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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澳大利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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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導向自中澳关系）
  此條目介紹的是中國與澳大利亞的歷史上的關係及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澳大利亞聯邦的關係。關於其他用法，請見「中國—澳大利亞關係 (消歧義)」。
  提示：此條目頁的主題不是中華民國—澳大利亞關係。
  「中澳關係」重新導向至此。關於中國大陸與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的關係，請見「中國大陸與澳門關係」。
 如無特別說明，此條目中的「中國」指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澳大利亞關係
雙方在世界的位置

澳大利亞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代表機構
澳大利亞駐華大使館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
代表
大使 吉思德[1]大使 肖千

中澳關係（英語：Australia–China relations）是指中國和澳洲之間的外交關係，目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澳大利亞聯邦之間的外交關係。上述關係的歷史可追溯到清朝，當時已有華人移居澳洲，中國革命黨人也曾在澳洲進行活動。澳洲在1941年與中華民國建立公使級外交關係，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到台灣後亦未中斷，並於1966年升格為大使級外交關係。澳洲沒有馬上承認在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澳大利亞工黨等反對黨和工會在1949年－1972年間陸續派出了多個代表團前往中國大陸；1972年工黨上台之後，澳大利亞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中國和澳洲都是亞太經合組織和二十國集團的成員國，貿易關係非常密切，中國是澳洲最大的貿易夥伴，澳洲則是中國第八大貿易夥伴。在2017年之前，兩國政府的高層經常互訪。之後，澳洲政府反對中國在南海爭議、新疆人權問題等方面的作為，並憂慮中國藉助代理人和基建項目擴大在澳洲等大洋洲國家的影響力，因此推出多項法案和措施進行遏止，又提出對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展開獨立國際調查，中方批評澳方固守冷戰思維和偏見，視中國為威脅，因此進行各種毒害雙邊關係的行徑，兩國關係一度陷入低潮。直到2022年澳大利亞工黨重新執政後，雙邊經濟關係才開始回暖。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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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兩國的政治關係始於清代，而清政府則於1909年在當時身為自治領的澳洲設立領事館。由於澳大利亞直到1940年代才成為獨立國，有權自行制定外交政策[2]，因此澳洲在1941年才跟中華民國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3]。

1911年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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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任駐澳洲領事梁瀾勛

清朝在1861年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後，開始派出使節到歐洲和美洲國家，並具備派出使節到澳洲的條件。清廷自1877年起，就開始準備在澳洲設立領事館，不過由於英國當局的阻礙，而未能在19世紀終結前成事。在這段時間中，洋務運動的領袖（例如當時任職兩廣總督的張之洞）認為，在東南亞和大洋洲設領事館，就可以向華人籌集資金，增購保護商船的艦艇，加強海防[4]。張之洞又建議清政府派員訪問大洋洲，準備在澳洲設領事館。後來清政府派出的人員完成訪問僑情的工作回國時，也提出類似的建議[3]。

19世紀後期，澳洲政府開始頒布限制華人的政策，故此華人要求清朝設立駐澳使館的聲音日益高漲。同時，保皇會和革命黨也在澳洲從事反清活動，並與當地華人聯繫及籌募經費，甚至向他們發表演講，論述國是。於是清政府便決定設立駐澳領事館[3]。

1901年，澳洲聯邦成為大英帝國內的一個自治領，自此英國人減少了對澳洲外交事務的干涉，而且還有利於清朝設立駐澳領事館。到了1907年，英國外交部才同意清朝在澳洲設立領事館。雖然悉尼聞人梅光達曾是澳洲華人社區、歐洲各國駐澳領事和澳洲總理都支持的領事人選，並已多年擔任清廷駐澳洲的代理領事，但梅在1903年、領事館設立之前遇刺身亡。1909年，中國在墨爾本設立駐澳洲領事館，中國首任駐澳洲領事為梁瀾勛，於1909年到任[3][5]。

1911年－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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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中華民國與澳大利亞關係

20世紀30年代，澳中關係開始增強。中國總領事館經過改組後搬遷至雪梨，並在其他主要城市開設領事分館。一些中國官員訪問了澳大利亞。其中1931年，國民黨中央海外部部長兼立法院副院長林森訪問了雪梨和墨爾本。[5]林森利用這一機會鼓勵澳大利亞放鬆對中國人移民澳洲的限制。為表示對林森的尊重，林森受邀在國會眾議院議場就座。1934年，澳大利亞副總理約翰·雷薩姆（英語：John Latham (judge)）率代表團巡訪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6]。

在1941年前，兩地官方接觸仍然不太頻繁，在這段時間，中國對澳洲的官方往來是以「中國駐澳洲總領事館」的名義進行的。隨著英國在30年代賦予各自治領更大的自主權，在1941年中國和澳洲終於建立了公使級外交關係，以配合國際形勢的發展。澳洲首任駐華公使為聯邦撥款委員會主席艾格登（英語：Frederic Eggleston），而中國首任駐澳公使則為中華民國外交部政務次長徐謨。1948年兩國外交關係升級為大使級關係[3][6]。

1949年－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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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的澳洲工黨政府不敢早於英國或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於是便決定如果在1950年舉行的英聯邦外長會議中，大多數國家都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話，澳洲就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過工黨卻在12月的大選（英語：1949 Australian federal election）中大敗，澳洲因而沒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3]。

1949年上台執政的自由黨-國家黨聯盟政府對華外交政策保守，不願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雖然澳洲政府繼續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但從1950年開始，澳大利亞拒絕接收中華民國派駐澳洲的大使（澳洲政府允許中華民國駐澳使館繼續運作，但直到1959年由代辦領導），也沒有任命駐華大使前往臺灣。澳洲政府內部對於對華關係也有分歧：澳洲外交部從1954年開始就建議政府應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這一建議沒有得到政府接納。在冷戰環境下，澳大利亞的戰略依靠更加接近美國。反對黨工黨在1955年提出，澳洲應該跟隨英國和法國的先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理由是中華民國奪回中國大陸的可能性不大）[7]，同時向中國大陸派出了多批次的代表團。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和工會組織同樣對中國大陸持友好態度[8]，但聯盟政府將「共產中國」的威脅列為國內的競選議題，同時藉此爭取反共民主工黨的支持。為此，澳洲總理哈羅德·霍爾特在1966年第一次任命派駐臺北的大使，明示澳洲政府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正統性。[9]

