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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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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à Lý
李朝
1009年-1226年
李朝的大致疆域
李朝的大致疆域
地位 帝国
首都 华闾
(1009–1010)

昇龙
(1010-1225/1226)
政府 君主制
皇帝  
• 1009-1028
李太祖 (首)
• 1224-1225/1226
李昭皇 (末)
历史  
• 李太祖登基
1009年
• 陈太宗受禅
1226年
先前
继承
前黎朝
陈朝 (越南)

李朝越南语Nhà Lý),是越南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因该朝君主姓李而得名,历经九代君主,凡217年。

李朝开创于1009年。该年农历十一月,前黎朝的左亲卫殿前指挥使李公蕴(即李太祖)夺取帝位[注 1],次年改元顺天,定都昇龙(今称河内)。李朝建国后,采取唐朝宋朝的中央政治制度模式。在太祖、太宗、圣宗、仁宗四代君主的百余年间,越南进入了政治集中、国家统一、国势强盛的时期。李朝的治国政策包括兴建昇龙城,分封中央军政诸臣职位,改组地方政治机构,发展佛教,实行科举制度,改革土地和税收制度,制定《刑书》以改良法律,对外采取扩张政策等。李朝前半段时期多次与宋朝真腊占城发生战争,占领了大片领土。1054年,李圣宗改国号为“大越”,并成为此后越南数个朝代的国号。李英宗时,获宋朝册封为安南国王,越南从此亦被称作安南国。李朝在中叶以后逐渐衰弱,国内封建诸侯相互交战,争夺权力。李朝晚期,发生了“范猷之乱”、“郭卜之乱”和陈嗣庆陈承兄弟专权的场面。最后权臣陈守度趁李昭皇年幼,于1225年年底(或1226年初)安排从侄陈煚(陈承之子)“受禅”,取代李氏帝位[注 2],建立陈朝

国号[编辑]

越南国号一般不会在改朝换代时更改,这与中国不同。李朝开国时,沿用前黎朝的国号大瞿越,1054年李朝第三代皇帝李圣宗(1054年-1072年在位)改国号为大越

当时外国对越南李朝则有不同的名称。宋朝封李朝前半期的君主为“交趾郡王”,所以此一时期被称为交趾国;李朝第六代皇帝李英宗时(1138年-1175年在位),获南宋孝宗改封为“安南国王”[注 3],从此被称为安南[1]占婆国(位于现时越南中、南部)的碑铭文献中,对越南李朝称为“Yavana”(中国学者冯承钧翻译为“越”[2]蔡华杨保筠等译为“耶槃那”[3])。

政局发展[编辑]

李公蕴开国[编辑]

李朝开国君主李公蕴

李朝开国君主太祖李公蕴[注 4],北江古法州(在今越南北宁省)人士,原是前黎朝官员,曾为黎中宗黎卧朝帝效力,卧朝帝任命为“左亲卫殿前指挥使”。[4]卧朝帝行为暴虐,人心不服,而李公蕴的性格则是仁慈宽厚,得到人心的支持,加上他掌握兵权[注 5],便对帝位有凯觎之心。1009年(前黎朝景德二年),卧朝帝死后,太子年纪尚幼,卧朝帝的弟弟黎明提黎明昶起兵争夺帝位,但都被李公蕴所歼灭。[5]祗候陶甘沐知李公蕴的心意,就向他劝进,说卧朝帝因昏庸残暴,多行不义,已被上天所屏弃,而卧朝帝之子年纪幼小,难以克服各种困难[注 6],并利用迷信思想提出李氏将成为新兴的统治者[注 7],坚请李公蕴夺位称帝。李公蕴知道时机成熟,就登基为帝[6],是为李太祖(1009年─1028年在位),李朝由此建立。

奠定统治基础[编辑]

太祖开国后,便积极奠定统治基础。1010年(顺天元年),李公蕴认为两代的旧国都华闾地方狭窄,不适合作为帝都,于是下《迁都诏》,认为应该承袭中国古代两代搬迁国都的先例,迁都大罗城(今河内),原因在于该地居于国内的中心地域,地势较高而险要,气候干爽,面积宽阔,交通与居住也很便利,具有作为国都的条件。[注 8]该年农历七月,朝廷迁入大罗城,改名“昇龙城”,并修建宫殿、府库、城隍、城墙、寺庙等等设施,使昇龙城具备相当规模。[7]

李公蕴迁都时所颁的诏书

除营建新都外,李太祖又进行各种措施,以强化统治,包括改组地方行政,分全国为二十四、设定税收制度、分封诸子为王等等。[8]又出兵打击各地反抗势力,于1012年(顺天三年)十二月,太祖亲征演州[9]1024年(顺天十五年),命太子开天王李佛玛峯州开国王李菩都金州[10]1026年(顺天十七年),命开天王李佛玛讨伐演洲贼。1027年(顺天十八年),命开天王李佛玛征讨七源洲东征王李力征讨文州[11]

太宗时期的动乱[编辑]

太宗在位年间(1028年-1054年在位),仍时有地方上的叛变。这类事件的成因,越南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指出是由于“当时朝廷不设节镇官,各州军务民政皆委诸于州牧处置。而在上游地区则由酋长管领。正因为这些人职权过大,因而常有叛乱发生”。[12]1031年(天成四年)正月,驩州(今越南乂安省)人叛变,李太宗于二月亲征,驩州人降,太宗作出宽大处理,赦免当地长官之罪,并抚谕其民。[13]1033年(天成六年)正月,定源州人造反,太宗于二月亲自讨平。同年九月,彘源州人造,太宗于十月亲自讨平。[14]1035年(通瑞二年)十月,爱州(今越南清化省)人造反,太宗亲自讨平,判罚爱州长官,并对当地民众加以安抚。与此同时,皇弟李胜干、大将阮庆等在国都昇龙造反,但亦失败,被处死刑。[15]1043年(明道二年)年初,爱州、文州两地均有叛变,太宗出兵讨平。[16]

太宗时期历时较久、影响力较大的乱事,为广源州(在现时中国广西省及越南高平省边境地区,当时属宋朝)地区首领侬存福侬智高父子的起兵作乱。侬存福初为傥犹州首领,附近一带的广源州地区原本由其存福的兄弟及妻子分别管治,存福将之兼并,自立为“昭圣皇帝”,并于1038年(通瑞五年)农历十二月进攻李氏朝廷。到次年(1039年,通瑞六月)年初,李太宗亲征广源州,擒获存福,带到昇龙处死,但其妻阿侬、儿子侬智高却在战事中逃脱。[17]1041年(乾符有道三年),阿侬与侬智高夺回傥犹州,建“大历国”,李氏朝廷出兵讨平,擒侬智高回昇龙。李太宗怜悯其一家遭遇,便赦罪放回,并任命为广源州长官。[18]但侬智高仍伺机造反,于1048年据勿恶洞而叛,李廷命太尉郭盛溢(一作郭盛谥)讨伐,智高又投降。[19]1050年(崇兴大宝二年),侬智高据越边界上的安德州勿阳洞造反,建“南天国”,改元“景瑞”,而爱州等地亦同时反叛。1052年(崇兴大宝四年)四月,侬智高与宋朝联络,要求归附宋朝,但宋廷不允,智高便入侵宋朝南部边境,自称“仁惠皇帝”,国号“大南国”,[20]受影响地区包括广等州。宋廷派狄青等征讨,智高战败,逃至大理国,被当地人斩首,首级被送交宋朝朝廷。[21]侬智高的事变才告平息。

圣宗、仁宗时期的国势发展[编辑]

1054年李太宗死后,太子李日尊继位,是为李圣宗(1054年-1072年在位),此后,李朝政局渐见升平,历史学家陈重金(即陈仲金)就形容圣宗时代是“百姓折服,登基以来,少有寇盗”[22]。圣宗对于文化教育的发展,相当重视,积极发扬中国儒家学说。在1070年(神武二年)农历八月,兴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四配”(颜回曾参孔伋孟轲)及七十二贤等像,规定四季祭祀,并让皇太子学习儒家文化。[23]在军事方面,改革兵种编制,以加强战斗力及防止兵变。[24]李圣宗又向外扩张,觊觎邻国领土。1059年(彰圣嘉庆元年)三月,入侵宋朝钦州地区。[25]1069年(天贶宝象二年),圣宗亲征南方的占城国,夺取该国的地哩越南语Địa Lý (châu)麻令越南语Ma Linh布政越南语Bố Chính等地。[26]

1072年圣宗去世,由年仅七岁的皇太子李乾德继位,是为李仁宗(1072年-1127年在位)。因仁宗皇帝年幼,未能亲自处理政务,便由生母倚兰元妃(又作猗兰元妃)、嫡母上阳太后扬氏(又作杨氏)垂帘听政,并由太师李道成辅助。但倚兰元妃生性嫉妒,唆使仁宗杀害上阳太后及侍女七十六人。此次宫廷惨祸,被越南后世史家所谴责:“何至杀嫡后,虐无辜,残忍若是哉!”[27]

仁宗在位的早期,在大臣李道成,大将李常杰的影响下,对内对外均有重大举动。在内政方面,于1075年(太宁四年)二月,实行科举考试,是为越南最早的一次科试。[28]又于1076年(太宁五年)设国子监 [29],于1086年(广祐二年)选士进入翰林院任职[30],以扩充学官制度。对外方面,李朝和宋朝在1075年至1077年(英武昭胜二年)期间,爆发大型战事,到1078年(英武昭胜三年),李朝遣使入宋要求和好,到1079年(英武昭胜四年)双方才达成议和。[31]

李朝中晚期政局[编辑]

1127年(天符庆寿元年),李仁宗去世,由侄儿李阳焕继位,是为李神宗(1127年-1138年在位)。神宗年龄尚少,由大臣张伯玉刘庆覃杨英珥等辅政。神宗初年,曾让被官府没收田地的人民,取回田地,又让六军(禁军)“更番归农”,从而刺激农业。[32]

1138年(天彰宝嗣六年、绍明元年)李神宗去世,长子李天祚继位[33],是为李英宗(1138年-1175年在位)。李英宗继位时,年仅三岁,由太后黎氏摄政。黎太后宠信杜英武(神宗母杜太后之弟),大权遂落入杜英武之手。杜英武在1141年(大定二年)镇压太原一带的申利之乱[34]铭文资料称申利为“尚衰”[35];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注引吴仕的说法,申利与中国典籍里,投靠大理国争夺李朝帝位的赵智之,是同一人[36]),又于1150年(大定十一年)铲除了反对自己的武带杨嗣明等廷臣[37]。但因朝中仍有其他忠臣义士,如苏宪诚黄义贤李公信等人的支撑,杜英武的权力才受到制衡。[38]杜英武去世后[注 9],李朝政局由苏宪诚支撑。苏宪诚致力整顿军制,又提倡学问研究,对当时政局有所建树。[38]

1174年(天感至宝元年)九月,太子李龙昶因与后宫妃嫔行为不轨而被废为庶人,李英宗改立只有两岁的儿子李龙𣉙为太子。[39]次年(1175年,天感至宝二年)农历七月,李英宗去世,年仅三岁的李龙𣉙继位,是为李高宗(1175年-1210年在位)。李英宗死前留有遗诏,由“苏宪诚辅导太子(高宗)”[40],即意味着苏宪诚仍继续当权,直到1179年(贞符四年)六月他去世为止。后世越南史家吴士连,就赞扬他的管治期间,李朝出现“上安下顺”的稳定局面。[41]

