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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
又名名称
日期1997年7月1日,​26年前​(1997-07-01
地点 英属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
主持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英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
参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结果
本条目为香港历史系列之一
开埠初期
(1842年至1898年)
20世纪初历史
(1898年至1941年)

其他香港系列

文化 - 经济
地理 - 政治 - 教育
香港主题

香港回归(英语:Handover of Hong Kong,又称香港主权移交[注 1]九七回归,详见“#名称”段)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国务院英国贝理雅内阁为了履行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于1997年7月1日0时0分结束英属香港并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3][4][5][6]。此为1843年大清割让香港以来,经历英治香港、二战日治香港,香港最后一次更换宗主国。

香港特区的新法律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该法主要思想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名称[编辑]

二次大战结束至1990年代,国共双方均有提出“中国收回香港”的表述[7][8][9][10][11][12]粤语中国收返香港[13][注 2];英语:to recover Hong Kong[14][15][16]),此表述的动作主体为中国,是直到1990年代中期为止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最主流的表述。[17]至于“香港回归”(英语:Hong Kong reunification[注 3]),此表述的动作主体为香港,在1983至84年中英谈判时,仅有少数亲中派政治人物、法律学者和报章使用[18],最晚于1997年年初普及成为主流用语[13]。不过英语界则至今较常用“香港交接”(英语:Handover of Hong Kong)。

学界尤其国际法学者多用“香港主权移交”术语[17](英语: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不过自1980年代中英谈判以来,中国谈判团对《南京条约》条文重新解读,主张大清虽然因为香港割让而“没有行使主权”,但不认为香港主权因此而移交到英国手上,既然英国没有获得主权,逻辑上就无法把主权移交回中国[19][20][21][22][23]。英国在谈判桌上严斥中方的重新解读,最终在《中英联合声明》的双方措辞均回避“是否有移交主权”,中方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语:Resume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而英方声明“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英语:Restore Hong Kong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4][25]

割让背景[编辑]

租借香港新界予英国的条约由李鸿章签字。本图摄于1900年1月15日,两广总督李鸿章船经香港与香港总督卜力合影。[26]

1842年至1898年,大清先后三次割让新安县城城外50公里的香港岛、九龙半岛及租借新界予英国,合称割让香港。香港自古是中原边陲弃土,当初连英国人也埋怨香港“荒芜、不卫生、无价值”,后来才发掘到它是优良港口。[27]

去殖民地化的尝试:1946-71年[编辑]

1946、1966、1970年的尝试[编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去殖民地化(又称“解殖”),英属香港在1946年、1966年、1970年三次顺应潮流去殖民地化,均被逆历史潮流、反进步、反动的原因而制止了。非殖民地化的步骤一般是设立代议民主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再转为责任政府,最终放权给当地人自治。[28]但由于中共对香港有“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大局部署(详见本条目“1949年解放香港”段),不乐见香港人民以自己参与的方式去终结他们家园遭受的英国殖民统治,并阻止会真正动摇殖民体制的运动发生,因为去殖运动所释放出来的政治力量不是中共所乐见,中共要的香港是在殖民状态下回归祖国。[29][30]由此,香港的代议民主改革屡被阻挠,拖至1992年末任香港总督彭定康才不顾中方一再反对推行新九组政制改革。[31][32]

1946年香港总督杨慕琦在二战后提出《杨慕琦计划》,大幅放权予香港华人精英阶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英国是第一个西方大国与它建交,以营造良好的中英投资环境,而国侨办主任廖承志总理周恩来屡次警告英国,不准在香港去殖民地化。[33][34][35][36]杨慕琦计划》遂被腰斩。

1966年11月23日,狄坚信MBE(William Vivian Dickinson)发表报告,[37]建议拆解市政局,改为成立以代议民主占多数的“区级自治议会”,处理社区的教育、福利、廉租屋事务;但英国政府在1971年8月[38]再次以香港的代议民主改革会挑动中共政府神经而否决。[39][40]

1970年香港大学生发起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对香港华人地位的提升、中文教育的促进、香港学生运动的勃兴,都有深远影响。然而香港左派对中文运动持否定的立场,并极尽冷嘲热讽的能事,这是源于这一个去殖民地化举措影响了中共“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大局部署(详见本条目“1949年解放香港”段)。[29][30]

