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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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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1],主要分為火災洪澇地震颱風瘟疫旱災蝗災中國歷史上,災荒讓大量災民背井離鄉成為流民。1990年後,每年天災的死亡人數有降低趨勢,但經濟損失逐步上升;2006年後,每年經濟損失均達人民幣兩千多億元以上。

火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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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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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水災頻仍,商朝的五次遷都均為水患所致。歷朝水患尤以黃河為烈。黃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每年從黃土高原帶走16億噸黃沙。因此黃河有「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之說。1194年至1855年間黃河竟以淮河的河道作出海口,史稱「黃河奪淮」。

公元前602年,「黃河第一次決口」於今滑縣東北,河道向東遷移80公里,由今黃驊入渤海,史稱漢志河。

漢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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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狩三年(前120年),關東大雨,百姓飢乏,武帝「徙貧民於關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史記·平準書》)。

公元11年,「黃河第二次決口」於今濮陽西北,河道向東遷移40公里,由今利津注入渤海,史稱東漢河。

延光元年(122年),黃河水患。

魏晉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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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永嘉四年(310年)四月,江東大水,李淳風認為「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2]

東晉成帝咸和五年(330年)五月發生大水,在於「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3]

梁武帝天監十四年(515年)三月,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疫災大起,「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次年「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4]

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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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皇十八年(598年),河南諸州大水,則被認為「是時獨孤皇后干預政事,濫殺宮人,放黜宰相。楊素頗專。水陰氣,臣妾盛強之應也」[5]

仁壽二年(602年)九月,「壬辰,河南、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賑恤之。」[6]

隋煬帝大業七年(611年),秋,「大水,山東、河南漂沒三十餘郡,民相賣為奴婢。」[7]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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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初,太宗已「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8]

元和七年(812年)五月庚申,憲宗對宰相說:「卿被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回覆:「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稱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奸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9]

大曆十二年(777年)秋,大雨成災,農作損失慘重。御史巡覆,回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皇帝又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皇帝告訴朱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意耶!」[10]

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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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曆八年(1048年),「黃河第三次決口」於今濮陽東昌湖集,河道西遷80公里,河水分兩股分流,由今天津入渤海。

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黃河第四次決口」於今原武,至徐州入泗水匯集淮河注入黃海。

《祥符縣志》、《開封黃河志》載:大定二十年(1180年)黃河在開封縣境決口。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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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時,黃河決溢143次,如1410年黃河氾濫事件。崇禎元年至十四年,有11年黃河發生決口,史不絕書。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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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十年大雨成災,「直隸被水諸處,萬民流離,扶老攜幼,就食山東。但逃人法嚴,不敢收留,流民啼號轉徙」[11]魏裔介作《哀流民歌》:「田廬水沒無乾處,流民紛紛向南去。豈意南州不敢留,白晝閉戶應蹲踞。檐前不許稍踟躕,恐有東人不我恕。上見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命也如何!……彼蒼者天,哀此黎庶。」[12]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與四十八年,桐鄉相繼有旱澇之災,汪文桂「設粥廠,立藥局」,救濟饑民。

雍正四年(1726年)浙西遇水災,汪文桂首倡賑濟,「以食饑民」[13]

嘉慶九年(1804年)浙西水災,巡撫阮元實行平糶、賑濟、借種子等辦法渡荒[14]

道光三年(1823年)直隸大水,受災州縣120個,總督蔣攸銛請出帑銀180萬,修治永定河[15]

光緒九年(1883年)順天府水災,順天府尹周家楣奏准在各鄉鎮及京城六門外設立粥廠。光緒十三年(1887),黃河決口,順天府水災,震鈞《天咫偶聞》載:「京東大水,通州水幾冒城,自是無歲不水」。光緒十六年(1890)順天府又大水,時京中「無舍不漏,無牆不傾」,「人皆張傘為臥處」,「市中百物騰貴,且不易致,蔬菜尤艱,誠奇災也」。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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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天津水災時的天津日租界旭街

民國十年(1921年),江淮大水山東河南安徽江蘇4省農田被淹326.7萬公頃,766萬人受災,2.5萬人死[16]

