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教法學：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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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27日 (三) 09:54的版本
| 伊斯蘭教法學 （斐格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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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蘭研究 |
伊斯兰教法学（阿拉伯语：فقه，羅馬化：Fiqh）是伊斯蘭教的法學，在阿拉伯語文獻當中稱為斐格海、費格海[1]。與注重根源和被稱為沙里亞的伊斯蘭教法不同，教法學側重對敎法的參悟和理解，這門學科強調通過人們的理性思考來了解伊斯蘭教法的原理和規則。[2]
由於牽涉到人類的理性解讀，教法學體現了伊斯蘭教法的靈活運用，使之可以解決不同時空背景之下無經訓明文可依的具體問題，適應社會生活發展所需[3]。伊斯蘭教法學推演法律的方式是建基於二手法源來作出獨立的法律論證，被稱為伊智提哈德，這些二手法源包括伊制瑪爾（學者的普遍共識）、格雅斯（類比式論證）、伊斯提哈桑（法學家偏好的裁定）、伊斯提斯拉赫（考量公眾利益）、薩德艾德茲哈賴（杜絕法律上容許但可招致後患的行為）、伊斯提斯哈布（假定狀況不變）及歐爾夫（慣例）[4]。
經過法學家多個世紀以來的評論和研究，法律詮釋五花八門，形成了不同的法學學派[5]。那些推演教法的學者被稱為穆智台希德，他們構建了伊斯蘭教法學的法則、原理、指引和理論，即是伊斯蘭法學原理[6]。
語源與語義
斐格海一詞源自阿拉伯語字根fa、qaf及ha，它們組成的動詞法吉哈（阿拉伯语：فقيها，羅馬化：Faqiha）意指認識、了解、領會、領悟[7]。《古蘭經》懺悔章裡的一節經文提到：「信士們不宜全體出征，他們為何不這樣做呢？每族中有一部分人出征，以便留守者專攻教義，而在同族者還鄉的時候，加以警告，以便他們警惕。」其中的用語「專攻教義」採用了源自同樣字根的詞語，學習阿拉伯語的西方人將之稱為「第五形態動詞」，即其字根含有文意[8]。這個「第五形態動詞」塔法蓋哈（阿拉伯语：تَفَقَّهَ，羅馬化：Tafaqqaha）的意思是向別人傳授他所理解的真主意願，學者伊本·卡迪·舒赫芭用以專指法則的傳授，不一定與探發法律的方法有關[9]。
史學家伊本·赫勒敦形容斐格海是「對真主法規的認識，這些法規與人們的行為相關，他們認為自身有責任遵照規定所需（法爾德）、所禁（哈拉姆）、所勉（曼杜卜）、所惡（麥克盧哈）及所許（穆巴哈）」[10]。著名《古蘭經》經注學家伊本·阿巴斯認為斐格海的定義等同希克瑪（智慧），並指「希克瑪就是法度的知識，辨識清真（合法）與哈拉姆（違反教律）」[11]。8世紀穆斯林學者阿布·哈尼法形容它是「自身對權利與義務的認知」，包含對真主和對人類的責任[12]。
11世紀神學家安薩里列舉了五個與學問相關的術語，其中便包括斐格海。他認為斐格海的語義經歷了變化，這個詞語原本是指「對真相的洞察力」，後來卻收窄至「特殊案例的知識，包括精通這些知識的來龍去脈和相關爭議的詳情，並認識與之相關的不同見解」。安薩里本人認為如果是涉及《古蘭經》，斐格海是「來世的學問、對微妙的人性缺失相關的知識，這些人性缺失會使人墮落，因此需要深入了解凡世的不足和期昐來世的樂土，才能敬畏真主」[13]。