1965－1970年間，澳大利亞批評家格里高利·克拉克（英語：Gregory Clark (author)）及外交官費思棻（英語：Stephen FitzGerald (diplomat)）等人對澳大利亞政府對中國實行的敵意的政策加以抨擊，同時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澳大利亞的關係[8]。到了1970年代，聯盟政府也收到警告，指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正在改變，澳洲也應該檢討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於是澳洲外交部便在1971年評估對華政策，並派駐法國大使艾倫·雷努夫（英語：Alan Renouf）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法國大使黃鎮商討改善兩國關係的問題。事後雷努夫向時任總理威廉·麥克馬洪提議，澳洲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討建交的問題，但被麥克馬洪拒絕[3]。

自1960年代末起，工黨領袖魏德倫就意識到，澳洲需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又認為對話是兩國復交的最好辦法。1971年7月，惠特拉姆便率領工黨代表團來到北京，並與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舉行會談。然而此舉卻遭麥克馬洪大力抨擊[3]。

其後，國際形勢的變化和澳洲民眾對澳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支持，使澳洲政府的對華政策顯得不合邏輯，最後更導致執政黨內部分裂。最終執政黨在1972年大選敗於工黨，而惠特拉姆則在上任澳洲總理後，於12月2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3]。

1972年－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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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拉姆在1973年訪華，成為第一位在任內訪問中國的澳大利亞總理

1973年，惠特拉姆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首位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澳大利亞總理。年邁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與他長談一小時，中國對惠特拉姆的到訪表示熱烈的歡迎。惠特拉姆與夫人在長城漫步的照片刊登在《澳洲人報》上。從此澳中兩國結束23年來的敵對關係，澳中兩國之間的邦交有了重大突破。此後，羅斯·特里爾等左翼作家撰寫介紹中國的書籍，惠特拉姆內閣的部長們也頻繁訪華[8]。

1975年，澳大利亞發生憲政危機，工黨先失去執政權，然後在同年的大選（英語：1975 Australian federal election）中喪失了很多議席，於是執政黨改為自由黨和國家黨聯盟。彼時中國預測中澳關係可能會變差，然而執政聯盟對中國的態度不但沒有變差，反而比工黨更加積極，澳大利亞與中國的交往更加密切。自由黨籍的總理馬爾科姆·弗雷澤於1976年和1982年兩次訪問北京。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弗雷澤還發來唁電。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在中國問題上澳大利亞主要的黨派都達成了共識[8]。這個中澳友好交流的共識一直延續到2017年。

在1972年－1999年期間，訪問澳大利亞的中國國家領導人包括國家副主席烏蘭夫、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國家主席李先念、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國務院總理李鵬和朱鎔基、中共中央總書記兼國家主席江澤民等，江澤民也是首位訪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10]。訪華的澳大利亞總理則有五位，他們是惠特拉姆、弗雷澤（任期至1983年）、鮑勃·霍克（1983年－1992年任職）、保羅·基廷（1992年－1996年任職）和約翰·霍華德（1996年－2007年任職）。中國與澳大利亞外交部於1980年決定定期磋商，並形成制度，兩國外交部在1985年開始就裁軍問題進行了年度磋商。中國與澳大利亞兩國在很多重大國際和地區性問題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觀點：中澳雙方都希望亞太地區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共同維護這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雙方對朝鮮半島的局勢表示關心；對於中南半島各國，雙方願為其能成為和平獨立的不結盟國家而努力，對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南太平洋地區國家在該地區建立無核區的建議，中國是一直支持的；澳大利亞政府也支持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聲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承認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在國際組織中，中澳兩國也有良好的合作關係[8]。兩地一些省份、州和城市都相繼締結為友好城市，並展開了經濟合作。而中國和澳大利亞亦互設領事館，兩國的高級官員也經常互訪[3]。

霍華德在1996年就任總理之後，重視中澳關係，曾經來華進行6次訪問[10]，又希望兩國關係變得堅強有力，豐富多彩[3]。2007年6月15日，霍華德接見達賴喇嘛[11]。中國政府就此表示不滿，並反對霍華德接見達賴喇嘛[12]。

2007年－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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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導，澳洲政府曾經在2008年2月譴責台灣獨立運動，並重申他們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支持。[13]時任澳洲總理的陸克文在四月訪華時到北京大學用漢語向該校的學生發表演講時[14]，表示當時正發生騷亂的西藏有十分明顯的人權問題[15][16]。陸克文還在他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會晤的時候提及到這問題[17]。

在2009年7月中國以間諜罪拘捕澳洲採礦公司力拓集團的高層胡士泰之後，陸克文最初對這宗案件的處理手段較為克制，然而他這樣做受到澳洲的反對黨批評，於是他便不再停留在外交性質的討論，轉而關注涉案員工的權利，還聲言這件事對中國和澳洲都是利害攸關的。[18]後來在當年的8月，中國政府抗議澳洲向熱比婭·卡德爾發出簽證，令她能夠出席第58屆墨爾本國際電影節。[19]一名研究澳洲事務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表示力拓間諜案、澳洲向熱比婭發出簽證和中國鋁業增持力拓集團失敗這三件事，是中澳關係在當時惡化的原因。中國政府就此在當年取消中澳兩國高層官員之間的互訪[20]。

雖然中澳關係在2009年惡化，不過中國石油在2009年8月18日和埃克森美孚在北京簽署了一份總值500億澳元的合約，合約的內容是中國石油將會向埃克森美孚持有的一個澳洲液化天然氣項目購入225萬噸天然氣，為期20年。該合約是澳洲歷史上最大的單項投資合同[21]。