民國二十年(1931年)7-9月,江淮水災。高郵湖缺堤。武漢南京高郵上海等地受災。官方報告死亡人數估計200萬人。

1938年6月,日軍攻佔開封後,國民政府挖開鄭州花園口黃河大堤以阻止日軍進攻鄭州、武漢,但也造成河南安徽江蘇三省40餘縣成為黃泛區,89.3萬人命喪黃泉[17][18],1200萬人流離失所,被迫遷移[19];黃河直至1946年方才回歸故道[20]。1939年秋,河南省政府再次遷洛陽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8-10月,因連續暴雨和日軍扒開河堤的因素,天津遭受嚴重水災,天津市區百分之八十的地區被洪水所淹,超過10萬間房屋被沖毀,八百多萬人受災,六十五萬天津及其周邊居民成為災民,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約法幣6億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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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防汛紀念碑,紀念1954年長江洪水
1975年8月河南「75·8」水庫潰壩洪水淹沒範圍
長江堤岸的一塊指示牌,記載了此處1998年中國水災的最高水位
2020年中國南方水災期間被淹沒的銅陵市大通古鎮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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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地形圖,中國是世界上地震最頻發的國家之一,21世紀僅有的2次大陸8級以上地震都發生在中國。
唐山大地震後倒塌的樓房 (原唐山理工大學校內)
2008年汶川大地震

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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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8月颱風尼娜河南「75·8」水庫潰壩洪水淹沒範圍

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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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911年東北鼠疫的死者
2020年COVID-19疫情:1月23日武漢市宣佈「封城」後,武漢地鐵6號線大智路站於當日10時發出末班車

瘟疫,亦稱大流行,最常見的是鼠疫,又稱黑死病,有腺型、肺型和敗血症型三種,在人類歷史上有過三次跨洲際的傳染力。最早在《舊約聖經》中已出現類似鼠疫侵襲亞述軍的記載。首次的大流行發生於西元6世紀,疫情持續了五十多年;14世紀歐洲爆發「黑死病」,發病1至3日之內死亡,大約死亡一千七百萬至兩千八百萬條生命,死亡人數占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意大利英國死者半數,據稱是由中國商人和蒙古軍隊傳入。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60年,正值中國清朝後期。其它的疫疾還有痘疹(天花)、大頭瘟、羊毛瘟、疙瘩瘟、吐血瘟。

遠古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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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殷墟甲骨文已有「蟲」、「蠱」、「瘧疾」、「疾年」等文字的記載。[31]至於「癘」字可見於《尚書》、《山海經》和《左傳》。

漢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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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漢平帝詔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馮茂在句町,士卒死於疾疫者十有六七。」(《後漢書·王莽傳》)

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大疾疫,死者且半。」(《後漢書·劉吉傳》)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後漢書·馬援傳》)

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會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廬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建寧二年,己酉,「疫氣流行,死者極眾。」(《備急千金要方·傷寒》)

建寧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三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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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劉備聯軍與曹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併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發生疫病,當時為太子的曹丕在第二年給吳質的信中說:「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除孔融阮瑀早死外,建安七子之中竟有四人死於傳染病。曹植《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二十三年四月曹操在詔令中說﹔「去冬天降疫癘,民有凋傷,軍興於外,墾田損少,吾甚憂之。」 《傷寒論》張仲景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黃初三年(222年)九月,江陵城被圍,「又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幾上肉耳!而賊中癘氣疾病,夾江塗地,恐相污染……令開江陵之圍,以緩成死之禽」。

黃初四年(223年)正月,魏文帝築南巡台於宛(今南陽)。是年三月,大疫。「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

青龍二年(234年)「夏四月,大疫」。「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

青龍三年(235年)「正月,京都大疫」。

正始三年(242年)是年為吳赤烏五年。「吳孫權赤烏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後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32]

兩晉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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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平五年(256年),癸酉,四月,新城大疫,死者大半。(《宋書·五行志》)

晉惠帝光熙元年(306年):「寧州頻歲飢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芩夷強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眾。」(《資治通鑑》)

永嘉年間(307年-312年),戰亂頻仍,雍州以東,「人多飢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又大疾疫,兼以饑饉,……流屍滿河,白骨蔽野。」(《晉書食貨志》)

隆安元年(397),丁酉,八月,北魏大疫,人與馬牛死者十有五六。(《北史·魏本紀》)

義熙元年(405年),益州大族譙縱據四川,自稱成都王。義熙二年(406年),劉裕派遣劉敬宣率兵五千人伐蜀。義熙四年(408年)九月,敬宣部隊勢如破竹,到達遂寧郡之黃虎,譙縱請求後秦姚興出兵,姚興遂派遣平西將軍姚賞等率兵增援,黃虎之戰中劉敬宣前進受阻,雙方相持六十餘日,敬宣部隊糧草啖盡,此時疾疫大起,「死者大半」,敬宣下令退出四川。到建康時,士兵十不存一。