現代學者對斐格海的定義更具體，把它局限在法學領域。穆斯塔法·艾哈邁德·扎卡認為它是伊斯蘭教法法理的專門知識[14]。伊斯蘭教學者約翰·埃斯波西托則指斐格海是人類對真主法規的理解，法學家需要採用伊斯蘭法學原理去理解它，即「運用工作原理和研究方式從原始來源導出法理」[15]。
與沙里亞的差異
不過，人們往往都不加區分和交替使用沙里亞與斐格海兩個詞語[16]。學者巴薩姆·蒂比認為另一位著名學者約翰·凱爾塞也混淆了兩者，指出他錯誤地把真示啟示的沙里亞與人類的理智推論混為一談[17]。埃及學者艾哈邁德·卡邁勒·阿布·馬吉德強調兩者的分別，指出沙里亞是「真主和先知制定的條文，管制人們的行為，出處是《古蘭經》和聖行」，而「斐格海是以沙里亞為基礎而開展的一系列學問，以探索條文的深意，加以解釋，並在沒有明文說明的情況下運用類比，以惠及人們的福祉」。他又指出，無法區分兩者會造成曲解，這些曲解的想法會危及社群[18]。
學者伯納德·韋斯解釋，沙里亞是立法的產物，體現真主的意志，而斐格海則牽涉法律的理解，是以人類的主觀意志為依歸。不過，他表示這樣的分野並不能說明沙里亞完全是宗教啟示的直接產物。他稱「儘管真主是伊斯蘭教法的出處，但實際的立法行為卻是人類所為，意味這是人類所理解的真主之法。這些法律並非在天國預定並降示給凡間，斐格海就是人類所理解的法律，它才是社會規範的法律」[19]。
歷史
論證從一開始便存在於伊斯蘭教法，始自最早期的專家和法官採用的個人意見和個別的裁決[20]。在穆斯林征服和擴張的過程裡，作為統治者的四大哈里發在駐軍的所在地庫法、巴士拉、福斯塔特設立卡迪（法官）一職，負責解決部族成員之間的爭議，例如在當時尚未成熟的伊斯蘭教宗教禮儀和結婚、離婚、遺產繼承等家庭問題及犯罪問題。在《古蘭經》對特定議題有清晰和詳細的解決方案時，這些卡迪會根據他們所理解的《古蘭經》訂下的規則予以解決，否則他們便會訴諸論證的手段自行裁決[21]。
穆斯林對一些信仰習俗上的瑣碎事宜欠缺共識，使穆斯林社群分成各個派系[22]。此外，卡迪的人數越來越多和變得更規範，儘管他們同樣是穆斯林，但他們來自伊斯蘭世界不同的地方，於是各自發展出不同的古典法派，當中的一些法派論述宗教禮典的細節，另一些法派則演變出適合當地情況的特殊處理手法。各地學者在當時難以互相交流，不同法派之間的分歧難以避免[23]。當時易卜拉欣·納哈伊等學者認為伊斯蘭教法是有法律理由，其原則和論證皆由《古蘭經》和聖行推導而出，附屬法規可通過這樣的論證來形成。他們認為稱職的法學家可以看到這些法律背景的推論，從而領悟到其立法原意。他們又稱法典可以論述的文字是有限，但案例是無限，因此有必要確立和理解《古蘭經》、聖行衍生法律的根本思想，才能滿足立法所需[24]。
古典學派
學者約瑟夫·沙赫特把這些在伊斯蘭曆二世紀初期出現於麥地那、敘利亞、伊拉克的學派稱為「古典學派」。他稱這些學派沒有明確的體制、規範統一的主導思想和正統的學說。沙赫特又稱這些古典學派由起初僅僅是地理上的區別演變成後來各自支持不同學者的見解。與傳統派堅持聖行需要不間斷的傳述鏈並可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不同，古典學派接受僅追溯到聖伴（追隨穆罕默德的同伴）的聖行，並可結合個人見解[25]。
在這個時期，學者抽取《古蘭經》裡那些以宗教和倫理為主的經文，形成法理推論，並將之應用在《古蘭經》沒有詳細覆蓋的領域上，例如合約和侵權。各個古典學派的權威人物代表了該派「現存的傳統思想」。這些傳統思想除了反映當地的習俗，亦體現當地權威宗教學者公認的學說，學習這些學說的當地人承認他們是伊斯蘭教法的權威，採納他們的意見和決定[26]。