澳洲總理朱莉婭·吉拉德在2011年4月訪華時曾表示，澳洲政府重視中澳關係和它的發展[22]。在她的統治下，中國和澳洲的經貿往來頻繁，又跟中國政府簽訂協議去開採清潔能源，並確保中國成為澳洲長遠可靠的能源及天然資源供應國[23]。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高度評價吉拉德上台之後對中國奉行的外交政策，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表示中國重視中澳關係。不過她在訪華期間，又曾經表示她對中國人權狀況感到擔心[24]。

吉拉德政府表示他們會繼續和中國發展正面而具有建設性的關係，不過他們也會基於共同的價值觀而維持和美國的安保關係。[25]2011年11月，吉拉德政府准許美國在5年內把2,500個海軍士兵派駐到澳洲的北領地，這一件事惹來中國和印尼的強烈批評和猜疑，因為美國正試圖圍堵中國[26]；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羅援少將則於《人民日報》刊文，指出美國「重返亞太」，意圖圍堵中國的時候，犯下了戰略性錯誤，這樣做恐怖分子可能會藉機重返美國[27]。

吉拉德復於2013年4月率團訪華，和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新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會面，以促進澳洲與中國的關係，並保持緊密的經貿往來。訪華代表團的成員還包括澳洲外長鮑勃·卡爾和澳洲貿易部長克萊格‧愛默生（Craig Emerson）[28]。

吉拉德在2013年6月澳洲工黨領導權投票（英語：Australian Labor Party leadership spill, June 2013）中被陸克文擊敗，而陸克文領導的工黨又在同年的澳洲大選中敗於聯盟手下，托尼·阿博特成為澳洲新總理。澳洲國防部長、參議員大衛·約翰斯頓稱，澳洲新政府會兼顧中澳關係和澳洲－美國關係，而不偏向任何一方[29]。習近平在2014年11月訪問澳洲，並向澳洲上、下議院議員演講，讚揚澳洲的「創新和世界影響力」[30]，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洲也在同月17日簽訂了關於簽訂中澳自由貿易協定的意向聲明，並於2015年正式簽訂協議[31]。

2015年9月，前通訊部長麥肯·騰博在澳洲自由黨一次黨內投票（英語：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 leadership spill, September 2015）中迫使阿博特下台，就任澳洲總理。他在中國有營商經驗，也支持《中澳自由貿易協定》，在2016年4月首次訪華，與習近平和李克強會晤，出席「澳大利亞－中國週」活動，並簽署關於體育和旅遊的備忘錄，放寬向中國公民的簽證限制。另一方面，騰博甫上任即批評北京在南中國海填海造陸的行為最終會適得其反[32]。

2017年－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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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澳洲廣播公司節目《四角方圓》揭發中華人民共和國透過代理人動員中國大陸留學生打壓反中意見，以及遊說澳洲政客和政黨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屬意的政策立場，令澳洲政府越發感到憂慮。這促使聯盟政府修改法例，禁止外國政治捐款[33]，並在2018年通過兩項法案，要求為外國辦事的人士向澳洲政府申報活動，以及收緊間諜定義、引入多項與外國干預有關的罪行[34]。同年，澳洲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理由，禁止中國電訊商中興通訊和華為參加該國的5G網絡建設。中方否認干預澳洲內政[35]，又指責澳洲政府陷入冷戰思維，對中國訴諸意識形態偏見[36]，為中澳關係製造壁壘。[37]自2017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洲雙方的領導人就沒有進行互訪[10]。

2018年8月，澳洲自由黨決定改選黨魁（英語：2018 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 leadership spills），騰博被迫下台，最終由斯科特·莫里森勝出，繼任澳洲總理。他剛上任便宣布撥款協助太平洋島國修建基礎設施，以及在帛琉、馬紹爾群島等地設立大使館。外界認為此舉的目的是遏制中國在大洋洲的影響力，阻止太平洋島國陷入澳洲認為中國設下的「債務陷阱」[38]。2019年末，澳洲九號電視網節目《60分鐘（英語：60 Minutes (Australian TV program)）》訪問了自稱為中國間諜的王立強，他宣稱中國間諜滲透澳洲，企圖影響澳洲政局，並企圖派員滲入澳洲國會未果。莫里森對此深感憂慮，並警告會嚴格處理事件，但王氏的指控被中方否認[39]，又被多名前情報機構成員質疑，澳洲安全情報組織也認為他在情報界可能只經手過低階情報工作[40]。

2020年4月，澳洲倡議各國支持在世界衛生組織的體系外就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展開獨立的國際調查，於5月18日已獲得上百個國家響應支持[41]。中國駐澳大使館發表聲明稱，澳洲聲稱疫情調查得到國際社會支持是個「笑話」[42]。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在5月舉行的世界衛生大會上，同意歐盟提出的同類議案，即由世衛體系內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上述調查，但認為歐盟提案和澳洲起初的提案有差別，批評澳洲進行追隨美國，攻擊中國，干擾國際抗疫合作的政治操作[43][44]。澳洲作出上述建議後，中國駐澳洲大使成競業警告澳洲此舉將「降低中國大陸民眾前往澳洲旅遊、留學，以及享用澳洲紅酒、牛肉的興趣[45]」，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5月起開始對澳洲實施單方面貿易制裁，並於6月以澳洲針對亞裔的歧視行為轉趨嚴重為由，呼籲公民切勿前往澳洲旅遊、留學生謹慎考慮是否赴澳留學。[46][47]。8月，澳洲外交部長馬里斯·佩恩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言時，批評中國在新疆實行高壓措施，以及侵犯香港的人權和自由，但被中國官員視為玩弄雙重標準，「無端指責和公然抹黑」的行徑並予以反駁[48]。