泰始四年(468年)六月,太白犯輿鬼,占曰:「民大疫,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33]

建元元年(479年),顧憲之提升為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旁。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34]

天監二年(503年)「六月丁亥,詔以東陽 (今金華)、信安(今衢州)、豐安(今浦江)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資業,遣使周履,量豁課調。是夏多疫癘。」[35]

天監十四年(515年)三月,後梁軍截斷淮河,以水倒灌壽陽城。四月,堰成而復潰,「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導致「沿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畢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

大通三年(529年)「六月壬午,以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

太清三年(549年)春,侯景軍圍建鄴城( 今南京城 ),邵陵王長子蕭堅「終日蒲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這年三月,有士兵「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侯景得以攻入南京城,當時疫災尚未平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36]

天嘉六年(北齊後主天統元年,565年)十二月,「是歲,河南大疫」。「是時頻歲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湧;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37]

太建六年(574年)四月,陳軍伐北齊,詔曰:「大軍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黃郭,車營佈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饑饉疾疫,不免流離。」[38]

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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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皇十年(590年),首都長安發生疾疫。

大業八年(612年),山東河南大水,不久出現疾疫,「壬申年,大旱疫,人多死,山東尤甚。」(《北史·隋本紀》)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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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拱三年,丁亥年,「是春自京師至山東疾疫,民死者眾。」(《舊唐書·中宗紀》)

景龍元年,「丁未,夏,自京師至山東、河北疫死者千數。」(《新唐書·五行志》)

代宗廣德元年(763年),江東大疫,「死者過半」。「辛丑歲(762年),大旱,三吳飢甚,人相食。明年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為之空虛,而存者無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而棄其骸於田野,由是道路積骨相支撐枕藉者彌二千里,春秋以來不書。」(《吊道殣文》)

貞元十六年(800年)……韓全義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得為大帥,每議軍事,宦者為監軍者數十人坐帳中爭論,紛然莫能決而罷。天漸暑,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庚戌,與吳少誠吳秀吳少陽等戰於塚南廣利原,鋒鏑纔交,諸軍大潰;秀等乘之,全義退保五樓。(《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五)

廣明元年(880年),「庚子,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賦眾疫癘。」(《舊唐書·僖宗紀》)

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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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慶曆八年(1048年),河北大水,次年三月疫災。

紹興元年(1131年),「辛亥,六月,浙西大疫,平江府以北,流屍無算。」(《宋史·五行志》)

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帶大疫。(《宋史·五行志》)

南宋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區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為元軍佔領,城內居民四處逃竄,「民患疫而死者不可勝計」。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閏正月,元軍包圍了臨安府,德祐二年閏三月,臨安府大疫。

遼、金、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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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末年哀宗天興元年(1232年),元軍圍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內有90萬人病歿[39]。「都人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而死者繼踵不絕。」當時汴京有城門12座,每日各門送出死屍多達2千具。

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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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元年(1308年)春,紹興、慶元、召州大疫,死者二萬六千餘人。皇慶二年(1313年)冬,京師大疫。(《元史·五行志》)

至順二年(1331年),衡州連歲大旱,又發生疫災,「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紀》)。

至正四年(1344年),中國淮河流域爆發黑死病(《明史》卷一,太祖本紀,「至正四年,旱蝗,大飢疫。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貧不克葬。」),河北商人再沿「絲路」將之傳到印度、中亞、波斯、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等地。同時期蒙古金帳汗國在攻打克里米亞的卡法城市時,將染疫屍體用投石機投入城中,由此散佈病毒至歐洲各處。造成1347年歐洲大流行,大文豪薄伽丘的《十日談》即是以這場瘟疫為故事背景,描寫浩劫下的人性。至正十九年(1359年)春夏,莒州沂水、日照二縣和廣東南雄路大疫。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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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泰六年(1455年),南京等地「死者相枕連途,生者號啼盈市。棄家蕩產,比比皆是;鬻妻賣子,在在有之。」次年,湖廣黃梅縣奏報:「有一家死至三十九口,計三千四百餘口;有全家滅絕者,計七百餘戶;有父母俱亡而子女出逃,人懼為所染,丐食則無門,假息則無所,悲哭動地,實可哀憐。」[40]

成化七年(1471年),京城大疫,詔「順天府五城兵馬司於京城崇文、宣武、安定、東直、西直、阜城六門郭外各置漏澤園一所,收瘞遺屍,仍命通州、臨清沿河有遺胔暴露者,巡河御史一體掩藏之。」[41]