1971年联合国的殖民地名单把香港除名[编辑]

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1972年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见的提案,规定香港澳门不属于殖民地范畴,港澳问题属于中国主权问题,联合国无权干涉,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葡萄牙交涉谈判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并剔除出《殖民宣言》名单[41][42]。这排除了其他国家(包括联合国)参与解决香港问题(如国际共管)之可能[43][44]

中国在1972年公开否定香港殖民地性质,但中国大陆人民了解详情者不多,所以在199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为什么说香港不是殖民地》解释:“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了主权的国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殖民地概念不适用于香港。”[41]



中国收回香港的早期尝试[编辑]

1943年二战[编辑]

1945年8月30日英属香港总督接受日本投降,同时升英国和中华民国国旗。图中的和平纪念碑成为香港悼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香港和二战香港保卫战的死难者的场地。

中华民国抗日战争期间,大日本帝国在1937年占领了英国的租界,包括天津租界上海租界等。1941年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6小时后突袭香港。美国总统小罗斯福为了团结盟军,劝喻英国在战后不要从日本手上回收租界,因此,1943年1月《中英平等新约》英国放弃在中华民国的治外法权及多个租界,中方代表顾维钧欲连带收回日治香港,未果。[45][46][47]重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谈判期间的取态,引起学者研究。[48]。1943年11月开罗会议美国总统小罗斯福再次主张日治香港在战后应发展为中华民国自由港,后搁置。[49]

日治香港尾声,英国为重新经营香港已作周全准备,包括从英属印度调来大批粮草,以解救陷入饥荒的香港并笼络民心;而身在广西的国民革命军司令官张发奎(下辖孙立人新编第一军石觉第十三军)以及中共东江纵队本身已缺粮,假如他们夺取香港,或会酿成军队和民间抢粮的危局。[50]最终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身分授派英属香港总督接受日本投降,[51][49]英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史称香港重光[52]

1949年“解放香港”?[编辑]

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不久,194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见西方记者,哈默问:“在香港前途问题上中共态度如何?”毛泽东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53]

至1949年,解放军已“解放广东”,但没“解放香港”。中共高层多次训示下属要对英属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得挑对的时间解放。[53]所谓充份利用,包括1950年代北京参与韩战时依赖英属香港输送物资,以绕过联合国禁运[53]这种利用延续之韩战之后,源于中共认为英属香港是它从西方收集情报和交朋友的好去处。[54]1960年代中苏交恶苏联共产党美国共产党屡次指责中国共产党拖延收回香港,“中共以社会主义国家自居,却为了经济利益一己之私,纵容香港同胞受殖民主义剥削。只有虚伪的社会主义国家容许殖民地存在”。[55][53]

1967年文革[编辑]

香港左派煽动六七暴动香港警察李观生遭暴徒抢枪射杀,同情“反英”的群众大减

香港工委香港左派阵营对于未被中共中央批准于1949年对港英政府夺权而极度失望,1967年5月他们乘着中国大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英属香港煽动以“反英(国)”为目标的六七暴动,严重撕烈香港社会。其“反英”口号意外引起了去殖民地化思潮萌芽(详见本条目下段“去殖民地化的尝试”)。由于去殖民地化的通常结果是放权给本地人自治,[28]这打乱了中共“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部署,[56]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审阅香港工委的斗争方案时,就担心“搞不好,要搞出一个提前收回香港”[57]国侨办主任廖承志港澳工作会议斥骂香港左派是否要胁迫中共中央在1967年时机未成熟之际收回香港。[58][59][60]

香港左派策动六七暴动期间,蒙骗中央说“香港群众迫切要求解放”,然而香港300万人口大多是1950年代逃港潮而来的,大多清楚大跃进三年大饥荒等等在“解放区”发生的经济灾难,“香港群众迫切要求解放”乃是香港左派脱离群众的论调。[56]受香港左派误导,1967年连北京红卫兵大呼大嚷要“解放香港”,[61]在解放军也不时听到要“对香港动武”。[62]