李高宗在位的中晚期,虽然已日渐长大,可亲自处理国政,但却喜好狩猎、出游、兴建宫室,这些举措都涉及庞大开支,须强征百姓服役,使百姓痛苦万端。而朝廷上下都未能周虑政事,而揽权贪污、卖官鬻爵、搜刮民财之风却盛行,终引起大规模的乱事。[42]1208年(治平龙应四年),乂安军事范猷造反,李氏朝廷命范秉彝率军讨伐。次年(1209年,治平龙应五年)七月,范秉彝击败范猷,但范猷逃脱,并派人到京师昇龙诬告范秉彝。李高宗便捉拿范秉彝,但却引起秉彝部将郭卜不满,率兵入宫营救秉彝。李高宗得知兵变消息,立刻杀范秉彝,然后与太子李旵出逃。郭卜占据昇龙,立李高宗子李忱为帝。太子李旵逃到海邑刘家村时,娶当地豪族陈李为妻,并得陈李儿子陈嗣庆等的协助,出兵护送李高宗回昇龙,平息了郭卜的乱事。[43]

李高宗回京后不久,于1210年(治平龙应六年)十月去世[44],太子李旵登基为帝,是为李惠宗(1210年-1224年在位),而他在海邑刘家村所娶的陈氏则为立为元妃,其兄陈嗣庆获封为“彰诚侯”。而当时的朝政,据《大越史记全书》所载,已是渐渐失去秩序,民众又不熟习军事,因此面对盗贼的横行,也未能有效地制止[注 10],地方上出现割据势力,李氏朝廷的统治基础渐见薄弱。陈嗣庆的敌对势力段尚(据洪州)向朝廷指称嗣庆打算发兵攻进国都昇龙,废掉惠宗皇帝,另立新君主。[注 11],李惠宗听信其言,随即调动兵马讨伐嗣庆;而陈嗣庆也听闻妹妹元妃陈氏被李惠宗之母谭太后所虐待,便领兵进攻昇龙,陈氏家族与李氏朝廷双方军队交锋持续数年。1216年(建嘉六年),惠宗因得悉谭太后意图毒杀元妃陈氏,加上发生杲人的作乱,惠宗便带陈氏出走到陈嗣庆军中,请求嗣庆出兵平定杲人。事后,李惠宗册立元妃为皇后,元妃之兄陈嗣庆为太尉辅政、陈承为内侍判首。陈嗣庆还得以调集军队、制造兵器、演习武艺,掌握了国家的军事实力。而李惠宗却于1217年(建嘉七年)三月患病发狂,无法理政,中央朝政,便操于陈嗣庆之手。当时全国仍处分裂之局,较具实力的割据者有段尚(据洪州)、阮嫩(据扶董乡)等,陈嗣庆致力予以打击。[45]

建嘉十三年农历十二月己卯日(西历1224年1月3日),陈嗣庆去世。[46]李惠宗皇帝病况并无好转,而陈氏同族兄弟陈守度便担任“领殿前诸军扈卫禁庭”,成为控制李氏朝廷的权臣。1224年十月(建嘉十四年、天彰有道元年),李惠宗退位,成为上皇,由年仅七岁的公主李佛金继位[47],是为李昭皇(1224年-1225年/1226年在位)。

陈氏代李[编辑]

李昭皇继位后,1225年(天彰有道二年)农历十月,权臣陈守度安排了让其族兄弟陈承之子陈煚(年仅八岁),娶李昭皇为妻。[48]当时,李昭皇之父上皇李旵,曾说过若传位给女儿,恐怕无法控制朝中大臣,难免招致灭亡[注 12],打算让李昭皇禅位给陈煚。陈煚父亲陈承曾有所犹疑,但陈守度认为必须趁现在时机成熟,向陈承指出上皇李旵没有儿子,想以陈煚为继承人而传位给他,实属天意。若不把握这个天赐良机,可能招致危机。[注 13],于是决定让陈煚接受帝位。[49]十二月[注 2],陈煚接受李昭皇禅位,建立陈朝,李朝灭亡。随后,陈氏王朝进一步铲除李氏残余势力(详见下文李朝王室遗族)。

制度[编辑]

政府架构[编辑]

李朝在开国之际,李太祖就着手建构自己的朝廷组织。为了巩固李氏家族的统治地位,李太祖便对王室成员分封各种称衔及爵位,立母亲为太后,立六人,长子立为太子,其余众子及皇兄封为“侯”或“王”。李太祖又制定官员职级,较重要的职官包括相公枢密使太保太傅、左金吾、左武卫、右武卫等职。在众多文武大臣当中,官分九品,各有职责,从而巩固和加强了中央机构。[50]

李朝初创时期,宰相被称为“相公”。[注 14][51]李朝另一重要辅政官员为太尉,史载李太祖称帝时,任命兄长武威王的儿子李征显为太尉。太宗继位之时,便任阮光利为太尉。[52]在1048年(天感圣武五年),太宗命令太尉郭盛谥讨伐侬智高[53]台湾学者耿慧玲归纳指出,太尉就是宰相,职权是“内赞机务,外总戎机,无事则居中辅政,有事则衔命出征”,李朝前期的大将李常杰就曾担任太尉[54],中期的辅政重臣苏宪诚[55]、晚期以武力夺权的陈嗣庆亦担任该职。[56]

李朝亦仿照中国式制度,授任“中书门下”以作朝廷宰辅职称。如大将李常杰曾被授以“同中书门下”之衔。[注 15][57]同时由于太尉在李朝的地位尊崇,实际上中书门下的权力有限。中书门下的最高长官为“平章军国重事”,相当于宰相,但无实权,不常授,为朝廷重臣的加官、追赠。[注 16][57]苏宪诚也被授予“入内、检校太傅、平章军国重事、王爵”。[58]李朝的加官、追赠还有“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等职衔。

李朝政府尚有多个辅弼官员。有左参知政事、右参知政事[注 17][59]李神宗时为参知政事[注 18][60];中书省作为朝廷办公的中枢,长官为中书侍郎。太宗时期,任命廖嘉真为中书侍郎。[59]枢密使于太祖时期始设[注 19][51],太宗时期,分设左枢密和右枢密[注 20][52],神宗时复为枢密使。[注 21][61]又仿照宋制,设有“文明殿大学士”以备君主顾问。[注 22][62]

李朝政制还有一特色,就是会重用中官(阉人),如李常杰、刘庆谭等人,都是经过“清身”(净身)的太尉,由此可见李朝的中官具有特殊地位。[63]

李朝中期开始,官职制度逐渐在继承唐宋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皇帝近侍官的首领被称为“内侍判首”,李朝后期权臣陈承曾经担任过内侍判首。[注 23][64]。到了陈氏代李时,冯佐周也担任过内侍判首。[注 24][65]皇帝身边的高级近侍还有上品奉御一职:李朝末年夺取政权的陈守度曾经担任过此职,掌握朝政。[注 25][66]李朝制度,宗室子弟封、列侯,功臣封列侯关内侯。太祖立国,封功臣陶甘沐为义信侯,尚公主。惠宗初年,权臣苏忠嗣为“招讨大使关内侯”。之后的权臣陈嗣庆也获得侯爵,谥号彰诚。另外,李朝设有越式的“明字”爵位,授予朝廷重臣。李朝高宗时,曾经授予陈李(后来陈朝追谥为“元祖”)“明字”称号。[注 26][67]

在地方管治方面,自李朝初年起,太祖将丁朝前黎朝时期的十,改为二十四[68]关于这次改制的原因,是由于十道制度,令地方将领既握有重兵,兼管区域政事,权力过大。因此将全国拆分为二十四路,路的长官称“知府”,由文官出任。路下设州、府、乡、社(社为最基层,设社官掌理户籍)等各级行政单位。 李太宗改知府为州牧,军政权力操于州牧手中。李太宗立下规定,每年与各级官员举行一次盟誓,向李氏宣誓以表效忠。李朝历代君主还会分封各子为王,到国内要地镇守。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地,设州、寨,驩州爱州特设寨,实行军事统治,以应付南邻占婆[69]少数民族地区为本地酋长世袭之地,在李朝早期,大者名州牧,小者名首领,后来因地域逐渐分割,酋长势力渐弱,朝廷派知州一人,酋长直接隶属,而这类的州到12世纪(李朝中期)已称“镇”。[70]

疆域建置[编辑]

李朝疆域相比于丁朝前黎朝有所增广,这是基于它“多次对邻国发动侵略”,故得以“扩大领土”[71]。李朝地方建置亦常有变更,大体而言,就如法国学者马思伯乐(另有马司帛洛、马司勃罗、马伯乐等译法)所说:“李氏一代二百年间疆域名称之沿革,颇多混淆”[72]

李朝在太祖立国后设置“二十四”。关于二十四路的全部地名,现已不详,正如越南学者陶维英所说:“我国(指越南)正史所开列的名录,如我们所知,只记载了二十四路中的十二路。”陶维英又指出后世所仅知的十二路,包括:天长路(南定省东部)[注 27]国威路(为底江流域的山西地区);海东路(即广安地区)、建昌路太平省一部分)、快路(即兴安地区)、黄江路(即南定省西部)、龙兴路太平省一部分)、北江路(即北宁、北江地区)、长安路(即宁平地区)、洪路(即海阳地区)、清化路(即清化省地区)、演州路(为乂安省北部地区)。[73]关于“二十四路”的户口数目,据后黎朝阮廌舆地志》,有“三百三十万一百户”。[74]

其后李朝领土有所增加。例如在1037年(通瑞四年),李太宗征服临西道。1069年(天贶宝象二年),李朝攻取占婆国(又作占城国)的布政越南语Bố Chính地哩越南语Địa Lý (châu)(一作地里)、麻令越南语Ma Linh三州(在广平省广治省一带),并于1074年(太宁三年)改地哩为临平、麻令为明灵。[75]位于宋越边境的广源一地,据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的考证,本是北宋的羁縻州,由部落首领侬氏世袭管治,但因宋廷须与西夏争持,无暇南顾,侬氏便实际上受越南李朝的支配。到1052年(崇兴大宝四年)广源州首领侬智高被宋人消灭,李朝更将该州顺手而得。[76]李仁宗初年,宋越两方虽曾爆发战事,广源一度被宋军夺回,但战后宋廷仍将之交还李朝。[77](关于李朝领土扩张的情况,详见下文“对外关系”。)

到12世纪,南宋学者周去非淳熙年间(1174年至1189年)编著《岭外代答》,书中概括地记录了当时的李朝疆土范围及建置情况:

在20世纪,法国学者马司伯乐、越南学者陶维英、中国学者杨武泉等等,先后在《岭外代答》内容上,对李朝辖地情况作了考订及增补。现将之开列如下表。[79]

府/州/寨 后世位置 备注
都护府 在今河内 唐代时的交州
大通府 今河内西北黑水河(又名黑河、李仙江)流域西岸。 马思伯乐称当地应为“治理蛮夷首领之区域”。
清化府 清化省清化市 即唐代时的爱州
富良府 如月江上之富良 为一新府。
北江府