成化十二年(1476年),福建延平府「疫癘之餘,盜復竊發」[42]

嘉靖初年(1521年),鳳陽大疫,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夙夜奔勞,出入於瘟疫之境,全活百萬餘人。」[43]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北京「時疫太甚,死亡塞道。」龔鍾庵有詩:「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斗粟家家無。」[44]

萬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傳染者接踵而亡,數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闔門不起者」。萬曆《山西通忘》卷26記載,潞安「是歲大疫,腫項善染,病者不敢問,死者不敢吊」。

天啟三年(1623年),明軍在平定奢寅時有大疫,「分佈各將據險固守,相機擒剿,遲速殊難豫定」[45]

崇禎六年,山西出現爆發「明末大鼠疫」,加速明朝滅亡。

  • 崇禎「七年八年,興縣盜賊殺傷人民,歲饉日甚。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
  • 崇禎八年(1635年),總兵龍世威統兵防守潼關、朱陽關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癘不能軍,闖賊大至,遂潰。」[46]
  • 崇禎十年(1637年)以後,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過半」,疫情傳到河南地區,「瘟疫大作,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 崇禎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劉宗敏的義軍將士染病。
  • 崇禎十三年(1641年),順德府(今邢臺)、河間府(今河間)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鼠疫),人死八九,死屍處處枕藉。
  • 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腺鼠疫),「大疫,人鬼錯雜。薄暮人屏不行。貿易者多得紙錢,置水投之,有聲則錢,無聲則紙。甚至白日成陣,牆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則痛哭咆哮,聞有聲而逐有影」。[47]
  • 崇禎十六年八月,天津爆發肺鼠疫:「上天降災,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傳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數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門逐戶,無一保全。」[48]
  • 崇禎十七年,天津督理軍務駱養性說,「昨年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註:明末的瘟疫很可能包括鼠疫和瘧疾,病毒有可能是北方清軍入侵時帶進關內的。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入關的清軍安然無恙。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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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四年(1647)夏秋,「江西撫州大疫,屍相枕籍,死數萬人。」(光緒《撫州府志》卷84)

康熙九年(1670)正月靈川大疫。(《清史稿》)

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月,榆次疫。(《清史稿》)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七月,德平大疫。(《清史稿》)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三月,連州疫。(《清史稿》)

康熙五十六年(1717)正月,天台疫。(《清史稿》)

雍正元年(1723)秋,平鄉大疫,死者無算。(《清史稿》)

乾隆五年(1740)瘟疫流行,民有死亡。(《通渭縣誌》)

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棗陽大疫。(《清史稿》)

乾隆三十二年(1767)八月,嘉善大疫。(《清史稿》)

乾隆四十年(1775)春,武強大疫。(《清史稿》)

咸豐五年(1855年)六月,雲南清水大疫(鼠疫),是全球性的「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的開端。六年五月,湖北咸寧大疫。十一年春,山東即墨大疫。六月,山東黃縣大疫。[49]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國」戰區中出現嚴重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第四次霍亂大流行」的疫情。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上海疫疾流行,死亡二萬餘人。夏天,陝西瘟疫流傳。余澍疇《秦隴回務紀略》記陝西的疫情:「自夏徂秋,疫癘大作,死亡甚多,至有全家無一生者。」

俞樾的《曲園筆記》記載,「同治之初,滇中大亂,賊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白骨飛野;通都大邑,悉成坵墟。亂定之後,孓遺之民,稍稍復集,掃除胔骼;經營苫蓋。時則又有大疫,疫之將作,其家之鼠,無故自斃,……人不及見,久而腐爛,人聞其臭,鮮不疾者,病皆驟然而起,……或逾日死,或即日死,諸醫束手,不能處方;……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疫起鄉間,延及城市,一家有病者,則其左右十數家即遷移避之,踣於道者無算,然卒不能免也。甚至闔門同盡,比戶皆空,小村聚中,絕無人跡……」

光緒十六年(1890年)秋,北京有大疫[50],當時的重臣潘祖蔭曾國荃曾紀澤彭玉麟楊岳斌等皆病逝。戶部左侍郎孫詒經患重病,「痰喘甚重」,不久去世。翁同龢在日記中說:「七日之中兩哭吾友,傷已,子授亦諒直之友哉。」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親王奕譞病逝。李鴻章的女婿張佩綸因服用金雞納霜痊癒。