易卜拉欣·納哈伊是庫法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學說主要透過法學家阿布·優素福及穆罕默德·謝巴尼的聖訓著作得以了解。納哈伊表明聖伴所述的聖訓十分可靠，他的立論是聖伴對先知的教誨有較好的理解。納哈伊亦會運用推論來處理法律議題，對格雅斯（演繹推理）在伊斯蘭教法裡的大眾化應用起了積極作用[27]。麥地那學派的代表人物有七位，分別是阿布·貝克爾·伊本·阿卜杜·拉赫曼、烏拜德·阿拉·伊本·阿卜杜·阿拉、烏爾娃·伊本·祖拜爾、卡西姆·伊本·穆罕默德·伊本·阿比·貝克爾、賽義德·伊本·穆賽伊卜、蘇萊曼·本·亞薩爾及宰德·伊本·薩比特，統稱為麥地那法學七子，他們的《古蘭經》和聖行詮釋被視為權威[28]。伊本·阿巴斯則是麥加學派的創立者，他的學生阿塔·伊本·阿比·拉巴赫及伊本·朱萊傑等學者都屬於這個學派[29]。麥加學派被視為是最重要的早期經注學派，據說如果伊本·阿巴斯不能在《古蘭經》和先知的言行找到問題的答案，他會參考哈里發阿布·伯克爾和歐麥爾的說法，如果都沒有，他會提供自己的見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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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著作
伊斯蘭教學者伊格納茲·戈德齊赫認為伊斯蘭教法學的發展在8世紀才真正開始，他指出這是因為法學典籍有系統的編纂在這個時候才能以可以保存下來的形式記載。根據後來的文獻，朱萊傑和賽義德·伊本·阿比·阿魯芭率先把他們的法律著作分章分節編寫成書。戈德齊赫認為它們並不只是聖訓書，而是最先「運用了聖行當中合適的素材，並根據種類把法律整理而寫成」的法學典籍[31]。
隨著伊斯蘭教法在8世紀中葉成文，遜尼派的四大法學派別和什葉派的主要法學派別賈法里派推出了權威的法學著作。法學家推導出許多不同的裁決和意見，這樣的分歧代表了他們所屬的法學派別，而這些從伊斯蘭教法推導的各種不一見解在法學上都獲得採納[32]。沙斐儀的著作《法源論綱》是伊斯蘭法學原理的開山之作，論述了《古蘭經》與先知言行之間的關係，書中摻雜了大量法律問題及解釋法律差異的法學[33]。馬立克的《伊瑪目馬立克聖訓集》是流傳至今的完整法學著作當中最早的一部，他提出了伊制瑪爾的概念，即以共識來促成法律裁決[34]。
九至十一世紀
到9世紀中葉，伊斯蘭教法學的架構已得到全面發展，應用的法規和方法體制得以立足，《古蘭經》和聖行獲確立為主要的法理根源[35]。學者瓦埃勒·哈拉格認為，在伊本·蘇萊傑和他的學生的影響下，伊斯蘭教法學原理在「理性派和傳統派達致真正共融」後才成形。通過法學原理的推敲和討論，法理類推被普遍接納成為伊斯蘭教法學的重要根源[36]。另一位學者克里斯托弗·梅爾徹特也論述伊斯蘭教法的法理在9世紀趨向成熟，法律上的辯證變得精細[37]。
踏入10世紀，編撰法學著作的用語出現了驚人的變化，學者開始使用伊斯蘭法學原理專用的新詞，他們被專門稱之為伊斯蘭法學原理的作者。他們的著作所採用的標題表明這是一門獨立和重要的學問[38]。諸如伊赫提拉弗（法律意見差異）、賈達爾（法理辯證）、塔里卡（聖訓注解）等術語的使用頻率越來越高[39]。這個世紀的法學家仔細研究過往承傳下來的法律知識，又著作推動法學派別的理論發展。除了蘇萊傑，奧馬爾·伊本·侯賽因·希拉吉、烏拜爾·阿拉·伊本·哈桑·卡希和伊本·傑拉卜都是這時較有名的法學家，他們在特定的框架下推導法學理論[40]。