天德府
马思伯乐:北江府管治从谅山东海的地区。
陶维英:天德府即北宁等地
马思伯乐指除以上四府,尚有北江府,由李氏王室故乡古法州升为府。
陶维英指天德府于1010年由古法州改成,原是属于北江路地方,从王室故乡升为府。
应天府 在今河内。 陶维英指应天府又称“南京”,位置亦在河内。
长安府 华闾 陶维英指长安府由华闾建成。
永安州 治所在今广西东兴市江平镇。包括邻近的先安(今属越南)。 即唐代时的陆州,1023年改潮阳镇为永安州。
永泰州 海防西北的东潮
万春州 太平江北江(又名急流河)汇流处的至灵境内。
丰道州 未详。
太平州 兴安省快州府 旧名藤州,后来于李朝末年亦复称藤州。
清化州 今清化省东北部分地区。
乂安州 乂安省 即唐代驩州,1036年改驩州为乂安州。《越史略》记载1101年“改驩州为乂安府”,马思伯乐认为《越史略》有误。陶维英则据《越史略》算作一府。
遮风州 未详。 为濒海地区。
茶卢州 广平省 地接占城(即占婆国)。
安丰州 未详。
苏州 高平谅山边境。 马思伯乐认为苏州及茂州应为“苏茂州”,乃一州非二地。
茂州 见上。 见上。
谅州 谅山
广源州 今中国广西省靖西那坡德保天等大新崇左和越南高平、矢和、东溪以北地区 郭振铎、张笑梅《越南通史》指广源原为北宋羁縻州,该地酋长侬智高被灭后李朝将之顺手得。
和宁寨 未详。
大盘寨 下龙湾
新安寨 在今越南广安(邻近海防)。

提倡佛教[编辑]

李朝大力提倡佛教,使之成为国教,大建庙宇,并让僧侣参政,因此佛教在李朝得到长足的发展。

早在李太祖时便重视佛教。他本人曾为僧侣,师事万行,并得他的协助而夺取政权。此后,僧侣阶层便在李朝政府里取得特殊地位,僧万行便获李太祖封为“国师”,备受尊崇,其后君主亦模仿太祖的做法,甚至给与僧侣封邑。到李高宗时,曾下诏招募沙汰僧人,到朝中参与改革政治,出谋献策。

李朝政府又为推动佛教而投入大笔开支。在全国各地,政府大兴土木,兴建庙宇、寺塔,保留到后世的有延祐寺(又称一柱寺)、镇国寺章山寺佛积寺天福寺永庆寺等等。为了得到《大藏经》等佛教经典,李朝多次派使到宋朝求取。又在每年春、秋二季举行大法会、花灯佛会,及设置法事道场,均为佛教的典礼活动。[80]在政府的推动下,李朝出现新的佛教教派成立和流布发展(详见下文佛教发展)。

文教及科举[编辑]

与李朝同期的宋代,尊崇儒学理学兴盛。李朝政府实施的文教政策,亦受中国学风影响。1070年(神武二年),李圣宗修建文庙及立下规定祭祀孔子周公等,此举具有划时代意义,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称越南“有奉祀孔子及诸先贤的文庙,始于此时”。[22]

继崇儒政策推出后,李朝政府进一步实行中国式科举制度,取士任官。1075年(太宁四年),朝廷举行“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中选者黎文盛随即获朝廷起用,“进侍帝学”(即教导皇帝学习),成为幼主李仁宗的老师,这是越南实行科举制之始。1076年(英武昭胜元年),朝廷设国子监,选文职官员识字者入内习文。1077年(英武昭胜二年),考核官员,所考内容为书、算、刑律。1086年(广祐二年),设立翰林院,选拔全国有文才者,进翰林任职。1195年(天资嘉瑞十年),李高宗举行“三教”(儒、[81])考试。除了在国都昇龙开试,在地方上亦设“乡试”,以两级制的方式,分级取士。这一系列措施,对越南封建时代科举制度奠下基础。

据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的统计,李朝开科取士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李仁宗(1072年-1127年在位)、李英宗(1138年-1175年在位)及李高宗(1176年-1210年在位)三位君主统治时期。当中李仁宗开科一次,取士名额十人;李英宗开科一次,取士名额未详;李高宗开科亦一次,取士名额二十人。此外,郭振铎、张笑梅又认为,李朝科举,与私有土地制及地主阶级兴起有关。因私有土地制在全国蔓延,李朝为配合此一客观事实,对科举出身者封赐土地,从而鼓励私有土地,有助经济建设,增加国家收入。[82]

刑法[编辑]

李朝为越南法制史上的重要时期,出现了越南较早的成文法律,当中以李太宗于1042年(明道元年)农历十月制定的《刑书》最为重要。在此之前,越南法制混乱,史称当时对案件的处理相当烦琐,司法官吏拘泥于法律条文,处事方式严苛,甚至出现枉判及误判的情况。[注 28],李太宗针对这些弊病,下令编定《刑书》,“叙其门类,编其条贯”,使法制得以系统化。[83]《刑书》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越南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律书,对越南法律发展有极为重大的意义。[84]

太宗制定《刑书》以后,李朝历代都对刑法条律作出增补。例如在1108年(龙符八年)颁“盗杀牛令”[85]、1122年(天符睿武三年)颁“收捕逃亡”[86]、1125年(天符睿武六年)颁“殴人死令”[87]、1127年(天顺元年)下令“诸讼已经祖宗理判者不得复奏”[88]1142年(大定三年)定“卖田土例”。[89]、1145年(大定六年)颁令“诸相争田池财物,不得托权势家”[90]、1046年(大定七年)颁令“各司决狱,有彊争不合条制者,杖六十”[91]、1162年(大定二十三年)颁令“自阉者杖八十、刺左膊二十三字”[92]

综观李朝法制,据后世越南学者潘辉注的评论所说,其功用在于“参酌古今,永示成规”,但李朝的律法仍有“失于宽”的缺点,因此“未为善制也”。[93]

土地分配[编辑]

李朝时期,对土地的管理,主要分为国有土地(朝廷支配)及公有地(公社可自治)两大形式。

国有土地由中央朝廷所支配,一般而言有四种处理方式。第一是设立“坊邑”,调动战俘或囚犯开垦土地,作为庄园,其生产物品皆供李室王室使用。第二是“拓刀田”,由朝廷将一部分土地,分封给立下功勲的军政大臣。第三是“汤沐邑”,为分封给公主的一种封地 。第四是“寺田”,是君主赐与各级僧侣及寺庙的土地,数量相当庞大。

公有地则应用于农村,农村上的公社可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将土地分给公社成员(包括耕作者、劳动者等)耕作生产,他们有自己的生产工具,义务是向朝廷缴纳部分产品、纳税、服一定日期的劳役和兵役。但公社成员只对土地享有使用权,最高拥有权仍属于君主。

除了国有土地及公有地,李朝时期还有土地私有制发展的趋势,土地透过被买卖、典当及抢占等过程,因而逐渐集中在豪绅贵族之手。贵族除享有大片土地,还蓄养家奴,供其使用及买卖。[94]

赋税[编辑]

李朝初年,便着手制定赋税条例,务求征课有度,以及制止官员贪污舞弊,损害国库收入。1014年(顺天五年)农历二月,李太祖釐定税例,在潭池田土、桑州钱谷、山源藩镇产物、关隘讥察咸盐、蛮獠犀象香料、源头木条花果等六个方面,规定所应缴税项。[95]

与此同时,李朝政府又设法推行奖励及宽减措施,如1010年(顺天元年)十二月,李太祖下令“赦天下三年租税,积年逋久者,即除之”;1040年(乾符有道二年)李太宗下令减免半税,1044年(天感圣武元年)再下令免半税。这些措施的用意都在于促进生产,刺激经济发展。[96]

货币[编辑]

李朝从太祖皇帝时起,随着政权逐渐稳固,社会秩序恢复,便开始铸造货币。但因李朝的基本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轻视了货币的作用,民间交换多是以物易物,加上李朝政府广建佛寺,铜料多用于塑造佛像,因此李朝货币的铸造量也较少。[97]除李朝政府所铸货币外,前黎两朝货币仍在通行。外来货币方面,宋朝的货币,透过宋廷对李朝使节进行赏赐,以及中国商人到越南贸易买卖,亦得以在越南大量流通。[98]

有关李朝历代君主的铸币概况,有如下表。[99]

君主 所铸货币 铸造时期 形制 流通情况 备注
李太祖 顺天大宝 1011年(顺天二年)以后。 钱缘适中,钱文上的“顺天大宝”四字对读,采用真书,有倾斜,不太均匀及协调。它的造型厚实,比丁、前黎及时钱币要大,重量约有5 迄今发现的“顺天大宝”只有一个版式,且流通范围相当有限。 李太祖称这款货币为“大宝”,以别于中国及越南前朝(丁朝前黎朝)所用的“通宝”、“元宝”等货币名称。
李太宗 明道元宝 曾于1042年(明道元年)及1043年(明道二年)铸造两次。 钱文上的“明道元宝”四字旋读,又称“明道钱”。它有两种版式,一种是字体粗壮,另一种是字体狭细。两者字体均采用真书。 铸造和流通数量很少,与其他货币一起通行。 该货币主要用于赏赐文武官僚。
北宋仁宗也曾铸造“明道元宝”,不过李太宗的“明道元宝”在铸造工艺和风格上,与宋仁宗的有明显区别。
天感元宝 李太宗晚年。 钱文上的“天感元宝”四字旋读,有两种版式,一种是光背,一种是背文上有“干王”二字。两者字体均采用真书。 数量很少。 背文上的“干王”,是指李太宗次子李日中,以示李太宗对李日中及其生母的宠爱。
李圣宗 没有李圣宗铸钱的文献记载及实物发现。
李仁宗 天符通宝 李仁宗晚年的天符睿武(1120年-1126年)及天符庆寿(1127年)年间。 仅一个式版,钱文上的“天符通宝”旋读,采用真书,制作工艺比较粗糙,类似李太祖的“顺天大宝”,钱径较大,厚实,光背,钱缘适中,轮廓分明,布局均称,但文字较呆板。 数量甚少。 数量少的原因基于李朝重农抑商,以及轻视了货币经济的作用。
天符元宝 该钱的钱文旋读,“元”字采用篆书,其余三字用真书,钱缘略宽,与“天符通宝”不同。 该货币被后世学者认为可能是私铸钱。
李神宗 没有神宗铸钱的文献记载及实物发现。
李英宗 大定通宝 大定年间(1140年-1162年)。 钱径较大,“大定通宝”四字对读,采用真书,钱缘稍宽,比较厚实,光背。 数量很少。 世宗亦有“大定通宝”,而李英宗的“大定通宝”则是越南风格,制作上也较为粗糙。
正隆元宝 1163年(政隆宝应元年)铸造。 钱文上把“政”写成“正”,四字旋读,真书,光背。 数量很少。 金海陵王也曾铸“正隆元宝”,而李英宗“正隆元宝”的钱文较粗大,钱缘较宽,且穿孔也较不平整。
李高宗 治平元宝 治平龙应年间(1205年-1210年)。 有两种版式,一种是钱径较大,钱文四字旋读,采用真书,“治”及“元”二字方正,“平”及“宝”二字瘦长,光背。另一种的钱文与前一种相同而略小,阔缘。 铸行很少。 因李朝晚期政局渐趋动荡,所以铸行也更少。
李惠宗 没有惠宗铸钱的文献记载及实物发现。
李昭皇 没有昭皇铸钱的文献记载及实物发现。

军事制度[编辑]

李朝开国君主李公蕴本为军人出身,凭武力夺取帝位,因此深知武力的重要性。在即位之后,就着手改组和整顿军事组织。太祖相当重视军权指挥,规字各皇子必须平时习武,随时派到各地任职或作战。

在军队编制方面,太祖于1025年(顺天十六年),下诏“定兵为甲”(意为即编制户籍),每甲十五人,用一人为管甲。凡年十八至二十岁的丁男,称为“黄男”;二十至六十岁,称为“大黄男”,须登入册籍。丁男以十五为一队,由一队长管理,平时习武及从事生产,战时派出作战。中央备有禁军,禁军沿袭前黎朝的制度,于士兵额头刺有“天子兵”三字。