1984年中国收回香港的谈判[编辑]

谈判缘起[编辑]

香港市民在1979年前鲜有考虑香港前途问题,但香港政府却不然。由于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约将在1997年6月30日届满,而1970年代香港筹划多项基建,投资回本期往往跨越1997年,香港政府知道租契必须清晰才能筹集资金。[63]。1966-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令中国政局动蘯,英属香港政府一直等待时机交涉。[64]:150。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向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提出香港前途问题[65]

“没有三脚凳”:排除香港参与[编辑]

中方代表团坚持香港无权加入为“第三者”参与香港前途谈判[66]1984年6月23日邓小平接见香港最高行政谘询机关香港行政局局员锺士元邓莲如时,邓小平公开指“只有两脚凳”(指中英两国)、“没有三脚凳”、“欢迎你们以个人的身分到北京来”,由此“三脚凳”的比喻流传。[67][68][66]香港行政局局员甚为不快,锺士元以包办婚姻比喻,指当天邓小平说“无论如何都是中英两国之间的事。所谓三脚凳不存在,只有两脚凳,香港不应插嘴。当时我暗想,那不是等于盲婚吗?男女双方父母讨论婚姻事宜,香港就无权参与,但又不敢说出来反驳”,[67]同为香港行政局局员的李鹏飞在2001年指“说中英两国是两脚凳......好像港人前途与港人无关似的”。[67]据中方团长周南等人的回忆录,中方假定香港政界若参与谈判,将一边倒支持英方立场形成“以华制华”;而邓小平亦指控香港行政局局员挟持“香港民意”之名,实则只反映一己之见。[69]:58-61[66][70]又由于中方代表团没邀请香港同胞加入,香港同胞只能加入英国代表团成员,1983年7月中方曾以“不在英国代表团名单”为由拒绝了香港新闻处处长曹广荣大陆签证[71][66]

香港市民的取态[编辑]

1982年3月的电话民意调查《1982 Future of HK Poll》访问982受访者对香港前途的希望结果(preferred outcome)和预计将发生结果(probable outcome),以希望而言,1982年3月的香港人70%希望香港维持现状,15%希望成为“托管地”,希望中国收回香港有4%;以预计将发生以言,1982年3月的香港人43%认为香港将维持现状,33%认为香港将成为“托管地”,6%认为中国将能收回香港。[72]此民意调查长期不为人知,至2014年在香港大学图书馆被发掘,[73]引起一波分析和引用的热潮,其中最有名为2017年香港中学文凭考试(“香港高考”)历史科考卷的题目[74]

1980年代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的程翔在2018年著书指“大部分人以‘心里不愿,嘴里不讲’的态度来面对‘回归’,有能力的都移民作为政治保险;即使基于民族主义而支持‘回归’的大学生,也提出有条件的回归——在民主的基础上回归。”[75]

由于传出谈判判裂,1983年9月香港经济恐慌,中方揣测是为英国幕后操纵“经济牌”。[76]。9月16日至9月24日,港元曾在一个星期内下跌20%,由7.9港元兑1美元跌至9.6港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点[77]:243。同一时期,物价一度飞涨,市面出现抢购粮食等情况[78]恒生指数亦告大幅下跌150点,跌至780点,导致1981年香港股灾[79]:49-51。促使香港政府在1983年10月15日起实施联系汇率制度,以7.80港元兑1美元的汇率与美元挂钩,来维系港元稳定[80]。,触发1982年9月恒隆银行挤提事件、1983年9月香港抢米风潮[81],局势趋稳定始于1983年10月香港政府推出香港联系汇率制度,但仍出现香港移民潮[82]。1984年末,无线电视的《八四年香港大事回顾》指“对于香港人来讲,无论是否同意中英对于香港的安排,八四年总算能给他们一个明确答案”。[83][84]

谈判期间争辩“主权换治权”[编辑]

1982年9月24日记者会上,戴卓尔夫人重申割让香港的三条条约的合法性,并指出假若有国家不尊重国际条约则难以谈判。[85]。1983年7月中英第一轮会谈,英方提出“以主权换治权”,英国放弃对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主权,以租借方式继续管治香港,中方坚持主权治权不可分开。[86]1984年4月的第12轮谈判,英方大幅让步,4月20日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在香港宣布1997年英国不再拥有香港的主权和治权。经22轮谈判,1984年9月26日草签《中英联合声明[69]:390