隨著伊斯蘭學校的出現，伊斯蘭教法學在11世紀成為主要的學科[41]。遜尼派法學的正統學說在此時才得以正式確立，學者威廉·蒙哥馬利·瓦特斷定幾個學派在1000年後才「廣泛接納伊斯蘭式的共識，即伊制瑪爾，此時才能說是『正統學說』」[42]。在謝里夫·穆爾塔扎及謝赫·圖西的引領下，什葉派開始編制該派的聖訓及他們的法學出處，拒絕採納遜尼派的類比推論和運用個人見解[43]。
創制之門的關閉
法學家都各自追隨現有的法學派別，開始流行塔格利德（模仿以前的學者），而不是嘗試建立新的學派，獨立推論、引領新學派建立的伊智提哈德旁落[44]。根據約瑟夫·沙赫特所說，10世紀開始有一種共識得以逐漸形成，這種共識認為「沒有人被認為有資格行使獨立判斷，因此法學家在未來應僅局限於說明、應用以往釐定的法律學說，最多也只應對它們作出詮釋」。這種「創制之門的關閉」相當於他們要「毫不猶豫地接納既定學派和權威的學說」[45]。
可是，哈拉格及另一位學者喬治·馬克迪西都認為伊智提哈德在11世紀仍未被拋棄，因為學派在整理法律成形的時候，伊智提哈德被視為法源之一，格雅斯是「伊智提哈德的脊梁」，因此伊智提哈德是「遜尼派法學理論的脊梁」[46]。哈拉格還認為伊智提哈德直至12世紀仍是「法學家恆常和實際執行的職能」，在那時之前「沒有『創制之門關閉』或類似的表述」[47]。
神學家阿布·哈米德·加札利提供的觀點是否導致創制之門關閉仍然有爭議，但他對伊智提哈德的觀點被指反映了創制之門關閉。他反對不受限制地採用伊智提哈德，擔憂如果放任不管會危害伊斯蘭教的正統信仰[48]。學者謝爾曼·傑克遜認為伊智提哈德從來沒有完全消失，只是塔格利德在12至13世紀變得更普遍[49]。在12世紀後的多個世紀，除了伊茲丁·伊本·阿卜杜·薩拉姆、阿布·伊沙克·沙蒂比及納傑姆丁·圖菲，鮮有法學家在主要的法學領域上提出重要的見解[50]。
停滯不前
隨著13世紀蒙古人的入侵和14世紀爆發的瘟疫，法學家變得稀缺，只要少數學者可以運用基本的法學原則來處理日常需要面對的法律問題[51]。此時有更多的法學典籍相對地接納由沒有穆智台希德資格的學者代替過往的法學家發佈伊斯蘭教令，當時的法學家西拉傑丁·烏爾麥維解釋那是因為「其時欠缺獲共識承認的穆智台希德」。另一位法學家卡迪·巴達維亦稱當時仍存的穆智台希德不多，因此有必要跟從由已去世的穆智台希德發佈的教令[52]。
神學家伊本·泰米葉在14世紀意識到這種趨勢帶來的危機，惟恐伊斯蘭教法不再適用，於是主張伊智提哈德必須繼續發揮作用[53]。他認為伊智提哈德並非獨立於宗教，但不是盲目順從個別的法律先例[54]。伊本·卡伊姆·嘉伍茲亞認為解讀伊斯蘭教法同時需要劃一和特定的標準，劃一標準通過對《古蘭經》和聖訓的文本分析及伊制瑪爾的認可而得出，適用於任何時空。特定標準則只應用於可以促進社會實現某些價值的案例裡，這種標準可以通過適當的推論而得出[55]。
不過，推崇哈乃斐派的馬木留克在15世紀前進行改革，限制法官重新解讀其他學派的法律意見。為了應對多個學派並存形成多重法律系統的問題，卡西姆·伊本·古特盧布加提出了一些理論，構建限制法官運用自由裁決權的原理，使司法人員「只能按照他們奉行的學派擬定的法律意見」作出裁定[56]。奧斯曼帝國借助名為卡農法的政府立例來補充法學，在國家的干預下，卡迪要接受指示根據特定學派裡最權威的法律意見來頒佈裁決[57]。
此時的什葉派接納穆哈格奇·卡拉基（阿拉伯语：المحقّق الکرْکي，羅馬化：Al-Muhaqqiq al-Karaki）的學說，其他學者拓展了他的學說，成為烏蘇勒派。他們認為研習法學的學者享有宗教權威，推崇伊智提哈德。可是，17世紀始自穆罕默德·阿明·阿斯塔拉巴迪的阿赫巴爾派向烏蘇勒派發起了挑戰，他們認為真主之言是唯一的法源[58]。
復興