太祖以后,军队编制再有更动。李太宗时,分禁军为十二卫,李圣宗时再次整顿军队,制定军号,称为“御龙”、“武胜”、“龙翼”、“神电”、“棒圣”、“保胜”、“雄略”、“万捷”等等,皆列于左右,额上刺有“天子军”字样。陆军分为弓箭手、兵骑(马队及象队)及掷石兵等兵种。

除了禁军(又称为“正兵”),国家又设番兵(即地方兵),仔细区分,不得混杂,以防其变。一旦发生兵变,可互为制衡,便于朝廷调遣。[100]

军队出征时,皇帝亲自任命将帅,授予“元帅”、“都统大元帅”或“都统元帅”的称号;《越史略》记载,1037年(通瑞四年),太宗“以开皇王为元帅,讨都金等州””[101];1043年(明道二年)太宗命令“开皇王为都统大元帅,讨爱州。奉干王为都统元帅,讨文州。”[102]以上统帅都由王室宗亲担任。名臣李常杰 (《越史略》作阮常杰)也曾担任元帅职务。圣宗在位时,1070年(神武二年)农历五月,“元帅阮常杰俘获第矩于真腊界。”[103]

李朝中期,西南边境及国内时有动乱,大臣杜英武乃着重培养军民熟习军事,以便随时定乱及抵御边邻。[注 29][104]但到李朝晚期,承平日久,再度出现纪纲渐废,民不知兵的局面,因而盗贼横行亦未能有效镇压[105],李朝最终衰亡。

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编辑]

农业[编辑]

李朝农业得到相当的发展,在沿海和北部平原一带的荒野,由于政府的推动之下,得以开垦成农田,以水稻方式耕种。为免土地受涝、旱之灾,政府致力兴修水利,例如在国都昇龙红河堤清化地区再修水坝,使河渠畅通,灌溉农田,增加农产收成。

在农耕上具有重要作用的耕牛,得到政府立法保护,例如但凡盗窃耕牛者,会被罚杖打一百;宰杀耕牛超过规定数量者,会被判入狱。政府还规定农户互相监督,共同承担宰牛的责任。因此,李朝时期的农业劳动力、畜力遂得到高度保障,有助发展农业。[106]

工业技术[编辑]

李朝时期的工业,由于受到君主的重视,加上从宋朝学习得先进技术,因而取得一定成就。当时的纺织匠,能织出各种花色繁多、图案新颖的布、绸、绵、缎。陶器方面能制作出白瓷瓦琉璃砖瓦,以及花纹复杂细腻、涂有棕色、白玉色、象牙色的彩釉瓷器。炼铁、冶铜、编织、造纸、刻板印刷等工业,也得到中国的传授,而发展起来。[107]

建筑[编辑]

李朝的建筑,有帝王的楼台宫殿、城垒、供奉英雄人物的庙宇,以及寺庙宝塔等等。

李氏廷朝在国都昇龙,营建宏大城垒。城包括两层,总长约有25公里,而皇城之内更有高达四层的宫殿。据越共学者指出,李朝昇龙城的城垒,是越南历代各王朝当中“最大的一个城垒建筑工程”。而李朝的寺庙建筑亦甚具规模,如桂武县招揽寺,后世所能见到的三层遗址的面积,长度约120米,宽约70米。李朝还有建筑了不少多层宝塔,如报天塔(在今河内)高约60米,12层;崇善延龄塔高13层;章山塔有方形塔基,每边长19米。琼琳寺(在广宁省东潮县)的弥勒佛像高约20米。

李朝时期兴建的延祐寺

李朝建筑的设计,还会衬托附近的自然风景,力求做到与人工建筑与天然景色互相协调。寺庙往往是以对称的正方形布局。李朝建筑物中较具特色的,是保留在河内的延祐寺(又称一柱寺),该寺建于湖中心,以一根大石柱承托,象征一朵盛放在水面上的荷花[108]

佛教发展[编辑]

佛教李朝政府的支持下,达到兴盛局面。当时国内遍布佛教设施,铭文有“凡有名山胜境,莫不启拓,以建觉场”[109]、“于是或京师而缅思梵福,绀宇星分;或州县而拟报洪恩,灵祠棋布”[110]等记述。佛教僧侣人员,受朝廷的君主的礼遇和重用,并且有新的佛教教派创立和流布。较重要的禅宗草堂派(简称草堂派),该派由李圣宗时期,来自中国临济宗僧人草堂所创。草堂原在占城国游化,后因李朝于1069年(天贶宝象二年,七月改元神武)攻入占城,草堂被越军俘获回国,但得到圣宗皇帝赏识,拜草堂为师,遂开创草堂派)。后来的李英宗李高宗诸帝也自称草堂派弟子,中国学者杜继文指出该派实为“李朝最得势的佛教僧团”,其教义提倡“禅净一致”,即修禅与念佛结合,与中国的禅宗相同。除草堂派外,密宗李神宗时亦颇为流行,具代表性的僧侣有阮明空徐道行等人。[111]

文学及艺术[编辑]

越南在10世纪以前,流传着相当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包括民间歌谣、神话传说等等。[112]到10世纪以后的李朝时期,则有汉文文学的蓬勃发展。这是基于越南因长期受中国统治,中国官员在当地推行汉字,加上中越地区的文化交流,造就了越南的汉文文学的发展。[113]

李朝时的汉文学,深受佛教的影响。李朝君主推动佛教,令僧侣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具有地位,加上特别是李圣宗李仁宗的诗作,本就“禅语为多”,因此令“禅诗”盛行。李朝初年在朝廷上位高权重的万行,其诗作的特点是使用了押韵偈语作修饰,例如他的《示弟子》一诗:“身如电影有还无,万木荣春秋又枯;任运盛衰无怖畏,盛衰如露草头铺”,诗文表现了佛教的根本思想。李仁宗所宠信的满觉禅师,在寂灭前留下一偈:“春去百花落,春到百花开;事逐眼前过,老从头上来。莫谓春残花落尽,庭前昨夜一枝梅”,这首偈更被指为李朝最好的诗之一。[114]

李朝的汉文诗歌除了禅诗,还有李常杰的《南国山河》一诗,具有追求民族独立的意志,与当时的诗作风格迥异,别树一帜。[115]

李朝时汉语散文作品,比汉语诗歌出现较晚。现存的有开国君主李公蕴的《迁都诏》,该文以骈文体裁写成,文风简朴,内容以历史为鉴,进行正反论证,展现作者的统治才能。到李仁宗时,有官员阮公弼撰写《大越国李家第四帝崇善延龄塔碑文》,该文以歌颂朝廷为目的,具有夸饰风格,对文字进行雕琢。李公蕴与阮公弼两文的对比,反映了越南汉文散文在布局谋篇、语言文字运用方面的进步。[116]

从李朝的碑铭文献当中,亦可看到中国文化与越南自身文化融合的情况。以李朝中叶时的《奉圣夫人黎氏墓志》为例,该篇铭文的内容典雅,而且使用甚多的中国汉文典故,据统计多达十一处。[117]学者耿慧玲解释这是由于“李朝继前黎之后建立了200多年的政权,实际上承续的是五代以来的政治与文化体制,甫自中国政权的直接统治独立,其中国文化的承续性应该仍然强烈,在碑志中大量运用中国的典故是很自然的事”。[118]与此同时,《奉圣夫人黎氏墓志》里又用到越南的通用语,如使用“好”字,意谓母亲;使用“长婆”,是为对高年纪女性的尊称。[119]

在越南李朝取得长足发展的水上木偶戏

李朝时期的艺术发展,有水上木偶戏的发达。水上木偶戏源自红河三角洲,农民在农闲和河水泛滥时,便在水上进行木偶戏以作消遣。后来成为一门表演艺术,甚至为越南君主作御前表演。到了现代,水上木偶戏在越南仍是深受重视的本土艺术。[120]

字喃的萌芽[编辑]

字喃为古时越南民族语言的载体之一,至于它的萌发,据中国学者罗长山指出是“学术界至今尚未有定论”。[121]但早在8世纪(唐朝统治时期)到12世纪,虽然尚未有形成系统的字喃,已以假借字的形式偶然出现。《越史略》于1148年(大定九年)的记载里,出现了一句“殿前是武吉,非武带也”的说话[122],学者罗长山解释“吉”、“带”二字便是假借字形式的字喃,喃义是粪尿。这可被视为字喃初期萌芽的遗迹。[123]

自然史及灾害[编辑]

越南热带地区, 北方地区(李朝主要领土范围)有四季之分,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寒冷潮湿。[124]境内河流甚多,尤以红河为最大的水系,同时亦容易形成洪水[125]据《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等越南史籍的记录,李朝时期曾于1073年、1126年、1127年、1128年、1130年、1131年及1144年出现久雨或淫雨,而洪水亦有多起,分别是1037年、1050年、1053年、1055年、1064年、1080年、1198年、1199年、1208年、1218年、1222年等等。有纪录的大风则在1132年、1185年、1188年、1204年。不过李朝时亦有多次旱情或春夏季节无雨的纪录,这些年份是1027年、1071年、1108年、1118年、1124年、1126年、1130年、1131年、1135年、1137年、1138年、1140年、1143年、1146年、1148年、1150年、1165年、1197年、1223年。

红河三角洲土地肥沃,盛产稻谷。[126]李朝粮食收成较佳的年份,据史籍纪录都在前半期,即1016年、1030年、1044年、1079年、1111年、1120年、1123年、1140年。蝗灾曾有两次纪录,分别在1121年及1223年。人类及牲口的疫症,曾于1100年、1146年、1165年及1195年大规模爆发。李朝后半期有较多的饥荒情况,发生于1042年、1156年、1181年、1199年、1208年。

越南也是有地震风险的国家。[127]史籍记载李朝时有多起地震,发生年份在1016年、1042年、1053年、1098年、1107年、1152年、1153年、1155年、1162年、1171年、1174年、1179年、1180年、1188年、1189年、1192年、1195年、1199年、1200年、1202年、1218年、1223年。

此外,较特别的事故有1127年的“天狗星陨,有声如雷”;1136年(或1137年)、1224年的“江水如血”和“江水赤如血”等等。

有关李朝一代的自然现象及灾害,详见下表。[128][注 30]

