輔政大臣鰲拜得罪,坐奪官。尋復起。康熙十五年加太子少師,卒」
  210. ^ 210.0 210.1 《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六:「庶妃烏蘇氏生,未封。順治十一年十二月(1665年1月8日至2月5日之間)生。十八年三月(1662年1月20日至2月17日之間)殤。」
  211. ^ 211.0 211.1 211.2 211.3 《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六
  212. ^ 《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六:「庶妃王氏生,未封。順治十一年十二月(1665年1月8日至2月5日之間)生,十七年十二月(1661年1月1日至29日之間)殤。」
  213. ^ 《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六:「世祖撫兄承澤親王碩塞第二女和碩公主。順治五年生,康熙三十年十一月(1691年12月至1692年1月之間)薨,年四十四。」
  214. ^ 《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六:「世祖撫從兄安郡王岳樂第二女和碩柔嘉公主。順治九年五月生,十二年七月薨,年二十二。康熙二年十一月,下嫁耿聚忠。耿聚忠,靖南王耿繼茂子,附其祖仲明傳。」
  215. ^ 《清史稿》卷一百六十六:「世祖撫從兄簡親王濟度第二女初封和碩端敏公主。雍正元年晉封公主為固倫端敏公主。順治十年六月生,雍正七年五月薨,年七十七。康熙九年九月下嫁班第。班第,博爾濟吉特氏,曼珠習禮孫。尚主,襲科爾沁達爾漢親王。康熙四十九年,卒。」
  216. ^ 龔小莞:〈順治死因新說對學術有利無害——順治被鄭成功炮斃於廈門〉。支持此論者認為,由於茲事體大,且為清廷當局謂為國恥,故秘而不宣,並在康熙續任後,處死鄭成功鄭芝龍全家,康熙因而終生不忘攻台報仇,並將順治死因隱而不宣。
  217. ^ 昭槤《嘯亭雜錄·世祖勤政》:「凡大臣專擅如陳名夏譚泰陳之遴劉正宗輩,無不立正典刑。」
  218. ^ 《朝鮮王朝實錄·顯宗改修實錄》卷16,七年九月二十日條。

參考文獻[編輯]

主要研究[編輯]

其他作品[編輯]