谈判后提出的其他方案[编辑]

苏格兰接受香港移民[编辑]

1989年6月八九学潮前后,史密夫学院发表报告,建议英国政府在苏格兰西岸建立“新香港”,接收300多万英籍港人;基础建设费约5亿英镑,另外工商业设施费用大约2亿5千万英镑。报告就选址也考虑过其他地方,包括澳洲、非洲、墨西哥西岸,甚至在威尔士等,最后他们认定苏格兰最好。[87][88]赞成者和反者均有之,该西岸小岛发言人表示欢迎,苏格兰国民党则反对。[89][90]2020年在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香港国安法落实后,该提案再次被苏格兰政界旧事重提。[91]

香港商界花100亿租香港10年[编辑]

立法局议员兼香港总商会主席苏海文(Helmut Sohmen)向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提议,用100亿港元租金,1997年向中国续租10年。事后许家屯被上级狠批而免职。[92]

谈判后至1997年的过渡期[编辑]

起草《基本法》[编辑]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写进宪制性法律,[93]:4,希望此为澳门回归[94]台湾问题的模板。[95]1985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大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包括香港和中国大陆人士。1988年4月,《基本法》草案首稿公布。其中关于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的细节尚未定稿,1988年11月,委员兼作家金庸揣摸北京意思提出《双查方案》,直接拒绝前三届选举双普选,并提出于第三届任内(2007-2012)举行一次全民公投,以决定第四届行政长官是否普选,以及第五届以后的立法会是否全面直选。由于《双查方案》直接拒绝前三届选举双普选,香港兴论狠批他极端保守,被各界声讨。1989年6月八九学潮后,全国人大嫌《双查方案》还不够保守,把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双普选的内容删除了,并于1990年4月通过《基本法》草案第二稿[93]:4。后来2010年代香港政界后悔,指《双查方案》比起1997年后历次香港政制改革而言已相对进取,1988年时当初不应阻挠。[96][97]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称:

“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

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69]:215-222

1989年香港的中国人认同暴涨[编辑]

2008年香港维园烛光晚会,哀悼当年汶川地震遇难学生同胞八九学运学生同胞。极多香港学生、青年参与。[98]

1989年5月八九学潮令香港人催生了由“英属香港人”到“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的认同转变(详见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八九民运时,香港人全情投入参与,(5月27日)百万人上街声援;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一场中国民族主义洗礼,原来出生和成长于英治殖民地的香港人,……在情感上与中国大陆重新连接起来”,“对不少亲身经历过八九民运的50和60世代(即当年20至40岁的香港人)来说,这种‘香港中国人’的混合身份认同,是深印在脑海之中的时代烙印,并主导了八九年至今的民主运动论述 ── 香港人是中国人,中港两地人民共享‘民主中国’的理想(建设民主中国);香港人对建设民主中国有特殊责任,民主中国也是实现民主香港的策略。”[99]由此香港人与失势的中国改革派合流,香港“充分感到国内华人彼此有着共同的政治命运,而这个政治命运又被看成是不明朗”。[100]此后每年香港均举办维园烛光晚会

移民潮[编辑]

1950-70年代在逃港潮逃来香港的人恐惧被秋后算帐,计划再次移民。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更使香港人感到悲观,1990至1994年出现了开埠以来最大规模香港移民潮,五年共有约30万人移民外地[101]:21加拿大温哥华、澳洲美国是当时不少港人移民的热门之选。在移民潮高峰,非州岛国佛得角也刊登广告宣传投资移民[102][103]

居英权计划[编辑]

1990年,英国政府宣布给予50,000个家庭英国居留权,主要给予从事敏感职位的公务员等,包括警队政治部、驻中国大陆记者等[104][105]。中方对居英权计划表示不满。

拆卸大清外飞地:九龙寨城[编辑]

九龙寨城大清外飞地,香港政府没有司法管辖权[106]:16-17。九龙寨城成了充斥“黄、赌、毒”的“三不管地带”[107])。1987年,两国共同决定拆毁寨城、迁徙居民。