從18世紀開始，法學研究變得熱門，被稱為法基赫的伊斯蘭教法學專家成為最著名的伊斯蘭教學者[59]。遜尼派伊斯蘭教開始有推動改革的聲音，試圖復興伊斯蘭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滿足現代的需要[60]。學者沙阿·瓦利烏拉·德拉維明確主張運用伊智提哈德，建議面臨法學問題的穆斯林可以隨意在四大法學派別裡尋找答案，是一種「跨學派的折衷主義」。近代學者約翰內斯·馬里納斯·西蒙·貝隆認為德拉維的論點是「每個年代都有無數獨特的問題」，以證明有需要採納獨立論證的手段來解決[61]。
伊斯蘭教各界在19世紀末伊始開始革新伊斯蘭法學法則，使伊斯蘭教法可以迎合當代的環境[62]。穆罕默德·阿布都、穆罕默德·拉希德·里達等學者提倡重新解讀伊斯蘭教法的法源。主張現代化的學者則試圖透過分析歷史上伊斯蘭教傳統的方法來吸取當中的法則，並使之可以應用在現代世界[63]。伊智提哈德的應用方式出現了新的模式，可以集合擁有不同專門知識的學者意見，減輕對法學派別的盲從[64]。
伊斯蘭教法學為了順應現代形勢，發展出三個新概念，分別是務實法學、伊斯蘭教本旨及麥詩賴海。這個概念都論述伊斯蘭法可以順應時勢發展和差異而作出改變[65]。支持現代化的學者使用諸如民主、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等現代思想來解讀宗教經文，修改伊制瑪爾、格雅斯、納斯赫等法學理論[66]。迪奧班迪等傳統主義教派則堅持奉行塔格里德，不承認法學家推論和解釋伊斯蘭教法[67]。
20世紀的穆斯林移民難以在西方國家遵行伊斯蘭教法，這種新的特殊情況激發學者提倡開拓「少數族裔法學」，以根據他們在新家園的特徵和地位而構建指導原則[68]。
導論
在一些情況下，古蘭經給出了明確和具體的答案以應對不同的狀況，包括每天禮拜前的潔淨禮。在另一些情況下，單靠古蘭經並不足以解釋徹透，例如古蘭經說明了在賴買丹月進行禮拜和齋戒的必要，但是沒有說明如何進行禮拜和齋戒，當中的詳情可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傳說裡找得到，因此古蘭經與聖行是沙里亞法規的根基。
在某些議題裡，古蘭經與聖行都不能發揮作用，穆斯林法學家便嘗試用其他的方法以謀求共識。遜尼派法學家利用類比及公有的歷史共識，這些方法有助於尋求共識，並建立比起沙里亞法規更為廣泛的法律。費格赫不比沙里亞法規神聖，不同的思想學派對此也有不同的觀點，也是都沒有把其他觀點視為褻瀆，不同的解讀也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學派。
廣義來說，伊斯蘭法學是不同題材上的法律來源，影響著穆斯林日常生活的所有事務。
教法詮釋
伊斯蘭法學家的「動作模式」被稱為詮釋學（Usul al-fiqh）。
運用費格赫的方法各有不同，主要的方法包括：
遜尼派四大學派
遜尼派四大學派的名稱都是由各自的門生以他們的師長名稱命名。四大學派的地域分佈如下：
- 哈乃斐派：黎凡特、土耳其、巴爾幹半島、中亞、印度次大陸、伊朗、阿富汗、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埃及
- 马立克派：北非、西非、科威特、阿聯酋和巴林
- 沙斐仪派：也門、索馬里、吉布堤、厄立特里亞、埃塞俄比亞、伊朗南部、西南亞、埃及、印度南部、斯里蘭卡、馬爾代夫、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
- 罕百里派：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
四大學派的規則大致相同，不同之處是學派之間對特定聖訓的真確性持有不同意見，在特定情況下的類比推論比重也各有不同。