1855年,咸豐年間,雲南爆發鼠疫,引發全球性第三次鼠疫大流行,造成全球1000-1500萬人死亡。

光緒二十年(1894年),鼠疫曾發現於香港,後即釀成疫癘[51],並造成大流行,與1855年雲南清水鼠疫有間接關係。

宣統二年(1910年),東北爆發鼠疫伍連德的《伍連德自傳》記載「這種病(鼠疫)……滿州里一帶的俄國人恐是最先染到的。有一部份以捕土撥鼠為之山東移民,患得更多。他們將鼠捕來,剝取其皮,染以顏色,冒充黑貂,售與西方婦女。……一俟有了二三十條鼠皮,即往客棧居住,靜候顧主之光臨。如果一人患有疫疾,即可傳染整個客棧,再延至他處。」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京津等多地爆發大規模霍亂疫情,屬於全球性的「第六次霍亂大流行」疫情,杭州地區死亡超過一萬餘人。[52][53]直隸總督袁世凱在六月初十日給徐世昌的信函中說:「近日疫症大作,傷人甚多。」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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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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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拓(鄧雲特)編著的《中國救荒史》中介紹:「中國歷史上水、旱、蝗、雹、風、疫、地震、霜、雪等災害,自商湯十八年(前1766年)至紀元後1937年止,計3703年間,共達5258次,平均約每6個月強便有災荒一次。」其中,旱災共1074次,平均約每3年4個月便有1次。[54]袁林在《西北災荒史》中統計出隋至民國(581—1949年)期間陝西發生旱災652次,甘寧青地區有601次。李約瑟統計,在過去的2100多年間,中國共有1600多次大水災和1300多次大旱災。陳達在《人口問題》中統計,自漢初到1936年的2142年間,水災年份達1031年,旱災年份達1060年。[55]旱災(drought)其實即是缺乏水,農產品因此而枯萎,導致饑荒。乾旱大部分發生在中國北方地區。水災則多在江南地區。

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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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建國不久便發生罕見旱災,旱情持續長達數年之久。《呂氏春秋·季秋紀·順民篇》記載:「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餘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

成湯十八年至二十四年(前1766-1760年間),曾有連續七年的大旱,《漢書·食貨志》載:「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管子·輕重篇》亦載:「湯七年旱,民有無子者。」管仲還認為:「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56]

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文丁五年,洹水一日三絕」。

淮南子·俶真訓》載:「殷紂時,嶢山崩,三川涸。」《國語·周語》載:「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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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有「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57]以及「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58]的描述。《詩經·大雅·雲漢》二章:「后稷不克,上帝不臨。」《集傳》:「言后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

厲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前858-853年),連續六年大旱。[59]

周幽王二年(前780年),史載「三川竭,岐山崩」,[60]三川即涇河渭河洛河。當時的哲人伯陽父認為:「山崩川竭,亡之徵也。」[61]

《史記·貨殖列傳》記載:「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飢。」

漢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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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鐵論·水旱》:「六歲一飢,十二歲一荒。」[62]

《史記·孝景本紀》載後元二年「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

《前漢書·武帝本紀》載,(前114年),「四月,關東旱,郡國四十餘饑,人相食」。

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國大旱,「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63]

王莽建平四年(前3年)發生大旱災。《漢書·王莽傳》載:王莽時,「連年久旱,亡有平歲,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饑民死者十七八。」

東漢安帝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時饑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戶且盡。」[64]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65]

《後漢書·楊終傳》載楊終上疏:「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

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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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安四年十二月,文成帝下詔說:「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遍遇災旱,年穀不收。其遣開倉廩以賑之。」[66]

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飢,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駝供駕挽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稟,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67]

太和十二年,「是歲,兩雍及豫州旱飢。明年,州鎮十五大饉。」[68]

南朝宋大明年間有旱災。沈約在《史臣曰》說,「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並命比室,口減過半」。[69]

南朝梁天監元年(502年)「吳越,是歲大旱,斗米五千,人多飢死。」[70]

正光二年八月,「今春夏陽旱,谷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崔光上表:「秋末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霜旱為災,所在不稔,饑饉荐臻,方成儉弊。」[71]

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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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業八年(612年)大旱,「時發四海兵,帝親征高麗,六軍凍餒,死者十八九。」[72]

大業十三年(617年)大旱,「時郡縣鄉邑,悉遣築城,發男女,無少長,皆就役。」[72]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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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二十三年(649年)「冬旱,至是(六月)雨 」。[73]

《舊唐書·德宗本紀》載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眾」。

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74]

元和三年(808年),元稹曾任監察御史,負責賑災,他寫有《旱災自咎,貽七縣宰》:「吾聞上帝心,降命明且仁。臣稹苟有罪,胡不災我身。胡為旱一州,禍此千萬人。一旱猶可忍,其旱亦已頻。」。

