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斯科特·谢灵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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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斯科特·谢灵顿爵士
Sir 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
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2.jpg
出生 1857-11-27
英格兰伦敦伊斯靈頓
逝世 1952-3-4
英格兰萨塞克斯郡伊斯特本
国籍  英國
研究領域 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神经学細菌學
任职於 圣托马斯医院
利物浦大学
牛津大学
母校 伊普斯威奇学校
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学院
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
博士導師 迈克尔·福斯特
约翰·牛波特·朗勒
博士學生 約翰·弗爾頓
约翰·卡鲁·埃克尔斯
阿尔弗雷德·弗罗利希[1]
受影响于 约翰内斯·彼得·缪勒
托马斯·阿什
沃尔特·霍尔布鲁克·加斯克尔
大卫·费里尔
鲁道夫·菲尔绍
施影响於 约翰·卡鲁·埃克尔斯[2][3]
拉格纳·格拉尼特
霍华德·弗洛里
E.M. Tansey[4]
阿奇博尔德·希尔[5]
怀尔德·彭菲尔德[6]
獲獎 皇家獎章(1905年)
科普利獎章(1927年)
Nobel prize medal.svg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32年)

查尔斯·斯科特·谢灵顿爵士,功绩勋章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皇家学会会长(英语Sir 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1857年11月27日-1952年3月4日),英国神经生理学家组织学家、细菌学家和病理学家。在生理学和神经系统科学方面有很多贡献。他和埃德加·阿德里安一起由于“关于神经功能方面的发现”而获得193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传记[编辑]

早年和教育[编辑]

查尔斯·斯科特·谢林顿,1857年11月27日生于英国伦敦伊斯灵顿,虽然官方传记中记叙他是乡村医生詹姆斯·诺顿·谢林顿与妻子安妮·布鲁克斯·图特尔(Anne Brookes Thurtell)所生,但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查尔斯及他的几位弟兄,威廉和乔治,都是其母与伊普斯威奇著名外科医生凯勒·罗斯(Caleb Rose)的私生子。凯勒的父亲,凯勒·伯勒尔·罗斯(Caleb Burrell Rose),是诺福克郡斯沃弗姆(Swaffham)的一位乡村医生,也是著名的业余地质学家,曾发表了诺福克首次地质研究。安妮·图特尔的前夫:詹姆斯·诺顿·谢林顿,其实是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一位金属器具兼绘画颜料商,而非医生,大约在查尔斯出生九年前的1848年在雅茅斯去世。谢林顿三兄弟出生后好像没有做过正式登记。他们全都于1863年7月17日一道在“克勒肯威尔”(Clerkenwell)的圣詹姆斯教区教堂受的洗礼,但没有提供父亲的名字,其母亲登记的地址是伊斯灵顿特伦斯学院区14号(14 College Terrace)。据1861年人口普查资料反映:该住所的屋主为安妮·谢林顿(遗孀)、查尔斯·斯科特(四年级寄宿生,生于印度)、威廉·斯坦顿(二年级寄宿生,生于利物浦)和访客凯勒·罗斯(已婚、外科医生)及他11岁的儿子,也记录为寄宿生的爱德华·罗斯。19世纪60年代,他们全家搬到了伊普斯维奇的安格勒斯亚路,并出现在1871年的人口普查中,据说是因为伦敦的气候加剧了凯勒·罗斯的哮喘,但直到1880年10月凯勒的第一任妻子伊莎贝拉在苏格兰爱丁堡去世,他们俩实际上都没有结婚。

值得一提的是,凯勒·罗斯既是一位古典学者,又是一位考古学家。在他位于伊普斯威的艾吉希尔屋(Edgehill House)中,人们可以找到精心挑选的绘画书籍地质标本。罗斯对诺维奇中学(Norwich School)英国艺术家的兴趣,激发了谢林顿对艺术的热爱。知识分子也经常拜访他们的家庭,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培育起谢林顿神奇的学术感,甚至在入学前,年幼的谢林顿就已读过生理学约翰内斯·彼得·缪勒的《生理学基础》,该书是凯勒·罗斯送给他的。