哈乃斐派是由伊瑪目艾布·哈尼法建立的學派，他的真名是伊本·薩比特，在回曆80年（公元689年）於今伊拉克庫費出生。他出身於商賈世家，具有波斯血統。哈乃斐派的洗禮、禮拜和繳稅方式與其他學派不同，另外其判刑方式也與其他學派有所分別。綜合來說，哈乃斐派與其他三個學派具有最明顯的分野。
伊瑪目馬利基的門徒則建立了馬利基派，主要分佈在北非和波斯灣地區。伊瑪目馬利基的真名是阿布·阿卜杜拉·馬利克·本·阿納斯，於公元715年的麥地那出生，其祖家在也門，他的祖父皈依伊斯蘭教後移居到麥地那，他在麥地那接受教育，麥地那是伊斯蘭學術裡佔著最重要的地位，又是穆罕默德追隨者直屬親裔的居所。伊瑪目馬利基潛心學習法律及費格赫。他的原本《穆婉塔聖訓》（Kitab al-Muwatta）是現存最古老的聖訓和費格赫書籍[69]。
賈法里派
賈法里派是什葉派伊斯蘭法學的代表，什葉派的結構更具階級性，由伊瑪目來制定，法特瓦和早期法學家的判決更受到這個學派的認真看待。不過每位法學家都有一定的權力改變決定。
在制定伊斯蘭法律時，賈法里派更傾向於運用情理，而不是遜尼派的格雅斯（qiyas）。
支持與反對改革的觀點
每個學派反映出其獨特的習俗（歐爾夫）和文化，有些人認為伊斯納德（Isnad，傳述世系）的規律有助於使聖訓和法學家的判決生效，使之更容易倣效（taqlid，塔格利德）以適應新的環境。
早期的沙里亞法規更具彈性，許多現代的穆斯林學者認為沙里亞法規要更新，去除那些傳統法學家的特殊地位，建立適應這個現代世界的費格赫，例如有支持者提倡知識伊斯蘭化，以應對現代的環境，這種思想卻受到絕大部分保守派阿訇的反對。
與西方法律的關聯
在伊斯蘭古典時代（伊斯蘭黃金時代），許多重要的法律制度是由穆斯林法學家發展出來的，例如稱為哈瓦拉（Hawala）的早期非正式資金轉移體制，最早記載這方面的伊斯蘭教法學早至八世紀。哈瓦拉影響到後世普通法的代理及歐陸法系，包括法國法律的擔保（Aval）和意大利法律的保證（avallo）[70]。歐洲適合的「有限合伙」可能是源自伊斯蘭法律[71]。
伊斯蘭法律裡的瓦克夫（宗教財產）是在七至九世紀發展而來的，類似英國信託法當中的公益信託[72]。例如每個瓦克夫都包含創辦人、受託人、卡迪（法官）和受益人[73]。英國的信託法是在12－13世紀十字軍東征時期開始出現，可能是橫越中東的十字軍受瓦克夫啟發而引入英國[74]。
伊斯蘭教的拉菲夫（Lafif）是從近鄰社區當中抽取出十二人組成的團體，他們需要宣誓說實話，具有作出一致裁決的義務，對「他們個人聽見與裁決相關的事情作出確認，其權利由原告賦予」。與英國的陪審制度比較，拉菲夫所缺的是「召集陪審團的法官令狀」。據教授約翰·馬克迪西所說，「迄今沒有其他的法律制度享有與英國陪審制度相似的特性」，因此征服英格蘭和西西里酋長國的諾曼人可能把拉菲夫的概念引進到英國，演變成現今的陪審制度[71]。
其他普通法的基礎制度可能是採納自伊斯蘭法律和法學裡相似的制度，並透過十字軍東征的十字軍及征服英格蘭和西西里酋長國的諾曼人引入到英國，如「英國皇家契約的債務訴訟出自伊斯蘭的阿格德（Aqd）、英國的新近侵奪敕令源自伊斯蘭的伊斯提赫卡格（Istihqaq）、英國的陪審制來自伊斯蘭的拉菲夫（Lafif）」。其他的法律制度諸如經院哲學、法律學校、歐洲的有限合伙都可能來伊斯蘭法律。普通法和伊斯蘭法律的判決先例原則和類比推論都相似。種種證據下使得一些學者提出伊斯蘭法律奠下了「普通法一體化」的根基[71]。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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