2020年11月下旬，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致信《悉尼先驅晨報》等三家澳大利亞傳媒，指控澳大利亞政府、國會議員和民間破壞中澳關係，並警告如果澳大利亞視中國為敵人，中國也將與澳大利亞為敵。趙立堅也認為，中澳關係急劇下滑的根本原因是部分澳大利亞人固守冷戰思維和偏見，視中國為威脅，並以國家安全為由，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中國，因此屢次採取攻擊、抹黑中國的「錯誤言行」，毒害雙邊關係，為此澳大利亞應為中澳關係惡化負上責任[44]。莫里森則回應說，中國和澳大利亞的矛盾升溫，只是因為「澳大利亞在做自己」，他表示澳大利亞無意與中國為敵，但是會捍衛自身的利益，奉行自己的價值觀，絕不會在國家安全和主權問題上讓步，不會向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的任何國家妥協[49][50]。在此之前，他也認為中國制裁澳大利亞是荒謬的做法[51]。

2020年11月末，澳大利亞就澳軍在阿富汗殺害當地平民的指控完成獨立調查報告，報告確認了39人被謀殺且有兩人被虐待。然而此報告的對外公開版隱瞞了某些部分並塗黑了涉事人員的姓名和身份，因此報告總結的39起謀殺案似乎不包括克羅姆普沃茨博士報告的其他殺戮案件，其中包括兩個14歲的男孩被割喉後屍體裝袋並扔進河裡一案[52]。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Twitter轉載一幅諷刺圖片，強烈譴責澳軍的戰爭罪行。漫畫內容顯示一名澳大利亞國防軍士兵持刀威脅兒童，結果此舉遭到包括澳大利亞前總理和朝野議員的譴責，並支持總理莫里森的批評，要求中國撤帖並為圖片道歉。澳大利亞外交和貿易部常務副部長孫芳安對此召見中國駐澳大使成競業，澳大利亞駐華使館也就此事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表示擔憂[53]。莫里森批評趙立堅轉發假照片的行為侮辱澳大利亞士兵，令人反感，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並循外交途徑，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外交部道歉，但被對方拒絕[54]，莫里森的言論也受到中國大陸民間的反對[55]。部分推特用戶表示澳大利亞當局已展開了這項戰爭罪行的調查，質疑中國是否有能力在類似問題上這麼做，例如對天安門廣場，維吾爾人的拘留和吞併西藏[56]。部分微博網友認為，圖片是基於布雷頓報告事實的計算機圖形的藝術創作，澳大利亞沒有道歉的誠意，試圖以爭論轉移注意力，淡化澳大利亞特種空勤團在阿富汗的種種惡行[57]。也有觀點認為澳大利亞試圖以獨立調查來避免國際刑事法庭的介入[58]。人權觀察組織亞洲部副部長帕特里夏·高斯曼就曾表示，澳大利亞發布戰爭罪行報告就是在向美英兩國表明，如果真想避免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那麼就應該主動追究其責任[59]。

自2020年起，有多名澳籍人士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逮捕或判刑。2020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指控澳籍華人作家楊恆均是間諜並將其逮捕。同年6月，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走私毒品罪判處澳大利亞公民卡姆·吉萊斯比死刑。澳大利亞反對此死刑判決，並表示願意向吉萊斯比提供領事援助[60]。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8月以監視居住的形式逮捕中國環球電視網澳籍華人記者成蕾（至2023年10月獲釋，返回澳洲[61]），並懷疑另外兩名澳大利亞記者與此案有關聯，兩人後來在接受問話後，於9月離開中國大陸。另一方面，澳大利亞在6月懷疑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僑務領事孫彥濤、華社領袖張智森等人和新南威爾士州上議員肖凱·莫索曼密謀滲透工黨，促進中國利益，違反2018年的反外國滲透法，遂對上述各人和4名中國駐澳大利亞記者進行搜查，並於9月取消兩名涉事中國大陸學者的簽證；據《環球時報》報導，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禁止兩名澳大利亞「反華」學者入境[62]。中方批評澳方的指控純屬污衊，澳方則懷疑中國對澳大利亞記者不利，是為了報復澳大利亞的調查行動[63]。

2022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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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安東尼·阿爾巴尼斯領導工黨在澳大利亞大選中取得多數席位，戰勝對手自由黨-國家黨聯盟領袖、時任澳總理的莫里森，成為第31任澳大利亞總理[64]。阿爾巴尼斯上台後表示澳大利亞及其政府將繼續按照本國國家利益行事，另一方面其對華立場並未改變，澳洲將儘可能與中國合作，繼續與其進行有建設的討論[65]。阿爾巴尼斯政府上台後，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印尼巴厘島參加二十國集團外長會議時會見了新任澳大利亞外長黃英賢，是中澳外長近三年來的首次會晤[66]；習近平和阿爾巴尼斯和也在印尼巴厘島參加二十國集團峰會期間舉行會談，是中澳兩國領導人間自2016年來的首次[67]。

2023年1月至5月期間，中國取消了對澳大利亞煤炭[68]、棉花[69]、木材的進口禁令[70]，復於8月取消了以反傾銷名義對澳大利亞大麥徵收的80.5%附加稅[71]，2020年之後沒有舉辦過的中澳高級別對話也在同年8月重啓[72][73]。2023年10月22日，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宣布將在11月4日至7日訪華，屆時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強會面[74]。同日，中國商務部宣布，中國和澳大利亞已就葡萄酒、風塔等世貿爭端進行友好協商並達成妥善解決的共識，澳大利亞政府也將暫停向世貿組織提起的針對中國關稅問題的申訴[75]。11月4日，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如期抵達上海，成為自2016年時任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訪問中國以來首位到訪中國的澳大利亞總理[76]。

2024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外交部部長王毅訪問澳大利亞並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與澳大利亞外交部部長黃英賢舉行「第七輪中澳外交與戰略對話」。在訪澳期間王毅也同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反對黨領袖彼得·達頓、前總理保羅·基廷等人會晤。這是2017年以來中國外交部長首次到訪澳大利亞，象徵著兩國關係升溫[77]。王毅表示中澳關係重回正軌。[78]

2024年3月26日，世界貿易組織專家小組裁定，澳大利亞對自中國進口的鐵道輪轂、風塔、不鏽鋼水槽產品採取的部分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不符合其規則。裁決建議澳大利亞修改或撤銷相關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2021年6月，中國曾就澳大利亞對自中國進口鐵道輪轂、風塔、不鏽鋼水槽產品採取的反傾銷和反補貼措施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項下提出起訴[79]。澳大利亞貿易部長唐·法雷爾就世界貿易組織對澳中貿易的一項裁定表示接受[80]。