谢林顿于1871年进入伊普斯威奇,英国著名诗人“托马斯·阿什”(Thomas Ashe)曾在学校工作。他启发了谢林顿艺术灵感。

罗斯曾建议谢林顿学医。谢灵顿先是在国皇家外科学院学习,他本想到剑桥大学学习,但银行的倒闭损害了他们家的经济状况。为了二个弟弟能继续学习,1876年9月谢林顿选择了注册为圣托马斯医院的“永久学生”。在圣托马斯医院学习期间,由于该院与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有研究交流。谢林顿得以到剑桥学习生理学。在那里,他在“英国生理学之父”迈克尔·福斯特爵士(Sir Michael Foster)的指导下进行学习。

谢林顿曾为初中文法学校伊普斯维奇城足球俱乐部和圣托马斯医院橄榄球队踢过球,是牛津大学赛艇队队员。1875年6月期间,谢林顿通过皇家学院普通教育初级考试。该初级考试是获得奖学金所必需的,同时还免除了他一个类似会员的资质考试。在1878年4月,通过了皇家外科学院会员和后12个月奖学金资格的主考。

1879年10月,谢林顿作为一名非本院学生进入剑桥大学,但第二年他就作为优秀学生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在1881年6月,他参加了自然科学第一部分荣誉学位考试,并荣获生理学第一名;共有9名候选人(8男1女),其中五个获得一等品;在1883年6月第二部分荣誉学位的考试中,同威廉·贝特森一道,也获得了第一。1881年11月他接到导师之一“沃尔特·霍尔布鲁克·加斯克尔”的通知,他在今年的植物学、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上获得了最高分、动物学获得第二,整体得分最高。“约翰·牛波特·朗勒”(John Newport Langley)教授,谢林顿的另一位导师,他俩都对如何展示解剖结构的生理功能感兴趣。

1884年8月4日谢林顿获得了皇家外科学院的成员资格,1885年,他获得了带分级标志的一等自然科学荣誉学位。同年,谢林顿获得剑桥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头衔。 1886年,谢林顿得到了伦敦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称号。

第七届国际医学大会[编辑]

查尔斯·斯科特·谢灵顿

1881年该会议在伦敦举行。正是这次会议,开始了谢林顿神经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该会产生了一个学术争论:来自斯特拉斯堡的弗里德里希·戈尔茨(Friedrich Goltz)认为大脑皮层不存在局部功能,戈尔茨是在观察了被部分切除大脑的狗后得出这一结论的。而大卫·费里尔,则不同意这一观点,他坚持认为大脑中不同部位都存在着特定的区域性功能,费里尔的最有力的证据是偏瘫的猴子,在大脑受损后,仅身体的一侧发生了瘫痪。

对此,朗勒在内的委员会做了调查,分别将狗和猴子麻醉杀死,将狗的右半脑送到剑桥大学检查。谢林顿作为朗勒的晚辈同事,对该脑半球进行了组织检查。1884年,朗勒和谢林顿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论文。这是谢林顿首次发表论文。

旅行[编辑]

在1884年至1885年冬季,谢林顿离开英国到达斯特拉斯堡。在那里,他曾与戈尔茨一起工作。戈尔茨,同许多其他人一样,对谢灵顿起过积极的影响。后来谢林顿曾评价戈尔茨道:“他教导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力求完美无缺”。

1885年西班牙爆发了一场霍乱疫,一位西班牙医生声称已生产出了抗击疫情的疫苗。在剑桥大学的主持下,伦敦皇家学会和医学研究协会派出了由查尔斯·斯玛特·罗伊(Charles Smart Roy)、格雷厄姆·布朗(J. Graham Brown)和谢林顿组成的三人专家组,前往西班牙考察。罗伊是谢林顿的朋友,剑桥大学新任病理学教授。当他们三人来到托莱多后,谢林顿对西班牙医生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回国后,三人向英国皇家学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彻底否定了西班牙医生的说法。