  • Bartlett, Beatrice S., 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ISBN 0-520-08645-7 .
  • Benard, Elisabeth,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Tibetan Buddhism, (編) Millward, James A., et al.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123–35, 2004, ISBN 0-415-32006-2 .
  • Berger, Patricia, Empire of Emptiness: 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ISBN 0-8248-2563-2 .
  • Chang, Chia-feng, Disease and its Impact on Politics, Diplomacy, and the Military: The Case of Smallpox and the Manchus (1613–1795),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 2002, 57 (2): 177–97, doi:10.1093/jhmas/57.2.177, PMID 11995595 .
  • Chang, Michael G., 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 1680–1785,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ISBN 978-0-674-02454-0 .
  • Chayet, Anne, Architectural wonderland: an empire of fictions, (編) Millward, James A., et al.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33–52, 2004, ISBN 0-415-32006-2 .
  • Crossley, Pamela Kyle,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ISBN 0-520-21566-4 .
  • Dai, Yingcong, 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 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ISBN 978-0-295-98952-5 .
  •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ISBN 0-8047-4684-2 .
  • Elman, Benjamin A.,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ISBN 0-520-21509-5 .
  • Elman, Benjamin A., The Social Roles of Literati in Early to Mid-Ch'ing, (編) Peterson, Willard J.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60–427, 2002, ISBN 0-521-24334-3 .
  • Fang, Chao-ying, Šarhûda, (編)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632, 1943b .
  • Finnane, Antonia, Yangzhou: A Central Place in the Qing Empire, (編) Cooke Johnson, Linda, 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lbany, NY: SUNY Press: 117–50, 1993, ISBN 0-7914-1423-X .
  • Gates, M. Jean; Fang, Chao-ying, Hsiao-chuang Wên Huang-hou, (編)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300–1, 1943 .
  • 宮寶利 (編), 順治事典,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134-0018-3 .
  •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ISBN 0-231-05161-1 .
  • Hucker, Charles O.,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ISBN 0-8047-1193-3 .
  • Kennedy, George A., Minggadari, (編)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576, 1943 .
  • Kessler, Lawrence D., 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ISBN 0-226-43203-3 .
  • Kim, Kwangmin, "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Central Asia, 1696–1814", Ph.D. diss., History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ISBN 9781109101263 .
  • Kuhn, Philip A., 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ISBN 0-674-82152-1 .
  • Lach, Donald F.; van Kley, Edwin J.,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ume III, A Century of Advance, Book Four, East A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ISBN 978-0-226-46734-4 .
  • Larsen, E. S.; Numata, Tomoo, Mêng Ch'iao-fang, (編)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572, 1943 .
  • Li, Wai-yee, Early Qing to 1723, (編) Kang-i Sun Chang; Stephen Owe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ume II: From 137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2–244, 2010, ISBN 978-0-521-11677-0  (2-volume set).
  • 李治亭, 清朝通史: 順治分卷,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3, ISBN 7-80047-380-5 .
  • Mair, Victor H.,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the Written Popularization of the Sacred Edict, (編) Johnson, David, et al.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325–59, 1985, ISBN 0-520-06172-1 .
  • Man-Cheong, Iona D., The Class of 1761: Examinations, State, and Elit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ISBN 0-8047-4146-8 .
  • Mote, Frederick W., Imperial China, 90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ISBN 0-674-44515-5 .
  • Naquin, Susa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ISBN 0-520-21991-0 .
  • Oxnam, Robert B., Ruling from Horseback: Manchu Politics in the Oboi Regency, 1661–1669,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ISBN 0-226-64244-5 .
  • Perdue, Peter C.,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England: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ISBN 0-674-01684-X .
  • Luciano Petech, La pretesa ambasciata di Shah Jahan alla Cina,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1951, XXVI: 第124–27頁 (義大利文) .
  • 趙爾巽等, 清史稿 .
  • Rawski, Evelyn S.,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ISBN 0-520-22837-5 .
  • Rossabi, Morris, Muslim and Central Asian Revolts, (編) Spence, Jonathan D.; Wills, John E., Jr., From Ming to Ch'ing: Conquest, Region, and Continui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67–99, 1979, ISBN 0-300-02672-2 .
  • Roth Li, Gertraude, State Building Before 1644, (編) Peterson, Willard J.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72, 2002, ISBN 0-521-24334-3 .
  • Spence, Jonathan D.,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ors in China, 1620–1960,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69, ISBN 0-14-005528-2 .
  •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ISBN 0-393-97351-4 .
  • Spence, Jonathan D., The K'ang-hsi Reign, (編) Peterson, Willard J. (ed.),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art 1: The Ch'ing Dynasty to 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0–82, 2002, ISBN 0-521-24334-3 .
  • Standaert, Nicolas, The Interweaving of Rituals: Funerals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8, ISBN 978-0-295-98810-8 .
  • Вадим Тураев, О ХАРАКТЕРЕ КУПЮР В ПУБЛИКАЦИЯХ ДОКУМЕНТОВ РУССКИХ ЗЕМЛЕПРОХОДЦЕВ XVII, (編) A.R. Artemyev等, Русские первопроходц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в XVII — XIX вв. (Историко-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Hǎishēnwǎi: Rossiĭskaia akademiia nauk, Dalʹnevostochnoe otd-nie, 1995, ISBN 5744204024 .
  • Wakeman, Frederic, Localism and Loyalism During the Ch'ing Conquest of Kiangnan: The Tragedy of Chiang-yin, (編)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eds.),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enter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43–85, 1975, ISBN 0-520-02597-0 .
  • Wakeman, Frederic, Romantics, Stoics, and Marty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1984, 43 (4): 631–65, doi:10.2307/2057148, JSTOR 2057148 .
  • Wills, John E.,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ISBN 0-674-24776-0 .
  • Wu, Silas H. L., Passage to Power: K'ang-hsi 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ISBN 0-674-65625-3 .
  • Zarrow, Peter, Historical Trauma: Anti-Manchuism and Memories of Atrocity in Late Qing China, History and Memory, 2004a, 16 (2): 67–107, doi:10.1353/ham.2004.0013 .
  • Zarrow, Peter (trans.), Qianlong's inscription on the founding of the Temple of the Happiness and Longevity of Mt Sumeru (Xumifushou miao), (編) Millward, James A., et al. (eds.),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185–87, 2004b, ISBN 0-415-32006-2 .
  • Zhao, Gang.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Sage Publications). January 2006, 32 (Number 1): 3 [17 April 2014]. doi:10.1177/0097700405282349. JSTOR 20062627.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4-03-25). 
  • 周汝昌, 曹雪芹新傳, 外文出版社, 1992, ISBN 9787119015491 .

外部連結[編輯]

Wikisource-logo.svg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順治帝
清朝
出生於: 1638年3月15日 逝世於: 1661年2月5日
統治者頭銜
前任:
清太宗皇太極
年號:天聰崇德
大清皇帝
1643年4月4日-1661年2月5日
順治元年二月十六 -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
繼任:
清聖祖玄燁
年號:康熙
前任:
博格達徹辰汗
(皇太極)
蒙古大汗
1643年4月4日-1661年2月5日
繼任:
恩赫阿木古朗汗
(康熙帝)
前任:
李自成
國號:大順
年號:永昌
中國皇帝
1644年10月30日-1661年2月5日
順治元年十月初一 -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
繼任:
清聖祖玄燁
年號:康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