2024年3月29日，中國商務部宣布取消對澳大利亞進口葡萄酒加征的懲罰性高額關稅，被認為是自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問澳大利亞後，澳中兩國在緩和貿易糾紛方面出現的又一最新進展[81]。

2024年5月，許多國會議員、州議員在參與中華民國總統就職典禮後，受到中國駐澳洲各地領事館的郵件或當面警告。[82]

2024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李強訪問澳大利亞，並在堪培拉與阿爾巴尼斯會晤，並宣布中國將把澳大利亞納入免簽證國家範圍[83]，並在參觀阿德萊德動物園期間表示租借給澳大利亞兩隻新大熊貓[84]。

經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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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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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史料記載早在18世紀50年代就有中國商人到達澳大利亞，但直到20世紀初中澳之間的雙邊貿易規模一直較小。澳大利亞的貿易關係大幅度傾向大英帝國，在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成立時，與中國的貿易衹佔了澳大利亞貨物貿易的0.3%。當時，澳大利亞主要從中國進口茶葉及大米，同時也進口絲綢等奢侈品。中國則主要從澳大利亞進口礦物（銀、金、銅以及生鉛），同時也進口穀物。[6]

1911年－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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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上半葉，農作物開始在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中占據越來越大的比重，其中中國對澳大利亞的黃油（白脫油）和小麥的需求量增速較大。到了1917-18年時，澳大利亞每年出口950,825磅的黃油至中國。同時，澳大利亞對絲綢及其他製造品的需求也有增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影響了澳中貿易。戰後的數十年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建國後），羊毛成爲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重要商品。中國在60年代經歷饑荒，因此大量進口了澳大利亞小麥。但直到70年代初，中國在澳大利亞的貨物貿易中仍衹佔到1%。[6][85]

1972年－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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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大利亞在1972年建交時，雙邊貿易總額僅為7200萬美元，不過到了1990年代，兩國在自然資源開發、工業和城市發展等不同領域的合作有所增進，並使中澳兩國的貿易總額在1999年超越60億美元的水平[85]。前澳大利亞總理麥肯·騰博本人在1994年就曾在中國投資，在河北蔡家營創辦合資企業河北華澳礦業公司開發鉛鋅銀礦，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的第一家中外合作礦山企業。

1973年7月，澳大利亞與中國雙方簽署了貿易協定,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並成立了澳中聯合貿易委員會。中國為澳大利亞貿易最惠國。自1973年－1986年的十餘年間，中國與澳大利亞進出口的商品增幅巨大，1985－1986年度進口額為14.97億澳元，而1973－1974 年度為6,280萬澳元。1985－1986年度中國向澳大利亞出口商品4.35億澳元，而1973－1974年度僅為4,990萬澳元。此時，中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產品占主導地位的是原料性產品，如小麥、羊毛、鐵礦砂、原糖、鋼鐵以及鋁錠等。中國向澳出口產品中主要是紡織品和輕工業產品、化工產品、土畜產品、糧食產品、工藝五金產品和機械設備等。從澳大利亞進口的技術產品和機械設備在1995－1999年有明顯增加[8]。

1981 年10月，中澳兩國政府簽訂了《中澳促進發展技術合作協定》，根據協定，澳大利亞將向中國提供無償援助。在1990-1998年間，澳大利亞與中國的技術合作項目經費達2,000萬澳元。中澳技術合作的重點是鋼鐵、羊毛、有色金屬和交通運輸業。在交通運輸業，澳大利亞還為中國培訓公路管理、航空空間管制、集裝箱運輸等方面培訓了技術人員[8]。

1984年9月7日，中國和澳大利亞政府雙方在北京簽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澳大利亞政府民用航空運輸協定》。2004年3月23日，中國和澳大利亞政府在堪培拉正式簽署了2004年版民航協定。2004年的新協定在通航點、運力額度、全貨運、中途分程權、組合飛行、第三方代號共享、濕租等方面達成了較為開放的協議，並首次全面開放了貨運權，中國評價此協定為兩國空運企業提供了良好的經營環境[8][86]。

1988年11月，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訪問澳大利亞期間，中澳雙方正式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澳大利亞政府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協定》[87]。

截至1998年，在澳大利亞有700多家中國駐澳大利亞的商務公司，在中國則有超過1,000家澳大利亞公司開展對華貿易活動。早在1998年，中國已成為澳大利亞的第四大海外市場，澳大利亞則是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而雙方在1994－1995年的貿易額超過6.6萬億澳元[8]。

在2003年，中國和澳大利亞的出入境貨品總值為135.6億美元，較2002年上升30%；而在2009年，中澳的貨物貿易額為780億美元，澳大利亞當局更記錄到中澳貿易出現了65億美元的順差[85]。據澳大利亞政府的統計，2018年至2019年間，中澳雙邊貿易額為1489.06億美元，同比增長21%，中國大陸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88]。據中國政府的統計，2018年，中澳雙邊貿易額為1527.9億美元，同比增長12%，澳大利亞是中國大陸第8大貿易夥伴[10]。

目前，中國向澳大利亞出口的主要貨物包括衣物、通訊器具及部件、電腦、玩具、兒童車和體育用品[89]，而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的貨物則包括鐵礦石、氧化鋁、煤炭和羊毛[10]。澳大利亞商人在中國的投資項目有交通、食品、環保和法律諮詢等，而中國商人在澳大利亞的投資項目就有服務業、房地產和進出口貿易等[85]。2000年代末、2010年代初，澳大利亞與中國之間的進出口貿易幫助澳大利亞擺脫了2000年代後期環球金融危機後續的不利影響[90]。

201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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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媒體引用美國世界穀物網數據：在2017年，中國是澳大利亞大麥的最大買家，大麥進口額高達12.8億美元，這些大麥主要用於釀造啤酒或生產飼料。[91]