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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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通考》卷301記載,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種粒皆絕,人多流亡,因飢成疫,死者十二三。」

南宋隆興元年(1163年)平江主簿王夢雷在湖南大旱饑荒,寫下一首《勘災詩》,「散吏馳驅踏旱丘,沙塵泥土掩雙眸。山中樹木減顏色,澗畔泉源絕細流。處處桑麻增太息,家家老幼哭無收。下官雖有憂民淚,一擔難肩萬姓憂。」。

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江浙郡國,秋旱。[75]

開禧三年(1207年)夏秋,久旱,大蝗。[75]

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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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諸路旱蝗,告飢者令就食他所。」[76]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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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二年(1379年)詔曰:「廣平所屬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艱於樹藝,衣食不給。……今年夏秋稅糧悉行蠲免,以蘇民力。」[77]

洪武三十年(1397年),「鬰林州旱,莊稼失收,次年乃飢。」

《明英宗實錄》載:天順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銅鼓、五開等府衛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飢殍者不可勝記。」

嘉靖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七年、二十四年、二十九年、三十四年陝西連年大旱。[78]

《烈皇小識》:「先是天啟丁卯,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陰糾數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塗面。王二高喝曰:『誰敢殺張知縣?』眾齊聲應曰:『我敢殺!』如是者三,遂闖入城。守門者不敢御,直入縣殺耀采。眾遂團聚山中。」

《鹿樵紀聞》說:「崇禎改元之歲,秦中大飢,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鳩眾墨其面,闖入澄城,殺知縣。」

崇禎四年,「冬,延安、慶陽大雪,民飢」。

崇禎十年,「是夏,兩畿、山西大旱。秋七月,山東、河南蝗,民大飢」。

崇禎十二年,「六月,畿內、山東、河南、山西旱蝗」。

崇禎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獸皮蟲蠅皆食盡,人多饑死,餓殍載道,地大荒」。河南內黃縣蘇王尉村發現的《荒年志》碑記崇禎十三年時「斗麥價錢六百文,斗米價七百文,斗豆價四百文」。

崇禎十四年,「六月,兩畿、山東、河南、浙江、湖廣旱蝗」。

有專家統計明朝旱災次數一共有174次。[79]當時旱災之總數各世紀之冠。[80]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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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畫,《中國饑荒》(The Famine in China)。饑荒受難者被強迫把兒女給賣掉

《濟南府志》記載康熙四年,「春飢,免順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賦糧並發帑分賑。六月大旱,飛蟲蔽天,墜地如蜣螂」。

乾隆二十年(1755年),「紹興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價斗三百錢,丐殍載道。」[81]

乾隆五十年(1785年)有十三個省受旱,「草根樹皮,搜拾殆盡,流民載道,餓殍盈野,死者枕藉」。

清光緒元年至四年間發生丁戊奇荒,尤以光緒三年(1877年)四年(1878年)為重,「河南全省大旱,夏秋全無收,赤地千里,大饑,人相食。」又山西境內「無處不旱」,「河東兩熟之地,災者八十餘區,饑口入冊者不下四五百萬。」[82]是年8月1日,山西巡撫曾國荃奏摺曰:晉省報災州已有57處,饑民200餘萬,後來「赤地千有餘里,饑民至五六百萬之眾。」[83]據12月10日奏報統計,全省被旱10分(顆粒無收)者16個州縣;被旱9分者13個縣;被旱8分者30個縣;被旱7分至5分以下者還有9個縣。[84]

中華民國大陸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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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成立至抗戰前的二十六年之間,至少有十五年的時間發生水、旱等災荒[85]

1920年華北大旱災,陝西、河南、山東、直隸、京兆大旱,數十萬流民逃荒至東北[86];同時段發生1921年湖南饑荒

民國十八年年饉,這場災荒則導致了中國陝西河南甘肅多達數百萬人喪生,陝西省人口銳減三分之一。

《河南省志》記載1942年:「安陽苦旱,二麥未收,秋禾盈尺又未結實;淇縣山丘顆粒未收;洛寧二麥收成不佳,早秋旱死,晚秋未出土。」河南《鞏縣縣誌》也記載:「民國三十一年,大旱,幾近絕收,加之日軍侵略釀成大災,農民多以樹皮、雁屎、觀音土充飢。」