年份 现象种类 情况 抚恤措施 参考来源
1016年
顺天七年
地质 地震。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食粮供应 是岁农作物大熟,禾三十结,直七十钱。 蠲免三年租税。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027年
顺天十八年
气候 六月,旱。 《大越史记全书》
1029年
天成二年
气候 十月朔,万岁寺阶前天雨白米成堆。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030年
天成三年
食粮供应 十月,农作物大熟。 帝幸鸟路田省敛。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037年
通瑞四年
水文 秋,大水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042年
乾符有道四年
地质 九月,地震。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食粮供应 是岁全国大饥。 《大越史记全书》
1044年
明道三年
十一月后改元天感圣武
食粮供应 十月,农作物大熟。 因有征占婆战事,朝廷蠲免境内今年一半税钱,以慰跋涉之劳。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050年
崇兴大宝二年
水文 六月,大水。 《大越史记全书》
1053年
崇兴大宝五年
地质 正月初五日,地震三度。 《大越史记全书》
水文 七月至八月,大水。 《大越史记全书》
1055年
龙瑞太平二年
气候 十月,大寒。 朝廷为体恤狱中囚徒,命有司发府库衾席赐之,并日给二饭。蠲免境内今年一半税钱。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071年
神武三年
气候 自春至夏不雨。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073年
太宁二年
气候 年初,淫雨 《大越史记全书》
1079年
英武昭胜四年
气候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食粮供应 五月,农作物大熟。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098年
会丰七年
地质 八月,地震。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100年
会丰九年
疫病 十二月,大疫。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102年
龙符[注 31]二年
气候 正月,立春日,降瑞雪 《大越史记全书》
气候 二月,大水。 《大越史记全书》
1107年
龙符七年
地质 夏,地震。 《大越史记全书》
地质 十月,地震。 《越史略》
1108年
龙符八年
气候 夏,不雨。 《大越史记全书》
1111年
会祥大庆二年
食粮供应 秋,农作物大熟。 《大越史记全书》
1114年
会祥大庆五年
气候 春,瑞雪降。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118年
会祥大庆九年
气候 夏,旱,后下雨。 《大越史记全书》
1120年
天符睿武元年
食粮供应 秋,农作物大熟。 《大越史记全书》
1121年
天符睿武二年
气候 五月,大水。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虫害 秋,大 《大越史记全书》
1123年
天符睿武四年
食粮供应 是岁农作物大熟。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124年
天符睿武五年
气候 七月,旱。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126年
天符睿武七年
气候 六月至七月,旱。 《大越史记全书》
气候 秋,淫雨。 《大越史记全书》
1127年
天符庆寿元年
气候 正月至二月,淫雨。 《大越史记全书》
天文 十二月,天狗星陨,有声如雷。 《大越史记全书》
1128年
天顺元年[注 32]
气候 二月,淫雨。 《大越史记全书》
1130年
天顺三年
气候 六月,旱。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气候 九月,久雨。 《大越史记全书》
1131年
天顺四年
气候 五月,旱。 《大越史记全书》
气候 九月,久雨。 《大越史记全书》
1132年
天顺五年
气候 闰五月,暴风,覆延章舟 《大越史记全书》
1135年
天彰宝嗣三年
气候 自春至夏不雨。五月朔,雨。 《大越史记全书》
1136年
天彰宝嗣四年
地质、水文 二月,乂安州地震,江水如血。
(《大越史记全书》记在天彰宝嗣五年。)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137年
天彰宝嗣五年
气候 六月,旱。 《大越史记全书》
1138年
天彰宝嗣六年
气候 六月至七月,旱。 《大越史记全书》
1140年
绍明三年
二月以后改元大定
气候 自春至夏,不雨。五月,雨。 《大越史记全书》
食粮供应 十月,农作物大熟。 《大越史记全书》
1143年
大定四年
气候 自春至夏,旱。六月,雨。 《越史略》、《大越史记全书》
1145年
大定六年
气候 四月,淫雨。 《大越史记全书》
1146年
大定七年
疫病 四月,牛畜疫死。 《大越史记全书》
气候 夏,旱。 《大越史记全书》
1148年
大定九年
气候 夏,旱,后下雨。 《越史略》
1150年
大定十一年
气候 三月,旱。 《大越史记全书》
地质 四月朔,地震。 《越史略》
气候 五月,天雨黄砂。 《越史略》
气候 七月,旱。 《大越史记全书》
1152年
大定十三年
地质 四月,地震。 《大越史记全书》
气候 五月及七月,天雨黄砂。 《大越史记全书》
1153年
大定十四年
水文 大水。 《越史略》
地质 地震。 《越史略》
1155年
大定十六年
水文 秋,八月,大水。 《大越史记全书》
地质 八月,地震。 《大越史记全书》
地质 十二月,地震。 《大越史记全书》
1156年
大定十七年
气候 二月,天雨黄砂。 《大越史记全书》
食粮供应 是岁大饥,米一升直七十钱。 《大越史记全书》
1162年
大定二十三年
地质 五月,地震。 《越史略》
1164年
政隆宝应二年
水文、食粮供应 七月,大水过常,禾谷淹没。 《大越史记全书》
1165年
政隆宝应三年
气候、疫病、食粮供应 六月,大旱,民大疾疫,牛畜多死,米价腾踊。 《大越史记全书》
1171年
政隆宝应九年
地质 七月,地震。 《越史略》
1174年
政隆宝应十二年
十月以后改元天感至宝
地质 正月,地震。 《大越史记全书》
地质 十一月,地震。 《大越史记全书》
1179年
贞符四年
地质 二月,地震。
《越史略》记在“孟春”。
《越史略》、 《大越史记全书》
1180年
贞符五年
水文 八月,大水。
《越史略》记在“孟秋”。
《越史略》、 《大越史记全书》
地质 永元殿、会仙殿地震。
《越史略》记在“孟秋”。
《越史略》、 《大越史记全书》
1181年
贞符六年
食粮供应 大饥,民死近半。 《越史略》、 《大越史记全书》
1185年
贞符十年
气候 六月,暴风大起,二寺门地裂。 《越史略》
1188年
天资嘉瑞三年
地质、气候 六月,地震、暴风。 《越史略》、 《大越史记全书》
1189年
天资嘉瑞四年
地质 地震。 《越史略》、 《大越史记全书》
1192年
天资嘉瑞七年
地质 六月,地震。 《越史略》、 《大越史记全书》
1194年
天资嘉瑞九年
气候 十月,雨雹,有大如马首者,死者甚众。 《越史略》、 《大越史记全书》
1195年
天资嘉瑞十年
地质 二月,地震。五月,地又震。 《越史略》、 《大越史记全书》
疫病 大疫。 《越史略》
1197年
天资嘉瑞十二年
气候 六月,旱。 《大越史记全书》
1198年
天资嘉瑞十三年
水文 七月,大水。 《大越史记全书》
1199年
天资嘉瑞十四年
地质 夏,地震。 《越史略》
水文 七月,大水,禾谷淹没。 《大越史记全书》
食粮供应 秋,大饥。 朝廷于次年正月,发粟赈贫民。 《大越史记全书》
1200年
天资嘉瑞十五年
地质 六月,地震。 《越史略》
1202年
天资嘉瑞十七年
八月以后改元天嘉宝祐[注 33]
地质 三月,地震。 《大越史记全书》
地质 六月,地震 《越史略》
1204年
天嘉宝祐三年
气候 十月,大风。 《越史略》
1208年
治平龙应四年
食粮供应 大饥,饥死者相枕。 《越史略》、 《大越史记全书》
水文 十月,大水。 《越史略》
1210年
治平龙应六年
地质 正月,胜严寺地裂。 《越史略》
1218年
建嘉八年
地质 三月,地震。四月己未,地震。 《越史略》、 《大越史记全书》
水文 七月,大水 《越史略》
1219年
建嘉九年
气候 二月丙辰,雨雹。 《越史略》
1220年
建嘉十年
气候 三月,雨雹。 《越史略》
1222年
建嘉十二年
水文 九月,大水。 《越史略》
1223年
建嘉十三年
气候、虫害 十月,旱、蝗。 《大越史记全书》
地质 十二月己丑,地震。 《越史略》
1224年
建嘉十四年
十月以后改元天彰有道
水文 九月,自上源头至京师昇龙,江水赤如血。 《越史略》
地质 佛迹山裂长三十丈。 《越史略》

对外关系[编辑]

与宋朝关系[编辑]

越南李朝前期的东亚形势图

越南的李朝时期,适值宋代。李朝自立国时起,便对宋朝实行两手策略,一方面向宋朝通好,请求册封,提高李氏王室的政治威望和国际地位[129],另一方面又连续侵犯宋朝南方边境,掠夺土地、人口及财物。[130]

宋朝立国于960年。980年,越南的黎桓夺取丁朝政权,建立前黎朝宋太宗皇帝以此为口实,于次年(981年)与黎氏发生战事,结果宋军战败。[131]1010年(顺天元年),李太祖自立后不久,便即自称“安南静海军权留后”,遣使到宋,奉贡方物,以示通好。当时的宋真宗皇帝甚为鄙视李氏的夺权,认为前黎朝的卧朝帝取得帝位,本就不合乎道义,李公蕴又效尤夺位,更为可恶。[注 34][5],但宋真宗早已认识到“交州瘴疠”,亦即是多疾疫之地,“若兴兵攻取,死伤必多”的道理[132],不愿像宋太宗时出兵南征,所以亦承认李公蕴的统治地位,册封他为“特进、检校太傅、安南都护、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交趾郡王”等等封衔。[5]自此以后,李朝便多次遣使入宋,交往频繁。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指出,李朝遣使入宋的年份有:1010年、1012年、1014年、1019年、1023年、1058年、1063年、1069年、1073年、1078年、1082年、1087年、1107年、1127年、1130年、1156年、1164年、1173年、1178年、1182年、1190年。[133]

而李朝对宋朝边境的侵扰,始于李太祖时期。1014年(顺天五年),越南的“獠户”张㜑看因被李朝治罪,逃到中国钦州。李朝便以追捕逃犯为由,寇掠钦州的如洪寨。宋真宗命广南西路转运使向李朝追讨责任。[134]1028年(顺天十九年),李太祖“令子弟与女婿申承贵等,领众入本道,剽掠边民”,宋廷亦依旧命广南西路转运使向李朝追讨。[135]其后李朝对侵扰有增无已。1036年(通瑞三年)农历十月,李太宗发兵侵宋朝思陵等州,并肆行掠夺破坏,“掠牛马、焚庐舍而还”。[136]11世纪中叶,广源州(在今越南高平省广渊州,当时属宋境)首领侬智高作乱,侵扰李朝及宋朝边道地区,1052年(崇兴大宝四年)宋人讨灭侬智高,李朝将该地顺手而得。[76]1059年(彰圣嘉庆元年),李朝入寇宋朝钦州思禀管。[25]1060年(彰圣嘉庆二年),谅州申绍泰追捕逃亡兵士,追入宋境,掠夺宋方人员及牛马而回。[25]

宋朝在神宗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对越南李朝采强硬态度。据宋人司马光记述在此期间,宋廷先后起用的桂州长官沈起刘彝二人,制作战船,收编当地部落民众为兵,授以战争技巧,但这些举动已引起当地民众的不安。[注 35]岭南徐百祥(又作徐伯祥)将消息泄露到越南,向李朝君臣提出,先法制人可控制敌方的心理,所以不如先出兵入侵宋朝。[注 36][137]于是,李朝便于1075年(太宁四年)发动侵宋战争,由大将李常杰领兵,攻破中国钦州廉州邕州等地。在邕州一役中,知州苏缄奋力抵抗,城破后自焚而死。而李军则大行杀戮,在钦、廉、邕三州屠杀数十万人,并俘掳民众而回。[138]宋方旋即作出反击。1076年(太宁五年)三月,宋朝命郭逵赵卨等领兵,并与越南邻近的占城真腊等国联合出击。越将李常杰在如月江(在越南北宁省如月村,梂江下段)击破宋军,郭逵撤走。[29]其后郭逵部队夺回广源州 ,又于富良江(一说为梂江,一说为红河)大败越军,击杀越将洪真太子。李仁宗对此深感不安,便向宋方要求停战,愿意归还所掳掠人众。[139]宋廷亦将广源州(宋改名为顺州)交还李朝[77],两国重归和好。

越南李朝后期的东亚形势图

1127年(天符庆寿元年),宋朝发生靖康之祸,北方被金人占领,宋室南渡,是为南宋。但越宋两国关系一直延续至李朝后期,仍趋于和好。其中较重要的大事,是改定了越南的国名称谓,李朝一方面使用圣宗时(1054年-1072年在位)所定的国号“大越”,另一方面,如越南学者陈重金(即陈仲金)所指出,李朝到英宗(1138年-1175年在位)时为止,历代君主都受宋朝册封为“交趾郡王”[注 37] ,到宋廷封英宗为“安南国王”,越南自此便又称为“安南国”。[140][注 3]