2018年11月19日，中國商務部宣布對原產於澳大利亞的進口大麥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中國國際商會在此次申請反傾銷調查申請書主張，原產於澳大利亞的大麥以低於正常價值的價格向中國出口銷售，存在較大幅度的傾銷。同時，澳大利亞大麥進入中國市場數量大幅增長，價格大幅下降，還使國內產業遭受了損害。[92]有澳大利亞律師稱這是中國首次對澳大利亞進口產品實施反傾銷調查。部分媒體認為此舉是中國對澳大利亞與太平洋島國簽署安全和基礎設施協議的影響之後的政治動機，「這更多是由於政治的關係」，並稱中方是在「報復」澳大利亞與美國重建軍事基地的決定。貿易部長西蒙·伯明翰則否認了政治因素，表示此事是在亞太峰會召開前幾周內中國工商業界提出的，各國調查傾銷指控的情況並不罕見，並稱「中國相關部門只是在履行其職責，大家無需多想」。中國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認為，兩國貿易體量很大，但商務部進行反傾銷調查只是日常工作，按照有關法規規定的程序執行，對此沒有必要進行過度解讀。中國商務部網站在當年發布了多份反傾銷立案調查公告，涉及的產品也多種多樣。如原產於日本的進口立式加工中心，原產於美國、歐盟等地的進口苯酚等。因此部分媒體也認為反傾銷立案調查被過度解讀。[91][93]

2020年6月畢馬威和悉尼大學的研究報告顯示，自2018年起，由於澳大利亞等國收緊審查中國資金的政策，並質疑中國國企在澳大利亞投資的意圖，影響中國投資者的觀感，同時中國國企開始選擇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非發達國家投資，因此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外商直接投資開始下跌，在2019年更跌至12年來的最低位[94]。自2020年5月19日起，中國開始對澳大利亞實施單方面貿易制裁，禁止澳大利亞企業向中國輸出牛肉、大麥、棉花、煤炭等商品，對澳大利亞大麥徵收80.5%的關稅，並在反補貼調查中，初步裁定原產於澳大利亞的進口相關葡萄酒存在傾銷，決定對澳大利亞葡萄酒徵收107.1%－212.1%之間的臨時反傾銷稅（2021年3月28日起改為徵收5年稅率為116.2%－218.4%的反傾銷稅[95]）[96]。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9年12月能源生產情況統計報告，2019年中國原煤產量37.5億噸，進口煤炭3.0億噸，從澳大利亞進口僅9,247.8萬噸，僅僅只是缺少澳大利亞供應的煤炭[97][98][99]。2021年5月，彭博社報導，中國政府發出口頭指令，指示兩家規模較小的液化天然氣進口商避免從澳洲進口新產品，然而上述措施未獲確認，且預期影響不大[100]。

2020年5月18日，商務部公布了對調查的最終裁定，將自5月19日起對原產於澳大利亞的進口大麥徵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根據裁定，原產於澳大利亞的進口大麥存在傾銷和補貼，中國國內產業受到了實質損害，且傾銷和補貼與實質損害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故對上述產品徵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其中，反傾銷稅率為73.6%，反補貼稅率為6.9%，徵收期限為5年。[101][102][103][104][105]在調查期間，被調查產品出口商或生產商都沒有配合商務部按要求提供完整答卷，因此，調查機關無法獲得被調查產品的澳大利亞出口商或生產商是否接受補貼、接受補貼的金額及市場銷售等方面的必要信息。[103]:13,1512月16日，澳大利亞聯邦貿易部長西蒙·伯明翰表示，政府已就中國對澳大利亞大麥出口的關稅向世界貿易組織啟動正式行動，並警告稱，澳大利亞保留權利就中國對出口產品施加的其他貿易禁令和關稅向世貿採取行動。澳大利亞貿易部長伯明翰也反駁中國政府指責澳大利亞傾銷大麥並補貼種植者：「我們完全有信心他們沒有受到過度補貼，也沒有在全球市場上傾銷該產品」「北京當局所做的決定沒有事實和證據的支持」[106]。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16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表示，關於中澳之間的貿易個案，我和我的同事已經多次闡明中方的原則立場，具體情況請向中方主管部門了解。汪文斌說：「我想強調的是，澳大利亞政府應當認真對待中方關切，採取實際行動，糾正針對中國企業的歧視性的做法。」此前中國商務部部長鍾山曾就此事回應說，中國對澳大利亞進口大麥啟動反傾銷反補貼的調查，是依法採取的貿易措施。「中國對於採取貿易救濟措施是慎重的，是克制的。中國與澳大利亞建交以來，中國對澳大利亞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只有這一起，而同期澳大利亞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案多達100起，而且在今年疫情蔓延背景下就發起了3起。」[105]2020年底，中國又禁止進口澳洲龍蝦。[107]

2020年11月路透社報導，中國推出上述措施後，澳大利亞農業、畜牧業和礦業首當其衝，但對中國影響不大，因為中國可以從其他國家找到替代品。然而，澳大利亞向中國輸出的主要商品——鐵礦石暫時未受影響[108]。澳洲智庫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首席經濟分析師拉賈（Roland Rajah）則表示，中國作出「很明顯的經濟威逼行為」之後，上述行業都已經找到替代市場，因此澳洲經濟受到的衝擊不大，中國無法震懾其他國家，澳洲對華立場反而更強硬。[109]澳洲財長喬許·弗萊登伯格於2021年9月表示，澳洲企業有需要採取「中國+」戰略，分散市場，減少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同時防範網絡安全風險和建立更安全的供應鏈，以加強澳洲的經濟韌性，應對中國利用經濟影響力脅迫澳洲的行徑[110]。汪文斌則表示中國未曾脅迫澳洲，也未曾損害澳洲的主權，並促請澳洲不要為了謀取私利而鼓吹「中國脅迫論」。[111]

2021年4月21日，澳大利亞外長馬里斯·佩恩宣布廢除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政府與中國簽訂的「一帶一路」備忘錄和框架協議，並表示被廢除的協議「與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相牴觸或不利於我們的外交關係」。[112]；當日中國駐澳使館發言人對此表示不滿與反對[113]