1942年河南爆發重大旱災[87],據當時的國民政府統計,這一年總共造成了360萬老百姓餓死。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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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中國依舊是旱災頻發,幾乎是無年不荒,缺水成為中國全國境內最迫切的問題。2006年內蒙古蘇尼特草原持續旱災[88][89][90]。2006年5月中旬以來,重慶市遭遇大旱災。2009春,乾旱波及中國12個省份,河北南部、山西東南部、河南西南部等地一度達到特旱。2010年初,雲南貴州為中心的五個省份已達到特旱。2019年,中國多地出現嚴重乾旱[91][92][93]

蝗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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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31日 直擊雲南江城滅蝗:從阻擊戰轉入殲滅戰

鄧雲特《中國救荒史》統計,秦漢蝗災平均8.8年一次,兩宋為3.5年,元代為1.6年,明、清兩代均為2.8年,受災範圍、受災程度堪稱世界之最農學家徐光啓除蝗疏》言:「國家不務畜積,不備凶饑人事之失也。凶饑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旱災之後更容易引起蝗災,所謂「旱極而蝗」,[94]由於蝗蟲能飛移,有時候大量發生,形成大集團,因此災害擴大面積往往遠大於水、旱。

彭邦炯《商人卜螽說——兼說甲骨文的秋字》一文認為中國蝗災史可追溯到甲骨文[95]詩經》提到「去其螟螣(螣即蝗蟲),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96]南宋理學家朱熹認為「秉畀炎火」意思是指晚間以火誘捕蝗蟲以消滅之。[97]

東漢思想家王充在《論衡》記載:「蟲食谷者,部吏所致」,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災難的源頭,均出自於官衙的苛捐雜稅。

漢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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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書·五行志》載:(46年)「春三月,蝗螟大起,被害者九十郡國;二十八年(52年),大蝗,被害者八十郡國。」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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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二年(628年),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咒曰:「人以谷為命,而汝食之,是害於百姓。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蝕我心,無害百姓。」將吞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復為災。[98]

開元三年(715年),淮河流域發生嚴重的蟲災,「蝕稼,聲如風雨。」宰相姚崇下令捕蝗滅蟲,汴州刺史倪若水抗拒,反對捕蝗,姚崇向倪若水批評說:「坐看食苗,忍不相救?因此饑饉,將何以安!」《舊唐書》載倪若水率民捕蝗,「獲蝗一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勝紀。」[99]此法稱為「埋瘞法」。

通典》卷7:「開元四年(716年),山東諸州大蝗。」

《新唐書·五行志》載:開元二十五年(737年),發生蝗災,「有白鳥數千萬,群飛食之,一夕而盡,禾稼不傷。」

貞觀二年六月(628年),「京畿旱蝗。」(《新唐書》卷36《五行三》)

興元元年(784年)四月,「自春大旱,麥枯死,禾無苗,關中有蝗。」[100]

舊唐書·五行志》載:(唐貞元元年,785年)「夏,蝗,東自海,西盡河隴,群飛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葉及畜毛靡有孑遺,餓殍枕道。」

《新唐書》武德六年,「夏州蝗。蝗之殘民,若無功而祿者然,皆貪撓之所生。先儒以為人主失禮煩苛則旱,魚螺變為蟲蝗,故以屬魚孽。」

開成四年(839年)六月,「天下旱,蝗食田。」(《舊唐書》卷37《五行志》)

五代十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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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五代史·五行志》記載:後梁開平元年(公元907年)爆發蝗災,「許、汝、蔡、陳、潁五州生,有野禽群飛蔽空,食之皆盡。」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年),「夏六月,大蝗蔽日而飛,晝為之黑,庭戶衣帳悉充塞。」(《十國春秋·吳越忠懿王世家》)

《舊五代史·五行志》載,乾祐二年(949年),蝗蟲蔓延到宋州(今河南商丘),「蝗一夕抱草而死」。這種「蝗一夕抱草而死」的記載殊為可議,有人認為是粉飾太平,也有人認為當地植物有殺蝗效果,如周懷宇《隋唐五代淮河流域蝗災考察》一文說:「在淮河流域的植物類中,也有殺蝗的草本植物……」,「宋州發現當地生長殺蝗的草本植物……」,一般稱「抱草瘟」,或吊死瘟(蝗霉病)。

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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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熙三年(986年),「山蝗,鄄城縣有蝗自死。」(《宋史·太宗本紀,五行志》)

淳化三年(992年)七月「貝、許、滄、沂、蔡、汝、商、兗、單等州,淮陽、平定、彭城飛蝗,抱草自死。」(《宋史·太宗本紀,五行志》)