除战事和封贡关系外,两国边境的商业贸易亦甚为频繁。李公蕴时曾向宋廷要求在钦州设博易场,让两国商人进行交易,但宋真宗鉴于李朝骚扰边防而作罢。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年-1118年),始在邕州开博易场。徽宗以后,宋廷因受北方敌国困扰,无暇南顾,使宋越两国商人活动更趋活跃。除邕州外,钦州、廉州,以及广西右江的南江栅亦成双方商易要地。贸易物品方面,越人以名香、犀角、金、银、盐、鱼、虾、蚌、沉香、珍珠、象牙、犀角等等,交易中国的绫锦、罗布、铜器、瓷器、“斗米尺布”、丝绸、纸笔、药材等等。随着宋李双方交往密切,华人移居到越南者亦众,使越南成为华侨活动的重要国家。但与此同时,两国间的人口贩卖活跃亦严重,宋朝广西地区有人口贩子,贩卖边民到李朝境人,每年达数百千人,被卖者为奴终身。[141]

与大理国关系[编辑]

大理国(又称“鹤拓蛮”、“鹤柘蛮”)[注 38][142]中国西南部的边境政权,与越南李朝为邻。越南地区早在第三次北属的后期(晚唐时期),便屡受大理国前身南诏国蒙氏侵扰。[143]

李太祖时,曾与大理国爆发战争。1012年(顺天三年),大理国人到渭龙州(在越南宣光地区)进行贸易,李太祖派人擒获大理国民众及马匹万余而回。[9]次年农历十月(1013年,顺天四年),渭龙州降附大理,李太祖亲征渭龙州,驱逐渭龙州首领何昃俊[144]何昃俊被逐后逃入大理,得大理政府支持,大理国乃出兵征越。[145]1014年(顺天五年),大理将领杨长惠(一作杜长惠)、段敬至率兵二十万入侵越境,李太祖派兵讨伐,在平林州(又作“芳林”及“茅林”,在越南高平)的金华步一带,击破大理军队,斩首万余,俘获大量士卒及马匹。[146]李朝得胜后,遣使把战利品中的六十匹马,献给宋朝,以宣示战功,宋廷亦赐冠带、器币、马匹等物品回礼。[147]宋廷的介入使大理没有再度出兵,而何昃俊所据的渭龙、都金、常新、平原等州,势力单薄,到1015年(顺天五年)被李朝讨平,重新成为李朝的有效控制区域。[148]

李太宗时,盘踞广源州(在今越南高平省广渊州,当时属宋境)等地的酋豪侬智高,多年间先后在越、宋两国地区作乱。到1053年(崇兴大宝五年),侬智高势力遭宋军重挫。其后,据越南典籍《大越史记全书》所载,侬智高于该年农历十月,派使到李朝乞师求助,李太宗“诏指挥使武珥将兵援之”。其后,侬智高再被宋军所败,逃入大理国,最终被大理人所杀,把首级献于宋朝。[149]

宋李双方曾有边境冲突,较严重的为1075年(太宁四年)的大型战事, 蔓延等地,双方交恶亦殃及大理。云南马关县有《宋代难民因公殒命古墓碑》提到:“当有宋之时,吾邑接壤越南,越人开拓边疆,不时过界滋扰,土人不服,起而反抗,惨遭杀戮者指不胜屈。”学者段玉明据此指出,李朝出兵广西的同时,还会入侵大理东南边境,甚至可能掳掠人员为奴。[150]

李英宗初年,曾与大理国发生冲突。据中国文献所载,李仁宗有妾生一子,投奔大理,改姓赵,名智之。1138年李神宗死后,赵智之自称“平王”,由大理国遣送越南,欲与李英宗争位,但被李朝出兵击退。1139年(绍明二年)六月,赵智之遣使入宋,要求协助。宋廷为免“引惹生事”,仅冷淡视之,使赵智之无法得逞。[151]关于赵智之的身份,越南典籍《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注引吴仕的说法,认为是与1140年至1141年间作乱的申利是同一人。[36]

申利事件以后,李朝与大理的往来记载较少。《越史略》提到,1189年(天资嘉瑞四年),有大理僧侣惠明、戒日等到访李氏朝廷。[152]学者段玉明指,这说明了申利事件后,李朝、大理关系有所改善,趋于友好。[153]

与金朝关系[编辑]

1127年,宋室受到来自东北的金朝入侵,中国出现金双方南北对峙之局。1168年(政隆宝应六年)八月,宋、金同时遣使到越南李朝,而李朝的态度则是礼待双方来使,然而不令相见。[154]

与占婆国关系[编辑]

李朝时期对峙图

占婆(又称占城)位于现时越南中部及南部地区,是李朝南邻。早在李朝之前,越人已与占婆爆发多起战事,但与此同时,占婆国政府亦有遣使入越通好。[155]

李太祖即位之初,1011年(顺天二年),占城向李朝赠送狮子,以示友好。然而双方在日后多次兵戎相见。1021年(顺天十二年),太祖命儿子开天王李佛玛率兵南侵,进攻占婆布政寨地区,杀当地“布令”(官名)。1043年(明道二年),占婆王阇耶僧诃跋摩二世(又作“刑卜施离值星霞弗”、“乍兜”、“乍斗”等)派水军(《大越史记全书》称为“占城风浪贼”[156])入侵李朝的沿海领土,李太宗皇帝又以占婆多年没有遣使通好为由,筹备南征,修造战船百余艘,于次年(1044年,明道三年)亲自出征,于五蒲江南岸一带与占婆军队爆发战事,此役中越军得胜,占婆国王阵亡,军队战死者三万余人,被俘五千余,战象死者六十头。该年农历七月,越军进至占婆国都佛逝(又作“毗阇耶”),大肆掠夺王宫而回。此战亦导致占婆第八王朝终结。[157]

李太宗率军回国后,占婆一度陷于内乱局面。新君主阇耶波罗密首罗跋摩一世(又作“雍尼”,占婆第九王朝首王)赶紧收拾秩序,占婆碑铭资料称他“偕诸将士,往平其乱”。[158]另一方面,占王试图修补对越关系。1047年(天感圣武四年),占婆遣使到越,但李氏朝廷认为占王不恭顺,竟将占婆使节流放。不过此王仍采和好态度,于1050年(崇兴大宝二年)向李朝致送白象、1055年(龙瑞太平二年)遣使入越祝贺李圣宗登基、1057年(龙瑞太平四年。或作1059年,即李彰圣嘉庆元年)及1060年(彰圣嘉庆二年)遣使入越致送礼品及访问。[159]

1061年,占婆王律陀罗跋摩三世(又作“施里律茶盘麻常杨溥”、“杨卜尸律陀般摩提婆”、“第矩”、“制矩”等)即位后,整顿军事,以图攻越。但在发动战事之前,仍对越作友好姿态,在1063年(彰圣嘉庆五年)、1065年(彰圣嘉庆七年)、1068年(天贶宝象元年)遣使入越访问。[160]到1068年的年底,占婆终于出兵入侵李朝边境,李圣宗亦随即作出反应。1069年(神武元年)二月,李朝发舟师南下,势如破竹,经日丽海口尸唎皮奈(Çri Banöy)等地,在须毛江大败占军,占王弃国都佛逝(又作“毗阇耶”)出逃,越军于是进占佛逝,终于在四月份,由大将李常杰擒获占王。[161]李圣宗更亲到占婆王宫大宴群臣,又遣使入宋,宣示胜利,到六月才撤军回国。越军占据佛逝期间,肆行破坏及劫掠。据《越史略》记载:“王(指李圣宗)命遍数佛誓城内外人家,凡二千五百六十余区,并焚之。”[103]占婆碑铭亦记载:“越兵侵占占婆,王神财富,皆为所得。占婆诸州祠寺、宫殿、村庄、马、象、牛、谷,咸为掠劫。”李朝又以释放占婆国王为条件,割取地哩州越南语Địa Lý (châu)(又作“地哩”)、麻令州越南语Ma Linh布政州越南语Bố Chính等地(此三州在今越南广平省广治省),而占婆国内则出现群雄割据的大乱局面。1071年(神武三年),曾有占婆使节到越致送礼品,法国学者指出到底是否由律陀罗跋摩三世所派,已难确认。[162]

其后,据占婆碑铭记载,第十王朝诃梨跋摩三世(1074年,太宁三年即位)收拾残局,而前王律陀罗跋摩三世则投奔越南李朝。1075年(太宁四年),李朝派李常杰进攻占婆,以图协助律陀罗跋摩三世复位,但被占军击退。同年,宋越两国爆发宋越熙宁战争,宋朝于次年1076年(太宁五年)初,遣使联络占婆、真腊柬埔寨),一同出击李朝。占婆派兵七千,牵制李朝。然而最终,宋、占婆、真腊联军仍未对李朝构成致命威胁。到1077年(英武昭胜二年),占婆再次遣使入越访问通好。[163]

1086年(广祐二年),占婆遣使到越致送礼品,但越占两国并未真正和好。在该年,占婆遣使到宋朝,要求当越占两国使节同时入宋时,宋人不要安排在同一场合碰面,占使籍此要求表达对李朝的不满。1092年(广祐八年),占婆又派使到宋,提出联合攻越,但宋神宗皇帝以李朝常向宋朝入贡通好为由,拒绝建议。而越南李仁宗亦于1094年(会丰三年),遣使敦促占婆向越入贡通好。[164]占婆出于恐惧,便于1095年(会丰四年)、1097年(会丰六年)、 1098年(会丰七年)、1099年(会丰八年)及1102年(龙符二年),向李朝频繁地致送礼品示好。[165]

1103年(龙符三年)十月,越南演州地区的李觉发动叛乱,被大将李常杰所攻破,李觉逃入占婆,向占婆国王阇耶因陀罗跋摩二世(占婆第十王朝君主)提供李朝内部情报。占婆便出兵攻越,收复地里、麻令、布政等三州。次年(1104年,龙符四年)二月,李朝派李常杰出征占婆,成功夺回地里等三州。[166]于是,占婆再次遣使入越示好,从此对越南遣使不绝。1117年(会祥大庆八年)、1118年(会祥大庆九年)、1120年(天符睿武元年)、1124年(天符睿武五年)、1126年(天符睿武七年),占婆数度遣使入越,特别是1126年的一次,李仁宗皇帝更设宴招待占婆使节。[167]

李神宗时,李朝的另一邻国真腊(又作“占腊”、“吉蔑”)开始加紧对越进攻,占婆亦卷入其中。1132年(天顺五年)七月,占婆与真腊联合,进攻李朝乂安州,李朝随即派太尉杨英珥击破两国联军。[168]其后,李英宗时,占婆因拒绝协助真腊攻越,真腊便于1145年(大定六年),出兵攻占,进至佛逝城(一作“毗阇耶”)。[169]

不久,占婆王阇耶诃梨跋摩一世占婆第十二王朝君主,又作“邹时兰巴”、“制皮啰笔”)即位,收复佛逝,但占婆王室又出现内讧,阇耶诃梨跋摩一世与妻兄般舍罗阇(Vançaraja,又作“雍明叠”、“雍明些叠”)相攻。般舍罗阇不利,向越南李朝求助,李朝册封般舍罗阇为占婆国王,并派李蒙与般舍罗阇率兵征占。此战在占婆碑铭亦有记载:“越(Yavana)王见阇耶诃梨跋摩雄武无敌,欲制阻之,命占婆人般舍罗阇为国王,予以越将多人,强兵十万余(越方史籍记载李朝派清化乂安五千余人出征)。阇耶诃梨跋摩率佛逝诸军击破之,死者不可胜计。”般舍罗阇和李蒙都在战中阵亡。此战发生时间,法国学者乔治·马司培罗说在1150年底或1151年初[2],《大越史记全书》则记载在1152年(大定十三年),并谓在该年十月,李英宗迎娶占婆国王女儿。[170]