拆卸国民党眷村:调景岭[编辑]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移台湾后,香港政府将部份未及迁台的国民革命军退役老兵及家眷安置于新界东南地理位置偏僻的调景岭。当时调景岭没有陆路交通可达,自成一局,成为寮屋区。故此,调景岭具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居民长期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每年10月10日庆祝中华民国国庆等,香港政府并没有干预,但随著香港和澳门两地主权即将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政府发展将军澳新市镇,调景岭寮屋区在1996年拆卸,并于1999年开始兴建地铁(今港铁将军澳线连接东九龙油塘港岛北角。所有居民在政府补偿下迁徙至其他地区,当中大部份人都迁进了将军澳的厚德邨

兴建新机场争执[编辑]

1989年,香港总督卫奕信宣布香港机场核心计划,兴建全新的香港国际机场等基建,耗资超过1200亿港元[108]。由于此计划耗资庞大,被中国政府质疑英方打算在主权移交前耗尽储备,谈判时引来双方极度不快。

1992年彭定康政制改革[编辑]

由于中共不乐见英属香港去殖民地化(详见本条目“去殖民地化的尝试”段),香港的代议民主改革屡被阻挠,拖至1992年末任香港总督彭定康才不顾中方一再反对推行新九组政制改革。中方最终不承认新九组产生的香港立法局,另起炉灶成立临时立法会[93]:11

驻军方案[编辑]

2017年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披露了1992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把解放军接防进香港的方案递给已经退休的前军委主席邓小平看。邓小平指军队的香港接受方案只有和平接受方案,亦应有武力接收方案。[109]

主要政策[编辑]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93]:4,希望此为澳门回归[110]台湾问题的模板。[111]

重要官员[编辑]

英方成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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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成员[编辑]

根据曾参与谈判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忆述,谈判中所有重要的决定,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亲自定案[112]

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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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过程[编辑]

港督府告别仪式[编辑]

英方告别仪式[编辑]

英方告别仪式举行地点——添马舰

交接仪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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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及外交移交[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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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编辑]

去殖民地化、二次回归[编辑]

1997年后,香港去殖民化,各种与英国政府和英国文化的象征陆续被消失。而由于中共批评香港去殖民化不彻底,2010年代兴起二次回归之说,指的是从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着手令香港“人心回归”。

纪念[编辑]

纪念活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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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事物[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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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官方贺礼[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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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对外地位(1997年-)[编辑]

国际组织[编辑]

在体育方面,香港仍可独立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国际非外交组织例如国际足联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由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负责,亦拥有独立的香港足球代表队。由于主权移交后香港脱离英联邦的行列,在1997年之后便没有参加英联邦运动会

美国[编辑]

美国-香港政策法美国国会在1992年通过,根据此法案,1997年后美国政府将继续把香港视作一个在政治经济贸易政策方面与中国大陆完全不同的地区,并在对外政策上把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区别对待。[113]

中华民国[编辑]

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湾后,依照一个中国原则,承认香港居民中华民国国民身份,可取得中华民国华侨身份。1994年之前,港澳侨生赴台读书即可取得中华民国国民身分证,其后政策取消[114]。在1997年3月18日,中华民国立法院制定《香港澳门关系条例》62条,同年4月2日中华民国总统公布[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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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1. ^ Hong Kong Act 1985, s.1(1)
  2. ^ 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2019年2月最新修订). 闽南师范大学福建省高校特色新型智库两岸一家亲研究院. [2020-11-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20). 
  3. ^ 江泽民. 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 在中英兩國政府舉行的香港交接儀式上的講話. 人民网. 1997-07-01 [2019-03-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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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编辑]

  1. ^ 1.0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不承认“香港主权移交”为“香港回归”的表述用词[2]
  2. ^ “返”本字读faan2(粤拼),因为在此不规则变调为第一声,故常讹写为“翻”或“番”(faan1),即“收翻/收番香港”
  3. ^ 可参见1997年7月1日临时立法会通过《香港回归条例》的英文官方译名 Hong Kong Reunification Ordinance

来源[编辑]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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