2021年5月6日，由於中澳關係惡化，中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宣佈無限期暫停中澳戰略經濟對話。[114]

2021年全年中國和澳大利亞雙邊貨物貿易額為2658.8億澳元，同比上漲14.9%。其中澳大利亞對中國出口貨物1746.4億澳元，同比上漲18.6%；澳大利亞從中國進口貨物912.4億澳元，同比增長8.4%；澳大利亞對中國貨物貿易順差834.0億澳元。[115]

2023年1月開始，四家中國大陸企業已開始從澳國進口煤炭[116]。

2023年2月9日，澳洲政府下令拆除政府大樓內的中國製攝像頭。中國外交部表示反對歧視打壓中企。[117]

2023年4月11日，澳大利亞外交部長黃英賢和澳貿易部長法瑞爾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澳方現已暫停就中方對澳大麥徵收「雙反」關稅一事向WTO提起的申訴[118]。

2023年5月11日，澳大利亞貿易部長唐·法雷爾訪問中國，並於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進行會晤，唐·法雷爾表示此次訪問是為了"全面恢復澳大利亞各個領域的對華貿易。"[119][120]

2023年5月18日，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肖千宣布中國從即日起恢復進口澳大利亞木材。[121]

2023年10月，澳大利亞和中國同時宣布雙方已就解決有關葡萄酒等世貿爭端案達成共識。[75]

2023年10月20日，澳大利亞政府在對中國嵐橋集團持有的北領地達爾文港99年租約經過長達近兩年的審查後得出「無須更改或取消租約」的決定，2021年，澳達利亞政府曾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嵐橋集團99年的商業港口租約進行了審查[122]。

2023年11月4日至7日，澳大利亞總理安東尼·阿爾巴尼斯訪問中國，是澳大利亞2016年以來首位訪華的總理。訪華期間阿爾巴尼斯出席了在上海舉行的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123]，並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總理李強等人[124]。

2024年3月26日，世界貿易組裁決，澳大利亞對中國三項鋼鐵產品採取的反傾銷措施違反了世貿組織的規定。澳大利亞方面表示接受裁決[125]。同時中國表示將取消對澳大利亞進口葡萄酒的懲罰性關稅。[126]

文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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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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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記載，中國人自1810年代起，便開始移居澳大利亞，在這些中國人當中，麥世英是第一個來到悉尼的華人[127]。其後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墨爾本一帶和新南威爾士州悉尼附近的金礦被人發現，掀起了一股淘金潮，故此有很多華人來到當地參與採礦的工作。在1857年，澳大利亞共有4萬名華工，他們多數都是在礦場工作的[128]。不過由於澳大利亞當局在1910年代實行白澳政策，於是澳大利亞就經常出現排華事件，令澳大利亞的華工數目銳減至幾萬人[129]。及至1970年代以後，澳大利亞政府廢除白澳政策，這使不同地區的華人相繼移居澳大利亞。根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10年6月30日，澳大利亞共有約51萬名來自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的華人[130]。澳大利亞的華人在當地設立了三個唐人街：悉尼唐人街、墨爾本唐人街和布里斯本唐人街。悉尼的市政府更會在春節期間舉行賀歲活動[131]。

另外，澳大利亞的前任總理陸克文是個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的人，曾經在坎培拉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研讀中國語文及文化[132]，亦曾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留學，其後他被澳大利亞政府派駐澳大利亞駐北京大使館工作，可以說一口流利的漢語[133]。

文化交流與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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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澳大利亞迎來了上海交響樂團的造訪，同年，北京市民也得以一見澳大利亞風景畫展。1977年，中國在澳大利亞墨爾本、悉尼、阿德雷德三地舉辦展覽會，其中的古文物，特別是美玉和兵馬俑引發澳大利亞社會對中國文化的廣泛討論。在澳大利亞，展覽會引發的熱潮被稱為繼「乒乓外交」之後的「玉石外交」。1980年，北京市迎來了澳大利亞芭蕾舞團，並有機會在天橋劇場觀賞澳大利亞芭蕾舞團演出的傳統舞劇《堂吉訶德》[134]。

1981年3月31日晚，中國明清畫展在澳大利亞悉尼新南威爾士美術館開幕。澳大利亞內政部長伊恩•威爾遜代表弗雷澤總理為畫展剪彩。此次展覽所展出的100幅作品是從中國的12家博物館裡精選出來的，包括仇英、邊壽民、吳斌、虛谷、唐寅、文徵明、沈士充、藍瑛、陳洪綬、郎世寧、金農、齊白石、徐悲鴻等，每件作品都是稀有珍品。除了新南威爾士美術館以外，此畫展還分別在昆士蘭州博物館、南澳大利亞州博物館、西澳博物館、維多利亞美術館展出。

也是在1981年，中國在墨爾本《世紀報》和澳中理事會幫助下，成功建立了《中國日報》——這是中國第一份全國性的英文報紙。還是在1981年，中國和澳大利亞的新聞工作者分別在悉尼和北京召開學術討論會[8]。

1975年間，中國迎接了好幾千人的澳大利亞遊客，幾年後的1982年，中國迎來的澳大利亞遊客激增到53萬人次，這個數字只比當年澳大利亞人訪日訪美的人次少。

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與澳大利亞在科學、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得到進一步的交流。有10萬多澳大利亞人在1994年間遊覽中國[8]。

2023年10月25日，中國駐澳大利亞大使館受權接收了澳大利亞向中國返還的4件流失文物藝術品與一件古生物化石；中國外交部對澳方表示讚賞。[135][136]

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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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紀起就有澳大利亞人赴中國學習。梅輝立（William Mayers）在1859年赴中國學習，此後參與了中國引進第一條鐵路和第一臺蒸汽機車的談判。[6][137]2011年時，中國是澳大利亞學生出國留學人數最多的目的地，其中在短期留學目的地中排名第一，長期留學目的地中排名第七，實習目的地中排名第七。[138]2014年時，有4,700名澳大利亞人在中國大學學習。2015年，澳大利亞政府的「新科倫坡計劃」規劃派525名學生赴中國學習。[139]