此后十余年间,占婆国虽继续派使到李朝致送礼品,但同时又有寇边活动,甚至连赴越使节也在途中劫掠越南人民。李朝终于在1167年(政隆宝应五年),乘着占婆王阇耶因陀罗跋摩四世(又作“邹亚娜”)登位不久,派大臣苏宪诚领兵讨伐,占婆新王惧怕对越战事,向越人致送珍珠方物,越方乃罢兵而回。[171]自阇耶因陀罗跋摩四世以后,占婆集中力量对真腊国开战,而对李朝则时而修好,时而入寇。1170年(政隆宝应八年),占婆遣使到越访问。1177年(贞符二年),占婆入寇越南乂安。1184年(贞符九年),占婆遣使访问。1198年(天资嘉瑞十三年),占婆王苏利耶跋摩(又作“布池”)遣使到李朝,要求册封,李朝于次年(1199年,天资嘉瑞十四年),封之为王。[172]

1203年(天嘉宝祐二年),占婆王叔父陀那婆底(Dhanapati Grama,又作“布田”、“布由”)勾结真腊,进攻国王苏利耶跋摩,国王不敌,便带着剩余兵船二百余艘,逃到越南的几罗海口(又作“机罗海口”),要求越人支持。越方乂安地区官员杜清范延等上奏朝廷,李朝派大臣谭以蒙杜安等处理事件。但谭以蒙、杜安忧虑占婆王有诈,不愿提供协助而回。杜清、范延为求自保,谋攻占婆王,但阴谋泄露,占婆王攻杀杜清、范延,以及乂安兵众二百余人,然后逃入海,不知所终。于是占婆沦为真腊属地(时间为1203年至1220年),真腊委任陀那婆底管理占婆地区。[173]李惠宗时,真腊在1216年(建嘉七年)及1218年(建嘉九年)两度入侵越南乂安州,占婆人亦协助真腊作战,但均被乂安长官李不染所击退。[174]

与真腊国关系[编辑]

真腊(又作“占腊”、“吉蔑”)位于印支半岛,即后来的柬埔寨。在越南李朝,真腊处于吴哥王朝,领土包括现今越南南部、老挝南部和泰国部分领土[175],与李朝政府亦有交往。据《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自1012年起,即从李朝立国初期开始,真腊便多次遣使赴越致送礼品,一直持续到李朝后期。真腊遣使的年份是:1012年、1014年、1020年、1025年、1026年、1033年、1039年、1056年、1118年、1120年、1123年、1135年、1191年。[176]

然而真腊与李朝亦多次爆发冲突。据《宋史》所载,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2年,彰圣嘉庆四年),广南西路官员向宋廷报告,指出该国向来不熟习军事,与越南李朝为邻,时常遭到入侵。[注 39][177]李仁宗时,1076年(太宁五年),宋越两国交战期间,真腊与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两国都参加了宋朝阵营,一同攻越。[138]这是真腊与越南李朝双方较早的争端。

及后,真腊数度派兵攻越,而攻击地点主要在乂安一带。1128年(天顺元年)正月,李神宗继位后不久,真腊出兵二万余人,进攻乂安州的波头步地区,随即被李朝将领李公平所败,俘获真腊军队的主将及士卒。[178]同年八月,真腊派战船七百余艘,进攻乂安州杜家乡地区,又被李朝军队击破。该年年底,真腊国致函李朝政府,要求遣使访问该国,但李朝政府未有理会。[179] 1132年(天顺五年)八月,真腊与占城联合,侵扰乂安,却被李朝太尉杨英珥所击败。[168]同年九月,乂安州官府成功擒捕三名时常掳拐乂安人民并转卖真腊的占婆人士,将之押送至李朝朝廷。[180]1137年(天彰宝嗣五年)年初,真腊入侵,李朝派太尉李公平将之击退。[181]

到李朝后期,真腊仍有攻越活动。李英宗时,1150年(大定十一年)九月,真腊派军入寇乂安,到雾湿山因暑湿为害,大量士兵病死,便不战而退。[182]李惠宗时,国内时有内乱,真腊与占婆乘机攻越(占婆于1203年至1220年期间为真腊属地)[183]。1216年(建嘉七年),真腊与占婆攻乂安州,被乂安长官李不染所击退。两年后1218年(建嘉九年),真腊再与占婆进攻乂安,但再度被李不染所击败。[174]

与哀牢关系[编辑]

越南的另一邻近民族哀牢,亦为李朝的攻掠对像。早在时期,便对原属哀牢之地的“莒隆贼[注 40]进行讨伐。到李朝时,1011年(顺天二年)农历二月,李太祖亲征莒隆,并在战争中“焚其部落,擒其魁首而还,贼遂灭”[68]。到1048年(天感圣武五年)九月,李太宗又命派军侵寇哀牢人,“获其人蓄而还”。[184]

沱江流域居住着一个独立的部落,越南称其为“牛吼蛮”。据黄仲政《兴化风土记》记载:“牛吼言语、文字与哀牢同,今入版图,兴化安州是其地也。”在李朝中期及晚期,曾两度进攻哀牢人。1119年(会祥大庆九年),李仁宗发兵攻哀窂,“擒其洞长魏滂等数百”。1183年(贞符八年)农历正月,李高宗命督将吴履信率兵伐哀牢。[185]

与其他国家关系[编辑]

东南亚一些国家,曾与李朝进行交往和通商。爪哇商人曾于1066年(龙章天嗣元年)进献夜光珠,李氏朝廷以钱万镪回送。[186]其后,爪哇、路貉暹逻等国商人于1149年(大定十年),到达大越国的东部海滨,向李廷要求居住地及通商贸易。李朝政府便在海岛立庄,名“云屯”,让外国商人经商。[187]1182年(贞符七年),暹罗国使节来进贡礼品。[188]1184年(贞符九年),暹逻、三佛齐等国商人到云屯镇,进贡宝物及磋商经贸事宜。[188]

李朝的历史意义[编辑]

李朝统治越南二百多年,对越南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越南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便曾提到:“李朝之功在于使我南国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外则攻中国,平占城,内则整顿武备、编修法律,建立稳固的自主之基。”[189]越共学者亦提到李朝在越南历史里,是建设国家的重要阶段:“李朝——特别是在十一世纪——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国家建设,为民族和独立封建国家的发展打下了全面的牢固的基础。”[190]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指出,李朝时期的越南,有五大特点。第一点是李氏朝廷首次把国都建于昇龙,使之成为统治国家的基础,并且扫除了国内的封建割据势力,使越南得以真正归于一统。第二点是在政治上,李朝在中央及地方,都成立了稳定而完备的政治机构,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制。第三点是在阶级关系上,李朝君主重视佛教,任用僧侣,于是使佛教兴盛,是为李朝的一大特点。第四点是李朝推动农业生产,并因此制定税额征课,以作政府收入,大利于走向富国强兵之路。第五点是李朝的对外政策甚具雄心,曾北犯宋朝,南略占城等周边国家,以军事武功、扩张领土而著称于世。[191]

李朝王室遗族[编辑]

陈氏后,便对李氏王室肆行杀戮。1226年(陈朝建中二年)农历八月,当时的主政者陈守度讽喻李上皇,让他自尽。[192]1232年(陈朝天应政平元年)六月,陈朝以先世有一位陈李,故此必须避讳为由,改“李”为“阮”,目的是“绝民之望李氏”。同年冬,陈守度因见李氏族人对于李上皇之死,心怀不满,于是用计坑埋李氏族人。[193]李惠宗的长女顺天公主先嫁与陈煚之兄陈柳,后嫁陈煚(即陈太宗),被册为皇后[194],生儿子陈晃(即陈圣宗);[195]次女李佛金(即李昭皇)在陈煚初即位时被册为皇后[196],后被废[194],许配与大臣黎辅陈[197]

陈朝铭文资料中有朝廷如何安置李朝宗室的线索。陈圣宗时,下令王侯贵族召集漂散无产者为奴婢开荒,铭文记载有阮姓人氏获分配土地,“依旧为耕”。[注 41]学者认为这些人或许是李朝宗室,他们因被流放而远去国都以外地区,圣宗为维持其生存便给予田地耕作。[198]

陈朝中期,曾有李氏族人获朝廷起用。在1318年(陈大庆五年)八月,陈朝发兵攻打占婆,当中一位将领是“李家族将”孝肃侯李必见,在该役中他战死沙场。[199]越南史籍《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亦指出,这位李必见正是“李氏遗族”。[200]

此外,在李朝中叶,有宗室李阳焜迁居高丽国,其子孙亦一直生活下来,成为韩国旌善李氏[201]到李朝灭亡之际,宗室李龙祥逃到高丽,繁衍成韩国花山李氏。在现代,这两个家族成立机构,向越南学生提供奖学金,增进韩越双方友好关系。[202]

历代君主[编辑]

李朝君主年号  编辑
庙号 谥号 姓名 在世 在位时间 年号及使用时间 陵号
- 显庆王
(1009年太祖李公蕴追谥)
李某 ?年-?年
太祖
(1028年太宗李佛玛尊上)
神武皇帝
(1028年太宗李佛玛谥)
李公蕴 974年-1028年 1009年-1028年 顺天 1010年-1028年 寿陵[203]
太宗
(1054年圣宗李日尊尊上)
李佛玛
(李德政)
1000年-1054年 1028年-1054年 天成 1028年-1034年 寿陵
通瑞 1034年-1039年
乾符有道 1039年-1042年
明道 1042年-1044年
天感圣武 1044年-1049年
崇兴大宝 1049年-1054年
圣宗
(1072年仁宗李乾德尊上)
仁孝文武皇帝
(李朝朝廷谥)
李日尊 1023年-1072年 1054年-1072年 龙瑞太平 1054年-1058年 寿陵
彰圣嘉庆 1059年-1066年
龙章天嗣 1066年-1068年
天贶宝象 1068年-1069年
神武 1069年-1072年
仁宗
(1128年神宗李阳焕尊上)
孝慈圣神文武皇帝
(1128年神宗李阳焕谥)
李乾德 1066年-1127年 1072年-1127年 太宁 1072年-1076年 寿陵
英武昭胜 1076年-1085年
广祐 1085年-1092年
会丰 1092年-1100年
龙符元化 1101年-1109年
会祥大庆 1110年-1119年
天符睿武 1120年-1126年
天符庆寿 1127年
- 恭皇
(1130年神宗李阳焕谥)
李某[204] ?年-1130年
神宗
(1138年英宗李天祚尊上)
广仁崇孝文武皇帝
(1138年英宗李天祚谥)
李阳焕 1116年-1138年 1127年-1138年 天顺 1128年-1132年 寿陵
天彰宝嗣 1133年-1138年
英宗
(1175年高宗李龙𣉙尊上)
李天祚 1136年-1175年 1138年-1175年 绍明 1138年-1140年 寿陵
大定 1140年-1162年
政隆宝应 1163年-1174年
天感至宝 1174年-1175年
高宗
(1210年惠宗李旵尊上)
李龙𣉙
(李龙翰)
1173年-1210年 1175年-1210年 贞符 1176年-1186年 寿陵
天资嘉瑞 1186年-1202年
天嘉宝祐 1202年-1205年
治平龙应 1205年-1210年
- - 李忱[205] 1202年-?年 1209年 - - -
惠宗
(1226年陈朝尊上)
李旵[206]
(李昊旵)
1194年-1226年 1209年-1210年 - - -
1210年-1224年 建嘉 1211年-1224年
- 元王
(《越史略》记载称号)
李某[207] ?年-1221年 1214年-1216年 乾宁 1214年-1216年 -
- 昭皇 李天馨
(李佛金)
1218年-1278年 1224年-1225年 天彰有道 1224年-1225年 -

