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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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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工自聯」或「北京工自聯」，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期間部分工人組建的獨立工會，最初成立於4月中旬紀念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的追悼會期間，正式成立於5月18日。工自聯譴責政治腐敗，並希望作為一個獨立工會以最大能力來「監督中國共產黨」，以區分於中國共產黨控制的中華全國總工會。[1]

與典型的工會不同，工自聯沒有在各個工廠和車間設立分支機構。儘管如此，在其參與抵抗政府的戒嚴令後，其影響力迅速上升，其組織的示威活動也開始頻繁。6月3日晚解放軍的鎮壓行動中，工自聯遭遇了毀滅性打擊。鎮壓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其定義為「非法組織」，並逮捕了其領導人。[2]

組織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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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來，鄧小平發起的經濟改革提高了許多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但到了1988年，許多城市工人認為自己是「十年經濟改革的犧牲品」。[3]腐敗和通貨膨脹尤其激怒了工人，一些工人在1988年至1989年間以怠工和非法罷工作為回應。 [3]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後，學生、工人和北京的普通市民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聚集、哀悼和談論政治。4月20日，有傳言稱在中南海靜坐示威的大學生遭到軍警毆打，這一「四二零血案」的謠言在整個城市中不脛而走。出於憤怒，一名工人一群自稱「北京工人聯合會」的工人開始散發兩份傳單。 [4]第一份傳單《告全市人民書》譴責通貨膨脹失控，批評腐敗官員，並呼籲「全市各階層人民團結起來，為真理、為國家民族的前途而鬥爭」。[5]第二份傳單《十問書》要求黨中央公佈趙紫陽夫婦每周打高爾夫球的支出明細、鄧朴方在香港跑馬場下的賭注數量，並質疑中央經濟政策在控制通脹等方面的成效，稱「物價還在不斷上漲，人民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傳單還要求黨中央領導人公開其在全國各地的住房和收入。[6]4月20日散發的傳單和紀念碑附近的騷動吸引了數十名工人參與進這個剛剛起步的組織，其中在日後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鐵路工人韓東方。[7]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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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底至五月初，約有七八十名工人積極分子定期在天安門前的西側觀禮台會面，但他們並未公開表明自己是工自聯成員。在5月13日學生們宣佈絕食後的一周內，工自聯開始公開活動。在此期間，組織成員曾向中華全國總工會的辦事處尋求幫助。[8]儘管全總對廣場上的學生提供了公共支持，並為絕食學生捐贈了10萬元人民幣的醫療援助，但他們並沒有幫助工自聯。[8][9]

工自聯嘗試去北京市公安局進行組織登記，但被後者視作搗亂分子加以回絕，但他們並未被官方的不認可嚇阻，仍於5月18日正式宣佈了組織的成立。[8]一份落款日期為5月20日的傳單宣稱，工自聯是「首都工人在非常時期自發創建的過渡組織」。其既定目標包括推進民主、反對獨裁和支持絕食學生。[9]根據社會學家魏昂德和龔小夏的說法，工自聯希望作為一個整體來代表工人的利益，而不是處理具體的勞動爭議。[10]

戒嚴令後，廣場上學生人數逐漸減少，工自聯的成員卻在持續增長，儘管具體數字的估計差異很大。一位學者寫道，該組織「聲稱擁有3,000名成員」，[11]而兩名前工自聯活動家表示，截至6月3日，該組織已登記「近20,000名成員」。[12]只有能證明自己是北京居民且有工作單位隸屬關係的人才能加入工自聯。[12]

與學生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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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自聯對待學生及學生運動的態度上，研究者們存在分歧。魏昂德和龔小夏在1993年發表的論文中稱，其在採訪前工自聯成員時得知，在運動期間，工人和學生之間存在重大摩擦，兩個群體的目標存在衝突，這着重體現在工人對經濟改革以及所謂「改革派」領導人的強烈批評態度。例如，許多學生對趙紫陽和改革派表示同情，特別是在趙紫陽5月19日訪問天安門廣場之後，但趙紫陽失勢後，工自聯仍持續對他進行批判。[10]此外，由於學生堅持維護運動的「純潔性」，工自聯前成員感到被邊緣化了。五月，學生至少兩次阻止工人在天安門廣場建立指揮部。五月底，學生們才允許工自聯將活動陣地由天安門西側的觀禮台移至天安門廣場。[13]

社會學家趙鼎新經過訪談與調查後認為，北京大學法學院學生李進進、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周勇軍等學生領袖，通過起草文件和提供法律建議，為工自聯提供了重要幫助。學生們還向工自聯提供了廣播設備和橫幅。趙鼎新認為工自聯「顯然只是學生運動的一個派生物」。[14]

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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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對抗議者的武裝鎮壓結束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的短暫存在。 6月3日晚間，一群年輕人護送北京工自聯領導人韓東方離開天安門廣場。當年輕人試圖說服他離開時，他們把他比作波蘭團結工會的領袖萊赫·華里沙。韓東方隨後騎自行車逃往河北省。[15] 6月8日，戒嚴部隊指揮部發佈公告，宣佈工自聯為非法組織，勒令其解散。通告稱，工自聯領導人是「在首都煽動和組織這場反革命暴亂的重要分子」。[2]韓東方後來騎自行車回京並向警方自首，其後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監禁22個月，直到他患上肺結核後於1991年4月獲釋。[15]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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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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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Ogden, Suzanne, Kathleen Hartford, and Lawrence Sullivan, eds. China’s Search for Democracy: The Student and the Mass Movement of 1989. M.E. Sharpe, 1992. p. 274. ISBN 978-0-87332-724-4.
  2. ^ 2.0 2.1 Han Minzhu, ed.,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73. ISBN 978-0-691-00857-8.
  3. ^ 3.0 3.1 Han Minzhu, p. 271.
  4. ^ Walder, Andrew W., and Gong Xiaoxia. "Workers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Politics of the 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9, January 1993. pp. 1-2.
  5. ^ Ogden, Hartford, and Sullivan, p. 86.
  6. ^ Han Minzhu, p. 277.
  7. ^ Walder and Gong, p. 5.
  8. ^ 8.0 8.1 8.2 Walder and Gong, p. 7.
  9. ^ 9.0 9.1 Han Minzhu, p. 273.
  10. ^ 10.0 10.1 Walder and Gong, p. 17.
  11. ^ Selden, Mar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Development. M.E. Sharpe, 1993. p. 222. ISBN 978-1-56324-092-8.
  12. ^ 12.0 12.1 Walder and Gong, p. 9.
  13. ^ Walder and Gong, pp. 23-24.
  14. ^ Zhao, Dingxin.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 176. ISBN 978-0-226-98261-8.
  15. ^ 15.0 15.1 Han Dongfang. "Chinese Labour Struggles." New Left Review, no. 34 (July–August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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