同時，中國人赴澳大利亞學習也有悠久歷史。初期中國留學人數較少：1912年至1920年之間入境澳大利亞學習的中國學生總共衹有30名。1924入境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生有300名，但大多是澳大利亞居民的兒女。[5]澳大利亞在1986年開始接受中國學生參加「海外學生英語集訓課程」赴澳大利亞高等院校留學。1987年時在澳大利亞學習的中國留學生已達數千人。[140]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澳大利亞政府對在澳大利亞的約20,000名中國留學生提供庇護。[140][141]此後，澳大利亞成爲中國學生到海外留學的最大市場之一[142]。2020年，澳大利亞共有190,926名中國大陸留學生，佔整體留學生比率約28%，人數比2019年減少約10%，但仍為海外留學生中最多。[143][144]

隨着中國在澳留學生增加，中國留學生與澳大利亞教師由於雙方所持不同觀點而引起的衝突也日益增加。澳大利亞悉尼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亞洲項目主任夏美林（Merriden Varrall）認為，中國留學生中有很多正把親北京的立場帶入教室，扼殺澳大利亞大學的辯論和開放性。[145]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畢曉普對在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發出直言警告，敦促他們尊重澳大利亞的言論自由。據當地媒體報道，中國政府利用在澳大利亞的中國學生團體監視當地中國留學生並挑戰同中國政府看法不一致的學者。她說：「我們不願意看到外國學生或者外國學者的言論自由受到限制」[146]。2021年，澳洲傳媒報導中國大陸部分城市的留學顧問開始不再鼓勵顧客到澳洲留學。澳洲國立大學學者認為，中國政府有可能通過國營媒體等途徑勸阻國民到澳洲升學，或者不承認澳洲學歷，打擊澳洲的經濟、就業市場和學術研究能力，因此建議澳洲政府分散留學生來源，以更有協調的方式推動教育外交[147]。

中國與位於澳大利亞重要城市的大學，以及新南威爾士州教育與社區部（英語：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ew South Wales)）合作，設立孔子學院，以增進中國和澳大利亞的文化聯繫[148]，新南威爾斯州政府也是全球首個和孔子學院合作的地方政府。澳大利亞政府希望能夠加深澳大利亞人對亞洲的認識，而孔子學院能夠為澳大利亞人提供學習漢語的機會；然而，澳大利亞社會有意見認為孔子學院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資助，有可能會成為其宣傳工具，壓制相關大專院校的學術自由[149]。2019年，新南威爾斯州政府完成對當地孔子學院的調查，未發現孔子學院介入當地政治的情況，但同時認為孔子學院的教職員由奉行審查制度和一黨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指派，可能會助長不當的外國影響力，因此決定終止孔子學院計劃。[150][151]

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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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南海爭端

2018年4月19日，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導澳大利亞皇家海軍派遣三艘軍艦澳新軍團號（HMAS Anzac）、圖文巴號（HMAS Toowoomba）和成功號（HMAS Success）對越南胡志明市進行4月19日至22日的友好訪問，在經過南海時與中國海軍發生了對抗[152]。4月19日，在英國倫敦訪問的澳大利亞總理馬爾科姆·特恩布爾表示：「我只能告訴各位，澳洲在全球海洋行使自由航行權利，當中包括南海。這是根據國際法應有的權利。」澳大利亞國防部也強調說：「澳大利亞國防部數十年來和南海周邊國家一直維持強力的國際合作，包括雙邊和多邊的軍事演習、港口訪問、海事監控和船舶通過。」該聲明指出「澳大利亞船隻和飛機將一如既往，持續依國際法有關自由航行和飛越的規定行使權利，包括在南海時」[153][154]。中國國防部發言人於4月20日回應稱，澳大利亞媒體有關報道與事實不符，指4月15日中國海軍軍艦與澳大利亞軍艦在南海海域相遇時，中方艦艇使用專業語言與澳方進行溝通，其操作合法合規、專業安全。 [155]

2022年2月19日，澳大利亞方面表示該國的一架海上巡邏機於2月17日在該國以北上空飛行時，附近一艘中國解放軍海軍艦艇朝飛機激光照射。澳大利亞總理呼籲要對這一行為進行全面調查。中方否認澳方的指控。[156]

2022年5月13日，一艘「具有情報收集能力」的中國軍艦進入了澳大利亞西澳海岸的專屬經濟區，引起澳方關注。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彼德·達頓宣稱，一艘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情報收集能力的船隻在布魯姆西北約250海里處被發現，並緊貼澳大利亞海岸線，具有「侵犯」之舉。[157]

據2023年11月18日的報道，澳大利亞國防部長理查德·馬勒斯（Richard Marles）表示，澳大利亞遠程護衛艦 HMAS Toowoomba 於2023年11月14日在日本專屬經濟區進行潛水作業以清除螺旋槳上的漁網時，遭到中國軍艦的「不安全且不專業」互動，導致澳大利亞軍事潛水員受傷。馬勒斯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在進行潛水作業時，一艘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驅逐艦（DDG-139，現代級，寧波號）朝著 HMAS Toowoomba 接近。盡管澳大利亞船艦已通知中國軍艦，澳方正在進行潛水行動並要求保持距離，但中國驅逐艦仍在靠近。不久之後，我們發現中國軍艦以一種可能對澳大利亞潛水員的安全構成威脅的方式操作其艦載聲納，迫使澳大利亞潛水員不得不離開水中。」馬勒斯批評，這種行為「不安全且不專業」，並表示醫療評估發現潛水員受的輕傷可能是由中國驅逐艦的聲納所造成。他說：「澳大利亞希望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以專業和安全的方式運作軍隊。」[158]

2024年3月22日，澳大利亞和英國聯合批評中國在香港和南海的行為，並呼籲中國拒絕向俄羅斯提供援助，當中提及中國船隻在仁愛礁附近針對菲律賓船隻和船員的行為[159]。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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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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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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