至道二年(996年)六月「亳州蝗,秋七月谷熟,許、宿、齊三州蝗抱草死。」(《宋史·太宗本紀,五行志》)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秋七月丙辰,「開封府祥符縣蝗抱草死,有數里。」(《宋史·真宗本紀》)

元符元年(1098年)八月「高郵飛蝗抱草死。」(《宋史·五行志》)

乾道元年(1165年)六月壬辰,「淮南轉回判官姚岳言:境內飛蝗自死。」(《宋史·武宗本紀·五行志》)

《宋書》載景祐元年春正月,「詔募民掘蝗種,給菽米。」

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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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諸暨蝗及境,皆抱竹死。」(《元史·真宗本紀》)

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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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御製皇陵碑》:「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

嘉靖三十九年,「蝗食禾苗殆盡;萬曆十四年飛蝗蔽空;清朝康熙三十四年蝗起寶武界,饑民相食。」(天津市《寶坻縣志》)

萬曆十九年(1591年),「天津縣夏蝗飛蔽天,聲如雷雨,食苗殆盡」,新樂「夏五月蝗生縣東,未幾數日滋類遍野。」

天啟六年(1626年),遷安「秋七月飛蝗蔽野,大傷禾稼。」

崇禎三年(1630年)六月初九日,徐光啟上疏「屯鹽疏」,其中第三篇為「除蝗疏」,後編入《農政全書》。

有專家統計明朝蝗災次數一共有94次。[79]

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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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生著有《捕蝗考》,有「備蝗事宜」和「前代捕蝗法」兩部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它「條分縷析,頗為詳備,雖卷佚寥寥,然頗俾於實用」。

《濟南府志》記載康熙四年「春飢,免順治十八年以前民欠賦糧並發帑分賑。六月大旱,飛蟲蔽天,墜地如蜣螂」。

光緒三年《海鹽縣誌》卷十三:「康熙十年七月二十日,蝗從西北來,飛過城上。」

嘉慶《松江府志》卷八十載:「康熙十一年,飛蝗蔽天,自北而南,所過但食竹葉蘆穗,無食禾者。」

康熙五十六年(1716年)「徐州鄰縣秋蝗入州界,不食禾皆抱草而斃。」(《清史稿·災異志》)

清雍正十年(1732年)「泗陽西鄉柴林湖夏蝗蝻遍地,厚數寸。官兵惶懼,旋盡抱草僵死。」(《清史稿·災異志》)

清乾隆五年(1740年)八月「河南蝗來境,抱草而死,不為災。」(《清史稿·災異志》)

光緒八年《歸安縣誌》卷二七:「乾隆二十年,蝗蝻生。」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鄖陽二月「蝻起,至四月皆依草附木而枯。」《清史稿·災異志》

咸豐二年(1852年)底:「柳、慶上年早蝗過重,一二不逞之徒倡亂,飢民隨從搶奪,比比皆然」[101]

咸豐三年(1853年),「夏,武郡蝗蟲蔽日」(咸豐《武定府志》)

咸豐五年(1855年),「七月,蝗從南來,飛蔽天日.集田害稼」(宣統《重修恩縣誌》)

咸豐六年(1856年),「夏,蝗蟲又起,飛翳天日,棲樹枝折,復值歲飢,木葉草亙,人蟲爭相取食,衰鴻遍野,賣男鬻女」[102]

咸豐六年(1856年),「五月,飛蝗遍野。六月,蝻生,食禾害稼」(民國《定陶縣誌》)

民國十年《嵊縣誌》卷十三:「咸豐六年八月,有蝗自北來,頃刻蔽天。」

咸豐六年(1856年),安徽皖北大旱,「旱,飛蝗大至,食禾幾盡。」(民國《太和縣誌》)

民國《吳縣誌》卷五五:「咸豐六年七月,蝗從西北來,如雲蔽空,傷禾。同治元年七月甲申,飛蝗自北至南,有雷聲送去。」

《清史稿·災異志》載:「八月,昌平蝗,邢臺蝗,香河、順義、武邑、唐山蝗。」

咸豐七年,「秋七月至望復返,群飛蔽日,食禾太甚。」(雍正《遼州志》)

光緒三年(1877年)阜寧五月「大風雨,蝗抱草斃。」(《清史稿·災異志》)

光緒《松江府志》卷三十九載「秋八月,飛蝗蔽天,城鄉俱是,中秋後熱如夏,蝗復來。」

宣統《太倉州志》卷二十六載「夏,蝗自北來,既而入海,災亦不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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