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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 (文革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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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對三家村的批判

三家村,被評論者稱為發生在1966年的一場「文字獄」。1966年5月19日,經毛澤東同意,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發表姚文元之《評「三家村」》,批判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吳晗在《前線》雜誌之「三家村札記」專欄所寫之雜文[1]:108

名稱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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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本義是鄉間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誌為「豐富刊物內容」、「活躍氣氛」、「提高質量」,開闢了一個專欄《三家村札記》。該專欄邀請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三人合寫。他們約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輪流寫稿。作者由三人取一個共同的筆名:吳晗出「吳」字,鄧拓出「南」字(筆名「馬南邨」),廖沫沙出「星」(筆名「繁星」),合稱「吳南星」。

從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吳南星在《前線》雜誌上共發表67篇雜文。這些文章的內容大部分以說古論今、談天說地的形式,談論思想修養、藝術欣賞等問題,個別篇章亦會應讀者點題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評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不良現象,對時弊有所諷喻。但這種批評與諷喻後來被認為是當作了「有步驟、有組織、有指揮」的政治行為,遭到批判。

《三家村札記》當中有幾篇雜文可能隱含地批評當時毛的個人崇拜,在《專治「健忘症」》中,他們隱含地批判到毛澤東患了精神錯亂症,批評毛因為特殊的「健忘」而食言,「得了這種病的人……常常表現出自食其言和言而無信……其結果不但是健忘,而且慢慢變成喜怒無常……容易發火,最後就發展為瘋狂」[2],他們最後給出的藥方是讓健忘症病人趕緊休息,否則會出大亂子」[3]

遭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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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在江青策動下,通過《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高炬」,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擦亮眼睛、辨別真假》(關鋒化名「何明」,同前《光明日報》)和《評「三家村」》(姚文元 ,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報》)「三家村札記」遭到批判,該專欄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有指揮、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地為復辟資本主義、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作輿論準備的」。一般人認為,批判者的真實動機意在指向這三人身後的北京市黨政系統。從此之後「三家村」被認定為是「反黨集團」。鄧拓被認為是「黑店的掌柜和總管」,吳晗是「急先鋒」。

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寫道:「剝削階級的槍桿子被繳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奪過來了,但是他們腦袋裡的反動思想還存在著」,「他們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戰線上連續不斷的鬥爭,直到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被揭露,就是 一 場復辟與反覆辟的鬥爭。」更是以最高權威從政治上定調,一個思想治罪的網羅因此在全國範圍內撒開:所有對現實稍有意見,或被領導、群眾認為有不滿情緒、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發表賺額外稿費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歡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愛好者,在當時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參考資料:《紅旗》雜誌1966年第7、8期)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由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的聶元梓宋一秀夏劍豸楊克明趙正義高雲鵬李醒塵寫的文章《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號召:「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4]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開頭寫道:「聶元梓等同志的大字報,揭穿了「三家村」黑幫分子的一個大陰謀!」 「「三家村」黑店的掌櫃鄧拓被揭露出來了,但是這個反黨集團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仍然負隅頑抗,用「三家村」反黨集團分子宋碩的話來說,叫作「加強領導,堅守崗位」。」 「三家村」黑幫是詭計多端的。在前一個時候,他們採取「犧牲車馬,保存主帥」的戰術。」「那些什麼「三家村」、「四家村」,不過是紙老虎,他們的「將帥」保不住,他們的「車馬」也同樣是保不住的。」[5]

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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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三家村的批判成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終導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潰、改組及其隨後一系列的政治變動終致劉少奇鄧小平的倒台。鄧拓、吳晗也在不斷升級的批判與迫害中含恨而死。

全國各地也都掀起了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鬥爭矛頭轉而指向黨政軍領導幹部和文藝、理論、新聞、出版界的知識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代名詞,並流行一時,形成恐怖氣氛。因此罹禍者甚眾。連與文化無關的小單位,也要揪個「三家村」出來;否則就是「不抓階級鬥爭」。

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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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8月,經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撤銷原中央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對鄧、吳、廖三人所作的結論,恢復他們的政治名譽,為鄧拓、吳晗舉行追悼會,廖沫沙後曾任北京政協副主席。

武漢大學三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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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武漢大學黨委書記朱劭天、常務副校長何定華被認為是武大的「三家村」,並予以批判。

1964年,朱劭天被調離武大,湖北省省委另派莊果擔任武大黨委書記一職,並主持工作。莊果任武大黨委書記時,參與領導批鬥中共元老、校長李達,並且在1966年7月19日私拆李達寫給毛澤東的「救命信」。1966年8月25日,李達於武漢不治身亡。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李達於1978年得到平反[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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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逄先知金沖及主編 (編). 《毛澤東傳(第六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6-8-3. 
  2. ^ 吳南星:《三家村札記·專治「健忘症」》,前線,14,1962
  3. ^ "必須趕緊玩去休息……勉強說話和做事,就會出大亂子",吳南星:《三家村札記·專治「健忘症」》,前線,14,1962
  4. ^ 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2007-08-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09-27). 
  5. ^ 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頁面存檔備份,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
  6. ^ 「毛澤東同志和李達同志的友誼」,《光明日報》,1978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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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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