应当提及的是,这趟旅行中谢林顿没有遇见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当谢林顿他们三人在托莱多逗留期间,卡哈尔则是在数百英里外的萨拉戈萨

当年晚些时候,谢林顿前往柏林去查看鲁道夫·菲尔绍西班牙购买的霍乱标本。后来,菲尔绍送谢林顿到罗伯特·科赫处进行了为期六周的技术培训,结果谢林顿在科赫处做了一年的细菌学研究。在二位的指导下,使他在生理学、形态学组织学病理学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期间,他可能还研究了韦氏(Heinrich Wilhelm Gottfried von Waldeyer-Hartz)和内森·岑茨(Nathan Zuntz)的医学理论。

1886年,谢林顿去意大利再次调查霍乱疫情。在意大利期间,谢林顿花了很多时间参观艺术画廊。正是在这个国家,让谢林顿对古籍善本喜爱成瘾。

职业[编辑]

1893年查尔斯·斯玛特·罗伊和查尔斯·斯科特·谢林顿(右),在剑桥大学老病理实验室的门口中。

1891年,谢林顿被任命为伦敦大学所辖专门从事人类和动物生理/病理研究的布朗学院负责人,作为“维克多·亚历山大·海登·霍斯利爵士”(Sir Victor Alexander Haden Horsley)的继任者。在那里,他研究了脊髓背角和前根的叶段分布、绘制了感觉皮节图。在1892年发现了肌梭引发的牵张反射。该研究所允许谢林顿研究很多小型及大型动物,同时,布朗学院也拥有足够的空间来对大型灵长类动物,如猩猩进行研究。

利物浦[编辑]

谢林顿的首个全教授工作是来自1895年,继“弗朗西斯.高奇”(Francis Gotch)之后,被利物浦大学任命为生理学霍尔特教授(Holt Professor),从而结束了他在病理学方面的研究。在研究被切除了半脑的猫、狗、猴及猩猩时,他发现反射必须考虑整个有机体的综合活动,不只是所谓的反射弧的活动结果,这一概念后来被普遍接受。在那里,他继续研究神经反射和交互支配。他的有关该课题的论文被综合到1897年的克鲁年讲座(Croonian Lecture)中。

谢林顿显示了肌肉兴奋与起抑制作用的拮抗肌肉组成反比。说到兴奋抑制的关系,谢林顿说:“因为停止活动的行动与执行活动的行动一样真实活跃”。在利物浦期间,他继续进行神经交互支配的研究。到1913年,谢林顿提出了“兴奋和抑制的处理可被看作是对立的两极[...],一极能够中和另一极”。谢林顿对交互支配研究的突出贡献是掌握了脊髓的知识。

年津大学[编辑]

早在1895年,谢林顿就想在牛津大学谋得一个职位。直到1913年等待终于有了结果,牛津大学一致同意聘请谢林顿为该校生理系韦恩弗利特主席(Waynflete Chair)。在牛津,谢林顿培养出了许多出色的学生,包括“怀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曾指导他研究大脑,有数位学生是罗得斯学者、还有三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是约翰·卡鲁·埃克尔斯拉格纳·格拉尼特霍华德·弗洛里。美国脑外科先驱哈维·威廉姆斯·库欣(Harvey Williams Cushing)医生也受到了他的影响。

从谢林顿回答年津大学真正作用的问题,可看出他作为一名教师的理念,谢林顿说:

“数百年来,我们认为,在年津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教授已有的知识。但现在,随着科研活动的不断高涨,我们不能单纯地教授已有的知识,我们必须学会去传授一种对未知世界不懈探索的精神,这可能也需要数百年的时间,但我们无法,也不希望逃脱这一新的挑战”。

装有显微载玻片箱子上的标牌:“查尔斯·谢林顿爵士的组织学演示幻灯片:圣托马斯医院:1886年至1895年;利物浦大学:1895年至1915年;牛津大学:1914年至1935年”。