注释[编辑]

  1. ^ 李公蕴即位的时间,据陈朝时编成的《越史略》记载在己酉年(西历1009年)十一月。后黎朝编成的《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己酉年十月辛亥日(即十月三十日、西历11月19日),前黎朝卧朝帝去世,李公蕴于“是月癸丑日”即位。然而该年农历十月并无癸丑日,十一月二日方为癸丑日。见《越史略》卷中,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第4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578页;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黎纪·卧朝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1-202页。中西历转换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两千年中西历转换
  2. ^ 2.0 2.1 李昭皇让位给陈煚的日期,有数种不同的说法。《越史略》记载在乙酉年(建嘉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西历1225年12月31日)。《大越史记全书·李纪·昭皇》记载在乙酉年(天彰有道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西历1226年1月10日),而同书《陈纪·太宗皇帝》,则记载在十二月十二日(西历1226年1月11日),而两处都加上“戊寅”。见《越史略》卷下,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第4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619页;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昭皇》及《陈纪·太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316页及321页。中西历转换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两千年中西历转换
  3. ^ 3.0 3.1 关于宋朝封越南李英宗为“安南国王”的时间,《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在政隆宝应二年,即1164年(见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英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97页);《越史略》记载在天感至宝元年,即1174年(见《越史略》卷中,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第4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600页)。宋朝典籍亦多记载在宋孝宗淳熙元年,即1174年。关于此一问题,中国学者杨武泉认为:“册封发于宋廷,自以宋人所载为确。”(见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杨武泉注,北京中华书局,67页。)
  4. ^ 中国学者徐善福、林明华的《越南华侨史》指出,学术界里有考证认为李公蕴是华裔身份,但同时亦有另外的见解。故有关李公蕴是华裔的看法,是“聊备一说”。见该书《越南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69-70页。
  5. ^ 《大越史记全书·黎纪·卧朝皇帝》载,僧万行说李公蕴“宽慈仁恕,颇得众心,而掌握兵柄者”。
  6. ^ 《大越史记全书·黎纪·卧朝皇帝》载,陶甘沐向李公蕴说:“主上昏暴,多行不义,天厌其德,弗克终寿,嗣子幼冲,未堪多难”。
  7. ^ 《大越史记全书·黎纪·卧朝皇帝》载,陶甘沐谓李公蕴:“国人皆谓李姓大兴,图谶已见。”
  8. ^ 《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太祖皇帝》载,李太祖下诏,形容大罗城“宅天地区域之中,得龙蟠虎踞之势,正南北东西之位,便江山向背之宜,其地广而坦平,厥土高而爽垲,民居蔑昏垫困,万物极蕃阜之丰,遍览越邦,斯为胜地,诚四方辐辏之要会,为万世京师之上都”。
  9. ^ 据《大越史记全书》载,杜英武去世时间为戊寅岁大定十九年(1158年)农历八月(见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李纪·英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96页)。另据《钜越国太尉李公石碑铭序》载,杜英武是在戊寅岁的“南吕之月”(即农历八月)患上重病,延至“太簇之月”(农历正月)二十日(西历1159年2月9日)去世(见《钜越国太尉李公石碑铭序》〔1159年刻成〕,收录于潘文阁、苏尔梦主编《越南汉喃铭文汇编·第一集北属时期至李朝》,远东学院、汉喃研究院,191页)。农历及西历转换,兹参考台湾中央研究院计算中心-两千年中西历转换
  10. ^ 《大越史记全书·李纪·惠宗皇帝》载当时“纪纲渐废,民不知兵,盗贼之兴,不可禁遏”。
  11. ^ 《越史略》卷下载:“尚与文雷乃谮嗣庆于王曰,嗣庆将发兵赴京师,欲图改立。”
  12. ^ 《越史略》卷下载,李惠宗说:“传位于女,以一阴而御群阳,众所不与,必致悔亡。”
  13. ^ 《越史略》卷下载,陈守度向陈承说:“上王以二郎(指陈煚)为嗣,乃天意也,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14. ^ 《越史略》卷中载太祖元年十一月:“陈镐为相公。”
  15. ^ 《大越史记全书·李纪·仁宗皇帝》载,李常杰“以功拜辅国太傅,遥授诸镇节度同中书门下上柱国、天子义弟、辅国上将军开国公”。
  16. ^ 《大越史记全书·李纪·仁宗皇帝》载,大将李常杰去世时,仁宗皇帝追赠“入内殿都知、检校太尉、平章军国重事、越国公”。
  17. ^ 《越史略》卷中载太宗天成元年五月:“阮彻任左参知政事,……矫蓬为右参知政事。”
  18. ^ 《大越史记全书·李纪·神宗皇帝》载神宗天彰宝嗣六年九月,“帝既立天禄为嗣,至是寝疾,感圣、日奉、奉圣三夫人欲改立,乃遣人赂参知政事徐文通。”
  19. ^ 《越史略》卷中载太祖元年十一月:“吴丁为枢密使。”
  20. ^ 《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太祖皇帝》载,太宗初即位时,以“李道纪为左枢密,……冲新为右枢密。”
  21. ^ 《大越史记全书·李纪·神宗皇帝》载神宗天顺二年三月,“迁(李)子克枢密使。”
  22. ^ 《越史略》卷中载,圣宗龙瑞太平元年,“以裴嘉佑为文明殿大学士”。
  23. ^ 《越史略》卷中载,惠宗建嘉六年,“又以太祖为内侍判首,每大宴礼,赐坐局天安殿。 ”。
  24. ^ 《越史略》卷下载,昭皇建嘉十五年,“命内侍判首冯佐周、内行遣左司郎中陈智宏,将内外文武臣僚,领龙舟,备法驾,赴星罡府,迎我太宗”。
  25. ^ 《越史略》卷下载,昭皇建嘉十五年,“上品奉御陈守度曰:“左辅之言非也。假如上王有子,反欲逊于二郎,揆之于义,则不可奉诏。今以无嗣,欲择贤而付之,此乃上王逺法尧舜之真让,又何疑哉?况天位不可久旷,而上王逊避之意已决,别选他姓为嗣,虽欲不臣事之,其可得乎?且上王以二郎为嗣,乃天意也。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太尉熟思之。””。
  26. ^ 《越史略》卷下载,高宗治平龙应五年,“以我元祖仲女为元妃,以谭以蒙为太尉,阮正吏为参知政事,元祖为明字,愚为上品奉御,苏忠嗣为殿前指挥使,余各有差。”
  27. ^ 天长原是李朝时的即墨乡,并未改为路。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卷之六,陈太宗天应政平十五年二月“定军号”条注,陈朝王室因其故乡在即墨乡,故改即墨乡为“天长府”,又称为“天长路”。
  28. ^ 《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太宗皇帝》载:“初,天下狱讼烦扰,法吏拘律文务为深刻,甚者或至枉滥。”
  29. ^ 《钜越国太尉李公石碑铭序》载:“越甲子岁(1144年,大定五年),公(指杜英武)奏:‘兵不习练,无以定乱;民不教战,何以威四夷?’上(指李英宗)乃命公辟西园之土,立定国之续,设旗鼓以惊耳目。八阵九伐,于是明矣;三命五申,于是著矣。”
  30. ^ 本图表主要分成地质(包括地震)、气候(包括大风、旱情、大雨等)、水文(包括大水、河流环境)、虫害(包括蝗灾)、疫病(包括人类及牲畜的疫情)、食粮供应(包括农产收成及饥荒)等类别。天文方面,若如日蚀、月蚀、日重轮、月重轮等现象概不列出。
  31. ^ 越史略》作龙符元化。
  32. ^ 《越史略》作大顺。
  33. ^ 《越史略》作天资宝祐。
  34. ^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载,宋真宗说:“黎至忠(前黎朝卧朝帝)不义而得,公蕴尤而效之,益可恶也。”
  35. ^ 《涑水记闻》卷十三载:“熙宁中,朝廷遣沈起、刘彝相继知桂州,以图交趾。起、彝作战船,团结峒丁以为保甲,给阵图,使依此教战,诸峒骚然。”
  36. ^ 《涑水记闻》卷十三载,徐百祥向越南李朝提出:“兵法:‘先人有夺人之心’,不若先举兵入寇。”
  37. ^ 除“交趾郡王”,宋廷也封李朝君主为“南平王”或“南越王”(散见于脱脱等《宋史·外国列传·交阯》,北京中华书局)。
  38. ^ 中国学者方国瑜称晚唐时期的南诏国已有此称谓,到大理国时仍用之。
  39. ^ 《宋史·外国列传·占城》载:“占腊素不习兵,与交阯(即越南李朝)邻,常苦侵轶。”
  40. ^ 郭振铎、张笑梅的《越南通史》称莒隆贼“原为哀牢之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89页);另据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一,黎应天八年“故丁主璿卒于莒隆”条,莒隆后来属于越南清化。
  41. ^ 《多贝垌木牌》载:“酬娘口多贝垌田壹许,近官田,当壹百贰拾参面(“面”即亩),令添拾壹高(“高”为越南度量衡单位),条(“条”即调)与远去阮妍、阮超、阮越诸耕食,依旧为耕。后久年并有契买亩,东西南北界已在地图并白纸内。”

参考文献[编辑]

引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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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越史略》卷中,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第4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577页。
  5. ^ 5.0 5.1 5.2 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四》(第一百九十七册),大中祥符三年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7728页。
  6.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黎纪·卧朝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2-203页。
  7.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太祖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7-208页。
  8. ^ 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66页。
  9. ^ 9.0 9.1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太祖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10页。
  10.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太祖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14页。
  11.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太祖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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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太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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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太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25页。
  16.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太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32页。
  17.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太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27-228页。
  18.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太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30页。
  19.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太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36页。
  20. ^ 《越史略》卷上,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第46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583页。
  21. ^ 滕甫《征南录》,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第46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828-831页。
  22. ^ 22.0 22.1 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70页。
  23.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圣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45页。
  24. ^ 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三,彰圣嘉庆元年,“定军号”条。
  25. ^ 25.0 25.1 25.2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圣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42页。
  26.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圣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45页。
  27.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仁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46-247页。
  28.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仁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48页;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71页。
  29. ^ 29.0 29.1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仁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49页。
  30.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仁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51页。
  31.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仁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48-250页;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72-75页。
  32.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神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69页;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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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英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86页。
  35. ^ 《钜越国太尉李公石碑铭序》,收录于潘文阁、苏尔梦主编《越南汉喃铭文汇编·第一集北属时期至李朝》,远东学院、汉喃研究院,190页。
  36. ^ 36.0 36.1 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之四,大定二年春二月条。
  37.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英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91-292页。
  38. ^ 38.0 38.1 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77页。
  39.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英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99页。
  40.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英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300页。
  41.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高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302页。
  42. ^ 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79页。
  43. ^ 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李纪·高宗皇帝》,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310页;陈重金(即陈仲金)《越南通史》(即《越南史略》),北京商务印书馆,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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