在牛津期间,谢林顿在一个专门制作的标有“查尔斯·谢林顿组织学演示幻灯片”的箱子中,保留有数百张显微载玻片及组织学演示幻灯片。箱子中收藏的幻灯片可能与一些初期的研究发现有关,如大脑皮层定位;这些幻灯片部分来自同时代的学者,如安杰洛·鲁菲尼(Angelo Ruffini)和古斯塔夫·弗里奇(Gustav Fritsch);部分来自牛津大学的同事,如首位生理学韦恩弗利特主席“约翰·波顿·桑德森”(John Burdon-Sanderson)和德里克·丹尼·布朗(Derek Denny-Brown),谢林顿在1924年至1928年的牛津同事。

谢林顿在牛津大学的工作曾因一战而中断,战争开始时,他的班上仅剩9名学生。战争期间,他在一家炮弹工厂做工以支持战争。日常研究非常辛劳,特别是在工厂。他平日工作时间为早晨7点半至晚上8点半;周末则为早晨7点半至晚上6点。

1916年3月,谢林顿曾为争取女性在牛津大学医学院的录取权而进行过抗争。

退休[编辑]

1936年查尔斯·谢林顿从牛津大学退休,后搬到了他童年的故乡-伊普斯威奇。在那里,他建造了一所房屋,并一直与他的学生及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保持着大量的联系。他还继续研究感兴趣的诗歌、历史和哲学。从1944年到去世,一直担任着伊普斯维奇博物馆主席。此前,也曾是该委员会的成员。

谢林顿在94岁时死于突发性心脏衰竭,死前心智非常清晰。他身体健康,但老年时的类风湿关节炎是他的一大负担。说起他的病情,谢林顿曾说,“年老是不愉快的,人无法自己照料自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即1951年,因关节炎,谢林顿被送进了养老院。

家庭[编辑]

谢林顿与埃塞尔·玛丽·赖特(Ethel Mary Wright)在1891年8月27日结婚。赖特是英格兰萨福克普雷斯顿庄园约翰·伊利·赖特的女儿。谢林顿和赖特生有一个儿子,取名卡尔·E. R. 谢林顿,1897年出生。赖特既忠诚、又活泼,是一位善良的女主人。在牛津的时候,夫妻俩经常会在周末召集一大群朋友和熟人,在家中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

荣誉和奖项[编辑]

在他去世时,谢灵顿获得牛津巴黎曼彻斯特斯特拉斯堡鲁汶乌普萨拉里昂布达佩斯雅典伦敦多伦多哈佛都柏林爱丁堡蒙特利尔利物浦布鲁塞尔谢菲尔德伯尔尼伯明翰格拉斯哥威尔士等22所大学的荣誉博士称号。

参考文献[编辑]

  1. ^ Neurotree profile: 查尔斯·斯科特·谢灵顿
  2. ^ Eccles, J. Two Hitherto Unrecognized Publications by Sir Charles Sherrington, O.M., F.R.S.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1968, 23: 86. doi:10.1098/rsnr.1968.0012.  编辑
  3. ^ Eccles, J. C. Some Aspects of Sherrington's Contribution to Neurophysiology.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1957, 12 (2): 216. doi:10.1098/rsnr.1957.0012.  编辑
  4. ^ Tansey, E. M. Working with C. S. Sherrington, 1918-24.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2008, 62 (1): 123–130. doi:10.1098/rsnr.2007.0037. PMC 2628577. PMID 18548907.  编辑
  5. ^ Hill, A. V. Jewels in My Acquaintance with C. S. Sherrington, F.R.S. Notes and Records of the Royal Society. 1975, 30 (1): 65–68. doi:10.1098/rsnr.1975.0006. PMID 11615581.  编辑
  6. ^ Todman, D. Wilder Penfield (1891–1976). Journal of Neurology. 2008, 255 (7): 1104–1105. doi:10.1007/s00415-008-0915-6. PMID 18500490.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